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统景泰朝“扶杨”和“倒杨”现象背后

旅美学者　杨立

         明代边将杨洪和杨俊父子生前皆有智勇善战之名，但两人的遭遇和结局却有天壤之别。杨洪自宣德以来直至去世前，始终受到朝廷的特殊保护和扶持，仕途一路顺风顺水，可谓生荣死哀；杨俊却在“土木之变”后遭到一部分文官们的联手打压，不仅仕途频频受挫，最后还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古人云：“治军如治国，须持二柄，一曰赏，一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i]正统、景泰两朝在治军方面各有偏重，前者承袭自明初以来的尚武风习，对武人在管理上偏重于恩赏；后者鉴于明军在“土木之变”中所暴露出的种种积弊而试图推行军政改革，在管理上偏重于威罚。在“扶杨”和“倒杨”现象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正是正统、景泰两朝对于武人的不同管理方式。亦诚如于谦所言：“赏从贱，罚从贵，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术也。”[ii]杨洪由属于明世官低阶的世袭百户起家，和由开国元勋后代组成的勋贵武人集团相比，出身卑微，故英宗朝对杨洪的奖掖扶持符合“赏从贱”的原则。然而当杨俊出道时，其父已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土木之变”后更是封侯挂印，执掌京营；杨俊本人也官至一品，富贵逼人，故景泰朝拿杨俊作法，也符合“罚从贵”的原则。杨洪父子皆于正统、景泰两朝声誉鹊起[iii]，手握重兵，无论赏罚，都会起到比一般武官更大的示范效应。但在“扶杨”和“倒杨”现象的背后，还有颇为复杂微妙的政治原因。

宣德、正统时期朝廷的“扶杨”政策

         自宣德、正统以来，蒙古诸部日渐侵扰。此时瓦剌势力崛起，逐步征服蒙古诸部，在明帝国北面的大漠草原上，继由成吉思汗后人黄金家族统领的北元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严重威胁明朝北疆安全的瓦剌草原游牧集团。然而此时明朝的边政却因晏安日久而渐趋败坏，边将和监军都热衷于营私舞弊，侵吞屯田，私役士卒，盗用军储，遇敌则畏缩不前。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边患，朝廷急欲延揽人才以图振作军队士气，提升明军的战斗力，在此背景下，便将戍守宣府北边要地、以敢战和善战而著称的开平卫千户杨洪树立为守边模范，借以激励其他边将像杨洪一样杀敌报国。此后朝廷对杨洪颇为厚待，每次奏捷报功，即便是很微小的战绩也会纪录在案，予以奖赏。

         杨洪自永乐初由陕西汉中调戍开平，因表现出色深得主帅器重，很快便脱颖而出。洪熙元年以功由百户升为正千户。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也同时屡遭同僚甚至上司的诬告陷害[iv]。宣德四年，朝廷特降敕书，在表彰杨洪的同时承诺对他予以特殊保护，如下：

         命开平卫千户杨洪领精骑二百人专巡逻以防虏寇，听都指挥唐铭等节制，降敕奖谕之曰：“尔能竭诚尽忠，为       朝廷效力，良用尔嘉，宜益慎重，毋致疏虞。有挟私害尔者，即具奏闻，必治以罪。”（《明宣宗实录》   卷之五十五，宣德四年六月癸巳条）

         此后凡有对杨洪因妒生恨、想寻机陷害他的人，朝廷果然严惩不贷。正统元年，内臣韩政、阮鸾上疏攻击杨洪，朝廷降敕将其驳回，斥责他们必是受了小人唆使，还勒令其把在背后挑拨离间的小人械送京师[v]。二年，指挥杜衡诬奏杨洪过失，朝廷把他贬到广西[vi]；部卒李友全告发杨洪“隐私”，朝廷把他交给杨洪自己处治[vii]。不久朝廷提拔杨洪担任都督佥事李谦的副手，委以戍守赤城、独石的重任。李谦年老怯战，与杨洪积极任事的作风相左，杨洪每次调军部署作战，他都暗中作梗。朝廷察知实情后就把李谦撤职，让杨洪独理其事[viii]。

         “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之后，也先带着英宗三次叩宣府城门，试图逼迫杨洪出城迎驾。杨洪以社稷为重，拒绝开门。他的这一顾全大局的做法虽在英宗复辟后遭到血腥报复，但在景泰朝却使他继续成为朝廷借以鞭策其他边将效法的榜样：

         镇守大同广宁伯刘安启：“臣出城朝见，皇上谕臣曰：‘也先欲将其妹与我结姻，送我回京，仍正大位。’又谕         臣：‘尔奏报皇太后，朕虽虏中，身体无恙，若再遣使臣，多赍表里物货前来给赏，可得早回。如来迟，恐深     入虏地。’”王令谕安曰：“得报虏围拥一人，称是至尊，尔等俱出朝见，及与银两叚匹赏众。此盖虏寇设计诈     诱尔等，尔等无知无谋至于如此，朝廷用尔镇守何为？中国惟知社稷为重！今后但有此等不分真伪，尔等决不 可听信，以误国家。近者虏寇诈诱杨洪三次，洪皆不听。如尔等日后再听诈诱，罪不容诛，慎之慎之！”遂以       此意遍谕沿边诸将。（《英宗实录》卷之一百八十，正统十四年秋七月乙亥条）

