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重文轻武启示录
一、文官吃香的年代
中国历史上真正实行文官政治，武官不干预朝廷内政，不在地方掌握行政权力，起于宋朝。在此之前，虽然也有文武之分，但武官担任行政职务，参与朝政者多，所谓出将入相，屡见不鲜。五代中原诸国更是武人专权，文官几乎成了摆设。赵匡胤陈桥兵变后，考虑到五代武人专权，其弊无穷，便进行了改革。从此，武将包括士兵在内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相反，文官的社会地位却逐渐提高，直到北宋中期，重文轻武达到极致。
宋太祖以文代武，不但中央政府部门，包括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多用文臣代替武臣，而且地方的路、府、州、县的主要官吏，也多用文人担任。宋朝的宰相，包括枢密使，几乎清一色由进士出身的文士担任，出将入相已成为历史，狄青是例外，由武将担任了枢密使，那是因为打败了侬智高，劳苦功高，不担任说不过去。即使如此，还是遭到文官们群起而攻之。狄青也就当了不长时间的枢密使(相当于宰相)，便被逐出朝廷，忧忿而死。至于管理财经、监察等政府部门，武将更休想染指。宋太祖大胆的改革，改武治为文治，他的杯酒释兵权，固然是为了皇帝亲自掌握军权，但也有不让武将干预政治的意图。赵匡胤曾经问过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政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这是个为保赵宋长治久安的大问题。赵普回答说：“此非他故，方镇权重君弱臣强而已。”也就是说，以前之所以战乱不止，改朝换代，是因为武人专权，皇帝管不了武将。赵普给赵匡胤出主意：“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长编》卷2)越普对武将收兵权，不让其在地方管钱管粮的斧底抽薪之计，使宋朝的武将们，失去了飞扬跋扈，与朝廷抗衡的本钱，改进和完善了文官制度，使北宋从中央到地方，一律由文官控制，真正做到了军政分离，军不代政。
宋朝这种重文轻武的现象，渐渐成为社会风气。社会上不管是贫是富，多以读书做官为荣，以舞棍弄棒、习武参军为耻。当时的启蒙诗便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宋朝读书那么“高”？不是认识到读书求知，可以提高人的素质，甚至提高社会经济文化的水平，主要是因为读书后有可能考中进士，考取进士后，便一定可以当官，最小是县级父母官。宋朝对官员的待遇优厚，即使不贪污受贿，一当官，马上便改变了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可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所以贫苦人家的孩子，想要改换门庭，只有苦读书，考进士，做大官一条路。好在宋朝已不像以前，不那么讲究门第出身，一切以科考试卷为标准。范仲淹、欧阳修等一大批人，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又都刻苦攻读，考中进士后飞黄腾达。
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当兵的如同乞丐，被人骂为“赤老”(至今上海骂人有“小赤老”)。即使是武将，也不受重视。寇准是好官，但也认为曹利用这样的武夫，“岂解此国家之大体”(《渑水燕谈录》卷2)韩琦曾领兵打过仗，但却看不起武将，认为状元等文人才是好汉。范仲淹也领兵打过仗，但他对老百姓的愿望是“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读书”(《渑水燕谈录》卷7)。一般情况下，同级别的文武官，武官也要低人一等，受文官的气。因此，在宋朝，只有武官转成文官，绝少有文官转成武官。范仲淹、韩琦等等，都曾打过仗，但绝对不想转成武官。有一个文人，偶而习武从军，他母亲知道后，将儿子毒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骂：怎么这样没出息，竟然想弃文从武，从今天起，不许你再提到武学。像杨家将这样祖孙三代都是武将，在宋朝很少见。
