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概观

                      焦拓义

 神木是块神奇的土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地质时代的侏罗纪原始植物和繁盛的恐龙家族蕴育了丰富的矿产资神木源；流贯黄土高原的黄色河流，厚实的黄土地孕育了黄皮肤的炎黄子孙，早在四、五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神木地处黄土高原的黄河中游，河套东南，毛乌素沙漠东南沿，是暖温带森林草原向中温带草原的过渡地带。古代确定地理方位用“分野”。《禹贡》将全国分为九州，陕北在雍州境，神木为“井鬼”分野。地理坐标为东经109°40'-110°54'，北纬38°11'-39°30'。全县分为北部风沙草滩区、中部河谷川道区、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和沿黄土石山区四种地形地貌。县境版图近似菱形，总面积7635平方公里，是陕西省土地面积最大的县，2013年底人口43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5人。属温带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是：寒暑剧烈，气候干燥，四季分明，灾害频繁，年平均降水量423.8毫米(1957—2011)。境内主要三条河流，黄河流经县境99公里，窟野河全长228公里，县境流长159公里，秃尾河流长140公里。有全国最大沙漠淡水湖——红碱淖，水域面积6.7万亩，平均深7.5米。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探明储量500多亿吨，石英砂436万吨。

一、新石器时代

据史念海教授考证：“历史时期之初，黄土高原分布着广大的森林，森林之间，间杂着草原。”由于气候暧湿，植被良好，神木一带在史前就是人类聚居的地方，四五千年前即有人类定居黄河、窟野河、秃尾河流域。在近年考古中发现县境内有近千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古村落遗址，其居所密度是相当大的。最大的石峁、寨峁和新华遗存丰富。石峁遗址位于高家堡东2公里的石峁村山梁上，总面积4.3平方公里，属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遗存，有史前最大的石城遗址，初步确定繁荣期为距今4300—3700年前左右。是夏以前部落中心聚集区。除有大量陶片、石器外，还有大量精美的玉器。石器包括磨制和打制两种，器形有刀、斧、铲等，可见当时除了狩猎，已有畜牧农耕经济。寨峁遗址位于店塔镇寨峁村，在窟野河与考考乌素河交汇处的阶地上，面积18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早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有各种带纹饰陶器、磨制石斧、带孔石刀，还有纺轮等生产生活用具。新华遗址位于大保当镇东北新华村附近叫“油房梁”的土丘上。此时期，人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由于生产力低下，磨制打制石器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依赖自然林草果实及鸟禽兽鱼而生，采集狩猎是重要生活来源，但已经有畜牧业，也有了早期的种植业(原始农业)，同时出现了制陶业，木材和畜产品加工。

二、夏、商、周到先秦时期

县境在夏周时期为北方少数民族居住之地，夏时属雍州，为“要服”地，熏育占据，商为龙方地，西周为严允（犬戎）居地。熏育、龙方、严允是古族名，为匈奴先祖。此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在水草丰茂、森林密集的黄土高原上过着狩猎游牧生活，“随畜牧转移，逐水草迁徙”，互相争斗残杀，彼消此长，居无定所，以部落聚居，春秋以前这里没有什么行政建制，自然也没有界域。这里生活的游牧部落，“食畜肉、衣皮革，被旃裘”。那时，境内森林茂密，据北京林学院汪振儒教授考证，县境在周朝时，森林覆盖率达到53%以上。

 春秋时为白狄居地。战国时，三家分晋，“魏有西河、上郡(榆林)”，县在其境，后秦惠王击魏，尽入西河及上郡地于秦。赵武灵王北破林胡，筑长城，占地榆中、九原(在河套境内)，此时县境在秦赵交界处。秦昭襄王时在我县窟野河上游及乌兰木伦河与勃牛川之间筑长城直至准格尔十二连城。这条长城从内蒙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遗址始，经伊金霍洛旗古城壕之南的七盖沟进入我县大柳塔镇馒头塔，沿勃牛川西蜿蜒南下，随山势沟峁起伏上下，经哈拉沟峁、城墩沟、傲包梁、黑圪蛋、油房梁、边墙梁至勃牛川与乌兰木伦河、考考乌素河合流后的窟野河，仍沿西岸南下，到神木县城西折向西南(修榆神高速时曾挖出秦长城遗址)

