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杨业，祖上本为麟州（今陕西神木市北）豪族，后追随沙陀北汉政权，世祖刘崇赐其姓名为刘继业。刘崇族孙，以“继”行辈，所以，有人认为杨业为睿宗刘钧的养子。在五代十国时期，养子风气很重，也称“义儿”、“假子”，为武人所喜。
刘 冬
杨业，祖上本为麟州（今陕西神木市北）豪族，后追随沙陀北汉政权，世祖刘崇赐其姓名为刘继业。刘崇族孙，以“继”行辈，所以，有人认为杨业为睿宗刘钧的养子。在五代十国时期，养子风气很重，也称“义儿”、“假子”，为武人所喜。以沙陀为例，后唐太祖李克用、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各自蓄有大量养子。李嗣源本是李克用养子，末帝李从珂又为李嗣源养子，形成了后唐“一朝三姓”的离奇局面。不过，养子之风，向来为文人所鄙。《新五代史》卷36《义儿传》载：“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
北宋立国后，为改变武人跋扈之局面，早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已谋划以文制武。在北宋灭亡北汉之后，全国风气为之一新，宋太宗赵光义从制度革新、边将选用、作战方式等方面着手，希望改变过去数十年来武人当政的局面。
杨业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北汉降将的身份归顺北宋，因“老于边事”，所以宋太宗令其留守代州（今山西代县），担任“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以防御契丹。
宋代的职官，基本分为官、职、差遣等。《宋史》卷161《职官志一》载：“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司马光《<百官表>总序》亦曰：“其所谓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谓职者，乃古之加官也。”
所以，杨业所任“知代州”、“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均为差遣，在宋初是很重要的职务，杨业也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员。但是，从官资来看，杨业初为“郑州刺史”，后以雁门关大捷之功升为“云州观察使”。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地方军将的升迁顺序基本上是由刺史，再团练使、防御使，最后为节度使。《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四年（939）七月载：“帝（后晋高祖石敬瑭）辞以：‘国之法必自刺史、团练、防御序迁乃至节度使。’”
我们以潘美为例，其由泰州团练使，升潭州防御使，后以平定南汉之功在开宝四年（971）五月升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从潘美的仕途履历来看，基本符合五代十国时武人的政治生态。
但让人茫然的是，杨业早在为北汉效忠时，已是“建雄军节度使”。宋代，观察使地位要高过刺史，但杨业以“无敌”名闻天下，为何未被赐予节度使或节度留后呢？其实这与宋太宗的平衡之术有一定关联，在治国之策中，如何维护与军功集团的牢固关系，事系国本。宋太宗之所以未授杨业节度使，主要是不想激化军功集团与降将的矛盾。
太平兴国五年（980），辽国应州马步都指挥使李重诲为杨业所俘。李重诲归顺北宋后，担任武州刺史、忻州都巡检、缘边十八砦招安制置使，宋太宗还赐予服带、鞍马。这个“缘边十八砦”，应是历史上著名的“雁门十八隘”。李重诲是应州金城（今山西应县）人，祖上曾为沙陀后唐政权效命。但李重诲同为降将，官资不过是刺史，隶属杨业。在宋初，“都部署”、“都巡检”均为地方高级差遣武职，但无品阶。作为降将，杨业与李重诲身不由己，虽领兵一方，但多被掣肘。
杨业在代州任上，向来不为同僚所容。《宋史》卷272《杨业传》载：“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雍熙北伐时，中、东路军为辽人所败，监军王侁、刘文裕等人不听杨业的合理建议，居然要求杨业以人数最少的西路军主动攻击十万辽军。王侁、刘文裕为文官，以天子近臣的身份担任监军，很是嫉恨杨业。王侁质疑杨业“得非有他志乎”，一句话要了杨业的命。我们知道，杨业过去服务的北汉政权，正是契丹的附庸。杨业以“刘继业”之名排行刘崇族孙辈，刘崇又对辽世宗耶律阮“以叔父事之”，自称“侄皇帝”。从此，契丹与北汉建立了叔侄关系。这样从行辈上来看，杨业过去与契丹也有极深的渊源，这正是杨业无法自辩的地方。
经过五代十国战乱割据之世，北宋建国后，采取以文制武（或重文抑武）策略，派遣文官担任监军。这类文官，年轻，又缺乏资历，朝廷容易控制他们。让不知兵的文官担任监军，危害很大，往往行军号令不由武将。所以，虽然杨业官高，但也要服从监军王侁、刘文裕等人，最终兵败身死，成为千古忠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982）十月辛酉载：“上尝谓近臣曰：‘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代州为河东大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包拯《论边将一》曰：“缘代州与云、应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难控扼之所。”代州父母官的选任，历来为朝廷所重。杨业死后，让谁来担任继任者呢？答案不是武人，而是进士出身的文官张齐贤。
