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的官史书写

“土木之变”的官史书写

——宣府总兵杨洪何以缺位

旅美学者    杨立

“土木之变”概述^[i]

         发生在明朝中期的“土木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骇人听闻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在大东亚地区建立起朝贡体系并以宗主国自居的明帝国，在皇帝率师亲征的归途中，在距离居庸关仅一百余里的一个叫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的地方，于1449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遭到一支冒险深入大明腹地的瓦剌骑兵的截击，号称有五十万精兵之众的明亲征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四散奔逃，最后竟连堂堂的大明皇帝朱启镇也被瓦剌人俘虏^[ii]。这支被打残的所谓亲征军里还包括上百名文武官员，其中五十多人全部死于瓦剌骑兵的刀箭和铁蹄蹂躏之下，侥幸逃生者则向着百里之外的居庸关一路狂奔。八月十七日，当京城的人们看到这些衣衫褴褛、蓬头跣足，身上带着血污的幸存者时，举城震骇，悲愤莫名。在八月二十三日早朝的朝堂上，大臣们放声痛哭，声震屋瓦，纷纷要求惩治太监王振的误国之罪。适逢锦衣卫指挥马顺在廷，喝斥群臣，激愤之下，一向斯文儒雅的文官们竟大打出手，把素日里仗着王振之势欺压众人的马顺和另外两个宦官活活打死，血染丹墀。

明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象牙腰牌，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研究者推测其为私刻的殉葬赝品

         “土木之变”明军失利、英宗被俘，在大明帝国内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政治和军事危机。此时京城守备空虚，国家群龙无首。因为担心瓦剌人会乘胜挥戈入内，攻打京师，城内有些官员早已开始偷偷地把家眷送回南方老家。在朝堂上，翰林院侍讲徐珵（后改名徐有贞）公然提出迁都南京的逃跑主张，赞同他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正当奉命居守的郕王不知所措之际，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痛陈南迁之弊，力主加强京防，和前来攻打京师的瓦剌侵略者决一死战。他的主张得到大臣胡潆、王直等人的赞同，也为郕王所采纳。于谦遂临危受命，以兵部尚书兼总督军务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组织和指挥了京师保卫战。京师保卫战的胜利扭转了明王朝面临的覆亡危局，此后的明帝国仿佛是一艘在大海中意外触礁的大船，在经过剧烈晃动、摇摇欲坠后，慢慢开出危险之境，重新驶上安全航道。

明朝版图

         与此同时，在边关地区，也先太师意外俘虏英宗后，被这突如其来、始料未及的好运冲昏了头脑，他并没有马上乘胜深入，去攻打北京城，反而调转马头，把英宗带回到宣府城下，要总兵杨洪开门迎驾，妄图不战而攻下宣府这座攸关京师安危的北疆重镇。守将杨洪以社稷为重，托辞不出。也先先后三次挟英宗到宣府城下、要杨洪开门未果，便又命人带着英宗西行四百里，来到大同城下。这一次，大同的守城官员们虽未开城门迎驾，但都缒出城来面见英宗，并应英宗的要求，拿出巨额财货，赏赐绑架他的瓦剌人。朝廷事后闻讯，对大同守城官员集体提出严厉批评，同时通告各地守将，从今往后，凡以英宗名义到城下索贿的事发生，一概不准听从和配合^[iii]。

         然而由于英宗名义上仍是大明皇帝，所到之处向各地守军发出的口谕或书信仍然是法律上有效的皇帝诏旨，这对于出自京城的政令的实施及边防安危都极为不利。在大臣们的提议和拥戴下，英宗的同父异母弟郕王朱祁钰于九月六日登基称帝。英宗此后虽被遥尊为太上皇，但他作为人质的身价一下子就贬值了，对也先而言，成了一只烫手山芋。

         明帝国的政权自此展开了一场无声的革命。景帝上台后，对英宗朝的弊政进行了改革。他的变革首先从清洗英宗时擅权的王振余党开始。在取得京师保卫战胜利后，又着手恢复边防，整顿京营，使明军的战斗力在经历“土木之变”的惨败后又很快满血复活，最终挫败了瓦剌人试图利用武力和人质，胁迫明王朝在朝贡贸易上做出更大让利的企图，赢得军事和外交的胜利，迫使也先不得不在“土木之变”发生一年后无条件地将英宗交还。

