内容提要：从的记载考证，反映了杨家将事迹在南宋史学界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情况。与北宋相比，南宋史学家对杨业祖孙的关注度更高、对杨业祖孙三代尤其是杨延昭的事功记录考证得更加深入、对杨业被逼赴死更为同情愤慨，
从史书看杨家将事迹在南宋的传播
蔡连卫
摘 要：《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南宋史书的记载考证，反映了杨家将事迹在南宋史学界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情况。与北宋相比，南宋史学家对杨业祖孙的关注度更高、对杨业祖孙三代尤其是杨延昭的事功记录考证得更加深入、对杨业被逼赴死更为同情愤慨，这就使得南宋时期杨家将史料更为详实丰富、官方对杨家将更为褒扬尊崇。杨家将事迹的详实丰富及其在南宋官方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与南宋被迫南渡、外族入侵严重威胁长期存在、仁人志士渴望一血靖康之耻收复失地的政治军事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也为杨家将故事在后世的丰富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史实基础和政治基础。
杨业及其子杨延昭、其孙杨文广忠勇卫国的事迹，在他们生前就已传扬开来，死后更是播于人口。通过奏疏史书、野史笔记、诗词歌赋，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杨业祖孙事迹在北宋的传播情况。尤其是杨业的名字，是谈到雍熙三年北伐那段历史无法忽略的一个名字，杨业祖孙的事迹也逐渐成为大臣学者谈史论政的重要案例、文人墨客诗文歌咏的常见题材。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为杨家将故事的千年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南宋开始。杨家将事迹在南宋是如何传播的？有哪些不同于北宋的新动向？对后世杨家将故事的传播有何作用？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南宋时期史书的详细梳理，首先考查杨家将事迹在南宋史学界的传播情况。因为南宋私家撰修的史书最后基本都上于朝廷，所以南宋史学家对杨家将的记载与态度，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杨家将在南宋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代表了南宋官方对杨家将的态度。
事实上，南宋的多种史书，都对杨业祖孙事迹有所记录，其中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和《东都事略》的记载最详、史料价值最高。
一、《续资治通鉴长编》
南宋史书中最详细记录杨家将事迹的，是李焘的《长编》。该书对杨业祖孙的事迹考订颇多、记载颇详，但也比较零散，我们按时间和详略梳理如下。
《长编》卷十（太祖开宝二年）、卷十六（太祖开宝八年）、卷二十（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总共五次简要记载了杨业名为刘继业时作为北汉将领与宋王朝展开的多场战斗；卷三十（太宗端拱二年）与卷四十六（真宗咸平三年）、卷一百五十二（仁宗庆历四年）、卷一百五十七（仁宗庆历五年）、卷二百三十七（神宗熙宁五年），分别记载了田锡、韩琦、包拯、王安石等给君主的上疏或言谈中对杨业的赞扬惋惜[②]。卷四十五（真宗咸平二年）、卷五十七（真宗景德元年）、卷五十九（真宗景德二年），简要记载了钱若水、寇准、宋真宗对杨延朗边境任职的讨论。卷二百十八（神宗熙宁三年），在谈及边将任用时曾简要提及杨文广。
更重要的是，《长编》多卷中详细地记载了杨业、杨延朗（即杨延昭，下同）和杨文广的生前事功与死后哀荣。为清楚起见，我们将这些重要史料引录于此。
（卷九太祖开宝元年九月）继元始立，王师已入其境，乃急遣使上表契丹，且请兵为援，又遣侍卫都虞候刘继业……领军扼团栢谷，以将作监马峰为枢密使，监其军。……继业本名重贵，姓杨氏，重勋之兄。幼事北汉世祖，遂更赐以姓名。[1]208
（卷十太祖开宝二年六月）时契丹遣其将南大王来援，屯于太原城下，刘继业言于北汉主曰：“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籍河东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陛下长享贵宠，不亦可乎？”北汉主不从。[1]228
（卷二十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八月）甲寅……初，刘继业为继元捍太原城，甚骁勇。及继元降，继业犹据城苦战。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谕继元俾招继业。继元遣所亲信往，继业乃北面再拜，大恸，释甲来见。上喜，慰抚之甚厚，复姓杨氏，止名业。寻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丁巳，以业为郑州防御使。（据国史杨业传，乃云孤垒甚危，业劝其主出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上遣中使召业，得之，喜甚，以为领军大将军。师还，乃除郑州防御使。制辞云：“百战尽力，一心无渝，疾风靡摇，迅雷罔变。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忠于所事，善自为谋”。与九国志大不同。按五代史，垂涕劝继元出降者，但马峰一人耳，非杨业也。若业劝降，则当与继元俱出见，何用别遣中使召乎！然当时制辞，不应便失事实，又疑制辞意有所在，故特云尔。今但从九国志，更须考之。） [1]460
