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便出现了民间传说。这些传说由后人用文字记录下来，便成了至今使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头痛的难题。现在要分清这些传说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捕风捉影的口头创造，简直比登天还难。
一、妇孺皆知杨家将
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便出现了民间传说。这些传说由后人用文字记录下来，便成了至今使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头痛的难题。现在要分清这些传说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捕风捉影的口头创造，简直比登天还难。且不论炎黄子孙是否是龙的传人，即便是上古五帝，有的史学家至今不承认真有其人，而是鸟兽鱼虫。秦汉以来的民间传说，似乎用不着考证研究了，因为既有文字，又有简帛，只要有据可查就行，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先人的记录，大多不写明这是传说，那是历史，所以在后人看来，仍然是一笔糊涂帐。孟姜女哭倒长城，显然是传说，但人们总认为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这个唐朝才出现的悲剧故事，打动着千万人的心。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杨家将也是如此。由于杨家将子孙三代忠勇报国，因而从宋朝开始，便出现了不少关于杨家将的传说。现在要分清究竟哪些是杨家将传说，哪些是杨家将历史，有一定难度。即使广搜资料，细加考辨。还有一些问题只能存疑。
民间口头传说杨家将的故事，几乎与杨家将同步，至少是在杨业牺牲后不久，便出现了杨家将的传说。所以当时欧阳修曾记录说，杨业、杨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杨琪墓志》）。里儿野竖即是老百姓，道是说、讲之意。可见当时杨家将事迹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这流传的事迹，有的是杨家将的真实历史，而大多数则是民间的创造即传说了。到宋朝末期，杨家将的传说经久不衰，而且愈传愈远离史实。《烬余录》专门记有杨家将的事迹，但大多由传说而来。
为什么在宋朝就盛行关于杨家将的传说？除了杨家将本身值得人民怀念与歌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宋朝外患不断，人们通过杨家将的故事和传说，来表达、寄托爱国主义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当时的宋、辽、夏、金诸国，都是中国国内的分裂政权，分裂王国，与三国时期的魏蜀吴分裂国家一样，只不过辽夏金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我们用不着厚此薄彼，认为宋朝是合法国家，而辽夏金是非法国家。但在当时，在宋朝人看来并不是如此。他们总认为这些少数民族为主体所建立的国家，是非法的，是“夷虏”政权。更严重的是，辽、金、夏不时地南下犯宋，金朝更是将宋朝逼到长江以南。而且这些国家的铁骑南下时，烧抢掳掠，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因此，当时的宋朝人民除了奋起反抗辽、金南犯，保家卫国外，也寄希望于出现像杨家将这样的英雄豪杰，拒外族于国门之外。这就是宋朝人敬仰杨家将，广为创造、流传杨家将传说的原因。
作为一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越过国界的。今天我们歌颂杨家将，并不是歌颂他们抵抗辽、夏的具体历史，而是歌颂这种前仆后继、英雄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成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学习杨家将的爱国主义精神，决不是引导大家去打辽国、西夏，也不会由此而去仇视某一少数民族。辽的契丹族，今天早已不存在，大多融合于汉族。女真、党项族也是如此。
