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上）

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蔡连卫

摘  要：奏疏史书等重要历史文献中朝堂君臣的谈论与评价、文人士大夫的野史笔记和文人学士的诗词歌赋记录反映了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状况。朝堂君臣对杨业祖孙的褒扬，为杨家将故事定下了褒扬忠勇感愤死敌痛斥奸佞的基调，文人士大夫对杨家将故事的记录咏叹，反映出了民众对杨家将故事不断增长的兴趣，也进一步扩大了杨家将故事的传播范围。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为杨家将故事的千年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关键词：杨家将  北宋  传播  朝堂　基调

杨家将故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英雄传奇故事，千年后的今天仍是妇孺皆知，也是当代影视剧的常见题材。事实上，杨业和杨延昭生前已有一定声名，尤其是在边境和朝堂之上。在他们死后，他们的英雄事迹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¹杨业祖孙的英雄事迹最初是如何传播的？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什么样的基调？这种基调在杨家将故事的千年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就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以期从源头出发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流传千年尽人皆知的故事。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作为雍熙北伐西路战线副统帅的杨业，因无人接应战败被擒，绝食三日而死；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在边防二十余年战功卓著的杨延昭逝世；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杨文广卒，文广死前曾献阵图及取幽燕策，虽功绩不如其父祖显著，但却同其父祖一样心系边土。杨业祖孙三代的英雄事迹，很快便传播开来。关于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状况，诏令奏疏史书等重要历史文献、文人士大夫的野史笔记和文人学士的诗词歌赋保存下了珍贵的史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史料来一窥究竟。

一、朝堂之上的谈论与评价

北宋辽国的奏疏诏令等原始史料以及北宋辽国的相关史书等重要文献，详细记载了朝堂之上君臣对杨业祖孙的谈论与评价。

杨业的战败死亡，曾引起辽国君臣的高度重视。据《辽史·圣宗本纪》及曾亲自与杨业对阵的耶律斜轸、耶律奚低、萧挞凛、耶律题子、耶律谐理等将帅的传记，杨业是为流矢所中堕马被擒，杨业被擒的消息是与辽国收复朔州的战报一起，在统和四年（986，即宋太宗雍熙三年）秋七月丙子，由耶律斜轸派遣专人奏报给正在凉陉避暑的辽圣宗的；杨业疮发不食三日后而死，七月辛巳，辽国以朔州大捷祭告天地；七月辛卯，耶律斜轸又向辽圣宗详细奏报了朔州之战和杨业之死并献上杨业首级；辽圣宗即命将杨业之首传示诸军，借以鼓舞士兵斗志，宋王朝把守云、应诸州之人闻杨业死都弃城逃遁；耶律斜轸归朝后以生擒杨业收复朔州加守太保，萧挞凛、耶律谐理因协助耶律斜轸擒获杨业有功，耶律奚低虽射中杨业却因未能生擒杨业而无功。由此可见，杨业的战败死亡，成为了辽国将帅建功受赏的重要依据和辽国君主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了宋王朝西路军军心涣散的重要原因，这充分证明了杨业在宋辽两国的威名和杨业之死对朔州之战甚至整个雍熙北伐西路战线成败的重要影响。

杨业的战败死亡虽然引发了辽国君臣的高度关注，但对此关注更多、谈论更多的，还是北宋的朝堂。

在凉陉避暑的辽圣宗得到杨业被擒的消息是在统和四年秋七月丙子，凉陉即今坝上沽源一带，距离朔州前线约500公里，杨业又是战到日暮被擒并绝食三日而死，据此杨业战败被擒当是在雍熙三年秋七月丙子之前两到三日，杨业绝食而死应是在七月丙子或后一日。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距离朔州前线约700公里，则宋太宗得到杨业战败的消息应该是在七月丙子之后一两日，得到杨业死亡的消息应该是在七月丙子后三到五日。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在七月壬午即七月丙子后六日，宋太宗就派遣杨首一等“诣并、代等州，部所徙山后诸州降民”；在七月戊子即杨业死后十余天，宋太宗就授张齐贤为“给事中，知代州，与都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也就是让张齐贤接替了杨业生前的职务。²从时间上看，这两项任命都是宋太宗在得知杨业战败死敌之后进行的军事部署。

按照常理，进行完紧急的军事部署之后，朝廷就应该尽快褒恤杨业这样的忠臣良将，以激励前线将士、抚慰忠臣亲属。但是，直到雍熙三年八月辛亥即杨业死敌一月有余之后，宋太宗才下达了褒恤杨业的诏令，同时下达的还有贬责潘美、王侁、刘文裕的诏令：

