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故事考论

陈小林

编者按：杨家将故事以多种方式将麟州扬氏一门几代忠勇报国、忍辱负重、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英雄事迹渲染到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境界，登上国家最高级别的大舞台，走出国门，感动全世界！这一奇特文化现象引起了史学界、文学界高度重视，许多学者大家参与研究讨论，取得了丰盛的成果。其中有余嘉锡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卫聚贤的《杨家将及其考证》，郑骞的《杨家将故事考史证俗》，常征的《杨家将史事考》等。陈小林博士在先师们研究的基础上，广征博采，精准考论，经过多年编写修政，出版了《杨家将故事考论》一书，堪称研究杨家将故事中的一部精品力作。本刊将摘其精要刊登，以馈读者。

绪 论

与研究《三国》《水浒》《西游》等小说名著的热闹局面相比，对于明代两部杨家将小说——《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的研究显得过于冷清。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一方面，两部杨家将小说的艺术水准都不高。在大多数研究者眼里，一部艺术粗糙、思想普通的小说，它的研究价值是无法和上述那些名著相提并论的。另一方面，同样是世代累积型小说，《三国》《水浒》《西游》等小说有众多版本可资比勘，又有成书之前的话本、平话保留下来，譬如《西游记》之前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水浒传》之前有《大宋宣和遗事》，《三国演义》之前有《三国志平话》。这对于研究小说版本源流和故事演变当然大为便利。相对而言，杨家将小说流传下来的早期版本不多姑且不说，成书之前的话本、平话更是无法觅得，深入的实证性研究自然就难以开展。这恐怕才是研究者避谈它们的主要原因。

1．选题价值概说

就艺术水准而言，两部杨家将小说的确瑕疵较多，不堪卒读。余嘉锡（1884-1955）曾经这样批评杨家将小说的艺术缺陷：

杨家将事不如三国之多，故仅有三分实事，七分纯出于虚构。其人文学远不如罗贯中，故其运用史传，不能融会贯通，凭空构造，不能切合情理。元杂剧中之事，此两本皆有之，而鄙俚又甚焉。自大破天门阵以下（天门阵事，《杨家将演义》在卷四，《北宋志传》名南天阵，在卷七），牛鬼蛇神，无理取闹，阅之令人作三日恶。其词句虽颇明顺，然文言与白话并用，亦复雅俗不侔，固当等之自郐，不欲多所论列。[①]

唐翼明（1943— ）在引述余氏意见之后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

这两本书只是在《三国》《水浒》《西游》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一个杂糅的、粗糙的、没有才气的四流作品。就其演述国家大事、多谈战伐，借史实加以生发等特征而言，它颇像《三国》；但远不如《三国》那样叙事细密、条理清晰、合情合理，而且气势磅礴。就其写呼延赞、孟良、焦赞等人的落草为寇、占山为王、渺（藐）视国法以及杨怀玉的逼上太行而言，又显然有《水浒》的影子；但远不如《水浒》那样笔酣墨饱，泼辣生动，摹人写情，入木三分。就其掺杂迷信、时出鬼怪而言，又使人想起《西游》与《封神》。尤其是在破天门阵（《北宋志传》名南天阵）一节及《杨传》后十八回，真所谓“牛鬼蛇神，无理取闹”。杨文广、宣娘、八臂鬼王等人不仅呼风唤雨，还能上天入地、变来化去。但一点也不能唤起读者的兴味，如看《西游》时欣赏作者的诙谐浪漫、设想奇特、笔力恣肆，反令人可怜作者的心劳力绌和想象力的贫乏，正应了民间那句俗话：“故事不够，鬼神来凑。”读毕掩卷，使人觉得全书从头至尾充满着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浅薄。语言浅薄，刻画人物浅薄，描写世态浅薄，连主题都浅薄。[②]

两位学者的评价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只要我们承认，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它的研究价值不是一回事，那么，两部杨家将小说的粗糙鄙俚就不足以成为研究者漠视它们的理由。