其实，即使在宋朝，辽国的人民，甚至契丹贵族，对杨业、杨延昭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很钦佩的。辽国、契丹族，从来认为自己是华夏后代，属于中国，他们并非把自己看成是华夏之外的外国。他们对于中原文化，对于杨家将身上体现出来的忠勇，既钦慕，又提倡。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之所以能不被任何真正的外族所消灭，正是这种历史上各族人民共有的凝聚力使然。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分裂，建立过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国家，也出现过对峙与战争，但中华民族始终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里断言辽、夏、金等国家的人民，包括契丹、党项、女真族敬佩杨家将，是有史实根据的。南宋人谢维新的《合璧事类》中说，杨家将“夷虏皆画其像而事之”。这里的“事”即榜样之意。可见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对杨家将多么推崇。
契丹人推崇杨家将的最有力证据，是古北口的杨业庙。古北口在北京密云县东北长城口，“两崖壁立，中有路，仅容一车”，“为险绝之道”（《读史方舆纪要》卷11），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辽国骑兵南下，大多由古北口进入南京（北京）。古北口在北宋时代，从来是辽国的领土，即使宋太宗北伐辽国，包围南京，也未曾到达古北口。然而，就在辽国占有古北口时，却在“城北门外有杨业祠”（顾炎武《昌平山水记》）。杨业祠，既非建于元代，更非建于明代，而是建于杨业死后不久。为什么辽国人要在古北口这险绝要道之地，建立并非自己国家的民族英雄，而是敌对国家的民族英雄的祠庙？原因还在于契丹人也敬佩杨业。可以有这样一种假设：这是由辽国统治下的汉族人为悼念杨业而悄悄兴建的。这个假设不能成立。悄悄建杨业庙，何不在僻静之处，而在要道之旁？要知道，辽国的君臣名将，差不多每年都要路过古北口。倘若契丹人不同意杨业庙安座于古北口，一声令下，即使这庙由汉人所建，也早就被夷为平地。事实上，古北口的杨业庙不但存在于宋元时代，而且“明洪武八年，徐达重建”(《密云县志》卷2)，之后屡加修缮。北京市文化机关，也曾于近期拨款兴建。而真正将杨业庙夷为平地的，却是北京市拨款修建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读者要问：你怎么知道古北口在辽国时建有杨业庙？
证据之一：苏东坡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奉宋哲宗之命，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于元祐四年(1089年)出使辽国。宋朝使者到辽国首都，多由河北出境，到辽国南京，出古北口，再往东北而去。苏辙奉使契丹，一路上写了不少诗，其中一首是《过杨无敌庙》：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碧雪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驱驰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栾城集》卷16）
从这首诗里，不仅可以证明杨无敌庙早在1089年前就已建成，而且证明了杨业确实“能令异域尊”，契丹人也尊敬杨业。
证据之二：北宋大科学家苏颂，奉宋神宗之命，于熙宁十年（1077年）出使辽国，祝贺辽主生辰，路过古北口，写下了《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奚虏奉遗祠。
