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家将历史的研究，时至今日学者们都感到进展难以深入。一方面是学者们仔细研究，写出大量有见解的论文与专著，显得题无剩义；另一方面是文献资料的短缺，加之互有抵牾，原始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还有一个原因是考古发掘资料不多。一直以来我都想尽自己的历史专业所学，为杨家将历史文化研究事业做点贡献，苦于上述几方面的原因，可谓机会难寻。作为一个初涉者，当你刚开始看到某些东西，产生了一个以为是自己的想法的时候，等你更加深入的进行时，会惊奇的发现其实这个想法早有前辈学者对它做了详尽的解释，能想到的能说的都已经成为文字铁板钉钉，使你欲言又止。因此目前要从事杨家将的研究，必须对它进行全面的了解，才有发言权，才或许能够引起大家的认可和共鸣。否则只会显示自己的孤陋寡闻，成为笑柄。近来我翻检史料，首先，发现关于“杨业事刘崇的背景及时间”这一事件有些历史资料记载不是很清晰，以至于误导研究者，受到触动，想把它提出来。其次，对于宋太祖一下河东失败的原因及杨业在此期间的活动，谈得不多，这里详细说说。另外，关于杨业之死，我们经常论及的就是杨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死的、杨业之死的影响。但对于杨业之死的意义，论及很少，我也想谈谈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就凑成了杨业三件事。
一、杨业事刘崇的背景及时间
关于杨业事刘崇的背景，学者都进行了合理的推测，余嘉锡在《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中指出：“业以何时事刘崇不可知，信何以遣其子入虎口，致父子各事一国耶。此必崇为太原尹河东节度使时，信方事汉，欲结援于大邦，故送业于太原以为质子耳。”
我认为这里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刘崇主动收豪杰杨业并利用其控制麟州；第二、杨信以皇叔为靠山发展自身忍痛割爱。在这里，应该有个先后问题，主动被动问题。即先有第一刘崇主动收，后有第二杨信被动送。当然最终的结果是刘崇主动收豪杰杨业但未能利用其控制住麟州；杨信忍痛割爱而后汉却很快被取代，从而说明没能找到可靠的后台。这是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
关于杨业事刘崇的背景，我们先看以下史料：
《旧五代史》卷135《刘崇传》：
刘崇，太原人，汉高祖之从弟也。弱冠隶河东军。汉祖镇并、汾，奏为河东步军都指挥使。逾年，授麟州刺史，复为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三城巡检使。隐帝嗣位，加检校太师、兼侍中。乾祐二年九月，加兼中书令。时汉隐帝以幼年在位，政在大臣，崇亦招募亡命，缮完兵甲，为自全之计，朝廷命令，多不禀行，征敛一方，略无虚日，人甚苦之。三年十一月，隐帝遇害。
《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
隐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为枢密使，新讨三叛，立大功，而与旻（刘崇）素有隙，旻颇不自安，谓判官郑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权臣，而吾与郭公不叶，时事如何？”珙曰：“汉政将乱矣！晋阳兵雄天下，而地形险固，十州征赋足以自给。公为宗室，不以此时为计，后必为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罢上供征赋，收豪杰，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隐帝遇弑，旻乃谋举兵。
《宋史》卷482《北汉刘氏世家》：
崇，汉祖之弟，汉初为太原尹、北京留守。隐帝嗣位，周祖为枢密使，崇谓判官郑珙曰：“吾与郭枢密素不协，朝廷幼弱，郭得志，吾无类矣。”因泣下。珙遂劝缮完甲兵，招集亡命，为自全计。及闻隐帝遇害，崇欲率兵南向。
学者江小涛在《杨业与宋初河东诸将》一文中，介绍杨业随刘崇去太原时做注：根据《旧五代史》卷135《刘崇传》：“汉祖镇并、汾，奏为河东步军都指挥使。逾年，授麟州刺史”。《旧五代史》卷99《高祖本纪上》：“（天福）六年七月，授北京（即太原府）留守、河东节度使。”则刘崇于天福七年（942）为麟州刺史。从这时起，杨业即入刘崇帐下。天福十二年（947）刘知远称帝，以刘崇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杨业便随刘崇去了太原，从此离开麟州老家。由于《旧五代史》成书最早，当然具有极大的价值。这样随之而来的就是“由幼事还是弱冠事刘崇而引发的杨业的出生时间及年龄”问题。宋史专家李裕民也据《旧五代史》这段史料做了详细的推测：认为刘崇任麟州刺史这段时间里，不论从刘崇的势力还是从杨信的角度来看，杨业事刘崇都是值得怀疑的。