         杨洪是明朝继徐达、常玉春等一代开国元勋及“靖难”诸功臣之后崛起的新一代军事将领，他生历明朝最强盛的“永宣盛世”和由盛转衰的正统、景泰两朝，先后置身于九边要地开平和宣府，凭着自己的忠勇胆识，机变韬略，兼以朝廷的倚重，终于得以一展长才，为守卫明朝北疆，特别是在明中期“土木之变”后坚守宣府，为保障京师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又以古稀之年率兵勤王，奋不顾身，转战千里，打退蒙古瓦剌部的入侵，使得连皇上都被俘去，一时群龙无首的明王朝安然度过一场空前的政治军事危机。他本人也由一个世袭百户逐步荣升至雄镇一方的主帅，并进而总天下之兵，生前封侯挂印，死后名列青史，堪称是一位“善始善终，福寿双全”的大将。

         杨洪的成功固然与他个人的天赋和努力有关，但也与朝廷对他的爱护和扶持分不开。《水东日记》作者、明人叶盛（1420 - 1474 ）就曾明白无误地指出：“杨武襄洪为人虽尚权谲，然有威严，将士知畏之，此其所长不可掩之者，亦赖朝廷主张以成其名耳。盖自宣德、正统以来，受知于上，阁中庐陵杨公辈皆爱重之。”《明史·杨洪传》亦记：“时先朝宿将已尽，洪后起，以敢战著名。为人机变敏捷，善出奇捣虚，未尝小挫。虽为偏校，中朝大臣皆知其能，有毁之者，辄为曲护，洪以是得展其才。”

         明成祖朱棣自永乐八年（1410））至二十二年（1424）曾五次御驾亲征，对漠北蒙古发起大规模征讨。朱棣历次亲征，内阁大学士杨荣皆随侍在侧，参与机务，因而得以“明悉边疆险易，熟知边疆干才”。杨荣在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与杨溥、杨士奇并称“三杨”，是内阁实力派人物。杨洪每次也在从征之列，这使他有机会接近随侍在皇帝身边的辅政大臣，尤其和杨荣建立了特殊交情[ix]。杨洪日后功成名就、仕途发达，除了因自身出色的军事才能之外，也多有赖于他和廷臣之间建立起的这种良好关系。正统初，兵部尚书王骥上书言边事，指出边军怯懦皆因平素缺乏训练所致，他认为只有杨洪堪当守边重任。陕西参政年富也上书议论边政，他批评边将“竞恤其私而忘国家”，感叹“苟得如洪者二三人即边患可弭”[x]。英宗于是特召千户杨洪入朝，面询安边策，因所言切中要害，遂升杨洪为开平卫指挥使以资慰勉。杨洪此后更加奋励，一心竭忠报国，成为正统朝著名的良将，朝野公推边将中智勇第一。

明《三才图会》所载大学士杨荣画像

景泰朝的“倒杨”运动

         景帝即位后，深受景帝倚重的兵部尚书于谦有鉴于“土木之变”中明军将士失律，临敌畏战，特别是某些边将不待命而擅自弃城逃归的种种不良表现，锐意实行军政改革，致力于收复失地，重建一支强有力的国防力量。他的变革首先体现在对兵权和武将的管理上，力图确立一个由文官制衡武将的新体制，把军政纳入明帝国官僚体系之中，让外廷特别是兵部对于军国大事有更多的参决权，从而根除导致“土木之变”的一个弊病：皇帝偏听偏信，不经和六部长官商议就冒然决定出征，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

         此时杨洪位高名重，虽然有时也会被言官们弹劾[xi]，但士论的主流对杨洪仍是积极的，然而后者对杨洪子杨俊的态度却越来越挑剔苛刻，最后以至于在朝中出现了一个明显针对杨俊的“倒杨”运动。年轻气盛的杨俊在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不懂得韬光养晦，反而任情使性，桀骜不驯，不仅葬送了自己曾经辉煌的军旅生涯，次第经历了降级、落职到夺爵的过程，最终身败名裂，身首异处。

         不过，杨俊在正统年间也曾一度是朝廷对于杨洪的保护政策的受益者，朝廷一开始对他也很器重，于正统十二年春，不仅特命杨俊总督马营守备官军操练，还许他在涉及应否出兵剿敌的问题上，不受父亲杨洪“牵制”，可得“自专”：

