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和崇尚英雄的民族，尤其是那些为国家开疆拓土、为民族大义而捐躯的英雄，更是世世代代受人敬仰与膜拜，因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英雄文化便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海中
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和崇尚英雄的民族，尤其是那些为国家开疆拓土、为民族大义而捐躯的英雄，更是世世代代受人敬仰与膜拜，因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英雄文化便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的杨家将，主要指北宋时期以祖籍麟州（今陕西神木）之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为代表长期处于抗击契丹（辽）、党项（西夏）等民族战争前线的杨氏家族。杨家将的事迹除正史《宋史》、《辽史》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载外，其他史书、文集、笔记也多有涉及，如毕沅《续资治通鉴》、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曾巩《隆平集》等也有很重要的史料，此外尚有话本、戏曲、小说及民间传说如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熊大木《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纪振伦《南北宋志传》等，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杨家将文化。
杨家将文化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正史、小说戏曲和民间传说。由此产生的杨家将人物也就有了正史形象、民间形象和艺术形象之分，三者的融合，使得杨家将人物群像更饱满、更形象、更鲜活，杨家将故事更丰富、更生动、更为大众喜闻乐见，也使得杨家将的遗迹遍于大半个中国，杨家将英雄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和深入人心。
杨家将千百年来为世人所传颂，作为中国英雄文化的代表，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其知名度之高，以习武家族论，在中国至今尚无出其右者，故世称‘杨家将’。”
《宋史》对杨家将事迹记载，杨业较详，杨延昭次之，杨文广则极为简略。杨文广传全文如下：
文广字仲容。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范仲淹宣抚陕西，与语奇之，置麾下。从狄青南征，知德顺军，为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累迁左藏库使、带御器械。治平中，议宿卫将，英宗曰“文广，名将后，且有功”乃擢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副都总管韩琦使筑筚篥城，文广声言城喷珠，率众急趣筚篥，比暮至其所，部分已定。迟明，敌骑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遗书曰“当白国主，以数万精骑逐汝”文广遣将袭之，斩获甚众。或问其故，文广曰“先人有夺人之气。此必争之地，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诏书褒谕，赐袭衣、带、马。知泾州、镇戎军，为定州路副都总管，迁步军都虞侯。辽人争代州地界，文广献阵图并取幽燕策，未报而卒，赠同州观察使。
与杨业、杨延昭传相比，杨文广传文字不足260字，由于其行状多语焉不详，致使后人研究中便出现了一些莫棱两可或错讹现象，如生卒年、征战、任职时间等，值得进一步悉心探讨。
一、关于其生年
杨文广卒年，正史有所记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八载：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冬十一月，“丁酉（初三），定州路副都总管、步军都虞侯杨文广卒，赠同州观察使。文广时献图阵及取幽燕状未报。”但由于杨文广的生年正史没有明确的记载。于是，其生卒年就有多种说法，目前所见有三种：一为“？－1074”，二为“1012－1074”，三为“999－1074”。
哪种说法比较接近实际呢？
“？－1074”说。
此说持谨慎态度，意为生年尚不能确定。一个人对社会之贡献，与年龄有一定联系。研究历史人物，人们总想尽量全面地了解其一切，不知生年，总觉得是一种遗憾，因而就千方百计予以探究，通过对史实的梳理或进行一定逻辑推理等，便是常用之法。但在缺乏准确资料的情况下，存疑也是正确的。