张齐贤，字师亮，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其年少成名，曾在中枢担任右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是天子近臣。张齐贤主动请求继承杨业遗志，宋太宗遂让张齐贤以给事中的身份知代州。要知道，这应该是宋朝攻灭北汉后，第一次委派中央文官知地方州、府，改弦更张、制衡武人的心思一目了然。
张齐贤初任代州，宋太宗对其十分器重。《宋史》卷265《张齐贤传》载：“与都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要知道，张齐贤不管是资历还是官阶，与军功集团的代表潘美相差极大，此时居然能够与潘美“同领缘边兵马”，看来张齐贤在代州任上还担负“监军”之责，以牵制潘美。所以，宋太宗不止是对降将杨业不信任，对同为武将的潘美也有猜忌。淳化二年（991）正月，宋太宗曾向身边的文官反思：“前代武臣,难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发兵备御,然后降诏。若恩泽姑息,稍似未徧，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吠。”为吸取唐亡教训之后，宋太祖采取“杯酒释兵权”，宋太宗亦实行“将从中御”。数十年之后，宋太宗自豪地宣称：“今之牧伯，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
自杨业战死后，代州局势不稳，辽人多次侵犯，好在文官张齐贤是北宋为数不多的将才。例如，辽人由胡谷路侵代州城，神卫都校马正、副部署卢汉赟等武将不敌，张齐贤遴选厢军2000人，从马正的右面出击，士兵纷纷以一当百，辽兵退却。张齐贤又在土磴砦伏兵2000人，俘获辽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以及战马2000匹、器甲甚众，诛敌100人。再如，端拱元年（988），辽人又自大石路南侵。张齐贤为防御辽兵，将代州厢兵1000人一分为二，以500人东守繁畤，500人西戍崞县，其他营寨守军等战事来临之时一起举兵攻击敌人。张齐贤在代州东、西线已有防备，所以东线的繁畤兵很快击溃了辽军。
端拱二年（989），宋太宗升张齐贤为刑部侍郎、枢密副使。枢密副使，为中央军事机关枢密院副长官。淳化二年（991）夏，张齐贤又拜参知政事，为副相。几个月后，又升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成为宰相。要知道，雍熙三年（986）时，张齐贤在知代州任上不过兼给事中的官衔，三年后居然已是枢密副使，又在两年之后正式担任宰相。其升官之快，令人乍舌。
起初，张齐贤之所以请求担任知代州，一定程度上是他曾触怒宋太宗，所以决定去边地建功立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986）七月戊子载：“左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张齐贤言事颇忤上意，于是上问近臣以御戎计策，齐贤因请自出守边。”
但是，像张齐贤这样文武兼具的官僚毕竟是少数，文官掌军的结果是宋朝形成了“积弱”的局面，对外战争屡战屡败。王夫之《宋论》卷2《太宗》评价道：“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数十年来，学界对杨业之死的讨论很多。笔者认为，杨业功高为人所忌是一方面。例如，宋辽时代的“雁门十八隘”，多为杨业所筑。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2载：“皇祐中（1049-1054），韩琦经略河东，案堡寨置处，多为北汉名将杨业所度者。”
但是，我们知道，追随宋太祖、太宗讨伐各地割据政权的名将极多，他们形成一个庞大的军功集团。如果以军功而论，为何宋太宗单单猜忌杨业？这牵涉杨业的身份，是北汉降将，又是养子出身，为世人所轻。杨业的存在，与军功集团的利益产生一定的冲突，所以向来被军功集团所排斥。为团结军功集团，稳定社稷，宋太宗未授予杨业如节度使等显官，自雁门关大捷后，杨业也不过是一个云州观察使。只是等杨业死后，宋太宗才追赠其为大同军节度使。
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监军王侁、刘文裕代表的是天子的权威，过去有人将杨业之死全部归罪王侁、刘文裕2人也不对。宋太宗实行重文抑武之策，已使武将人人自危。所以潘美内心虽认同杨业行军策略，但在监军的威逼之下，无奈采取纵容的态度，最终造成杨业之死。
反观武将杨业与其继任者文官张齐贤在世时官宦履历之悬殊，我们对杨业之死因或许能有进一步的反思。
作者：刘冬，男，山西代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毕业，现供职于朔州市文物保护与利用服务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史地、文物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