         敕总督独石等处左都督杨洪、协同守备都指挥佥事赵玟曰：“今得守备马营署都指挥佥事杨俊奏，贼入厦儿岭       夹墙内不曾追捕。此固俊之失，亦尔等平日调度不严，或有牵制，彼不敢自专所致。兹特命俊总督马营    守备官军操练，今后但有寇贼来近边墩，听俊出兵剿捕。如贼势众，尔等合兵并力，不许徇私执拗，自分        彼此，以致失机误事，罪有所归。”（《英宗实录》卷之一百四十九，正统十二年春正月丁巳条）

         但“土木之变”后，随着文官集团政治地位的上升，后者开始着手军政改革并对武官集团的特权予以裁抑，杨洪父子的政治境遇也发生了变化。不过因杨洪年老资深，功高望重，加上其本人一贯为人审慎，很懂得见机行事，所以直至临终，其名望和权位都没有受到影响。但随着杨洪的去世，朝廷对杨氏父子延用了二十余年的特殊保护政策也告终结，杨俊的命运随之发生了逆转。  

         在“倒杨”运动中首先对杨俊发难的是礼科给事中金达（1414 - 1456）[xii]。他在正统十四年七月被派往独石散赏，正赶上瓦剌兵围城，当时正规军出城远哨，城里只有内官韩正和典史艾芳，他便挺身而出，组织城里的军民坚守城池，直至敌兵引退[xiii]。金达此行可能并未见到杨俊，因他时在马营守备，但在回京后写的奏报中却对杨俊大加伐挞，说他“怙势贪侈，无勇无谋，不堪任用[xiv]”。鉴于金达的奏疏是写在“土木之变”后杨俊被从口外调回、委以镇守居庸关重任之际，金达此时上奏显然有反对这一任命的用意，但朝廷最终并未采纳他的建议。杨俊在居庸关守卫战中屡立战功而蒙超擢，在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由都指挥同知跃升至都督佥事，成为一名年轻的高级将领，证明他并非金达所说的“无谋无勇，不堪重用”之辈。

         金达和杨俊之间并无个人恩怨，但他在独石期间肯定听到了不少不利于杨俊的谗言。当年因诋毁杨洪反遭英宗斥责的内官韩正彼时尚在任上，不排除有此嫌疑。金达是已故兵部尚书金忠之子，自幼在老家浙江宁波府优养读书，正统十二年才被任命为给事中，正当年轻气盛、锐意进取之际，又赶上景泰朝言路大开，不少青年才俊如叶盛、林聪等皆以“敢言直谏”立身朝中。此时他也正急于表现自己，加上在独石散赏时亲眼看到边地存在着某些在他看来亟待革除的弊政，如下面引文中提到的边将普遍私役士卒、置产耕种以营己私等现象，遂决定拿一向深受朝廷器重的都指挥杨俊开刀。

         金达对于杨俊的另一次抨击发生在景泰元年十月，彼时他上书建议朝廷收复在“土木之变”前后沦陷的口外诸城，然而在奏章中，他却把这些边城的弃守、乃至英宗被俘的责任全都归罪于都指挥杨俊，痛斥其“死有余辜”。在谈及对边将的选拔和任用时，金达还特别提到要避免使用“若杨俊辈者”，显然他把杨俊视为代表亟待改革的旧边政的负面典型，故必欲除之而后快。

         礼科都给事中金达言二事：一、国之有边犹家之有墙壁也，必守备得人然后无外侮之患。比者，逆虏犯边，都    指挥杨俊捐弃连城，金帛钱谷动踰万计，墩台不守，烽堠邈绝，致贼乘虚邀留圣驾，臣民荼毒。原其情犯，     死有余辜！臣尝以散赏到边，见长安岭直抵独石一带田连阡陌，种艺禾稼，收获之丰甚于内地，从而询之，则 皆总兵等官之私产耳。夫为边将而乃驱役军士以营己私，其能尽心于守备之策乎？乞举武将处心正大，谋勇兼 资；文臣忠谠鲠亮，清望素著者各一人，统兵往长安岭等处修葺城堡、烽堠墩台，皆令复旧。以后总兵等官俱    不许劳役官军，置产耕种，每年专差风厉御史察访究问。其若杨俊辈者皆黜之勿用，则守备得人而边鄙固矣。 （《英宗实录》卷之一百九十七，景泰元年冬十月己丑条）

         另一个杨俊的批评者是兵科给事中叶盛。他对杨俊最初颇有公允之论，比如肯定其在居庸关保卫战中的功劳，把杨俊和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大功的兵部尚书于谦、武清侯石亨相提并论[xv];肯定朝廷选任杨俊守卫居庸关是正确决定[xvi]。但以后不知何故，叶盛对杨俊的看法越来越负面苛刻，甚至言过其实。比如他最早倡言：“独石、马营不弃，则乘舆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则虏骑何以薄都城？”即认定发生在“土木之变”后的独石、马营之弃是导致英宗被俘的直接原因[xvii]，在这点上，他和金达的观点如出一辙。明朝科道官有“风闻”言事的特权，所奏之事有时难免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也先犯京师后，叶盛就曾未经核对事实便冒然弹劾提督守备紫荆关的都御史孙祥，指控他弃关逃跑，然而孙祥实际上是战死的。叶盛的不实指控让他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孙祥的弟弟向朝廷申诉才洗刷了他的污名[xviii]。不过，金达和叶盛对于杨俊弃城的指控绝非由于不了解实情所造成的误伤，而是在舆论上相互呼应以打压杨俊的一致行动。

