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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戏曲与宋辽战争

2016-10-11 09:08:49 来源:杨家将文化研究会 浏览:313
内容提要:2015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演讲稿
中山大学教授  康保成
第三集 
一失足成千古恨:从历史人物潘美到艺术形象潘仁美
上次我们主要讲了杨业,今天该讲潘美了。

2015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演讲稿

中山大学教授  康保成

第三集 

一失足成千古恨:从历史人物潘美到艺术形象潘仁美

上次我们主要讲了杨业,今天该讲潘美了。

戏剧形象潘仁美太招人恨了,戏剧中的潘、杨之争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去过开封的人大概都知道,开封有潘、杨二湖。开封最著名的景点之一龙亭,正对着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道,道东侧为潘家湖,道西侧为杨家湖。民间传说,杨家湖水清,潘家湖水浊。但我在开封生活了九年,却从未见到过传说中的情景。但这个传说,反映了杨家将故事的巨大影响。

顺便提及,开封有新修的旅游景点“天波杨府”。但根据杨业、杨延昭的官职和地位,似乎不应该有如此阔气的府邸。《宋史》以及宋代其它文献均没有御赐杨家府邸的记载。《汴京遗迹志》、《宋东京考》只记录了“杨六郎宅”,可见杨家在开封肯定是有住宅的,只是不可能太辉煌、太豪华。所以,关于天波府的描写,应该是戏曲作家虚构的。

《元曲选》中的《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一剧,写宋太宗给杨家“造下一座门楼,题曰:‘清风府无佞楼’。至今楼上有三朝天子御笔敕书,大小朝官,过者都要下马。”奸臣王钦若命其女婿谢金吾私把圣旨的“拆到清风府”,改为“拆倒清风府”,惹得杨景与焦赞私下三关。这些描写,只可做文学看,不能当历史看。但后来的某些人竟然信以为真了,可见杨家将戏曲已经影响到对历史遗迹的认识。这样,把戏曲中的潘仁美和历史人物潘美划等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宋开国功臣潘美

其实,戏曲中的潘仁美形象,与他的原型——历史人物潘美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事实上,潘美是北宋的开国功臣之一。他是大名人,大名就在现在河北南部属邯郸市,当时正是后周的势力范围。所以潘美很早就投靠了后周,在后周世宗柴荣属下,当一名武将。柴荣病死,他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后周大将赵匡胤在离国都开封不到四十里的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当上了宋太祖。

自古“国无二主,天无二日”。赵匡胤当了皇帝,可是开封城里还有个小皇帝柴宗训在位,这怎么行?你要改朝换代,总得对后周有个交代、要宣示天下才行呵。所以赵匡胤一回开封,就派潘美向后周的执政者下达谕旨。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你怎么知道后周的太后和文武百官就一定服气呢?万一他们不服气闹起来怎么办?潘美不辱使命,他向后周的君臣们宣布,赵匡胤“受禅”是天命,只能归顺不能违反,于是做到“兵不血刃,市不易肆”,朝局稳定,使赵匡胤顺利掌握了政权,实现了和平交接。这是潘美为北宋王朝立的第一功。

首都虽然安定了,地方上那些个拥兵自重的军阀们闹起来也不得了。赵匡胤最担心的,是陕西的袁彦。这个人性格凶悍,拥有重兵和一帮亲信,又善于作战,赵匡胤当了皇帝他一直不来朝见。赵匡胤很担心他搞兵变,就派潘美率兵监视袁彦的部队,找机会消灭他。潘美呢,他“单骑往谕”,不带一兵一卒,告诉袁彦“天命既归,宜修臣职”,天下大势就这样了,当今宋太祖是天命的皇上,众望所归,我们当臣子的别无选择,只能尽臣下的职责。结果袁彦听了这番话,当即表示臣服,即刻就随潘美进京朝见宋太祖去了。赵匡胤连声称赞,说潘美不杀袁彦,能把他说服前来朝见,这事办得超出了我的预期。

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赵匡胤以潘美为主帅,开始了讨伐南汉的战争。南汉的首府在番禺,就是现在的广州。潘美的战略是:外围突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积极推进。他先后打下了广西的富州,就是现在广西贺州市的昭平县,还有广西桂林和广东的连州,大军直逼韶州。

韶州,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是广州的北大门,战略地位重要,当时由南汉都统李承渥带领十多万军队镇守。李承渥有一个绝招,就是训练了一支象阵。打仗的时候让几十、上百头大象列在阵前,每头大象身上载有几个到十几个精兵,手执兵器,以壮军威。宋军初见时十分恐慌,镇定下来后就集中强弓劲弩朝着大象猛射,大象中箭后狂奔不止,士兵们纷纷从象身上摔下来,又被大象踩踏。总之南汉军一片混乱,溃不成军。潘美率领的宋军乘势占领了韶州。

韶州被攻占,南汉后主刘鋹感到情况不妙,他采取了两面手法,就是一面派人向宋朝奉表乞和乞降,一面又让他的弟弟保兴准备抗拒宋军。潘美看透了刘鋹的用心,就率领精兵兼程赶往距离广州一百二十里的栅头。“栅头”是地名,也是南汉的军营名,刘鋹就在这里指挥作战。原来,这个军营四周用竹木编制的栅栏围住。潘美用火攻,让数千士兵每人拿两把火炬,从小路来到栅栏前,将木栅栏点燃。当天晚上正好刮大风,把南汉军营烧得片甲不留。刘鋹惊恐万状,逃回广州的南汉王府。宋军攻陷广州,刘鋹被潘美率领的宋军俘获,于是南汉政权灭亡。