（《苏魏公文集》卷13）
从这首诗中，可以知道至少在1077年前，古北口的杨业庙就已建成。同时，又一次证明杨业“威信仇方”即契丹佩服杨业。
证据之三：至和二年（1055年），刘敞奉使辽国，写下了《杨无敌庙》：
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两鸿毛。
（《公是集》卷28）
这首诗证明了1055年前，杨业庙建成于古北口。1055年离杨业殉国之日才六十九年。这就可以断定，杨业死后不久，古北口的杨无敌庙就已经建成。这应当是杨家将最早的遗迹。尽管这遗迹与杨家将的真实历史，相去甚远，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领悟到宋朝时，普天百姓包括少数民族在内，对杨家将有多么热爱与敬仰。正是这种敬仰和热爱使杨家将的传说越传越多，越传越广。今天，北京市城郊还有不少由杨家将传说而来的遗迹。例如令公村，说是杨业这里住过。挂甲屯，说是杨业骑马休息之处。七郎墓，说是杨七郎牺牲于古北口附近。点将台，说是穆桂英点将之处。
妇孺皆知的杨家将故事，在北宋时就已广为流传，到南宋时，这些传说故事便由文人改编成话本。话本实际上就是讲故事性质的说唱文学。有关杨家将的话本有《五郎为僧》、《杨令公》和《打王枢密》等。这些话本多已失传，但从名目上可以推知，《五郎为僧》说唱的是杨家将大战金沙滩，杨业碰死李陵碑，杨家大郎、二郎、三郎战死，四郎被俘，五郎逃到山西五台山暂时隐名埋姓，当了和尚。这些，当然与杨家将的历史几乎无关，纯属传说。由于传说，五台山上确实有座五郎庙，庙内还存有杨五郎的武器等，可惜这庙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
顺便说一句，宁夏固原也有过杨将军庙，《朔方道志》上载，“杨将军庙，在今镇戎县东北四十里青龙山，有断碑称：宋时杨业遇契丹战死处，其子都尉杨延玉陪祀。显然，这杨业庙，也是依据传说而建。杨业父子从未到过西夏，更谈不上战死在青龙山。不过，从这两座杨业庙的修建，我们看到的是，杨家将爱国主义精神影响多么深远。
二、李陵碑与忠武祠
在传说中，人们不愿杨业重伤被俘，绝食殉国，而是让杨业碰死李陵碑，壮烈牺牲。其实，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俘，不仅无可指责，而且应当谅解。然而，人们总认为被俘不够光彩，因而为杨业设计了自殉的结局。据笔者所知，传说中杨业自殉的李陵碑，至少有三处。一处在古北口，一处在宁夏固原的青龙山上，青龙山上不仅有李陵碑，而且还有陈家谷。还有一处离杨业被俘地不远，即山西的陈家谷附近。
这三处所谓李陵碑，其实不是为李陵竖的石碑，上面没有任何文字，仅仅是块石头。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传说杨业要碰死于莫须有的李陵碑上。李陵是西汉的大将，离杨业殉国时有千年之差。李陵曾被汉武帝派出战匈奴，战败后，既未当场自杀，更未壮烈牺牲，而是当了俘虏。当了俘虏以后，也没有像杨业那样绝食而死，而是投降匈奴。无论从那个角度讲，李陵不可与杨业同日而语。李陵没有民族气节，也谈不上爱国主义，而杨业既有民族气节，又有爱国主义。同爱国主义一样，杨业的民族气节，不仅是汉族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现在人们谈论要像杨家将那样，为国家为民族献身，决不是仅为汉族献身，而是意味着为中华民族包括所有少数民族献身。振兴中华，无私奉献，讲的是振兴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誓不投降敌人的民族气节，同爱国主义是一致的。今天我们讲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讲的是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要奋进。看来，人民之所以愿意杨业撞死于李陵碑，是要否定李陵，推倒李陵碑。或许还是在提醒人们，从杨业与李陵的强烈对比和反差中，应当提倡爱国精神，反对投降背叛。
