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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陈棐《表忠闾碑记》杂谈

2020-05-14 08:43:26 来源:杨家将文化研究会 浏览:144
内容提要:旅美学者 杨立
《表忠闾碑记》一文写于“嘉靖丙辰”,即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兵部右侍郎赵锦为山西代县鹿蹄涧村民杨瑚和杨攀题写《赠雁门杨无敌宗嗣门匾叙》后六年。作者署名为“山西提学道陈棐”。立碑人是被陈棐尊为“杨氏宗裔义士”的代县鹿蹄涧杨氏族人杨干臣。

旅美学者 杨立

《表忠闾碑记》一文写于“嘉靖丙辰”,即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兵部右侍郎赵锦为山西代县鹿蹄涧村民杨瑚和杨攀题写《赠雁门杨无敌宗嗣门匾叙》后六年。作者署名为“山西提学道陈棐”。立碑人是被陈棐尊为“杨氏宗裔义士”的代县鹿蹄涧杨氏族人杨干臣。

一、关于《表忠闾碑记》的作者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科大卫(David Faure)将《表忠闾碑记》一文附录在他的论文《山西杨家将和他们与明代土司的关系》(The Shanxi Yang family generals and their tusi conne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之后,他将该文的作者陈棐记为“陈行”;1999年版鹿蹄涧《杨氏族谱》则记为陈榧。笔者通过“关键字”检索,在收藏了逾一万两千种汉字古籍文献的公益网站“殆知阁”上,未能搜索到与“陈行”有关的任何信息。但明代确有两人曾在嘉靖年间做过山西提学副使,一名陈讲,一名陈棐。

1999年版代县鹿蹄涧《杨氏族谱》中将《表忠闾碑记》一文的作者记为陈榧。

陈讲,明史有传。据《四川通志》,“字子学,四川遂宁人,正德十五年(1520)辛巳进士,嘉靖中历直隶山西提学,所至造育人材,卓有成就,归休著《茶马志》、《如鸟集》等书,海内重之。”另据《世宗实录》一百十九卷,陈讲在嘉靖九年十一月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嘉靖十四年再由山西右参政,升为山东按察使,但他于嘉靖十七年又被任命为山西左参政。嘉靖十八年(1539)以后先后以右副都御史、都御史之职巡按山西,嘉靖二十二年,因不孚所任而为曾铣(1509-1548)所代,此后就再没有在山西做过官。曾铣(1500-1548)字子重,浙江黄岩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嘉靖二十五年(1546)前,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多次击退鞑靼人的入侵,屡立战功。但因上疏收复河套获罪,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被嘉靖皇帝和奸相严嵩联手以谋反罪腰斩于京城,事在赵锦到鹿蹄涧视察的两年之前。所以陈讲不可能是写于嘉靖三十五年的《表忠闾碑记》一文的作者。

陈棐字文冈,河南鄢陵人,由进士任礼科给事中。史称其为人“直谏敢言,不避权贵,因忤上意,谪大名长垣丞,升本县知县,莅政宽平,吏民畏服,仅期年,百废俱举,政事日新。历升宁夏巡抚都御史,卒于官。”据《世宗实录》四百二十二卷记载:“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甲午朔:初大同虏警频数,山西提学官惮于出关,各郡邑儒学生累岁不复考试。按臣遂奏以冀北道分巡官代理之,至是山西提学副使陈棐请自领如故,抚按上状,部覆允之。”由此可知,嘉靖三十四年五月,陈棐时任山西提学副使,因他主动提出出关履职的请求,得到批准,于次年成行,遂作《表忠闾碑记》。故可确认,陈棐就是《忠闾碑记》的作者。榧和棐形近相通,故陈榧即陈棐,鹿蹄涧《杨氏族谱》所记不误。

二、提学副使陈棐出关视学

明代初期承袭元代的地方管理体制,省一级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着手整顿地方官制,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亦称藩司,习惯上仍称省,负责本地区的行政、民政及赋役征收。与此同时,又设立了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亦称臬司)和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分管司法和军事。各省布政司与都司、按察司合称都布按三司,共治省事。三司不相统属,各自直接听命于朝廷,分权鼎力,相互牵制,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据《明史·职官四》,提刑按察使司设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正四品;佥事无定员,正五品。按察司之下另置诸专职道,作为分职机构,其中就有提督学道,简称提学道,俗称学道或学台,尊称“宗师”,负责本地区的学校、生员考核、科举考试等事务。

