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杨业与狄青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不同，其进退出处与平生经历亦有较大差异，但均为北宋名将。千百年来，其英雄事迹受到了无数文人雅士及市井百姓的颂扬讴歌，尤其是杨家将的故事以种种形式广为流传，更使得杨业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讲，杨业与狄青可谓殊途同归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 罗家祥
杨业与狄青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不同，其进退出处与平生经历亦有较大差异，但均为北宋名将。千百年来，其英雄事迹受到了无数文人雅士及市井百姓的颂扬讴歌，尤其是杨家将的故事以种种形式广为流传，更使得杨业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讲，杨业与狄青可谓殊途同归，均无善终。前者不得不钻进近似于人为设计的圈套力战不屈身死，后者则在盛名之下饱受侮辱、猜忌以至莫须有的诬陷，年仅50便郁郁而终。从政治史及政治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两位名将背后的悲剧色彩及其成因实有深入挖掘和从本质上加以认识的必要。
一、杨业、狄青的名将风范与不朽功业
中国古代的兵学著作认为，身为将帅必须具备智、仁、敬、信、勇、严以及三隧、四义、五行、十守等重要素质。［1］
根据这些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杨业与狄青均无可置疑地在北宋乃至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约言之，作为北宋名将，杨业与狄青在如下几方面具有共同特征：其一是骁勇善战，精通兵法战阵，有勇有谋。在北宋许多文臣或一般文人眼里，杨业与狄青均为一介武夫，但其实并非那么简单。杨、狄二人自青少年时代起即在刀光剑影中浴血奋战，靠显赫的战功逐渐成为威名远扬的著名将领，其过人的军事才能与战争智能是有目共睹的。此外，二人均通晓兵学和战争谋略。过去一般认为杨业不知书，近人通过研究，证实其精于兵学；［2］狄青则实际上是一位儒将，在范仲淹的指点下，他不仅精通《左氏春秋》等传统经典，而且通过“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3］。因此北宋文臣简单地视杨业、狄青为一般“武人”，这实际上是文人的偏见和刻意的贬损。
其二是在每次战斗中身先士卒，且有功不伐，以诚待人，具有极强的人格感召力。史称杨业“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4］而狄青亦“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故“所出常有功”。［5］从有案可稽的材料看，杨业与狄青均具有忠信仁爱的传统美德。杨业在力战不支、慷概赴死之前，还曾力劝其部属：“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倘敌人散去，尚可还报天子者。”而“众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无一人生还”。［6］尹洙以贬死，而狄青仍“悉力赒其家”，其所为与当时官场习大相径庭。［7］
第三，杨业与狄青不仅仅都是能征惯战的大将，而且都具有丰富的阅历和过人的政治智能。早在开宝二年(969)六月宋太祖率兵亲征北汉、契丹遣其将南大王来援时，杨业就曾向北汉主刘继元建议:“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万数，因籍河东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陛下长享贵宠，不亦可乎?”但未被采纳。［8］杨业所云实际上涉及北汉何去何从的政治问题。而狄青，史称其“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笔者认为《宋史》对狄青这种秉性和行事风格的概括不仅仅是针对其军事指挥艺术而言，还应包括其政治行为艺术在内。显然，杨业与狄青的才能与智能远远超出了一般将领。
正因为这些卓尔不凡的优秀品质，杨业与狄青得以在各自所处的时代脱颖而出，并在其戎马生涯中建立起赫赫战功，分别得到当朝帝王非同一般的嘉许、倚重与宠爱。尤其是狄青，起家行伍而最后竟位极人臣，官至枢密使。
北汉时，杨业“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9］。因此在归宋之前，杨业即以其威名为宋太宗所垂青，并“尝购求之”。太平兴国四年(979)，北汉亡，杨业降宋，因其“老于边事，洞晓敌情”，很快即历右领军卫大将军、郑州刺史，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重返故地，为北宋王朝拱卫北部边疆。在任内，杨业忠于职守，振军经武，加强边备，史有明载。据包拯讲，“先朝以骁将杨业守代州，创筑城全，于今赖之”［10］。
因为长期与辽人打交道，杨业对宋辽边疆情势了如指掌，加之精通兵法，善于用兵，尤其重要的是，杨业具有对北宋王朝来说不可多得的忠勇品格。在为北宋王朝效命疆场八年间，他不辱使命，出生入死，累建奇功，威震契丹。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陉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11］。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宋遣三路大军再次大举北伐契丹，潘美为西路。西路军连取云、应、寰、朔四州，但因东路军统帅曹彬指挥失误致整个战局逆转。为完成掩护四州百姓内迁的使命，杨业的正确建议得不到采纳，反为监军王侁、刘文裕及主帅潘美威逼，不得已慷慨舍身赴死，一代名将终化作一缕北宋忠魂。
