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史说戏之《辕门斩子》——杨六郎的名字和排行

谈史说戏之《辕门斩子》

——杨六郎的名字和排行

姜纬堂

杨五郎答应助六郎破天门阵，惟须穆柯寨独有之降龙木制做斧柄。孟良、焦赞往索，为寨主穆洪举女桂英所败，乃约六郎之子宗保助战，不料竟为桂英所擒。六郎闻讯往救，又被桂英所败。桂英既擒宗保，慕其英俊，愿与缔婚。宗保以未得父命，不敢应允。桂英愿献出降龙木，共破天门阵，宗保始应，并忙回营禀告六郎。六郎以宗保擅自出战又私自订亲，违反军令，即命绑赴辕门处斩。孟、焦求情，六郎以二人之责任尚未根究，不允。二人忙往通报佘太君，太君赶来拦阻，经六郎恭敬而耐心地解释不能遵母命释宗保之原因，太君亦无可如何。孟、焦又搬请八贤王前来劝解，六郎亦执意不从，甚至以辞官为要挟（旧作“刖”去八贤王之马足，以示儆戒），八贤王亦败兴而去。适穆桂英来献降龙木，见此情景，遂闯帐求情。六郎因曾败于穆手，早已惧之三分，见穆至，遂以穆献降龙木、力破天门阵为阶，允其所请而释宗保。这便是《穆柯寨·穆天王·辕门斩子》的故事。既可连演一完整之故事，又可因演员行当之不同，独立以穆桂英为主角的《穆柯寨》和以杨六郎为主角的《辕门斩子》。单演《辕门斩子》，则自六郎升帐、宗保回营起，至桂英闯帐、六郎释宗保止。

在杨家将传说的演变发展过程中，破天门阵的故事早已有之，但《辕门斩子》的故事却产生得较晚，元代和明代时尚皆不闻。今知其始见于清乾嘉间内府的连台本戏《昭代箫韶》。其第六本第十八出《违严令宗保忤亲》、第十九出《奋军威救夫闯帐》即演此事。惟当时是昆曲。清末同光间，内府又据昆曲本改编为皮黄（京剧）本《昭代簫韶》，其第三十六本第一出为《辕门斩子》，第二出为《桂英闯帐》。今日京剧舞台所演的《辕门斩子》显然即来源于这两出，只不过在情节上和场次上有所精炼，终于合两出为今之一出。内府本的这一故事何所从来，今尚不明，但其非内府剧作家的创造，则大致可以肯定，估计很可能是自当时的民间戏曲中移植而来。今天，除京剧外，川剧、汉剧、湘剧、豫剧、秦腔、河北梆子、晋剧、同州梆子、粤剧、滇剧、梨园戏等地方剧种，皆有此剧目。

京剧《辕门斩子》为以老生所扮杨六郎为主角的唱工名剧。清末民初的刘鸿声以其嘹亮高亢响遏行云又曲尽雕饰的唱腔，使此剧大放异彩，与《斩黄袍》、《斩马谡》及《碰碑》并称“三斩一碰”，同为刘派声腔艺术的代表作。其中见母的〔西皮导板〕接〔快三眼〕转〔原板〕唱段，最脍炙人口。当年不少人即单独为听此一段，甚至其中〔导板〕的一句而来，足见其惊人的号召力。其后，高庆奎宗之，并进一步融入谭派唱腔韵味醇厚的特点，更丰富了唱腔的艺术内涵，声情并茂，致皆目该剧为高派之名作。高氏的拖腔之长、换气之巧，尤称独步。今李宗义、李和曾等高氏传人，皆以此剧擅名。