《忠闾碑记》的作者陈棐就是明代任职于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提学道的一员正四品副使。山西按察使司分设四道,即冀宁道(驻省)、河东道(驻蒲州)、冀北道(驻大同)、冀南道(驻汾州);兼察诸府州。嘉靖丙辰即嘉靖三十五年,山西提学副使陈棐奉敕出巡“冀北道”。冀北道,洪武二十九年(1396)置,设分守和分巡官二员,驻大同府,嘉靖中移驻朔州。

陈棐出巡的背景正是在明朝边患最严重的嘉靖时期。蒙古骑兵不断入关侵扰,多次越过关隘,深入内地烧杀掳掠。大同边镇经过嘉靖三年与嘉靖十二年的两次大规模兵变,兵政大坏,形同虚设。明王朝在山西的防线此时实际上已由大同收缩到三关地段(即偏头关、宁武关和雁门关)。治所在太原的山西提学官本应定期出巡关外,但因为边关不靖,很长时间以来未能派员出关,导致关外各州县的儒学生们累岁不能参加科考。山西按察使曾奏请以负责冀北道的分巡官代司其职,但此时担任山西按察司副使的陈棐主动提出依照旧制,由自己出关履职。在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后,次年成行。故陈棐在《表忠闾碑记》中写道:“嘉靖丙辰,余奉敕命,整饬山西等处学校,以督文教,以励风节,诞敷圣天子之德化。

提学使的职务在明代是很重要的官职,一般从朝庭派驻地方巡视的命官中挑选品学优长、德才兼备,在士林中颇有声望者担任,其职权范围不限于掌管一省的文教和科考,为国家培养选拔人才——“求忠臣扵孝子之門,简拔方正,明显阐幽”,还肩负着“诞敷圣天子之德化”的政治教化使命。

明代都指挥使、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皆为为政一方的“封疆大吏”[i]。陈棐所任的提学副使隶属于三司之一——按察司,治所在太原,故称“历封疆出晋阳”。北上途中,他在抵达忻州后,先后凭吊了春秋时为救“赵氏孤儿”而献出自己生命的公孫杵臼故里和冒死扶立赵氏后代继承家业的程嬰之墓。在进入代州境内后,他眼中所见,是一派明媚的塞上风光,那里“其气清淑,其山灵秀,其水明澜”,是自古多英雄慷慨之士的“古并州赵地”。陈棐此行的终点站应是在代州之北与代州相邻的朔州,那里是他的驻节之地。他有感于辖区内“果地灵人杰”,于是在学务余暇,“阅名山,题胜槪,而后观风采俗”,忠实地履行着一个提学官兼顾教化和督学的重要使命。在冀北道辖区内外,有著名的五岳恒山、佛教圣地五台山和风景如画的管涔山,所到之处,他都留下了不少题咏胜景的墨宝。

三、旌表鹿蹄涧杨族

陈棐此番出巡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便是专程到鹿蹄涧来视察。来时沿途,道经繁峙县雁头村杨延兴坟。在《表忠闾碑记》这篇不到五百字的短文中,他多处提到山西境内著名的历史遗迹,都是象征忠勇的文化符号,这正是他此行借助旌表鹿蹄涧杨氏,有意在他巡行下的冀北道大力弘扬的时代精神。

嘉靖年间,山西地方颇不宁靖,特别是作为边防前线的晋北地区,白莲教活动极其猖獗。大量白莲教徒叛逃出境,为蒙古入侵者献计献策。嘉靖二十九年(1550)又发生了“庚戌之变”,守军怯于战守,遇敌观望,不肯用命的表现令朝野有识之士对于边防的安全忧心忡忡。为了扭转局面,驻守山西的地方大员们便试图在当地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利用榜样的力量,在民众和将士中激发忠勇报国的热诚。