狄青与杨业所处的时代相隔较远，所处的环境有较大差异。杨业殉难于宋太宗雍熙三年(986)，狄青辞世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二者辞世时间相距逾70年，杨业建功立业在北宋立国之后的宋太宗时期，狄青则扬名于各种“祖宗之法”业已形成并得到信守、北宋王朝的统治基本上稳定下来的宋仁宗时期。但狄青西讨南征，同样表现出卓尔不群的军事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名将风范，［12］宋廷对其评价是“优负智谋，素推骁果”，“擅贾复折冲之能，得亚夫持重之体，报功居最，腾誉寝高”。［13］
狄青之成名，始于宋仁宗宝元初年爆发的宋夏战争。史载:“宝元初，赵元昊反，诏择卫士从边，以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时偏将屡为贼败，士卒多畏怯，青行常为先锋。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尝战安远，被创甚，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众争前为用。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14］在宋军败多胜少、将领大多怯战惧战的情况下，狄青以骁勇善战、战功显赫成为众所瞩目的著名将领。
当然，尹洙、韩琦、范仲淹等人的知遇与奖掖对狄青的成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尹洙曾以“良将材”将狄青荐于韩、范，范仲淹引导其博览群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擢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15］。后来在给宋仁宗的奏疏中，范仲淹还曾将狄青排在“材武可用将佐”的第一等第一名推荐给朝廷。［16］庆历和议后，狄青徙真定路副都总管，历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迁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二军节度观察留后，又迁马军副都指挥使，后又以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擢枢密副使。
宋仁宗皇祐年间平定广源侬智高一战，将狄青的一生推向了事业辉煌的顶峰。侬智高反宋后，“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围广州，岭外骚动”，宋廷先后遣杨畋、孙沔、余靖等领兵进讨，均无胜绩。狄青上表请缨，以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的身份率兵进剿。狄青南下后，整顿军纪，指挥若定，率兵巧取天险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一举平定了广南战乱。返回汴京后，“帝嘉其功，拜枢密使” ［17］进入了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
作为一代名将，杨业和狄青在身后也可以说是备极哀荣。杨业力战被俘身死之后，宋太宗闻之痛惜，特下诏予以褒奖，极尽称美之辞：“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猋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并赠太尉、大同军节度，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18］同杨业相比，狄青虽然没有杨业为北宋尽忠死节的悲壮事迹，但同样得到北宋王朝的极度礼遇。嘉祐二年(1057)狄青因“疽发髭”辞世，“帝发哀，赠中书令，谥‘武襄’”。甚至直到11年后的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还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考次近世将帅，以青起行伍而名动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终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画像入禁中，御制祭文，遣使赍中牢祠其家”［19］。按传统中国社会的一般价值标准，身为人臣有此盖棺定论，似乎足以流芳千古、光耀门庭了。
以上可见，杨业与狄青各自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为之功成名就提供了机遇和平台，靠着自身素质与主观努力，他们最终奠定了在宋代军事史乃至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杨、狄二人在战争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指挥才能、战争艺术，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兵学史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杨业，其人格风范、精神风貌以及悲壮事迹随着杨家将故事的广泛流传，更是超越了民族界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功名背后的悲剧色彩
然而，回到北宋当时的历史环境，透过杨业、狄青生前的各种遭际与身后道道耀眼光环形成的巨大反差，我们则又不难看到，这两位著名将领身上也闪现出浓烈的悲剧色彩，从而为我们思考宋代乃至整个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提供了重要的个案。