材料不多更不应该成为回避问题的借口，何况有关杨家将小说的材料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匮乏。对于杨家将小说研究来说，将现有的这些材料综合起来考察，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去解决某些问题的。最为重要的是，杨家将小说本身很值得进行一番深入研究。它的研究价值可以约为数端：

第一，杨家将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和影响丝毫不亚于三国、水浒、西游故事。和三国、水浒、西游等故事一样，经过长达千年之久的流播和发展，杨家将故事也积淀了大量民间的审美趣味、价值标准、宗教信仰、心理情绪和历史想象，成为了解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一个窗口。作为杨家将故事的集大成者，明代的两部杨家将小说无疑是这方面极好的研究材料。

第二，明代杨家将小说之中，《杨家府演义》的鄙俚拙朴正是它保留了较多早期话本和平话痕迹的体现，《北宋志传》在整体风格上则趋于历史演义小说一端。它们的同异，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演进轨迹不无裨益。可以这么说，与《三国》《水浒》《西游》等小说相比，明代两部杨家将小说更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由讲史向历史演义演进的过渡形态，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第三，一个故事流传愈久愈广，它吸纳各种外来材料的机会就愈多，产生歧异的概率也就愈大。这是世代累积型长篇通俗小说一般都有令人困扰的版本问题的原因所在。而版本问题又牵涉到故事演变和小说成书这两个重要问题。明代两部杨家将小说的内容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差异，代表两种不同的版本系统。杨家将故事历经千年的流传，在各地形成不同的故事系统。理清这些不同版本系统、不同故事系统之间的关系，分析这些故事系统在杨家将小说成书过程中彼此施加给对方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认识同一故事题材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嬗变轨迹，以及中国古代世代累积型小说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2．简短的学术史回顾

在介绍本书的构想和内容之前，有必要对杨家将小说研究进行一番学术史回顾。以1980年为界，近百年间的杨家将小说研究可以划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侧重文献层面，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研治小说，小说版本著录及研究、本事来源考辨、故事演变勾勒等是研究者主要兴趣之所在。后期对前期上述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但更关注以杨家将小说为代表的杨家将故事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注重运用文艺美学、民俗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多种学术视角，发掘杨家将故事的多重内涵。

早在小说研究学科草创阶段，鲁迅（1881-1936）和郑振铎（1898-1958）就注意到杨家将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价它“文意并拙，然盛行于里巷间”[③]，郑振铎《中国小说提要》简略介绍了《杨家将传》[④]。当然，前期研究成绩主要还在文献层面，这可从三个方面总结。

首先是小说版本的著录和研究。这方面，有三位学者较为突出。孙楷第（1898-1986）著录包括《南北宋志传》《北宋金枪全传》《杨家通俗演义》《天门阵演义十二寡妇征西》《平闽全传》在内的数种杨家将小说版本。[⑤]柳存仁（LIU Ts＇un-yan，1917-2009）20世纪50年代在伦敦两家图书馆阅览“旧刻本的中国小说”，发现《南北宋志传》的三种玉茗堂批点本，它们是孙楷第没有提到的刻本。[⑥]叶国庆（1901-2001）搜罗到杨文广平闽小说的七种版本：光绪本、郁文堂本、会文堂本、大一统本、无名本、锦章本、国文本。前四种凡五十二回，后三种凡二十二回。叶氏认为它们的关系是：会文堂本、大一统本抄袭光绪本，而大一统本又抄袭会文堂本；二十二回本乃删节五十二回本而成，并且据以删节的本子还是光绪本。[⑦]这些著录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北宋志传》按语有“《杨家府》等传”一语，孙楷第因此提出“旧本《杨家府》”的问题。他推测说：“或旧本《杨家府》编辑，尚远在万历丙午《杨家府》刊本之前。”[⑧]余嘉锡称秦淮墨客“殆因旧本校阅之而已”[⑨]。柳存仁也赞同这个旧本《杨家府》的存在，并认为“所谓北宋志传，和杨家将传，实有很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内容必定以杨家府等传的旧本做根据”[⑩]。“旧本《杨家府》”是杨家将小说版本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后来研究者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详见第一章第三节）。