山西地域文化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象征忠义的文化符号。历史上曾经驻守雁门关,号称无敌,辽人望见旌旗辄引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杨业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从成化以来,奉命巡边的朝臣就开始重视修建杨业祠堂,借以弘扬杨业所代表的爱国精神。明成化十七年(1481),镇守密云等处监丞许常于古北口关外重建杨业庙。[ii]。明正德十五年(1520),守边太监和将领又在河北唐县倒马关重修供奉杨业父子的忠节庙。对杨业的祭祀也被纳入官方祀典,由地方官岁时致祭。这便是陈棐在明嘉靖三十五年出关履职时,特意来到鹿蹄涧视察,并旌表杨氏的历史背景。

来之前,他已会同山西布政司,“行移文代州官吏,竖刻表忠闾碑”。到鹿蹄涧后,除了题写《表忠闾碑记》这篇表文之外,他还应鹿蹄涧杨氏之请,为杨家祠堂题写了“奕世将略”门匾。此时陈棐眼中的鹿蹄涧村,是一个“□曲隐闾,约有五百人余,乃自宋元而共族同茔,似有江州陈公累世敦睦之风”的古村。

代县鹿蹄涧杨家祠堂内的碑亭,表忠闾碑是从左数第四通碑(网路图片)

四、边民结堡联防,鹿蹄涧杨氏脱颖而出

鹿蹄涧杨氏作为一个边地宗族共同体,它的形成既和“大礼议之争”后,朝庭开放祭祀始祖禁令而在帝国境内兴起建祠修谱之风有关,更与嘉靖时期边患频仍的严峻现实分不开。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部强盛起来,连年内侵,山西边民深受其害。为了加强国防,明廷接受宣大总督翁万达(1498-1552)的建议,从嘉靖二十年(1541)起,为了抵御蒙古人的入侵,开始大规模修筑边墙,建设军堡,不仅在大同边镇修建了内外边墙和大量军堡,同时还发动边民筑堡自守。山西边民纷纷响应,仅代郡境内便建起三十九堡十二联城,鹿蹄涧堡是其中之一,主持修筑者是鹿蹄涧耆老杨瑚和驿丞杨攀。杨攀武功高强,兵部右侍郎赵锦称赞他“犹有虎将之高风”,据说还为他题了个“虎将高风”的牌匾以资表彰。他的嫡孙杨哲在隆庆元年被官府任命为鹿蹄涧堡堡长,另外两个孙子杨朗和杨彩也热心参与宗族事务。

鹿蹄涧杨氏积极响应官府号召,和附近的村庄组成村堡联防,联庄(后讹为“廉庄”)之名由是而起,鹿蹄涧堡无疑是这一联防区的龙头老大。时代呼唤杨业精神。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鹿蹄涧杨氏奉杨业为始祖,建祠祭祀,不仅可以借以凝聚堡内人心,鼓舞士气,也使他们成为联防区内众望所归的领导和中坚力量。鹿蹄涧杨氏在边民联防建设中的出色表现显然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这才导致嘉靖时期高级官员频频来鹿蹄涧视察,最终获得正式旌表。

棐是继兵部右侍郎赵锦之后到来的。在表文中,他描写了代县鹿蹄涧杨氏彼时的生活,给我们留下有关这个宗族的宝贵史料:

存宗谱祠堂,实宋中书令代州刺史赠太尉追封开国谥忠武杨公业之宗裔,传元末友、山二元帅孙殊祥院判杨怀玉之遗嗣。然家闲武略,世笃忠贞。及入我明,尤霑世泽,支脉繁衍,文武侯伯,云仍相继。且能重祠祀,明宗谱,立家约,遵圣教,置公田,立射圃,有裨治化。宜表扬世教,以劝忠勇。

显然,陈棐笔下的鹿蹄涧杨氏已是一个颇为成熟的宗族共同体,具有标志一个成熟宗族存在的所有重要元素,如宗谱、祠堂、祭祀、家约和公田,等等。在表忠闾碑树立之前,鹿蹄涧杨氏已有完整记录宗族世系的“宗谱”,是由义士杨干臣的前辈杨瑚和杨攀完成的,世系传承始自北宋杨业,历元代杨友杨山兄弟及其后人杨怀玉而及于明代。文中提到入明之后的“文武侯伯”,文指兴济伯杨善、绥德州知州杨节、御史杨滋,武指播州土司、昌平侯杨洪和彰武伯杨信。