在传说中，杨业撞碑殉国前，杨家父子曾大战金沙滩。由于是传说，因而叫金沙滩的地方有好几个。北京市郊有金沙滩，这金沙滩，是传说中杨家将幽州救驾的金沙滩。山西也有个金沙滩，在应县西北，山阴县东北，如今是个村庄，火车路经过这里。这个金沙滩，原来是个荒凉的开阔地，如今树木成林。山西的金沙滩，离杨家父子遇难处陈家谷不远，比较接近历史真实。这里只能说接近，因为传说中金沙滩大战杨家父子大多牺牲，四郎被俘，五郎为僧等，于历史不符。杨家将除延玉战死沙场，杨业重伤被俘，绝食殉国外，其他人都未曾牺牲于疆场。为什么要将杨业的儿子大都传说成出征未捷身先死？可能是由于这几个儿子事迹史书上没有记载，为渲染杨家将悲壮的爱国主义气氛，便创造了金沙滩大战。
据历史记载，杨业绝食殉国后，耶律斜轸曾将杨业的头割下来，带到辽国，给辽主验证。因此，一代名将杨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壮结果。这，更是人们不愿接受的历史事实。因此，人们想象杨业应该有好的结局，便在北方各地出现了不少杨业墓。山西、北京、河北都有杨业墓。究竟那个墓真正埋葬了杨业，现在难以确定。比较而言，河北唐县的杨业墓，接近历史真实。这里又只能用接近二字，因为实在找不到确切依据。传说中的坟墓，或者说由传说而来的坟墓，在国内比比皆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合葬之墓，遍及各地，但梁、祝是艺术典型。
由于杨业身首两地，因而传说中便有了昊天塔孟良盗骨。昊天塔确实有，在辽国的南京，辽国清宁五年(1059年)，“秦越大长公主发心造十三级石浮图一座，高二百尺，昊天宝塔。”（《全辽文》卷8）据说杨业的首级，被安放在这昊天塔里，杨六郎派孟良、焦赞潜入幽州，从塔中取出杨业遗骨，运到五台山。如今五台山上有一塔叫令公塔，说是安放着杨业遗骨。令公塔在五台山九龙岗，靠近竹林寺。这些，都是出于后人对杨家将的良好愿望与祝福，以及深深的怀念传说而来的。
为了表彰与怀念杨家将，雁门关上曾立有杨业父子的塑像，像征着杨家将永镇雁门，保卫着大好河山和勤劳人民。
与历史真实几乎一致的杨业祠，既不在北京，也不在宁夏，而是在代县。如今杨业祠依然完好地坐落在鹿蹄涧村。鹿蹄涧离代县城二十公里，在代县城东。这里，既是当年杨业父子长期生活过的地方，也是当年杨家将战斗过的地方。直到今天，鹿蹄涧还居住着上千杨姓人户。他们骄傲地说自己是杨家将的后代，保存着杨氏家谱。这是有可能的。既然杨业及其子女在代县生活了七年之久，那么，他们的后代就有可能在这里安家落户并扎根。杨业殉国，杨延朗等离开代县后，杨业的其他儿子或女儿，也有可能留在代县，他们的子女后代，便自然成了代县人。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几经世事变迁，杨家子孙后代中的一些人，从外地迁回代县，从而世代相传，成了地道的杨家将后代，一直延续至今。
鹿蹄涧村的杨业祠，建于元代文宗天历年间（1328——1330年）。此时，距杨业殉难已有340年以上。元朝统一中国后威振四方，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依然怀有崇仰之情。当时的蒙古族统治者，批准了在鹿蹄涧村建造杨业庙。从这里可以再一次看出，爱国主义是中华名族大家庭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杨家将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早已超越时空，成为一种象征与典型。祠的前右侧，有一块《老将杨族祠堂碑记》石碑。碑上刻有杨家子孙延续到元代天历年间的情况。这座杨业祠，是杨家17世孙建造的。从杨业殉国到元代天历，杨家传了17代，每代平均为26年。这个平均值是接近事实的。
不过，有关鹿蹄涧村的来历，就有传说的成分了。《代州志》上说，元朝初年，杨家的十四代孙杨友，是个武将，曾在附近的留属村屯田。一日，杨友与杨山打猎，杨友箭射梅花鹿，中鹿蹄。鹿带箭奔跑。兄弟俩追寻至联庄，鹿钻入地下。掘地三尺，忽见一碑，上刻带箭梅花鹿，故将这里改名为鹿蹄涧。
鹿蹄涧村的杨业庙，庙门中央高悬“忠武祠”金匾，两旁有“奕世将略”、“一堂忠义”、“三晋良将”等牌匾，反映了历代人民对杨家将的歌颂与评价，而廊前双柱上的竖联，更道出了人民对杨家将的崇拜：“丰功伟烈著边疆，勇冠千军称无敌；浩气英风留古塞，声威万代佩专诚。”
三、孟良、焦赞与杨宗保
