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乾隆年间著名书法家折必宏
乔振民
三十余年前，我在与神木名士张希刚、武绍文先生闲谈中，他们提到折必宏是神木清代的一个书法家。始知折必宏之名，未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一者茶余饭后，只言片语，一掠而过；二者，我对书法未入其门，自然不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清乾隆年间著名书法家折必宏
乔振民
三十余年前，我在与神木名士张希刚、武绍文先生闲谈中，他们提到折必宏是神木清代的一个书法家。始知折必宏之名，未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一者茶余饭后，只言片语，一掠而过；二者，我对书法未入其门，自然不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十几年前，与王效佑先生闲谈中，提到他年轻时，曾抄录到折必宏所作的一首诗，当即便请王先生转抄于我。原诗是：“贫勿忧愁富莫夸，谁是常贫久富家。阿房贵卿今不见，比富斗权两晋垮。草木逢秋黄叶落，每遇春来又发芽。黄觉寺里乞食僧，大明开国帝中华。”由于我爱好诗词，当时便熟记在心，但不知出处。神木原有《康熙神木县志》手抄本。民国初年编过《神木乡土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启动过神木县志的编写工作，据说已有手稿，但在“文革”中失轶。直到1983年才启动了新县志的编写工作。现在留传下来的正本，唯有清道光二十一年编修的八卷本《神木县志》，约十五万字，比较全面地记录了神木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以来的建制沿革、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军事、仕宦、艺文轶事。1982年神木县志办翻印出4册8卷的《道光·神木县志》。30多年来我曾不止一次翻阅过该志，但每次读志，主要是查找史料，重点在于建制沿革、风土人情、艺文、仕宦。而对记述于本志第3册第六卷末的隐逸一目未留意过。今年再次翻阅《道光·神木县志》，无意中读到隐逸一目对折必宏的记载。原文虽仅80余字，但信息量很大。穷乡僻壤竟有如此名人，使人震憾。原文载：“折必宏，邑武生，性恬淡，不履城市，终日闭户读书，罕於物接。凡名家字帖，无不临摹，远近知名者，以碑铭乞书，户外履满。邑人知府王赐均，携其墨迹入都，名公卿评为关北第一。今城治内外祠宇中，均留有石刻”。自此，我开始对折必宏其人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
首先是他的籍贯和隐居之地。武绍文先生曾对我说，折是本县栏杆堡镇人。一次聚餐时，在坐的神木市博物馆馆长孙致远对我说，他过去在县文管办搞全县文物普查时，知道神木二郎山、沙峁镇飞云山、栏杆堡镇阴寨村庙宇内有折必宏手书的石碑各一块。据此我首先专程去栏杆堡镇阴寨村进行考察，寻找此碑。阴寨村有六七十户人家，村南一个小山头上有海泉寺，虽然体量不很大，却是一个庙宇建筑群，供有佛道诸神。碑立于正殿门外一侧。拜读碑文后，始知此碑原为海泉寺一侧的观音阁所立。后人重修海泉寺时，移立此处。此碑由折必宏撰文、书写。碑文题目为“重修观音阁记”。根据石碑内容，可以初步确定，折必宏系距阴寨村5华里的中坬村人，也应是折必宏隐居之地。阴寨村距神木县城80---90华里，附近有3个村皆为折姓。除中坬村外有折家寨、新窑圪崂两个自然村。中坬村在阴寨村正北稍偏东5华里处；折家寨村在阴寨村正东5、6华里处；新窑圪崂村在折家寨村东北约5华里处。据折家寨村折茂林先生编写的折氏族谱记载：折家寨折氏系由中坬村移居到此。新窑圪崂折氏系折家寨村的部分族人移居而来。族谱记载也印证了折必宏籍贯、隐居地应是中坬村。