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中国史前第一城

李勇  冯国

外城城墙墙体   

编者按：地处黄河之畔、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以公元前2000年的三重石头城墙和玉画双绝的英姿乍露，吸引着考古学家的目光。     

石峁遗址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石峁城址的发现。石峁遗址是已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城址，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所对应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聚落形态演变、人地关系及遗址的功能，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发现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中国史前格局的认识。

本报此前对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已进行了系列报道，今天特别转载刊发新华社记者李勇、冯国的文章，对石峁遗址的发现进行再度深入报道，与读者共飨。

一、史前面积最大城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考古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里是“万里长城”的一部分。陕北的“黑金经济”持续崛起，让石峁渐渐走出淡定的生活，考古人员的脚步再次莅临这块富饶而贫瘠的土地。

运用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考古发掘相结合的方法，21世纪的考古人员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石峁城址，揭露了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樊家庄子祭坛等重要遗迹，而且测定出史前城址兴建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

考古调查与勘探表明，处于城址核心区块的所谓“皇城台”，是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台顶分布有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其北侧有池苑遗址。“皇城台”周边以堑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包裹，坚固雄厚、巍峨壮丽。护墙自下而上斜收趋势明显，在垂直方向上具有层阶结构。让人吃惊的是，其北部至今可见多达十余级的护坡石墙，最高处与最低处垂直高度超过70米，局部墙体以巨型石雕的菱形眼纹装饰，如同欧亚草原上的石雕人面像那般神秘。

如今的“皇城台”台面上已是荒芜一片。通向“皇城台”的门道位于台体北端，上世纪70年代，当地百姓仍可见自台底通往台顶的石砌踏步，如今亦能辨出其两侧对称分布的“墩台”等石构建筑。在“皇城台”周边，历年来还发现了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等高等级遗存，体现了布局有序、地位和功能高级的建筑特征。“皇城台”的修建显然倾注了使用者大量的精力，在追求本体固若金汤的同时，保持其威仪感和震慑力似乎更为重要。

包围“皇城台”的内城，其城墙依山势大致呈东北至西南向分布，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城内分布着大量居址、墓地、窑址等遗迹；外城则是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形成的封闭空间，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也分布有一些居址和墓地。内外城城墙总长度约10公里，宽度约2.5米，犹如长城盘踞山顶。

主持考古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说，五年来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外城的东门址。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包含内、外两重瓮城，以及砌石夯土墩台、门塾、马面等城防设施，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璜、牙璋、陶器、壁画、纴木和石雕头像等重要遗物。

专家们普遍认为，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结构清晰、设计精巧、保存完好、装饰华丽的城门遗迹，堪称“华夏第一门”。

从史前考古看，石峁遗址在中国史前考古史上无疑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仅石峁城址目前的“冰山一角”，就改写了中国筑城史和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的势力划分，其最新考古发掘更以其重大的学术意义，先后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及“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殊荣，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因它的面积超过了山西陶寺、浙江良渚等史前城址，遂有“中国史前第一城”的美誉。

二、“朝圣之城”玉石传奇

站在“皇城台”边缘，经过风雨剥蚀的石峁城址仍让人感觉到气势恢宏、庄严肃穆。坚固雄厚的城墙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重要精神屏障——其间夹杂着玉器与头骨集中埋藏的情况，让石峁成了4000年前的“朝圣之城”。

现在的石峁遗址，地表支离破碎、沟壑纵横。在以天然沟壑区分的十几个相对独立的梁峁上，均分布着居址、墓葬等龙山时期文化遗存，一些房址甚至修建在沟壑下切的基岩平台之上。专家由此推测，石峁遗址的地貌形态4000年来没有太过剧烈的变化，使石砌城墙大体保存下来，只不过原有的沟壑下切得更深，大型沟壑多形成于西汉以后。

孙周勇说，石峁遗址是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河套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唯一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它与周围其他中小型聚落共同构成了层级式聚落结构，其周边散布着数量不等的面积在1万至50万平方米之间的中小型史前遗址。正是这种多层级的聚落结构系统“聚邑成都”，形成了以石峁为区域核心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石峁的瓮城、马面等城防设施的出现，表明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前夜，中国北方地区政治格局的复杂化及武力战争的频繁，也成为东亚地区土石结构城防设施的最早实物资料。而其建筑奠基“头骨坑”与“墙体藏玉”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考古工作者在外城东门址一带共发现集中埋葬人头骨的遗迹6处，其中外瓮城外及门道处各发现1处，埋置人头骨24具；东门址北端石砌城墙的墙体基础之下发现4处，埋葬头骨数量1至16颗不等。

在殷商时期的人祭礼仪中，有“斩人牲首”见载于甲骨文；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了战国晚期秦德公“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石峁集中埋葬的头骨，均位于早期地面之下或石墙墙基之下，距今4300年左右，众多玉器有的静悄悄地侧身石墙缝之中，这些都应与城墙修建时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应当寄托着人们对圣城攮神驱鬼、保佑安全功能的期望。

据不完全统计，市场上的所谓石峁玉器数十年来流散到海外的数量达4000件以上，但关于石峁玉器的埋藏背景及出土位置却鲜有述及。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确认石峁玉器的出土背景及埋藏位置提供了重要信息。

目前看，石峁玉器考古埋藏学背景主要包括大型土坑墓、祭坛或祭祀坑、石砌墙体三种情况。其中，第三种情况属首次发现。中国古代文献或神话中提到的玉门、瑶台、璇门等，从名称看应当与玉石材料有关，显示出神话创造的特性，成为驱鬼辟邪观念催生的信仰武器，能够满足抵御外来入侵者的心理需要。