“1012－1074”、“999－1074”说。这两种说法中的生年，均为根据有关文献进行推论而得出的。
根据之一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二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甲午（初七日），高阳关副都部署、英州防御使杨延昭卒。……讣闻，上嗟悼，遣中使护丧以归，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官其三子。”
根据之二《宋史·杨延昭传》。本传曰：“大中祥符七年卒，年五十七。”
根据之三是曾巩《隆平集》。《隆平集》卷十七载：延昭“卒，年五十六。诏录其子传永、德政、文广有差。”
封建社会普通官吏恩荫，子弟年龄一般应在十五、六岁。杨延昭去世时年五十七（或五十六）岁，以此前推，若杨文广生于公元1012年即大中祥符四年，其父丧时年方两岁，朝廷授其官职是不大可能的。若以公元999年即宋真宗咸平二年计，杨延昭时为步马都虞侯傅潜下属，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时年41岁，奉命驻守遂城。从年龄而言，此时得第三子则是很正常的。
杨延昭去世后，文广以父荫录用，职务为“班行。何为“班行”？若以当今军职试作比较，可能相当于副排级，是当时禁军中最低的职级。杨文广当年仅十五六岁，这样的职位对他而言固然是一种恩赐，而且很可能还是虚职，但其年龄较小必然也是原因之一。
杨文广生于咸平二年虽然不是确凿史载，但推论较为符合逻辑与事理，较接近事实，有一定的可信性，因而杨文广生卒年较为恰当的标法应是“999？—1074”。
二、关于范仲淹“置麾下”
杨文广本传载：“范仲淹宣抚陕西，与语奇之，置麾下”。
1、范仲淹宣抚陕西
范仲淹曾多次宣抚陕西。
第一次在康定元年（1040）。当年正月，宋与西夏在三川口（今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镇）之战失利后，朝廷为加强守边力量，四月，派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与韩琦为经略安抚副使到陕西。翌年二月，西夏元昊又策划了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伏击宋军之战，大将任福贪功不听节制以致全军覆没。
第二次在庆历三年（1043）七月丁丑（十二日），仁宗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参知政事。但范仲淹没有接受：“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甲申（十九日），枢密副使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范仲淹既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于西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二）但这次他并未上任，一个月后的九月十二日，仁宗皇帝再次下诏任命他为参知政事。鉴于陕西商南张海义军势炽，六天后韩琦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
第三次在庆历四年(1044)。当年春，韩琦从陕西回到汴京继续任枢密副使，并协助范仲淹新政改革。庆历新政由于遭到以夏竦为代表的守旧权贵们激烈反对，诬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为朋党，欺罔专权，范仲淹不自安，且见仁宗对改革动摇，遂于六月借防秋为名，以参知政事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
范仲淹第四次到陕西任职为庆历五年(1045)。庆历四年范仲淹赴西北时，尚有参知政事之头衔，第二年正月正式被罢免后改任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范仲淹接受任命半年后因身体状况欠佳，不适宜再任军务，便从西北调知邓州，并在那里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范仲淹见到杨文广，当在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元年（1041）间。
2、范仲淹练兵