我赞同后者的观点，并且个人觉得刘崇此时任麟州刺史应为兼职。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三本史书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提供准确的信息，还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误导——误认为刘崇招兵之时在乾祐二年（949）秋：《宋史》记载不是很明确可以忽略；如果说《旧五代史》虽然提到乾祐二年九月，但那是将刘崇的官职顺序排列，也能理解的话；《新五代史》在这个问题上，对人误导最大。《新五代史》比《宋史》多了“新讨三叛，立大功”的字眼。这使人考虑刘崇与郭威的矛盾到底是什么时候达到激化的最大程度，也是刘崇颇不自安，罢上供征赋，收豪杰，籍丁民以益兵的时候。原先顾命大臣有好几个，各派力量相互制衡，还没有凸现出郭威，此时刘崇作为皇叔还没有必要谋求自立。而郭威为枢密使，“新讨三叛，立大功”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郭威平叛胜利班师回朝后，受到隐帝的特殊礼遇，赏赐玉带，并且加官检校太师兼侍中，其地位在后汉朝廷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了。“汉诸宗室，天下藩镇皆未及也”。它的时间在乾祐二年(949年)秋，这个时候可谓很得志，尾大难掉。刘崇感到隐帝不可能驾驭得了郭威，后汉政局将有变，听从郑珙的建议，考虑到黄河西岸的麟州、府州。于是视察麟州，会杨信，知道杨业善骑射，好畋猎，有大志“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用鹰犬逐雉兔尔”。于是向杨信要人，当然也有以刺史之子为人质控制麟州的意思。杨信考虑到后汉的实力，送杨业到太原。在这里，多说一句，杨信既然可以果断地背汉归周，说明他行事是以麟州的发展为准则的。而对其最直接的威胁来自羌人，所以他无需主动投靠刘皇叔。杨业去太原的时候应该不是一个人，想来有家丁随从或还有刘崇招募的其他豪杰。
如果再没有更明确的史料的话，以上对于“杨业事刘崇的背景及时间”的推测可以看作很合理的解释。幸亏司马光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卷288给我们提供了准确记载“初，高祖镇河东，皇弟崇为马步都指挥使，与蕃汉都孔目官郭威争权，有隙。及威执政，崇忧之。节度判官郑珙，劝崇为自全计，崇然之。珙，青州人也。八月，庚辰，崇表募兵四指挥，自是选募勇士，招纳亡命，缮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皆以备辽国为名。朝廷诏令，多不禀承。”到此为止，杨业事刘崇的时间推测被推翻了。这里的八月就是乾祐元年（948）八月。这样杨业事刘崇的时间就有了比较确切的推论：948年。
二、宋太祖一下河东失败的原因及杨业在此期间的活动
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消灭北方割据势力北汉政权，通常总说赵氏兄弟三下河东，兵临晋阳，我认为其实下河东就是围攻太原，并不特别强调皇帝御驾亲征，所以应该将968年与969年宋太祖的进攻北汉行动说成两次下河东，再加上976年与979年的行动，说成四下河东。具体内容史书有记载，大家都详细介绍了，但对于宋太祖一下河东失败的原因及杨业在此期间的活动，谈得不多，这里详细说说。
北汉天会十二年（968）七月，（968年，宋朝太祖年号实为乾德六年，乾德六年十一月改元开宝，后人笼统称为开宝元年，其实并不妥，应该加注。案：在《杨家府演义》里第一卷继业夜观天象提到“乾德七年太祖约北汉王下太行山决一雌雄”从历史的时间角度看是严重错误的，其实根本不存在乾德七年。）北汉皇帝刘承钧去世，他的养子刘继恩即位。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借北汉政局混乱之机，宋太祖临时改变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将目光转向了北汉，草率地决定北伐。宋军从潞州和汾州分两路进军，夺取汾河桥，直逼晋阳城下。不久，赵匡胤向刘继元及其大臣下达了四十余道劝降诏书，被高官厚禄所打动的同平章事郭无为劝刘继元投降，但遭到拒绝。十一月，北汉的辽国援兵赶到，久攻不下的宋军撤兵。
宋太祖走的这步棋，可谓出奇制胜之道。意在通过宫廷政变，趁北汉内部纷乱，群龙无首，然后凭借北宋足够的军事压力，使北汉未战先馁，丧失斗志和信心，从而拿下北汉。然而用兵之道，贵在奇正相辅，不可偏废。事实上宋太祖有三点估计不足：第一、他所期望的北汉内部的乱很快被平定。第二、宋朝的军事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超过北汉和辽国的联合力量的程度，从而能够迫使北汉不战而降。第三、太原的城防是相当坚固的。