按之事实，则此剧所演纯为传说，史无其事。姑就有关问题，略述于下。

一、杨六郎之名

今之谈杨家将故事者无不知六郎名延昭，剧中所演亦皆如此。其实，这并非六郎的本名。《宋史·杨延昭传》说：“延昭本名延朗，后改焉。”而其所以改名，则如《隆平集·杨延昭传》所记，乃因“避圣祖讳改”。避讳，指“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避讳常用之法有三：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笔”（陈垣《史讳举例》）。杨延朗改名杨延昭，即属以“昭”易“朗”的改字之法。其所避讳之“圣祖”，传为较黄帝时代尤早之神仙（此自然不可信），号“九天司命天尊”，姓赵，名玄朗，实则并无其人。宋真宗佞信道教，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于延恩殿作道场，竟“见”此神“降灵”，遂视为非凡之“灵异”，次日即“大赦天下”。至闰十月，更以神既姓赵，遂推为赵宋皇室之始祖，上尊号“圣祖”（《宋史·真宗纪》），犹之唐皇室之奉同姓李的老子为始祖。旋更下令：“圣祖讳，上字曰玄，下字曰朗，公私文字不得斥犯。”并规定出一系列避圣祖讳之法，如改“唐玄宗为唐明皇、房玄令为房元令、朗州为鼎州、蔡州朗山县为确山县、玄武县为中江县、玄武门为拱宸门”（《宋会要辑稿·仪制》）之类，至为详细。连历史上的人名皆须更改，况生当其时，且为宋臣之杨延朗？但此时其已五十五岁，早已名播中外，改名后年余即逝。故尽管其遵令改名，但其新名延昭实不如原名延朗之为时人习知。《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大中祥符六年以前之事，统作杨延朗，以后则作杨延昭，正反映出这一变化。《宋史》虽以延昭之名立传，但他处则不一，或如《毕士安传》、《石普传》、《李继宣传》等之作延昭，或如《钱若水传》之仍作延朗，正反映了该书之陋略失体。后世不明延昭改名之原委，遂在传说中造成许多纷乱。或则以延昭、延朗并非一人，如元初徐大焯《烬余录》甲编以杨业第四子为延朗、第六子为延昭；《昊天塔孟良盗骨》杂剧谓业第四子名昭、第五子名朗、第六子名景，字彦朗；《八大王开诏救忠臣》、《焦光赞活拿萧天佑》等杂剧以第五子名朗、第六子名昭；《杨家府演义》、《北宋志传》等小说又皆以业第四子名延朗、第六子名延昭。足见早在南宋时的杨家将平话（徐大焯之所本）已不知延昭、延朗实为一人，致妄生附会。或则如《杨家府演义》第一《太宗敕建无佞府》所谓的“以六郎之名（延昭）犯武功郡王之讳，敕赐名景”，此即自《昊天塔》杂剧以至今日电台所播《杨家将》中六郎名景之由来，武功郡王非宋时之爵，避郡王之讳更中乏其例，显然皆出附会。但六郎曾因避讳改名则属事实，只是所传原名、所改之名及改名之故不确。《辕门斩子》系因破天门阵而起，而史无破天门阵之事，故相应不能定其年代，但据传其为对辽决战，则其时必在改名之前。因而剧中六郎之名实当作延朗，而非延昭。

二、杨六郎并不行六

杨家将故事均以杨六郎为排行第六，其实大误。考“杨六郎”之称，最早见载于北宋。曾《隆平集·杨延昭传》，谓：“（延昭）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情畏服，上呼曰：杨六郎。”南宋初，王偁《东都事略·杨延昭传》作：“虏人畏之，呼为六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作：“敌惮之，目曰杨六郎。”元代所修《宋史·杨延昭传》作：“契丹惮之，目为六郎。”据这些史籍所载，则“六郎”一名实为敌方所加之诨号，并非宋人，包括杨氏家中之所称。其本义自然不关乎排行，不能据以证明其为杨业之第六子。《宋史·杨业传》谓：“业既殁，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昭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说明当杨业生时，杨延昭已录为供奉官，延浦、延训亦已录为殿直，及业战殁，推恩其后，已录官者更得递升，无官者则录官。据文称延昭为“子”，余则皆称“次子”，而延昭之官独高，正与封建时代嫡长子继承之制相符，足可断定延昭实为业之长子。依习惯应称作杨大郎，即杨门之老大，俗传为老六，自然不对。那么，“六郎”的本义又是什么呢？为此人们创出多种解释：或以为是延昭之“小字”，即乳名（清康基田《晋乘搜略》卷十），自然是无根据的瞎说；或疑为“总其见在之兄弟六人”而称之（清翟灏《通俗编》卷十），名指个人，岂可“总”六人而称？这自然没有道理；或疑为“以大排行计，杨延昭为行六，以小排行计，杨延昭居长，后人以大排行言，故多目为杨六郎”，这也不是事实，因为持此论者即已据宋·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考出“以大排行数，杨延昭亦不居六”（卫聚贤《杨家将考证》）；或以古传“南斗六星主兵机”，“六郎”为“南斗六星”之歇后语，乃辽人所加之尊称（郝树侯《杨业传》），又或进而以古传“北斗第六星主燕”，六郎即六星之“演化”，辽人以喻“镇慑本国之大星”（常征《杨家将史事考》），以星宿比拟世上非凡之人，固古所常有，但所言种种“歇后”、“演化”，则未免牵强，难令人信。就实而论，“六郎”之本义必据史籍所载以求之，史明谓其为契丹之所“上”、所“呼”、“所目”，则其断非乳名、总称、大排行、六星、乃至六郎之汉义（排行第六），实为契丹语之汉文译音，既可作“六郎”、亦可作“鹿郎”、亦可作“路狼”，乃至诸与此音近之字皆无不可。惜契丹语早已不传，今仅能见其鳞爪于《辽史》。检《辽史》全书及末附《国语解》，皆不见与“六郎”相当之对音，遂无以知其本义。但其必为契丹语中之一可敬畏的事物，则属无疑。论者不明其为契丹语之译音，但于“六郎”二字之汉义求解，自然不着边际。