三、秦汉时期

秦统一后，在河南地建上郡(河南地指阴山之下黄河以南地带，包括现在的榆林市，这一带也称新秦或新秦中，因这一带的富庶可与秦中[关中]相比，神木境内的原“新秦”之名即来源于此）。秦始皇32年曾巡幸北边，遣将军蒙恬率兵30万，建上郡44县，筑长城(境内长城从窟野河交汇处沿西岸经水磨河、从西山延续到高家堡)，并大规模移民“令徙谪戍充之”，我县地属上郡。36年(前212年)“迁河北，榆中之万家到上郡”， 迁民屯兵，开荒种地，此时农业已经发达。

   汉时继续秦朝开边拓土政策，我县秃尾河下游设置圁阴、圁阳、鸿门县，上游置白土县。元狩四年（前119）一次迁徙72.5万人。《汉书·食货志》记元鼎六年（公元111年）“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设置郡县，移民屯田，加速土地开发利用，扩大农耕地，减少草地，汉朝廷还制定优惠政策“先为食物，具田器”，奖励农耕。秦汉时已开始大规模养马，西汉时边郡置六牧师诸苑，分布在河西上郡界中，有牧场诸苑36所，养马30万匹。据考我县大保当境内有著名的天封苑养马场(大保当打坝梁、任家伙场有“养马场”遗迹，锦界有“马场梁”)。西汉时期，我县畜牧业已发展到鼎盛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记，上郡设置了23个县，有10万户，60万人，平均每县3万人。此时，军粮还不能完全自给，靠漕运调剂，土地垦植仅限于川道沟谷，其他地方都是茂密的森林和广袤的草原。正如东汉末年贾羽所记：“上郡，此地沃野千里，又有龟兹，盐池，以民为利，水草丰美，土宜收牧，牛尾马接，群羊塞道”。这正是当时我县景观的写照。秦汉时我县砖瓦业已兴起。在秦长城遗址发现有秦朝的板瓦、筒瓦和砖块，色泽青兰，火候很高，在瑶镇北梁白土县遗址中发现的瓦片上有“益寿延年”“长乐无极”等字样，在中鸡乡温家河汉村和乔岔滩等地也发现外面绳纹内布麻布纹的瓦片。西河郡置36县13万多户，70多万人，平均每县2万余人。《后汉书·郡国志》记，上郡置10城，户5169，人口28599，其中包括神木县境。西河郡，置13城，户5698，人口20838，其中我县在圁阴、圁阳境，可见经汉代战乱，人口锐减，每县只有数千人。

      近年在秦长城遗址中发现煤灰和未烧尽的煤渣。文献记载，西河郡鸿门有火井祠，火从地出也。高家堡镇西南秃尾河西沙梁有火井庙遗迹。可见我县使用煤和天然气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四、隋唐五代时期

汉末以后，战乱纷繁，县境内郡县废置，游牧部落迁入，从事农业的汉族南迁，故而田园荒芜，自然植被得以恢复。三国到两晋，县境被林胡占据。西晋后的十六国时期，先后被后赵（羯），前秦（氐）后秦（羌），朝夏（匈奴）占领，南北朝由北魏（鲜卑）西魏和北周统治。西魏文帝时突厥由连谷（店塔黄羊城）入侵，遂置石城县(在解家堡境)。北魏文帝元年（220年）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360年间，县境内基本上被居无常所，没有固定村落的游牧部落占据。此期，我县畜牧业、林业发达，家畜除马、牛、羊外，已有猪、驴、骡，种植业处于重要位置。

       到隋唐时，县境内的民族逐渐融合，游牧民族向农耕转化，窟野河、秃尾河中下游属于雕阴郡，郡治在今绥德，分别由银城，开光县管辖。秃尾河、窟野河上游属榆林郡(胜州)，郡治在十二连城（在今准格尔旗），由富昌县管辖。贞观四年（630年）改归银州（今横山党岔），贞观八年置新秦县。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置麟州，从此我县历史上始有州建制。天宝元年(742)称新秦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夏改麟州，辖新秦，连谷，银城三县。熹宗中和四年（884）改属河东道。