首先，从第一点看，在一下河东时，宋太祖正确地遵循了兵法中“用间乃取胜之本”的一面“凡欲征伐，先用间谋”（凡是要进攻敌人，首先要派遣谍报人员进行侦察）的策略，即在平定后蜀不久，宋太祖先后派遣了侯霸荣、惠璘等人为间谍，打进了北汉内部。侯、惠等人积极活动，很快买通了当时北汉同平章事郭无为。在郭无为的安排下，侯、惠等人都成了北汉的宫廷供奉官司，可以方便地出入宫廷。宋太祖发大兵进攻北汉，同时又密令侯、惠等人相机行事，里应外合，“接迎”宋军；但是他忽略了另一面“上智为间，必成大功”（让最有心计的人从事间谍活动，才能成就大的功业）。侯、惠两人的无能不仅使事情未成功，还搭上自己的性命，被郭玩弄。九月，宋军突破了北汉的团柏谷防线，越过汾河桥，进逼太原城下。在宋军进逼太原城下的同时，侯霸荣在郭无为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北汉国主刘继恩。但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侯霸荣率人刺杀刘继恩时，郭无为却悄悄派人将侯霸荣等包围全部杀死。郭无为本是武当山的道士，但却不甘淡泊名利，当上北汉同平章事，他既看重眼前利益，又很关心未来前途。在同侯霸荣等人的暗中交结中，他其实也有自己的打算：如果宋军能够破城获胜，那么他就可以独揽里应外合的功劳；如果宋军暂时不能破城，那么为了自己在城中的安全，他也要杀人灭口，脱尽干系。从当时的形势看，尽管北宋军队已包围了太原城，但太原军民仍然是斗志坚定，并未出现瓦解混乱的迹象。而且在刘继恩被刺后，据有重兵的刘继元迅速率兵“入平内难”，在这种局面下，郭无为也就只能杀人灭口，保全自己了。可以说郭无为的临阵变卦，搅乱了宋太祖精心布置的一招妙棋。
其次，从第二点看，宋太祖虽然派了李继勋等人率兵直逼太原城下，但这毕竟是一次以灭亡北汉为目标的战略性决战，决定战争胜负的应是双方的总体实力。就北宋而言，此时虽然灭亡了荆湖、后蜀，国力有所增强，但基本上仍是半壁江山，与当年后周最强盛时期相比，没有多大变化；而北汉虽小，但民风剽悍，军队战斗力特别强。从兵法的角度看，宋太祖也没有断绝北汉的外援。北汉受辽国的保护，随时可以得到辽兵南下支援。而且辽国的国力也不弱。一般的人都认为辽穆宗时期是辽国势力最弱的时期，是中原王朝消灭北汉、夺取燕云十六州甚至灭辽的最好时机。其实事实未必如此：从辽国方面看，虽然当时“睡王”皇帝耶律璟只顾玩乐，不问政事，但是执掌辽国军民大事的北院大王耶律屋质和南院大王耶律挞烈，朝议有“富民大王”之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干。采取了“均赋役，劝耕稼”的政策，鼓励辽国各部族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使辽国出现了“部人化之，户口丰殖，百姓无称，年谷屡稔”（《辽史》卷77）的大好形势，农业和手工业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国人的生活有所改善。此外，辽国的军事外援也起到很大作用，据《辽史》卷77记载：“挞烈凡用兵，赏罚信明，得士卒心。河东单弱，不为周、宋所并者，挞烈有力焉。”“时周人侵汉，以挞烈都统西南道军援之。忻口获其将史彦超，周军遁归，复所陷城邑，汉主诣挞烈谢。及汉主殂，宋师来伐，上命挞烈为行军都统，发诸道兵救之。既出雁门，宋谍知而退。”
最后，至于太原城防的坚固程度我们从接下来的太祖二下河东以及后来太宗亲自率兵攻打时的艰难情形可见一斑。
总之，从双方总体实力的双比上看，对北宋方面发起的进攻，北汉方面并没有恐惧而不战自馁的理由。这样说来，宋太祖精心设置的所谓妙棋其实并不高明。问题的关键既不在于侯霸荣等的粗心失于防范，也不在于郭无为的反复临阵变卦，而在于现在走这一步棋为时过早。宋太祖被平蜀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轻易地放弃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最后也就只能使此次对北汉的用兵成为一步急躁冒进、无益有害的废棋。
果然，宋兵围困太原不久，辽国即派兵来援北汉，围城的宋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归。北汉乘机反攻，宋朝方面自八月进军以来所占领的州县全部丢失，还被北汉军队打进了晋、绛二州，大掠而去。
关于杨业在此期间的活动，《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卷9记载：“开宝元年九月，继元始立，王师已入其境，乃急遣使上表辽国，且请兵为援，又遣侍卫都虞侯刘继业、冯进珂，领军扼团柏谷，以将作监马峰为枢密使，监其军”。“马峰至铜锅河，与李继勋等遇，何继筠以先锋击破之，遂夺汾河桥，薄太原城下。”余嘉锡在《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中指出：“业初仕北汉时事，当在路振《九国志》中，《长编》叙业降宋事，即据《九国志》。今其书已不完，东汉臣传，东汉即北汉。仅存五篇，无刘继业传。他书亦不载业少年事，其战功何如不可知。至其为北汉与宋为敌，战功之可见者，团柏谷之役，及从郭无为出师，皆不战而退，汾河扼桥之战，及东寨之役，皆大败仅以身免，恶在其为所向克捷也哉。及观《长编》叙其归降事，略曰：刘继业为继元捍太原城，甚骁勇，及继元降，犹据城苦战，而不详其苦战之事，乃知业之战功湮没者多矣。”