         景泰四年，叶盛在独石、马营等地参赞军务。当获悉朝廷要派杨俊和都督刘深到宣府并独石一带巡哨时，便当即上奏以阻止杨俊的到来。为了达到目的，他在奏疏里使用了一个对一名军人而言极具杀伤力的字眼——“败军之将”[xix]。杨俊很可能受到刺激，在激愤之下把历年所得的敕命令谕拿出来证明自己“数有功”。然而因叶盛的反对，他最终未能被派去独石、马营巡哨，失去了回归故土的机会。从史料记载的杨俊的人生轨迹来看，这一事件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杨俊在史料中便首次以一个酗酒滋事者的形象出现[xx]，表面上看是骄纵不法，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失意者的自暴自弃。杨俊自幼丧母，一年多前刚刚经历过丧父之痛，不久弟弟杨杰又盛年早夭，自己在事业上亦屡遭挫折，处处受到打压和排挤，其内心一定倍感孤独和绝望。在退还敕谕及在永宁卫被酒杖责都指挥姚贵这两个事件后，言官们纷纷弹劾他跋扈不忠，朝廷遂将他降职为都督佥事，事业从此开始走下坡路[xxi]。

         叶盛是江苏昆山人，正统十年进士，生平以北宋范仲淹自期许，在当时及后世都享有清誉，但在杨俊走向自我毁灭的人生道路上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人生中助力我们成功的是我们的贵人，把一个人推向毁灭的是克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盛在杨俊的人生道路上不幸扮演的正是后一个角色。比如，杨俊人生中的第一个牢狱之灾，就是在叶盛的策划下陷入的。叶盛在《水东日记》里洋洋自得地记录了自己与兵部联手，把杨俊投入狱中的一段经历。

明《三才图会》所载吏部右侍郎叶盛画像

景泰元年杨俊下狱

         景泰元年五月，宣府参将、右都督杨俊被征调还朝，时在北京城保卫战后。此时大举内犯之敌虽已被打退，但小股游骑仍经常出没于宣府、怀来一带，伺机抢掠。总兵官朱谦为保障杨俊的安全，特意派出两百多名官军护送他入京，但在途中遭到突袭，官军死伤甚众[xxii]。在兵荒马乱的年头于荒郊野外被贼匪劫道是常有的事，这也正是朱谦认为有必要派兵护送杨俊的原因。然而杨俊当时已因在任上行驶长官杖责下属的特权，意外地打死了都指挥陶忠，此番本来就是以待罪之身被调回朝廷的，不料途中又横生枝节出了这档子事，这无疑更加重了他的罪名。

         杨俊原本是宣府北路专守马营的一员都指挥佥事级别的边将，“土木之变”后和其他三城的守将先后奉郕王密谕内撤，驰援京师，随即被特命守卫居庸关。在也先太师率瓦剌精兵破关而入、同时围攻居庸关和北京城的危急关头，他坚守居庸关，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于谦领导的北京城保卫战。瓦剌退兵后，又和父亲杨洪一道领兵追剿残寇，奋勇杀敌。朝廷事后论功行赏，升杨俊为都督佥事。之后又经大学士陈循举荐，出为宣府右参将，协总兵朱谦镇守宣府。不久便因擒汉奸喜宁之功，升为右都督[xxiii]。

         景泰元年正月，因敌势猖獗，怀来城首当敌冲但兵力不足，做为镇守一路的参将，都督杨俊便自行决定调永宁守军以加强怀来城的守御，同时因永宁城守备空虚，便命人把城门砌塞。杨俊在口外戍边时，诸事可以自专，在自己的辖区内凭“批票”调甲城之兵救乙城之急是常规操作。但“土木之变”后，于谦主持军政，欲加强对边将兵权的约束，特别是在调兵和守城问题上，要他们向上级“奏请定夺”，不许专擅。然而杨俊积习难改，依然我行我素。他的做法极大地触怒了兵部尚书于谦，后者决定抓杨俊这个典型，以杀一儆百，在军中立威。于谦于是向景帝上奏，弹劾杨俊擅调官军之罪。奏上，景帝以“如今外敌声息紧急，防守至重”为由置不问[xxiv]。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个月后，从宣府又传来杨俊杖杀都指挥陶忠的消息。其父杨洪怕他惹出更大的祸端，便启奏景帝说:

臣男俊，少失义方之训，长无学问之功，粗率轻躁，必误边事。乞罢俊参将，令其来京随营操练，遇警杀贼。臣日加训诲，冀其改过。（《英宗实录》卷之一百九十二，景泰元年五月乙巳条）