         “土木之变”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既是前期各种矛盾激化的果，也是后期诸多问题产生的因。景帝朝出于应对突发危机而创立的新制和某些改革措施，在后期都得到继承和发展，比如于谦所创的团营之制。景帝时，君臣相得，唯才是举，政治相对比较清明，是明朝历史上罕有的政治“小阳春”时期。面对国耻外患，官民上下同心，同仇敌忾，爆发出空前的爱国热忱。明朝三大弊政：特务统治、诏狱和廷杖大臣，在景帝朝都不是特别显著的现象。相反，景帝为了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还不得不贿赂大臣，对兵部尚书于谦更是言听计从。而英宗复辟后，因自己得位不正，背着丧师辱国、本人又当过异族囚徒的历史包袱而心虚胆怯，便大肆推行锦衣卫治下的特务政治，监视着臣民们的一举一动，以致朝野上下，噤若寒蝉，道路以目，与景帝朝时言路大开、贤臣用事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土木之变”同样也是很多人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一事变的影响。英宗本意率军亲征，想在臣民心目中树立一个文治和武功都不逊于乃祖乃父的年轻有为英主形象，却不意因此痛失皇位，做了瓦剌人的俘虏和囚徒；郕王朱启钰以亲王居守，原本只是个暂时的安排，却无心插柳柳成荫，意外地得到了称帝的机会。随英宗亲征而死难的大臣多是各部坐第一把交椅的首脑人物，而留在京城的六部官员则多为他们的副二，“土木之变”后这些郎官主事们个个依次得到升迁，比如于谦即由兵部侍郎升为尚书。事变中，数以万计的京营和边地将士不幸丧命；事变后，有人被追责降职，有人却因祸得福，获得立功受奖、甚至封侯拜印的机会。但对于绝大多数居住在边地或生活在京郊的老百姓而言，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家被入侵的瓦剌骑兵洗劫一空，焚烧成灰烬，自己或亲人被蒙古人屠杀、奸淫，或掳掠为奴。战争对于普通人而言，永远只意味着灾难。

         生活在明中期的杨洪父子伯侄亦是“土木之变”的亲历者，他们自身的命运不仅也受到事变的深刻影响，由于他们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还以自己的行动和抉择影响着事件的进程。对于明代“杨家将”、特别是宣府总兵杨洪在“土木之变”中所发挥作用的考察，不仅可以见微知著，从一个侧面了解，在这个影响和改变明代中国人集体命运乃至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有助于我们从军事决策的角度了解“土木之变”发生的真正原因。

“土木之变”的官史书写

         “土木之变”无疑是明王朝的国耻，更是英宗朱祁镇本人身历的一场噩梦。“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官私文书在不得不触碰这一历史事件时都表现得极其谨慎，在遣词造句时极力避免使用“亲征”和“行在”等诸多特殊敏感词。成书于成化三年八月、由英宗的亲舅孙继宗为监修官，其生前亲信大臣李贤、陈文、彭时为总裁官的《英宗实录》（下文简称《实录》），在书写“土木之变”这一发生在英宗朝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便煞费苦心地在秉承“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历史书写传统以维护英宗形象，和秉笔直书以保存信史的努力间寻找平衡，其结果就是我们今日在《实录》里所能看到的那些简略而琐碎、以纪录英宗亲征军行程为主的流水账式的文字，内容不乏对风雨雷电等自然气象的描写，兼涉英宗在沿途所做的一些与国之大事“戎与祀”有关的安排。在涉及书写者认为是关乎成败的某些时刻，如决定去留进退、回师路线及在土木堡扎营时，就把太监王振推到前台，而亲征军的主帅英宗则几乎变成了一个隐身人，或是被王振操控的提线木偶[iv]。

         然而最令人困惑的是，代表明朝官方视角的官修《英宗实录》在对于“土木之变”的历史书写中，对宣府总兵杨洪在事变发生前一个月内的动向几乎完全不置一词，仿佛彼时他忽然“人间蒸发”了。具体而言，从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杨洪上奏、报告马营被围三日的战况，到八月十七日也先首次挟英宗至宣府城下要杨洪开门迎驾，期间跨越“土木之变”发生前一个月的关键时段，《实录》在对这一时段的记载中虽述及英宗对于大同、宣府、甘肃乃至辽东镇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也提到除宣府之外各地主帅的名字，却无一字言及宣府总兵杨洪。兹全部摘录如下：