（卷二十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辛卯……上以郑州防御使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癸巳，命业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上密封囊装，赐予甚厚。己亥……岚州言三交口破契丹千余众。 [1]464
（卷二十一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三月）癸巳，潘美言自三交口廵抚至代州，会敌十万众侵雁门，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敌众大败，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生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获铠甲革马甚众。 [1]473
（卷二十一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丁丑，以郑州防御使杨业领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知代州事。业自雁门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业。 [1]482
（卷二十七太宗雍熙三年）八月，初徙云朔环应四州民，诏潘美杨业等以所部兵护送之，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及乌押惕隐，领众十余万，复陷环州。业谓美等曰：“今寇锋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三千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监军、西上合门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马邑。”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必败之势也。”侁曰：“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死耳。”乃引兵自石峡路趋朔州，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竢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阵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敌败走。侁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敌所擒，其子延玉与岳州刺史王贵俱死焉。业初为敌所围，贵亲射杀数十人，矢尽，张空弮，又击杀数十人，乃遇害。业既被擒，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边破贼以报，而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于异地？”乃不食三日而死。
业不知书，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毡罽，业但挟纩，露坐治军事，傍不设火，侍者殆僵仆，而业怡然无寒色。为政简易，吏民爱之。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其败也，麾下尚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亡益也。傥敌人散去，尚可还报天子者。”众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无一人生还。
上闻业死，甚痛惜。辛亥，诏削美三任；侁除名，配金州，文裕，登州。赠业太尉、大同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疋，粟千石，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贵子二人。 [1]621-623
（卷四十五真宗咸平二年八月）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朗时在遂城，城小无备，敌攻之甚急，长围数日，戎母亲督战，众心危惧。延朗集城中丁壮登陴，赋器甲护守。会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上，敌乃溃去，获其铠甲器仗甚众。（此事《实录》不记其月日，今附见廉良河破敌之后。） [1]964
（卷四十六真宗咸平三年正月）正月…癸未……以如京使杨延朗为莫州刺史……乙酉，镇定高阳关路行营都部署、马步军都虞候、忠武节度使傅潜……并削夺官爵，潜流房州……先是，上驻大名。既踰旬，边捷未至，且闻骁将杨延朗、杨嗣、石普辈屡请益兵，潜不之与，有战胜者，潜又抑之不以闻，繇是大怒。……莫州刺史杨延朗入奏边事，上意甚悦，指示诸王曰：“此即杨延朗也。延朗父业为前朝名将，延朗治兵护塞，复有父风，深可嘉也。”后赐遣还任。 [1]987
