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碑

马铁汉

京剧《李陵碑》是一出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剧情大意是：宋辽交兵，杨继业被困两狼山，派遣七郎延嗣突围搬兵。元帅潘仁美之子潘豹曾因摆设擂台比武被杨七郎打死，为报杀子之仇，潘仁美不但不发救兵，反将七郎乱箭射死。杨继业盼子不归，夜梦七郎身带箭伤，哭诉被害经过，甚为惊诧。醒来后，放心不下，又命六郎延昭突围探听消息，父子洒泪分别。将士饥寒交迫，退守至苏武庙，杨继业见庙前竖立李陵碑，愤恨李陵叛汉，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十分绝望，遂碰碑而死。

剧中的杨继业和潘仁美皆史有其人(史书中叫杨业、潘美),杨继业英勇抗战、壮烈殉国也史有其事。有关“杨家将”的故事，在小说和戏曲中加工、敷衍，广为流传。而《李陵碑》的基本情节则是有史可依的。

《宋史·杨业传》：

雍熙三年(986年)大兵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业副之。以西上閤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诸军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乾河，会曹彬之师不利，诸路班师，美等归代州。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护之。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领众十余万，复陷寰州。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侁沮其议……将行，(业)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陈家谷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阵于谷口……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

又《辽史·圣宗本纪》：

统和四年(986年)七月辛卯，耶律斜轸奏:杨业领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恶其名不进，左右固请乃行。遇斜轸，伏四起，中流矢，坠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献。

在《辽史·耶律斜轸传》中亦有记载：

斜轸闻继业出兵，令萧挞凛伏兵于路。明旦继业至,斜轸拥众为战势，继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

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宋军与契丹大战于朔州，杨继业诱敌深入，克敌制胜的战术未被采纳，反而派他去硬拼。杨继业要求主力在陈家谷接应，结果元帅潘美等不与配合，自行撤军，致使转战至此的杨继业孤立无援，大失所望而陷入绝境。终于中箭被擒，绝食而死，其子延玉同战牺牲。杨继业经过艰苦奋战，壮烈殉国这一事实，在史和戏中基本上是一致的。京剧为了表现其威武不屈，以身报国，而碰死在李陵碑下，这样的艺术处理手法，虽然是夸张的，但显得更加悲壮和惨烈。

《李陵碑》又名《托兆碰碑》，在京剧舞台上曾经有两种演法：其一是上七郎鬼魂，深夜来到宋营给父亲托梦。七郎由铜锤花脸应工，演唱悲凉的〔二黄〕唱腔，陈述自己被害的经过。如泣如诉，委婉动听，曲调哀怨而悲愤，既控诉了奸臣罪行，又表现出了父子情深。天将拂晓，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从剧本构思、音乐布局以及剧情发展诸方面来看，可谓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然而“七郎托兆”的情节因涉嫌荒诞，带有迷信色彩，一度曾被禁演。后来演出此剧时，索性将七郎这一角色删掉。结果舞台色彩单调，情节也欠完整，整出戏成了杨继业的“独唱音乐会”。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原样照搬，老戏老演的情况，七郎仍以鬼魂的身份出场。总之，这两种演法都存在着美中不足和各自的弱点。

我们对传统戏的继承发展，推陈出新，不能简单从事，要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七郎的形象完全可以不做为鬼魂出现，而做为杨继业梦境中的人物处理，即让七郎成为杨继业在逆境中盼望救兵，惦念姣儿的急切心情的反映。七郎做为梦境中的形象，同样能够倾诉衷肠，既保留那些优美的〔二黄〕唱腔，而且还会增添一些浪漫主义色彩。

这样，杨继业醒来之后，告知六郎：“适才为父偶得一梦……”，然后再派六郎回朝探听虚实，就更加近情近理。由于噩梦一场，使杨继业的心情更增加了沉重的忧虑，再加上盼兵不到，盼子不归，终于陷入绝境。剧中原有的〔反二黄〕“叹杨家秉忠心大宋扶保，到如今只落得兵败荒郊……”会更加苍凉悲壮，剧情的发展自然熨帖，不但使原剧的精华发扬光大，而且既保留了杨七郎的艺术形象，又扬弃了“鬼魂托兆”的迷信色彩，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