                   涉及辽东：

         ○【七月戊戌】升辽东广宁右卫指挥佥事赵忠为指挥同知，赠其妻左氏为淑人。初，忠守备镇静堡，达贼来        侵，忠与战不退，贼攻围甚急。左氏曰：“此堡旦夕必破，破则吾宁死不受辱！”遂与母及三女皆自缢死。忠悉   力拒守，贼解围去，城赖以全。镇守左都御史王翱以闻，上嘉其忠节，故有是命。仍遣官谕祭，赐金营葬，     旌其门曰贞烈。

         按：英宗率师亲征出居庸关后，在“车驾次榆林站”时，据辽东镇守左都御史王翱奏报，升守备镇静堡的        辽东广宁右卫指挥佥事赵忠为指挥同知，并旌表其门。

                   涉及大同：

         ○【七月庚寅】是日，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与虏寇战于       阳和后口。时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师无纪律，全军覆败。瑛冕俱死，敬伏草中得免，亨奔还大同    城。(后文略)

         按：发生在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的阳和后口一役使大同镇顿失两名高级将领，故有下文记述的人事任命之        举。

         ○【八月己酉】命广宁伯刘安充总兵官、都督佥事郭登充参将，镇守大同。降失机参将石亨为为事官，       俾募兵自效。

         按：英宗自大同旋师，在离开前，对大同镇人事做了颇为具体的安排，任命了新的总兵和参将。

                   涉及宣府：  

         ○【八月甲寅】升都指挥使孙安为后军都督佥事，仍旧镇守。

         按：据《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九月壬申条所记，英宗在归途中甫一进入宣府辖区后，即在“车驾次怀安        城西”时，就对宣府北路的人事做出安排：令都指挥使孙安为后军都督佥事，与少监陈公总督独石、马营四处     备御，敕命都指挥赵玟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瑄守备龙门千户。

         ○【八月丁巳】升镇守宣府都指挥佥事纪广为后军都督佥事，仍充右参将。

         按：据英宗对于辽东、大同、宣府北路，乃至甘肃等地人事皆有所安排的通例来推测，英宗在“车驾次宣府”         时，对宣府镇的人事亦必有类似的举措。但奇怪的是，此处却独独只提到参将纪广[v]。且纪广此时骤然由都指    挥佥事升都督佥事，连升三级，《实录》既未交代纪广因立何功而膺此殊荣，亦不循书写惯例提奏报人之         名。已知纪广骤获超擢，实缘于其在英宗亲征时随总兵杨洪一道领兵护驾从征，在“干庄儿堡，斩首虏猛秃         儿麻”所立之功。《实录》不言纪广立功缘由，便隐匿了杨洪从征的史实。

         ○【八月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        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        

         按：英宗在雷家站接到“宣府谍报”，彼时总兵杨洪在宣府城中坐镇，此谍报无疑是他派人送来的，但《实    录》惜墨如金，不提杨洪之名。

                   涉及甘肃：

         ○【八月己未】升甘肃副总兵王敬、刘震俱为右军都督佥事，从宁远伯任礼奏也。

         按：正统十四年瓦剌寇甘肃，甘肃副总兵王敬、刘震俱有功，归途中在雷家站驻跸的英宗据甘肃总兵任礼奏        报，对二人做出赏功升职的批示。

         依常理而言，“土木之变”发生在宣府总兵杨洪的军事辖区内，镇守总兵在皇帝过境时负有保障皇帝安全的职责。然而，“土木之变”发生后，杨洪不仅没有受到朝廷的处罚，反而在十天之内就进爵昌平伯[vi]。虽然当时京城的士论中有批评杨洪在“土木之变”中不救英宗的声音[vii]，但事后朝廷对失职武将予以严厉追责时，杨洪并不在其列。这说明，在官方的认定中，杨洪对于发生在自己辖区内的“土木之变”及皇帝被俘这一灾难性政治和军事事件并不负有任何责任。那么，“土木之变”发生前及发生之际，杨洪在哪里、又干了什么，何以在事变后不被朝廷问责？

         从上面引述的材料来看，英宗在亲征归途，对大同、宣府、甘肃、辽东等地的人事，或据主帅奏报，升赏有功；或重新任命地方守将。但《实录》的书写者在涉及宣府镇时，出于某种原因，总是极力避免提到杨洪的名字，遑论交待杨洪在当时的去向。换言之，从《实录》对于“土木之变”的历史书写中，后世读者是找不到关于事变发生前及发生之际，杨洪在哪里或干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考虑到杨洪是“土木之变”发生地的镇守总兵，兼以宣府镇对于京师安危的重要意义，官史在这一问题上的沉默实在令人费解。幸而《实录》之外的其他史料为历史保存了真相，即在“土木之变”发生前半个月，英宗征调宣府总兵杨洪从征大同，把原本用于防守宣府镇的精锐兵力抽调一空。明乎此则不难理解，正统十四年英宗亲征，何以没有兵败于兵凶战危且更边远的大同辖区，反而败于经阳武侯薛禄、永宁伯谭广和杨洪等几代守边名将苦心经营，原本山势险阻，拥有地利，兼防守严密有度，素称“士马精强、粮储充盈、斥堠严整、为九边之冠”的宣府辖区腹里之地！