其次是本事来源考辨。详细考察杨家将故事的历史本事应首推卫聚贤（1898-1989）《杨家将考证》[11]一文，但他只是将小说内容和《宋史》进行对照，以衡量杨家将故事哪些内容与历史记载相符。同样着眼于故事与历史的比勘，翦伯赞（1898-1968）《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12]要用故事传说来订正《宋史》。他认为“杨业父子的史实，不是在传说中被放大；反之，而是《宋史》上把他缩小了”，元曲中的杨家将故事“较之《宋史》更为可靠”。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对《宋史》所载杨家父子传记的索隐用力甚勤，订正了《宋史》不少疏漏之处，对故事起源和流传因果也有详细考述。该文识见精审，譬如余氏紧扣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心理去考察杨家将故事的缘起和流传，认为“杨家将虽小说，而实一时人心之所同”、断言南宋之时“必有评话小说之流，敷演杨家将故事”等意见都很精当。郑骞《杨家将故事考史证俗》[13]考证杨业籍贯称谓、杨氏家族姓名、佘太君和穆桂英之原型以及杨家将古迹，并指出幽州救驾故事由高梁河之役讹传而成，杨六郎发配汝州传说可能与杨延昭战败获罪有关。该文对古迹的辑证很见功力。伊维德（W.L.Idema,1944-）指出《北宋志传》有杂剧、南戏等多种素材来源。以孟良两次盗骨为例，伊维德认为，第一个盗骨故事“由大约三十个独立的事件组成，这些事件以一种简短精确的方式叙述出来”，“对这些相关联的特征最合理的解释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盗取遗骨故事的南戏版本的内容简介。该故事因引入另一与孟良有关的主题（如他作为偷马贼的行为）而篇幅加长，达到南戏要求的长度”；第二个盗骨故事明显可以分为四个场景，当是源于一个已佚的杂剧作品。[14]

关于杨文广平闽的本事，陈家瑞《杨文广平闽与陈元光入闽》[15]认为是唐代陈元光入闽史事的转变，林语堂（1895-1976）《平闽十八洞所载的古迹》[16]猜测乃是杨文广征依智高的影射。叶国庆赞成陈氏意见，并探究陈元光入闽之所以被附会为杨文广平闽的原因。这篇题为《平闽十八洞研究》的长文考证周密，对通俗小说和地方传说的关系有精彩论述。稍后，卫聚贤《杨文广平闽十八洞》[17]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宋代杨文广有平闽事，不过第一杨文广并非杨六郎（延昭）的儿子，乃系杨延昭第四代的玄孙。第二闽在今贵州南部以至云南之地，并非福建之闽。”卫氏的具体观点尚有可议之处，他思考的方向却有可取之处。

再次是故事演变勾勒和资料搜集整理。尝试勾勒杨家将故事演变过程者，有赵景深（1902-1985）和罗奋（1893-1980）两人。赵景深简述了杨家将故事的演变过程。[18]罗奋认为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时已播腾人口，到明朝中叶，或许就是熊大木把所有的故事汇集贯穿，从而写成了一部通俗小说。[19]他们的描述并不详细，并且也没有具体涉及明代杨家将小说之后杨家将故事的发展状况。搜集资料则以孔另境（1904-1972）的《中国小说史料》为代表。该书辑录笔记里的若干杨家将材料，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20]

前期的杨家将小说研究虽是起步，起点却较高。研究者普遍注重历史考证，学风扎实，成果丰硕。不仅为后来者积累了不少材料，在问题意识、方法视角上也深刻影响了后来者的研究。

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杨家将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沉寂状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杨家将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并不断拓展。

小说版本著录和研究方面，像《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重要小说书目对杨家将小说皆有著录。明代两部杨家将小说（《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的关系成为热点，这可以说是“旧本《杨家府》”问题的延续（详见第一章第三节）。

