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死因新探

杨业死因新探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李裕民

宋太宗雍熙三年七月六日（公元986年8月5日）凌晨，杨业率部与辽将耶律斜轸十几万大军激战，八个小时下来，宋方寡不敌众，且战且退，当退到陈家谷口时，原定埋伏的援兵早已不见影踪，杨业不得不作最后的拼搏，奋战到日暮时，终于重伤被俘，不食三日死，一代名将陨落了，千年以来，尸骨无存，令人悲叹不已。八月，主帅潘美降三级，都监王侁、刘文裕除名、发配金州与登州。一年后，宋太宗判断：杨业之死，主要责任在王侁（《宋史》卷463《刘文裕传》：“岁余，上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于是，潘、刘二人复职，王侁则老死他乡。

对于宋太宗的判断，后人并不买账，在戏曲小说中都归咎于潘美。艺术可以加工，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当时王、刘、潘三人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学术界有些不同看法，尚未达成共识。再将视野放宽一些，杨业之死，除此三人外，还有没有人该负责了？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了？似乎乏人问津。本文试从三个方面作些新的探索。

 一  宋太宗决策之误

首先要追究的是宋太宗（939—997）的责任。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花了几个月的功夫迫使北汉投降，随即不顾疲劳，挥师北上，试图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不料惨败负伤而归。

经过六年多的准备，又于雍熙三年（986）正月发起第二次北伐，做法比上一次有所改进，即派曹彬统帅二十万大军，组成东路军，直捣幽州。又派出中、西两路军共十万人作策应，中路由田重进率领。二月任命潘美、杨业为西路军正副统帅。三月至四月，西路军攻下寰、朔、云、应四州。中路军占领蔚州。

辽方，萧太后掌权，其对策比宋太宗高明。一方面，派精锐部队赴幽州，听从耶律休哥指挥，同时亲帅大军南下，与休哥形成合围宋军的态势。辽军主力并不急于交锋，先是对峙，切断宋军的补给线，然后于五月三日，与曹彬部激战，宋军大败，死伤不计其数。余兵南逃，又被辽军追击，损失数万。随后，萧太后派耶律斜轸等人西进，任务是：收复失地、活捉杨业。

五月九日，宋太宗得知东路军失败的消息，急忙命曹彬归阙，田重进返回定州、潘羙还代州。十六日，辽耶律斜轸部收复蔚州，杀宋中路军二万余。六月十七日，斜轸部攻下寰州，杀千余守兵。

此时，战事已以宋军失败告终。宋太宗却心血来潮，于七月初突然下令要西路军北上护送寰、朔、云、应四州吏民南下。目的显然是坚壁清野，给辽留下几座空城。这一决策表明宋太宗军事才能十分低下。本来战争之胜负很难预测，必须有各种预案，或顺利、或胶着、或失败，都应有不同的对策，而宋太宗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胜利，所以在派出东路军的同时，就任命新的幽州地方官刘保勋随军前往，没有想到，这位官员白白死在前线战场上。（《宋史》巻276）

宋太宗这道命令并不现实。一，寰、朔、云、应四州是汉族和党项、沙陀、吐浑等族杂居，宋从来没有统治过，吏民与宋并无任何感情联系，缺乏信任感，是否愿意离开家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安家，是个问题。二、男女老小一大堆人，行动必然迟缓，在五月初辽军主力尚未西进之际，还有时间撤离，现在辽军已经占领寰州，云州南下之路被堵，已无法撤离。

宋太宗玩弄权术比其兄赵匡胤高明的多，军事上只能算是个小学生。在宋王朝开国时，他才22岁，从来没有打过仗。不会打仗，却又主观独断，自以为是。如果没有他祭出这一臭招，杨业就不会作这样无谓的牺牲。杨业之死，他应负决策错误之责。但是在皇帝时代，皇帝的错误总会被悄悄地抹掉，没有人去算他的账。这里有必要揭示这一点。

二、王侁、刘文裕、潘美之过

    宋太宗撤离四州吏民的命令，尽管不现实，西路军还得执行。怎么办？杨业主张：从代州出兵直奔应州，这就截断了寰州与东部蔚州、幽州之间的联系，辽军本来就是要找西路军决战，并生擒杨业，必然会从寰州东奔应州，这就给云州南撤留下了通道，只要事先与云州打好招呼，他们就可南下，连同朔州吏民撤回雁门关内。

