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小说版本关系考索

版本是杨家将小说研究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等小说相比，杨家将小说版本问题相对不那么复杂，因为现存版本种类并不多，可供发现并加以研究的问题相应也就不会太多。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又意味着要完全解决杨家将小说版本问题也不会很容易，其困难程度甚至不会低于上述小说的版本研究。因为研究对象本身的匮乏，会导致许多本应深入考察的版本问题不得不付之阙如。对照上述小说版本研究的进展，杨家将小说版本研究的这种先天不足尤其明显，而杨家将小说版本研究之所以得不到应有重视，原因多半在此。

本文讨论杨家将小说的版本问题，力图凭借有限的版本资料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题，以期能够推动杨家将小说版本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做两点说明：第一，本文所说的杨家将小说，是指《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从版本角度考察，这两部小说恰好代表了杨家将小说的两种版本系统。这两种版本系统之间的关系是研究重点。第二，因为《北宋志传》往往和《南宋志传》合刊，讨论时自然就不能不适当考虑《南宋志传》。所以在探讨三种明刊《南北宋志传》的相关问题时，我认为《南宋志传》与《北宋志传》同等重要，相信这有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

一、北大世本《南北宋志传》小考

世德堂本《南北宋志传》，日本内阁文库有藏（以下简称“内阁世本”）^（1）。除此之外，国内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一部世德堂本《南北宋志传》（以下简称“北大世本”）。它和内阁世本在版式、行款、插图方式以及眉批和注释内容等方面都几乎是一模一样：都分为南宋、北宋两部分，各十卷五十回。回目双句七言。都有眉批，偶有双行小字注释。都是图嵌文中，两个半叶合为一幅。正文都是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卷端书题“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版心题“南（北）宋志传”。但两个本子也存有较多差异，不能混为一谈。以下拟分南宋、北宋两部分将这些较为显著的差异胪列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北大世本的性质与来历，以及它的意义。

1.两个世德堂本的差异

南宋部分

（一）两个本子卷一前六叶的版式和内容很不一样。北大世本没有那篇古风，第一回只有回目而无回次，有“按五代史演义”一行字。内阁世本有“古风一篇”（内容同三台馆本），回目、回次齐全，却没有“按五代史演义”这行字。这也让北大世本卷一部分比内阁世本少了一叶文字。北大世本这六叶没有眉批，而内阁世本有较多评释。北大世本这里的叶六b面是十二行，每行二十五字，多出十二个字。北大世本叶一b面所引的一首杜诗，双行小字刻入，占两行。这首诗位于内阁世本的叶二b面，仍作单行刻写，占三行。北大世本叶一b面叙石敬儒和石敬瑭射中大雁，说的是“敬儒一箭射中那雁颈上，敬瑭一箭正射中左翼”，内阁世本叶二b面的这句话却作“石郎一箭正射中那雁左翼，敬儒一箭亦射中那雁颈上”，文字顺序恰好颠倒。相似情形是北大世本叶一a面形容石敬瑭“面如重枣，额阔睛圆”，这句话在内阁世本叶二a面变成“面如重枣，睛圆额阔”。

（二）插图方面。北大世本有五十二幅，比内阁世本多了一幅名为“李潞王汴京称帝”的插图。北大世本的第一幅插图是“石敬瑭兴兵伐蜀”，不题刻工姓氏，而内阁世本的第一幅插图是“董节度应谶兴王”，题“上元王少淮写”。另外，两个本子卷八第一幅插图（由叶二b面和叶三a面合成）左半部分一样，而右半部分截然不同，北大世本题“周世宗议征西蜀”，内阁世本题“王朴进献开边策”。（见图1、2）

（三）题署方面。北大世本目录书题“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比内阁世本的目录书题多“演义”二字。北大世本卷一、二题“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内阁世本卷一、二作“绣谷唐氏世德堂校订”。北大世本卷五、七、九署“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文台余氏双峰堂校梓”，内阁世本这三卷署“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北大世本《南宋志传序》不署撰人，而内阁世本《叙锲南宋传志演义》署“癸巳长至泛雪斋叙”。北大世本版心下端不刻“世德堂刊”四字，内阁世本版心偶有这四字。