杨业和狄青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个人的经历及最后的人生结局有异，但其悲剧色彩则有明显的共同特征。这首先就表现在他们生前重大的军事活动几乎总是处于宋廷的监控、掣肘与防范当中。在此种政治环境中、他们一方面为自己获取功名、建功立业，为保卫北宋政权、保卫边疆的黎民百姓，以自己的忠勇与智慧浴血疆场；另一方面，他们均缺乏最基本的信赖、不得不忍受着来自于宋统治集团内部的轻蔑、猜忌甚至诋毁，承担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毫无疑问，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使杨业与狄青均难以淋漓尽致地焕发出名将风采。
杨业战死之前监军王侁、刘文裕的所作所为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典型的例证。为保四州百姓安全南撤，当杨业提出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时，监军王侁先是“沮其议”，称杨业是“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讥讽嘲弄之意溢于言表；复则武断强迫杨业“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马邑”，另一监军刘文裕“亦赞成之”。当杨业称执行这一方案为“必败之势”时，王侁则曰：“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得非有他志”一语，终于将一代名将杨业逼上了不归路。挟皇权而飞扬跋扈的监军王侁对军情懵懂无知又“欲争其功”的各种蠢举和丑行，史籍有详细记载。［20］然而，宋廷为伺察、防范武将簒逆而派出的此类“口含天宪”的监军，竟能动辄以“有他志”对武将诬陷威逼，并以荒唐、粗暴的方式对生死攸关的军事行动横加指责与干涉。
同其他将领一样，杨业也受到严密的监控与防范，还表现在出战时不能拥有少许亲兵和贴身护卫。杨业战死不久的端拱二年(989)正月，知制诰田锡上疏曾对宋太宗实施“将从中御”，每战必降以阵图，必授以方略等做法进行规谏，同时认为将帅应该在奖赏士卒方面有些自主权，“将帅行恩信，恤士卒，必丰财货，方得士心”，他指出“近代侯伯，各有厅直三五十人，习骑射为腹心，每出入敌阵，得以随身”，而“后来不敢养置”，并以杨业为例加以说明：“昨杨业陷阵，访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以致为敌所获。”［21］田锡所云无不在理，但他或许并不清楚上述在军事上幼稚至极的荒唐做法正是宋太宗本人自鸣得意的杰作：既达到了钳制、防范武将的政治目的，又可表现他自以为高明的军事才能。田锡的规谏当然不可能为宋太宗所采纳，但其奏疏中披露的有关杨业为敌所获的原因，适足以证实杨业乃是宋廷各种防范武将措施的直接受害者之一。
狄青所处的时代与经历与杨业不同，但也如出一辙地受到各种猜忌与防范。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六月，当宋廷采纳韩琦、范仲淹的建议，欲以狄青知渭州时，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多次上疏极论狄青不可独当一路，指其“骤至行间，未著大功，蒙恩超擢，又其为性率暴鄙吝，偏裨不伏”，强烈要求“须别得渭州知州，与青缓急商量战守之势”，并对“自来武臣在边，多被文臣掣肘，不若专委武臣，责其成功”的说法大加驳斥。［22］所以王夫之说:“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23］余靖后来随狄青同征侬智高，得以一睹狄青的大将风采，并在狄青去世后撰有旨在表彰狄青的《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但毫无疑问，余靖在论奏狄青知渭州诸疏是别有一番深意的。
狄青率昔日部属宣抚广南成行之前，宋廷在是否派遣监军、派何人监军的问题上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刘敞便是积极主张派遣监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声称“上古王者之遣使命将也，必为之设介贰参佐，非独司纪纲，广谋策而已，亦所以谨大事、备不然也［24］。所谓“谨大事、备不然”云云，其所指也是十分明显的，即担心狄青趁机起兵反宋。如果派人随军伺察，派谁合适呢？宋廷原拟由原入内都知任守忠为副，以宦官为监军，因有人极力劝谏才作罢。［25］谏官韩绛则谓“武人不宜专任”，要以文臣副之。只是因为宰相庞籍变相为昔日的部将担保，认为“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则号令不专，不如不遣”，才得到宋仁宗的同意，并下诏岭南皆受狄青节制，才有狄青归仁铺捷。［26］
杨业与狄青的个人悲剧还在于他们所拥有的名将品格与卓越战功同宋廷防范武将的用心在本质上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从而成为最高统治集团之大忌，这就注定他们在获取功名后无有宁日，一直到生命结束。尽管杨业和狄青对北宋王朝忠贞不二、恪守臣节，但通过现存的史料，我们甚至可以清楚地感受其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各种悲怆、痛苦与无奈。
杨业是名将，也是忠诚信义之士，他至死对北宋、对宋太宗都是怀有感恩之情的。其所以然，是因为他在归宋之前曾依附北汉，并为之披肝沥胆，不仅以各种方式与契丹周旋，也曾频与新建的北宋政权发生战事。自以为可以成就一番盖世功名的宋太宗正在用人之际，不仅未记前嫌，反而因其“老于边事”，委以重任，让其重返北疆捍边，因此杨业在赴死之前对此仍念念不忘：“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以柄”，对“上遇我厚”难以释怀。他所梦寐以求的是“期捍边破贼以报”，在他看来，只是时乖命蹇，“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师败”，以致壮志未酬。［27］