（卷四十八真宗咸平四年）夏四月乙巳，以保州刺史杨嗣、莫州刺史杨延朗并为本州团练使……上谓宰相曰：“……嗣及延朗并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乃及于此。……”时嗣与延朗并为缘边巡检，勇于战斗，以名称相上下，边人谓之“二杨”。先是，上特召嗣入朝而授团练使，嗣言：“臣久与延朗联职，一旦骤居其上，愿且守旧官。”上嘉嗣之退让，即命延朗亦为团练使，仍令嗣持告命就赐之。（杨延朗传云：三年冬，契丹复来寇，延朗伏锐兵于羊山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及西山，伏发，敌众大败，获敌将，函首以献，进团练使，与杨嗣并命。又王汉忠传云：敌大寇中山，汉忠率诸将阵于野，未战敌遁，追斩甚众，获其贵将，加殿前副都指挥使。按上去年春自大名还京师，至今年春，《契丹传》、《会要》、《本纪》、《实录》并不载敌复入寇事，其复入寇乃四年冬，不知延朗及汉忠所获敌将果在何时，延朗与汉忠同获一人，或各获一人，皆不可知也。据杨嗣传乃因嗣让，初不缘破敌有功。而汉忠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据《实录》、《本纪》则与高琼、葛霸同迁，亦不言获敌将于中山也。疑延朗及汉忠所获敌将，当是二年冬及三年春上在大名时，或四年冬事，二传误载耳，今皆不取。）[1]1056
（卷五十真宗咸平四年十一月）丙子，王显遣寄班夏守赟驰骑入奏：“前军与契丹战，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署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并甲马甚众，余皆奔北，号恸满野。”先是，保州团练使杨嗣、莫州团练使杨延朗、西上阁门使李继宣、入内副都知秦翰，并为前阵、前锋钤辖，分屯静戎、威虏军，及是，会师于威虏。延朗、嗣轻骑先赴羊山，继宣与翰分左右队，各整所部，翰全军亦往。继宣留壁齐罗，止以二骑继进，至则延朗、嗣适为敌所乘，继宣即召齐罗之众，与翰军合势大战，敌走上羊山，继宣逐之，环山麓至其阴，继宣马中矢毙，凡三易乘，进至牟山谷，大破之。延朗、嗣初顿齐罗，既而退保威虏，继宣独与敌角，薄暮始至威虏。（按……杨延朗传以羊山之捷为三年冬，则其误审矣，辩载四月初。）[1]1083
（卷五十二真宗咸平五年五月）丙辰……先是，契丹入寇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深州团练使杨嗣，莫州团练使杨延朗率兵御之，部伍不整，为敌所袭，士马多失亡。戊午，徙定州钤辖、西上阁门使李继宣为缘边都巡检使，内殿崇班王汀副之。召嗣及延朗赴阙，引见诘责，将按其罪，谓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曰：“嗣、延朗素勤荩，勇于战斗，今特宥之，庶收其后效也。” [1]1134
（卷五十四真宗咸平六年五月）乙卯……自望都之失利也，上日访御戎之策。或言杨嗣、杨延朗久戍边，练武事，遂询以谋略。而所上不适机要，因命两府会议，各以状闻……上总览而裁定之。[1]1195
（卷五十五真宗咸平六年）六月己未朔，御便殿，内出阵图示辅臣，曰：“今敌势未辑，尤须防遏。屯兵虽多，必择精锐先据要害以制之……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骑屯威虏军，魏能……领之；五千骑屯保州，杨延朗、张延禧、李怀岊，神佑子领之；五千骑屯北平寨，田敏……领之，以当敌锋。始至，勿与斗，待其气衰，背城诱战，使其奔命不暇。若敌南越保州，与大军遇，则令威虏之师与延朗会，使其腹背受敌，乘便掩杀。……朕虽画此成谋，以授将帅，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审观可否，更共商搉……癸酉，以莫州团练使杨延朗为保州威虏静戎军沿边都巡检使。” [1]1195-1196，1202
（卷五十六真宗景德元年六月）丁丑……上谓宰相曰：“……朕熟计此，若必须固护河渠，即至时令莫州部署石普移兵马屯村西，宁边军部署杨延朗壁静戎军之东（杨延朗去年六月癸酉以莫防为保州、威虏静戎军缘边都巡检，代李继宣，八月甲寅犹在保州，不知何时改授宁边军。十月甲子，以宁边军经蕃寇，蠲其夏秋税，或延朗改授，政在此时。又按今年正月庚戌，平虏城火，谢德权至宁边会孙全照同按其状，则今年正月全照犹为宁边军部署也，或延朗即代全照者，不然，延朗虽有此命，寻复故，当考之），两军屯田，庶获无虞，且可以断黑芦口万年桥敌骑奔冲之路，及会诸路兵犄角追袭……”李沆等咸以为便。庚辰，诏谕延朗及普等，仍益延朗兵满万人，务申严斥候，以备侵轶。又诏北面缘边州军，河渠堤堰及屯田沟洫宜令所在常切固护，毋使堕废。[1]1242
（卷五十六真宗景德元年七月乙丑）以……郑州防御使魏能为宁边军路部署……（按六月庚辰杨延朗实为宁边部署，不知能即代延朗者否，又不知延朗徙何官……当考。）[1]1245
（卷五十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丁酉，诏威虏军魏能、保州张凝、北平寨田敏等率所部兵屯定州。先是，诏能、凝、敏及缘边都巡检杨延朗分握精骑，俟敌至则深入以牵其势。王超尝请四人悉隶所部，上以本设奇兵，挠其心腹，若复取裁大将，则四人无以自效，令不受超节度。超既赴行在，乃诏敏等移屯。（四人据张凝传。实录独不及杨延朗。按明年正月诏，延朗实为缘边都巡检，而本传脱略，今附见。）[1]1277