康定元年正月，三川口之战，西夏重创宋军。二月，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从蜀归京，仁宗感到他论及西夏军队情势甚是精到，于是，壬辰（初七），任命其为陕西安抚使。韩琦通过了解，认为宋军三川口惨败的原因很多，不能简单地将责任推在时知延州范雍一人身上，重要原因是缺乏富有韬略、目光远大的帅才和有效的指挥机制。他上疏道：就西部守边的严重形势而言，“则宜召越州范仲淹委任之”，并说，他愿以全家性命担保举荐之。三月底，诏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六）。四月，朝廷任命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知永兴军，韩琦、范仲淹“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七）七月 ，韩琦刚到任就提出了练兵的建议，他说：“缘边部署、钤辖指挥使臣，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知将之威惠，以是数致败䘐。”因而上疏，希望允许他和范仲淹、庞籍各自在驻地对军士加以训练，从“武艺勇力过人者”之中挑拣初级指挥人员。八月，范仲淹主动请缨兼知延州，接替了自云“素不知兵”的新知州张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八）在吸收惨败教训之后，韩琦、范中淹在军中开展了练兵活动。
范仲淹通过视察发现，宋军在官兵、阵战、后勤及防御等方面存在弊端多多，从而造成边军整体素质差。于是，他根据当时的边情和军情，制定了一个以防守为主的御敌方案，并为加强宋军战斗力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首先是对延州军事力量作了调整和重新部署，通过检阅州兵，汰除了老弱病残，挑选了一万八千名精壮兵士，并对其进行整编，“分州兵为六将，将三千人，分散教之”。
范仲淹的延州练兵，大大提高了军队防御与作战能力，不仅对西夏入侵者起至极大威慑作用：“贼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而且在宋军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诸路皆取法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八）掠夺成性的西夏元昊见范仲淹知延州后防御严密，庆历元年（1041）正月改变了入侵方向，率众十万进攻泾原路，经过精心策划，于二月十四在好水川伏击宋军，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战死，“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人”，噩耗传出，“关右震动。军须日广，三司告不足，仁宗为之旰食，宋庠请修潼关以备冲突。”（《宋史》卷四百五十八《外国一·夏国上》）由于此次作战是仁宗亲自决策，失利使他脸上无光，故非常恼怒，夏辣、韩琦因指挥失当、范仲淹因主和均于四月中旬受到降职及调离处分。不过，考虑到西部边境的形势需要，范仲淹于五月十二日又回到了前线，“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
血的教训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重视。当年三月十八，著作郎、通判睦州张方平总结了“澶渊之盟”近三十年来的教训：太平日久，“天下无备，将不知兵、士不知战、民不知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一）；七月初二，鄜延都钤辖、知鄜州张亢就“边机军政措置不得其宜”提出了十条建议；七月初六，仁宗下诏要求边臣加以检讨，须“令将佐日夕博议军政”。翰林院学士兼龙图学士王尧臣对范仲淹的大练兵予以的充分肯定，并上疏建议，“望敕主兵之官，常训练军马”。他的建议受到朝廷重视：“诏以其言戒边吏”。七月十七日，韩琦也对以往不求实效“乃是军中之戏”、“并非实艺”的形式主义练兵提出了批评，并对步兵、骑兵训练科目如射箭、枪刺等提出了具体标准要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二）于是，一场更深大范围的大练兵活动在范仲淹指导和带动下，迅速在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全面展开。
大练兵不仅大大提高了西部边陲守军的整体素质，同时也使得范仲淹的发现和培养一批初、中级军事人才，其中较为著名的如狄青、种世衡和杨文广等，就是他在一次次视察军事训练中发现的。
3、关于“与语奇之”
范仲淹、韩琦遇到狄青，是由通判尹洙推荐而识的，但没有文献表明，范仲淹见到杨文广是有意安排的。两人的相遇事出偶然，但范仲淹立即将其“置麾下”则又很是必然。
范仲淹将杨文广“置麾下”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语奇之”。
“奇”者，异也，特殊、罕见也。
范仲淹“与语”了些什么、杨文广回答又“语奇”在何处呢？
杨文广作为一个低级军官，范仲淹不可能与之交谈天下形势和军国大事，一般来说，可能多是询问一些御边的情况、御敌的方法，训练的科目、有什么困难与要求等；另外也可能问及杨家将的一些家事及近况等。
杨文广回答出于范仲淹意料之外而使他感到“奇”的又可能是些什么呢？