杨业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制  雍熙三年八月辛亥

生著勤劳，执干戈而卫社；殁加贲宠，听鼙鼓以申哀。不有追崇，曷彰茂烈？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节茂松筠。俾塞上之威名，本山西之茂族。自升环卫，甚著忠劳。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群师违戾，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强敌。劲节焱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汝！是用举兹徽典，旌此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可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布帛千匹粟千硕。

责潘美制  雍熙三年八月辛亥

    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师潘美，位处殿邦，任隆分阃。总貔貅之旅，执金鼓之权。昨以云朔吏民，不忍委之敌国。因令南徙，俾其率兵援之。而道路非遥，军士亦众。不能申明斥候，谨设提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据其罪戾，合置严诛。尚念久在边陲，累分忧寄。爰申念旧，特示从轻。可削三任，为检校太保。

王侁刘文裕除名配金登州制  雍熙三年八月辛亥

    西上阁门使、蔚州刺使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等，早膺任使，久侍轩墀。昨出师徒，俾其监护。固合明宣纪律，动协机宜。而乃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合塞群情，抵于严宪。特从宽宥，止隶方州。侁可除名，配金州。文裕可除名，配登州。³

从诏令下达的时间及其中“合塞群情，抵于严宪”等用词可以推知，杨业死敌之初并没有得到朝廷应有的重视，对杨业死敌朝堂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应该是经过朝堂上的一番激烈争论之后，因为群情激愤，为平息舆论，宋太宗才下达了褒扬杨业以及贬责潘美、王侁、刘文裕的诏令。从诏令内容尤其是“群师违戾，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强敌”、“失吾骁将”等用词可知，朝廷认为监军王侁、刘文裕对杨业的逼迫凌辱和主帅潘美的失职导致了杨业的孤军陷阵。总之，在杨业死敌一月有余之后，北宋王朝官方才终于公开认定，杨业的陷阵被擒非战之罪，潘美三人对杨业的战败被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实上，多种史料都记载宋太宗最初得杨业归宋时甚喜，并曾赐予甚厚，在杨业死后也甚为痛惜，对杨业旌表较慢，主要是因为杨业死敌事件牵涉到位高权重的开国重臣潘美的缘故。所以，褒恤杨业和贬责潘美等人诏令的下达表明，虽然在殉国之初并未得到应有的旌表，但杨业还是以他的忠烈赢得了舆论的同情和朝堂大臣们的拥戴，并因此最终得到了宋太宗的肯定和赞扬，逼杨业赴死的将帅也遭到了舆论的谴责。来自朝堂大臣和官方的肯定赞扬，为之后杨业事迹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褒扬忠烈谴责罪臣的基调。此后，北宋王朝君臣在讨论军事边境问题时，都多次以杨业及其子孙为例。

宋太宗朝，较早谈论杨业的，是被宋真宗、范仲淹、苏东坡称誉为“正直之臣”并以勤于进谏和直言进谏闻名的著名政治家田锡。在杨业死敌后三年，田锡与宋太宗讨论问题时就曾以杨业为例：

（太宗 端拱二年  己丑989）知制诰田锡奏疏曰：……近代侯伯，各有厅直三五十人，习骑射为腹心，每出入敌阵，得以随身，后来不敢养置。昨杨业陷阵，访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以致为敌人所获。今虽时异事殊，然废置利害，宜亦询访行之。⁴       

由奏疏的最后一句可知，杨业陷阵原因曾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田锡曾对此做过查访，听闻杨业为敌人擒获是因为没有自己的贴身心腹，据此田锡建议宋太宗要吸取杨业陷阵的教训重新让将帅养置心腹，由此也可知田锡对杨业陷阵死敌是颇为同情并引以为憾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杨业殉国之初世人对杨业死敌的基本态度。

宋真宗朝，君臣们对杨业杨延昭父子谈论更多。先是被《宋史》评为“有器识，能断大事”的大臣钱若水，在应诏上书讨论边事的时候，以杨延昭为例：

（真宗 咸平二年 己亥999）丙子……谕百官各上封章，直言边事。于是，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钱若水言：“……今则傅潜领数万雄师，闭门不出，坐看敌人俘掠生民，上则辜委注之恩，下则挫锐师之气。盖潜辈不能制胜，朝廷不能用法使然也。军法曰‘临阵不用命者斩’。今若申明军法，斩潜以徇，然后擢取如杨延朗、杨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将万人，间以强弩，令分路讨除，孰敢不用命？……如此则不出半月，可以坐清边寨。然后銮辂还京，则天威慑于四海矣。” ⁵

钱若水的奏疏作于杨业死敌十三年后，他建议宋真宗，朝廷只有严明军法杀掉傅潜这样临阵不用命的主帅，重用杨延昭这样英勇善战的将领并增加他的兵权，才能使将士用命边境安定。据此可知，在杨业死敌十三年后，其子杨延昭带兵尚不足万人，兵权不大，但却是朝廷大臣心目中勇于用命的将帅的典范。