三、史无杨宗保

《烬余录》谓杨宗保为延昭之子，说明南宋时的杨家将平话已如此演述。传至今日，人皆尽知。其实这是极大的误会，因为历史上并没有杨宗保其人，延昭之子也非宗保。关于延昭之子，《宋史》仅载一人，即杨文广，且为立传。《隆平集》则谓有三子，且录其名为传永、德政、文广。考《宋史》之不载传永、德政二人，当因其无事功可记而缺。文广则不然，非但能克绍箕裘，秉承家风，南征北战，为一代名将，且功业不亚于其父、祖，甚或过之，其事迹载《宋史·杨文广传》，此不赘述。据其事迹以核杨家将传说，则杨宗保之事迹，实皆为杨文广之事迹。据《隆平集》，文广排名第三，当为延昭之第三子，但《宋史》谓其字仲容，则又当为次子，然而无论为次、为三，其不居长则可肯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〇谓文广死于熙宁七年（1074年），时去其父延昭之卒已六十年。虽史未言文广得年多少，但设为七十至七十五岁，或无大差（这在当时已属高寿），则当其父卒时，才止不过是十一至十五岁间的孩子。因延昭四十余岁方生文广，父子间岁差过大，后世传说便在其父子间平添了杨宗保一辈，而以文广为宗保之子，延昭之孙。其实，史无杨宗保其人，杨文广就是延昭之子，并非其孙。即如前所估计，当延昭死时，传说中之宗保仅属少年，则在对辽决战之时，文广尚在襁褓之中，又何从擅自出阵，私自招亲？此尤可证“辕门斩子”之出于虚构。

四、唱词所举古之少年成才者未当

剧中杨延昭在见母的著名唱段中曾特意列举少年成才的古人，以证宗保之不肖，谓：“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太宰，石敬塘十三岁拜将登台，三国中周公瑾名扬四海，十岁上学兵法颇有将才，十二岁掌东吴身为元帅。”所列三人中之石敬塘，即五代后晋高祖，其为换取对其称帝之支持，竟割燕云十六州之地献与契丹，甘心自称“儿皇帝”，遗臭万年。在宋代人的心目中，皆斥其人。杨家将之所以抗辽，实与石敬塘献燕云十六州所致之北边无险可守的历史恶果大有关系，故由抗辽名将杨延昭举之为前辈典型，实属不类，确当修改。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之从军实始于孙策“东渡，到历阳，驰书报瑜”之后。而孙策之重返江东，据同书《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时为兴平二年（195年）。孙策与周瑜同庚，皆出生于熹平四年（175年）。则周瑜出佐孙策时已二十一岁，所谓周瑜“十二岁掌东吴身为元帅”，纯属误传。据《史记·甘茂传附甘罗传》，甘罗仅为秦丞相甘茂之孙，其本身并非“太宰”或旧传之丞相。《史记》但谓其“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时茂已死。《索隐》谓：“《战国策》云甘罗事吕不韦为庶子。”《史记》载其十二岁时，以舌辩解决了因张唐拒命而令吕不韦棘手的问题，继请出使赵国，成功地说服赵襄王“自割五城以广河间”，联秦而攻燕。司马迁评之曰：“甘罗年少，而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故只能说甘罗十二岁身为使节，决不能说“身为太宰”。据上所述，则杨延昭唱词中所举之三少年成才者，皆属未当。

　　　　　　　　　　　　　　（选自《谈史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