宋灭南汉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唐。南唐后主就是大名鼎鼎的词人李煜。赵匡胤任命曹彬为元帅,潘美为副帅,进次秦淮。当时宋军与南唐之间隔着长江,渡船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潘美对军士们说:“我潘美受皇上之命带兵数万,志在必胜,难道能被这一衣带水限制而不能渡过吗?”于是率先渡江,大军紧随其后,南唐军大败。潘美指挥士兵在江面上夺取南唐的战船,接着攻破了南唐军的江南水砦。宋军逼近金陵,南唐水陆十万大军布列城下,潘美率领士兵偷袭营寨,南唐军大败。李煜不甘心,夜晚派遣士兵数千,拿着火炬大声叫嚷,前来侵扰宋军。潘美率领精锐部队,用短小的兵器和南唐军近战,并趁机与大将曹彬率领各路人马攻陷了金陵城,南唐被平定。

 宋灭南唐的当年,也就是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秋,赵匡胤任党进为主帅、潘美为副帅攻打北汉。潘美率军在汾河岸边与北汉军作战,取得了胜利。可就在这个时候,赵匡胤突然去世,加上北汉军的援兵契丹军队就要赶来,所以朝廷命令潘美撤兵。

下面这次战役我们讲过了,就是赵光义继位后的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御驾亲征伐北汉的这一次。结果是太原城被攻破,北汉主刘继元投降,杨业归宋。这次潘美身为主帅,其功不可没。这次战后潘美后被任命为三交都部署,开始镇守北疆。三交西北三百里,契丹军占领地有个叫固军的地方,地势险要,是宋朝北边的咽喉之地。潘美派部队偷袭并占领了这个地方,此后这一带很少再受到辽军的侵扰。他还在代州打败了万骑辽兵的进犯,被封为代国公,不久又进封为韩国公。

“公”是古代的爵位,“国”本是封地。先秦时在天子之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公为最高爵位。到宋代情况早已发生变化,在“公”之上有“王”,但“王”主要授给皇亲宗室。宋初,异姓功臣在生前最高封国公,个别功勋卓著的死后追封郡王,这是最顶尖的功臣。潘美比他们略逊一筹,死后未能追封王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潘美的女儿被追封为章怀皇后,潘美也连带被追封为“郑王”,这个不算正式追封王位,因为他已经是皇亲了。但他生前也获得了异姓功臣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宋代宰相寇准获封莱国公,世称寇莱公;王安石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司马光曾封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这都是很有名的例子。以此可看出潘美在北宋的地位。

潘美死后的宋咸平二年(999),真宗下诏,潘美得配享太宗庙庭。所谓“配享”,是指功臣祔祀于帝王宗庙。这就是说,后人祭祀前代皇帝,连他也一起祭祀。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只有功劳最大的臣子才能享受这一荣誉。

除了赫赫战功之外,潘美还和皇帝有一层特殊的关系。杨家将戏曲、小说里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潘仁美的女儿潘贵妃,由于这位西宫潘娘娘大吹枕头风,才让奸臣潘仁美能够有恃无恐,横行霸道。但这不是事实。根据史书,潘美是皇亲属实。雍熙二年,也就是雍熙北伐的前一年,太宗为儿子真宗娶潘美的次女为夫人。但潘女出嫁时,真宗还没有当皇帝,是个君,而且潘女二十二岁就死了,到真宗即位后才被追封为章怀皇后,不可能有小说、戏曲中西宫弄权的事情。虽然潘美因为这层裙带关系被追封为“郑王”是事实,但这已经到了宋仁宗时期。

潘美与宋太祖赵匡胤私交甚好。他们两人曾经同为后周柴荣属下,所以赵匡胤黄袍加身时,才派潘美向后周的小皇帝柴宗训以及垂帘听政的符太后谕示代周。

赵匡胤即位后,有一次在宫里看到一个宫女抱着一小孩儿,上前一问,才知是柴荣的儿子。赵匡胤问宰相赵普,应该怎么处置这孩子呢?赵普回答说:去之。也就是主张把这孩子杀掉。赵普的意思很明白:你夺了他柴家的江山,留下这孩子后患无穷呵。赵匡胤问潘美,潘美不敢回答,于是赵匡胤再追问一次,潘美说:臣与陛下曾在周世宗手下做事,若是劝陛下杀了他,就辜负了世宗;若劝陛下不杀,那陛下一定生疑。赵匡胤听了这番话,明白潘美的意思是这孩子不能杀,于是当场把这孩子送给潘美当侄子。后来这孩子最终做到剌史,名叫潘惟吉。从这件事看,潘美很有点人情味。

潘美是逼杨业孤军深入的幕后指使者

那么,这样一个北宋的开国元勋,为什么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奸臣了呢?中国有两句俗语,一句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另一句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史书中有大功于宋朝的潘美,由于陈家谷一战,而成了戏剧中十恶不赦的大奸臣潘仁美。

从《宋史·杨业传》看,逼死杨业的直接责任人是王侁。但在王侁和杨业的争论中,潘美一言不发。王侁提出寻找辽军主力决战的作战方案,明明是找死的方案、必败的方案,潘美身经百战,难道看不出来吗?

侁说杨业: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这就是激杨业去送死,潘美难道听不出来吗?

在这样一场关乎全局胜负的争论中,主帅潘美竟然一语不发。不表态就是支持侁,我们看杨业挥泪出兵的时候潘美并不制止,就不难看出他的心思了。

有人认为,级别低于杨业的侁敢于如此嚣张,是由于杨业是北汉降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杨业素无恩怨,没有必要这样对待一个老将。但要是有潘美撑腰,情况就不同了。那么,潘美为什么支持侁呢?是看不出两种作战方案孰优孰劣,还是有意让杨业去送死呢?或者,按照有些人的看法,是由于宋朝的监军权力很大,潘美无可奈何呢?