之后田锡上疏给宋真宗讨论如何选拔边境良将并使之为国立功时，又一次以杨业为例：

（真宗 咸平三年 庚子1000）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知泰州田锡上疏曰：今日是陛下注意于良将之时，是选求文武才干为沿边刺史之际……往年杨业击契丹，侯延广守灵州，人多称许。若见今节度、防、团、刺史、诸司使副中，因赏罚激劝，岂无杨业、侯延广辈为国家立功勋也。⁶（按，陈经《资治通鉴续编》卷四十八与此相同）

田锡的这次上疏是在杨业死敌后十四年。由“人多称许”、“岂无杨业、侯延广辈为国家立功勋也”等句可知，在当时，很多人与田锡一样，都把杨业当成了忠君卫国的典范。由“正直之臣”田锡的这次上疏可以看出，在杨业殉国之初的十几年，朝堂大臣们都认识到了杨业在保卫宋王朝疆土中的重要性并为其死敌感到痛心。

不仅大臣，宋真宗本人也曾多次提及杨业父子，并对他们的功绩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真宗咸平三年  庚子1000）莫州刺史杨延朗入奏边事，上意甚悦，指示诸王曰：“此即杨延朗也。延朗父业为前朝名将，延朗治兵护塞，复有父风，深可嘉也。”厚赐遣还任。⁷   

（真宗咸平四年  辛丑1001）夏四月乙巳，以保州刺史杨嗣，莫州刺史杨延朗，并为本州团练使…上谓宰相曰：“……嗣及延朗，并出疎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乃及於此。继宣虽不及二三辈，然亦熟边事，不易得也。”时嗣与延朗并为缘边巡检，勇于战斗，以名称相上下，边人谓之“二杨”。⁸     

（真宗 景德元年 甲辰1004）……上谓辅臣曰：“昨傥徇群议，发大军会石普、杨延朗所部屯布缘河诸州，邀其归路，以精锐追蹑，腹背夹攻，则彼必颠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杀伤且多，虽有成功，未能尽敌，自兹北塞常须益兵，河朔人民无日休息。况求结欢盟，已议俞允，若彼自渝盟约，复举干戈，因而誓众，中外同愤，使其覆亡，谅亦未晚。今张凝等出兵袭逐，但欲绝其侵扰耳。”左右皆称万岁。    延朗尝言：“敌顿澶渊，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罢乏，虽众易败，凡所剽掠，悉在马上。愿饬诸军扼要路掩杀，其兵歼，则幽、易数州可袭取也。”奏入，不报。延朗独率所部兵抵契丹界，破古城，俘馘甚众。⁹            

由这几条史料可知，宋真宗不仅清楚杨业杨延昭的父子关系、深知父子二人的英勇忠诚及其在边境的影响力，而且早在澶渊之盟正式订立之前，宋真宗已经意识到杨延昭等人扼契丹要路歼灭敌人主张的正确性和可行性。由钱若水、田锡的奏疏和宋真宗的谈话，可见杨业杨延昭父子在真宗朝上至朝堂下至边境都有了较大的影响力。

宋仁宗朝，君臣们对杨业杨延昭父子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遣使索要关南十县土地并要求增加岁币，宋仁宗派遣富弼出使契丹。面对辽兴宗割地的无理要求，富弼对辽兴宗说，“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无得脱者。”¹⁰富弼的言辞虽是外交辞令，但作为使臣，他的言论代表了宋仁宗的基本态度，同时也说明宋仁宗朝君臣们也都认为当日澶渊和议之前杨延昭等将领要求率军扼契丹要路歼灭敌人是正确的。而此时距澶渊之盟前杨延昭提议歼敌已近四十年、距杨延昭逝世也已近三十年，时间再一次证明了杨延昭曾经建议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后来，以断狱英明刚直著称的清官包拯，也曾在给宋仁宗的奏疏中两次提到杨业：

臣近者累曾上言，以河北沿边将帅，未甚得人，特乞精选，其代州尤不可轻授。缘代州与云、应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难控扼之所。太宗朝以骁将杨业守之，业殁，继以给事中张齐贤守之，其慎重用人如此。自后边鄙无事，然亦用武臣中有才略者。今朝廷委任郭承佑，必恐败事。……其承佑欲乞早令召还，别用能者。（卷第九“议边·论边将”）¹¹