（卷五十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乙未）上谓辅臣曰：“昨傥徇群议，发大军会石普、杨延朗所部屯布缘河诸州，邀其归路，以精锐追蹑，腹背夹攻，则彼必颠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杀伤且多，虽有成功，未能尽敌，自兹北塞常须益兵，河朔人民无日休息。况求结欢盟，已议俞允，若彼自渝盟约，复举干戈，因而誓众，中外同愤，使其覆亡，谅亦未晚。今张凝等出兵袭逐，但欲绝其侵扰耳。”左右皆称万岁。延朗尝言：“敌顿澶渊，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罢乏，虽众易败，凡所剽掠，悉在马上。愿饬诸军扼要路掩杀，其兵歼，则幽、易数州可袭取也。”奏入，不报。延朗独帅所部兵抵契丹界，破古城，俘馘甚众。此据延朗传。（按明年正月诏，延朗实再任缘边都巡检，而本传脱略，今附见。）[1]1297
（卷八十二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正月）……甲午，高阳关言副都部署、莫州防御使杨延昭卒。延昭即延朗也，智勇善战，所得俸赐，悉以犒军，未尝问家事。性质素，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寒不冒絮，暑不执盖。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人乐为用。在北边二十余年，敌惮之，目曰杨六郎。讣闻，上嗟悼，遣中使护丧而归，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官其三子，其常从门客亦试艺甄叙。然延昭不达吏事，军中牒诉，常遣小校周正治之，颇为正所罔，因缘为奸。上知之，斥正还营，而戒延昭焉。 [1]1862
（卷一百六十三仁宗庆历八年二月）甲寅……张方平曰：“……至于将帅之任，尤在驾驭得术，仍宜久于其职。祖宗任李汉超……杨延昭等，远或二十年，近犹八九年，假之事权，略其细故，不为闲言轻有移易，责其成效而已，又不与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满，不怠于为善也……”[1]3926
（卷二百五十八神宗熙宁七年十一月丁酉）定州路副都总管、步军都虞候杨文广卒，赠同州观察使。文广时献阵图及取幽燕状未报也。 [1]6288
由此可见，《长编》详细地考证记载了杨业归宋的过程、入宋后的升迁、雍熙三年的北伐、杨业被逼赴死的经过及其死后的哀荣；详细地考证了杨延昭遂城之战、羊山之战等战绩，记载了宋真宗和朝廷重臣在对辽战役中对杨延昭守边征战的依赖重视以及宋真宗对其偶尔战败和御下不严的宽容、对其信任包容的用人方略，记载了杨延昭死后的哀荣；简要记载了杨文广的事迹。对于宋太宗、宋真宗等君主和田锡、钱若水、寇准、包拯、张方平、王安石等朝廷重臣名臣对杨业父子忠勇的信任依赖与高度评价，也都不厌其烦地加以记录。
与北宋时期散见于诏令奏疏笔记野史之中的杨家将史料相比，《长编》的杨家将史料更加详实、考证更为审慎、史料也相对集中，对杨业祖孙三代的态度也更客观公允、对其忠勇精神也更为推崇。当然，因为体例所限，李焘关于杨业祖孙事迹的记载考证散落在了《长编》的多个地方、几十条记载之中，比较零散，但通过我们的梳理，还是可以较清晰地看出杨业祖孙三代英勇卫国的主要事迹和身后荣辱以及他们在宋王朝朝堂之上的影响力。
众所周知，《长编》是李焘仿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体例著述的。李焘重视考辨真伪、传信求实，事实上，“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最初动机，是要整理北宋九朝史事。他说‘臣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可见李焘修史，最初兴趣在文献的网罗整理及考订。”[2]1518所以《长编》博采正史﹑实录﹑政书、家录﹑野记等，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史料价值极高。正是在博采众书的基础上，《长编》梳理出了杨业祖孙的主要事功，对于一些有异议的内容也进行了考证。例如，李焘注意到了杨业归宋问题《九国志》与《国史》、“制辞”的不同，参考《五代史》有关劝刘继元出降的记载，怀疑制辞有特别用意，因此选取《九国志》的记载，认为杨业并未劝刘继元出降，但也审慎地表示须再考证；对于杨延昭遂城之战、羊山之战、部分任职的时间等都做了考辨，由此既可见李焘史学家的严谨，亦可见他对杨延昭事迹的重视。因为《国史》《太宗实录》《九国志》等史书的亡佚或残缺，《长编》参照这些当朝史书所记录保存的杨家将史料就至关重要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长编》不仅大大丰富了杨业祖孙的本事，而且关于杨延昭的文字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杨业（就本事而言，杨业多于杨延昭；但就君臣讨论和史实考证而言，杨延昭则明显多于杨业），这与北宋时期史料和关注点更多集中在杨业身上是有明显不同的。
所以说，《长编》既以北宋时期杨家将史料为基础，更是对北宋杨家将史料的大发展，并因此成为较早较多地记录、考证杨家将史实的重要史书。《长编》丰富的史料和对杨家将事迹客观公正又鲜明尊崇的态度，较大地影响了后来《宋史》等史书的记载，为杨家将故事（特别是杨延昭故事）的丰富发展和传播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史料基础。
二、《东都事略》