但远离北宋政治中心的忠诚信义之士杨业并不明白，正是他誓要舍命相报的宋太宗主导织成的专制独裁之网，才使他最终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小小一个西上閤门使、蔚州刺史王侁，人格卑下，对军事懵懂无知，何以敢在早已威名远播的杨业面前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并恣意进行侮辱嘲弄？是因为王侁有“监军”这一特殊身份。关于潘美、刘文裕等其他几个当事人与杨业之死的关系，李裕民教授早已著文阐明，兹不赘述。透过监军王侁施之于杨业的污言秽语，我们至少可以判明宋廷对杨业的基本态度：①杨业不过是一降将，降将随时可能再次反宋；②杨业不过是一介武夫，所有的武将均在严密监控之列，何况还是降将？杨业在慷慨赴死之前、虽因“上遇我厚”而忍辱负重，但明言“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其间难以名状的悲怆孤愤之情溢于言表。
与杨业不同，狄青起行伍而为枢密使，十余年间平步青云，诚如当初反对除狄青枢密副使的贾黯所云：“国初武臣宿将，扶建大业，平定列国，有忠勋者，不可胜数。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者。”［28］狄青从除枢密副使到除枢密使，曾遭到过众多官僚士大夫的反对，如范仲淹、庞籍、韩贽、王举正等，但却因得到宋仁宗的垂青而官运亨通。个种原因，首先是狄青对宋廷有着一如既往的忠诚；其次是狄青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数次化解边疆危机起到重大作用；第三是他在复杂危诡的官场上具有一定的生存智能，即如后来宋神宗所说的“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终始”。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青奋行伍，十余年而贵，是时面涅犹存。帝尝敕青傅药除字，青指其面日：‘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29］总的来看，因为有宋仁宗的庇护，狄青在仕途上是颇为顺利的。
然而，仕途顺利的狄青最终也未能幸免于以悲剧结束其一生。如果说杨业是因为受到监军王侁等人的威逼而不得不赴死殉宋，那么狄青则完全是因为朝中文臣的无端猜忌，受到蓄谋迫害而亡。据王楙《野客丛书・附录》记载，哲宗即位后的“平章军国重事”、四朝元老文彦博是将狄青迫害致死的主谋：“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骄蹇不恭……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度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辠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对，上道此语，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未知，到中书，再以前语白文公。文公直视语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即惊疑终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谋也。”所谓“得军情”，即是得军心。根据这段材料所云，文彦博是唯恐“得军情”的狄青成为赵匡胤第二，得到宋仁宗的默许而精心策划了一场不可谓不残忍的政治谋杀。［30］狄青作为两宋寥寥无几的杰出将帅之一，他可以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可以在腥风血雨中纵横驰骋，但在这场政治迫害中却一筹莫展，郁郁以终。
据有案可稽的史料记载，积极参与这一政治谋杀的实际上还有北宋名臣欧阳修、刘敞等人。欧阳修虽曾做过枢密副使，但与韩、范不同，只是个不折不扣的不懂边事、不懂军事的文臣。在狄青被罢免枢使之前，欧阳修曾经多次上疏论奏狄青，其中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所上一疏是最为全面、在士大夫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值得玩味的，其中有云：
臣切见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自其初掌机密，进列大臣、当时言事者已谓不便。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且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然则青之流言军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势使之然也。臣谓青不得已而为人所喜，赤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为青计者，自宜退避事权，以止浮议。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近日以来，讹言益甚。或言其人身应图谶，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传说以为常谈矣，而唯陛下犹未闻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仓卒之际，为军士所迫尔。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为患者多矣。泚虽自取族灭，然为德宗之患亦岂小哉？夫小人陷于大恶，未必皆其本心所为，直由渐积以至蹉跌，而时君不能制患于未萌尔。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难言者，唯愿陛下早闻而省察之尔。如臣愚见，则青一常才，未有显过，但为浮议所喧，势不能容尔。