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

石峁史前石城遗址的发现，真可谓“石破天惊”，使神木再度举世瞩目。石峁遗址入选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核心考察项目，被誉为本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2013年8月23日，石峁遗址又荣膺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发布的“2011年至2012年世界年度十大重要田野考古发现”。

石峁遗址在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秃尾河支流洞川沟内石峁村两侧的山梁上，北距神木县城60公里，西距高家堡镇2公里，北距古长城10公里。

石峁遗址是经两次大规模调查发掘逐步显现其“庐山真面目”的。首次于1976年初发现，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普查队先后多次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1981年，半坡博物馆进行试掘，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进行正式发掘，断定石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龙山文化。

第一次考古调查初步确定，遗址所在的石峁山，山体形势东西走向、四周坡度落差较大，三面环沟，平面呈不规则形，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00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地表密布陶片和各种石器等，文化堆积厚度约1—2.5米，断崖暴露有灰坑、白灰面层居址及墓葬多处，灰土层厚0.5—2米，灰坑为平底袋状，径2.2—2.8米，居址白灰面厚0.3—0.7厘米，圆形、径3米左右。通过几次考古发掘调查，采集出土大量玉器、石器、陶器，器形多样。玉器有墨玉、玉髓等，器形有刀、釜、铲、璇、璜、牙璋、人头象等；陶器出土最多，以夹砂泥质灰陶、墨陶为主，有个别褐色陶片，制法为泥条盘筑、模制和轮制三种，器形有鬲、罐、尊、瓶等，纹饰有篮纹、绳纹、附加堆纹、弦纺等；石器有磨制和打制两种，器形有铲、刀、斧、锛、圆形砍砸器等；细石器原料为燧石，有刮削器石璇、石叶、铲状器、尖状器、石核等，此外还发掘有石棺葬、瓮棺葬、白灰居住面房址等。在此之前已有数千件石峁玉器流传于海内外。从当时来说，石峁遗址是陕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对于研究本地区及其邻近地区这一时期的农业、畜牧业及社会经济形态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2006年，在石峁遗址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后，当地文化部门对其加强了保护工作。在航拍时发现了城堡轮廓，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和神木县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系统区域考古调查，经过近两年的勘探发掘发现了保存相当完整，基本可以闭合的石砌城墙及城门、角楼、疑似“马面”等附属建筑。初步测定总面积4.26平方公里，遗址由外城、内城和核心区皇城台组成，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遗址，其繁荣期在距今4300----3700年左右，是新石器晚期到夏早期北方地区的一处中心聚落。在2012年对石峁遗址外东门的发掘中，发现外东门由石砌城墙、内外瓮城、城门、角楼和马面以及类似后世城阙的墩台、宫殿建筑基址、祭坛、手工业作坊设施组成，仅就目前发掘的2000余平方米范围内就发现8件玉器(其中一件玉刀长53厘米，宽17厘米)，近日又发现一件长56厘米，宽约10厘米，重3公斤的玉器牙璋。在东门的内瓮城墙壁上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绘几何纹壁画，此壁画的发现，把中国壁画史向前推进数百年。另外，还发现五处祭祀坑，共有80多颗人头骨，大多数为年轻女性。

考古研究表明，石峁遗址系迄今所见国内形制完备、结构清晰、保存良好的史前与文明社会早期的最大城址，其规模远大于基本属同时代的浙江良诸(3平方公里)、山西陶峙(2.7平方公里)等知名大遗址，为距今四千多年前中国北方文化圈的核心区，在中华史前文化向奴隶制国家演进的时空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难以估量的重大意义。

石峁遗址的发掘成果，一石激起千层浪，震惊了海内外，不少专家深感“震撼”、“兴奋”。从中国考古界泰斗级人物严文明、张忠培，到韩国、美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等，都先后赶来现场调研、采访、考察。2012年至2013年有关部门召开了四次发掘现场会和石峁玉器研讨会，2012年10月15日省市县文化部门共同举办了“神木石峁专家座谈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也在神木召开了一次现场会，专家们认为遗址的价值不是今天就能完全认识到位的。石峁遗址的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

石峁遗址的发掘还在进行，人们期待有更多重要的发现。有关部门正在制订有关发掘保护规划，筹划成立开发管理机构。

石峁遗址的重新发现，对神木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在神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亟需调整一煤独大，产业结构单一的形势下，石峁的发现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新机遇，其文化意义，社会意义抑或经济意义，不亚于神府煤田的发现。

(焦拓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