景帝看在杨洪的面上，同意了他的请求。但锐意改革军政的于谦和他的支持者们却不打算放过这个整肃杨俊的机会，于是便分头在私下活动起来。等到杨俊入京后，六科十三道交章弹劾他。迫于舆论压力，景帝不得不同意将杨俊“下狱论斩”，但在不到一个月后就又下诏宽宥了他，令其仍以右都督之阶领兵剿敌自效，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

         叶盛在其所著《水东日记》一书中记录了他在景泰元年官居兵科都给事中时，率六科十三道言官，配合兵部，纠弹杨俊的事迹，特摘录如下：

         纠弹不承密旨

初，凡有弹纠，必六科先承密旨，十三道则因之，若不繇先言，实自盛等始。都督杨俊有罪，自宣府还，俟其鸿胪报名，即预进奏，明早举劾。兵部亦以此为言，而不知其所托者俊之党也。俊又结鸿胪，云昏晚得报。以是，盛等早将入朝，始知之。盛与同官捧奏诣左掖门，门内寂然，惟窥见笼烛照地，即扣门投奏。门隙中中官曰：“此际驾将行，何敢进奏？”盛曰：“今早有当言事，若有误进奏，驾出不得言，即有罪，皆不可辞。”中官语塞，遽趋走捧入。既而杨俊就逮，不复得请幸免矣，此前未有也[xxv]。

         明朝初年，凡有在上朝时纠弹百官的举动，六科给事中必先承受皇帝“密旨”，即由皇帝暗中授意后，方可在次日朝堂上公开举劾。六科给事中们打头阵，十三道御史们跟进，一下子就形成疾风暴雨般凌厉的舆论攻势，像群狼围猎一头落单的羚羊一般，足以把那个被弹劾的倒霉蛋撕咬得血肉模糊，奄奄待毙。据叶盛自言，言官弹奏朝臣而不预先承受皇帝“密旨”的做法，就是从景泰元年由他率众纠举右都督杨俊开始的。这标志着“土木之变”后文官势力在朝堂政治中的抬头，由皇帝的驯服工具而变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

         前述引文所记史实大致如下：景泰元年五月，杨俊自宣府还朝。兵科给事中叶盛在暗中布局，打算俟杨俊头天在鸿胪寺签到后，就把纠弹他的奏章呈景帝预览，然后在次日早朝的朝堂上举劾他。与此同时，兵部也做了相应的安排，不过因兵部所托之人恰好是杨俊的死党，事先走漏了风声；加上杨俊素日与鸿胪寺卿交好，后者给他大开方面之门，允许他在天黑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办好了次日上朝的签到手续。当第二天早朝前杨俊突然现身于朝房待漏时，叶盛等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得捧着事先写好的奏章，仓促前往左掖门向景帝呈送。因为还不到上朝时间，彼时宫门紧闭，从门缝里可以窥见里面灯烛照地，一片寂然。叶盛等人当即叩门投奏，值夜的中官隔着门缝说：“这个时候皇上马上就要出来上朝了，你们怎么还敢进奏？”叶盛答曰：“今日早朝时有需要提出讨论的要事，如果耽误了进奏，皇上出来后不能及时讨论便是有罪，你我可都担当不起！”中官无言以对，于是马上接过奏章一路奔跑着呈给景帝。早朝开始后，叶盛等言官便纷纷出列弹劾杨俊，结果杨俊被逮捕下狱。叶盛对这一结果颇为得意，他在《水东日记》中宣称，这样的事以前从未发生过[xxvi]！

         不过，杨俊在狱中只被关了一个月后就获释。景帝准许他以右都督充游击将军，率领京兵五千余人，加上原在他麾下听命的边军头目，往来巡徼于京郊的真保涿易诸府州；事竣，又命其还督三千营训练。可见，这一次的牢狱之灾，杨俊得以全身而退，而非叶盛所声称的“不复得请幸免矣”。究其原因应和朝廷一贯奉行的“扶杨”政策有关：彼时杨洪还活着，和于谦、石亨等人共同主持京营兵政，他的声望和爵位都足以为其子提供庇护。况杨俊本人亦素有功，不久前刚刚擒获大汉奸喜宁而再立新功，然而朝廷却没有给他兑现原本公开承诺的封侯赏格，此事或使景帝对他心怀愧疚。且时在“土木之变”和京师保卫战后，明蒙之间尚处于紧张的交战状态，国家需要杨氏父子在疆场效力，所以景帝才顶住文官们的压力而极力解救他，允许他戴罪立功。

“扶杨”政策下的杨俊一路开挂

         在景泰元年五月被召还朝并随即陷入牢狱之灾前，杨俊一直沐浴着“扶杨”政策的阳光雨露，仕途一帆风顺，在十余年内就由一名身无职分的武官子弟而官居一品。

         杨俊在边防前线崭露头角后，和父亲杨洪一样，也喜欢交接当世名士（于谦后来据此弹劾他“结交权贵”），曾请当时有名的文学之士翰林徐珵和习经为自己题写序文。徐习二人对青年杨俊都寄予厚望，鼓励他发奋报国，以期建功立业，光耀门庭。他们和杨俊的良好关系代表着“土木之变”前京城士林对边将杨俊积极正面的扶持态度。