我们再来看一次《宋史·杨业传》的这一段描写:

(业)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因指陈口曰:“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授,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

这一段描写其实把潘美与王侁等人“捆”到一起去了。杨业的话里连用了两个“君”。“君”不是一个两个人,而至少是三个人。我们讲过,当时的监军,除了侁和刘文裕之外,还有侯莫陈利用。或许,杨业说的前一个“君”可能不包括潘美。但是,杨业指着陈家谷口要求“君”于此处设援兵,毫无疑问主要是对潘美而言的,“(业)将行,泣谓美曰”,是对潘美说的。因为潘美是主帅,只有他才能号令全军。而潘美,则在关键时候与侁等人撤走了援兵,表现出他与侁的高度一致。这能说,逼迫杨业出战的“君”中,没有潘美吗?

《杨业传》说王侁“领兵离谷口”的时候,“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

如果仅仅从“美不能制”四个字,可能会觉得,潘美的过错仅在于不能控制王侁。但这个结论经不起分析。在雍熙北伐中,潘、杨所率领的西路军总兵力为数万人,杨业作为先锋能带走多少人呢?《杨业传》不载。杨亿的《杨文公谈苑》说,杨业带走的只是几百个骑兵,不过总兵力的百分之一;就算在这个数字上加上十倍,也不过总兵力的十分之一而已。

王侁率先“领兵离谷口”,他带走了多少人呢?王侁是“监军”,只有监督权而没有指挥权,能带走的兵力是十分有限的。而作为主帅的潘美,一定掌控着绝大部分军队。如果仅仅是对王侁“不能制”,那么主帅潘美完全有权力、有实力,自己在陈家谷口设援军,等待杨业。但是,他却跟王侁一道将援军全部撤走。潘、王的军队走了二十里,就得到杨业兵败的消息,他不是赶往救援而是“即麾兵却走”,逃跑了。当杨业一面奋力苦战,一面指望救援的时候,潘美的大军却早已经安然地逃回了代州。

杨业临死前,说自己“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杨业所说的“奸臣”究竟指谁?是否和上文所说的“君”一样包括潘美在内?这问题一直未有确论。

潘美为什么要害杨业?

如果把一个完整事件分为效果和动机两部分的话,从效果看,潘美的失约撤军造成了杨业被俘,因果关系是清楚的。关键在于动机——潘美为什么要陷害杨业?元杂剧写杨令公曾射中潘仁美一箭,后来的戏曲小说写杨七郎打擂将潘仁美的儿子潘豹打死,潘仁美公报私仇,千方百计致杨氏一门于死地。这完全是文学虚构,不可信。我认为从主观动机上说,潘美陷害杨业的原因是嫉妒。

有人认为,潘美绝不可能嫉妒杨业,因为潘美的官职比杨业高得多。其实未必。北宋初每个官员至少拥有“官号”和“差遣”两个头衔。官号又称“寄禄官”,只用来确定官员的等级,即属于几品官,据此确定这个官员应得多少俸禄。“差遣”才是他们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从“官号”来看,潘美位居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韩国公,为一品。而杨业只不过是一个州的军政长官(云州观察使),四品,二人不具有可比性。但雍熙北伐前,潘美的实职是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杨业是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杨比潘少一个“都”字。雍熙北伐时,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副之。用今天的话,一个是司令,一个是副司令,二人在实际职务上的差别并不像以往想象的那么大。这一点,只要看宋征南唐时,曹彬为主帅,潘美为副帅;征北汉时,党进为主帅,潘美为副帅,就不难明白。

让杨业作潘美的副帅,堪称“破格使用”。赵光义不仅破格任用杨业,而且还对杨业作出一项异乎寻常的赏赐,即对杨业“密封橐装,赐予甚厚。”究竟赏赐杨业什,谁也不知道。对于一个降将如此礼遇,自然会引起一些老臣的猜忌和妒嫉。《宋史·杨业传》写道:

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余嘉锡先生分析说:“是时主将并无他人,实即潘美,史臣以美功名甚盛,故讳其姓名。”这个分析很有道理。比起王侁等人,潘美与“主将戍边者”更吻合。“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这种超常的信任,更加大了潘美的妒嫉心,陈家谷之战恰好给了他除掉杨业的机会。

《杨业传》中写杨业的两次落泪,颇带情感色彩,有太史公风格。有道是,“丈夫有泪不轻弹”。而杨业,这个多少次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令辽兵闻风丧胆的“杨无敌”,竟然在一天之中两次掉泪。第一次是在率军出征前,业“泣谓美曰……”,他痛陈孤军深入的无奈,要求潘美在陈家谷口设援兵予以接应。第二次是他撤到陈家谷口时没有见到援兵,于是“拊膺大恸”,带伤力战被俘。两次落泪相呼应,效果明显。所以,尽管《宋史·杨业传》的作者没有写潘美有意陷害杨业,但是无论从情感上或是情理上,人们都是很难原谅潘美的。

《杨业传》之外,文人笔记、诗文、戏曲,为潘美应该对杨业之死承担主要责任提供了旁证。我们只举北宋文学家、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的《过杨无敌庙》诗中的后两句为例,这两句诗是: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聊足慰忠魂。

诗里把杨业比作周子隐,周子隐是谁呀?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处,他字“子隐”。周处年少的时候为祸乡里,被乡亲们当成三大祸害之一,后来浪子回头,改过自新,成为有名的忠臣武将,这故事大家都知道。