“土木之变”前宣府总兵杨洪奉调从征的背景

         截至正统十四年，杨洪以左都督任总兵官，坐镇宣府已有两年。他肩负着防守东起居庸关，西迄怀安卫的枳儿岭，南起蔚州卫，北至独石口这一辽阔防区的重要职责。彼时，杨洪侄杨信以署都指挥佥事守备万全卫辖下的柴沟堡^[viii]，子杨俊以都指挥佥事守开平卫辖下的马营堡^[ix]，两人一西一东，守卫的都是杨洪负责的宣府防区内极边险要之地；另一个侄子杨能则以都指挥佥事在伯父杨洪帐下参谋军机，听候调遣^[x]。

         是年，朝廷在西南地区忙于麓川战事，又派京营精锐前去镇压骚动福建、浙江、江西等东南三省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及贵州和湖广的“苗乱”。正统末年朝廷连年在南方用兵征战，致使国库亏空，兵甲不足，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遂陷于被动和无力。瓦剌太师也先利用这个时机，以明朝无故削减其马价、减少其赏赐，且不与其为婚等事由为借口，联合蒙古诸部，分四路大举进犯，其中鞑靼部脱脱不花王领兵攻辽东，瓦剌部阿剌知院攻宣府，太师也先则亲率瓦剌主力攻大同，又遣别骑攻甘州（今甘肃张掖地区）。

         明蒙战争爆发前，身在边地戍守的文武官员曾多次要求明廷加强北部边备，但彼时朝廷腾不出兵力、拿不出兵饷，并未采取特别的军事措施^[xi]，而是多次派出使节，希望利用外交手段缓和同瓦剌的紧张关系，以消弭战祸。从正统十四年六月起，当意识到战争已不可避免时，明廷才开始从山西、河南的班军和京营中紧急抽调人马，加强对大同和宣府地区的守御。然而战争很快就爆发了，明廷不得不仓促应战。七月十一日，也先的先头部队在大同境外的猫儿庄和前来迎战的右参将吴浩交手[xii]，吴浩寡不敌众，全军覆没。七月十五日，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同知石亨领兵与也先再战于阳和后口(今山西阳高县西北)，为太监郭敬所挠，宋瑛、朱冕战殁，石亨单骑奔还，郭敬因藏身于草丛中才得幸免。由于边警频发，边报一日数至，加上大同前线接连传来败报，英宗遂决定率军亲征。

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

        

         明朝皇帝从成祖朱棣起到英宗的皇考宣宗止，都有亲征大漠的传统。随军从征的大臣也留下了不少记录山川异域、大漠风情的文字[xiii]。父祖辈的这些传奇经历，经过大臣们的文字和老太监们的口耳相传，在自九岁起因失去父皇便登基做了皇帝、在宫墙内长大的英宗心中，唤起他对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的想象和向往。加上自幼陪伴他长大的太监王振是蔚州人，他的家乡楼橹壮丽，为北部边关之冠^[xiv]，又临近太行八陉之一的紫荆关，英宗自幼跟王振一起读书，朝夕相伴，一定从王振那里听了不少有关父祖辈北征朔漠的故事。他一直有效法父祖巡边的想法，但在平居无事时做此举动，肯定会遭到大臣们的反对，瓦剌入侵正好给了他实现素愿的机会和借口。太监王振明白英宗的心思，他觉得英宗亲征，一则有先例可循，二则在边关战事紧急时刻，正需要皇帝亲征为刚刚打过两场败仗的边军鼓舞士气，加上有装备精良的几十万京兵扈卫，即便不能取得显赫战功，至少也不会有大的纰漏。不过，王振积极襄赞此事，不仅仅是为了玉成英宗的素志，作为一个大权独揽、形同宰相的司礼监太监，他也亟需一场辉煌的武功来巩固自己的权位，树立自己的权威，让那些因对他的擅权行为不满而虎视眈眈、伺机想除掉他的文武大臣们甘拜下风。