从宏观角度讲，一方面，能在军中见到受人崇敬的“杨无敌”后代，这是范仲淹始料不及的；杨文广武艺超群，杨家将训练士兵方法与众不同也会使他感到惊奇；重要的是，杨文广回答之“语”简洁且有深度、有广度，超出了一般低级军官水平，更使范仲淹感到意外和惊奇。
那么，杨文广到底回答些什么呢？
从杨文广修筚篥城并驱逐西夏犯境之寇后的讲话可知，杨文广智勇双全，深谙兵法，对“兵者，诡道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很是熟悉；对军事训练重要性认识也很透彻，他深知孙子“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重要，因而，他与范仲淹谈到练兵时，很有可能谈到兵法，谈到古训。
其次，杨文广谈到作战体会时曾说，“先人有夺人之气。此必争之地，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所谓“夺人之气”，就是压倒敌人之英气、霸气。这里所说“先人”，既指前人，更多地是指自己的前辈，即杨业、杨延昭。因而在回答范仲淹之问时，还很可能谈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庄公十年》）的历史战例。
再次，他也很可能谈及守边御寇的体会。杨文广对西夏元昊贪鄙无信、扰掠无常的本性深有认识，不抱幻想、警惕性较高。在承平日久，边兵疏于训练的情况下，且与先前狄青作战所向披靡的“匹夫之勇”相比，听到杨文广谈兵法之语，也必然使范仲淹感到振奋与高兴。
鉴于杨文广带兵有方，思想敏锐，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指挥能力，且是杨家将第三代传人，若再进一步加以栽培，可能前途无量。一心为国家社稷网罗人才的范大人，将其“置麾下”则必然的。
三、关于“讨贼张海”
杨文广崭露头角是参与朝廷平定陕南张海等农民起义。但《宋史·杨文广传》对此记述也只有寥寥12字：“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既无时间、地点、过程，也无主帅姓名等，只是说因“有功”提升的职务为“殿直”。“殿直”也是当时军队中基层的职务，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副连级或连级，而当时杨文广已44岁，任“班行”近30年了，因功有所提升也是常理。
庆历三年(1043)春夏，陕南一带大旱，陕、豫、鄂交界处饥民近三百万。八月，商州（今陕西商县）人张海与郭邈山、党君子等聚众千余人反叛朝廷。由于张海出身军人，善于作战，很快就占领了三省边界十数县，“坐军贼张海，剽劫不能制”。（《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张士逊传》）宋廷大为震惊，仁宗亲自过问。《宋史》卷十《仁宗本纪》载，“八月，韩琦代范仲淹宣抚陕西”。
韩琦这次宣抚陕西的主要任务就是平息张海之乱，韩琦派鎮戎軍西路都巡檢赵滋为统领，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前往平叛，于是，时在边陲服役的杨文广便随大军南下平叛。赵滋在朝廷所派曹元诘、张宏所率数万禁军配合下，数月即将起义平息。故此可知，杨文广“以班行讨贼”是在庆历三年八月，顶头上司为赵滋，总指挥为韩琦，平叛后建议提升其为“殿直”的也可能是韩琦。叛平息之后，赵滋升职调离，文广升殿直则继续留陕西军中，守边以御西夏。
四、关于“从狄青南征”
杨文广南征侬智高，是其军事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活动，经过这次历练，他从一个初级军官提升为中级将领。然而，其本传中的记载也仅仅是“从狄青南征”六个字而已。分析其原因，一是当时职务较低，不被记载，二是记载较少而又佚失的可能性也有。
但从有关韩琦、范仲淹等的记载中仍可得到一些珠丝马迹。
1、何以“从狄青南征”
仁宗庆历初年，今广西壮族的一支侬人在首领侬智高带领下在党犹州（今广西崇左）建“大历国”以抗击交趾李朝（今越南）的抢掠。侬智高上表宋廷，希望依归宋室，也希望宋廷像承认交趾国一样承认自己为独立政权。经多次请求而不准之后，侬智高于皇祐四年（1052）四月举兵反宋。五月初一，侬智高破邕州（今广西南宁）后，宣布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年号为启历。之后又顺郁江东向，当月连取两广九州（横、贵、浔、龚、藤、梧、封、康、端），围困广州。朝廷大惊，六月，仁宗起用正在家中为父守制的前卫御史杨畋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提举，加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之官及差遣率兵征剿。但杨畋历时近百日，却迟迟不到前线实战，宋廷追究其责，将其贬官降职调离。
九月底，身为延州指挥使的狄青主动请缨前往平乱，受到宰相庞籍的支持。宋仁宗大喜，十月，一改既往文职为帅的做法，诏狄青为枢密副使、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不设监军。同时命知桂州余靖，湖南、江西按抚使孙沔开赴广南全力配合，诏令岭南各军受狄青节制。十月，狄青率二十万大军其中包括一支骠勇的西夏番落精骑，星夜兼程南下。这支队伍中就有杨文广。
