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国
[摘 要]《高世忠墓志铭》是一则内容完整的党项族蕃官墓志。志文记录了高世忠的生平仕宦与党项俄尔族、麟州义军的信息，可补史料阙载；关于断道墕之战、啰兀城之战和宥州之战的记录，可与宋代史籍相互印证。高世忠以蕃官子弟和军事情报员身份入仕，凭借多次军功获得仕途迁转，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宋代蕃官普遍扮演的角色、仕官升迁路径。志文显示高世忠家族对儒学文化有着高度认同，反映了宋朝蕃官体制下民族融合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 党项；蕃官；高世忠；文化认同
“蕃官”一词频繁出现于宋代文献，概指非汉族官员。蕃官是部落首领，也拥有宋朝授予的武阶官名。宋朝制定了一套蕃官管理办法，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蕃官体制。蕃官在政治、经济上受到宋朝支持，在属部中组织乡兵或蕃兵，为宋朝稳定边疆、抗御西夏出兵出力。在与中央政府的权利互动过程中，在与边境汉族的杂居生活中，蕃官的文化倾向悄然发生变化。
目前，学术界对蕃官、蕃兵、蕃部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王曾瑜、顾吉辰、刘建丽、任树民、安国楼等人从蕃兵组织入手[1][2][3][4][5]，李华瑞、韩小忙等人从蕃部策略俯瞰[6][7]，杜建录则从属户、蕃部切入[8][9]，研究内容均涉及蕃官问题。安国楼就蕃官的除授、承袭、迁转、待遇及其与汉官的关系等问题作了专门研究[10]。近年来，佟建荣、胡旭宁、王道鹏等人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见地的学术作品[11][12][13][14]。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多依《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为《长编》）等传世文献开展。2017年，陕西省神木市发现一处宋代蕃官家族墓地，考古部门发掘出一合完整墓志，即《高世忠墓志铭》。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北宋时期唯一完整的蕃官墓志，该墓志为宋代蕃官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一、初历战阵：高世忠与麟州义军
据志文知，高世忠（1016—1082年），字卫臣，麟州俄尔族党项。其第四子高永年是北宋晚期的骁将，《宋史》有传。高世忠先世三代为麟州义军都军主，其本人则凭借军功，从无品殿侍逐步迁转至内殿承制兼门祗候。
高世忠父祖三代均为义军都军主[15]154。“义军”应即“麟州义军”，史有述及，但并无详细史料。大体而言，义军属乡兵性质，是宋朝四类军制之一。所谓“乡兵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16]4705乡兵由汉、蕃混合编制而成。麟州义军出现的时间，史无明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朝“始置横阳、神堂、银城三寨，皆在屈野河东，以衙前为寨将，使蕃汉义军分番守之。又使寨将与缘边酋长分定疆境。”[17]4469此处出现的“蕃汉义军”应即麟州义军，“横阳寨”即今陕西省神木市店塔镇的横阳城。高氏家族墓地紧靠麟州古城，西北距横阳城10公里。结合真宗朝宋夏关系的发展看，麟州义军组建的时间不晚于大中祥符二年。“麟州义军都军主”这一职名，说明高世忠家族早已内附宋朝，但“都军主”只是义军头领，并不是正式官称。高世忠的官职，是在宋夏关系的发展中凭借军功而迁转的。