若如外人众论，则谓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决也。但武臣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圣慈深思远虑，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以此观青去就之际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临事制变。且二府均劳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处如一，事权既去，流议渐消，则其诚节可明，可以永保终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难于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则又言无及矣。臣官为学士，职号论思，闻外议喧沸而事系安危，臣言狂计愚，不敢自默。［31］
欧阳修是五代史专家，对五代时期武将、包括宋太祖赵匡胤以禁军统帅篡位史实了如指掌；他又是著名学者和散文大家，所撰写的文字极富文采和说服力；同时，欧阳修与范仲淹等曾在政治上相互引为同类，在奖掖后学、发现人才方面也有一定建树，曾官居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在北宋的政坛也具有一定地位。但面对这篇奏疏，我们却不得不说：这是一篇危言耸听的文字，是一篇诬枉不实的文字，还是一篇自毁长城的文字，并在以后的宋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潜在影响。此后不久，欧阳修再次借宋仁宗因水灾许中外臣僚上封言事之机附会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上疏论奏狄青。他说，“至于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臣亦阴也”，旧调重弹，要求罢免狄青，“为国家消未萌之患”［32］。
除欧阳修外，刘敞亦力请罢免狄青。据《长编》载，他在知制诰任上即有此议，出居外任时所云则更为严历：
敞出知扬州，又极言:“今外说纷纷、虽不足信，要当使无后忧，宁负青，无使负国家。”并谓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忧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体平安，大忧去矣，而大疑者尚在。”具以青事告之，宰相应对唯唯。敞既至官，拜表，又遍遗公卿书曰:“汲黯之忠，不难于淮阳，而眷眷李息。”朝廷皆知为青发也。
加之有人称“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又京师大水时，“青避水徙家相国寺，行止殿上，人情颇疑”，欧阳修等人的意见最终为宋仁宗所接受，狄青被罢知陈州，［33］不到半年即死于陈州任所。
杨业与狄青的死非同时，但均死于非命，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现今我们可以随意看到中国古代无数文人骚客留下的传之久远的不朽诗文，其中将自己的心灵感受刻画得细膩入微的名篇佳作不胜枚举，但我们只能从他人的记载中感觉杨业慨叹“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时的无奈和悲怆，只能看到文彦博直视狄青，告之曰以“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的惶恐，以及狄青在镇时“惊疑终日”的简略记载，而对杨业与狄青辞世之前的心灵感受却了无所知。他们的赫赫战功与名将风范使之流芳千古，但同时也使之死于非命。
三、“恐武症”:悲剧的成因及其影响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这两起悲剧的发生、导致两颗将星殒落呢？答曰：是北宋王朝立国伊始便已患上的“恐武症”。而随着岁月牵延，北宋王朝的“恐武”情结也在不断发生着明显变化，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御将之策对宋代武将及宋朝军政也产生着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34］
宋太祖赵匡胤沿袭五代禁军将领改朝换代的故伎，在赵光义及一群后周禁军将领的支持下发动“陈桥兵变”，篡夺了后周政权。为防止其他武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从北宋建立伊始，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便患上了严重的、不可治愈的“恐武症”，史籍中有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记载活灵活现地集中反映了北宋帝王的这一心结，因而对武将的防范顺理成章地成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首要内容。不过，宋太祖虽然提防武将，“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但其御将之策仍有章可循，即“太祖虽削武臣之权，然一时赏罚及用财集事，皆听其专，有功则赏，有败则诛”［35］。因此，武将在职权范围内仍有较大的自由度，加之赏罚分明，武将基本上能正常发挥作用，也没有对军政造成大的负面影响。