图1北大世本卷八第一幅插图　　　　　　　图2内阁世本卷八第一幅插图

（四）目录方面。北大世本在标明各卷起止时间时都注明该卷总的时间（如“首尾凡二年事实”）和国镇数目（如“是岁户四国三镇”），同时也刻上“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和“绣谷唐氏世德堂校订”这两行文字，而内阁世本没有这些内容。

（五）阙漏方面。北大世本卷三末尾有“南宋卷三笔”（当作“毕”）五字，卷五末有“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卷之五终”一行字，内阁世本没有这些文字。另外，北大世本卷八缺最后一叶。

北宋部分

（六）北大世本北宋部分的卷次起于卷之十一而止于卷之二十，与南宋部分的卷次相衔接，回次仍从第一回到第五十回。内阁世本南宋和北宋部分的卷次、回次自成起讫。

（七）插图方面。北大世本不题刻工姓氏，而内阁世本第一幅插图题“上元王少淮写”。北大世本卷之十一（即《北宋志传》卷一）的叶十一与内阁世本卷一的叶十一截然有别，北大世本该叶b面的字体与他叶不同，文字与内阁世本该叶b面也稍有出入。北大世本该面首行文字是：“住因于牢中四年因越狱走回亦在拦路虎家借歇步出门外。”内阁世本作：“囚于牢中四年今因越狱走回亦在拦路虎家借歇步出门外。”最重要的是叶十b面与叶十一a面合成一幅图，可两个本子的同一幅插图竟然又出现左边半幅（即叶十一a面）不同的现象（见图3、4）。

图3　北大世本北宋部分第二幅插图　　　　　图4　内阁世本北宋部分第二幅插图

（八）题署方面。北大世本《北宋志传序》被置于南宋传的首册，在《南宋志传序》之后，署“万历戊午中秋日主人题”，内阁世本《叙锲北宋传志演义》位于北宋传的首册，署“癸巳长至日叙”。北大世本卷之二十的底叶正中有“书林双峰堂文台余氏梓”牌记（见图5），内阁世本没有类似的牌记。与南宋部分一样，北大世本版心下端不刻“世德堂刊”四字，内阁世本版心偶有这四字。

　　　　　　　　　　　　　　　　　　　　　图5　北大世本底叶碑记

（九）目录方面。两个本子都是十卷分为十集，以天干纪序，北大世本目录以卷之十一为“续甲集”，以卷之二十为续癸集”，内阁世本目录以卷一为“甲续集”，以卷十为“癸续集”（卷首则都是以第一卷为“甲续集”，其余九卷从“续乙集”到“续癸集”）。北大世本目录有“XX集目录凡五段”一行字，内阁世本目录没有这项内容。

（十）阙漏方面。内阁世本卷八第二十八叶一下阙（其实也就阙“虎落深坑无计较，龙遭铁网智谋疏”这句诗），北大世本此处不阙。

上述种种差异说明：北大世本不是一个纯粹的世德堂本，它的版本性质需要进一步考察。这就涉及双峰堂题署和牌记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

2.北大世本的性质与来历

胡士莹（1901—1979）曾对北大世本的版本性质进行说明，认为这个本子：

系明万历年间刻本。卷内题“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卷末有牌记“书林双峰堂文台余氏梓”。则此本为余氏原板，归唐氏印行者。书口上题“南宋志传”“北宋志传”。北宋传第一回前，叙述甚详，称南宋十卷起石敬瑭出身，至太祖平诸国为正集；北宋十卷，起太祖下河东，至仁宗止，收集杨家府等传为续集，总二十卷，卷数衔接，回数各自分起。卷端补抄北宋序一篇，署“万历戊午”，为玉茗堂主人序，盖据玉茗堂本补摹者。^（2）

北大世本《北宋志传序》的文字与内阁世本有较多异文，胡氏推测该序“盖据玉茗堂本补摹者”应无疑问。当然，修补的范围不限于“补抄北宋序一篇”。上文差异（一）提到两个本子卷一的前六叶有很多差异，我又注意到，北大世本这六叶文字的字体细圆，与卷十一第十一叶b面文字的字体相同，应是后来的补刻。两个本子的刊刻行款从叶七始相吻合也反过来证明这个看法——北大世本比内阁世本多一幅插图，正好补足它因没有那篇古风而比内阁世本少了的一叶正文。差异（二）中提到两个本子卷八的第一幅插图，就插图两面的吻合程度而言，内阁世本应是原板，而北大世本是补刻。但是很奇怪，两个本子叶二a面的行款一致，这表明北大世本此处或许只需补刻半叶插图。差异（七）说明北大世本卷十一的第十一叶也是补刻。这些差异充分说明，北大世本首先是一个修补本，修补的范围包括序言、正文和插图。