狄青，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宝元初年（1039）以三班差使、殿直、延州指使（指使，宋军职阶名，可率兵士五百人）在军中服役。“每临敌，被发面面铜具出入贼中，皆披靡，无敢当者。尹洙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洙与谈兵，善之，荐于副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传》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也。’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由是益知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九）。
康定元年（1040）八月二十八日，范仲淹知延州，九月，“庚申（八日），范仲淹遣殿直狄青、使禁黄世宁攻西界芦子平（芦子关），破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八）由此可知，尹洙向韩琦、范仲淹引荐狄青当在康定元年八月底至九月初。
值得注意的是，《宋史》在记载范仲淹、狄青与杨文广相遇的表述文字，一句为“二人一见奇之”，另一句为“与语奇之”。由两句均用“奇之”可知，狄青、杨文广给范仲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不仅感性上认识到二人非同一般，而且理性上也清醒地认为他们正是国家、军队所急需的人才，应予珍视、着力培养和大胆使用。故狄青在破芦子平（芦子关）后，又因在几次作战中取得胜利，当年（1040）十一月就被授以右侍禁、门祗候、泾州都监，率兵士增至三千人。
狄青、杨文广在西线期间的交往，虽史书无载，但有几点是无可怀疑的。
首先是狄青在西部边陲很有名气，杨文广定会有所闻知，心怀崇敬。
其次是“猩猩惜猩猩”，范仲淹、韩琦在杨文广面前定会对狄青有所介绍与赞誉，同时也会告知狄青，军中有杨家将后人杨文广，嘱其关注。
三是狄青对杨文广平张海有功之事定会知晓较为详细，又加之有范仲淹、韩琦关照，两人相见最迟不晚于杨文广提升殿直之时，从此二人结下友谊，多有往来与交流。
因此，杨文广随狄青南征，很是自然。
一是庆历四年宋夏签订盟约后双方关系趋于缓和，数年来西线几无战事，调杨文广率部南征对西部边陲守卫力量并无影响。
二是从“从狄青南征”可知，“从”者，跟从、随从、服从之谓也。杨文广奉调前往，这其中可能有韩琦的大力推荐，比如文广有带兵经验，比较熟悉山地作战等，但更多的成分则是狄青的提议和挑选。史载，当有人得知狄青将率军南征时，纷纷推荐亲朋随军，妄图能得到一官半职，但均被狄青以军法无情所拒绝。狄青深知，南征侬智高事关大局，随军者必是敢于出生入死、善于征战之人，于此，他自然会想到足智多谋的杨文广。
另外还有一个次要原因。杨畋依辈份而论是杨文广侄子，虽然有一定才能，但其南征失利成为败将，实为杨家将之耻，若杨文广前往杀敌立功，可一洗杨畋之耻，再显杨家将之威名。
2、关于南征业绩
杨文广随狄青南征时担任何职，具体参与了几次战役，发挥了什么作用，立有什么功绩，除了话本、小说等多有附会外，历史文献中只有很少的间接记载。
皇祐四年（1052）底宋军从湖南进入广西，皇祐五年（1053）正月上旬抵邕州（今广西南宁）之北。丙辰（十五日），狄青以长途行军疲劳为由，要兵士夜晚张灯结彩，大摆宴席欢度元宵，从而麻痹了侬军，自己则带领少量精锐前锋军以奇袭的方式夜半攻取了邕州北大门昆仑关。戊午（十七日），在其亲自指挥下，于归仁铺击溃了侬军主力。侬智高见大势已去，焚城后仓皇逃往大理国。将近一年的广南叛乱被平息。
胜利消息传到京城，宋仁宗大喜。二月丙子（初五日），“上谓輔臣曰：‘狄青已破贼，立功将士宜速议赏，缓则不足以劝。”几天后，仁宗又提议晋升狄青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宰相庞籍认为不妥，此举可能会招致一些大臣对狄青的不满和攻击。仁宗虽然认可了庞籍的意见，但心中仍觉过意不去，便将狄青的儿子狄谘、狄咏分别提升为西染院副使兼门通事舍人和门祇候，又赐狄青敦教坊宅第一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四）
仁宗认为，凡有功者应及时受到奖励，奖励晚了就失去了鼓励的意义。 杨文广是否因功受奖呢？答案是肯定的！
杨文广因功被授予供备库使。
任命杨文广的诏书《西京左藏库副使杨文广可供备库使制》由知制诰沈文通（沈遘）起草。诰书传达了仁宗对杨文广的高度评价和高度信任。诰曰：
前日南夷负恩为乱，以覆坏我郡邑，至于用师而后定。虽朕不德，不能怀服方外，而亦将吏不戒不习之罪也。故深察往失，而推择所遣益不敢轻。以尔文广，材武忠勇，更事有劳，故今以尔总一道之兵，戍于邕管。又升尔于诸使之正，以重其行。尔其祗听朕命，戒疆事，习军计，使南徼无警，而朕为知人，则时乃之功矣。其行，钦哉!