         正统八年，杨俊随父击敌，以功授府军卫镇抚。按当时官场的规矩，他于是年秋八月入京谢恩。在友人的引荐下，请翰林徐珵为自己题写了《赠府军卫镇抚杨侯序》（《武功集》卷四）一文，以记述他人生中的这一件大事。徐珵此前就已在正统四年为时任游击将军、镇朔右参将、万全都司都指挥使杨洪撰写过一篇题为《贺杨都督进秩序》（《武功集》卷三）的文章，鼓励刚刚因功进秩的边将杨洪志存高远，“不以一胜为功，而以久安为计”，向古名将廉颇、李牧看齐，以扫清沙漠、为国安边为己任，最终得以“取封爵，铭鼎彞、书竹帛”。在为杨俊书写的序文中，徐珵坦承，自己以前只知杨俊父杨洪善战，却不知其子杨俊“为人孝而有勇，每战必克登也”；同时他又因阅读《杨氏谱》而了解到，杨俊“盖出宋将继业之裔，继业以忠徇国，子延昭之名尤著于时，信如其谱，则其为将门旧矣。”基于此，徐珵把杨俊与历史上有名的将门之后周亚夫、李愬和曹玮相提并论，鼓励杨俊“大发厥志”，以“承家之业而报国之恩”，使自己无愧为宋代杨家将的后人。

         正统九年，杨俊又请学士习经为自己题写了《送指挥佥事杨文英序》（《寻乐习先生文集》）一文。此时杨俊已从府军卫镇抚升至指挥佥事。习经眼中的杨俊“言动之间，文理蔼然犹儒生”，是个外表儒雅的青年将官，与后来出现在金达、叶盛乃至于谦笔下的杨俊判若两人。习经在文中援引《诗经》里的一首田猎诗《周南·兔罝》，鼓励杨俊“益坚其志，益其韬略，益树其荣名伟绩”，做保卫国家的“干城”，做皇上信赖且倚重的“腹心”。

         可以说，杨俊事实上并未辜负他们的期望，正统九年十一月即受命以署都指挥佥事的官阶督操马营军马[xxvii]。十二年春，再被委以总督马营守备官军操练的重任；同年八月，在杨洪调任宣府总兵后，又和独石守将赵玟一道负责总督独石至永宁等处的守备[xxviii]。但从正统十四年八月九日起，由于英宗在亲征回师途中对这一带的人事做了重新安排，将原被派去增援宣府北路的都指挥孙安升为都督佥事，令其和少监陈公一道负责总督这一路的守御，杨俊则受命仍专守马营[xxix]。“土木之变”后，因孙安奏报“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兼以京师告急，郕王便令“陈公、孙安、赵玟、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声援”。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内犯，杨俊遂临危受命，以都指挥同知守居庸关，因功跃升至都督佥事。此时，连后来攻击他不遗余力的兵科都给事中叶盛也盛赞朝廷任命杨俊守关的决定为“得人”。

         “土木之变”后，杨俊虽屡遭金达、叶盛等新进言官的抨击和指责，但大学士陈循仍延续着徐珵和习经等人代表的“扶杨”传统，对杨俊颇为器重[xxx]。陈循反对在当时以防守为主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把善战之兵放在务守之地，称“善战而使之守，犹善行者使之坐，岂不弃其所长乎？”他因而主张把杨洪父子率领的精锐边兵留在“腹心”之地京师，而不是“手足”之地边陲。针对金达、叶盛等人对杨俊的攻讦，陈循主张不要求全责备，而是用其所长。他说：“洪父子骑兵之将，……所领又皆惯战之兵，宜留在京。…….或令俊代其父协守宣府亦可。自昔用人或德或才，未常求备，而求备者，圣贤之所戒也。”[xxxi]朝廷最终采纳陈循的建议，留杨洪在京总领京兵，杨俊则被派往宣府，佐总兵朱谦守宣府防区，任参将。杨俊在宣府任上不到三个月便一举擒获钦命要犯太监喜宁，在朝野引起轰动。他本人不仅因此获升右都督，兼得金币之赐，且荣膺“忠能”赐号，一时风头无两，为众人所欣羡，人生事业达到巅峰。

杨俊背负了不该由他一个人背负的罪名

         然而，从正统十四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在史料中的杨俊的形象渐趋负面，有些是攻击他私德的，这是古今中外用来打击抹黑政敌的惯用手法，但以叶盛、金达为首的言官们对他的攻击则大都集中在指控杨俊负有弃守口外诸城的责任上。

         口外诸城的失陷实际上原因颇为复杂，有在“土木之变”前后因守将擅自逃归而陷落的，如赤城、雕鹗、怀来、永宁、长安岭；有在力战后不幸被敌攻破的，如云州堡；也有因奉命内撤而主动放弃的，如独石、马营、龙门关和龙门所四城。把宣府东路和北路整个军事防区失陷的责任归罪于一个职在专守马营的都指挥使杨俊头上，甚至还被指责是导致英宗被俘，用金达的话说，即所谓“邀留圣驾”的罪魁祸首，未免有夸大其词和上纲上线之嫌。