中坬村地处栏杆堡镇最北端，与府谷县田家寨乡接壤。唐宋时，折氏为府州(今府谷县)的名门望族，青史留名者有十几人。中坬等3村折氏从地理位置分析应是府谷折氏的一支，因故移居于此。推断是否准确，有待进一步考证。笔者专程去中坬、折家寨两村考察，因村中居住人口甚少，走访了5位老者，无人能提供折必宏隐居的具体地方。笔者也曾根据折必宏号“燕峪居士”中的“燕峪”二字，推测是否同隐居处地名有关。我让镇上的包村干部调查提供折氏3村范围内的大小地名，意欲从中找到一些折必宏故居的线索，但在村人提供的200多个地名中也没有找到可供考证的线索。
其次是折必宏的生卒年代。折必宏为邑武生。查道光神木县志人物志、职官、宦迹、邑宦、乡贤、选举诸目，文武甲科至举人、进士。另分别列有拔贡、付贡、恩岁贡、例贡，均无折必宏之名。廪生、生员(秀才)未列名单。据此可以推断折必宏应为武生员(秀才)或武廪生。按县志所载，折必宏年轻时练武修文，后便“闭户读书，罕於物接”终生未入士宦。
神木二郎山“圣母行宫楼窑碑记”，由邑廪生胡日省撰文，折必宏书丹，立于乾隆二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折必宏最早的书法作品。如果此时折必宏年龄在20----25岁之间，那么他应生于康熙50年以后。飞云山庙碑由王同书撰文，折必宏书丹，立于乾隆12年8月。栏杆堡镇阴寨“重修观音阁碑记”由折必宏撰文、书写，立于乾隆26年。知府王赐均得其书法作品，应在乾隆40年以后。折必宏一生隐居荒村，性格恬淡，抛却功名利禄，远离尘世事非，必得长寿，应卒于乾隆末年，寿70岁以上。
第三是折必宏书法艺术价值的认定。《道光·神木县志》记载虽然寥寥数语，但基本可以认定折必宏的书法成就和艺术高度。志载：“邑人知府王赐均携其墨迹入都，名公卿评为关北第一”。王赐均系神木城关人，乾隆30年拔贡，乾隆33年举人。《道光·神木县志》乡贤一目记载：“王赐均字桐封，由举人任甘肃镇番县(今甘肃民勤县)知县，升任秦州(今天水市)知州。时当河州逆回之变，督帅驻秦，委办粮台无缺误。历升庆阳、宁夏知府，告归、卒年八十一。赐均为人刚直，而惠待桑梓，在任时命弟赐垲，捐廉银一千两，倡建兴文书院。乾隆四十八年，岁歉，复捐粜银千两，里人至今称之。尤工书法，有临争坐位及书谱，锓板行世”。
据天水史志记载：王赐均字桐封，一说字台斋，陕西神木人。乾隆四十六年季冬选授甘肃镇番县知县。乾隆六十年，知静宁州事。嘉庆二年至十二年任秦州知州。嘉庆十一年冬授宁夏府知府，十二年秋到任。后又任庆阳知府。在任有年，遂告归，年81卒。《天水通史·明清民国卷》职官表记述王赐均任职概况曰：“王赐均任秦州知州时，值州内大饥。王即申文请赈，发钱数万济助贫者；主持重修伏羲庙、文昌宫及秦州东关等城垣，且多捐俸助建”。王在秦州任上的政绩有现存于天水伏羲庙，邹曹纯所撰《直隶秦州知州王公重建伏羲庙碑记》有详细记载。现天水伏羲庙先天殿内神龛上方悬有王赐均题书“文明肇启”牌匾。王赐均重教兴学之举亦散见于他任过职的地方方志。《镇番县志》记载：苏山书院(今民勤县北街小学)乃乾隆四十八年邑令王赐均暨邑士庶捐置，并由王赐均撰写有《建置苏山书院碑记》，详细记述了书院创建意图，经费来源，地址选定，建筑规模，开院总旨及对后世展望等内容。《静宁县志》也记载：“王赐均于乾隆六十年知静宁州事。翌年，以七百金买地数百亩，在衙署东侧建“亦乐园”，并广集英才，亲自授课。随后更名“亦乐书院”，又捐资千缗以助书院日常经费。(静宁)一时士子云集，文风大振。民感其德，于书院东侧建“王公祠”。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可以大体知晓王赐均的士宦经历，也更了解了王的官品、人品。通过天水伏羲庙牌匾和搜集到的其后人王振刚先生保存的其书法作品，可以管窥王赐均的书法造诣。而王赐均作为官员，与隐士折必宏的交往，也应当是缘于书法艺术。王在千里外为官，有限的探家、省亲时间，与距县城80—90华里外的山林隐士交往，无论是时间还是距离，都是比较困难的。折必宏居于荒村，不履城市，王赐均求得其书法作品，很可能是屈就荒村，登门拜访，方得折之墨宝。从折必宏来讲，官员礼贤下士，登门求字，必将其平生所学，凝于尺幅，所赠王赐均书法作品必然是精品。况王求字应在乾隆后期，折必宏书法已到艺术顶峰。据此，可以推断，王赐均所得折必宏书法作品，应是其代表作。