宋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建国称帝。为谋求宋朝承认，他在宋康定元年（1040年）发起延州战役，于三川口（今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高桥至兰家坪一带）大败宋军。宋朝西北边防局势骤然升温，麟府路也加强防御，严密防范。府州知州折继闵当年五次率兵出界，讨击并塞党项部族，紧张局势可见一斑[15]142。《长编》载，当年六月，因元昊在“河东路伐林木”[17]3021，宋朝特意于岚石州（今山西生吕梁市岚县、离石区）沿黄河一带设置都巡检使，防范敌军渡河。岚石州黄河西岸窟野河、秃尾河、葭芦河、无定河流域，但只有窟野河流域属于宋朝河东路。据此判断，元昊“伐林木”准备渡河的行动，当在麟州窟野河一带。这应是当年折继闵频繁出界的原因。高世忠首次参战，“从将领讨荡穹庐”，当应与折继闵出塞的军事行动有关。只是他功劳甚微，仅补义军副兵马使——一个低级军职，可以领取一定月俸。
庆历元年（1041年）七、八月间，元昊率兵直逼麟州、府州地区，包围麟州城和府州城，攻陷丰州城，攻破建宁寨、宁远寨，劫掠沿边党项部族人口和财物。志文所谓：“明年，羌人犯边，鼠窃狗盗，日夕不暇，君应卒驱逐，屡战屡胜”，指的正是元昊此次兵围麟府的历史。麟府二州州城依山阻河，坚固异常。宋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奋战，坚守待援。俄尔族地近麟州城，应入城避乱。25岁的高世忠在麟州保卫战中战绩平平，再次补义军副兵马使。
西夏军撤围后，河东路选募土民为强壮，以时训练，与禁军参用。高世忠“胆勇知向导”，应募“求索虏情”，成为一名军事情报员。随后，他捕获西夏部落首领一名，升为本族军使、补副指挥使。“本族军使”应是授予他在俄尔族中的职名，“副指挥使”应是授予他在麟州义军中的职名。按照宋朝官制，没有加兼官阶，高世忠依然没有正式入仕。
二、预报军情：高世忠与断道墕之战
自庆历和议后，宋夏关系表面平静无事，但双方围绕边界问题展开局部争夺，特别是在田腴利厚的窟野河西岸。宋嘉祐二年（1057年），宋夏在麟州发生一次颇有规模的激烈战斗，即称“断道墕之战”。据志文，高世忠曾预报军情并参加了此次战斗。
宋夏在麟府的边界，本以唐末五代时期麟州与银州、夏州的界限为基础。李继迁抗宋之前，麟州边境尚西距窟野河七十里至百余里不等（大约在今秃尾河流域），宋朝在河西设有浊轮、军马等寨。宋咸平时期，河西诸寨尽失，宋朝不得不于窟野河东麟州城南北增设横阳、神堂、银城三寨，沿河防御。宋朝此举无疑是将窟野河以西土地弃守不顾，西夏人则得以不断东进，持续侵耕窟野河西岸土田。庆历和议后，双方再次划界。宋庆历五年（1045年），麟州知州张继勋请以大中祥符二年所立之境为定，即令西夏退回到秃尾河流域。西夏不愿退出侵耕土地，扬言马足所践即为其土。国相没藏讹庞当政时，公开把窟野西岸的土地当作私产。至宋将贾逵巡边，意识到事态严重性，明确奏报。宋嘉祐二年，河东路经略使庞籍决定认真对待西夏侵耕一事，派副手司马光前往核查。西夏以武力威胁，没藏讹庞亲自领兵驻扎在窟野河西岸护耕。但因国内政敌捣乱，没藏讹庞不得不暂时撤兵。司马光到麟州“至河西白草平，数十里无敌迹。”[17]4477麟州知州武戡、通判夏倚又在河西筑一小堡。此情此景，给宋朝造成一种敌兵虚弱的假象，宋朝准备在州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
将志文与《长编》对比发现，高世忠入仕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参加断道墕之战而立军功。二者记录的断道墕之战基本一致，偶有不合。唯需注意者，高世忠是否即《长编》所记的“诇者”？判定这个问题的困扰在于，二者所记有关内容清晰度不一。《长编》载，诇者报“敌屯沙黍浪，亘十五里”[17]4477，信息清晰明了。志文仅以“君先赜见其实，入报郡将武御带”一语带过，内容模糊。笔者认为，高世忠即诇者。