至于说北大世本“为余氏原板，归唐氏印行者”，这个意见恐怕不确。如果唐氏只是印行余氏原板的话，北大世本与内阁世本在目录、题署、插图等方面的细微差异就会变得不可理喻。同样的道理，假定是余氏印行唐氏原板，这些差异也一样不可想象。

当然可以设想，双峰堂和世德堂两个书坊之间，一方的原板后来归另一方所有，得到原板的那一方并不是据原板刊印，而是对原板进行剜改之后再刊印行世。但由于剜改不彻底，就有了这个世德堂和双峰堂同为校梓者的北大世本。

在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想指出，两个世德堂本文字的刻写往往有不易察觉的差异。表1是对它们的抽样比勘表。出处栏里，斜线前的数字表示回次，斜线后的数字表示《古本小说丛刊》影印本的页码。

表1  北大世本与内阁世本文字抽样比勘表

表1中所显示的文字繁简、正俗之别或形近、音近之误，肯定不是剜改产生的。因为得到原板的一方实无必要剜改这些文字，何况它们也无剜改痕迹。与此类似，北大世本卷五（也即题“双峰堂校梓”的其中一卷）叶廿三a面的最后一个字是“双”，而内阁世本刻作“雙”。所以，两个世德堂本不可能是一方根据另一方原板刺改刊行。合理的解释是：北大世本和内阁世本的书板出自不同刻工（或为书板写样^（3）的写工）之手，他们不同的刻写习惯和偶然的手误导致了这些差异的产生。

同一家书坊为同一部小说刻写两套或两套以上的书板，这种情况在明代不是没有其例。像金陵周氏万卷楼万历十五年（1587）刊刻《国色天香》，十年后又重刻此书。^（4）双峰堂刻有《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和《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5），以及三种《廉明奇判公案传》版本^（6）。三台馆和双峰堂同为建阳余氏之书坊，它们往往同时出现在一部通俗小说中，譬如有一种《廉明奇判公案传》版本出现“三台馆”字样，另如《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闽双峰堂西一三台馆梓行”。它们有时又分别单独出现在相同小说的不同版本中，其实质仍为一家书坊刊刻的同一部小说的两种版本。譬如双峰堂刻有《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7），三台馆刻有《新刻京本校正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评林》；双峰堂刻《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三台馆刻《大宋中兴岳王传》。《南北宋志传》有建阳余氏三台馆本，而北大世本出现“双峰堂梓行”字样，很有可能余氏另外用双峰堂的名义刊刻过这部小说。另一种可以并存的可能是金陵唐氏世德堂曾两度刻印了《南北宋志传》这部小说。这样的话，北大世本的性质和来历，以及它和内阁世本的关系有如下几种可能情形：

第一种可能的情形，建阳余氏分别用三台馆和双峰堂的名义刊刻过《南北宋志传》。其中，双峰堂本书板后来归金陵世德堂本所有，后者对它进行剜改后（剜改不彻底，遗留下双峰堂的牌记和三处“文台余氏双峰堂校梓”的题署）予以刊行，这就是北大世本。这部小说销量很好，金陵世德堂见有利可图，于是对照原先的剜改本，并在目录、卷次、插图、题署等方面稍加变化，另请刻工翻刻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德堂本，即内阁世本。因为是翻刻，出现文字繁简、正俗之别，以及形近、音近之误都很自然。这一可能如果成立，北大世本就仅仅是改头换面的双峰堂本。

第二种可能情形是，世德堂和双峰堂协作刊刻《南北宋志传》，共同推出这部有尺蠖斋评释的北大世本。书出版后比较畅销，书板因多次印刷而有所损坏，世德堂就在利用部分原板的基础上，仿照这部合刊本另行翻刻，于是就有了大同小异的内阁世本。虽然揆之常理，协作双方应该承担同等的责任，而不应该出现三比十七这么悬殊的卷首署名，但这一可能仍不宜排除。