晋元康七年,也就是公元297年的时候,氐人齐万年率兵七万人反叛。当时周处担任建威将军,隶属于征西大将军梁王司马和安西将军夏侯骏之下。由于周处严格执法得罪过司马肜,司马趁机报复,令周处领五千兵出击。周处提出,敌众我寡,我军孤立无援,出兵必败,自己身亡事小,还会给国家带来耻辱。司马与夏侯骏不听,逼周处进兵。结果在战斗中,周处虽斩获甚众,但最终由于“弦绝矢尽,救兵不至,遂力战而死”。由于司马肜地位太高,他不仅是征西大将军和梁王,而且还是当朝皇帝司马炎的叔叔。所以朝廷明明知道周处之死司马肜应当担责,但也不能处罚他。

苏辙诗中把杨业比作周处,那谁是司马肜呢?显然只有位高权重的潘美了。王侁等人只不过是区区一个监军,并非主帅,苏辙不可能把王侁比作司马肜。

同时还可以推测,苏辙的这种态度不是孤立的。也就是说,早在北宋,就有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把杨业兵败被俘死难的责任归于潘美。而这种意见与正史不完全相同,应当是民间的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有时候恰恰可以还原历史真相。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在给杨业的侄孙杨琪写的《墓志》中说:杨业和杨延昭父子的事迹,“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修比苏辙大31岁,可见,苏辙把杨业之死归罪于潘美,正是在北宋民间舆论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潘美的劣迹被无限夸大成戏曲中的潘仁美

但是也必须指出,民间艺人的口无遮拦,信口开河,夸大事实,甚至无中生有,一步一步地把有贡献也有错误的历史人物潘美,塑造成了戏剧中从头到脚坏透了的奸臣形象潘仁美。这个过程,即使在早期的杨家将戏曲里也可以看出来。

在我们讲过的元杂剧《八大王开诏救忠》中,潘仁美虽然是反面角色,但并不是汉奸,潘仁美“勾结辽兵”是党彦进编出来骗仁美交出帅印的谎言。 党彦进对潘仁美说,杨六郎告你勾结辽兵,把帅印都给了萧太后了,潘仁美说没有啊,帅印在这里呀。党彦进把可以调兵的帅印骗到手,才放心地把潘仁美拘捕起来。但到了《潘杨讼》等清代花部戏曲中,潘仁美真的成了勾结番邦的汉奸。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形象就这样逐渐被定格在戏剧舞台上。

那么,戏曲作家、民间艺人为什么不按照史书的记载,去塑造一个性格复杂、有功有过的潘美呢?这牵涉到口述历史的性质以及传统戏曲的特点。

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人类有语言、有文学的历史,要比有文字、文献的历史长得多。最早的历史是口述历史,最早的文学是口述文学。早期的口述文学往往与历史混沌一体,难解难分。《荷马史诗》的编定者是一个盲诗人,无独有偶,《左传》、《国语》的作者也是一个盲人(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他们都是靠口头传说而不是靠搜集文献来写作历史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是文学,也是历史。

那么,在有文字、文献的历史开始以后,特别是在中国,修史传统异常深厚,文献史料异常丰富,口述历史还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点,由于史书对历史真相的遮蔽或者歪曲,口述历史就可以对正史进行反拨、修正与补充,在特定的场合可以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真相。

史书,尤其是官修史书,总是有意无意地对历史真相进行部分遮蔽。孔子编《春》,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世史官多遵循之。所以从远古至今,大量的信息被删减、过滤、淘汰、舍弃掉了,我们能看到的史书,是经过删选的历史而已。有的事情是“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永远搞不清真相了。

然而,越是遮掩防范,就越是能激发起人们的好奇心。求真求实、揭密探秘是人类的天性。于是,从某一点蛛丝马迹出发,各种传说秘闻、街谈巷议,便应运而生。口述历史就这样自发地、自然地产生出来。如果能够将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互相参证,加以合理的甄别、客观的分析,口述史料就可以部分地还原被有意无意屏蔽掉的历史。

第二点,史书只能给识字的人阅读,而我国古代有大量文盲存在。不识字的人只能通过口耳相传了解历史,这样口述历史就派上了用场。然而,口述历史最容易走样、变形,这就变成了文学,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

我国上古就有瞽史,就是讲唱历史的盲人。又有稗官,是史官之外专门采集民间传说的人,以往被当成“小说家”的源头。到宋代出现了职业化、商业性的“讲史”活动,这些“讲史”者就是说书人。他们要耸人听闻,必然极尽渲染、铺排之能事。因为,一般化的东西不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要使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只有虚构和夸张。

再加上,我国戏曲从宋代起就有脸谱化的特点,人物性格单一,元杂剧乃至后来的杨家将戏曲也都是如此。只有一出《四郎探母》,写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还引起了很大争议。戏曲里的坏人身上是不允许有优点的,好人身上也很难找到缺点。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历史人物潘美的功绩被全然不顾,其劣迹被无限夸大,成为戏剧形象潘仁美。今天,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比以前高太多了,我们看戏的时候,不能再把历史剧与历史划等号,千万不要对号入座;读史的时候,也不应该从潘美联想到潘仁美,在两人之间划等号,以至于为潘美抱不平。

第四集

杨门女将领军人物佘太君的来龙去脉

在传统戏曲中,佘太君名叫佘赛花,她是杨业的妻子、杨六郎的母亲。她少年的时候与杨业比武招亲,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她为杨家生下七男二女,并在杨业、杨六郎去世之后成为杨门女将的领军人物。她百岁挂帅,号令三军,大获全胜。佘太君这个人物,在戏里,赢得了杨家上下、丞相寇准、八贤王赵德芳,乃至皇上的尊敬;在戏外,也博得了观众的喜爱。那么,这个戏剧形象是怎样形成的呢?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是她的原型呢?

