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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郎探母》复出四十年记(一)

2020-10-27 09:35:45 来源:杨家将文化研究会 浏览:655
内容提要:文/图 吴钢
1979年演出《见娘》,                1979年演出《坐宫》,
李鸣岩(左)饰演佘太君,杨永丰饰演杨四郎    吴纪敏(左)饰演铁镜公主,杨永丰饰演杨四郎
“文革”后的第一场演出
从京剧诞生之时起,就有《四郎探母》这出戏,200年来久演不衰,成为最受欢迎的剧目。

文/图 吴钢

1979年演出《见娘》,                1979年演出《坐宫》,

李鸣岩(左)饰演佘太君,杨永丰饰演杨四郎    吴纪敏(左)饰演铁镜公主,杨永丰饰演杨四郎

“文革”后的第一场演出

从京剧诞生之时起,就有《四郎探母》这出戏,200年来久演不衰,成为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如果我们投票选一出历史最长、观众最喜爱的京剧传统剧目,《四郎探母》是当之无愧的。不过,说《四郎探母》久演不衰,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早在解放初期,《四郎探母》就是明令禁止演出的剧目之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逐渐得以恢复演出。

《四郎探母》在“文革”后是如何复出的呢?这里面有一位关键人物,就是我在《中国戏剧》(原名《人民戏剧》)杂志社工作时期的同事郭永江。郭永江是1977年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戏曲组调到我们编辑部来做文字记者的,他对戏曲界非常熟悉,与演员的关系密切,而且为人正直、懂戏曲、热爱戏曲。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化部为了繁荣文艺演出,也是为了庆祝建国3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的献礼演出活动,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全国各地的各种艺术形式、各个剧种的优秀节目都先后到北京参加演出。这次献礼演出设立了《会刊》编辑部,我们《人民戏剧》杂志的几位同事调到《会刊》帮忙,其中就有郭永江,我是摄影记者。1978年年底,上海昆剧院团进京参加献礼演出昆曲《蔡文姬》,这是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话剧本改编成昆曲的。郭永江兄由《蔡文姬》想到了《四郎探母》,在《会刊》第6期发表了一篇小文《蔡文姬和杨延辉》,为《四郎探母》鸣不平。文中有“蔡文姬战乱中被俘,杨延辉战场被俘。一个嫁于匈奴贤王,一个招为北辽驸马。然而,为续写《汉书》,蔡文姬被曹丞相厚礼相赎,迎回中原,成为汉匈和好的象征,杨延辉思亲心切,盗令出关,回朝探母,被斥为从狗洞爬出的变节者。”郭永江文中首次为《四郎探母》喊冤:“建议对此冤案,予以‘平反’。而对受害者杨延辉亦应‘落实政策’,调动四郎‘积极性’,请他重登舞台,再来探母,一为中华民族大团结略效绵薄,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作出贡献。”这篇文章中使用了当年非常流行的“冤案、平反、落实政策”等语句,都有时代的烙印。但是此文的“出洞”(也是极左时代的政治词汇,有“引蛇出洞”的说法)非同小可,郭永江的文章“揭开了盖子”,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公然为《四郎探母》正名的文章。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来京参加献礼演出的上海昆剧团《蔡文姬》的改编者、老编剧郑拾风看到《会刊》上郭永江的文章,心里一惊,“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自己好端端的一出郭老的《蔡文姬》,怎么和叛徒戏《四郎探母》联系上了?郑拾风老先生的担心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还心存余悸。“文革”当中,因为“党内最大的叛徒、走资派”喜爱《四郎探母》,全国的大字报、小字报上都是“最大的走资派”穿着杨四郎的戏服、戴着驸马冠的漫画,铺天盖地,历时十年之久。郑拾风先生为了慎重起见,他把这一期的《会刊》寄回了上海戏剧家协会。

上海戏剧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上海戏剧》在1979年第2期上,改作者名姓为“郭勇”(有勇气者寓意),转载了《会刊》上郭永江的文章《蔡文姬和杨延辉》。这是事关《四郎探母》命运的一次关键的转载,因为全国调演期间的《会刊》只是一个短暂的内部刊物,仅供参加演出的剧团和调演组委会的工作人员看。而《上海戏剧》是公开发行的刊物,影响力遍及全国。这篇公然为《四郎探母》呼吁和平反的文章,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面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发表。《四郎探母》第一场戏,杨四郎出场后念“引子”,第一句是“金井锁梧桐”。郭永江的文章正如一把钥匙,打开了“锁梧桐”的这把锁,从此这棵中国戏曲的梧桐树得以释放,就要一展身姿了。