由于杨延昭终身转战于山西、河北，而且时间跨度长，因而有关杨延昭的传说与遗迹，在我国北方到处都有。除了“密云县东北，旧传宋杨延朗北征，尝挂甲于此”（《明一统志》卷1）的挂甲峪（屯）外，河北“杨山亦在（安肃）县西，与龙山相接，俗传杨延昭藏兵于此，以御契丹。”（《读史方舆纪要》卷12）“五谷城，在（雄）县东，又县西有杨关城。相传宋将杨延昭守关南时所筑。”（同上）“信安东三十里有狼藏城，又十里为忻城，宋将杨延朗屯兵拒契丹于此。”（同上卷11）这些传说和遗迹，与历史真实差距不大。因为杨延昭确实在这一带屯驻或作战过。
如果说河北的杨六郎遗址尚有历史的影子，那么，在山西的遗迹就真假混杂了。仅拿所谓六郎寨或六郎城来说，山西的雁门关附近，朔州的百草沟山上，平鲁的井坪城西南连山顶上，忻州的石岭关北，繁峙县东七里处，广灵县的林关峪，灵丘县西南，祁县的洛阳村等等，都有遗址。那么多六郎城，都说是杨延昭在那里驻兵或战斗过，就值得怀疑了。其中石岭关和祁县的六郎城，显而易见纯由传说而来，因为杨延昭不可能在那里居住或打仗。宋朝和辽国最末一次石岭关之战，是宋太宗打下太原前夕。那时，杨业还在太原城内为北汉守将，杨延昭更是年少无名，怎么可能在石岭关？祁县更是后方，杨延昭到那里去干什么呢？
在传说中，杨延昭手下有两员大将：孟良、焦赞。孟良像关公，焦赞似张飞。他俩不仅跟随杨六郎出生入死战辽国，而且为杨家效忠打抱不平。有人千方百计寻找史料，证明焦、孟历史上实有其人，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仅仅凭几百年后的元代人说，他的远祖是焦赞，是无法证明焦赞是历史人物的。在杨延昭的传说中，确实说过杨延昭死后，宋朝经过选择，录用了杨延昭的“部曲”即家丁。如果孟良、焦赞真有其人，并且战功卓著，史书上当有记载。倘若正史不载，宋代名目繁多的笔记小说，绝不会放过。杨延昭的小校周正，正史上都有记录，为什么要漏掉比周正显赫得多的两员大将。可见，孟良盗骨中的焦孟，其实是传说中的人物，艺术中的形象。
孟良、焦赞是传说中的艺术典型，因而其遗迹之类，显然也是传说。例如，河北“嘉山，（定）州四十里，绝顶有孟良寨，相传宋将孟良屯兵处。”（《读史方舆纪要》卷14）又如，“孟良城，（忻州）西北七十城，蒲阁寨东。又云内口东有教场，址存。”（《山西通志》卷60）“磨盘寨，南六十里，一名孟良寨”（同上卷59），在晋东南的高平县。“焦赞寨，在（原平）南冈口南十里，亦杨延昭部将”（同上卷60）。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焦赞、孟良不可能到过山西原平尤其是高平县，并在那里屯驻。杨延昭跟随父亲在代州时，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有自己的部曲、部将。那时，他还是杨业的儿子兼部将。杨延昭到河北前线后，再也没有到山西驻防。焦孟怎么能在山西驻防抗辽呢？
有趣的是，焦赞、孟良的传说和遗迹，不但山西、河北有，内蒙也有。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旗境内有一山，山石分为青红两色，传说是孟良、焦赞当年放火烧山烧红的。在北宋，内蒙绝对为辽国所有，宋朝的任何势力和军队，都没有到达这里。焦赞、孟良即便有通天本领，也用不着到那么荒凉的地方去。更有奇的，在长江三峡，至今还有古迹孟良梯。所谓孟良梯，其实是白盐山绝壁上一排参差的方孔，是人工凿出来攀登用的。然而这便成了孟良借此而爬山顶，取走了埋在山上的杨业的遗骨。这就不用解释了，读者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是历史事实。
为什么在杨家将传说里，加进了焦赞、孟良这样的人物形象？主要是为了体现封建社会民众的忠义思想。在民众看来，杨家将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和人民，却落得个身首两处、妻离子散的悲壮结局。这样的结局，是应当改变的，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于是便有焦赞、孟良来替杨家将报仇雪恨，为杨家尽犬马之劳。传统理念中的忠，往往和义紧密关联。焦赞、孟良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为杨家两肋插刀，恰恰反映了民间道德中的义。
