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南宋时期，杨家将故事的传播受众包含了从平民文人到科举士子、从边境士兵到普通百姓、从文艺观众到道教中人的广泛群体，在民间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传播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不仅传播基本史实，肯定歌颂杨业祖孙的忠勇精神，也形成虚构故事，逐步脱离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历史叙述层面，以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
蔡连卫
内容提要 南宋时期，杨家将故事的传播受众包含了从平民文人到科举士子、从边境士兵到普通百姓、从文艺观众到道教中人的广泛群体，在民间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传播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不仅传播基本史实，肯定歌颂杨业祖孙的忠勇精神，也形成虚构故事，逐步脱离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历史叙述层面，以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的双重面貌在民间并行传播。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民间的接受与传播，为后世杨家将故事的丰富发展奠定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更为坚实的故事基础，也开启了杨家将故事脱离历史叙述进入文艺虚构、蓬蓬勃勃发展、轰轰烈烈传播的大门。
关键词 杨家将 南宋 民间 接受 传播
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英勇卫国的事迹，在北宋主要通过朝堂之上君臣的谈论与评价、文人士大夫文集笔记的记载、文人诗歌的咏叹反思等形式在官方和文人以及边境士卒百姓中间流传，这些历史叙述与评价歌咏使得杨家将英雄事迹在北宋已深入人心，并为杨家将故事的千年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1）。元明时期，杨家将出现了包括曲艺、戏曲、小说等多种形式在内的数量众多的文艺作品，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大大丰富，杨家将已完全脱离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历史叙述层面进入虚构的文艺作品层面并在民众中广泛传播。作为从历史叙述到文艺虚构的过渡阶段，南宋无疑是杨家将故事发展传播的重要转折点。
关于杨家将的史实与故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 编》)等史书、文人的笔记诗文、各种类书等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史书主要是史学家对杨家将史实的记录考辨，反映的是杨家将事迹在史学界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2），史书之外的文献则主要反映了杨家将故事在民间的传播情况。因此，本文就通过南宋史书之外的历史文献，来考察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民间的传播。
史书之外有关杨家将故事南宋传播情况的史料，最为学 界熟知的是罗烨《醉翁谈录》、谢维新《合璧事类备要》、徐大焯《烬馀录》、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赵景深《杨家将故事的演变》）（1953）（3）、徐朔方《杨家将戏曲和小说》(1960)（4）、程毅中《杨家将故事溯源》(2001)（5）及台湾学者张清发《杨家将故事的演化与流传探析》(2006)（6）等，都曾在梳理杨家将故事演变时用到这些史料；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1945)、罗奋《杨家将演义•序》(1956)、郑骞《杨家将故事考史证俗》(1972)、常征《杨家将史事考》(1980)、裴效维《杨家将故事的产生与嬗变》(2005)等，也都据此史料做了进一步考证。余嘉锡认为“杨业父子之名，在北宋本不甚著，今流俗之所传说，必起于南渡之后……若吾言不谬，则当南宋之末，杨家将故事必已遍传民间矣”（7），并从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与社会心理着手分析了杨家将故事产生的原因；罗奋认为“‘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时已经播腾人口”（8），并从宋朝软弱的背景和人民崇拜民族英雄的心理角度进行了简要分析；台湾学者郑骞根据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等史料，驳斥了余嘉锡“在北宋本不甚著、流俗之传说必起于南渡之后”的观点，认为“实未必然，盖余氏未发见此墓志，但凭臆测也……杨家将故事在宋元之间已遍传民间矣，且颇为纷歧，盖无疑问” （9）；常征认为“‘杨家将’早在北宋时代即已被搬上了舞台”（10）；裴效维认为“余先生论述杨家将故事产生的原因可谓言简意赅，然而断言杨家将故事‘必起于南渡之后’却大错特错了”，“至少在南宋时已正式出现了‘杨家将’这一名称……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时已十分丰富”（11）。
综上可见，前辈学者的研究大致梳理出了杨家将故事在 南宋时期传播的基本情况，对传播原因的分析也大体准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史料有限，他们对杨家将故事在南宋传播情况的梳理还很粗略，而且有不少推测的成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今天的研究者可以通过数据库、数字图书馆等查找到更多的线索并顺藤摸瓜找到更丰富的史料。本文就依据这些史料，对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民间的传播受众与传播内容进行一次细致梳理(传播形式等另文讨论)，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南宋时期杨家将故事在民间的传播情况。
