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入宋考

蔡连卫

摘  要：关于杨业自北汉入宋的过程，史书所记多有抵牾，或云其劝继元降，或云其为继元召降。李焘、余嘉锡、常征等对此所做的分析都不够完满，而对时间的忽略是造成解释不清的根本原因。我们根据逻辑推理，认为杨业确曾劝降，但不是在继元出降之前，《长编》的一条记载也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即杨业向刘继元建归宋之策是早在十年前宋太祖兴兵伐北汉时之事而不是继元归降前夜之事, 而杨业早年的劝降与太原危急时刻的不曾劝降都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关。

关键词：杨业；劝降；抵牾；时间

关于杨业自北汉入宋的过程，史书所记多有抵牾。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从路振《九国志》之说：

初，刘继业为继元捍太原城，甚骁勇。及继元降，继业犹据城苦战。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谕继元俾招继业。继元遣所亲信往，继业乃北面再拜，大恸，释甲来见。上喜，慰抚之甚厚，复姓杨氏，止名业，寻受左领军卫大将军。^[1]P459

王偁《东都事略》说与此同，亦云杨业“捍城之东南面,据城苦战”，为继元召乃降。欧阳修《五代史·东汉世家》言危急时刻马峰劝继元降：

太平兴国四年，王师复北征，继元穷窘，而并人犹欲坚守。其枢密副使马峰老疾居于家。舁入见继元，流涕以兴亡谕之，继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台受降，以继元为右卫上将军，封彭城公。^[2]P871

亦不言杨业劝降。但《宋史·杨业传》却云太原危急之时杨业曾劝降：

太宗征太原，素闻其名，尝购求之，既而孤垒甚危，业劝其主继元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帝遣中使召见业，大喜，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3]P9303

此外，杨业被授予郑州防御使时，朝廷所做制辞云：

百战尽力，一心无渝，疾风靡摇，迅雷罔变，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之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忠于所事，善自为谋。^[1]P459-460

制辞明言杨业曾“定策乞降”，与《宋史》相合。

最早将宋代史事行诸文字的史书应该是宋朝的国史实录，所以关于杨业归宋事，最早应见于《太宗实录》中的杨业传。但《太宗实录》现在仅存十二卷，其中多残缺，无杨业事。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下自注云：“据国史杨业传，乃云孤垒甚危，业劝其主出降以保生聚”。虽然我们据此能确定实录记载的是杨业在孤垒甚危之时劝继元出降，但《实录》总难免有有意无意为尊者讳等情况，所以不足为据。至于元代所修的《宋史》，因为是“第取宋之国史实录及诸家传记，随意删改，草率成篇，抵牾漏略，所在皆是，于诸史之中为最下。”^[4]P442-443因而其所记亦难为信史。然纵使《太宗实录》与《宋史》皆误，制辞是当朝所发的公文，其可靠程度比诸史书要高，其所叙杨业“定策乞降”应不为虚言。但欧阳修《新五代史》是官修正史，其时代亦距杨业归宋颇近，其仅言马峰不云杨业劝降之记录亦不应有误，而《九国志》《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虽非官修正史，但因都是当朝之书，其所记录亦不可轻易视之为齐东野人之语，其言杨业为继元召降亦应属实。这样，关于杨业如何归宋就出现了矛盾：是杨业主动劝继元归宋的呢，还是杨业被动地被继元召降的呢？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亦是莫衷一是，人言言殊，其中虽亦不乏真知灼见，但解释都不甚完满。下面，我们就从分析前人解释的合理之处与不足之处入手，来考证杨业入宋的真相。

（一）前人解释的得与失：

最早对此事提出质疑的是《长编》的作者李焘，他认为宋史本传纯本之宋之国史，其所谓杨业劝其主出降，则不甚可据，因为“五代史，垂涕劝继元出降者，但马峰一人耳，非杨业也。若业劝降，则当与继元俱出见，何用别遣中使召乎。”^[1]P460余嘉锡亦赞成此说。此说颇有道理。倘若在太原孤垒甚危时曾劝降的是杨业或杨业与马峰二人，欧史为何不书杨业之名？欧史虽力求简洁，但在此种基本史实上何致如此粗陋或惜墨？此其一。其二，据《长编》所记，北汉平定后，太宗行太原之赏时，与刘继元同时得到重要赏封的仅有马峰、郭万超等四人，根本未提杨业之名，杨业只得到了“领军卫大将军”即所谓“环卫官”的散职，甚至不如降将郭万超。假如杨业或杨业与马峰一道直接促成了继元出降，即使杨业因种种原因未能与继元同时出降，他作为促成继元归降的功臣亦应得到重要的赏封，为何马峰位列少府监而杨业只得到一个无所统摄的散职呢？这点绝不可解。因此，可以说，《宋史》所记确不可据，杨业应该没有在太原孤垒甚危时劝降或与马峰一道劝降。