这种情况，在包拯与杨家将的关系中，也反映了出来。如果说寇准与杨延昭尚有一线联系的话，那么，包拯即包公与杨家将便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包拯生于999年，卒于1062年。安徽合肥人，考中进士后，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判官，转运使、三司使等多种职务，但都是文官而与杨家将无涉。包拯曾在扬州、开封府作地方官，也与杨家将无涉。然而，由于刚正不阿的包公，也有许多为民请命的传说，因而便在传说中与杨家将联系起来。
另一位与杨家将传说有密切关系的是八大王。八大王与寇准、包拯、简直是杨家将传说、戏曲、小说中的救世主。八大王其实是一个人，叫赵德芳，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儿子。宋太祖有四个儿子，赵德秀、赵德林未成年而早亡，唯有赵德芳和赵德昭成年。宋太祖弟继兄位后，对原来应继承皇位的侄子德昭屡加防范，赵德昭在宋太宗979年征幽州回京后，被逼自杀，年仅28岁。赵德芳是宋太祖的第四子，但在22岁病死。无论从年龄上，还是从权利上讲，赵德昭或赵德芳都不可能与杨家将有任何关系，更不要说营救杨业的子孙了。赵德昭和赵德芳先后死于979年和981年，那时，杨业归宋不久，用不着他们去营救。后来杨业殉国，倒要人为他伸辩，但赵氏俩兄弟早已死了，再后来的营救杨延昭兄弟等，那就纯粹是传说了。在传说中，老百姓总希望有权有势的人，甚至是法力无边的僧、道、妖、魔来为自己做主，去惩办坏蛋。
自从《烬余录》上记载杨延昭的儿子有杨宗保，杨宗保的儿子才是杨文广以来，有关杨宗保的传说也不少。近年，河南洛阳新安县五头乡潼沟村出土了一块石碑，叫停灵碑。碑文上有如下段文字：“北宋朝杨令公之丘陵也。有女孙杨宗保感祖之义，居庐于此，遂入道而为观矣。”这块石碑，不仅将杨业墓说成是洛阳，而且把杨宗保改成了杨业的孙女。孙女也罢，孙子也罢，实际上都是传说，杨宗保实无其人。
在杨家将传说中，呼延赞实有其人。呼延赞是山西太原人。他父亲曾在后周做武官。呼延赞从小就在宋太祖部下当兵，升任为骁勇军使。964年起，呼延赞跟随王全斌到四川消灭后蜀。王全斌也是太原人，是宋朝的开国元老。平蜀战争中，呼延赞冲锋在前，身中枪箭，却越挫越勇，立了大功，升为副指挥使。宋太宗打北汉太原时，呼延赞曾率先登城攻打多次，宋太宗表扬过他。982年，呼延赞到河北定州防辽，993年，呼延赞改任为河北保州刺史，与杨延昭同在河北宋辽前沿，澶渊之盟前，呼延赞进驻大名。那时，他已老之将至，不久便去世。呼延赞有四个儿子，其中呼延必显子继父业，当了武官。至于呼延赞与杨延昭的交往等具体历史，史书上缺乏记载。在戏曲、小说中，呼延赞父子似乎成了杨家将的救命恩人，看来也不是历史事实。
四、佘老太君与穆桂英
在杨家将传说中，出现了杨排风、十二寡妇、柴郡主、八姐、九妹等女英雄。其中无人不知的是佘太君与穆桂英。
查阅宋朝的正史野史，小说笔记，绝无杨门女将的片言只字。将佘太君作为杨业的妻子，要到数百年后的元朝。元朝出现的佘太君，也不在史籍中，而是在戏曲里。在元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等杨家戏里，杨六郎说他母亲叫佘太君。佘太君出场，也自称“老身佘太君的便是”。之后，明清的戏曲小说，以及各地的地方志，便将佘太君作为杨业的妻子，逐渐成为老当益壮的女中豪杰，一直流传至今。显然，元曲中的佘太君，并非历史人物，而是虚构的人物形像。这就好比谢金吾等多系虚构一样。实际上，太君并不是名字，而是宋朝对高级官员母、妻的封称。在宋朝，“直学士以给谏大卿监观察使，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少卿监防、团以下至升朝官，母封县太君，妻封县君。”（《春明退朝录》卷4)杨业之妻，延昭之母，可以封为太君，但不等于说一定便是佘太君。