一、传播受众广泛，民间影响深远
南宋时期，杨家将故事的传播受众不再局限于北宋时期的朝堂君臣、知识分子和边境士卒，而是越来越广泛，影响也越来越深远。
1．平民文人，奉杨业为被逼赴死的忠勇典型
程旸，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之孙。据“录用伊川先生子孙勅黄绍兴十年四月二十九日……今有堂弟旸，系故叔端彦之子，见今白身，欲乞将上件恩泽，奏补堂弟旸于文资内安排……奉圣旨，程旸与补将仕郎”“录用伊川先生后人诏旨注先是绍兴褒录党人，伊川先生孙旸，仕为迪功郎，江州德化县丞”（12），程旸本是平民，绍兴十年(1140)以祖荫补将仕郎／迪功郎(宋代最低官阶)，为江州德化县丞，属于直接与百姓接触的底层官吏。根据《万姓统谱》《古今图书集成》《江南通志》等的记载，程全是休宁人，靖康年间曾辅助宗泽在卫州攻破金兵，升为开州团练使，后因事触忤建康留守杜充，在高宗建炎三年(1129) 金兵进攻池州时被杜冲督令出战，因寡不敌众而死。程旸为哀悼程全死敌作诗两首，第一首就用到了杨业的典故。
团练统制程公全哀挽
江迹留空垒，牙枭谶异征。报君忠贯日，吞虏气填膺。
死战悲杨业，生降唾李陵。哀荣褒典厚，主上已中兴。（13）
程全的积极抗金、被逼出战、寡不敌众而死，与杨业积极抗 辽、被逼出战、无人救援被俘赴死很相似，因此程旸以“死战悲杨业”表达对程全死敌的痛惜。这说明早在程全死敌 的南宋初年，杨业已成为平民文人程旸(后来才成为底层官吏) 心中忠臣良将被逼赴死的忠勇典型。
2．科举士子，将杨业父子功业作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
在潘自牧《记纂渊海》、章如愚《群书考索》、林《古今源流至论》与黄履翁《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刘达可《璧水群英待问会元》、不题撰人《群书会元截江网》等南宋时期的多部类书中，都有多条杨业父子英雄事迹的记载。
潘自牧是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进士，《记纂渊海》成书于宋宁宗时即南宋中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名言警句类汇编，当为科举应试之类书。章如愚是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 即南宋中期进士，所著《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六十卷是为举业所编的类书，考证有理有据精深博大，是科举有价值的参考书。《古今源流至论》和《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是同为宁德人的林和黄履翁专门为科举考试编撰的朝章国典类类书，有一定史料价值。林生卒年不详，黄履翁是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即南宋后期进士。决科谓参加射策、决定科第，名为“决科”就相当于今天的决胜高考复习资料集。刘达可，据淳祐五年(1245)陈子和序应该是宋理宗时即南宋后期人；璧水指太学，《璧水群英待问》是为太学生答策即迎接策问准备的资料汇编，质量不高。不著撰人的《群书会元截江网》，应该是宋理宗时即南宋后期的程试策论之书，名为“截江网”是自称最全没有遗漏之意。可见两部南宋中期、四部南宋后期的类书，虽针对的科举考试类别不同，书的质量亦参差不齐，但都是为科举考试编选的。
这些类书对杨业父子英雄事迹进行了多次记载探讨，说明杨业父子功绩是南宋中后期各类科举考试的考察内容，杨家将事迹已经进入到南宋中后期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内容范畴，是参加科考的士子们应该了解的历史常识。科举士子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都愿意也必须将杨业父子功业作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同时，因为参加科举的人数众多但录取数量很少，中下层落第士子会有部分人参与到逐渐兴起的民间文艺创作之中，所以，南宋中后期杨业祖孙功业进入科举范畴，既刺激了南宋中后期杨业父子功业在为数众多的科举士子中的传播，也会反过来推动南宋中后期杨家将文艺作品的丰富。
3．边境士兵，奉杨业为战争胜利的保护神
北宋末南宋初，以文学知名的黄庭坚族子黄彦平，是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进士，宋高宗建炎年间曾官吏部郎中等职，南渡后数上札子论事，著有《三馀集》。在该书卷二，有一组《欢喜口号》。按杜甫曾作《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朱鹤龄曰：河北诸将擅命不朝，公素所深虑，故闻其入朝喜而作诗”（14），可见“口号”即随口吟成、与“口占”相似，即该组诗是杜甫因心中欢喜所以随口吟唱之诗。黄彦平的《欢喜口号》与杜诗相似，也是组诗，共八首，第二首内容如下：
残魄游魂詟复猜，焚舟弃甲总头回。天家会遣杨无敌，磨斧衔枚夜半来。（15）
考其他七首可知，该组诗基本都与边境尤其是与番人的战争有关。第二首文字大意是当战争失败焚舟弃甲士兵极度恐惧之时，皇帝会派杨无敌带领士兵夜半衔枚而来。既然是欢喜口号，就表示杨无敌来了无助的士兵就得救且欢喜了，由此明显可见边境士兵对杨业的信任。因此，早在黄彦平作此诗的北宋末南宋初，杨业已然成为了边境士兵(也包括黄彦平这样的朝廷官员)心目中战争胜利和士兵生命安全的保护神。
4．普通百姓，将杨业父子当作身边的英雄来传说与传承
前文提到的南宋中期类书《记纂渊海》，还记录了与杨家将有关的地名传说。
卷二十郡县部·河北东路·霸州·形胜
圻城，在州东，杨彦朗屯兵于此，以拒契丹。（16）
卷二十二郡县部·燕山府路·檀州·形胜
挂甲谷，在密乡东北，杨彦朗北征，尝挂甲于此。
杨令公祠，在古北口。（17）