         言官之外，对杨俊的命运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另一个人便是兵部尚书于谦。于谦和杨俊的关系不同于金达和叶盛，后者身为言官，可以不计后果，放言恣议。于谦是总督军务的兵部尚书，是杨俊的顶头上司，他对杨俊一方面像对所有武将一样，凡有过失必上奏景帝，对他们严辞切责[xxxii]，丝毫不顾惜情面；另一方面他对杨俊亦表现出赏识的态度，似未有将其一棍子打死的意图。比如，在杨俊第一次被从狱中放出后，于谦曾主动向景帝建议让他领兵出巡[xxxiii]；建立团营之制后，又准杨俊一人负责四团营，与其他二人各自分管三营的情形相较，显然是对杨俊的重用。“土木之变”后，明朝国防转入战略防守阶段，此后便再无皇帝亲征大漠的军事行动了。当杨俊于景泰三年提出主动出境击虏主张时，于谦虽以计非万全而否决了他的建议，但仍肯定杨俊“诚有忧国之心”[xxxiv]。

       事实上，指责杨俊负有“陷驾“罪责的只是几位有风闻言事之权、奏事往往喜欢言辞夸张、耸人听闻的年轻言官们。于谦是手握军政大权的少保兼兵部尚书，即便在弹劾杨俊时言辞亦颇为激烈，但始终没有越过指责杨俊“陷驾“的政治红线，足见其老成持重，更讲究分寸；亦可见他对杨俊的抨击非为逞才扬己以沽名钓誉，或利用职权，挟私报复，而是为了惩一劝百，实现其军政改革的政治目的。

         正统十四年十一月间，朝中以于谦、叶盛、金达为首的文臣主张加强边备，而以大学士陈循及礼部尚书杨宁、吏科给事中姚夔等人为代表的大臣则主张首重京防。在这次涉及“边防”和“京防”的政争中，“京防派”代表人物陈循特别推重杨洪父子，主张将他们留在京师。做为回应，兵部尚书于谦在强调重视边防的同时，对杨俊提出严厉批评，首开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弃守之责全部归罪于杨俊的先例：

         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等奏：迩者，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等言：杨洪与其子俊善战，俱留京师。臣等 切惟：宣府者，京师之藩篱；居庸者，京师之门户，未有藩篱门户之不固而能免盗贼侵扰之患者也。今洪、 俊并所领官军既留京师，则宣府、居庸未免空虚，万一逆虏觇知，乘虚入寇，据宣府附近以为巢穴，纵兵往来 剽掠，虽不犯我京畿，而京畿能独安乎？曩自逆虏犯边，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 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幸存宣府一城，有洪以守之，虽不救土木之        危，以解君父之难，然足以为京师及居庸之应援，接大同等处之声势。今宣府、居庸兵将俱无，是弃之也。彼 尚存者，不过疲兵羸卒，无主将以统驭之，安能保其不离散乎？事之可忧，莫此为甚。臣等叨掌兵政，事有当 言，不敢隐默。况今国家多事，用舍举措当合公论，苟公论不协，则事之成否利钝未可期也。乞以臣言付文武 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从公会议：洪、俊既留京师，边务当若何处置？或推选谋勇老成、廉静持重武职大臣一员，  充总兵官，镇守宣府；能干才勇武臣一员，守备居庸。其原来官军亦宜斟酌遣还，庶彼此守备不至失误。    (《英宗实录》卷之一百八十五，正统十四年十一月辛卯条)

         景泰元年五月，当以叶盛为首的言官们纷纷当庭弹劾杨俊之际，于谦也于此时上奏景帝[xxxv]。在奏章中，他历数了杨俊的种种不法行为，除杖死都指挥使陶忠的罪行之外，又提到杨俊在宣府任参将时，未经请示即以批票“擅调官军”，把驻守永宁的官军尽数调到怀来城、且将永宁城城门砌塞一事；同时又追究起杨俊在独石、马营等处守备时弃城不守的老账，再次将口外四城的集体撤守行动定性为由杨俊个人负责的“捐弃在逃”事件：

（杨俊）先在独石、马营等处守备，专一弄术舞智，假公营私，蔑视同列，交结权贵。及遇达靼临        城，不能効力死战，辄将独石、马营等处坚城，并仓厫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敌奔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贻祸患于无穷，致今人皆痛恨。后充宣府参将，率领马歩官军在于怀来等处巡哨，不候计议奏请，擅出批票，将钦调永宁守备官军要调怀来守备，又将永宁城门砌塞，该守备永宁奉御黄整等奏发本部，已将本官方命专权、擅作威福缘由参拟覆奏，钦蒙恩宥，却乃不行改过，愈肆非爲，悻悻而抱不平，扬扬以爲自得，略无顾忌，益肆骄矜，凌辱守臣，欺蔑主将，又将都指挥陶忠无故拷打，凌辱身死。（《纠都督杨俊不法事》）