神木地处要塞，旧志记：“西藩榆阳，东控河朔，南翰华关，北当套虏”，“南卫关中，北屏河套，左扼晋阳之险，右持灵夏之冲”，夙称雄关。早在汉代，汉朝廷就和匈奴在这里反复争夺，汉曾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在今中鸡镇），作为阻挡匈奴南下和进击匈奴的重要据点。唐代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先有突厥，后有吐蕃，东向南侵，麟州为冲要之地，河东屏障，也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跳板。开元九年兰池州突厥人康待宾诱诸降胡反，先攻陷“六胡州”（在甘肃、宁夏一带），又与分布在夏、绥、胜、银一带的党项羌通谋，攻银城、连谷（在神木境），占寨堡，据仓庾。唐朝廷派遣张说（曾任丞相）带领马步军万余人出合河关（在与神木马镇合河相邻的山西兴县裴家川口）掩杀，大败康众，康北逃到骆驼堰，入铁建山（在店塔镇北），余众溃散。乱平后，张说奏请朝廷置麟州，以“安抚羌众，使其居业”。安史之乱后，吐蕃趁唐朝廷国力虚弱，向东扩张，先后占据西域、河陇，接着袭扰泾、陇、郴、宁，进而攻击盐、夏、银、麟。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吐蕃入侵银、麟二州，汾阳王、中书令郭子仪派大将李怀光出击，打退吐蕃。德宗贞元二年（786），吐蕃再度入侵。先入夏州，接着攻取银州，转而攻陷麟州，刺史郭锋（郭子仪孙）殉难，吐蕃烧杀抢掠，烧毁城郭，掳掠当地部落而去。其后，唐王朝与吐蕃会盟议和，划定边界。唐武宗时，吐蕃发生内讧，继而爆发张义潮率沙州民起义，唐朝廷趁机派河东节度使王宰，以沙陀李克用为先锋，在麟州渡河，破吐蕃于盐州，至此吐蕃瓦解，边境遂安。

唐代在经济方面，农耕地扩大，种植业发展。唐王朝在陕北奖励耕垦，实行均田制，即成丁授田百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20亩为永业田，因人稀地广，所授之田成倍给予，一个劳动力可达二三百亩，并规定新耕土地不缴纳赋税。此令一行，形成滥垦滥伐之风。免征赋税期内，开垦新荒地，不施肥，费工少，5年后再开垦新荒地。久而久之形成广种薄收粗放耕作制。这种耕作制，破坏植被，加快水土流失。唐代县境人口密度小，据新旧唐书《地理志》记：乾元时(758)麟州领三县，户2428，口19130。垦植土地不广，加上驻军粮食外调，减轻了屯垦辟田。张说打败康待宾置麟州“以安羌众”。可见唐时农耕虽然扩大，但还是以林牧为主。唐时的砖瓦陶瓷也有发展，工艺水平相当高。

五代乱世，中原纷扰，麟州地处战乱中心。这一时期，控制麟州的是杨宏信父子。《资治通鉴》记，杨业之父杨宏信“自为刺史”，其次子重训、孙光扆三代主政麟州40余年，“保卫边城，屡著功绩”，麟州城被人称为“杨家城”。宏信长子重贵，即杨业，弱冠事北汉刘崇，以骁勇闻，所向克捷，被称为“杨无敌”。归宋后镇守边关，威震敌胆，子延昭孙文广俱为名将，父子几代英勇善战，忠勇保边，被称为“杨家将”，其事迹在当时就广泛流传，以至“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五、宋金时期