明英宗复辟后，为王振修建了“旌忠祠”并刻像立碑，该碑今存北京智化寺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两个全无军事素养和临阵指挥经验的人居然拉出一支号称五十万之众的亲征军。不过英宗的这支亲征军和历史上成祖、宣宗率领的亲征军完全不同，后者是纯军事建制，皇帝本人是名副其实的统帅，军中除了几位参谋军机的重要文臣之外，几乎没有闲散的非战斗人员。而英宗的亲征军，却是一个实际上由二十多万名京营将士扈从的移动朝廷，其中翰林学士、六部长官、言官御史，锦衣卫校尉，御马监、御用监太监，一个都不少。这些文武大臣又都带着他们各自的属吏、家人、童仆，甚至私家护卫，还有千余辆拉着武器粮草的辎重车^[xv]，及二十余万匹驮着各种公私所需物品的骡马等。这支浩浩荡荡开出京师的亲征军，更像是和平时期随从皇帝外出游幸的人马，纪律松弛，全无“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紧张气氛。

         出行前，吏部尚书王直和兵部尚书邝埜就代表百官，对英宗亲率六师出征表示反对，说得出的理由是：皇帝是社稷宗庙之主，须臾不可离京，何况是将自己置于险境[xvi]。说不出的理由是：皇帝自幼生长于宫禁之中，受教于妇人和太监之手，没有一点军事指挥经验，何以统帅六师亲征？但年轻气盛的英宗为了展示自己独断宸衷的帝王气魄，一意孤行，对任何反对意见都油盐不进。据说，英宗在出行前还做过一个梦。梦里，也先被自己亲征的威武所震慑，下马罗拜于皇帝马前，甘愿臣服讲和。深信自己天命在身的英宗，为这个吉梦所诱，认定此行必有神灵护佑，会马到成功。

         亲征军行至居庸关，大臣们再次劝谏，英宗依旧不听。七月二十三日抵达宣府后，大臣们又屡请英宗驻跸宣府，停止冒险西进，“但选主将统兵征剿”即可。此时有个在龙门卫充军的进士张鉴也特意赶到宣府，想劝阻英宗^[xvii]。然而英宗不愿半途而废，无功而返，仍执意前行。既然大家劝阻他的理由是：大同地近强胡，面对的是由也先亲率的瓦剌精兵主力，他们刚刚打赢两场战役，气焰正炽，故前途危机四伏，前行凶多吉少，他便不顾宣府镇当时同样面临着阿剌知院的入侵，刚刚经历过独石、马营、赤城之围^[xviii]，敌人虽暂时解围而去但危险并未彻底解除的现实，竟命令此时本该在宣府坐镇、加强对这一辽阔防区守御的总兵官杨洪领兵护驾，从征大同，以增强自己西进的安全系数。鉴于杨洪守边御虏的威名，大臣们也就无话可说了，但英宗的这一形同自撤藩篱的错误军事决策埋下了回师途中在宣府辖区惨遭伏击的祸根。

         此后，在奔赴大同的征途中，英宗的亲征军除了原有的数十万京营将士之外，又多了从宣府镇各路抽调出的一批精锐人马^[xix]，由总兵官杨洪亲自率领，洪侄都指挥佥事杨能、左参将朱谦和右参将纪广随行。而留在他们身后的宣府城却因“守将统兵出战”，暂由文臣都宪罗亨信负责守城，在“督令严急，柝声不絶”的紧张气氛中^[xx]，一时间，人心惶惶，莫知所从^[xxi]。

正统十四年杨洪从征的史实和历史记载

        

         虽然《英宗实录》对“土木之变”发生前，杨洪曾率宣府精兵为英宗护驾、巡幸大同的史实无一字提及，这个重要史实却在私人性质的墓葬文字中得以保存，下面分别列举之：

一、   内阁大学士陈循于景泰二年作《昌平伯进侯追封颕国公谥武襄杨公洪神道碑铭》：

车驾亲征至沙岭，公入朝见，命公前行；即又命守阳和、开山二口。公进至栲栳山，生擒贼虏则不丁等三人，获被掠人马以献。驾还，命公殿，寻命还守宣府。贼以精兵来攻，公出，连战败之，贼不敢近。（《国朝献征录》卷10）

按：沙岭在宣府城西五十里洋河北岸^[xxii]，由此北行，出万全右卫徳胜口可至野狐岭，通往塞外；西行，则由万全左卫入红堂口，可往山西。^[xxiii]