根据北宋刘敞《杨无敌庙(在古北口，其下水西流)》、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之《过杨无敌庙》、彭汝砺《古北口杨太尉庙》等史料，古北口确有杨无敌庙。但古北口并非杨业战斗与死敌之地，当代研究者也认为“杨业归宋后主要战斗和活动在山西雁门和大同一带，在古北口地区虽修有杨令公祠，但他从未到过古北口地区”（18），“古北口建庙，当与崇拜英雄的心态有关……古北口是宋都开封通往辽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南)的必经之地。宋使者路过这里，都要去瞻仰”（19）。杨延朗(杨延昭)确曾长期在河北一带征战，但是否曾屯兵于霸州东圻城以拒契丹，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至于古北口附近的挂甲谷，更没有相关史料，研究者甚至认为“杨延朗从来没有到过古北口一带”（20），至少目前还没有相关史料能够证明杨延朗曾经到过古北口。
《记纂渊海》“形胜”的这三条记载说明，北宋已有的古北口杨无敌庙，到南宋中期已成为当地的风景胜地且已名“杨令公祠”。至迟到南宋中期，在杨延昭曾战斗过的河北东路和未曾战斗过的古北口一带，有了关于杨延昭(亦作“杨彦朗”)的地名及其曾屯兵、挂甲于此的传说，而且传说数量已超过其父杨业。
当杨业父子征战事迹与河北霸州和古北口一带风景名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周围的普通百姓和行经此处的人们，尤其是行经古北口这一曾经的从北宋都城开封到辽都城中京必经之地的人们，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地了解杨业父子的英雄事迹，并且会把他们当作身边的英雄将其事迹广泛传说开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事实上，在明清时期的方志如《明一统志》《万历顺天府志》《大清一统志》《雍正畿辅通志》等志书中，就有9条关于杨延昭在霸州屯兵及建桥等的记载；在《明一统志》《雍正畿辅通志》《山堂肆考》《渊鉴类函》等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和类书中，也有7条关于杨延昭挂甲谷(挂甲峪)的记载，这些应该都与《记纂渊海》的记载特别是南宋中期以来河北燕山一带百姓和行经此地 的百姓口口相传且有意无意的加工渲染密不可分。
5．文艺观众，将观看杨家将文艺作品当作文化享受
宋末元初罗烨的《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和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都记载了有关杨家将的文艺作品。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自然使席上生风，不枉教坐间星拱……论这大虎头、李从吉、杨令公、十条龙、青面兽……此乃为朴刀局段。言这花和尚、武行者……五郎为僧……此为捍棒之序头。言无讹舛，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讶。（21）
与元明清的文艺作品一对比，很明显“杨令公”和“五郎为僧”演述的是杨家将故事，“青面兽”亦与杨家将有关；从“不枉教坐间星拱”“遣高士善口赞扬”“使才人怡神嗟讶”可见杨家将故事在南宋至迟到宋末元初已经成为了观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釐而二之……偶得院本名目，用载于此，以资博识者之一览……（22）
诸杂院爨……打王枢密爨……（23）
余嘉锡、翦伯赞、谭正璧等老一辈专家都认为“打王枢密爨”是金院本即金代戏曲中的杨家将剧目，赵景深、徐朔方等也都认为王枢密应该就是王钦若。按宋代做过枢密使的王姓官员有多人，但只有以“奸邪险伪”（24）闻名的奸相王钦若闻名于世，后世的小说戏曲也只有王钦若常被以王枢密代称；王钦若在对辽战争中的逃避态度与杨延昭的坚决抗击截然相反，所以王钦若进入杨家将故事被描绘为奸臣非常合乎情理，金院本《打王枢密爨》演述的应该就是杨家将故事。金立国120年，其中与北宋对峙13年、与南宋对峙108年，南宋立国153年，金亡时南宋刚步入后期不久，可见金主要是与南宋的前中期相对峙。陶宗仪这条记载说明，杨家将故事在宋金对峙时期即南宋前中期就已被搬上了金人统治区的戏曲舞台。
《醉翁谈录》和《南村辍耕录》都不是专门的目录学著作，对当时文艺作品的记录应该并不全面，当时很可能还有其他杨家将文艺作品。即使仅从目前的这些记载也可以得出结论，在南宋前中期(宋金对峙时期) 直至宋末元初，文艺观众已经可以通过说话、戏曲等通俗文艺作品来了解杨家将故事，并将观看杨家将文艺作品当作文化享受。
6．道教中人，将杨业被逼赴死作为解释经文的典型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经典，成书时间和作者不详，南宋开始受到官方重视。据胡莹微《上〈太上感应篇〉表》所署的“绍定六年八月日”，李昌龄注(传)、郑清之赞的《太上感应篇》是宋理宗时即南宋中后期刊刻的道藏著作。在该书卷十八下有如下内容：
紊人规模，以败人功
传曰：人之立功，功虽归己，然宗庙社稷天下生灵实皆赖之，彼无能者其可紊其规模而幸其败乎？虽曰败彼之功，实是败国之事，其为利害，自不为小，岂无罪乎？寰朔之役，杨业奉命副潘美进讨，既至，虏又攻寰州。业谓美曰：“贼锋方锐，卒未可战。宜引兵出大石路，先遣人谕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即令将兵先出。我师若至应州，虏必悉众来拒，此时朔州吏民便可坌入石碣谷内。仍分强弩千人，使守谷口，所有骑士悉令援于中路。如此，则三州之众必万全矣。”监军王侁沮之，计不得行。且责业曰：“君之此言，岂畏死乎？”业曰：“吾非畏死，行即死矣。”且祝美曰：“吾去，公等可于谷口张功兵分强弩为左右翼，以为吾援。吾转战至此，纵兵击之，必大捷也。”美如其言，阵于谷口。既而王侁乃以虏为已遁，欲争其功，引兵而去。业至，不见一兵，抚膺大哭。复奋身决战，手刃数百人，身被十数枪，力乏，遂为贼擒。不食三日乃死。非侁沮之，功不立乎？是以识者晓此，凡任其责，必先预为之计。……
赞曰：杜预平吴，羊祜之功。元龄善谋，如晦必从。事业既立，勋名俱崇。曾是褊心，齐敏尽东。彼则败矣，吾亦何庸。（25）
这段议论说明，南宋中后期道教中人或者崇尚道教的人，已经将杨业被逼赴死当成了讨论败人之功就是败国之事、解释道教经文“紊人规模，以败人功”的典型案例。因为该书是解释道教经典文本的道藏著作、其内容很容易为道教信徒们接触到并传说开来，这说明到南宋中后期，杨业被逼赴死的事迹在道教信徒中有较为广泛的传播，杨业被逼赴死获得了道教中人的同情与愤慨，杨家将故事的受众越来越广泛，影响越来越深远。