但是，我们不能根据杨业此时没有劝降，就排除他劝降的可能性，他可能在之前某个时间曾经劝降，可惜李焘和余嘉锡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以为，既云杨业此时未曾劝降，就是未曾劝降，那么，制辞所言又当做何解释呢？李焘产生了疑惑，“然当时制辞，不应便失实，又疑制辞意有所在，故特云尔。…更须考之”^[1]P460余嘉锡认为“李氏……疑当时制辞便失实，则又非是。制不言其据城苦战，而言定策出降者，王言之体，不得不尔。业闻继元传天子之命，即释甲来见，则制辞所谓委质请命，善自为谋，正奖其能应诏而出，非谓其劝主出降也。国史虽误，制辞故不误，何谓失实乎？”^[4]P449-450余氏的这一解释只说对了一点，即制辞没有失实，其不言杨业据城苦战是不得不讳言，其余解释都不甚可取。

制辞作为当朝公文不会失实，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制辞作为当朝公文，虽会讳言某事，却不会妄言莫须有之事，若如余氏所言杨业不曾劝主出降，制辞怎能明言“定策乞降”？因此，杨业劝降之事应该实有。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制辞是两句一组，互文见意，根据文气与文意，“忠于所事，善自为谋”两句才是褒奖杨业闻继元传天子之命即释甲来见，奖其能应诏而出的。且杨业是闻命归顺，如谓归降是委质，则请命做何解释？败军之将，尚未为人臣，请何命哉？余氏的解释牵强且不合逻辑。另外，余氏认为李焘怀疑制辞失实，其实是误解了李焘之意。实际上，李焘不仅没有怀疑制辞失实，还据制辞的真实性怀疑制辞可能“意有所在”，即制辞可能别有所指或有他事与之暗合。这一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既然如前所述，欧史不会漏记，但却不能据此排除杨业曾经劝降的可能性，而制辞又不会失实，杨业劝降之事应该实有。惟一的可能就是，杨业确曾为继元划策归宋，只是不是在欧史所言“太平兴国四年，王师复北征，继元穷窘”之时劝降的。这也就是李焘所怀疑的可能有另外之事与制辞所述相合。如顺其思路细细考校，或可以发现问题所在，可惜李焘未予深考，余氏又误解其意，也就无法对问题的症结有所察觉了。

常征根据制辞为朝廷所发公文其可靠程度比诸史书要高，认定杨业确曾定策乞降，欧史不言杨业劝降“如果不是误载，便是马峰与杨业同有此议，或是他对杨业旧议的重提”^[5]P90。 误载与二人同有此议之说不通已知,旧议重提之说值得重视，此说既可以合理地解释欧史何以无杨业劝降之事，因为之前何人曾有此议对此处史实确属可有可无之事（郭无为之前亦曾主降，此处亦不言），欧阳修可以为求简洁而略去不书，同时又与制辞内容相合。此说也与我们前面的推断相一致。可惜常氏言仅及此，亦未能就此深入下去。既然认定杨业曾经劝继元降宋，那继元降后杨业仍据城苦战又怎样解释呢？常征认为有三个可能的原因：一是因为杨业建议于朝堂后，在其建议未曾被采纳之前仍在忠于职守，继元降时，双方正在激战，在战场坚持战斗的杨业没有及时得到出降的命令；二是虽知刘继元已降，但不知其将受何待遇，因而踞垒观望，倘继元遭戮辱，自己作为建策者则以战死引咎；三是为宋军逼辱过甚不得不战。