　　

二、                                                                                                                                                                                                                                                                    翰林院学士倪谦于天顺四年作《明故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武强伯杨公神道碑》及《明故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武强伯杨公墓志铭》：

己巳春，擢都指挥佥事。秋，从颍国与敌战大同聚落店^[xxiv]，追至栲栳山，败之，擒获珠卜丹等（即陈循文中提到的“则不丁”），夺回所掠人畜。寻从左参将都督朱公谦，与敌战怀安城东，败之，擒获蒙克都勒斡特穆尔，亲解诣京（实为“英宗行在”），上嘉其功，赐以金币。冬从颍国还朝（实为“入京勤王”），有金币之赐。时敌扰边地，诏公追剿，遇敌紫荆、倒马二关，连战败之，擒获伊奇喇斯等，夺回所掠人畜。（《倪文僖集》卷26）

         己巳秋，从颖国哨大同，遇敌聚落店，追北至栲栳山，生得二人，夺回被掠人畜什器。寻从左参将都督朱公哨    怀安，战敌城东，生得一人，亲械诣京，有白金文绮之赐。冬，勅召颕国还朝，公从之，赐以白金文绮。时北 骑入冦，势猖獗甚，即命公督兵征哨，战敌紫荆、倒马二关，左右臂中二矢，生得若干，斩首有加，夺回被掠 人畜甚众。景泰初元春，擢都指挥同知，赐以白金文绮。（《倪文僖集》卷28）

         按：倪谦文写于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年间（1457-1464），故写杨能己巳（即正统十四年）秋从征事多用曲笔，

         如只言杨能从颖国公杨洪巡哨大同，或从左参将都督朱谦巡哨怀安，故意将他在随英宗亲征时所展开的特殊

         警戒行动淡化成边地的常规巡哨；言“诣京”而不言“赴行在”；言“还朝”而不言“入京勤王”，极力回避英宗亲征的

         事实。

三、                                                                                                                                                                                                                                                                    陕西督学副使马中锡弘治年间作《都指挥同知赠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周公英神道碑》：

十四年虏大入寇，英宗亲率六军待边。时，都督洪进爵昌平伯，授节镇宣府，以公隶都督杨能，护跸至大同，与虏遇于栲栳山，公擒生虏则不丁者以献，命诛禡牙^[xxv]。既又从右参将纪广击虏至干庄儿堡^[xxvi]，斩首虏猛秃儿麻等（此即倪谦文提到的“蒙克都勒斡特穆尔”）。还，奏捷行在。土木失利，公身被重创，力战得脱。天子北狩，京师戒严，景皇帝以郕王监国，征洪兵勤王，公亦褁创赴难，至京师，洪进爵侯，因面陈公谋勇可任，且赏未当功，遂升指挥佥事^[xxvii]。（《国朝献征录》卷110）

按：马中锡文写于弘治年间（1488-1505），故写周英从征事全用直笔，略无避讳，故文中出现“英宗亲率六军待边”、“护跸至大同”、“行在”、“土木失利”、“勤王”等字眼；还特别提到一个古老的祭奠军旗仪式——禡牙。

         据上述引文并参考其他相关史料可知，当英宗抵达宣府时，杨洪并不在城中，而是于七月二十四日前后在洋河北岸的沙岭朝见英宗于行在^[xxviii]。他应是在事先接到英宗征调他的命令后，便带着左右参将朱谦和纪广及自己身为都指挥佥事的侄子杨能领兵出城，巡哨于敌虏易于大举进犯的宣府西路，并在彼处恭候待命。英宗先命杨洪领兵打前锋；到大同后，又命他守卫敌骑出没的阳和、开山二口。宣府兵首先在大同聚落店与敌人的游骑不期而遇，后追至怀安卫的栲栳山；又在怀安城东的干儿庄堡展开激战，前后生擒瓦剌兵则不丁（亦译作“珠卜丹”）和蒙克都勒斡特穆尔（亦译作“猛秃儿麻”）等三人。杨能亲自将俘虏押送至英宗行在，向皇帝献捷，获白金文绮之赐。亲征军离开大同时，英宗再命杨洪领兵殿后，到宣府后便又命他还守本镇[xxix]。