金陵世德堂刊刻了一部带有大量尺蠖斋评释的《南北宋志传》（即内阁世本），已用三台馆名义刻过这部小说的建阳余氏不甘示弱，于是仿照其版式，以双峰堂名义翻刻这部小说（即北大世本）。^（8）这是第三种可能。不过，北大世本各卷卷端题“绣谷唐氏世德堂校订”有十七处，版心偶有“世德堂刊”字样。倘若是出于商业竞争，建阳余氏没有理由在重刻本里保留这么多的“世德堂”字样。所以这个推测成立的可能性，相对而言微乎其微。

如果考虑得复杂些，这里还存在第四种可能。双峰堂和世德堂两个书坊之间，一方依据另一方的原板版式翻刻了一个与原板比较接近的本子。既然是翻刻，无意的误刻和有意的变换花样，都能够解释北大世本和内阁世本何以有诸多差异。后来双方的书板都有残损（北大世本和内阁世本都有阙叶可以证实这一点），有人将二者拼合起来刊印，并补刻了双方都缺失的若干叶，于是就有了这个北大世本。这种可能如果能够成立，北大世本就是用某个原刻本及其翻刻本拼合而成的本子。至于双峰堂和世德堂孰为原刻孰为翻刻，这里暂时还很难断定，只能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这也意味着：虽然北大世本的正文、眉批、注释、插图方式和刊刻行款都极似内阁世本，也不能简单认为它们源于世德堂本；虽然北大世本与内阁世本在题署、目录、插图、刻工等方面存在某些差别，也不能认为这些地方就是袭自双峰堂本。当然，两个本子的拼合形式也可能只是将已印出来的残本配补在一起。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北大世本也可能是一个配补本。

谈到明清小说版本的紊乱情形，柳存仁曾指出：“有许多小说，不只刻得不精，也有许多书坊把它们刻的旧版转售与本城或他城的其他书贾，另外用一个堂名重印的；或者，同是这一部书，同为这一间书铺刊刻的，却分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的堂名印售。”^（9）他所举例证之中，就有小酉山房本《南北宋志传》用的是郑五云堂版这个例子。世德堂本《南北宋志传》有两种版本，自然也是这种刊刻风气使然。

3.北大世本的意义

无论北大世本的性质是上述推测中的哪一种，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这个本子是明代后期商业出版文化的一个产物，反映了当时各地、各家书坊，尤其是建阳和金陵书坊之间的商业往来乃至竞争关系。

金陵和建阳书坊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肖东发（1946—2016）以建阳余氏为例，对此总结说：“福建书林余氏所经营的刻书事业是与‘金陵’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的：一种情况是‘金陵版’书籍传到福建，由余氏重刻；一种情况是建阳余氏刻本，传到南京，由金陵书坊翻刻；第三种情况是福建余氏族人在南京开设书肆，从事刻书售书。”^（10）这里不妨举一些实例^（11）：

（1）双峰堂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每卷题“书林双峰堂刊行”，而卷七题“书林万卷楼刊行”，版心又题“仁寿堂”。万卷楼、仁寿堂是金陵周氏堂号，该书图记刻工“王少淮写”。应是金陵周氏重刻余氏本。

（2）《英烈传》杨明峰刊本卷一题“原版南京齐府刊行，书林明峰杨氏重梓”。

（3）《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二书署“书林余季岳识”，封面左下题“金陵原梓”。

（4）三台馆本《大宋中兴岳王传》与南京万卷楼本同，但不附《精忠录》。

（5）三台馆本《唐书志传》的正文、序文和金陵世德堂本相同，三台馆本序署“三台馆主人题”，世德堂本序文后题“癸巳阳月书之尺蠖斋中”。

（6）辽宁省图书馆藏《新锓评林旁训薛郑二先生家藏酉阳搜古人物奇编》原题“闽书林陟瞻余应虬梓行”，该书每叶版心下均刻有“南京版”三字，卷末牌记云：“万历乙酉秋月南京原版刊行。”

（7）国家图书馆藏《艺林寻到源头》原题“潭阳尔雅甫余昌宗汇辑”，卷首有朱永昌序，称“余友（指余昌宗）寓金陵有年矣”。王重民（1903—1975）据此推测：“昌宗殆为建安余氏之设坊于金陵者。”