我们先来看常征所说的第一个原因。在投降与否的问题上，刘继元执意坚守太原之态度一直非常明确，早在十年前曾缢杀主张降宋并有心叛逃的迎立自己即位的恩相郭无为，即使在刘继元降宋前十几天，守城将士甚至还不敢接受宋太宗给他的谕降诏书。但最后刘继元却是半夜时分遣使纳款，天未亮就已经成为阶下囚了，可见继元之降颇为仓促。之所以如此仓促，是因为彼时太原已是孤城一座，宋军正从四面攻打，此前一天，其大将郭万超已投降于宋，宋太宗又亲手草诏二次谕降，并许诺继元既往不咎且保其富贵，当天宋军又攻城甚急，刘继元应该是为此种形势所迫遂在马峰的流涕苦劝之下于匆忙之间临时决定投降的。而仓促投降的刘继元没有及时将投降的消息通知杨业，未得主上归降消息与归降命令的杨业就只能是据城苦战保卫汉室，这是完全可能也是合乎情理的。所以我们认为常征的这一个解释很有道理，但是常征对此解释没有把握，也没有说明杨业到底何时建策归降，从其建策到继元纳款中间到底隔了多久，其建议为何当时没有被采纳，等等，因此仍嫌不足。

常征的第二个解释则存在很多的漏洞。倘若常氏推测的第二个原因成立，就有诸多问题无法解释。第一，既然杨业担心继元降后可能会受戮辱，那又如何解释深受汉室厚恩的杨业为何会建策归降且闻命即释甲归降呢？事实是，杨业没有必要做这种担心，因为，在之前宋王朝对北汉的历次攻伐中，宋太祖就曾几次招继元降，继元降前宋太宗又两次以诏书谕降，这表明宋王朝一直想以一种和平方式至少是尽量少的伤亡来解决北汉的割据。同时此前南方的南平主高继冲、后蜀主孟昶、南汉主刘鋹、南唐后主李煜、吴越王钱弘俶归顺后都得以封官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孟昶至开封七日而卒是另有原因），久罹兵灾与割据之苦的百姓也得以安居乐业，如平南汉后宋王朝就曾经取消南汉的无名赋税。为减少其统一阻力，宋王朝会将这些优待降王和让百姓休养生息的信息播散。杨业作为重将，肯定会了解这些情况，也就不必担心继元的安全与百姓的安危。否则，既有此担心，则“忠于所事”的杨业之前又何必劝降，之后又怎肯闻命即释甲归降呢？第二，杨业为何要引咎战死？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杨业不可能在太原孤垒甚危时劝降或与马峰同时劝降，既然如此，杨业就不是继元降宋的直接促成者。不是直接的责任人，杨业又何必引咎战死呢？且据杨业作战之灵活自如能随事应变来看,其人绝非固执迂腐之辈,因而不会无故做引咎战死之想。此说缺乏足够的证据。第三，杨业是如何知道继元已降的？既然杨业不可能参与继元降前的劝降，不能直接得到消息，那就只能是继元将归降的消息通知了杨业。我们且不说匆忙之间上表纳款的继元仓促之间是否能够想到通知杨业，就算他想到并通知了杨业，那么得到消息的杨业为什么还要拒城苦战呢？杨业是一个心念旧恩又爱兵如子的老将，从他曾经建策归宋及闻命即释甲归降又可见他是一个不排斥甚至赞成归宋的识时务者，同时如前所述他又没有必要担心继元的安全，而苦战不仅与事无补，而且会白白地牺牲军士并可能会给继元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不管是为纳降的国主继元计还是为北汉军士计，他都不太可能既知继元已降还带领士兵做这种无谓的战斗。

至于常征所说的第三个原因，似乎有点道理，但实际并不充分。两军交战，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更何况是这种最后的攻坚战呢！据史书所记，围攻太原之役确实异常激烈，宋军士气也确实很高，“将士尽奋，若将屠之”^[3]P62，攻城主将李汉琼率先登城，“矢集其脑，并中指，伤甚犹力疾战”^[3]P9020，连宋太宗都欲亲至一线以劳士卒，为李汉琼苦劝方止。但在国破家亡之时，北汉军比宋军恐怕更勇于浴血奋战，《长编》就载李汉琼之言曰：“晋阳孤垒，危若累卵，……矢石注洞屋如雨”，在宋军“士奋怒,争乘城,不可遏”的情况下，“城中人犹欲固守”^[1]P450-451。可见，双方都是在做殊死搏斗，因此不存在宋军逼辱过甚的问题，杨业不得不战之说难以成立。

实际上，杨业是否曾劝继元降宋，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解释的问题，只是李焘、余嘉锡、常征都忽略了一点——时间，而时间又恰是造成矛盾的根本，因此才出现了各种费尽心思但并不完满的解释。如果我们把杨业劝降的时间弄清楚，问题也就会随之解决。