宋朝重文轻武，有其弊病，主要是对外屡战屡败，但也有有利的一面。由于实行文官政治，不但使社会读书风气浓重，而且提高了科学文化水平，成为当时世界上科学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由于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力也同步增长，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文人治国，文官政治，是历史的进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杨家将的族人中，还真的有几位文官，有的甚而是高级文官。
二、杨光与杨琪
杨信的儿子、杨业的弟弟杨重勋，自杨信去世，杨业到太原后，便在麟州子承父业，当了当地的土豪。那时，杨重勋还很年轻。在兵荒马乱的五代，杨重勋挑起保卫麟州的重担，也确实不容易。麟州紧临山西，杨信曾惹不起太原刘氏。可麟州又与后周的陕西之地相连，后周比北汉实力强大，杨重勋又惹不起后周。宋朝代周后，杨重勋更惹不起宋朝。杨重勋不得不先后在北汉、后周和宋朝的夹缝中求生存，因而他被迫几经反复，依附于周、汉和宋。归顺宋朝后，杨重勋曾帮助宋攻打山西北汉。杨业与杨重勋各为其主，也就顾不得兄弟情谊。好在重勋从未到达太原城，俩兄弟既未相见，更未刀枪相对。北汉被消灭后，杨重勋被提升为宿州刺史，保静军节度使。宿州远在如今的安徽省。刺史是虚衔，杨重勋实际上用不着到安徽去。保静军即如今湖南省保静。好在节度使更是虚衔，杨重勋也用不着千里迢迢，到江南去当官。看来，杨重勋一生，以武官的身份，始终在麟州，为保卫家乡而奋斗。
杨重勋有几个子女，史无明载。欧阳修在为杨琪写的墓志铭中，说杨重勋有个儿子叫杨光。杨光又继承父业，在麟州为西头供奉官，级别不高。职务是麟州监军，实际上仍然是执掌麟州军权的地方实力人物。杨光的长子是杨琪。很清楚，杨琪是杨业的侄孙。
杨琪出身于武将之家，其父、祖、伯父、伯祖都是武官。伯父杨延昭，伯祖杨业，更是名扬四海的武中英杰，而比杨琪年幼的叔伯兄弟杨文广，也是武官。但是，在宋朝重文轻武的社会大环境中，杨琪终于弃武从文，再也不想子承父业。这或许也出于个人爱好。有的人喜欢舞文弄墨，有的却喜欢舞棍弄刀。杨琪从小就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读书，读懦家经典，读前代史书。内向而又老实恭谦的性格。使杨琪走上了读书求知之路。父亲死于武职，杨琪照例得到了殿侍的小官位，又由于其伯父杨延昭官大位高，杨琪升为三班奉职。但这些，既不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更没有什么事可做，实际上是一种待遇和享受。所以，杨琪不甘心坐享其成，他要奋进，他要努力。努力的结果，使他终于成为文官，官阶是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是从二品，即略低于二品官。这个文官官级，在杨家实属空前。在此之前，杨琪还曾升级为供备库副使。这也是虚衔，仅表示武官的官阶，作转迁之用。
杨琪由武官转成为文官，既不容易，在宋朝也少见。在文官吃香的年代，由文转武容易，但几乎没有哪个傻瓜愿意如此。并不是武官待遇低，也不是武官有生命危险，而是武官社会地位低。在文官的眼里，没有出息，没有文化水平的粗人，才去当兵当武官。但要武官转成文官，则难于上青天。在文官的圈子里，绝对排斥武人插足。不要说武官转成文官，就是武将过问朝廷政治，也被认为是非法。这种氛围，这种偏见，使武官们牢骚满腹，都敢怒不敢言，甚至怒也不敢怒。狄青与韩琦一武一文，官品都平级，但韩琦可以参与朝政，甚至不把狄青放在眼里。狄青私下发牢骚：他韩琦如此吃得开，凭什么？还不是因为他是进士出身，又是文官，论功业，我狄青不比他差，论官位，我同他一般，为什么他欺负我？还不是我是行伍出身，不是文官，不是进士出身。这就相似于如今的大学文凭。没有这张文凭，转干、提级困难得多。可见杨琪由武转文，付出了多少艰辛与汗水。所以后来杨琪十分感慨：“我本武人，岂足以知士大夫哉。”（欧阳修《居士集》卷29《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也就是说，我原来不在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圈子里，不了解这些知识分子的情况。