综上，与北宋杨家将主要在官方、知识分子和边境士卒百姓间流传 不同，南宋时期，从平民文人到科举士子、从士兵官员到普通百姓、从文艺观众到道教中人，都对杨家将事迹十分熟悉、尊崇甚至津津乐道，杨家将故事的传播受众更广泛，民间影响更深远，这就为杨家将在元明清时期的广泛传播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传播内容丰富，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并行
南宋时期，杨家将故事的传播内容越来越丰富，既有杨业祖孙英勇卫国的基本史实，也有“混搭”的杂糅故事，在人物和情节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1．叙述历史事实，肯定歌颂杨业祖孙的忠勇精神
南宋时期的不少笔记诗文和类书等文献中，都记载了杨业祖孙三代的爱国史实，肯定了他们的忠勇精神。
(1)江少虞《事实类苑》(又名《新雕皇朝类苑》《皇朝／宋朝事实类苑》)
《事实类苑》是江少虞辑录的宋代史料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成书于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该书具有很高价值，王士祯称其“为宋人说部之宏备而有裨益于史者”。
该书卷第五十五“将帅才略•杨无敌”，有近千字的杨业传，传后有“《杨文公谈苑》”的标注，且“其子延昭死之”的错误亦是沿袭了《杨文公谈苑》的笔误，说明这是引用的《杨文公谈苑》的内容；卷第五十六“将帅才略”，在“魏能、杨延朗”条记载了辽犯澶渊时魏能与杨延朗坚守梁门遂城之事，文字与曾泰《东轩笔录》基本一致，且文中“支”字下有“东轩作诸”、“甲”字下有“东轩作界”注释，可见是受到过《东轩笔录》的影响；卷第六十四“谈谐戏谑”，在“党太尉”条，提及了宋太祖征太原时杨业与党进的对垒，也与《长编》等北宋史料一致。（26）
(2) 吕祖谦《宋文鉴》
吕祖谦(1137－1181) 出身官宦世家，《宋文鉴》是他奉宋孝宗之命编纂的诗文总集，编选极有功力，朱熹晚年亦盛赞此书。该书卷四十二“奏疏”类，收录了寇准的《论澶渊事宜》，其中三次提及杨延朗；卷三十九“诰”类，收录了沈文通为杨文广做的诰。（27）
(3)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
《名臣碑传琬琰集》编集了宋孝宗以前名臣的碑传，前有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杜大珪序。该书中卷四十三《曹武惠王彬行状》中，曾简单提及杨业。值得注意的是，下卷一《潘武惠公美传实录》，记载了朝廷处罚潘美的诏书（28），这就等于将名臣潘美近乎完美人生履历中丧骁将杨业这一污点毫不隐晦地展示了出来。事实上，杜大珪编纂此书的目的是彰显和保存宋代名公大臣事迹，这从书名即可得知，因为“琬琰”即琬圭琰圭，为碑石之美称，也泛指美玉，还比喻品德或文词之美。杜大珪选择的潘美传记内容，说明他没有为尊者讳。
(4) 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
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六十卷，作于宋宁宗嘉定己 巳(1209)。该书卷十七钱若水条提及杨延朗在边境的英勇；卷二十二“杨”姓之下，有杨业、杨延朗事迹，考其内容与《东都事略》大致相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仅用100余字记录了杨业早年在北汉以及入宋的情况，并未涉及杨业入宋后的战功与被逼赴死等史实，却用近200字记录了杨延昭的战功（29）。这说明，到南宋中期，杨业、杨延昭父子不仅已经成为杨氏一族中的名人代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杨延昭的了解越来越多，兴趣也越来越大，这与《长编》等南宋史书中的杨延昭事迹材料越来越丰富也是一致的。
(5)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
《太平治迹统类》是宋光宗、宁宗时期的彭百川所著的类书，其中宋王朝的朝廷大政和诸臣事迹，可以与史传相参考。在该书卷二“太祖亲征北汉”中6次提及刘继业即杨业，1次是在开宝元年(968)北汉主刘继恩与郭无为的权力斗争中，5次是在开宝二年(969)北宋进攻北汉的战争中(4次是杨业与北宋的战斗、1次是杨业劝北汉主降宋)；卷三“太 宗经制契丹”中详细记录了杨业被逼赴死的经过；卷四“真宗经制契丹”“真宗澶渊通好”、卷五“真宗经制西夏”则 5次提及澶渊之役中杨延昭在边境的战斗与主张（30）。所载内容均与史书一致。
(6)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是综合性类书，约成书于宋理宗宝祐丁巳(1257)，前、后、续三集为谢维新所辑。谢氏生平不详。该书《续集》卷十类姓门下有对杨无敌和杨六郎英勇善战及其称号的记载：
屡立功，号杨无敌杨业，并州太原人也。少任侠善射，好田猎，弱冠事刘崇，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 。——战——所向克捷国人——为——
善战，虏呼为六郎杨延昭，智勇—— 沉嘿寡言。 寒不披衣，暑不张盖。遇敌必身先，功成推其下，故人 乐为之用。威振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人畏之——（31）
对杨业父子事迹的记载，与《长编》等史书基本吻合。
(7) 黄震《黄氏日钞》
黄震(1212－1280)是宋理宗时进士，度宗时出仕，宋亡后隐居著述。《黄氏日钞》是黄震的读书笔记，共九十七卷。在该书卷六十三“本朝政要策•添兵”条下，有杨业兵败陈家谷口的记载：
我太祖举中国之兵才十六万人。太宗伐刘继元，驾前兵盖十余万，自是兵亦广。其后，曹彬败于祈沟关，在行者二十万；杨业败于陈家谷口，刘廷让败于君子馆，全军没焉。边疮痍，兵不满万计。河朔悉科乡民守城。（32）
内容与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九“本朝政要 • 添兵”条相似，应该是受其影响的结果。
综观以上七部书的记载，基本是延续北宋史料，叙述历史事实的同时肯定杨业祖孙的忠勇精神。七位作者中，吕祖谦是宋孝宗时(南宋前期) 著名理学家、文学家；黄震是宋理宗宋度宗时(南宋末年) 著名理学家、史学家；江少虞约是宋高宗绍兴年间人(南宋前期)，杜大珪应该是宋光宗时进士(南宋中期)，章定约为宋宁宗时人(南宋中期)，谢维新著 作应该是宋理宗时成书(南宋后期)；彭百川约生活于宋光宗、宁宗时期(南宋中期)、终身未仕。这说明不论是南宋前期、中期还是后期，不论是上层知名学者、中下层文人还是布衣文人，都对杨业祖孙历史功业非常熟悉关注，对他们的忠勇精神非常尊重推崇。此外，在前文提及的《记纂渊海》等科举类书中，也有多条杨业父子英雄事迹的记载。这说明南宋时期，杨家将继续通过文人的笔记诗文类书等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历史叙述形式，以历史事实的面貌在民间传播。