到了清代，在一些地方志及其他著作中，佘太君又成了折太君，并且一口咬定折太君是杨业之妻。乾隆《保德州志》上说：“折太君宋永安军节度使、镇府州折德扆女，代州刺史杨业妻，性警敏，尝佐（杨）业立战功。后太平兴国十年，契丹入寇，业进兵击之，转战至陈家谷口，以无援兵，力竭被擒，与其子延玉偕死矣。太君上书陈夫没，由王侁违制争功。上深痛惜，诏赠业太尉，除王侁名。”《保德州志》的作者，太缺乏宋史常识，宋朝根本没有太平兴国十年。杨业牺牲于雍熙三年。可是，正是这缺乏历史常识的作者，任意依据传说，在加上想像，编排给杨业之妻叫折太君，并且还曾帮助杨业立战功，还曾告御状，还肯定“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之后，光绪《岢岚州志》等，一致认为“杨业妻折氏”，“娶折德扆女”，“折上疏辨夫力战获死之由”等。只有道光《神木县志》在“妻折氏赴阙讼夫冤”之前，以怀疑的语气，说该县的黄羊城，“俗传杨继业妻折氏居此。”
清代的一些文人，因袭地方志而不加考辩，同样肯定折太君实有其人。毕沅认为“折太君，德扆之女杨业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窝村。”（《关中金石记》卷6）康基田认为“保德州南四十里折窝村有折太君墓，即杨业妻，折德扆女也。”（《晋乘搜略》卷20）李慈铭走的更远，他认为“杨业取府州折德扆女。今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即业妻也。西北人读折音如蛇，故碑官家作佘太君。以折窝村为杜家村。又傳会为蛇太君，委、蛇不死。”（《越缦堂日记》）大中祥符三年为公元1010年，如果真有折太君碑流传至今，那完全可以根据碑文，确定折太君确是杨业之妻。很遗憾，那么一块重要的石碑，除了李慈铭外，其他人谁也没有见过。其实，李慈铭也没有见过。如果有人见过，那一定可以而且必定要纪录碑文的具体内容，至少要有是谁，是杨延昭还是其他人，为折太君立的这块碑。显而易见，这块折太君碑，是莫须有的。至于是折、社、蛇、佘语音不分之类，简直类似于文字游戏了。读音可以相近，试问，写在纸上或刻在碑上的姓，能任意改吗？当代一些研究杨家将的史学家，因袭了清代旧说，越发肯定杨业之妻就是折太君。只有清代的梁绍壬，曾对“小说称杨老令婆曰余太君，不知何来”而产生了疑问。他对毕沅的《关中金石记》所载，并不完全相信（《两般秋雨庵随笔》卷8）。当代的史学研究者，如果仅凭地方志和传说，就可以断定折太君是历史人物，这里可以帮他们拿出另一个证据，内蒙巴彦淖尔盟镜内，有大佘太山，还有大佘太地名，普通分省地图上就能查到。传说这里也曾是佘太君居住和战斗的地方，至今还常有人去参观，你相信这传说是历史事实吗？你敢以这一传说来佐证余太君确实是杨业之妻吗？
1980年初版《辞海》中，有佘太君：《杨家将》中人物，也称杨令婆，北宋名将老令公杨继业之妻，精通韬略。所生八子及一孙，先后殉国。在西夏侵扰时，她已百岁高龄，身挂帅印，率领杨家十二寡妇征西，集中体现了杨家将的爱国精神。她以一老妇人而享有高度威望，是古典作品中少见的人物，一说“佘太君实姓折，山西保德折窝村有折太君碑，后人误折为佘。”这里所说是前面是对的，而后一说，就很难说正确了。
弄清楚佘太君来自传说，关于穆桂英也就迎刃而解了《保德州志》上说：“慕容氏，杨业孙文广妻，州南慕塔村人，雄勇善战。”至于这慕容氏是文广之妻的根据，不得而知。在宋人史书笔记中，同样找不到杨文广之妻的任何记载。只有在欧阳修为杨琪写的墓志铭中，说杨琪“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明初宋濂的《杨氏家传》，也没有说杨文广之妻姓穆，而是说杨文广娶穆柯寨的穆女为妻，从慕容氏转到穆桂英，本来是传说，而有的史学家却轻易地将传说变成了历史。
穆桂英也不是历史人物，而是艺术形象。某种程度上，穆桂英比佘太君本领高强，传说的地域更广，贵州遵义地区有穆族，丽江有穆族，还有穆柯寨，穆天王。宁夏有穆桂英遗迹，长江三峡有穆桂英的盔甲洞，。山东有穆桂英的点将台。至于河北、山西，所谓穆桂英遗迹就更多了，纵然穆桂英会飞，也没有必要到处跑去打仗。在宋朝，行军打仗是男人的事，妇女不准当兵，更不要说当武官。有的史学家说，宋朝看不起妇女，所以佘、穆的事迹没有记载。宋朝妇女的地位，决不会比汉唐差，如果佘穆真的如此辉煌，宋朝人决不会不去记载。
指出佘太君、穆桂英来自传说，并不是要否定她俩的艺术形象，相反，应当充分肯定她俩勇往直前的爱国精神，不服老，为妇女争光的优秀品德。
作者：焦拖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