《长编》之外，较详细记载杨家将事迹的史书，是宋光宗绍熙年间初刻于四川眉山的《东都事略》，是王称（一作王偁）所撰的纪述北宋历史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洪迈认为该书“非国史所载，而得之于旁搜者居十之一，皆信而有征，可以据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该书“叙事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可与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书“鼎足而三”，是“考宋史者所宝贵”的重要史料；昌彼得称该书“盖其撰述之时，去汴京之陷未远，史料齐全，故老尚在，记载多可征信，李焘撰《续通鉴长编》，于此书多所采辑，故为治北宋史实之重要典籍。”由此可见该书的史料价值。该书对杨业杨延昭事迹的记载也较多，我们同样梳理如下。
《东都事略》卷三（本纪三·太宗三年）、卷二十七（列传十·潘美）、卷三十二（列传十五·张齐贤）、卷一百十九（外戚传·贺令图）、卷一百二十三（附录一·辽国），共五处提及杨业战殁；卷二十八（列传十一·党进）、卷三十四（列传十七·荆罕儒从孙荆嗣），两次提及杨业在北汉时与宋王朝的战斗；卷三十五（列传十八·钱若水）、卷四十二（列传二十五·傅潜）、卷一百二十三（附录一·辽国），三次提及骁将杨延昭（朗）的善战。
更重要的是，在《东都事略》卷三十四列传十七，有一千余字的杨业和杨延昭的专门传记。因为该传基本内容与《长编》略同，只是文字更简略而已，因此我们不再全文引录，仅将不同之处引录于此并加以说明。
杨业，并州太原人也。父信，仕刘氏为麟州刺史。业少任侠善射，好田猎，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如用鹰犬逐雉兔尔。”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杨无敌”。[3]228-229
与《长编》相比，主要有三点不同。第一，《东都事略》有杨业出身和早年事迹的详细内容（与北宋《杨文公谈苑》基本一致，应是王偁据此记录），《长编》的记载则相对简略，这应该主要与两书的体例有关。第二，《东都事略》将“杨无敌”的称号明确放在了北汉时期，《长编》则是在王侁逼杨业赴死时言及杨业“素号无敌”。按杨业在北汉时以北汉主所赐之“刘继业”为名，所以“杨无敌”应该是他入宋后恢复杨姓之后获取的称号，因此《东都事略》的记载欠妥，《长编》的记载则更稳妥更符合史实。第三，《东都事略》缺乏杨文广的相关资料。
总之，虽然在某个具体史料上不如《长编》细致稳妥，但《东都事略》对杨业与杨延昭父子事功的记载基本还是准确的。同时，作为目前所存最早的杨家将专门传记，《东都事略》中的杨业传，对后世杨家将的史书记载和故事传播也有较大影响，例如《宋史》就沿用了其将“杨无敌”称号放于北汉这一记载。
三、其他史书
《长编》和《东都事略》之外，还有不少史书中保存了杨家将史料。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如下。
1.《三朝北盟会编》
与《东都事略》差不多同时的，是成书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的《三朝北盟会编》。该书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博赡淹通,南宋诸野史中，自李心传《系年要录》之外，未有能过之者”，是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之一。
该书卷第三十八（靖康中帙十三），关于宋真宗处理傅潜之事，有如下议论。
恭惟祖宗无失刑，真宗岂特私傅潜也哉！真宗清净垂拱之君，不惑群听而决意亲征。不以王超、石普、杨延昭断契丹之归路，不斩傅潜之不济师，巍巍振乎千古之上矣！[4]285
这段议论，实际来源于晁说之靖康元年（1126年）给宋钦宗的《应诏上封事》。姑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从这段议论至少可以知道，杨延昭等人断契丹归路曾是澶渊之役中的一个重要作战方案，只是未被宋真宗采纳。徐梦莘的记载与《长编》等史书所载相同，也说明南宋史学家对这一史实的重视。
2.《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约成书于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一作《宋九朝编年备要》），是博览群书的陈均根据宋朝实录、李焘《续通鉴长编》等删繁撮要，并兼采司马光等人之书博考互订而成的。
该书卷三“太平兴国四年·刘继元降北汉平”、卷四“八月契丹䧟寰州”下，对杨业归宋及主要功绩、杨业之死分别有一两百字的简要记录；卷六的“（咸平二年）诏百官言边事”、“咸平三年春正月上次大名府”、“（咸平四年）夏四月杨嗣杨延朗加团练使”以及卷十三的“（庆历八年）三月诏近臣言时政”，共四次提及杨延朗的事功（两次是钱若水、张方平对杨延昭的讨论，两次是宋真宗对杨延昭的了解与任用），且有五六十字的杨延朗简介。[5]内容都与《长编》一致，兹不赘述。
3.《诸臣奏议》
成书于宋理宗淳祐（有淳祐刻本）年间(1241-1252)的《诸臣奏议》，是南宋名臣、学者、宗室赵汝愚编的一部篇幅巨大的北宋奏议选集。
该书卷二“君道门”，收录了钱顗的《上神宗要务十事》，提到太宗擢升杨延昭是赏罚公平；卷一百二十九“边防门”，收录了田锡的《上太宗答诏论边事》，提及杨业陷阵是因为无自己腹心；卷一百三十“边防门·辽夏二”，收录了钱若水的《上真宗答诏论边事》和寇准的《上真宗议澶渊事宜》，钱若水在论及如何处罚傅潜时提到要提拔杨延朗等人，寇准在澶渊之役前为宋真宗制定的御驾亲征方略中三次提及杨延昭，可见坚决主战的寇准对杨延昭用兵作战的熟悉与对其抗击辽军的信任依赖，这应该是寇准后来进入杨家将故事的重要历史根源；卷一百四十八“总议门”，收录了张方平的《上仁宗答诏条画时务》，提及真宗任用杨延昭守高阳关九年。[6]
《诸臣奏议》对杨业父子事迹的多次涉及，说明到南宋中期，作为学者与宗室的赵汝愚，同北宋时期的君主及朝廷重臣一样，对杨业父子的忠勇事迹是熟悉且推崇的。