我认为，事情确实是有隐情的。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的有关记录中，我们几乎见不到杨业无敌的战绩，倒是留下了他一次次败于宋军的记载，杨业也曾因此被一度停职。 968年，太祖一下河东，宋将李继勋进攻北汉，北汉将领马峰等战败后退守汾河桥，宋军夺桥后进逼到晋阳城外，被杨业等北汉将领击退，这是史书中记载的杨业与宋军的第一次交锋。在与敌军的争战记录中，夸胜讳败是十分常见的，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交战双方总是在战后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杨业在一次次力量悬殊的较量中，所受的损失不过是死伤千人，这甚至没有超出一次战斗的正常消耗。北汉之所以能以弹丸之地与宋朝抗衡近二十年，以弱小的国势成为最后一个被消灭的割据势力，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的因素。除了辽国的军事援助、太原险固的地理优势之外，人和最重要，杨业等北汉将领功不可没。遗憾的是，杨业忠心保卫北汉的战绩在史官的笔下埋没了。
三、杨业之死的意义
应该说，杨业的死是悲壮的。造成杨业之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就是说杨业当时完全可以全身而退，可以不死；但他却死了，而且还死的冤枉，死的惨烈。他的死，使得宋辽两国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根本转折：宋朝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而辽国正相反。杨业生前“无敌”的英雄气概，死前表现出来的“忠勇”精神，在随后的千年岁月里形成了楷模式的标志，为人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气节，什么是人们应该坚持的气节。我们为他的死报不平，感到由衷的惋惜。
在惋惜的同时我们也为杨业感到庆幸。试想如果杨业当时未死，而是全身而退，当然他也可以获得皇帝的嘉奖，继续为宋朝戍守边疆，或许还可以功成名退，安享晚年。但是，那样的话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说，杨家将的事迹不会像现在一样流传千古，享誉海外。杨业本人作为杨家将的领军人物，也不会在逾千年之后成为杨氏后裔寻根祭祖、普通人顶礼膜拜的对象。杨业身为北汉降将，仕宋朝七年，名节得以保全，死后获得殊荣。帝闻之痛惜甚，下诏曰：“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於沙漠，劲果猋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举徽典，以旌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可赠太尉大同军节度，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杨家将的事迹，还在当时，从“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杨家将”的得名，最迟不晚于宋末元初：实际上，杨业本人的高尚人格再加上个人之死的悲剧结局成就了杨家将的千载英名，从这个角度说，从历史的长远看，一个字————“值”。用余嘉锡学者的话说，“祖孙三世，敌忾同仇，以忠勇传家，诚将帅中所稀有。由是杨家将之名，遂为人所盛称，可谓豹死留皮，殁而不朽者欤？爱国之心，人所固有，后之人何乐而不为也！”。因为在北宋象杨家将这样的将门世家很多，更不用说历朝历代的将门世家，即使要这样的将门世家具有抵御外侮的性质的话，北宋也还有像种氏、姚氏、折氏等将门世家，并且保持了三代以上，但是时隔千年，威名远播，走出国门的却仅有杨家将。这也可能就是悲剧人物的魅力所在吧。相信杨老令公在九泉之下有知的话也会感到欣慰的。
总之，杨业作为名将，虽死犹生，他死后的情况出乎他本人的预料，受到后人的推崇，同时也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名将。有些跟杨业一样冤死的名将像晋朝的周处等，无人为他们伸冤，不过他们的死总算还有人知道，还有人为他们抱怨；但是更多的无名英雄，他们或许做出的贡献更大，走的更壮烈，更加值得同情与缅怀，由于没有留下姓名，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遗憾。当然我们不是比贡献大小，也不是要褒贬谁人。我们只是想说：“历史是公正的，知足者常乐。”这也是我写杨业之死的意义的宗旨所在。
作者：毋保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