2．形成虚构故事，脱离历史叙述层面
南宋时期的杨家将，还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历史事实的虚构内容，主要是杂糅故事、文艺作品等，杨家将开始逐步脱离历史叙述层面进入虚构故事层面。
(1)“混搭”的杂糅故事
南宋和元初的几部类书中，出现了杨家将的相似记载，为清楚起见引录于此。
天下称为杨无敌 杨畋字延昭，真宗时为防御使。屡有边功，天下称为杨无敌。外寇皆画其像而事之，云以御鬼疾。画像以御鬼疾（33）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三十九)
画像御鬼疾 杨畋，字延昭。真宗时为防御使。屡有边功，天下称为杨无敌。外国皆画其像而事之，云以御鬼疾。（34）
(佚名《锦绣万花谷》续集卷四)
边功无敌 真宗时杨畋，字延昭，为防御使。屡有——天下称为杨——夷狄皆画其像而事之。(35)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十三)
天下称杨无敌 真宗时杨畋，字延昭，为防御使。屡有边功，天下称为杨无敌。夷人皆画其像而事之。(36)
(佚名《翰苑新书》前集卷三十七)
边夷画像 杨畋，字延昭，为防御使。屡有边功，天下称为杨无敌。代北皆画其像而事之，云以御鬼疾。(37)
(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外集卷五)
以上五条记载除文字略有差异外，内容基本相同。按根据多种史书，杨无敌是杨业的称号，与杨延昭及杨氏族人无关；真宗时，杨延昭曾为英州防御使；杨业之弟名重勋，重勋之孙名杨琪，欧阳修曾为杨琪做墓志铭，有“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38) 之言，杨畋是杨琪之子，苏辙称其“始以文词得官，其后将兵于南方，与蛮战，亦有功”(39)，可见杨畋是杨延昭的族孙，与杨延昭主要在北方征辽不同，杨畋主要是在南方征蛮。所以，这5条记载是将杨业、杨延昭和杨畋的事迹完全“混搭”在了一起，成为与史实不符的杂糅故事。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出现了“外寇画像而事之”“可以御鬼疾”的说法，也就是将杨家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神化使之具有了英雄崇拜的色彩。
对此，余嘉锡曾说：“畋乃业之侄曾孙，延昭之族孙，虽以文人立边功，然未尝官防御使。杨无敌乃杨业之号，与延昭无与。维新将三人之事互混为一，是真街谈巷议目不睹史者之所为。疑由评话家随意捏合，不求甚解，以至如此。维新陋儒，遂采用之耳。”(40)事实上，不仅谢维新予以采录，孙逢吉的《职官分纪》、佚名的《锦绣万花谷》、佚名的《翰苑新书》、富大用的《古今事文类聚》也都采录了类似说法。这说明这种与史实不符的杨家将杂糅故事已经不是偶然出现的个例，而是一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常见现象了，谢维新只是如实记录传说而已，未必就是陋儒，余嘉锡的评价因资料欠缺而有失公允。
《职官分纪》署名孙逢吉撰，属于职官类类书，很可能成书于北宋晚期，至迟成书于南宋中期，有重要文献价值。《锦绣万花谷》是宋朝大型类书之一，应该作于宋孝宗末年即南宋中期，错误不少，但亦有参考价值。《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是一部综合性类书，成书于宋理宗宝祐丁巳(1257)即南宋晚期，有较高的史料和参考价值。不题撰人的《翰苑新书》只知是宋人所作，有较高参考价值。《古今事文类聚》又名《事文类聚》，前、后、续、别四集是祝穆在宋理宗淳祐年间即南宋晚期所编，新、外、遗集是富大用和祝渊在元代前期所编。可见，这五部类书成书时间不同、类型不同，参考价值亦不同，但都出现了将杨家将人与事“混搭”及“神化”杨家将英雄的情况。
作为当朝文人的孙逢吉、谢维新等以及元代前期的富大用等人，即便对杨琪杨畋父子的功绩不太熟悉，也不可能不了解杨业杨延昭父子的基本功业，因此这些记载的内容肯定不是孙逢吉等人的错记或失误，应该是他们搜采史料过程中发现并保存下来的史料。这说明，杨家将的事迹很可能在北宋晚期至迟到南宋中期，已经从讲述史事开始逐步演变成为与史实不符的杂糅故事，而且还有了一定程度的神化色彩，并且一直到南宋后期和宋末元初都在社会上流传。这些内容上的“混搭”与“神化”，已经将杨家将从历史英雄的圣坛拉到了可以御鬼的神坛，杨家将故事的传播内容也已经从历史事实的层面逐步转向了虚构故事的层面。
(2) 虚构的文艺作品
从前文所引罗烨《醉翁谈录》中“杨令公”属于“朴刀局段”，“五郎为僧”属于“捍棒之序头”以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诸杂院爨“打王枢密爨”的记载可知，在南宋前中期(宋金对峙时期) 直至宋末元初，杨家将故事已经有了杨业用朴刀类兵器、五郎为僧使用棍棒、王钦若被打的内容，这也是后来杨业被称为金刀杨令公、杨五郎五台山出家做和尚、王钦若成为与杨家做对的大反派等杨家将重要故事情节的基础。但事实上，这些情节都于史无征。
在元代徐大焯的《烬馀录》甲编，也有一段关于杨家将虚构故事的记载。
兴国五年，太宗莫州之败，赖杨业扈 驾，得脱险难。业，太原人，世称杨令公。仕北汉建雄军节度使，随刘继元降，授右卫大将军、代州刺史。先是帝出长垣关，败契丹于关南，旋移军大名，进战莫州，遂为契丹所困。杨业及诸子奋死救驾，始得脱归大名，密封褒谕，赐赉胼蕃。七年，业败契丹于雁门、丰州，获其节度萧太。八年，收契丹三千余帐，迁云州观察兼判郑州、代州，诸将大忌之。雍熙三年，业副潘美北伐，破寰朔应云四州。会萧太后领众十万犯寰，业请潘美会军出雁门，不应。业分死，出战，士卒尽丧，慨然曰：“不幸为权奸所陷。”遂死之。赠太尉节度使。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训，官供奉；四子延环初名延朗，五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州功，加保州刺使，真宗时，与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屡有功，并授团练使。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世称杨家将。(41)