宋代文献记北宋抗辽骁将杨业有七个儿子,但没有片言只语谈及杨业的妻子。杨业当然是有妻子的,没有妻子,七个儿子从哪儿来?在以正史为代表的古代文献中,这种有儿子没妻子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讲过,《史记》以及元曲中的程婴本来也是有儿子没妻子,元杂剧中程婴牺牲自己的独生子不需要和妻子商量。这种歧视妇女、无视女性存在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违反人性的。本来,夫妇乃人伦之首嘛!“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民间文学,戏曲小说,纷纷给没有妻子的男人娶了老婆。表面上看是“瞎编”,实际上恰恰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杨业之妻最初称作“令婆”

那么,杨业的妻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根据现有材料,可以知道杨业的“妻子”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的戏曲小说中。我们讲过的元末明初的杂剧《八大王开诏救忠》,杨业自报家门,提到父亲是“火山杨滚”,还提到了七个儿子的名字,但完全没有提到自己有妻子,更别说“佘太君”的名号。元末明初的另外两个杨家将戏也一样,这和《宋史》的记载基本上一致。

到明嘉靖以后的戏曲小说中,杨业开始有妻子了。但她刚出现的时候不叫“佘太君”,而叫“杨令婆”。很明显,“杨令婆”是和“杨令公”相对的一个叫法,丈夫是“杨令公”,妻子就成了“杨令婆”。大家知道,杨业是死后才被追封为“中书令”的,把活着的杨业叫做“杨令公”,本来就有点怪怪的。可是民间戏曲艺人不管那一套,不光给活着的杨业封“令公”,还给他妻子封了一个“令婆”。明传奇《三关记》说:圣旨封继业为老令公,封妻老令婆。”“令公”、“令婆”前还带个“老”字,这纯粹是民间想象。

顺便说一下,我们以前讲到过“杂剧”、“南戏”这两个元代的戏曲剧种。到明代,出现了一个新剧种,是在南戏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叫“传奇”,篇幅很长,一个戏由几十出组成。像刚才讲到的《三关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清康熙年间的《长生殿》、《桃花扇》啊,都属于传奇。传奇在万历以后大多用昆曲演唱。

我们接着说“令婆”。稍后一些时候,“老令婆”有了自己娘家的姓氏,但奇怪的是她最早姓“吕”。 在嘉靖时完成、万历中期刊行的《杨家将演义》这部小说中,杨业的妻子就是“吕氏”。再晚些时候她才改姓“佘”,大概到明万历三十五年以后她才从“佘氏”成了“佘太君”。所以在万历四十年以后刊行的、明人改过的元曲中,“佘太君”的名号出现了。但“佘太君”只是一个封号,还不是名字。到清中叶以后她才有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渐渐固定为“佘赛花”。

这个从“老令婆”到“佘太君”再到“佘赛花”的演进过程,大概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有这样的唱词:“咱比李山儿何足道,这杨令婆委实高。”可见到《牡丹亭》流行的万历中期,“佘太君”的名号还没有流传开来。

明代的“杨家将演义”小说,对为什么有“令公”、“令婆”这样的称谓作了解释:宋太祖赵匡胤率兵伐北汉,被北汉军打得大败。赵匡胤问手下,是什么人这么厉害,害得我损兵折将,手下大将石守信回答,是“令公”。赵匡胤问:是名叫“令公”吗?”石守信说:“不是,他名唤继业。”赵匡胤再问:“缘何又唤令公?”石守信说:“继业出战,打着红令字旗;其妻出战,打着白令字旗;因此号为‘令公’、‘令婆’。”这个解释非常可笑,把“令公”、“令婆”的“令”字与令旗联系在一起,但同时也很看出这个名号初出现时候的朴素与原始。

明代的“杨家将演义”小说,给后来戏曲中的佘太君形象的完善提供了想象空间。作品写“令婆”每每打着白色令旗出战,勇不可当,直到娶了孙媳妇木桂英之后,依然老当益壮,率兵攻打通明殿,与梨山老母交战。《演义》中的“令婆”是个长寿星,直到最后“十二寡妇征西”的时候也未见她仙逝,虽然她不在“十二寡妇”之中。但后来的戏曲《百岁挂帅》、《太君辞朝》都是佘太君挂帅,在有的剧种里,《十二寡妇征西》以佘太君为元帅,穆桂英为先锋。

《演义》写杨令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早在杨业归宋之前,她和丈夫杨业分头领兵保卫太原,抵抗宋军。在北汉君臣“吓得面如土色,魂不附体”的时候,“令婆打白令字旗,当先冲杀,宋兵望见,纷纷逃窜。”接下来写她和潘仁美交战,假装战败,暗中抽弓搭箭,“扭身回射仁美”,把潘仁美射落马下。当令婆催马向前,要来砍杀潘仁美的时候,潘仁美的部将洪先赶来救援,被令婆一刀斩于马下。洪先的弟弟见哥哥被斩,要为哥哥报仇,与令婆交战数合,也被令婆斩之。可见年轻时候的令婆无比神勇。

后来的杨家将戏曲虽然没有完全照搬小说,但小说中“杨令婆”的勇敢善战,老当益壮,为后来杨家将戏曲中的“佘太君”形象提供了借鉴。

在明代的杨家将戏曲小说中,从“杨令婆”到“佘太君”,这个形象逐渐完善乃至完美,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杨六郎“私下三关”的故事在元明两代十分流行。大致说的是:奸臣向宋真宗进谗,想要拆毁御赐杨家的宅第天波府无佞楼,杨六郎得知后私下三关,惩罚了奸臣。但是各种作品在写到杨六郎的母亲,这个老人家对杨六郎“私下三关”的态度,有比较大的差异。