（二）杨业入宋的真相：

通过以上对前人解释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两点推断：第一，杨业确实曾经劝继元出降。第二，杨业肯定不是在继元出降前夜劝降的，也正因如此，杨业才不知道继元出降的消息，在继元降后仍然据城苦战。虽然这些推断是我们分析推理得出的，符合事物的内在逻辑，但也还仅仅是推断而已，我们还需要史书的记载来证实我们的推断。只要我们找到与此推断相吻合的可靠史料，我们的推断就可以成立了。

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我们发现了这么一条记载：

（开宝二年）六月，契丹遣其将南大王来援，屯于太原城下。刘继业言于北汉主曰，“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籍河东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陛下长享贵宠，不亦可乎？”北汉主不从。^[1]P228

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与此略同。我们知道，《长编》是南宋人写的北宋编年史，离北宋时代近，并且掌握了实录、国史、官文书以外的很多材料，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保存北宋史料亦有很大贡献，当然由于采摘浩博，有时难免虚实并存，疑信互见，但绝大多数材料都可作为信史。同时这条材料所载也符合杨业对契丹人一贯的态度，杨业一向将契丹视为外敌，设法抵御，“韩琦经略河东，按堡寨处，多北汉名将杨业所度者”^[6]P1129，这些堡寨即是为抵御辽人南下侵扰所设。而且《长编》还载杨业曾对刘崇方称侄受册于辽辽即侵掠其民、汉遣使使辽求归汉民之事评论说，“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夫所谓贪利弃信者，岂独留汉使者耶？”据此，如再参之以前文我们的分析推理，从史料与逻辑两方面考虑，我们都有理由相信《长编》这条记载的真实性。

开宝二年是公元969年宋太祖兴兵伐北汉之时，马峰劝刘继元归降是太平兴国四年即公元979年，也就是说，杨业向刘继元建归宋之策是早在十年前宋太祖兴兵伐北汉时之事，而不是刘继元上表归降的前夜，这样就可以解释各书记载之间存在的矛盾了。《长编》从《九国志》、王偁《东都事略》、欧阳修《五代史·东汉世家》所言皆是太平兴国四年北汉灭亡前夕之事，故言不及杨业劝降。而《国史实录》将杨业劝其主出降的时间推迟至太原孤垒甚危之时, 则是有意为之，以便顺理成章地将杨业抵御宋军之事略去，模糊真相以达到为太宗与王师讳的目的。草率成篇的《宋史》不做查考，但因循国史而已。但制辞是朝廷所发公文，又是对杨业归宋前半生事功的概括，因而涉及到了杨业早年的劝降之举，当然也同样因为为尊者讳的原因，讳言杨业抵御宋军之事。这样，诸史料之间所谓的矛盾也就不存在了。

但是还有两点需要我们做一下补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才算完满。一，杨业为什么在开宝二年六月建策归降？二，杨业既早有劝降之举，为什么继元降前却没有劝降呢？这与不同的历史形势与情境有关。

开宝元年（公元968年）七月，北汉主刘钧卒，其养子刘继恩嗣位，继恩与郭无为不合。宋太祖赵匡胤此时已经灭掉了南平和后蜀，正准备南攻南汉，他见北汉局势不稳，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暂时停止了“先易后南、先南后北”消灭割据势力的战略方针，掉回头来攻打北汉。八月，宋太祖命李继勲北伐。九月，北汉供奉官侯霸荣杀刘继恩，郭无为杀侯霸荣而迎刘继元即位，期间刘氏宗族内部杀戮颇多，政局混乱。尽管如此，在杨业等积极迎敌、辽亦应汉之求派兵助战的情况下，宋军还是无果而返。于是，开宝二年（公元969年）二月，宋太祖亲率大军北伐，三月起开始围攻太原。但汉军在内固守，辽军在外增援，从三月到闰五月，太原长围四个月不下。此时，辽之援汉大军将至，宋师“屯兵甘草地中，会岁暑雨，军士多疾”^{[2] P870}宋太祖只得解围退走，北汉追击，“得粟三十万，茶绢各数万。”^[1]P226