王赐均作为知州、知府一级的官员，或述职，或奏事有机会入都，但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王朝，以王赐均中级官员身份，能入都面见一、二品大员应是比较困难的。可能性最大的是，王赐均对书法艺术有较高的造诣。朝堂之上，集书法大家的官员于一殿，王赐均在入都办事之余，以书法艺术向高级官员中的书法大家请教，共同的书法爱好可以打破等级的壁垒，故能进见朝堂之上精于书法的一、二品大员。方可得到名公卿对折必宏书法作品的评价。
名公卿对折必宏书法作品的评价是“关北第一”。应该是出至数位书法大家的共同评价。因为以书法名宦的品格，一人就敢下这样的结论是不太可能的。也许是有王赐均在场，京都多名书法大家参与的笔会或茶会上，王赐均展示出折必宏书法作品讨教，数位“名公卿”一致评价折必宏书法为“关北第一”。这些名公卿必然对当时中国北方的书法名人应该基本上是了解的，方敢对折必宏的书法给出这样的评价。
清乾隆、嘉庆二朝，书法艺术以帖学、碑学并驾齐驱为主要特征。进入乾隆朝以后，清代政权发展到鼎盛时期。乾隆在位60年，重视文化事业的建设，组织编纂了多种大型书籍，其中包括数量达78731卷的《四库全书》、《三希堂法帖》等。此外，乾隆本人擅长书法。受其影响，清代帖学书法在乾隆中期发展到了高潮，涌现出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永理、铁保、金农、郑燮、邓石如、伊秉绶等大批书法名家。折必宏书法能在清乾隆、嘉庆这一政治、经济、文化全盛时期达到北方第一的高度实属不易。根据笔者对以上史料引证和分析，我们可以大体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道光二十一年编修的《神木县志》距折必宏在世的乾隆晚期（或嘉庆早期）仅四五十年时间，所录折必宏平生及艺术成就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第二，对折必宏书法艺术地位的评价，来自当时全国最高的评价体系，无任何功利操作。“关北第一”的评价是真实可信的。
第三，对折必宏书法艺术的评价，应来自王赐均的作述，从中也可读出王赐均的官品、人品。若以现在一些功利心很重的所谓文化名人、艺术家之操守，总是穷尽一切手段贬人褒己，遇到此事就会考虑到若将名公卿对折必宏如此高的评价宣扬出去，岂不是抬高了一个隐士的社会声誉，而降低了王赐均本人的书法地位？如果王赐均对名公卿之评价隐而不言，以当时信息沟通条件和折必宏的隐士身份，也就不可能有《神木县志》这则记载，一位有如此造诣的书法大家也就会湮没于世。
第四，折必宏以一介武生，远离名利场，隐居荒村，终生闭户读书，研修书法艺术，不仅书法艺术达到相当高度，其文学素养亦非同一般。由他撰文书写的阴寨村《重修观音阁碑记》中，碑文开始便书“是岁频逢小雪天，策跛驴，归荒村，风萧萧，雪漫漫，征途迷日。两下寒山，远火闻钟，促客过阴寨，人烟稠密，灯光叠翠，下驴背，履蜒径……”。完全突破了碑刻制体之开篇，真乃一篇精美散文的“凤头”。
近日又得王效佑先生抄录的折必宏所撰一联“效梅傲雪勿傲友，学竹虚心莫虚情”，这正是折必宏先生书品、人品的真实写照。
笔者以为“折必宏是清乾隆年间中国北方书法艺术的一座高峰”。
总之，折必宏的书法艺术应该是神木、榆林乃至陕北宝贵的文化艺术宝藏，有待进一步发掘。目前，折必宏故里的神木栏杆堡镇对此引起极大的关注，正在动员一切力量探寻折必宏书法作品的遗存，以提升栏杆堡在神木全市的文化地位。愿折必宏书法艺术在神木、榆林乃至更大范围内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