北宋一代，麟州属河东路，曾升为建宁军、镇西军。南宋时，为镇西军，沦于金、夏。

  北宋时，与朝廷争夺麟、府、丰（在神府北面）的主要是西夏。西夏王朝的缔造者是属于河套一带的党项羌，唐末党项族的拓跋氏部落曾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有功，首领被封为“夏国公”，赐李姓。五代时乘中原混战崛起。宋伐北汉时，助宋灭汉，继续授封。后拓跋氏因继位问题内讧，宋太宗想借机吞并其世袭领地。族中李继迁出奔麟州西北地斤泽（神木尔林兔红碱淖一带），建立营帐，纠结2万多人马，开始进攻银、夏州。麟州此时升为建宁军。雍熙二年（865），李继迁诱杀巡检使曹光实于佳芦川，占领银州（今米脂佳县横山一带），围困三族寨（在佳县境）。宋太宗派副将王侁出兵浊轮川（今神木永兴川），斩首5000多，李继迁逃跑。真宗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在灵、兰等州集聚5万人马，3月攻陷灵州，然后四面包围麟州，知州卫居实坚守城堡，州城被围困五昼夜。城守招募勇士，夜缒城潜往敌营偷袭，敌阵脚大乱，自相践踏，死伤万余，李继迁带残兵拔寨逃遁。1004年李继迁战死，其子李德明继位，与宋媾和。1032年子李元昊继位，于1038年称帝，国号大夏。庆历元年（1041）李元昊率兵入侵麟府，被府州折继闵击败。8月李元昊转而攻破宁远寨（在神木境内），焚烧仓库橹楼，继而又攻府州，府州地形险要，工事坚固，久攻不下，夏军死伤严重，转而攻陷丰州。元昊屯驻丰州，袭扰麟府。后朝廷派麟延都钤辖张亢，大破夏军，又攻夏兵于麟州柏子寨及兔毛川（今神木西沟）。

元丰时，宋廷多次击败入侵麟州神堂寨、神堂堡的夏军。

  庆历时，宋朝廷曾为麟州存废有一场论争。知府杨偕上书建议放弃麟州，迁州城于岚州。朝廷派右正言欧阳修来麟州视察，欧阳修认为“麟州城堡坚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设之险，可守而不可攻，不可废”，范仲淹，司马光等人也力主保存麟州，加修寨堡，得到仁宗支持。皇祐年间，夏人侵耕窟野河以西之田，并袭击内侍黄侍元和州将郭恩。

    靖康元年（1126），辽故将小曲录为报复知州杨宗闵破家之仇，纠集十余万人攻陷建宁寨（在窟野河东），并杀宗闵及其家属子女，大肆焚烧践踏麟州城。建炎二年（1128）麟府路安抚使折可求以所属麟府丰三州降金。后金夏曾反复争夺麟州。

       北宋是个积贫积弱的朝廷，但麟州杨氏一族辉煌几代。麟州城被当时人成为杨家城。“杨家将”在当时就老幼皆知。皇祐时，西夏曾侵耕窟野河以西的土地，宋朝廷加强防御，修筑寨堡。朝廷曾派要员，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等视察麟州，布置边防。文彦博在麟州红楼留下了名诗。范仲淹咏下千古绝唱《渔家傲·麟州秋词》（塞下秋来风景异）。

 宋时，麟州的畜牧业仍然发达，西夏李继迁曾以地斤泽（今红碱淖一带）为基地起家，畜养牛羊不计其数。县境内森林植被仍很多，史书记载杨家将“防敌于边塞，狩猎于林中”便是明证。麟州驻军达万余人，庆历时招抚3000户流民落户，这也是徙民实边之策。司马光任通判时，曾在我县兴延利渠，灌溉农田，证明我县农田水利始于宋代。当时陶瓷业也发展了，造纸业也始于宋。河南单氏移民本县，在南郊白龙河畔开坊造纸，子孙繁衍，村名为“单家滩”。金元时代，游牧部落统治，重视畜牧业，元时我县大畜达27万头之多。

六、元明清时期

   元朝建立后，曾立云州于神木寨，至元六年（1269）麟州置为神木县（县名自此始，宋即有神木寨之称，原州城外有巨松，柯枝相连，粗可合抱，故名）。明初废县为神木堡，属榆林卫，后复置神木县。隆庆间置神木道，辖佳州，神、府、吴三县。雍正时撤销，神木县属佳州。乾隆元年撤销佳州，直隶陕西布政司，属榆林府。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二月，蒙古部落首领勃来毛里孩入侵高家堡，被延绥守将杨信击败。十一月勃来毛里孩再度进犯神木，延绥总兵蒋钦出击，将其击败于柴沟（今麻家塔沟）。原蒙古部落曾多次侵犯神木、高家堡、大柏油堡。

明时为防御东北部游牧民族南下，明朝廷在边境设置九个军事重镇，称九边，东起鸭绿江，西止嘉峪关，修筑边墙，绵亘万里。神木境内建永兴、神木、大柏油、柏林、高家堡等五堡，并修边墙连接，长246里，墩台186座。万历三十五年(1607)延绥巡抚都御史涂宗濬曾用砖包砌五堡，至今遗迹尚存。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部将李过曾率部攻占神木城。