杨琪为三班奉职时，曾“监大通堰”。所谓堰，相当于如今所称的坝，即将江河用土石截断，在堤上建河闸，水旺时放水，水枯时蓄水。北宋建都开封，但粮食等多靠东南地区供应。为了保证首都的物资供应，也为了防治水灾，北宋大力整治从浙江杭州到河南开封的水路。除利用淮河、汴河等原有河流外，还修建了接通诸河的运河。在运河等河流上，修筑了不少堤堰，大通堰即其中之一。这些堤堰十分重要，因而派有官吏专职管理，杨琪即是大通堰的负责人。
在监大通堰时，发运使李溥到江淮地区，主要是调运江浙的茶叶等，并检查江淮水路运输情况。李溥的检查十分严格，即使官吏事先准备好各种文字材料，帐目表格，李溥也能找到问题，所以官吏们都怕李溥的检查，有人甚至为此而跳河自杀。通过检查，李溥撤了几百人的职。一天夜里，李溥坐船到大通堰，突击检查杨琪的工作，李溥看到杨琪的文簿等完备无缺，工作很好，不象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作样子，因此对青年杨琪的才干很赏识。从此以后，杨琪历级而升，不但转为文官，而且升为同提点河东、京西、淮南三路刑狱公事。河东路相当于如今的山西省，京西南即京东西路，相当于如今的山东省西部与河南省的一小部分，淮南路分淮南东西路，相当于如今的安徽东部和江苏北部。提点刑狱公事有两个职能，一是掌管司法、刑狱、审问罪犯。二是监察地方官吏，好的举荐，不好的弹劾罢免。显然，这更是重要的职务。在多年的监察工作中，杨琪的表现很出色。他先后举荐了二百多官吏，其中有一人不称职。宋朝规定，凡被推荐的官吏犯罪或不称职，推荐人必须同时受到处分。杨琪为这一人而曾受罚铜的处分。这处分很轻，实际上是象征性地交几斤铜的钱。其余被杨琪推荐的人，都很好，杨琪也很满意，说：推荐人才，也是我的宿愿。通常，十个里有五个称职的，就不错了，我推荐人才，只有一个不称职，对得起国家了。
皇祐二年(1050年)六月，杨琪在淮南逝世，终年七十一岁。第二年，杨琪之子杨畋，将父亲杨琪移葬河南洛阳杜泽原，与杨琪的妻子慕容氏合葬。洛阳是宋朝皇帝和达官贵人死后的安息地。包拯(即包公)一大批名人，都安葬在洛阳。杨家的子孙后代，很少在故乡麟州安葬。原因是他们大多离开故乡，到京城或各地守边为官，麟州成了他们的祖籍，几乎没有亲属在麟州。
三、进士的荣耀
杨琪的儿子杨畋，景德四年(1007年)生于沂州新泰(山东新泰市)。杨畋字乐道，像他的父亲一样，从小就喜文不爱武。经过刻苦读书，青年杨畋终于考中了进士，考中进士后，便可以做官。杨畋被授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并州录事参军。秘书省是管理国家图书、史籍，整理、校正典籍的中央机构。校书郎是低级文官，任务是校刊典籍。校书郎职务不高，却要有学问。录事参军相当于总务处，负责并州的一切杂务。之后，杨畋升迁为大理寺丞、知岳州。大理寺负责中央监察、审判工作。大理寺丞是这个机构中的官员之一。岳州即湖南岳阳，在湖南任父母官时，杨畋遇到了麻烦。
原来，我国岭南一带山区，很早就居住着少数民族瑶族。到宋朝时，瑶族聚居在桂阳、郴州、连州、韶州等山林地区。山区缺少食盐，宋政府却在这些地区实行榷盐即食盐由官方专卖，不准私人贩盐。官方卖盐，价钱既贵，又很难买到，瑶族人深受其害，常常有反对榷盐的零星反抗。到庆历年间，由于湖南路转运使王逵在岭南地区鱼肉百姓，强迫汉族百姓向朝廷上供大量土特产，使农民们生活困难，纷纷逃往山区，与瑶族人一起相处。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汉族人邓和尚及黄捉鬼兄弟，在瑶族人中号召反对朝廷，举行起义。数百名瑶族民众，为反对食盐专卖及官员们的欺压，立即响应起义。九月，起义军从蓝山县扩展到湖南其它地区，凭借山区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神出鬼没，使官军防不胜防。起义军屡战屡胜，打死了巡检查延祚、潭州都监张克明。十月，宋朝廷在手忙脚乱之际，任命杨畋提点荆湖南路刑狱，负责镇压这次瑶汉人民联合起义。