本事考证方面，常征《杨家将史事考》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常氏以为许多故事情节有其历史根据，譬如“《破天阵》《澶州会》等，本于宋真宗景德元年的澶渊之役”“戏曲上的《破洪州》乃是由杨文广防御西夏一事演化而成的”，等等。[21]张志江《谈有关杨家将小说、戏曲的一则史料》[22]证实杨家将故事里的谢金吾拆毁天波楼有谢德权拓宽官道这一史实的影子，从而为该情节找到了史籍渊源。张政烺（1912-2005）《“十二寡妇征西”及其相关问题——〈柳如是别传〉下册题记》从民俗学角度解释杨家将小说“十二寡妇征西”故事的由来，认为“十二寡妇征西”是从东汉傩仪中的十二兽变来的。[23]而朱浩（1986-　）《“十二寡妇征西”故事新考》[24]主张“十二寡妇征西”故事来自于明代社火中的“六丁六甲”舞队，此种舞队在南宋民间社火中就已存在，是从南宋宫廷傩仪中移植而来。两篇文章具体观点不同，思路却一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小说素材来源的新视角。松浦智子（Matsuura Satoko）《〈楊家將演義）における比武招親にっいて—その祖型と傳承の一端をめぐって》[25]指出李全和妻子杨妙真的事迹是《杨家府演义》比武招亲情节的原型，她后来进一步认为《杨家府演义》招亲和招安情节都可以在民间武装组织中找到其原型，它们的传承和发展与武人世界密切相关。[26]周郢（1970-　）《杨家将故事与泰山》[27]着眼于杨家将故事与泰山的联系，认为历史上杨延朗作为扈从武臣，参加了宋真宗封禅大典，故杨家将在泰山留下许多遗迹，而宋元之际泰山周边涌现的众多山寨及女杰，乃是“山东穆柯寨”与“穆桂英”艺术形象的直接源头，明人笔记中红裳女子在泰山与杨六郎过招的情节，则是穆桂英故事进入杨家将传奇的一个关键链环。

考察故事演变的研究论文可以举出裴效维（1938-　）《杨家将故事的产生与嬗变》[28]、程毅中（1930-　）《杨家将故事溯源》[29]、张清发《杨家将故事的演化与流传探析》[30]三篇。裴文指出杨家将故事是宋代社会现实和民众愿望相结合的产物，其由奠基进入鼎盛的嬗变过程是体现劳动人民、民间艺人和进步文人协同合作的典范。程文通过分析众说纷纭的人名，指出杨家将故事很可能在北宋时代就已盛传于世，里面虽有不少虚构捏合的情节，反映的却是北宋人民的思想情感。张文认为杨家将从历史真实走向故事虚构，遵循的并不是一条直线的单向发展，其流传的内在固有因素在于杨家将故事所包含的忠君爱国思想和家族荣誉观念，而外在表现形态则在于促成一股家将系列小说的刊行风潮。与前期比较，这些追溯故事演变的文章不止有描述，更有深入分析。

除上述版本考、本事考、演变考等成果之外，本期研究者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逐步重视杨家将故事的文学、文化研究。

研究者开始研究杨家将故事与其他作品的关系，这其中尤其重视杨家将和水浒故事的关系。侯会（1949-　）认为杨五郎形象影响了《水浒传》对鲁智深的塑造，杨志、呼延灼与杨家将故事有一定联系，甚至杨家将故事的“杨清潘浊”价值观念也潜在地影响了《水浒传》。[31]佐竹靖彦（SatakeYasihite，1939- ）也赞同“《水浒传》在形成过程中，杨家将故事曾在某一时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他通过详细分析《杨温拦路虎传》与现行本《水浒传》故事的一致性，指出《水浒传》可能吸纳了早期的杨家将故事。[32]中鉢雅量（Nakabachi Masakagu，1938-　）《楊家將演義と水滸伝》一文列出两部小说在构成上的许多类似点，但他觉得两者的影响不是单向的，因为它们是“随着无数民众口头说话发展起来的，所以相互影响也是当然的”[33]。此外，周晓薇（1957-　）《〈东游记〉天门阵故事抄袭〈杨家府演义〉考辨》从情节照应、人物塑造和小说细节等因素分析，得出“《东》书所写天门阵的故事是从《杨》书中节略抄袭而出，《东》书的编成时间当在《杨》书之后”的结论。[34]上田望（Ueda Nozomu，1965-　）在研究讲史小说的系列论文里特别注重考察史书对讲史小说的影响，《講史小説と歴史書（3）——〈北宋志伝〉、〈楊家將演義〉の成書過程と構造》[35]着眼于两部小说各自构成的比较，认为双方共有的杨家将故事大多与杂剧相似，因而可能是在北方形成的，而《杨家府演义》独有的杨家将故事则与南方的讲唱文学属于同一系统。同时他也考察了历史书的作用，指出：“在《北宋志传》中，历史书的引用起到了融合剂的作用，将杨家将的故事和其他故事结合在一起，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通过注入一点历史书的成分，将一些荒诞无稽的英雄故事编得像真的历史演义一样。”