继发表郭永江的文章之后,上海市文化局召开了剧团创作人员座谈会,上海京剧院的老剧作家徐思言旗帜鲜明地支持郭永江,《上海戏剧》1979年第3期上发表了徐思言的文章:《抢救京戏艺术遗产——<四郎探母>等四出京戏说起》。1979年第4期《上海戏剧》与同年74的上海《解放日报》和723的北京《人民日报》对这个座谈会都给予了报道。全国各地的报刊也都有文章,对《四郎探母》这出戏展开讨论,主张开放、恢复演出和反对公开演出的意见针锋相对,僵持不下。

反对《四郎探母》公开演出者的意见认为蔡文姬、王昭君等都是非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战争期间在交战双方之间往来、居住、通婚等,是可以理解的。而杨四郎是宋朝军队的将军,在战争中被俘后隐名埋姓,与敌国公主结婚是不可原谅的叛徒行为。

而支持《四郎探母》恢复演出的郭永江等人又提出当初宋朝与北辽的战争,实际上是汉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纠纷,萧太后与铁镜公主的辽国(早期称契丹)地域包括现在的东北、山西和河北的北郊,因此辽汉之间不是敌国的关系,是中国古代的内部战争。反对派于是又接着这个话题反问,如果汉朝与番邦(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属于内战或者内部纷争,那么文天祥、岳飞、杨家将这些爱国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应该如何定位和评价?

当年两派的文章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还有“文革”中两派“大辩论、大批判”的遗风。至此,关于《四郎探母》的争论越辩越多,但是都停留在理论上,纸上谈兵而已,因为“文革”结束后谁也没有看到过《四郎探母》的演出。为了正视听,郭永江突发奇想,找一个剧团演一场《四郎探母》,看看观众的反应,此举也适应当时正在热议中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郭永江没敢找大剧团,他想到了北京的风雷剧团。北京风雷剧团是北京宣武区的区属剧团,前身是1937年在北京天桥成立的一个民营剧团。团长陈瑞峰之前与郭永江有过创作上的合作。郭永江找到陈瑞峰,跟他说了演出《四郎探母》的事情,希望他能够带头演出此剧。陈瑞峰说:“这是中央决定禁演的剧目,咱们这个区属小剧团,还是别冒这个头。”郭永江又找到了风雷京剧团的副团长、老旦演员李鸣岩。李鸣岩是学老生出身,从小学的就是杨四郎,后来才改的老旦。她很喜欢这出戏,而且她既演过杨四郎,也演过佘太君,如果复出排戏,她还可以做导演给大家说戏。但是她一个人也做不了主,于是郭永江又找到了另一位副团,两位副团长都提出了排演计划,团长陈瑞峰也就顺水推舟,同意试试看。全团听说要排《四郎探母》,都非常兴奋,很快就排出全剧。

演出是在前门外鲜鱼口的大众剧场,大众剧场“文革”前是中国评剧院的剧场,现在空着。《四郎探母》全剧在“文革”后的首次演出,就是在这里开锣了。这次演出集中了风雷京剧团的主要阵容,杨永峰饰演杨四郎,吴素秋的侄女吴纪敏饰演铁镜公主,虞俊生饰演萧太后,佘太君则是由李鸣岩饰演。我和郭永江去大众剧场观看了演出,我也拍摄了照片。这出以汉辽战争为背景的戏,完全排除了战争的因素,而是突出父子情、夫妻情、兄弟情、兄妹情等人性的情感,这不就是刚结束不久的“文革”当中批判了十年的“人性论”吗?风雷京剧团的领导和演员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要胆大,要知道多少戏曲工作者因为演出了所谓“黑戏”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而这个时候是1979年,“文革”的阴霾还在,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说法音犹在耳。而小小的风雷京剧团能够顶住压力,勇于“实践”,率先演出“久经批判”而且被“定过性”的《四郎探母》,真是一次勇敢的行动。

这次划时代的演出,演员和观众都十分兴奋,剧场里呈现出多年未见的情景,观众自发的掌声和叫好声不断。这与过去十年唱革命样板戏时,组织起来的观众掌声完全不同,有着本质上的反差。以亲情爱情为主题,围绕着探母的曲折故事和每个人物感情的纠结,紧紧抓住了观众。舞台上行当齐全,有老生、小生、青衣、花旦、老旦、丑角等,唱段都是多年未听到过的经典,而且全剧从头到尾都是西皮唱腔,集中了西皮音乐的所有板式,节奏非常紧凑,一环紧扣一环。观众在历经十年的文艺饥渴之后,享受到了一次丰盛的传统艺术大餐,色(色彩缤纷的服饰)、香(满台芬芳的表演)、味(唱念中的韵味)俱全。

但是,就在这次划时代演出的第二天,郭永江接到了剧团的电话,告诉他北京市一位主管文化的负责人看过戏之后,对剧团的领导指示:“这样的戏作为培养演员,内部演一演,大家观摩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公演”。于是,此次《四郎探母》全剧的首演,就此告一段落,不了了之了。

(作者系《中国戏剧》原摄影记者,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文化活动部负责人。)

              (转自《中国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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