石峁玉器在国际上以器形独特出名，然而长期以来不能确认其出土时代。如今，以刀、铲等片状器为大宗的石峁玉器，多数器物可见二次或多次改制现象，特别是作为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物质象征的牙璋，风格独特、出土层位明确，是探讨中国早期上层建筑及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让专家惊讶的是，目前出土的石峁玉器中已明确发现了制作精美的良渚文化式玉琮、齐家文化式玉刀、石家河文化式玉鹰等。这种多种史前文化的玉器集中一地的现象应非偶然，应当是其时上层社会精英阶层间远距离“奢侈品”交流的结果，也是在以玉为美、以玉为神的古代理念下获取威望与地位的重要手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说，通过石峁玉器考古明确了四千年前的中国北方存在着传奇般的“玉石之路”，进而反映了分布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史前文化区的上层社会之间应当存在着“奢侈品贸易网络”。当然，这些“奢侈品”或许是人类史前对于精神追求的物化体现。

三、“黄帝传说”引遐想

自19世纪末甲骨文被发现以来，中国学人一直致力于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重建中国上古史”，遂有殷墟考古后的夏商周“三代考古”，以及“满天星斗”理念下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冢庙一体的史前文明等重大发现。然而，处于仰韶文化之后龙山文化时代的石峁遗址，为何会在黄河流域的中流——大河套地区“悄然绽放”，并成为其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区域权力中心？

孙周勇说，经过广泛的考古调研发现，以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山西西北等地为中心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在四千多年前“突然出现了”数十座面积与规模不等的石城。其中，中小型聚落多见石砌城垣，唯一的超大型聚落就是石峁遗址。

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公元前2800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的北方地区，经历了财富高度集中，高等级聚落涌现，大型宫室、祭坛及公共设施形成的过程。聚落规模差异逐步加大，聚落等级化趋势明显；防御需求越来越强烈，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占卜等现象日益常态化，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之一；大型宫室、祭坛、王陵等反映社会公共权力的设施形成；个人财富不均、城乡分化初现，开启了早期城市化道路，迈开了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

与石峁有着“姻亲”关系的较直接且距离不远的史前巨型聚落，无疑是国内外闻名的山西陶寺。考古研究发现，陶寺遗址时代稍晚于石峁，其晚期则被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圈所吞噬。虽然有陶寺或许是尧都的推测，但其被发端于仰韶文化的部族所灭却是事实。

或许，正是这种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分布形态，受到某种“技术革命”的刺激，交通渐渐便利的史前族群开始逐渐向单中心、凝聚式的聚落形态演变，最终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形成了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

正是受到考古新发现的激发，一些史学家、考古学家再次把历史文献、神话传说跟考古成果结合起来，以“重建中国上古史”为目标把石峁城址跟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及其部落）等“五帝”人物联系起来。

先秦史学者、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沈长云，从古代文献及历史地理角度旁征博引，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此说一出，学界有人立即撰文回应，指出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是危险的，并从世系年代、区域位置、筑城传统等方面提出石峁古城与黄帝都邑存在文化特征的不相称性。随后，又出现了石峁遗址与上古西夏都邑、大禹先祖都邑以及与尧或共工有关等多种说法。

如何正确解读出土资料与中国古典文献之间的关系，为重构中国上古史贡献智慧？一直是从事史前考古的考古学家努力的方向之一。一般认为考古学文化与人群分布具有对应关系，但大量民族学材料表明，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在自发肩负将中国“信史时代”向上推移的责任下，先秦史学者与从事早期考古研究的学者几乎就每一项重要发现从一开始便展开“对号入座”的研究，这成为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特色。

四、科学保护乃当务之急

　　数十年来，考古发掘工作揭示出了许多重大的史前考古发现，但在没有获得充分的证据之前，考古材料与古史传说、部族之间的关联仍然显得扑朔迷离。通过考古发掘与文献的综合比对研究，获得较为可信的上古社会图景，是探讨中华早期文明、走出传说时代的必由之路。

　　神木县委书记张生平说，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已把石峁遗址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和“国家一百五十处大遗址项目”之一，石峁遗址的未来建设无疑将按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标准来进行规划。神木县已在2015年成立了神木石峁遗址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和协调石峁遗址的保护、考古及管理等工作。

总体来看，2015年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在完成了外城东门址和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的发掘之后，考虑到遗址保护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现实情况，考古队已积极调整了工作思路，正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遗址内部功能区划的重点复查和前期资料的整理上。

至于已发掘出来的巨大城墙等文物的保护工作，囿于国内没有先例的保护展陈条件，目前仍在探讨过程中。国际范围内巨大古城保护多进行“裸展”，有鉴于此，相信未来的石峁古城也不会戴上“大盖帽”。

石峁遗址的地表支离破碎、沟壑纵横且石砌建筑和散乱石块遍布，传统考古勘探已经不能获取有用的布局信息，只能依赖面积有限的考古发掘和铲刮剖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百姓在石墙里发现玉器，引发毁灭性盗挖，石峁遗址的许多墙体被肢解、摧毁，在夏日暴雨和冬季严寒的多重影响下，石砌城墙极易坍塌。

目前，石峁遗址的保护规划已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其概念性规划及其后的建设规划正在有序进行，而前期保护文物所需征用的上千亩土地也有待落实。如何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共赢，仍是一道考题。

“新发现也不断带来新问题。”陕西社科联主席、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赵世超教授说，石峁玉器颜色斑斓、玉质精良，但至今还无明确的关于玉料来源的线索；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植物、动物、古DNA等多学科研究介入需要不断推进，但面对这么一处规模宏大、建构考究的大型石砌城址，科学考古发掘或许需要数十年，科学保护仍是当务之急，不能让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再“流泪流血”。

（作者系《瞭望》新闻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