4.《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刻于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的《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是杨仲良编撰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在该书卷十五真宗皇帝下“亲征契丹”条3次提及杨延朗在边境，一是寇准的御驾亲征方略中提及杨延朗在威虏军，二是提及杨延朗在宋真宗御驾亲征中受诏牵制敌军，三是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谈论澶渊之役时提及如果当时发大军会合杨延朗等必能取胜，与《长编》景德元年所载略同，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卷八十三神宗皇帝下“韩琦筑甘谷城”条有关杨文广的记载。
初，秦凤副都总管杨文广，受韩琦檄筑筚篥城。文广即饬诸将，声言城喷珠，帅众至其处，日已暮，乃急趋筚篥，屯列既定。迟明，敌骑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遗书：“当白国主，以数万精兵逐攻。”文广遣裨将袭其后，所获甚多。或问其故。文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必争之地，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文广，业之孙也。[7]47
这条记载，是之前的史料中未曾有过的内容，因此补充丰富了杨文广的史料，影响了后来《宋史》等相关史书的记载，也为后世杨文广故事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史料、奠定了基础。
5.《古今纪要》
《古今纪要》十九卷，是黄震撰写的一部以人物纪传为主体而贯通古今的通史著作。黄震是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南宋末年著名的理学家、史学家。《古今纪要》中的宋人传记，是比较原始的史料，有较高的参看价值。
该书卷十七“太宗”部分，“相”下张齐贤的传记中提及杨业战殁，“诸臣”目下则有杨业的专门传记。
张齐贤 ……太宗取燕蓟，乞利天下，北伐，杨业战没，齐贤请行，知代州，杀获甚众。拜相……。[8]14
杨业 仕（刘继元）号杨无敌。太原平，得之。知代州，败虏雁门。北伐，副潘美，而（王侁）逼之赴敌，苦战，侁不救，兵尽见获，不食三日死，天下愤叹。勇而有谋，与下同甘苦。为政简易，郡民爱之。（侁）王朴子也。子延昭 遇敌必身先，功成推其下。守邉二十余年，威振异域，虏呼六郎。其死也，河朔人望柩拜泣。智勇善战，沉嘿寡言，未尝问家事，俸赐均士卒。不长吏事，诉牒皆决于小校，真宗不责。凡三败契丹，以修好乃止。[8]18
其内容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所载基本一致。以传记的形式对杨业父子主要事功和品行予以简要的专门记录，亦可见作为著名史学家的黄震对杨业父子事功的熟悉和忠勇精神的推崇。
6.《契丹国志》
《契丹国志》是署名叶隆礼编撰的纪传体史书，保存了辽国的大量史料。叶隆礼是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属南宋末年人，所以该书应该作于南宋末年或元初。在该书卷之七圣宗天辅皇帝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有如下记载。
圣宗讳隆绪，景宗之长子。年十二即位，改元统和。尊母萧氏为承天太后，临朝听政凡二十七年，乃归政于帝。宋杨业之陷，康保裔、王继忠之败，与夫澶渊之役，皆统和二十五年前事。
丙戌统和四年。宋太平兴国八年。春正月，宋曹彬等分三道共契丹。曹彬克涿州；田重进克飞狐、灵邱二县及蔚州；潘美克云、应、寰、朔四州。宋寻命潘美、杨业迁云、应、寰、朔四州之民于许、汝间。
秋八月，萧太后与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五押惕隐领众十余万，复取寰州，擒宋杨业。
先是，宋克云、朔、寰、应四州，命潘美、杨业迁四州之民于许、汝，以所部护送，契丹邀击之。杨业力战，自日中至暮，手刃数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业太息曰：“主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于虏中？”乃不食，三日而死。其麾下尚百余人，业慰遣之，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无生还者。
十二月，契丹因获杨业之胜，乃遣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取瀛州。宋部署刘廷让来御，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宋师不能彀弓弩，契丹兵围廷让数重。无救，全军败没，廷让以身免。平州团练使贺令图、高阳关部署杨重进俱陷。契丹势益振，长驱深入深、祁，陷易州，魏、博之北，咸被其祸。[9]72
《契丹国志》的这些史料可以与《长编》等相互印证。其中由“因获杨业之胜”派兵取瀛州并打败刘廷让以及“势益振”的“益”字等可知，打败号称无敌的杨业曾经极大增长了辽军的气势，而将“杨业之陷”与“澶渊之役”并提，更可见杨业之死在契丹的巨大影响力，从敌方角度更加有力证明了杨业之死对宋辽战事的影响之大。