客观的说，杨业的方案并不能圆满完成宋太宗交代的任务，因为寰州已落入辽手，只有云、朔、应三州尚在宋手，一旦寰州辽军被吸引到应州，朔州离雁门关不过几十里，其吏民很快可以安全撤离。至于云州就难说了，其少量的留守宋军及有马匹的吏民有可能撤离，其他没有马匹的人就苦了，因为云州距雁门关数百里，而宋军一旦将辽军吸引到应州，就会回撤，此时辽军自然会识破宋方的真实意图，杀回寰州，其间只有一二日的空档，没有马匹的云州人恐怕走到半路就会被截杀。此方案尽管不完美，在当时是唯一可取的方案，它既使宋军不受损失，又至少能使部分吏民撤离。如果不引开辽军，恐怕连朔州人也无法撤离，因为朔州离寰州仅40来里地，一有动静，辽军马上就会出击。

王侁对此方案，全盘否定。他主张杨业应当直接与辽军激战，将辽军打垮，撤离吏民就易如反掌了。理由很简单，杨业号称杨无敌，谁都能打赢。他目睹杨业仅用21日就拿下了寰、应、云、朔四州，（3月12日寰州，13日朔州，19日应州，4月3日云州）这在三路宋军中是绝无仅有的。对王的建议，刘文裕立即表示赞同。两个监军的一致表态，别人就很难插嘴了。

表面看起来，王侁说的蛮有道理，其实大成问题。他不懂辽守州的地方军，其战斗力与主力军不可同日而语，又不懂杨业之所以有杨无敌之号，并非只要蛮干就能赢，是有勇有谋的结果。

王、刘没有和辽军打过交道，所以认识很肤浅。杨业与辽军有过几十年的接触，底子摸的很清楚。所以马上回应：不可硬来，那样只会失败。

王侁居然使出杀手锏：你号称无敌，现在却不敢上阵，难道怀有二心！？

在宋代，监军有权处死有二心的主将。说到这里，已经把杨业逼到绝境，杨业见事已如此，与其遭诬陷而死，不如战死疆场。便毫不犹豫的表态：我不怕死，只是怕白白让将士们送死，而不见功效，既然你这样说，那我现在就上阵好了。

王侁主观上是故意要置杨业于死地吗？恐怕不是。他是错误估计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立功心切，又刚愎自用。当杨业出兵后八个小时没有回来，以为杨业已经得胜，急忙领军前往抢功。从这一事实看，他确实是盲目乐观。主观虽非恶意，效果就是逼死了杨业。他无疑是主要的罪魁祸首。

刘文裕也是盲目乐观，他与贺令图等4人，先后上书，认为现在契丹主少国疑，是出兵北伐的好时机（《长编》卷27）。宋太宗决心北伐，与他们的鼓动有关。在战前会议上，他虽然说话不多，但他赞同王侁的意见，使杨业陷于孤立的境地。他起的作用略小于王侁，从客观效果上说，也是逼死杨业的罪人。

主帅潘美，在会上一言不发，应该如何评判？他是名将、内行，曾帅军平定南汉，又参与平南唐、北汉之战，有许多实战经验。对于辽军的实力，他领教过。辽耶律斜轸部西进第一战是打蔚州，中路军顶不住，他与贺令图率部援救，结果蔚州仍然丢失，中路军损失一半人马，潘无功而返。他清楚，耶律休哥十几万辽军，就能把宋20万东路军打的落花流水，现在西路军才5万兵力，哪是耶律斜轸的十几万大军的对手呢？但如果赞同杨业意见，显得杨业比他高明，而且与王、刘形成2对2的僵局，会议无法收场。如果公开支持王、刘，与辽交战，作为主帅，理应亲自带兵前往，这是险招，弄不好会让自己丧命。他默默的看着三人之间激烈的争论，直到杨业主动请缨，他就顺水推舟完事。没有想到，杨业来了最后一招，请求潘等在陈家谷口带歩兵强弩为援，潘不能不答应。但当抢功的王侁发现情况不妙，匆忙逃跑时，潘却压不住阵，也跟着跑了。这样一来，杨业最后保命的机会也丧失了。堂堂一路统帅号称名将，竟然连阵都押不住，怎么也说不过去。显然，他这一举动是有意置杨业于死地。如果说王、刘是将杨业逼到了悬崖上，潘又上前推了一把。杨业被俘致死，无论从主观动机或客观效果上说，潘美的罪责要大于王侁。只是其表现比王侁更隐晦而已。

杨业被逼死，真相揭开，舆论大哗，宋太宗不得不立即同时处理3人。待到事情逐渐平息，一年后说，责任全在王侁，于是给潘、刘复职。那是借口，其背后的原因，是照顾关系户。潘与太宗是儿女亲家。刘的祖父与太宗的祖母是亲兄弟姐妹。（《宋史》卷463《刘文裕传》：“簡穆皇后即文裕祖姑也。”）

三、其他因素

导致杨业之死，尚有其他因素。

一、没有亲兵。

    北宋名臣田锡（940—1003）《上太宗答诏论边事》，其中说道：“闻近侯伯亦有厅直三五十人，习骑射，为心腹，每出入阵敌，得以厅直随身，翼卫主帅，后来不敢养置。昨来杨业陷阵，访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从人，护助捍御，以致为狄之所获。”（《宋名臣奏议》卷129，《咸平集》卷一）