作为一个以传承杨业精神和血脉自居的边地家族,鹿蹄涧杨氏具有不同于同时期江南或华南地区其他宗族的特点,这便是他们的对武勇的崇尚——村民在村里置“射圃”,教子弟射箭,而不是设书院,教他们读书。在棐的眼中,这是个“家闲武略,世笃忠贞”的“世将”家族。

作为应旌表他们的理由之一,陈斐还特别指出,鹿蹄涧杨氏具有“尊圣教”(即儒教)的特点。在鹿蹄涧所在的晋北地区,南边的五台县和北边的雁北地区,在明代都是白莲教的重灾区。相形之下,鹿蹄涧杨氏真可谓是“无从慆淫,无从匪彝”的模范国民了。

此时代表鹿蹄涧杨氏、出面接待陈斐的族人是被陈斐尊称为“义士”的杨干臣。此人的名字另见于代县《杨氏族谱》收录的一篇写于清代的《鹿蹄涧堡摘要敬录》短文中,作者是自称“代郡裔孙、国朝赐七品衔生员”的杨节亨。兹摘录如下:

“前明嘉靖二十九年岁次庚戌,吾族公议铸钟,朔望扣鸣,神灵保佑。四十四年乙丑敕谕诸路各村筑堡修砦造钟。蒙钦差山西巡抚兵部左侍郎万大人奏准,敕本堡公正堡官一员杨哲,筑堡修砦造钟;又公举杨彩、杨朗、杨干臣共为经理。隆庆元年,因前钟小,另造大钟,重千斤,将前钟移在龙王堂庙。”

由此可知,杨干臣和杨攀的嫡孙杨彩、杨朗,在兵部左侍郎万恭(1515-1591)担任山西巡抚期间,曾被族人公举为鹿蹄涧堡经理,襄助堡长杨哲(杨攀孙)一道“筑堡修砦造钟”,在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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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忠閭碑記

嘉靖丙辰,余奉敕命,整飭山西等處學校,以督文教,以勵風節,誕敷聖天子之德化。求忠臣扵孝子之門,簡拔方正,明顯闡幽。歷封疆出晉陽,底忻州式公孫杵臼之閭,吊程嬰墓。沿入代封,其氣清淑,其山靈秀,其水明瀾。夙聞雁門古并州趙地,多英雄慷慨之士。方余學務之暇,閱名山,題勝槩,而後觀飌采俗,果地靈人傑。由是,道經楊延興墳。□曲隱閭,約有五百人餘,迺自宋元而共族同塋,似有江州陳公累世敦睦之風。且存宗譜、祠堂,寔宋中書令代州刺史贈太尉追封開國諡忠武楊公業之宗裔,傳元末友、山二元帥孫殊祥院判楊懷玉之遺嗣。然家閑武畧,世篤忠貞。及入我明,尤霑世澤,支脈繁衍,文武侯伯,雲仍相繼。且能重祠祀、明宗譜、立家約、遵聖教、置公田、立射圃,有裨治化,宜表揚世教,以勸忠勇。先會同布政司,行移文代州官吏,竪刻表忠閭碑,並奕世將畧□□[牌匾]外,余復記扵碑陰,俾垂萬斯年,令楊□□□裔之繩其祖武者,知忠義可嘉□[]。□[]觀政君子,獲以殊厥井疆而表宅里,旌□□ [别淑]慝而彰善惡,不□[]先英之事業,莫廢勳幹之陵□[],勿□[]功臣之田土。庶祀典孔昭,酧忠毋替。為此表而記之。

山西提學道陳棐代州鹿蹄澗楊氏宗裔義士楊幹臣鐫刻碑陰立扵宗閭之前



[i]《明史·兵志二》:“当是时,都指挥使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

[ii]《明会典》卷八十五礼部四十四祭祀六载:“古北口灵威庙祀宋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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