         时为千户的周英也是英宗亲征的身历者，曾随主帅杨洪护驾至大同。据马中锡为他书写的神道碑文记载，周英也参加过发生在栲栳山和怀安城东干儿庄堡的两次战役，印证了陈循在杨洪神道碑文和倪谦在杨能神道碑文及墓志铭文中所记杨洪伯侄从征大同且两战擒敌献捷的史实。马中锡文中还透露了一个在其他任何史料中都未见记载的特殊细节，即英宗亲征军在大同期间，还举行过一个杀俘祭旗的誓师仪式，即“诛禡牙”——此举想必令从未经过战阵的年轻皇帝朱祁镇大开眼界，兴奋莫名。

         然而马中锡文中又称，周英“土木失利，公身被重创，力战得脱”。已知周英隶籍宣府镇辖下的开平卫，是杨洪的部下，当时应已随杨洪留镇宣府，何以会在重创英宗亲征军的“土木失利”中身负重伤呢？说明在“土木之变”发生之际，杨洪在宣府城中并非“闭门不出”，袖手坐视。事实上，他在领兵出战近半个月后（7月24日至8月10日），甫一还镇，便又马不停蹄地投入新的战斗。除了派兵出城巡哨，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和东归的英宗亲征军保持着密切联系并随时提供情报外，当“贼以精兵来攻”时，他还领兵出城迎战，“连战败之”，以致于”贼不敢近”。“土木之变”后不久杨洪便进爵昌平伯、朱谦升右都督，除因二人从征有功外，皆与他们此番在宣府城外领兵作战、打退敌兵进攻、保全城池有关[xxx]。周英则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伤的。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发生在宣府城外的战斗实际上也是构成“土木之变”系列战役中的重要一环，此即马中锡将周英在宣府城外力战负伤的情节纳入“土木失利”这一大标题下的缘故。

         《实录》中虽无杨洪从征大同、还镇后在宣府城外拒敌的记载，但确知有来自宣府的谍报向英宗报告：“敌众袭我后”，这与杨洪神道碑文中“贼以精兵来攻”一句所陈述的实际上是同一个事实，皆表明，构成“土木之变”的系列战役首先是在宣府城外打响的。故杨洪彼时出战，不仅是为了保卫宣府城，还有牵制敌众以配合亲征军“拒后”的意图。英宗接到谍报后，便在雷家站主动停下，两度遣兵迎敌^[xxxi]，其意也在策应宣府，兼保护辎重。

         古代行军，辎重车装载着器械、粮草和赏功之物，由运输部队（辎重营）押送，里面征用了不少民夫，走在大部队后面。英宗率领数十万人出征，随行的辎重车队据称有千余辆，外加二十多万匹骡马，和主力作战部队、英宗的护卫亲兵，以及集结各种非战斗人员的老营人马连成一体，行军队伍必定浩浩荡荡、颇为壮观，足以蜿蜒蛇行百余里^[xxxii]。据此推断，当英宗车驾抵达雷家站时，辎重营很可能仍缓慢地行进在八十里外的宣府城附近[xxxiii]。 

         已知当瓦剌精兵来攻时，杨洪领兵出战，“连战败之，贼不敢近”。这一战绩固然说明宣府兵善战，但不排除也先原本只是以少数兵力佯攻宣府，其意并不在攻城，而是要切断宣府兵和亲征军之间的联系，以便重点对付亲征军。事实上，当一部分瓦剌兵在宣府城外和杨洪率领的宣府兵厮杀相持时，也先早已暗中分兵埋伏在“鹞儿岭”一带等待援军。英宗先派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拒敌[xxxiv]，败报传来后又增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骑兵紧急驰援，后者果然在鹞儿岭中伏，在未及抵达阵地前就全军覆没了^[xxxv]。瓦剌兵随后乘胜追击，把逃跑中的英宗逼停在土木堡附近一个掘井两丈余而不见水的高地上，四面围困，断绝汲道。已失去辎重和数万精锐骑兵护卫的英宗在粮水俱绝的情况下被围困两日，之后又为也先假意求和的诡计所蒙蔽，以为瓦剌兵退走，便急忙下令移营就水，不意瓦剌兵回马突袭，阵地上随即便出现了《明史纪事本末》里描写的这一幕：“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众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贲矢被体如猬。”[xxxvi]结果明军大败，数十万京营精锐尽数覆没于土木堡。