北宋中期，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多由文官来领兵打仗。这些文官，并不是儒将，也没有出现诸葛亮式的统帅。原因在于宋朝根本不重视对外战争，而是苟且偷安。文臣们很少去研究兵法，更不用说熟知战略战术。终宋三百年，几乎不曾出现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仅有书本知识的杨畋，要去指挥打仗，无疑力不从心。他的祖辈虽然多是武将，但传到他那一辈，已经与刀枪无缘。杨畋自有烦恼和胆怯，却不能违抗朝廷旨意，只得硬着头皮，来到前线。
当年十二月，杨畋入山区围剿起义，在弧浆峒惨遭失败。杨畋跌倒在岩石下，幸而被枯草遮挡，才免于被俘。他所率领的南方地方军，实在是不堪一击。第二年春，杨畋重振旗鼓，深入宁远南九疑山区对付起义军。起义军稍受挫折，但势力仍很盛。朝廷先后加派刘沆等人前往桂阳监军，与杨畋一道，向起义军进攻。仍然损兵折将，败多胜少。宋政府穷于应付西夏及各地的农民暴动，实在抽不出中央禁军到湖南去，而瑶汉义军又多在山区，占据有利地势，根本无法消灭，因而听从了欧阳修、余靖等人“分行招诱”的建议，对义军采用围剿和招降相结合的两手政策。这是宋朝对付农民起义惯用的手段。所谓招降，就是以高官厚禄，引诱农民首领投降。后来的宋江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引诱之下，三十六人都投降了宋朝政府，宋江投降后，还曾到南方去，帮助政府镇压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方腊农民起义。不过，招安政策是以围剿作前提，以武力作后盾。能消灭则消灭，难以消灭才招安。这次瑶汉人民起义，先后坚持了四年。在与官军的战斗中，起义军胜负参半。庆历六年四月，唐和尚战败于镇江原，起义军开始由盛而衰，宋朝加派黄士元率领大军前往镇压，起义军不得不转战于郴州、英州和韶州山区，依山自保。直到庆历七年上半年，起义军还曾与官军多次激战，但已经败多胜少。五月，唐和尚等起义军领袖接受招安，投降了宋政府，起义最终失败。
在镇压瑶汉人民起义中，杨畋曾因指挥失当，被撤职调离，到太平州任知州。太平州在如今的安徽省当涂。一年多后，宋政府觉得杨畋还是能干，又任命他为荆湖南路兵马钤辖，再度围剿起义军，直到起义军受招安，杨畋才返回朝廷。朝廷改任他为屯田员外郎、直史馆、知随州。屯田员外郎仅是官阶，没有实际职务和权力。直史馆是修史、作书之官，只有随州知州，才是杨畋的实际职务。随州即如今湖北随州市。
在随州任知州三年期满后，杨畋即回到京城，担任三司户部判官。三司是宋朝的中央财政机构，以盐铁、度支、户部三部合为三司。户部管理全国户口、赋税、上供、榷酒等。三司很重要，户部判官是户部的二把手。作为户部判官，杨畋首次参与宋中央财政经济工作。在此期间，杨畋曾来到山西，考察河东的政治经济情况。杨琪逝世后，杨畋辞去官职，为父守丧。守丧期间，广西侬智高反宋，杨畋守丧未满三年，即于皇祐四年(1053年)奉召入京，面见宋仁宗。大约是考虑到杨畋曾在湖南镇压过瑶汉人民起义，所以仁宗皇帝又一次任命杨畋为起居舍人、知谏院、广南东西路体量安抚使，去对付侬智高。这是杨畋第二次以文官的身份，去领兵打仗。这次远征广东、广西，看来仍然凶多吉少。
四、兵败两广的后果
皇祐四年(1053年)六月，杨畋从京城出发，以前途难卜的心理，向南方骑马疾驶而去。此时，侬智高已兵围广州，气势正盛。同杨畋一同南征侬智高的，还有余靖等多人。杨畋到达广东韶州后，以书生之气，奏请朝廷明确对将士的赏罚等事。宋仁宗很生气，派人告知杨畋：兵贵神速，到这种紧急关头，你还要请求什么？侬智高兵退广州后，又返回贺州等地。杨畋命令蒋偕等从英州退保韶州。蒋偕等到贺州时，正好被侬智高偷袭军营，蒋偕等不少将士被侬智高杀害。为此，朝廷撤了杨畋体量安抚使之职，降调为鄂州知州。不久，杨畋又被降为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第二年，再降为太常博士，任邠州知州。鄂州即湖北武汉。光化军即湖北光化县。邠州即陕西彬县。宋仁宗改派武将狄青南征，这才将侬智高打败。