清顺治时，农民高有才聚众起义，攻占神木城，清廷派平西王吴三桂镇压，高有才投河而死。

同治六年（1867）“回乱”头目兰五率兵400余入县境张家新寨，关家崖窑，城南石窑陂，神木守备王殿元率兵出击，大败战死。七年正月，回民军马政和率兵数万，攻破高家堡、解家堡、柏林堡，继而进攻县城，遇顽强抵抗，旬余回军破城，大肆烧杀，城化焦土，居民死亡愈万，官员全部被杀。四五月间回军复来，四出掠杀，许多村庄遭劫难。12月，清廷派延绥总兵刘厚基率兵进驻神木，回军撤退，后提督宋庆率豫军15营驻守神木，回军全部退出县境，直到11年，回军被全歼后，逃散在外的商民陆续返回，重建县城街市、房屋、神殿、庙宇等建筑，县城逐渐恢复旧观。

元末县境人口锐减。明王朝建立后，推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在洪洞县设置移民点，我县移入大量的居民，先在黄河岸边和窟野河、秃尾河下游，后逐渐向北迁徙。

明朝在边防地区实行军屯，就地解决粮草，规定军士屯田10人为率，7人戍守，3人耕种。神宗万历年间，榆林卫每名屯垦军士开荒达600亩。明朝廷还允许商屯，鼓励盐商开荒种地，纳粮抵税。万历时，榆林卫开垦荒地37960顷，达346万多亩，还不包括商屯和民垦。出于军事目的，还放火焚烧长城外草原植被，制止蒙古人南下牧马放羊。可见明代时我县是半农半牧地区。即长城外，以牧为主；长城内，以农为主。

  明代大兴土木，多次扩建县城，修建了大量的衙署、祠庙、寺院、坊表、学校等场所，一方面推进了建筑、砖瓦业发展，另一方面大量砍伐树木，减少了森林覆盖率和林地面积，恶化了生态环境，北部已有沙漠化迹象。

  明朝时，我县与蒙古族开展贸易活动，在五卢口(今县城北)设坊城一座，开展边贸。明代末年大同艺人在神木搞铜器制造业。

  明代，我县农田水利事业有一定发展，明万历年间，人们开始蓄水、造麻堰、垒石造田、引水灌溉。挖井用吊桶、桔杆提水。明代末年在县城南修贺家渠，引泗支河水，灌溉贺家坡、呼家圪台村620亩土地。

  清代，不再屯兵，但农民越过边疆开垦荒地。康熙三十六年，朝廷下诏允许民人出口种地，规定边疆以外50里立界，50里以内可以耕种，50里以外由蒙古人放牧。神木城北250里边地以内的50里土地逐渐被开垦，农民越边墙种地，定例春出冬归，暂时伙聚盘居，故称“伙盘”，神木有350个伙盘，占地共有牛犋1388，每犋270-280亩，总计达377580亩，耕种这些地要给蒙古交纳租银。过度盲目开垦，破坏草丛植被，加速土地沙漠化。到道光时，“县境内，童童者山，无林木可采；浩浩者水，鲜水利之可兴。”（《神木县志·道光》）

  清代农田水利有所发展，首先水浇地面积扩大，清初，引秃尾河水修水洞渠，灌溉高家堡380亩土地。嘉庆六年（1801年）引窟野河，修成温家渠，灌溉贺家川、温家川573亩土地；清道光年间，引三道河水，修成丰家渠，灌溉丰家塔、灰昌沟450亩土地；引水磨河水，修成水磨渠，灌溉神木城北980亩土地；清咸丰年间，引老龙泉水修成老龙渠，灌溉城西279亩地。其次，引水经高家堡城北，灌溉稻田数百顷，入秃尾河，证明水田已多。再次，道光县志记，顺治十六年（1659年）榆林道王廷谏署神木道，为防窟野河西城水患，筑堤防洪，称“王堤”。康熙十二年（1673年），神木道杨三知重修，至雍正三年（1725年）知县胡增英重修，“工坚料真，迄今犹利赖焉”，邑人立碑，谓之“胡公堤”（已圮）。