臣某昧死再拜言：伏惟陛下有神圣文武之资，绍祖宗大业，以驭重权，三十年于兹矣……先朝以骁将杨业守代州，创筑城垒，于今赖之。（卷第一“应诏·对策”）¹²

根据奏疏内容，包拯的前一次上疏是在朝廷任命郭承佑知代州之时。按郭承佑兼知代州是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距杨业死敌已59年，此年包拯曾出使契丹，归国后即针对朝廷任命郭承佑知代州一事上疏，指出宋太宗将代州这样位置极其重要又最难把守的边境交给骁将杨业把守是慎重用人的表现，并试图以此为例说服宋仁宗罢免郭承佑，另选精干将领守卫代州。据奏疏内容，包拯的后一次上疏是在宋仁宗即位三十年后，此时距杨业死敌已66年，包拯在应诏所作的“对策”中指出，骁将杨业把守代州所创筑的城垒是仁宗朝仍然仰赖的，这是向皇帝直接称许杨业在代州创筑城垒不仅功在当时而且利于后世。在杨业死敌半个多世纪后，包拯两次在奏疏中以“骁将”称呼杨业，并对杨业把守代州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还有一些大臣，虽然未与宋仁宗在朝堂上直接讨论过杨业，但对杨业的事迹功绩也都熟知，如“皇佑中，韩琦经略河东，案堡寨置处，多北汉名将杨业所度者”¹³。富弼与包拯的言论以及韩琦对杨业事迹的熟知说明，在杨业死敌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宋仁宗朝，朝臣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杨业、杨延昭父子当年守卫边疆的功绩及其在边疆保卫中的重要历史意义。

宋英宗朝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因此有关杨业父子的谈论不多，但据史书记载，宋英宗本人却对杨业祖孙称誉有加。在朝廷选拔宿卫将军时，宋英宗曾称赞“文广，名将后，且有功”¹⁴，对杨文广进行提拔。这说明在杨业死敌八十年之后，他的事迹和影响力还为最高统治者所熟知。

宋神宗朝，君臣们对杨业死敌事件的认识更为客观。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在跟宋神宗讨论宋太祖和宋太宗用兵的问题时，曾经较为客观地同宋神宗分析杨业死敌事件：

（神宗  熙宁五年  壬子1072）庚子，上论太宗时用兵，多作大小卷付将帅，御其进退，不如太祖。王安石曰：“太祖知将帅情状，故能得其心力，如言郭进反，乃以其人送郭进，此知郭进非反也，故如此。此所以如进者，皆得自竭也。此与唐德宗送言李锜反者与锜异矣。其后，郭进乃为奸人所摧，至自杀；杨业亦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将帅尽力者乃如此，则谁肯为朝廷尽力？此王师所以不复振，非特中御之失而已。¹⁵       

在杨业死敌八十六年后，王安石将杨业作为忠心却不得其死的将帅典型来证明宋太宗用人不如宋太祖，并且明确指出杨业陷阵是为奸臣陷害，杨业含冤而死不仅影响了将帅对朝廷的信心，也是宋王朝军队不振的原因。王安石与宋神宗对谈的这段话表明，在杨业死敌八十六年后，朝堂君臣对杨业事件的认识更客观、更深入，那就是，进一步明确了杨业为奸臣所害的冤情，看到了最高统治者宋太宗在杨业事件中的责任。这就使得杨家将事迹的传播基调，由最初的褒扬忠烈谴责罪臣，增强为感愤忠臣蒙冤死敌和痛恨朝堂奸佞陷害忠臣，同时对最高统治者宋太宗在杨业死敌事件中的反思，也为故事的进一步丰富拓展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诏令奏疏史书等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朝堂之上君臣对杨业祖孙事迹功绩的谈论评价可以看出，从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北宋王朝五朝君臣，都对杨业的陷阵死敌感到痛心，都对杨业祖孙的英勇善战忠心为国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北宋王朝君臣们对杨业祖孙重要功绩和价值的认识在逐渐深入并越来越客观。最高统治者和朝廷重臣们在朝堂之上对杨业祖孙的褒扬，就是从官方的立场肯定了杨业及其祖孙的历史功绩，这无疑为杨业祖孙英雄事迹的广泛传播定下了褒扬忠勇感愤死敌痛斥奸佞的基调，也为杨家将故事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未完待续）

注：

1.按，关于杨氏一族的基本史实和杨家将故事的形成及原因，参看拙文《杨家将故事的形成及原因》，山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4.5.6.7.8.9.10.13.1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20、675、973、1003、987、1055、1296、3283、3710、5775页。

3.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44页、346页。

11.12. [宋]包拯《包孝肃公奏议》卷一“应诏·对策”，《包孝肃奏议》卷九“议边·边将”。《孝肃包公奏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2、2页。

14.[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七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08页。

　　　　　　　　　　　　　　　　　　　　　（原刊于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