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 刷新中华文明认知

    在陕西神木，不同国度，不同学科的学者联手探密一座史前古城

杨雪梅

石峁古城遗址

石峁古城(一)石城寻踪

　　很意外，能在陕西神木县遇见付巧妹。这位利用古DNA绘制末次冰期欧亚大陆人群演化谱图的女科学家的名字，如雷贯耳。直到她演讲时，很多来晚的人才意识到，整个上午主持单元讨论的年轻美女就是她。

　　近日，由陕西省文物局、榆林市人民政府主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神木县人民政府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承办的“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神木县举行。这个会议，让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日本九州大学和国内文博考古机构、高等院校的学者们有了面对面切磋的机会。其实，很多研究者都在围绕石峁遗址做着不同专业领域的工作，大都是彼此久闻大名而见面不识。

“在有关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始终受到忽视，但石峁古城的综合研究已然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识，极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赵辉认为，正是由于诸多学者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才使得我们对这个4000年前的聚落遗址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石峁古城（二）神秘头骨

　　虽然付巧妹研究的是末次冰期欧亚不同人群个体的基因组数据，但她认为石峁遗址的人骨同样具有意义。“通过对石峁遗址人骨的古DNA进行检测可以了解石峁遗址保存的下限，还可以解答石峁和周边遗址人群的关系。”

　　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相关单位对石峁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和发掘，最终确认石峁遗址是一座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的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是目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史前城址。

　　在随后几年的考古工作中，石峁遗址不断带给学术界惊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介绍，在皇城台区域发现了4300多年前结构复杂的大型建筑遗址，瓮城、广场保存完好。在皇城台的底部，发现了一条用石头砌出的通向内城和外城东门的主干道。在进入皇城台之前，发现了多重结构的瓮城，旁边还有大墩台和广场。

　　对皇城台的发掘，揭示出其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有9—10层自下而上斜收的石墙护坡，外形类似金字塔。台顶面积8万余平方米，有夯土基础、池苑等建筑。尤为重要的是在已发掘的皇城台二、三级石墙墙体内，有横向插入用于支撑的纴木，纴木下面还用石板支护。这和宋《营造法式》记载的“筑城时，城每高五尺，横用纴木一排”的记载吻合，但过去一般认为在汉代才开始使用这种技术。

　　这次在皇城台还发现了3件铜器和4件制作铜器的石范。梅建军是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他对遗址新出土的铜器和铸铜遗物评价极高，“为揭示中国北方早期铜器的形制和技术特征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为探索早期冶金术在中国的传播路线提供了关键的连接点。石峁遗址处于北方草原与中原的中介地带，在石峁遗址发现的铜器和铸铜遗物为冶金术从北方传入中原的观点提供了关键证据。”

　　石峁遗址是石破天惊的大发现，因而引起海内外考古学家的浓厚兴趣，也几乎实现了考古信息提取的最大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采集了石峁遗址中人头坑里人头骨样品76个。居址当中的动物骨头和植物样品54个，共计130个样品。经测定，遗址城墙内部及外部房址及墓葬年代大多在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年代范围之内，即公元前2200年至1780年之间。

　　动植物考古学者的研究试图复原石峁人的生活环境和生计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的研究显示，石峁文化的生产业态特点是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系统，以粟与黍为主。“我本来是信心满满地冲着在这里可以发现小麦的，可是并没有。但是没有发现也是重要成果，而且也不代表以后不会发现。”

　　和赵志军相比，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胡松梅就幸运多了，她在石峁发现了中国目前最早的家马和山羊。石峁的山羊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批山羊，而且产肉兼产奶。“石峁遗址周围的环境是以草原为主，有各种食草动物。而家养动物猪、牛、羊的肉量比例占到了整个食用动物群的95%以上，证明石峁人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畜牧和狩猎活动。”

　　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莉研究的是石峁的石器，包括收割工具和加工工具，收割工具主要是细石器和磨制的石刀、陶刀，加工工具包括石杵和石斧。他们检测到711个淀粉粒，说明这些石器主要用来收割小麦族植物，可能包括小麦大麦及野生小麦族草类，或狗尾草的茎叶。

　　石峁并非孤立的存在。为此石峁的考古工作者在遗址本身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在秃尾河流域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又对寨峁梁等遗址进行了发掘。结合上个世纪80年代内蒙古岱海、大青山南麓和晋中地区的考古发现，10多年前在陕北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所得，学术界已经基本梳理清楚了河套地区史前文化的滥觞到繁荣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聚落群结构的变迁。“在对这个宏观进程把握的基础上，我们开始触及在中国史前文化多元格局中，河套地区史前文化和社会的独特地位的重要问题，开始思考当地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具体方式、特点等重要问题。”赵辉强调。

　　牛津大学罗森教授认为要以世界的眼光认识石峁。辽宁牛河梁、夏家店下层的石构防御型遗迹也有很多，这应该是当时中国草原边缘地带的联系所在。这些石构建筑也显示了这一区域与欧亚草原存在的广泛文化交流，草原式的青铜兵器和装饰品与库尔干的阿凡纳羡沃文化、叶尼塞河流域的库尔干遗址、奥库涅夫文化墓葬都有相似性。年代也大概相当，都是公元前2500年到1800年。

　　“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代表了当今我国考古研究的最高水平。”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对今后的工作充满期待。“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的系统性研究。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科研项目，统筹规划，开展一系列综合性、区域性考古研究项目。同时，加大推进多学科、跨领域合作，拓展和加深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外，还要进一步请进来、走出去，使中国考古学更加具备国际视野和开放胸襟。”

                              选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