开宝二年六月，辽大部援军至太原城下，而宋已解围退兵，杨业的劝降正在此刻。此时，胜败之数未定，北汉甚至还掌握着一定的军事上的主动权，因为宋刚刚撤军，无心再战，北汉追击缴获颇丰即是明证。在此种形势下，杨业建议继元袭击无所防备的契丹，以所获之物与太原之地归宋。这一建议非常符合杨业的身份为人与对契丹一贯的态度，因为，第一，作为长期与契丹打交道的汉军将领，杨业对契丹人贪利弃信的习性极为了解，作为汉人，他当然希望北汉归于中原的宋王朝而不是沦于外族契丹的铁蹄之下；第二，作为一个受刘氏知遇之恩又富有爱心的将领，为君父和百姓考虑，趁暂时有利的形式归附宋王朝是比较体面也比较安全的选择，因为杨业深知，偏安一隅势单力孤的北汉迟早会为方兴未艾的宋王朝所灭，负隅顽抗只会换来更大的杀戮，而归顺还会小一些伤亡。同时，这一建议又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宋王朝本来也希望和平解决北汉问题，早在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初，就曾派人告之当时的北汉主刘钧，不要再招引辽军祸害中土，如肯归顺，定封以大藩，但刘钧拒绝归顺，宋王朝才诉诸武力。即使在两军对垒之时，宋王朝也不放弃招降政策，“继元闭城拒守，太祖皇帝以诏书招继元降，许以平虏军节度使。”^[2]P870可以说，杨业的建议与宋王朝的初衷与政策是不谋而合的，因此他的建议也是切实可行的。基于此两点，我们认为，与其说杨业的言论是劝降，倒不如说是在理智地负责任地为北汉的君臣与百姓谋划一条长久可行又稳妥的出路。但是，在宋军已经撤走北汉暂时没有什么危险的形势下，刚刚做了不到一年皇帝的刘继元（开宝元年九月刘继元始即位，至此时即开宝二年六月杨业建策时，不过十个月），还不甘心放弃帝位去做一个宋王朝的臣子或藩王，因此，他没有采纳杨业的建议。这一于国于民皆有益且最明智的建议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

既然杨业曾为继元划归宋之策，为什么太原危急时刻杨业没有旧话重提呢？这一方面是缘于北汉主刘继元的为人与态度。继元为人残忍，一即位就滥杀宗室，作为继元叔父的刘旻诸子除一人佯狂得免外，其余皆被害，作为继元养母的刘钧之妻也因曾以小事责继元妻而见杀。同时，继元又执意坚守太原，郭无为就因有心降宋而为继元缢杀。故直至太原危急时刻，守城军士依然不敢受太宗招降诏书，作为继元岳父的马峰最后亦是流涕劝降。既然残暴固执的君主要坚守基业，杨业也惟有放弃劝继元归宋的想法，忠于职守，继续捍卫北汉，“尽人事以听天命了”。另一方面，在宋军急攻而汉军困守这种家国存亡的危急时刻，作为北汉名将当时也是太原城重要守将之一的杨业，彼时一定是在抗敌的最前线指挥兵士守卫城池，而不是在刘继元的朝堂之上为其出谋划策。前文已述及《东都事略》就云“太宗征太原，业扞城之东南面”，《长编》亦云“刘继业为继元捍太原”，可见继元降宋前杨业也没有时间来旧话重提。

杨业是一代历史名将，也是民间传播的轰轰烈烈的杨家将故事传说中的主角，千载之后其英雄事迹犹为人所乐道。但实际上，杨业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与事功是在北汉，归宋时他已快到知天命之年，在宋廷也只是位列偏裨为主将所忌的边将，而且入宋仅仅八年之后就为奸人所害,志不获骋，含恨而终了。但人们知道并记住杨业还是通过他在宋廷的事功，而对他归宋之前的事迹却所知甚少，这当然与北汉时期的史料缺乏有关，更与官方与民间以宋为正朔的正统观念（正是这种观念影响了其事迹的传播）以及中原王朝宋以后一直受到外族侵扰或为外族所灭、中原人民怀有普遍的民族情绪有关。应该说，正是因为杨业归顺了宋王朝，在宋王朝上演了忠勇壮烈的悲剧，才成就了自己的千古英名。所以，可以说，归宋是杨业人生的转折点。那么，了解杨业归宋的真相，对于我们了解杨业其人、了解那段历史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们对后世有关杨家将小说戏曲的改编、传播进行欣赏与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1]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9.

[2] 欧阳修. 新五代史[ 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3] 脱脱等. 宋史[ 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7.

[4] 余嘉锡. 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A] . 余嘉锡论学杂著[ Z] . 北 京: 中华书局,1963.

[5] 常征. 杨家将史事考[ M]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6] 毕沅. 续资治通鉴[ M] . 北京: 中华书局,1957.

(作者简介：蔡连卫，女，1977年生，山东禹城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3级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现为青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