  清时交通也大大改善，有了正式的驿站，腰站，有直通榆林、府谷、太原、伊旗、包头等地的大路。

  清代我县砖瓦业，陶瓷业，皮毛加工有长足发展，可生产脊兽楼式烟囱等陶瓷装饰品和砖雕壁画等艺术品。

  清代中叶，高家堡商人在瑶镇办制碱厂，在内蒙古札萨克旗取碱土，经熬煮，制成碱锭，行销各地，谓之“番碱”。光绪年间，高家堡商人韩士泰扩办碱厂，后收为官办，规模扩大，产品畅销外地。

  我县的地毯业也是从清朝开始的，由宁夏人胡钎和杨某来县织造，后胡家后人继承父业把技艺流传下来。

七、现代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河套安抚使裴廷藩（神木籍人）到陕北，建立民国政府地方机构，神木建民国政权，属陕西省榆林府（后改为督察专员行政区）。

 20世纪30年代，神木南部地区闹革命，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并存。

 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初，即实行党委领导地方政权体制。1934年3月陕北特委成立神木县委，9月成立县苏维埃政权。1936年中央决定成立神府特委，下辖佳芦、神木、府谷3个县委和神城、赤绥、榆林、佳北4个工委，近30个区委，县区建立了革命政权——苏维埃政府，抗战时改为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9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将神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统、群各系统全部委托晋绥分局代管，直到1948年回归陕甘宁边区，由中共榆林地委领导。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神木按新老解放区设神木、神府两个县，1950年4月合并为神木县。1959年10月，府谷县并入神木，1961年8月又分设。

      神木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神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黑暗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创建了神府革命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根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神府革命根据地军民团结拼搏，浴血奋战，经历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五次反“围剿”斗争，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西北地区的反围剿斗争，牵制了大量敌人，大大缓解了延安根据地的压力。抗日战争中，神府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前哨，晋绥抗日根据地和一二0师的可靠后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延安联系的纽带。解放战争时期，神府根据地军民积极支前参战，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块根据地战斗成长起来的神府红军由7人武装队发展成为有数千将士的革命武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南征北战，东抗西击，成为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劲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神府军民身上体现的坚定信仰，矢志革命，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坚贞不屈，愈挫弥坚，自力更生，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早在1925年，神木籍在外学生王瀛、史仙舟、王兆卿、张友清等人就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在城乡宣传马列主义。1926年成立了以张友清为书记的临时党支部和以贾拓夫为书记的共青团支部。1927年三月在一高成立第一个党支部，其后成立了高家堡、贾家沟支部，1928年建立了中共神木城关区委。1933年10月，建立了由7人4只枪组成的革命武装特务队，1月后发展成陕北红军第三支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1934年3月，中共神木县委成立，同年秋成立苏维埃政府，红军发展为有三个连200多人，100条枪的红三团，建立了北到府谷县城，西到榆阳安崖，南抵佳县北，长200公里，宽百余里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9月，敌人以两个团的兵力开始围剿根据地，红三团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红军发展为300多人，200多条枪，根据地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14万人口，建立13个党委，6个苏维埃政权。

1935年敌人又以5000人的兵力围剿神府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指挥，根据地和红军遭受重挫。1936年1月，中央派杨和亭为书记成立神府特委，领导神府军民与敌人斗争，1936年3月刘志丹奉命带领红28军北上支援神府，在神木打了几个胜仗，打破了敌人对神府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四月初，刘志丹带领28军东渡赴晋作战。神府红军从此壮大，1936年成立了独立师，下辖2个团，3个连，共1000余人。在特委书记张秀山、师长王兆相领导下，独立师连续打破敌人的第四次，第五次军事围剿。抗战开始后，独立师2个团改编成一二0师工兵营，开赴晋西北抗日的前线。抗日战争开始后，神府成为晋绥边区和120师可靠的后方。晋绥分局和120师的许多后勤机关驻扎沿黄一带，数千名在抗日前线伤病的八路军将士在沿黄设立的医疗机构得到及时救治。神府军民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了后勤供应。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内战，神府军民积极奋战，留守神木的神府支队打退了来犯之敌。1947年6月，在晋绥军第三纵队独二旅配合下，一举解放了有重兵守卫的高家堡。1947年10月，神木城解放，到年底神木全境解放，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