这是说，杨业身边没有亲兵，如果有，就不会被敌人俘获。此奏上于端拱二年（989）正月（《长编》卷三0、页675），上距杨业之死才2年多，所说应有依据。这一点似乎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从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开始，各藩镇身边都有一帮亲兵，他们是从军队中挑选出来的，武艺高强、而且忠心耿耿，他们不惜生命保卫主子的安全，以后亲兵人数不断增多，藩镇借以争夺地盘，甚至抵抗中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宋朝建立后，为了防止出现藩镇割据局面，制定了许多政策，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不许将领设置亲兵。这些措施确实有效，宋代没有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但是此做法有利也有弊。如果发生战争，一旦失利，将士只顾自己逃命，主将往往会遭遇不测。宋神宗时延州之战失利，主将刘平、石元孙被俘。好水川之战，主将任福亡（《宋史》卷325）。南宋初年情况有了变化，各个家军都有亲兵，如张（俊）家军、韩（世忠）家军、岳（飞）家军、吴（玠、璘）家军、刘（光世）家军、杨（存中）家军，尽管他们都有失利的时候，但是主将个个都安全无恙。因为队伍都是他们一手培植起来的，都有一帮子最精锐的亲兵保护着。

虽然杨业最后尚有上百人为之苦战，那是出于对杨业的敬重，与精心挑选武艺高强、有组织能互相协作的亲兵，其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二、都监制度。

从制度层面上看，军中设都监，也是为了防范主将的叛变。表面上都监是副手，实际权利很大，甚至可以处死主将。有一次，太宗对大将袁彦不放心，让潘美去当都监，吩咐他如发现其有背叛的嫌疑，可立即处死。

《宋史》卷二五八《潘美传》：“陜帥袁彦兇悍，信任羣小，嗜殺黷貨，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徃，諭以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彦遂入朝。上喜曰：潘美不殺袁彦，能令來覲，成我志矣。”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皇帝下令，都监才会乖乖服从主帅，如平南唐时，任命曹彬为主帅，潘美为都监，同时宣布，自都监以下，不听令者杀。

《长编》卷15：開寶七年十月丙戌，”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畧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剑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

都监制确实起到了防范主将叛变的作用，但也带来了重大的弊病，那就是外行干扰了主将作出正确的决策。王、刘二人在战前会议上飞扬跋扈，也是这种制度下的产物。

三、宋朝廷上下对北汉降将的防范和妒忌心理

北汉是十国中反抗中央政权最激烈的国家，国虽小，善战的将领不少，宋太祖二次征讨无果而返，直到太平兴国四年北汉才投降。杨业、陈廷山等成为宋的将领，过去的对手转化为同事，但是心理并没有立即随之改变。陈廷山是一员勇将，起初并无二心，然屡遭诬陷、暗算，最后被迫准备投靠契丹，而被处死（《宋太宗实录》卷44）。杨业也遭遇到种种诬陷，他们上奏到皇帝手中，太宗特意将这些奏章送交给杨业，表示对他的信任。但是并没有制裁这些诬告者，实际上在默许或纵容这种不信任感，王侁在会上公然流露对北汉降将的不信任，并非偶然。宋太宗对杨业的信任度是有限的，明知“无敌”，却不让他当地方长官的一把手，还要派都监监视。其内心深处，仍然有防范心理在作怪。

相对而言，辽国的萧太后比他强的多，她知道杨业能干，很想重用他，故而特意下令一定要生禽，而不是杀死。当得知是耶律奚低以箭射中杨业要害，不食而死，就不给他记功。（《辽史》卷83：“军令须生擒继业，奚低以故不能为功。”）再看杨业死后，辽国的古北口为杨业修庙，不管修庙人是汉人还是契丹人，他们都敬仰这位将军，庙修在辽国上京与南京间往来的必经之路，辽宋使者的必经之路，辽的皇帝、太后都允许它存在。相反，杨业为宋而牺牲，宋朝廷只是赠物与赠子官，并没有修一座庙。

再看武则天，当她读到骆宾王的讨武氏檄文时，不但不生气，反而欣赏其文笔，埋怨大臣没有将这样的人才拉拢过来。唐太宗敢于将政敌的心腹干将魏征，用为自己的心腹，从而有贞观之治的出现。

宋太宗，一肚子小鸡肠子，抛不开狭隘心理，有人才，却不敢用到刀刃上，度量小，怎能成大气候。光想着如何防堵保政权，却不考虑任何政策有利必有弊，如果在实施政策时防范其弊端，那就不至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雍熙北伐，损兵之后，又出下策，断送了无敌将军杨业，也就断送了收复幽云失地的希望，从此宋王朝军事上一蹶不振，宋太宗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