此外，徐自明的《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太平兴国八年·同日张齐贤王沔同签书枢密院事”，曾提及杨业战殁；李焘之子李埴的《皇宋十朝纲要》卷二“庚辰太平兴国五年”和“丙戌雍熈三年”，共三次提及杨业在雁门关与雍熙北伐中的战功及战殁；李攸的《宋朝事实》卷二十“经略幽燕”也简单提及了杨业与辽国的征战；成书于南宋的《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二十政事七十三“褒恤”，收录了“杨业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责潘美制”、“王侁刘文裕除名配金登州制”，即朝廷褒恤杨业、贬责潘美、处罚王侁刘文裕的三条诏令。
综上可见，《长编》和《东都事略》之外的南宋时期史书，都或详细或简略地考证或引录了杨业祖孙的事功及其多次为朝廷君臣谈论的情况，尤其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记载补充了杨文广的事迹，《契丹国志》的记载则从敌对方辽国角度印证了杨业之死对雍熙三年北伐的深刻影响。这些史料，既进一步丰富了杨家将故事的史料，也更有力地说明了杨业祖孙三代英勇卫国事迹在南宋史学界和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
四、杨家将事迹在南宋传播的原因与意义
通过以上对南宋时期的《长编》、《东都事略》及其他史书中杨家将史料的搜集、梳理与分析，不难发现，与北宋相比，南宋史学家对杨业祖孙的关注度更高、对杨业祖孙三代尤其是杨延昭的事功记录考证得更加深入、对杨业被逼赴死更为同情愤慨，这就使得南宋时期杨家将史料更为详实丰富（丰富了杨文广特别是杨延昭的事迹）、朝廷官方对杨业祖孙忠勇卫国更为肯定尊崇（从反复被记载引用的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等君主和田锡、钱若水、寇准等朝廷名臣重臣对杨业祖孙的评论可知）。杨家将事迹的详实丰富及其在南宋史学界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既有其时代原因，也有其重要意义。
杨家将事迹在南宋官方史学界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与南宋私家撰修当代史的兴盛有关，也与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沉淀之后学者们对历史的认识更为客观、全面、深入有关，更与南宋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靖康之变金人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大批宗族近臣百姓，汴京和中原沦陷，北宋灭亡；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是为南宋，后被迫南迁定都临安府；宋室南渡后不久与金达成和议，放弃淮河以北地区；双方几度征战无果后逐渐形成对峙局面；宋金对峙百年后，宋蒙联合灭金；此后蒙古开始入侵南宋，先是攻占临安府，最后在崖山海战中攻灭南宋。南宋共计立国153年，主要偏安于东南一隅，虽然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但却长期处于外族入侵的严重威胁之下，前中期一百余年受金国威胁、后期近五十年受蒙元威胁。
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等奇耻大辱，令南宋的有识之士一直耿耿于怀。宋徽宗宣和六年恩科状元、因力主抗金两次被宋高宗召见的冯时行，曾分析形势曰“靖康之变，神州赤县荡为茂草，其祸又大于石晋，自此轻侮中国则又非前日之比”[10]18；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宰相且直言敢谏的留正，两次向宋孝宗明确表示“靖康之变，中国之大耻，臣子之深愤也”[11]6“国家自靖康之变，神州失驭，今六七十年矣。忠臣义士痛心疾首，是宜朝夕兢业、内修政事、不忘复雠之举也”[12]13；为留正所赏识、曾为宋宁宗讲学的理学家朱熹，也忍不住感慨“靖康之变，国家之祸乱极矣。小大之臣奋不顾身以任其责者,盖无几人”[13]4；长期做州县幕僚、人称“淮南夫子”的陈造，也曾感叹“靖康之变，终天之痛也”[14]337，并对靖康之变中收复部分宋钦宗割让土地、与民间勇士相约收复失地、杀敌甚多因拒降而被杀的抗金名将徐徽言予以赞颂；年少时从朱熹问学、宋宁宗时官礼部侍郎的度正，也曾感慨“靖康之变，其祸极矣，载籍以来未有若是其甚者也”[15]5；南宋后期理学家、名臣真德秀，在给宋宁宗的奏状中也曾反思：“迨政和初，辽国衰微，金虏崛起，王黼童贯之徒，希功寡谋，取侮夷狄，驯致靖康之变，都城失守，二圣蒙尘。追念前失，可为陨涕”[16]89。可见，不管是南宋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朝堂之上有识之士的关注焦点与共同愿望，都是“以图恢复祖宗之业，而澡靖康之耻”[17]8-9。
奏状碑传等公文传记之外，诗文等文学作品甚至在以婉约为正宗的词中，也随处可见仁人志士对靖康之耻的感慨与收复失地的愿望。如北宋末、南宋初的抗金名臣李纲，就感慨“五陵萧瑟，中原杳杳，但有满襟清泪”（《永遇乐·秋夜有感》）；南宋最杰出的抗金统帅岳飞，更是直抒胸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满江红·写怀》），明确表达对金统治者的深仇大恨和统一祖国的殷切愿望；南宋前中期力主抗金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也由眼前的“郁孤台下清江水”，引出靖康之变直接导致的建炎年间四海南奔“中间多少行人泪”的屈辱历史，感慨“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现实，抒发家国沦亡之痛和收复无望之愤（《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此类诗词，可以说不胜枚举。