据《长编》等当朝史书，太平兴国五年并无宋太宗败于莫州、杨业父子救驾之事，杨业败契丹于雁门、判郑州知代州、为诸将所忌等皆是在太平兴国五年而非七年和八年；雍熙三年杨业副潘美北伐之事虽基本准确，但史书并未称杨业为“杨令公”，杨业死敌时随殉者名延玉而非渊平，是否长子亦不可知；其余六子之名，虽与后来的《宋史•杨业传》相合，但四子延环初名延朗、七子延彬初名延嗣、六子延昭则于史无征，且与《长编》等延昭即延朗的说法不符；与延昭并授团练使的是杨嗣而非延嗣；延昭子是文广而非宗保，卒赠同州观察使而非官同州观察。由此可见，徐大焯《烬馀录》甲编的这段记载已经与史实相距甚远，但这些与史不符的部分却基本与后世“杨家将”的传说及各种文艺作品相吻合。
徐大焯是“元……吴县人。是书甲编纪宋初宋末事”(42)，大焯乃“宋遗民，宋亡，侨寓吴县，号城北遗民。撰《烬馀录》，杂记南北宋事”(43)。徐氏所记与史不符，当据南宋或宋末元初传说及文艺作品而来。这说明当南宋至迟到宋末元初时，杨家将已经脱离史实并且增加了杨家父子救驾、延昭子宗保等与史实不符的人物、情节和内容，杨家将故事变成了虚实杂糅真假难辨、内容丰富情节感人的故事，并且出现了“杨家将”的专称，“杨家将”这一称呼已经得到公认。
无论是《职官分纪》等五部类书中“混搭”的杂糅故事，还是《醉翁谈录》《南村辍耕录》《烬馀录》中虚构的文艺作品及“杨家将”专称，都说明从南宋直到宋末元初，杨家将已经形成了人物较多情节较丰富的虚构故事，开始脱离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历史叙述层面逐步进入了虚构故事层面，而且“杨家将”这一说法已经得到了世人的公认。
综上所述，与北宋时期杨家将传播的内容主要是杨业祖 孙的真实事迹不同，南宋时期杨家将故事的传播内容越来越丰富，既有真实的历史事实也有虚构的故事，既肯定歌颂了杨业祖孙的忠勇精神也形成了脱离历史事实丰富感人的虚构故事，形成了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的并行传播，其中如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一书即兼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两面，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真实性”“文学性”“通俗性”三者的统一(44)。
三、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民间接受与传播的原因与意义
通过前文史料的梳理分析可以知道，南宋时期杨家将故事的传播，包含了从平民文人到科举士子、从边境士兵到普通百姓、从文艺观众到道教中人的广泛受众，在民间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传播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以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的双重面貌在民间并行传播。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民间的这种传播受众与传播内容，与南宋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也在杨家将故事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南宋所处的二帝被掳被迫南渡、汴京和中原沦陷偏安东南一隅、外族入侵严重威胁长期存在的政治军事背景，使得 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忠臣良将还是处江湖之远的仁人志士，都立志“以图恢复祖宗之业，而澡靖康之耻”(45)。事实 上，普通百姓也抱有同样期望，尤其是靖康之变中被掳到北地的百姓和淮河以北中原沦陷区的百姓，都盼望着宋王朝能早日收复失地，这一点从南宋诗歌中能明显看到。
南宋三次出使金国的大臣曹勋(1098－1174) 作有《入塞》《出塞》等使金诗，很值得注意：
仆持节朔庭，自燕山向北，部落以三分为率，南人居其二；闻南使过，骈肩引颈，气哽不得语，但泣数行下，或以慨叹，仆每为挥涕惮见也。因作《出入塞》纪其事，用示有志节、悯国难者云。
入塞
妾在靖康初，胡尘蒙京师。城陷撞军入，掠去随胡儿。忽闻南使过，羞顶羖羊皮。立向最高处，图见 汉官仪。数日望回骑，荐致临风悲。
出塞
闻道南使归，路从城中去。岂如车上瓶，犹挂归去路！
引首恐过尽，马疾忽无处。吞声送百感，南望泪如雨。(46)
钱钟书认为“据诗序看来，‘妾’象征一切俘虏去或者沦陷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幼”(47)，所以曹氏诗作是以被金人俘虏到北地后在金人统治下生活的百姓口吻，自述亡国破家被掳北地的遭遇。“羞顶羖羊皮”“数日望回骑”“南望泪如雨”等句则寄托了北宋流落在北地的遗民思归故土与宋王朝的迫切心情。南宋理学家刘子翚(1101－1147)，书写靖康之变、 在南宋广为传诵的组诗《汴京纪事二十首》，也很值得注意。其一曰：
帝城王气杂妖氛，胡虏何知屡易君。犹有太平遗老在，时时洒泪向南云。(48)
诗作慨叹“祖宗二百年基业”的汴京被金人占领，反映了沦陷区的北宋遗老即曾经的汴京百姓对南宋的向往。该诗在南宋广为传诵，说明南宋百姓也抱有相同的收复失地的愿望。此外，南宋诗人、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国的范成大(1126－1193)，在经过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土时写下了七十二首七言绝句，其中《州桥》曰：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49)
深刻地传达出北宋旧都汴梁的百姓藏在心里的真实愿望，表现了汴梁等沦陷区百姓盼望宋王朝光复的殷切心情。