凡早一点的作品,一般使用“令婆”这个名号的,写杨六郎私下三关是被母亲“令婆”召回去的。例如明传奇《金锏记》中,杨六郎说:“子见母书,不得不去。”产生于明嘉靖时期的小说《杨家将演义》,也使用“令婆”这个名号,但她已经有了娘家的姓氏,“吕”。作品写,让六郎私下三关,是“令婆”的女儿八娘提出的建议,“令婆”采纳了她的建议,即刻派九妹赶往边关,召杨六郎回京。总之,早一点的戏曲小说,杨六郎私下三关完全是被动的,是奉了母亲“令婆”之命才擅离岗位的。

而万历时期的《杨家府演义》,一般还是使用“令婆”这个名号,但她已经从“吕氏”改姓‘佘氏”了。这个作品,增加了令婆犹豫不决的描写。当她听了八娘的建议后,答复说:“未有诏命,六郎怎敢擅离三关?”八娘提出:权且让部下代掌几日兵权,让杨六郎悄悄回来,事情处理完即刻赶回去。令婆才勉强同意。

“佘太君”形象与明刊《元曲选》

而在万历四十年以后刊行的《元曲选》的《谢金吾》这出戏里,“杨令婆”变成了“佘太君”。面对奸臣拆毁宅第、甚至被当街推倒,佘太君都表现得相当冷静,她对老院公说:

你近前来。只今日我修下一封书,你直至瓦桥三关,说与六郎孩儿。若有明白的圣旨,着他下关来;若无明白圣旨,着他休下关来。小心在意者。

又唱道:

虽则是被那厮抢白,嘱付孩儿宁奈,休得要误军机私下禁关来。

当杨六郎私自回家探母,她见到儿子后的第一句话是责备六郎,她说:

你不曾请旨,私下关来,这样做不行的。奸臣就是要赚你离开边关,“罗织你些罪过”的,“你慌来家做甚么,你敢跳不出这地网天罗”。并说自己只不过受了些窝囊气,这几天已经好了。

我们知道,民间故事大体遵循世代累积的原则,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也应当是逐渐趋于合乎情理的。传奇《金锏记》以及早期小说中的“杨令婆”,遇到突发事件便按捺不住愤慨之情,写信让镇守边关的杨六郎“私下三关”,不符合这个人物的年龄与身份。万历后期的小说写“令婆”踌躇不定,是一个过渡。到万历四十年以后,戏曲中的“佘太君”才称得上老谋深算。

《元曲选·谢金吾》为四折一楔子,楔子中王钦若独白:“杨六郎母亲封为佘太君。”请注意啊,刚才讲了,传奇里面说杨业之妻被封为“老令婆”,到这里成了“佘太君”了。杂剧的第一折、第二折正旦扮演佘太君主唱,从这两折戏看来,佘太君虽然年事已高,但性格刚强,嫉恶如仇,特别头脑清醒,考虑事情周全,处理突发事件冷静、老到。

清以后的杨家将戏曲,继承并且发展了《元曲选·谢金吾》的写法,佘太君成为一位不仅忠勇,也不仅经验丰富,而且是能够忍辱负重的,明大义、顾大局、识大体的老英雄,成了杨的主心骨了。从“杨令婆”到“佘太君”,这个形象越来越成熟了。

不过,戏剧形象佘太君的形成过程也并不是一条直线。在清宫大戏《昭代箫韶》中,王强、谢庭芳在设有“下马牌”的杨府门前遛马、喧哗,佘氏令人将二人扯下马来,拖入府中责罚。王、谢二人不服,再到杨府门前试御马骕骦,佘氏令人痛打二人,这才引起王、谢面圣,请圣旨拆毁天波楼。佘氏将此事告知六郎,六郎受母命私下三关,中了奸臣之计,被发配汝州。《昭代箫韶》为了强调皇权的绝对不可挑战,把佘太君写得过于莽撞,不合情理。

令婆与“太君”称谓的比较

那么,后来戏曲中的杨业之妻、杨六郎之母为什么不叫“令婆”而改称为“太君”了呢?“太君”这个称呼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我想,这很可能和明代两部杨家将小说中,杨六郎的妻子太郡”的称谓有关。在小说里,杨六郎的妻子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女儿,宋太祖优待后周皇室,公主成了“郡主”,地位依然很尊崇。在小说里,杨六郎的妻子被众人呼为“太郡”。也就是说,在小说中杨业的妻子是“令婆”,而杨六郎的妻子是“太郡”。而且,这个“太郡”经常和“令婆”在一起。你想,杨六郎在边关镇守,“令婆”和“太郡”这婆媳俩一起留守家园不是很正常吗?所以,小说中经常出现“令婆与太郡”这样的写法。有的时候,令婆与太郡”中间那个“与”字没有了,而且古书没有标点,便写成“令婆太郡”。

《演义》一类的小说,我们今天是用来阅读的,但那个时候是讲唱文学的底本。而讲唱文学与戏曲的表演者很多都不识字,在口口相传中,“令婆太郡”可能就从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最近,我在新加坡抄藏的“外江戏”(广东汉剧)剧本里,发现了《杨太郡辞朝》的剧目。这个“杨太郡”,就完成了从“柴太郡”到“令婆太郡”,再到“杨太郡”的演化过程。再进一步, “太郡”就变成了“太君”。《杨太郡辞朝》京剧叫《太君辞朝》,是为显证。毕竟,“太君”作为对有地位的老年妇女的尊称,要比“太郡”使用广泛,而且顺口。

 

“佘太君”这个称谓出现之后,渐渐流行开来。不过,这个名号并没有完全取代“杨令婆”。对于杨业之妻,北曲杂剧称“佘太君”,传奇和南方产生的小说则称“杨令婆”。这说明,令婆这个叫法带有南方方言色彩。北方虽然也把“公”“婆”相对而称,但一般只用于儿媳称呼丈夫的父母。但南方就不同了,将“公”“婆”相对而称,用来称呼长辈要比北方普遍得多。例如对于祖父祖母,北方叫爷爷奶奶,南方叫阿公阿婆;对于外祖父外祖母,北方叫姥爷姥姥,南方叫外公外婆,是不是?