从诰文可知：其一，杨文广从西京左藏库副使提升供备库使，虽然级别仍是从七品，但已由副衔升为正衔；其二，杨文广的军职在广西：“戍于邕管”，守卫广南的任务非常明确，“戒疆事，习军计，使南徼无警”；其三，仁宗对其评价很高：“材武忠勇，更事有劳”，在授爵的同时，还授予“尚方宝剑”特权：“尔其祗听朕命”——有事可直接向朕报告，只以朕意是听。其四，杨文广之所以提职，根本原因是在平息“前日南夷负恩为乱”时立下了战功。
杨文广南征中参与了哪些军事活动并有所贡献呢？
狄青南征挑选杨文广随军，可知其对杨文广是相当重视和信任的，因而南征的重要军事行动势必让其参与，甚至可以说，参与了南征的全过程，而杨文广也一定是竭尽全力。
南征途中，十二月下旬至湖南时，狄青闻听广西安抚使余靖于当月十七日曾上疏仁宗皇帝，称交趾国王愿意出兵协助讨伐侬智高，态度非常诚恳，希望朝廷拨款资助。狄青立即上疏谏阻。说交趾国王所言不实，“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蛮人兵。蛮人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愿罢交趾兵勿用，且檄靖无通交趾使。”仁宗对狄青之远谋深表赞许，否定了余靖的意见。狄青此次上疏，既是其远见卓识的表现，但也不排除杨文广的参与支持。
两人可能还讨论过杨畋提举南征百日而败之因，就诸路大军不受杨畋节制的教训加以总结，使狄青对“令之不齐，兵所以败”的认识更加坚定，以至果断地在战前处决了桂州钤辖陈曙及殿直袁用等32人，此举令余靖、孙沔深感震惊，“诸将皆股栗”，但军纪顿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四）
杨文广可能参与了奇袭昆仑关的战斗策划，因其深知“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面对以逸待劳的顽敌，只有智取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至于归仁铺阵地战，毫无疑问，杨文广不仅率部参加，英勇战斗，而且在追击侬寇中也斩杀、擒获较多。
狄青南征需要有先锋官，鉴于杨文广的诸多战绩史官尚无记载，其在行军途中曾充任过先锋官极有可能也是没有记载。
五、关于“为广西钤辖”
杨文广南征后的军职，史虽有载，但没有系年，如知德顺军的时间等。但只要将本传中“从狄青南征，知德顺军，为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与《西京左藏库副使杨文广可供备库使制》内容加以对照便可推知，南征凯旋时，杨文广于皇祐五年（1053）四月随狄青回到了北方，职级由殿直升为西京左藏库副使，不久后才又晋升知德顺军。
德顺军是韩琦庆历三年（1043）宣抚陕西时专为防御西夏所建，军址在今宁夏南部的隆德县，杨文广因有军功，才又由西京左藏库副使升任为知军的。有文章称，杨文广是以德顺知军随狄青南征的，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一是忽视了文广本传中“知德顺军，为广西钤辖”的顺序。二可能是把“军”作为军事建制单位理解成了“军队”。三是可能对《大清一统志》的记述理解偏颇。《大清一统志》言源于《宋史》，只不过是出于宏观角度，文字有所省略：“狄青征南时，为广西钤辖”，意为因南征有功，曾任广西钤辖，不是说立即就任此职。从本传所记杨文广南征后又提升为德顺军知军，可推知其南征前就在德顺军服役，故而凯旋后仍回到了原单位，并得到了提升。
由于侬智高在广南统治十多年和近一年的叛乱，其政权虽被剿灭，但其在广南地区的影响犹存，社会秩序短期内还难以安定，尚有残寇在活动。对此，史籍是有所记载的。如至和元年（1054）六月，诏益州路（治所在成都）钤辖司，在“蛮人”经过的交通要道必须设立检查站，原因是“时黎州言侬智高自广源州遁入云南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六）
正是有鉴广南政局不稳，宋廷以杨文广有统御才能且参与过平定叛乱，对邕州情况较为了解，才于至和元年（1054）夏派其重返广西，于是才有了《西京左藏库副使杨文广可供备库使制》的提升诏书，在任职时，又超升四个等级，命杨文广“为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由此又可知，杨文广南征功绩之大，统御能力之强，不仅狄青、韩琦高度肯定，而且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作者 杨海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