南宋与金对峙长达108年之久，占整个南宋历史的70％以上，南宋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又始终处于弱势，也因此给南宋王朝和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屈辱。钱钟书就曾经明确指出，“靖康之变以后，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辽那样，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 老实说，竟是‘主仆’了…… 金人给整个宋朝的奇耻大辱以及给各个宋人的深创剧 痛，这些使者都记得牢牢切切……淮河以北的土地人民是剜肉似的忍痛割掉的，伤痕还没有收口。”(50)通过曹勋、刘子翚、范成大等人的诗作可知，将这奇耻大辱和深创剧痛记得牢牢切切的，不止是出使金国的使者，还有中原沦陷区和被掳到北地的百姓以及生活在南宋的众多百姓。事实上，类似内容和主题的诗歌在南宋还有不少(特别是在“使金诗” 中)，其中所反映的北宋遗民与南宋百姓神州陆沉的屈辱感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期盼感十分真切感人。
基于此，南宋王朝本应朝夕兢业、内修政事、外定武功、收复失地，以洗刷靖康之变的耻辱，不负天下百姓的期待。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南宋朝廷之上主和派经常占据主导，朝堂之上“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这就造成了“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 的局面，使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无数仁人志士空有“中原北望气如山”(陆 游《书 愤》)的豪迈气概，却不得不面对“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的报国无门现实。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此后南宋又开始处于蒙古族政权入侵的严重威胁之下，直至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被元朝击败，宰相陆秀夫背负幼帝蹈海自尽，十余万军民投海殉国，南宋灭亡。坚持抗元的大臣文天祥，饱含血泪写下了“万里金瓯失壮图，衮衣颠倒落泥涂。空流杜宇声中血，半脱骊龙颔下须”“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的诗句(文天祥《金陵驿二首》)，反映了南宋末年皇帝一死一降最终亡国的悲惨景象，揭露了南宋败亡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南宋的败亡、崖山海战的惨烈，比北宋的败亡、靖康之变更甚，怎能不令天下豪杰为之扼腕、南宋遗民为之愤慨？！
综上，南宋前中期一百余年受金国威胁、后期近五十年受蒙元威胁、最终惨痛败亡的政治军事背景，使得南宋军民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抵抗斗争，涌现出了很多像杨业祖孙一样的民族英雄如韩世忠、岳飞、文天祥等；同时也导致北宋遗民、南宋文人百姓以及南宋遗民都格外忧心外敌欺侮，渴望国家统一，崇尚民族英雄。这种政治军事背景和文化心理，正是南宋时期的百姓(也包括沦陷区和北地的北宋遗民)以及宋末元初的人们对英勇抗辽的杨家将兴趣更大、渴慕之情更强烈、有意无意夸张渲染杨业祖孙事迹的历史文化根源。所以，南宋一直到宋末元初，杨家将故事获得从平民文人到科举士子、从边境士兵到普通百姓、从文艺观众到道教中人等广泛受众的关注，并以历史事实和虚构故事的双重面貌在民间传播，也就是自然而然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民间的接受与传播，使得杨家将故事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受众，超越了北宋杨家将主要在朝堂、史学界与边疆军民中以历史事实传播的界限，大大扩大了杨家将故事在民间的影响力，为后世杨家将故事的传播奠定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民间以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双重面貌并行的传播，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更丰富的历史事实、虚构的情节人物、虚实杂糅等结撰故事的技巧，为杨家将故事的丰富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故事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元明清时期杨家将戏曲、小说、曲艺等的繁荣甚至鼎盛局面。所以说，南宋时期杨家将故事在民间的接受传播，开启了杨家将故事脱离历史叙述进入文艺虚构、蓬蓬勃勃发展、轰轰烈烈传播的大门。
注释：
(1) 蔡连卫：《杨家将故事的形成及原因》，《山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蔡连卫：《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 4 期。
(2)蔡连卫：《从史书看杨家将事迹在南宋的传播》，《山西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3) 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212—220页。
(4)徐朔方：《徐朔方文集》第一卷“曲论 • 稗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8 — 213页(原刊北京《戏剧丛刊》1982年第3辑)。
(5)程毅中：《明代小说丛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第78 — 92页(原载《燕京学报》2001年新10期)。
(6)张清发：《杨家将故事的演化与流传探析》，《国立新竹教育大学语文学报》第十三期，2006年，第181 — 198页。
(7)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21 — 422 页。
(8)罗奋 校订：《杨家将演义•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第1页。
(9)郑骞：《景午丛编》下编，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第4页。
(10)常征：《杨家将史事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293页。