南宋所处的二帝被掳被迫南渡、长期为外族入侵严重威胁的政治军事背景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文化耻辱与收复失地的渴望和无望，使得南宋史学家们在修史过程中必然会深刻反思北宋灭亡神州陆沉的历史教训、靖康之变勤王乏人的深层原因。“南宋本朝人记载本朝史，他们撰史，更多是希望南宋帝王们能够吸取北宋亡国的经验教训，借鉴有为君主的圣政”[18]23，因此南宋史学家们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杨业祖孙这种忠勇卫国的忠臣良将对王朝存亡、民族主权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史书中高度关注和深入考证杨家将事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还需注意的是，与北宋相比，南宋史学界和官方对杨延昭事功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超过杨业。这是因为，南宋史学家和朝廷君臣反思北宋灭亡历史教训、深思靖康之耻、反省澶渊之役时，认识到靖康之耻与澶渊之役中宋王朝在占据有利军事形势之时不采纳杨延昭等断辽归路腹背夹击的合理化建议反而与辽妥协订立屈辱的澶渊之盟所造成的被动处境密不可分，从而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杨延昭在对辽战争中对宋王朝的重要作用。
南宋史书对杨家将事迹的记载，使得南宋时期的杨家将史实更加清楚内容更加丰富、官方对杨家将的褒扬尊崇态度更加明确，这就为杨家将故事在南宋及后世的丰富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史实基础和政治基础。南宋前中期（宋金对峙时期）到宋末元初出现了杨业被称为杨令公和五郎出家为僧等内容、王钦若等开始进入杨家将故事，元明清时期杨家将故事更是在此基础上极大丰富即是证明。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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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田志光.王柚程.两宋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J].史学史研究.2019(4).20-30.
原刊：《山西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50-59页。
作者简介：蔡连卫(1977--)，女，山东禹城人，文学博士，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
注释：
①按，关于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情况，参看蔡连卫.杨家将故事的形成及原因[J].山西大学学报.2013（4）:40-45.蔡连卫.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J].明清小说研究.2013(4):137-151.
②《长编》卷三十太宗端拱二年和卷四十六真宗咸平三年，记载了田锡给宋太宗奏疏中对杨业之死的讨论、给宋真宗奏疏中对杨业抗击契丹的讨论；在卷一百五十二仁宗庆历四年，还有“皇祐中，韩琦经畧河东，案堡寨处，多北汉名将杨业所度者”的记载；在卷一百五十七仁宗庆历五年，记载了包拯给宋仁宗上疏中对太宗以骁将杨继业守代州这一慎重用人态度的赞扬；卷二百三十七神宗熙宁五年，记载了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宋太祖与宋太宗用兵差异时对杨业为奸人所害的惋惜。详见拙文《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4):137-151。
③按，《长编》卷四十五真宗咸平二年，记载了钱若水给宋真宗直言边事奏疏中“擢取杨延朗、杨嗣者五其人”的讨论；卷五十七（真宗景德元年）记载了寇准给宋真宗的御驾亲征方略概要，开篇分析战事就提到了杨延朗，“边奏敌骑已至深祁以东，缘三路大军在定州，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虏军等处”；卷五十九（真宗景德二年）记载了宋真宗对河北边境的人事安排，“上以河北守臣宜得武干善镇静者，乙卯，命……莫州团练使杨延朗知保州……其缘边巡检杨延朗止令在保州”。
④“恭惟祖宗无失刑，真宗岂特私一傅潜也哉！真宗清净垂拱之君，不惑于群策而决意亲征。不以王超、石普、杨延断契丹之归路，不斩傅潜之不济师，巍巍然振乎千古之上矣！”明黄淮、杨士奇辑《历代名臣奏议》卷347夷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9页。按，“昭”字脱落，《三朝北盟汇编》亦延续其误，后来《三朝北盟汇编》的部分版本将“昭”字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