首先，高世忠在断道墕之战的十五年前已经应募为宋军的一名情报员，其身份即“诇者”。战斗中，高世忠“力战愈坚，连中流矢”。战后，“经略庞丞相多君探报之审，以状叙劳，特露囊封，乞赐殿侍、充本族巡检”。此点显示，河东经略司为高世忠请功的原因是他在战前提供了准确情报。这从本质上反映，高世忠就是《长编》中所记载的“诇者”。
其次，志文与《长编》各自记载记录的情报提供时间是一致的。志文明确记载高世忠汇报西夏军情是在郭恩出兵前；《长编》的记载虽不明晰，但能辨出是在郭恩作出出兵决定到当夜出兵之前。
再次，志文与《长编》各自记载的参战人员与战斗过程大体相符。《长编》记载，参战人员有麟府路军马司管勾将领郭恩，麟州知州武勘，麟府路走马承受、内侍黄道元。此三人，志文记为“郭侯”，“郡守”，“武御带” “黄承受”。墓志属私家记录，用词多用尊称、官称，避讳称名。郭恩是主将，故称“郭侯”；武勘当时官衔为“知麟州、六宅使、带御器械”，故称“郡守”“武御带”[16]4805。“黄承受”者，称姓和官职走马承受。
相形之下，《长编》记录的战斗经过较志文更完整，只是隐去了关键的“诇者”姓名，志文则强调宋军不听高世忠之言导致惨败的结果。二者的差异反映的应是私家记载和官方史书记载的出入。
断道墕之战后，宋朝追究责任，麟州知州武勘被除名，江州编管；司马光得益于河东路帅庞籍的保护而幸免处罚[17]4494。对于高世忠来说，最重要的是庞籍为他奏功，保举，“乞赐殿侍、充本族巡检”。“殿侍”是一个无品的杂官阶，但高世忠总算在宋朝冗长的武职官系统中排上了队。此外，“本族巡检”这一官职已不同于高世忠的父祖此前依照部族体制而继承的首领，是宋朝正式任命的部族行政官。
三、仕途迁转：高世忠与蕃官仕宦
断道墕之战后，宋朝利用经济封锁，致使西夏财用匮乏并出现内乱。夏毅宗李谅祚乘机独掌大权，恢复与宋朝榷场的贸易关系，并与宋朝开始重新划界，持续三四年之久。据前文引述，宋大中祥符二年划界时，宋朝曾设横阳、神堂、银城三堡寨，“使蕃汉义军分番守之。又使寨将与缘边酋长分定疆境”[17]4469。高世忠先世三代均任义军都军主，世代为俄尔族部落首领，即所谓“缘边酋长”。因此，高世忠父祖应参与过宋夏以前的划界，他也熟悉边界纠纷的前因后果。所以此次划界，高世忠全程参与，“时方疆议未平，君辩折羌人，无不中理”。这反映宋朝选用谙熟边事的蕃官是有现实考量的。
宋嘉祐六年（1061年），宋夏双方终于协商妥当，划界暂告成功，宋朝又开始修复废弃的丰州城。丰州原本为安置内附党项大族藏才族而置，大首领王承美家族世袭知州一职，比同府州折氏。司马光奏称：“（丰州）此诚河西险要之城，修之甚便。然其地势孤绝，外迫寇境。向者王氏知州之时，所部蕃族甚众，有永安、来远、保宁三寨，皆以蕃族守之。”[17]4732庆历元年，元昊围攻丰州，王氏家族无力据守，城陷。“州民及三寨蕃族尽为所虏，埽地无遗。今州城之中，但有邱墟瓦砾，环城数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17]4732宋嘉祐六年九月，宋朝命河东路重修丰州城，至十二月完工。志文载：“及兴复丰州，君职预巡防，为力尤多，由是连升两阶，覃恩转三班奉职”。宋朝沿边修筑堡寨，需防范西夏方面的骚扰。高世忠这次的功劳应即防范西夏扰筑，而且他在此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军功，得以顺利获得“三班奉职”的官阶。虽然这仅是一个从九品的最低官阶，但对高世忠意义重大。从此，他就是宋朝一员有品阶的正式蕃官，可以军功、资历按时迁转。
据志文，高世忠此后又立了两次立功：一次是抓获了被西夏所用的戎兵刘俊，清除了内奸；一次是预报了夏毅宗李谅祚兵围大顺城的军事情报，使宋朝边防官预先设防。战后，宋英宗特诏“将士及蕃官有功者随轻重赏之”[17]5066，其中的“蕃官”应包括麟州高世忠，“谅祚中矢而卒，亦君预报之力也，特升一资”。三班奉职“升一资”，是正九品的右班殿直。