         瓦剌太师也先恐怕开始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取得“土木之变”这样辉煌的战果，毕竟他是冒险深入，亲征军在人数上又占绝对优势，还装备着为蒙古人特别忌惮的火器。他初期的目标很可能仅是蹑后袭扰，抢夺辎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由于英宗在归途中轻敌怠忽，既未预先以严兵殿后，也未先机抢占险要地势[xxxvii]，遂使也先得志，他首先以“围城打援”的战术佯攻宣府城，诱使亲征军劳师回援，又在鹞儿岭设伏，一举歼灭数万明军精锐骑兵，然后乘胜追击，将护卫英宗的明军主力团团围困在土木堡。“幸而胡虏贪利，不专于杀”^[xxxviii]，在土木堡开战后，瓦剌骑兵突入明军战阵，一顿乱砍乱杀，等到明军四散奔逃后，便不再追歼，而是专注于清理战利品，把便于携带的贵重物品悉数带走，对大量火器和铠甲则弃而不取。“土木之变”后，也先也没有乘胜直逼居庸关，前去攻打京城，而是调转马头返回宣府，要杨洪开门接驾，企图以英宗为诱饵，不战攻下宣府城，幸未得逞。

蒙古艺术家描绘的也先太师（1407-1454）肖像

结语

        

         那么“土木之变”前，杨洪曾奉命率宣府精兵护驾到大同巡边，去时打头阵、归时殿后的史实被官史漏记是无心之举，还是刻意为之呢？参考写于天顺年间的杨能神道碑文及墓志铭，书写者在叙述传主在己巳秋从征大同的事迹时故意使用隐晦笔法，可见，英宗复辟后，对自己于正统十四年率师亲征的往事讳莫如深。由此不难理解，官史《实录》在书写“土木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何以会一方面极力把责任都推到太监王振头上，一方面又故意隐瞒导致“土木之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英宗本人和他所倚重的太监王振在敌寇分道大举进犯之际，轻率地抽调宣府精兵护驾从征大同，从而造成宣府防区守备空虚，给瓦剌侵略者以可乘之机。敌人遂冒险深入，在亲征军回师途中，于宣府镇腹里之地成功设伏围堵，以少胜多，出其不意地打败了兵力十倍于己的明军，几乎使明王朝覆亡。《实录》隐瞒杨洪从征的史实就是为了掩盖英宗在军事决策上的这一致命失误，如同在其他问题上让王振背锅一样，都是出于维护英宗帝王形象的目的。

         须知，当英宗亲征时，“天子自为将，而大将军若偏裨”[xxxix]，亲征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军事决策最终都必出自天子宸衷。故土木之败，英宗首任其咎。一个从未亲历过战阵的青年皇帝，欲效法父祖，带着数十万虽装备精良但因承平日久而不习战阵的京兵出征，他的对手却是以武力称雄于蒙古诸部、最终建立起瓦剌帝国并自立为汗的也先太师，敌兵则是剽掠成性、惯于骑射，以“来如风雨，去如绝弦”著称的游牧健儿。在如此不对等的实力对比下，英宗亲征实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从走出居庸关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加上开局便采取了拆东补西、顾此失彼的错误军事策略，率尔征调宣府精兵，遂使自己陷入被动，全程被也先牵着鼻子走：始则仓促就道，倾众西行，远赴大同，结果无功而返；归途改道，因出征以来未尝见敌而心生怠忽，大军东归时既未严兵殿后，昼夜警备，常如寇至，又主动弃险不守；等敌兵追至方才劳师回援宣府，结果在鹞儿岭中伏，全军覆没；拥兵数十万被围困于土木堡两日，却始终未敢发一矢一石；敌人假意求和居然信以为真，最后自乱阵脚，被敌骑趁机蹂阵而入，明军遂解甲倒戈，兵溃如决堤之水，一败涂地。在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连环事件背后，都可以看到也先是如何以其“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声”的用兵之道，在心理上迷惑和催眠了军事素人英宗，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圈套，最终一步一步地走入败局。

         对这样一件令明王朝举国蒙羞，甚至给明英宗本人及一代臣民留下集体性心理创伤的历史事件，《英宗实录》的编纂者显然不会大书特书，而是采用极简手法，选择性地留下了一些不完整的纪录。主编《英宗实录》的大学士李贤就是“土木之变”的幸存者，十八年后（1449-1467）重新回顾这段自己曾亲历并死里逃生的历史时，恐怕仍会感到噩梦重现的焦虑和恐惧。然而以选择性遗忘的方式保存历史记忆虽然可以减轻幸存者的心灵痛苦，维护朝廷和君王的体面，但大量被编纂者有意无意漏记的史实，也导致“土木之变”这个发生在十五世纪中期、本该给后世中国人留下宝贵经验教训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不仅真相严重缺位，还留下诸多令人困扰的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