         在前一篇奏疏里，于谦借抨击边将杨俊弃城不守造成严重后果，对大学士陈循不顾边关空虚而提出首重京防的主张作出否定性回应。事实上，陈循是“土木之变”后向郕王进言征调各边精骑入卫京师的定策人[xxxvi]。于谦对这一决策颇有微词，他在另一封奏章里说：“我退一尺，则彼进一尺；我失一寸，则彼得一寸。得失进退之机，安危治乱所系。就使干戈扰攘之日，尚当固守封疆，况平居无事之时，不宜自蹙土地[xxxvii]。”杨俊等边将奉命内撤恰是在“干戈扰攘之日”，于谦明确表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固守封疆”，可见他对杨俊的抨击实质上矛头指向的是大学士陈循及其代表的以牺牲边防安全为代价而加强“京防”的主张。但他写于景泰元年的这篇奏章则是专为弹劾杨俊而写，故文中突出了杨俊的过失，有意将其曾有过的功劳略而不书。这篇文章传到后世，鉴于于谦在后人心目中的份量，人们对杨俊的认知便被定格在这篇奏章中所指控的种种罪名上，杨俊的功劳遂被后人遗忘。

         做为历史人物，杨俊自然有功亦有过。然而仅就口外四城的弃守问题而言，现存史料确凿无疑地表明，杨俊确实背负了不该由他一个人背负的罪名。史料中也保存了杨俊对此自辩的微弱声音："逐虏之时，顾前失后，官军听调，阃外之常，乃罪俊邪？”[xxxviii]及“我提兵入援，何罪而杀我？”[xxxix]皆强调自己是在逐虏之时奉调提兵入援，而非擅自逃归。清初编纂的《明史·叶盛传》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是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如下：

（叶盛）擢右参政，督饷宣府，寻以李秉荐，协赞都督佥事孙安军务。初，安尝领独石、马营、龙门卫所四城备御，英宗既北狩，安以四城远在塞外势孤，奏弃之内徙。至是廷议，命安修复。盛与辟草莱，葺庐舍，庀战具，招流移，为行旅置暖铺，请帑金买牛千头以赋屯卒，立社学，置义冢，疗疾扶伤，两岁间，四城及赤城、雕鹗诸堡次第皆完，安由是进副总兵。        

结语

         英宗朝时虽已在北边军镇开始形成镇守中官、总兵官（武职）、巡抚（文职）“三堂”并立、共同守边的局面，但总体而言，在军政管理上仍存在着重武轻文的倾向，比如太监王振就曾公开斥责兵部尚书邝埜，骂他“腐儒安知兵”；而对忠心事主的武人，朝廷在政治上则一向比较优待，在管理上较为宽纵，比如允许总兵官在自己的辖区内拥有相当程度的军事自决权。青年将官杨俊在口外戍边时就曾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景泰朝于谦主持兵政以来，鉴于边备废弛，边政百弊丛生，因而加强了对武人的制约，试图建立起一套“武臣总兵，文臣监督”、以文制武的军政体制。杨洪父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朝廷因应不同的现实需要而树立起来的正反典型：“扶杨”意在赏一劝百，激励将士奋勇杀敌；“倒杨”意在惩一儆众，抑制武将专擅，最终都是为了对整个武官集团实施有效管理。

         如果说，杨洪的成功多赖于他和廷臣之间的良性互动，而杨俊的失势则与言官们对他频频发起的围攻不无关系。景帝即位后，昔日畏惧太监王振之势而“缩手箝舌如木偶人”一般的言官们此时却异常活跃。这些言官虽有言事之权，但级别都很低，所言之事如涉及军事机密，他们未必参与，故难免捕风捉影。且在纠弹大臣时或奉命行事，或受人主使，往往将言事之权变成朝堂政争的工具。有时为了击垮政敌，弹劾时更不免故意张大其事，甚至挟私失实指控。在金达和叶盛对杨俊的指控中，就不难看出有对政敌联手打压、夸大罪名的倾向，他们借打击骁将杨俊以达到震慑其他武将的政治目的。

         叶盛和金达对杨俊的攻讦可以从他们身为言官的角度去理解，有可能存在失实和夸张。但于谦身为兵部尚书，他对杨俊在“土木之变”后奉命内撤的事实不可能不了解，事实上于谦和叶盛等人在其他场合下，也都承认过独石、马营之兵是奉命内撤的[xl]。但在和“京防派”发生论争时，却把杨俊做为弃守口外诸城的“替罪羊”而加以严辞抨击，借以反对以大学士陈循为代表的“京防派”在“干戈扰攘之日”轻弃边防要地的做法。故可以说，杨俊是景泰朝“京防派”和“边防派”激烈政争的牺牲品，他被塑造成弃守口外诸城的罪魁祸首既是政争的需要，也是政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