（8）闽建书林叶贵刊焦竑《皇明人物考》，同时在金陵三山街设肆，名“金陵建阳叶氏近山书舍”，又称“金陵三山街建阳近山叶贵”。建邑书林萧腾洪《新刻太医院校正痘诊医镜》，又在金陵萧腾洪有书肆名师俭堂，刻《玉簪记》等书，疑为一人。^（12）

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笈之神业举者，悉付之梓。因具书目于后……余重刻金陵等板及诸书杂传，无关于举业者，不敢赘录。双峰堂余象斗谨识。”^（13）可见余象斗并不否认他重刻金陵书板的事实。

当然，正如学者已指出，建阳书贾往往以“京本”标榜，“其作用大约不外于表明这部书并不是乡土的产物而是‘京国’传来的善本名作，以期广引顾客的罢”^（14）。这一现象反映了两地书坊还存在出版竞争关系。仍以余象斗为例。金文京（Kin Bunkyo，1952——）指出，余象斗于万历二十年（1592）出版《三国志传》，也许意识到上一年南京刊刻的周曰校本，有与之对抗的意思。他第二次出版《三国志传评林》时，似乎受到了周曰校本的影响。以后，建安书坊向南京本的倾斜越来越强烈，出现把南京系的“通俗演义”和建安系的“志传”两种书名合并作一个书名的版本（郑少垣本、杨闽斋本等）。到了吴观明本，就舍弃建安系的本子，完全接受周曰校本了。^（15）这层意思，余象斗的“夫子自道”传达得更加显豁。

明刊本《八仙出处东游记》余象斗序云：“不佞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故说。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16）

双峰堂本《三国志传》扉页有一段识语说：“余按《三国》一书，坊间刊刻较多，差讹错简无数。本堂素知厥弊，更请名家校正润色批点，以便海内一览。买者须要认献帝御位为记。余象斗识。”^（17）眉栏又镌有余象斗撰写的《三国辩》，全文曰：“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矣。种德堂其书极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纸、板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惟爱日堂者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板已矇，不便其览矣。本堂以诸名公批评圈点校证无差，人物字画各无省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下顾者可认双峰堂为记。”^（18）

痛骂那些翻刻自家书板的人，贬低其他书坊所刻的书籍，抬高自家所刻的小说，无非是激烈商业竞争背景下的销售策略罢了。

作为明代的两个出版中心，建阳和金陵书坊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前文对北大世本性质和来历的推测，正是基于这样的出版环境而考虑的。反过来，北大世本的出现，自然也可以说是这种复杂关系的一个折射。（待续）

注释：

（1）它的版本信息，参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古本小说丛刊>第三四辑前言》，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页。

（2）胡士莹：《<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明清小说论丛》第四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

（3）雕刻并不是直接在板上刻字，而先要写样，即先在纸上写上要刻的文字，然后再上版，之后才能在板上刻字。参看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版，第43—46页。

（4）[日]大冢秀高：《增補中国通俗小说書目》，汲古书院1987年版，第6页；王清原、牟仁隆、韩锡铎：《小说书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原刊已佚，无法确定重刻本的书板是修补旧板，还是另起炉灶；若是修补旧板，修补程度又有多大。

（5）王清原、牟仁隆、韩锡铎：《小说书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6）[日]大冢秀高：《增補中国通俗小说書目》，汲古书院1987年版，第54页。

（7）参看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65—67页。

（8）前文已指出，两个世德堂本不可能是一方据另一方原板剜改而成。所以，如果双峰堂是在世德堂之后刻成这部北大世本，其途径只能是仿照内阁世本翻刻。

（9）柳存仁：《论明清中国通俗小说之版本》，《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4页。

（10）肖东发：《明代小说家、刻书家余象斗》，《明清小说论丛》第四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11）除另行注明者外，这些实例都取自肖东发：《明代小说家、刻书家余象斗》，《明清小说论丛》第四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一206页。

（12）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

（13）引自肖东发：《明代小说家、刻书家余象斗》，《明清小说论丛》第四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一199页。

（14）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377页。

（15）金文京：《<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16）[明]余象斗：《八仙传引》，[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古代小说集成本。

（17）陈翔华主编：《三国志演义古版丛书五种》第一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版，第1页。

（18）陈翔华主编：《三国志演义古版丛书五种》第一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版，第3—5页。

（摘自陈小林著《杨家将故事考论》第1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