宋神宗时期，高世忠又以军功多次升迁，去世前官至七品的内殿崇班。细究他的几次军功，与神宗开边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宋治平四年（1068年），宋神宗继位。这位血气方刚的皇帝，图谋着富国强兵，各项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于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中广泛推行开来。军事方面，宋神宗制服西夏的战略早已在谋取横山的行动中付诸实施。其中，围绕横山重地啰兀城，双方曾展开激烈争夺。志文所载“两路进师，会合于啰兀城”，就是指啰兀城大战。所谓“两路”，指种谔率领的鄜延路军和前往接应的麟府路军。麟府路军出发前，宋朝指示“多募乡导”[17]5304，这些向导应是熟悉边事的人。志文载高世忠为先锋，即向导之类。他因军功，“进升右侍禁兼门祗候”，官升两阶，加兼门职——可加快升迁。
作为啰兀城之战的军功奖赏，高世忠还“被召赴阙”——这是一名蕃官仕途中难得的迁转机会。宋神宗因其忠勇，赐名“世忠”；“仍转两资”，即西头供奉官。志文又载：“及赐对衣一袭，副之甲马、兵器，宠赐优厚，里巷莫不荣之”。赐名、升官、赏物，无疑是神宗笼络蕃官的手段。这种礼遇，显然使蕃官高世忠的地位起了变化。《长编》载，熙宁十年（1077年）十月“癸卯，诏麟州蕃官西头供奉官、门祗候高世忠、李保忠各迁一官。以河东路经略安抚使韩绛言世忠、保忠等捕杀西贼，不失期会故也。”[17]6982《长编》没有明言高世忠立功的经过，但记载了他的官阶和姓名——这也是蕃官高世忠在《长编》中留下的唯一一处“正面照”。
宋元丰四年（1081年），高世忠再立军功。当年，西夏王朝发生内讧，秉政的梁太后囚禁了幼主秉常，国内大乱。宋神宗久欲用兵收灵武，就以此为借口，派出五路大军进攻西夏，此即志文所谓“西鄙乱常，王赫斯怒，命将攻讨”。其中，河东路由礼宾使王中正率领十万余人从东北方向趋夏州（今陕西省靖边县统万城），参加的将官有麟府路军马司管勾将领张世矩、府州知州折克行，折氏部落子弟兵也随军出征。此路宋军行至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城川镇）后，天气严寒，粮草不济，故而兵夫疾病、冻饿而死者及逃散而归者甚多，军队最终失去战斗力，经保安军、鄜延路返回麟府。志文所谓“君深入西域，冲冒大寒，因以婴疾，扶病还里，未及赏功，遂至奄忽”，即是对宋军路遇大寒的真实记录。
高世忠凭借军功步入仕途，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提供军事情报，二是随军参战。这两点也是宋朝多数蕃官获取军功的主要途径。宋人认为蕃官骁勇善战，“习知羌情与地利”[16]8988，故着力利用。高世忠为断道墕之战、大顺城之战提供了两次关键情报，一次破除了西夏间谍组织，又在啰兀城之战和宥州之战中充当前锋，是宋代蕃官群体仕宦迁转的缩影。
四、文化认同：高世忠与蕃官家族文化
王善军指出：“10—13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既是民族矛盾和冲突表现突出的阶段，又是民族交往和融合的活跃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18]作为目前考古发现的北宋时期唯一完整的蕃官墓志，《高世忠墓志铭》鲜活地展现了宋代蕃官体制下蕃官群体融入宋朝政治文化时的一体意识和心理认同。