说实话，杨畋在战场上，确实不如他的堂叔杨文广，也不如堂祖杨延昭，更不如曾伯祖杨业。朝廷用杨畋去领兵打仗，实在是用非所长。好在杨畋被一降再降之后，朝廷觉悟到，杨畋的长处在于以文治国，因而很快将他重新提拔，官阶为起居舍人，职务为河东转运使。转运使是一路的总管，全面负责财经、人事、民政等一切事务，相当于省长。杨畋为河东路转运使，实际上总管河东的行政。可惜史书上未有记录他在河东的业绩。之后，杨畋又奉调入京，任户部副使。户部副使比户部判官高一级，是户部的负责人。在这期间，朝廷曾指名派他为使者，到辽去执行任务。自从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恢复了关系，每逢节日或重要活动，例如新皇帝上台，要人死去等等，宋朝都要派人去贺吊，就像如今友好国家的来往一样。派往辽国的使者，要有一定的级别。杨畋此时已是户部负责人，相当于如今的部长，级别够了，又是文官，有文化水平，所以派他前去。一般情况下，到辽国国都去，经河北到辽南京，过古北口，再向东北而去，路途很远，也很辛苦。所以很少有人主动出使辽国。杨畋更不愿意去。他不是因为艰苦，而是因为他的曾伯父杨业，被辽国俘获后绝食殉国。所以杨畋说，我不能到杀害我曾伯祖的国家去。朝廷便尊重他的意志，改派了别人。从这一点上说，杨畋不失为有人格的爱国者。
杨畋任京官多年后，终于升迁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判吏部流内铨。天章阁是收藏宋真宗御制文集、御书的地方，1021年建成。1030年设置待制之位，1036年设侍讲，1047年设学士与直学士。侍讲也称侍读，顾名思义，就是侍侯、陪伴人读书。侍读所侍侯读书的，可不是一般人，而是皇帝或准备当皇帝的太子。这实际上就是皇帝或太子的老师。皇帝或太子遇到什么问题，就要问侍读即导师。因此，凡能被选为侍读者，其水平一定要高。杨畋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担当此任。判吏部流铨，职责是对全国地方官的考核、调动、赏罚、升降等，相当于人事部长，在此期间，杨畋曾与王安石产生了矛盾。王安石当时任知制诰，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的文件、命令等。有一次，皇帝亲自主持考试，但在初考、复考后，谁排名榜首问题上，杨畋与王安石有分歧意见，后来，皇帝还是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
嘉祐四年(1059年)，杨畋升迁为知制诰。第二年十一月，宋仁宗走后门，要将外戚李珣由防御使升为观察使，刘永年由团练使升为防御使，叫杨畋起草升级文件。杨畋生性胆小谨慎，但在这关键时刻，却能挺身而出。他不但拒绝起草此命令，而且反对说：郭进守山西，与辽国抗衡了十多年，还没有升官。如今李珣等二人无寸尺之功，倒要迁官，还不是由于他俩是外戚。我不能同意这种做法。宋仁宗无奈，只好叫别人起草。这时，范镇又起来说话。他说，如果杨畋意见不对，那就应当命令杨畋起草，而不用换人，如果杨畋的意见对，那就应当收回成命，不让李珣等升迁。经过范镇的力争，宋仁宗终于让步收回成命。
嘉祐六年，杨畋升迁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知谏院。这就是说，杨畋成为当时饱学经史的上层著名人物。杨畋的实际职务是谏官。宋朝的谏官，可不是做做样子的闲官，而是很重要能影响时政的大官。谏官不但可以对朝廷任何人进行监督、弹劾，而且可以对当时的任何政策方针，进行批评，直到改变其错误。正由于谏官有如此大的权力和作用，因而皇帝在选定谏官时，力求选正派、公道而又有水平的人担任。杨畋正是这样著名的文官。与杨畋同时担任此职的，还有山西夏县人司马光。从此，杨畋同司马光一道，在谏官任期内对朝政作出了贡献。
就在杨畋任谏官的当年八月，朝廷叫杨畋审查对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和办法。同时，宋仁宗又让杨畋审查三司的商税收入，要求杨畋拿出增加收入的办法。杨畋与司马光有很深的情谊。他俩常常联名上奏，对时政提出意见和看法。杨畋任谏官期间，他的才能和事业，趋于成熟和辉煌。可惜正当杨畋走向辉煌之时，于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初突然病死，年仅五十六岁。逝世后，仁宗皇帝送给杨畋家属手书纸扇一柄，黄金二百两。杨畋一生两袖清风，死后家中并不富裕。他唯一的儿子杨祖仁当时仅两岁。杨祖仁后来如何，史无记载。杨畋也葬在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