所以,我们看后来的京剧和梆子系统的剧种,几乎全叫“佘太君”,而广东的潮剧,现在还叫“杨令婆”。潮剧里有一出很有名的戏,叫 《杨令婆辩本》,擅演杨令婆的演员被当地观众誉为“活令婆”。

有一个有趣的现像是“太君”和“令婆”的混用。就目前所见,最早将“令婆”与“佘太君”混用的,是明末清初“苏州派”代表作家李玉的《昊天塔》。这个戏把元杂剧《八大王》与《谢金吾》融为一体,某些唱词直接借鉴了元杂剧,可知李玉对明人修改过的《谢金吾》十分熟悉。可以判断,将“太君”和“令婆”的混用,是同时借鉴了《元曲选》和明代小说的结果。再如上面提到的广东汉剧《杨太郡辞朝》,京剧中叫《太君辞朝》,楚剧剧目叫《杨令婆辞朝》。奇怪的是,楚剧除封面标题之外,内文一律用“佘太君”。这也是受到自《元曲选》而下的北方戏剧和明代小说及南方传奇的双重影响造成的,同时也和楚剧流行在南北交汇、九省通衢的武汉地区很有关系。

佘赛花招亲的故事来由

那么,京剧、秦腔、汉剧、豫剧等许多剧种均敷演佘赛花招亲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何而来呢?

清乾隆间,有个叫吴璇的作家,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飞龙全传》。其中第五十回,叙述杨业年轻的时候,奉了父亲杨衮之命,到远处探亲,途遇一座高山。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叫佘志龙,他要杨业留下买路钱,两下就打了起来。战了多时,不分胜负。佘志龙见杨业一表人材,十分爱慕,便请他上山,好言抚慰,纳作了乘龙快婿。佘志龙的女儿氏,惯使一个流星锤,武艺超群,而且通晓兵机,熟谙阵法。这夫妻俩正是天作之合。杨业便劝告佘志龙改邪归正,图取功名。佘志龙接受了朝廷招安,做了封疆大吏。

这里所叙述的杨业娶“佘氏”为妻的故事,就是戏曲《佘赛花》的故事来源。

《佘赛花》这个戏,原来叫《七星庙》、《紫金带》。在早期京剧剧本《七星庙》中,“佘氏”叫“佘彩花”,在《紫金带》中叫“佘蔡花”,到民国初出版的《戏考》中才叫“佘赛花”。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佘太君的故事从无到有、从贫乏到丰满的演进轨迹了。看来,京剧的作者想清楚了,杨业之妻在未婚之前既不能叫“令婆”也不能称“太君”,还是称“佘氏”为妥。但“佘氏”并不是正式的名字,所以后来才又渐渐编出为大家所认同的“佘赛花”这个名字。

  

“佘太君”的原型为“折太君”说不可信

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佘赛花也就是佘太君这个人呢?或者换句话说,戏曲中的佘太君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做原型呢?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提出来了,“佘太君”的原型人物早就有人在找了,不光是普通的百姓在找,而且一些名家大腕儿也在找,他们声称:找到了!

清乾隆年间,有一位大学者毕沅,他在陕西任职期间,发现了一块“折克行墓碑”。折克行是宋代的一个武将,待会儿我们还会提到他。这块碑的阳面记录了折克行的家世、官爵、事迹等,阴面记录了折氏家族近五百年的兴衰史。毕沅注意到,这块墓碑被当地人误传成了“折太君”的墓碑。他认为不是,这块碑明明是折克行的墓碑,碑文写得很清楚、很明白嘛。但他接着说:“折太君”是折德扆的女儿、杨业的妻子。请注意啊,毕沅说了,“折太君”就是杨业的妻子,而杨业的妻子在戏曲里就是“佘太君”。这样,“折太君”和“佘太君”就划等号了。

毕沅是什么人呢?他是乾隆二十五年中的状元,历任陕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他不仅是个大官,而且是个大学者、非常优秀的史学家。他编纂的《续资治通鉴》记载了上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到元顺帝至正三十年(1370)的中国历史,其中北宋部分尤其精审。而且他还编纂了《关中金石记》、《关中胜迹图志》这两部书,对关中的历史文物予以实录,非亲眼目睹不下笔。由于这样一个治学严谨的大学者的权威地位,北宋武将折德扆的女儿为杨业之妻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从晚清到近代以来的许多有名的学者,都认同这个说法。大家认为,杨业的妻子是“佘太君”,这是由于“折”和“佘”发音相近搞混了。到现在,“折太君”就是“佘太君”的说法广为传播,几乎成为定论了。不信你打开百度搜搜看。还有人说杨业娶了折德扆的女儿是“门当户对”呢。

那么,北宋武将折德扆的女儿真的就是“折太君”,真的就是杨业的妻子“佘太君”吗?