宋代文献中有许多以汉族姓氏出现的部族名称，学界还无法确定它们反映的究竟是蕃族融入汉族还是汉族融入蕃族，“不过这些部族属于民族融合、或者说是民族混融的产物，应该没有异议”[12]。蕃官在接受宋朝政治、经济支持的同时，也受到宋朝儒学文化的熏陶，具备了一定的文化能力。高世忠一生以军功显荣，没有读过书的迹象。志文谓其临终告诫诸子：“我生之日，汝忠而孝；我没之后，惟忠而已。尽忠报国，慎勿辞难。”这段遗训鲜明地展现了高世忠对宋朝的心理认同。考虑到墓志为私家记录，训子内容应与志文书撰者的着力塑造密切相关，故不能轻易将其当作信史。
不过，如果把对高氏家族文化能力的考察顺延到下一代，就会发现临终遗训并非空穴来风。《宋史》记载，高世忠第四子高永年“略知文义，范纯仁尝令执所著书诣阙，作《元符陇右录》，不以弃湟、鄯为是”[16]13316。高永年是北宋晚期少见的“换授汉官差遣”的蕃官，荐举他的范纯仁亦是当朝名儒。高永年的作品《元符陇右录》已失传，《长编》间有抄录。如此看来，蕃官高永年的文化能力应不低于普通汉官。
高世忠家族的文化认同还表现在其与府州折氏家族、张氏家族的乡土关系、婚姻关系、日常往来等多个方面。高世忠一生多次出塞，其首战与折继闵出塞有关，啰兀城之战、宥州之战，府州知州折克柔、折克行均率部落子弟兵参战。高氏家族与府州折氏不仅在军旅方面多有交集，并且保持着一定的婚姻关系。高世忠自娶折氏，一子娶折继宣之女，一女许嫁折令仪。折氏家族的文化能力与文化认同应通过婚姻关系对高氏家族产生影响。
高氏家族与府州张氏家族在日常生活中的往来非常密切。张氏“世家府州，县曰府谷，邦乡素号巨族”[15]221，其始祖为府州富商张义政，张义政子张岊以财补官，后以骁勇闻名，遂为河西大家。第三代张世矩、张世永及第四代张构时期，张氏家族臻于至盛，三人官职均至并代钤辖、麟府路军马司管勾将领，地位比府州世袭知州折氏都要高。张氏家族起家府州，但长期在麟州横阳寨为官。史料反映，张氏家族文风浓郁。张构“幼好学，博读诗书，间论古今成败，皆有条理。能为诗，往往有警句”[15]218。折氏家族成员李夫人墓志由东头供奉官、权麟州横阳堡兵马监押张天成撰文并篆盖。《高世忠墓志铭》清楚标明，志文由高世忠同僚即内殿崇班、权麟州同都巡检、横阳堡驻札张世永书写，志盖由张氏家族另一人即内殿崇班、前麟州同都巡检、横阳堡驻札张僅篆字。
高世忠与张世永、张仅虽有蕃汉之别，长期比邻而居，生活习俗、文化观念渐趋一致。高世忠的11位孙子中以“思”字排行的有10位，分别取“正”“仁”“义”“温”“言”“成”“化”“道”“纯”“恭”之名。其子高永年略知文义，能著书立说，就是明显接受儒学文化的结果。其子高永翼请铭时谓：“吾父葬有期，尝闻葬而不铭，与不葬同，敢固请铭！”这话与高世忠家族墓发现的壁画人物形象、出土的器物，都显示高氏家族的丧葬观念与宋人高度一致。
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高世忠临终遗训，不能轻易否定其真实性。退一步讲，高氏家族能接受这样一份盖棺定论的志文，清楚无疑地展现了其对宋朝文化的心理认同。高世忠临终遗训与其家族的文化显示，蕃官群体认同宋朝文化，接受儒学熏陶，是宋代民族融合的必然要求。
综上，《高世忠墓志铭》是近年发现的最完整的一方宋朝蕃官墓志铭。志文全面记录了高世忠一生以军功入仕、升迁的事迹，其中有关俄尔族与麟州义军的记录可补史料阙载，对断道墕之战、啰兀城之战和宥州之战的记录可以与宋代史籍相互印证。高世忠凭借多次军功得以在仕途上迁转，与宋代蕃官制度下蕃官扮演的角色、官职升迁等问题密切相关，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宋代蕃官普遍的生存图景。高世忠家族与府州折氏、张氏家族的乡土关系密切，文化能力深受其影响，对儒学文化产生了高度认同，这反映了宋代蕃官体制下民族融合的具体途经和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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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