宋太宗在“斧声烛影”中兄终弟及、其“恐武”情结又掺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并有进一步的畸形发展。在位期间，宋太宗一方面制造了赵宋宗室内部一幕幕骨肉相残的惨剧，另一方面试图通过一些文治和武功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当两次北伐失败、建立盖世武功的设想幻灭后，宋太宗便将巩固手中皇权当成了唯一政治目标。宋太宗所谓“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36］云云，主要是担心朝臣朋党比周，夺取赵宋江山，武将当然是防范的首要对象。淳化二年(991)，度支使李惟清在奏御时曾与宋太宗谈及数倍于开宝、太平兴国年间的财政开支问题，认为主要原因是将帅未得人，“边事未宁，屯兵至广”导致开支倍增，建议精择有如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将帅，“庶节费用”。宋太宗的回答颇令人玩味：“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之玁狁，群众变诈，与古不同。朕每计之，自有成算。至于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机宜。如韩、彭古名将，若以彼时之见，便欲制今之敌，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纵得其人，未可便往时，委之能成功业。此乃机事，卿所未悉。”随即让未悉“机事”却又好管闲事的李惟清做了盐铁使。［37］从其故弄玄虛的所谓“深体今之机宜”、“机事”等语中，不难看出宋太宗对将帅的选任用心极为深刻。与宋太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完全不同，宋太宗还采取“将从中御”的荒唐做法，其内容包括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等，可谓名目繁多，花样迭出。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标榜宋太宗本人自以为高超的用兵方略，更重要的是为了对武将进行有效控制和防范。
大体说来，从太祖在位期间一直到杨业所处的时代，“恐武”还主要地表现为帝王的一种阴暗心理，其中的玄机还并未为所有文臣参透。因此，尽管宋太宗以各种形式对武将高度防范和掣肘，但仍有田锡之类的官员疏请适当放松武将的军事指挥权、财政自主权以及允许武将适当培植贴身心腹，甚至王禹偁还明确提出“抑儒臣而激武臣”［38］的建议。但从太宗后期开始，随着北宋最高统治集团治国方略和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随着宋辽、宋夏关系的演化，“恐武”以及如何防范武将逐渐为所有官僚士大夫心领神会，［39］并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而弥漫朝野，变成众多官僚士大夫根深蒂固的自觉意识。一些士大夫对武将的恐惧与防范意识甚至超过了帝王，时或将其作为一种兼价的效忠手段而滥用。于是，“恐武”成为两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念。据时人披露，仁宗统治时期，宋廷居然发展到“每命将帅，必先疑贰，非近幸不用，非姻旧不委”［40］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曾有降将背景的杨业与径由行伍起家的狄青出现前文所述的结局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实已寓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杨业与狄青的遭遇不仅仅是个人悲剧，而是两宋时期整个武将群体的缩影。狄青之后，像王韶那样能得到急欲富国强兵的宋神宗的支持，又能与宰相王安石“实同心膂，无异说”、成就一番功业的将领毕竟是风毛麟角，更多的将帅要么报国无门、仰天长啸，要么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要么“知畏法而已，不敢法外以立功”［41］，聊尽人事以听天命，难有大的作为，处于异常尴尬的境地。从北宋狄青含冤而死到南宋岳飞引颈受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宋之间一以贯之的御将之策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
宋王朝与生俱来的“恐武症”及其恶性发展，对两宋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也至为深刻。“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42］。两宋的民族关系异常复杂，大规模的民族战争时有发生，相对320年的统治时间来说，值得夸耀粉饰的承平时期实在不多，武将群体应该说是须臾不可或缺。但面对频繁的民族战争，宋统治集团又始终处于两难的境地：每当战事发生，每当这些战事有可能危及赵宋统治时，宋廷便希望卫青、霍去病转世，为之出生入死，扶大厦之将倾；但另一方面，又唯恐这些武将功高震主，取赵宋而代之，所以并不想真正让其发挥作用。其结果是宋方在民族战争中总是胜少败多，宋真宗成平二年(999)闰三月，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论及北宋养兵百万却每战必败的原因时有云:
将帅者，王之爪牙，登坛授钺，凿门推毂，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43］
朱台符主要是针对宋太宗统治时期的情况而言，但也道破了宋王朝在民族战争中屡屡败北的根本原因。追根溯源，应该说这种状况都与宋王朝的“恐武症”有直接和间接的关联。而杨业与狄青之所以分别以不同形式的悲剧终其一生，也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注释：
［1］王符：《潜夫论》卷五《劝将》引孙子云：“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刘安《淮南子》卷一五《兵略训》云：“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所谓三隧者，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者，便国不负兵，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所谓五行者，柔而不可卷，刚而不可折，仁而不可犯，信而不可欺，勇而不可凌也。所谓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滥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