我认为这个说法疑点很多。第一个疑点,毕沅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呢?其实他的根据,就是清代康熙、雍正两朝的地方志。就我们看到的史料,关于宋代折德扆之女为杨业妻的最早记载,见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刊的《岢岚州志》。这本书记载说,杨业的妻子是折德扆的女儿,她曾经辅佐杨业立下战功,杨业战死于陈家谷之后,潘美和王侁畏罪,想要掩盖真相,她上疏为丈夫辩冤,力陈真相,致使潘美和王侁被削爵,“除名为民”。

这就奇了怪了,北宋的历史要靠清人来记录,并且这个说法出现在“佘太君”的戏曲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之后,这本身就十分可疑。而且说潘美王侁被削“爵”, “除名为民”,与史书记载不符。当时潘美是被贬官三级,王侁则根本没有爵位,不可能被削爵。其次,又说折氏上疏为杨业申辩,也没有任何文献佐证。我们已经讲过,为杨业申诉的人名叫刘吉,根本不是杨业的夫人。

第二个疑点是,折德扆是什么人,他的女儿有没有可能嫁给杨业为妻?

根据《宋史·折德扆传》的记载,折德扆在五代末和赵匡胤同事,他们同在北周柴荣手下做节度使。而当时杨业则在北汉,北周与北汉互为仇敌,老是打仗。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的第二年折德扆就归顺了,三年后就去世了,当时杨业还在北汉。所以两个人一直是对手,似乎不可能结亲。

第三个疑点,毕沅说折德扆的女儿是“折太君”。可是,文献中还有另一个“折太君”。早于《岢岚州志》的陕西《延绥镇志》,记载神木境内“有杨六郎墓”,又“有折太君墓”,不过《镇志》特意说明,这个“折太君”是宋代名将折克行的母亲。折克行,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毕沅所发现的“折克行墓碑”的碑主,而他,原来就是折德扆的重孙子!

这就有了两个“折太君”了,而且两个“折太君”都和北宋折德扆家有联系。一个,是嫁到杨家的折德扆的女儿,她是跟了娘家的本姓;另一个,是折德扆的孙媳妇、折克行的母亲,她是从了丈夫家的姓。果真出现这一情况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两种不同的称谓方式虽然都可以使用,但出现在同一个家族内则绝无可能,二者必一真一假,或两个全假,而两个全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那谁是真正的“折太君”呢

记得我们讲过古代妇女的姓名问题。一般而言,妇女嫁人以后应该从丈夫的姓,比如我姥姥娘家姓李,婆家姓王,她就叫“王李氏”。 折克行的母亲为“折太君”显然也是从婆家姓,对不对?如果两个“折太君”一真一假的话,那么折克行的母亲被称作“折太君”在先,应为真。郑骞先生说得好:

予认为各方志所谓折太君墓如确系真墓,应为折克行之母而非杨业之妻。若谓折太君有二:一为人所共知之佘太君即杨老太太佘小姐,一为人所罕知之折老太太末小姐,则真成“异闻”,可资“谈助”矣。(郑骞《杨家将故事考史证俗》)

也就是说,折克行的母亲是绝无可能嫁给杨业为妻的。折克行活动在杨业死后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假如他的母亲比他年长30岁的话,那么这个真的“折太君”大约比杨业小70岁,她是不可能嫁给杨业的。而折德扆的女儿是被附会出来的“折太君”,刚才已经分析过,她的父亲与杨业互为仇敌,两家结亲的可能性实在太小。

还有第四个疑问,也是最关键的,“佘太君”根本就是戏剧形象,而且她最初多是以“令婆”的名号出现的,她的第一个姓氏是“吕”。以“折”和“佘”发音相近而把二者往一块扯,就是把历史人物和戏剧形象进行无缝对接,根本上就是驴头不对马嘴。
   
基于以上四点疑问,杨业的妻子就是折德扆的女儿的说法不能成立,“折太君”就是“佘太君”的说法完全是牵强附会。

我们推测,把折德扆的女儿附会成“佘太君”的理由和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从地缘上看,折氏家族居住的陕西府与杨业的故乡神木县交界,宋代分别称府州与麟州。而且历史上这两个县还曾经同属于一个行政区域。在这个地区,既有杨六郎墓”,又有“折太君墓”,这很容易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由于“折”、“佘”音近,于是在民间传说中,“折太君”便与戏曲中的“佘太君”合二为一了。但由于辈分、年龄相差太大,原本折克行的母亲“折太君”便进一步被“合理化”为折德扆的女儿。

讲到这里,戏剧形象“佘太君”的来历及其与历史人物“折太君”的关系,大体上可以搞清楚了。

明代的民间艺人给杨令公娶了一位勇敢善战的妻子“杨令婆”,最早的时候她姓“吕”;万历中期以后改姓“佘”。“佘太君”的名号在万历后期出现在明人改编过的元杂剧中,这个名号的形成大概与小说中杨六郎的妻子被称为“太郡”有关。“令婆”这个名号带有南方方言色彩。所以,直到现在,南方的某些剧种,仍称杨业的妻子为“杨令婆”。

由于杨家将戏曲在民间的广泛影响,加上折、佘同音和地缘的原因,大约在清康熙中期,宋代武将折克行的母亲被杨业故里附近百姓附会成戏曲中的“佘太君”。但是折克行的母亲比杨业晚大约几十年,于是后来进一步将“折太君”“合理化”为折德扆的女儿。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戏曲、小说为杨业增添一位妻子,本来合情合理,补充了历史文献的缺憾。但另一方面,既然是文学,就不可避免的向壁虚构。从少年比武招亲到百岁挂帅,这就成为实实在在的文学,不能当历史看了。至于小说中的杨业之妻为什么最初姓“吕”,后来为什么姓“佘”了?到现在也还是个谜。我们期待日后发现新的材料,来解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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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1 09: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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