(11)裴效维：《杨家将故事的产生与嬗变》，《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2) [宋] 李心传 编：《道命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115页。
(13)全宋诗编纂委员会：《全宋诗》卷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4 册，21329页。
(14)[唐]杜甫 著，[清] 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757页。
(15)[宋] 黄彦平：《三馀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3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70页。
(16)(17) [宋] 潘自牧：《记纂渊海》卷20，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第 934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10页。
(18)章永俊：《北京山区各区县历史文化资源系列调研报告之二•密云》，《北京历史文化研究》2007年第4期。
(19)(20)李裕民：《杨家将新考三题》，《晋阳学刊》2000 年第 6 期。
(21)[元]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1，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5页。
(22)(23)[元]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5 ，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6、310页。
(24)“仁宗尝谓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对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元] 脱脱等：《宋史》卷283，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64页。
(25)[宋] 李昌龄 注：《太上感应篇》，民国影印明正统道藏本，第254页。
(26)[宋] 江少虞：《事实类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21—722、730、850页。
(27) [宋] 吕祖谦：《宋文鉴》，齐治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41—643、590页。
(28)[宋]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 671页。
(29)[宋] 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22，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5年，第11册，第39—41页。
(30)[宋]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丛书集成续编》第275 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219、220、221、251、252、270、273、275页。
(31)(35)[宋] 谢维新：《事类备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57、239页。
(32) [宋] 黄震：《黄氏日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5页。
(33)[宋] 孙逢吉：《职官分纪》，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22页。
(34)[宋] 佚名：《锦绣万花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84页。
(36)[宋] 佚名：《翰苑新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8页。
(37)[宋] 祝穆等：《事文类聚》，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页。
(38)[宋]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29，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据世界书局1936年影印)，第205页。
(39)[宋] 苏辙：《栾城集》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4页。
(40)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22页。
(41)[元] 徐大焯：《烬馀录》甲编，苏州：苏州文学山房补刻民国十三年(1924)，第6页。
(42)[清] 胡玉缙：《续四库提要三种•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43)邓子勉：《宋金元词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1827页。
(44)吴礼权：《历史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及其修辞境界》，《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45)[宋] 杨万里：《诚斋集》卷87《千虑策•君道中》，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8—9页。
(46)(47)(48)(49)(50) 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42、143、155、200、141页。
[作者简介] 蔡连卫，文学博士，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