［2］李裕民教授通过细致缜密的考证，证实杨业不仅知书，而且精通兵法，可参见《杨家将新三题》，《晋阳学刊》2000年第6期。
［3］《宋史》卷二九0《狄青传》，中华书局，1977年，9718-9719页。
［4］《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9305-9306页。
［5］《宋史》卷二九O《狄青传》，9721页。
［18］《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9305页;《宋大诏令集》卷二二O《杨业赠太尉大同事节度使》，959页。
［19］《宋史》卷二九0《狄青传》，9721页。又宋神宗撰有《祭狄青文》，给狄青以极高评价，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四《记文·神宗御制祭狄青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417页。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八月附条”，621-622页。
［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0“太宗端拱二年正月附条”，675-676页；又见田锡：《咸平集》卷一《上太宗答诏论边事》，文字稍异。
［22］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四0《上仁宗论狄青不可独当一路》，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721-722页。亦可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0“仁宗庆历四年癸卯条”。
［23］王夫之:《宋论》卷四《仁宗》，中华书局，2003年，93页。
［24］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五《上仁宗论狄青宣抚当置副使》，722页。
［25］《宋史》卷三三三《李兑传》，10696页。
［26］《宋史》卷三一一《庞籍传》，10200-10201页。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八月附条”，621-622页。
［28］《宋史》卷三二O《贾黯传》，10015页。
［29］《宋史》卷二九O《狄青传》，9719页。又如《晁氏客语)载:“五代郭崇韬既贵，而祀子仪为逺祖；本朝狄青，人劝尊梁公，辞曰:‘予鄙人岂可以声迹污梁公’”。
［30］有关狄青出知陈州一事，《宋史》卷三O二《吕景初传》所载与《野客丛书·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852册，803页)所载有矛盾之处：“(景初)数诣中书白执政，请出青。文彦博以青忠谨有素，外言皆小人为之，不足置意。”大概文彦博起初是不欲将狄青贬出的。又《长编》卷一八三仁宗嘉祐元年七月丙戌条载有吕景初对文彦博云：“青虽忠，如众心何！盖为小人无识，则或致变。大臣宜为朝廷虑，毋牵闾里恩也。”（4428-4429页）也许因吕景初此语扯到了文、狄二人的同乡关系，为避嫌和自全计，文彦博最终改变了对狄青的态度。
［31］《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六《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494-495页。
［32］赵汝寓：《宋朝诸臣奏议》卷四0《上仁宗论水灾》，413页。
［33］《宋史》卷三ー九《欧阳修传》亦记此事云:“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
［34］陈峰教授:《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一书第七章对北宋驭将之策的演变及其影响作了精审考论，可资参考。中华书局，2004年，303-327页。
［35］《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9615页。
［3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太宗淳化二年八月丁亥条”，719页。
［3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太宗淳化二年四月辛巳条”，714页。
［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0“太宗端拱二年正月附条”，673页。
［3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太宗至道三年九月壬午条”，左正言、直史馆孙何表献五议，其中之一即建议太宗选儒臣统兵，太宗“览而善之”。
［40］《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9615页。
［41］吕中：《大事记讲义》卷一《序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86册，194页。
［42］《六韬·龙韬》，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726册，26页。
［4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真宗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条”，9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