播州杨氏和杨家将故事的关系也引起少数研究者的注意。日本学者小松謙（Komakken，1959- ）《武人のための文學——楊家將物語考》[36]一文论证杨家将故事的繁荣与杨氏这一将门具有密切关联的可能性，并首次提出一个大胆假说，即杨文广征南故事有播州杨氏事迹的影子。与小松謙的意见遥相呼应，付爱民（1972-）认为，杨家将故事包含大量影射播州杨氏家族功绩的内容，但由于万历年间的播州之乱构成某种政治禁忌，书坊主们出于回避、补过心理，就将杨家将小说原有书板销毁，再删削影射播州杨氏功绩的内容，改板重印，这就直接导致了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刊行高峰。[37]小松謙仅提出猜想而不做论证，付爱民则展开了较为细致的论证。但付爱民举出的一些例证过于牵强，又忽略了某些关键细节。

徐朔方（1923-2007）《元明两代的杨家将戏曲和小说》[38]指出杨家将的戏曲和小说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始终贯穿忠和奸、主战和投降的冲突，二是某些英雄人物带有农民起义者的色彩。杨建宏《略论杨门男将演变成杨门女将的文化意蕴》[39]认为：“杨门女将的深刻文化意蕴在于：披着封建礼教——‘忠孝节烈’的外衣，来宣传妇女独立意识；同时，也是对宋代以来在对外族入侵过程中‘雌了男儿’的一种绝妙的讽刺。”龚舒、吴建国《〈杨家府演义〉对史家价值体系的吸纳与重构》[40]指出该小说在自觉与正史价值体系接轨的同时，又融入了世俗社会崇尚的江湖价值选择，其“正史＋江湖”的价值体系重构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叙事。两人后来发表《〈杨家府演义〉的两性叙事》[41]一文，从两性叙事的角度分析小说“朝廷武将＋江湖侠女”叙事范型的价值，认为它超越传统历史演义模式对儿女私情和婚姻家庭生活的限制，构建了一个家国兴衰、英雄命运和儿女情怀相交织的悲怆而和谐的小说境界，“为此后的通俗小说创作开辟了新的视野和领域”。这些论文侧重研究杨家将小说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

以杨家将小说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一般也注重文学、文化层面的研究。譬如卓美惠《明代杨家将小说研究——以〈杨家将演义〉和〈北宋志传〉为范围》[42]从爱国主义、华夷之辨、神怪玄秘与进步妇女观四个方面探讨杨家将小说的思想内涵。聂垚《“杨家将”主要人物形象的历史演变》涉及对杨家将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43]常毅《元明时期“杨家将”戏曲小说研究》[44]指出杨家将小说深化了杨家将故事的忠义主题，塑造了丰满的、多样化的人物形象。吴建生《〈北宋志传〉与〈世代忠勇杨家府演义志传〉的叙事比较研究》[45]从叙事学角度比较两书在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和叙事主题等方面的差异，认为这些差异其实就是明代历史小说两个发展阶段的差异。龚舒《〈杨家府演义〉与明清家族型历史小说研究》[46]将杨家将小说置于家族型历史小说的背景下进行审视，文章指出《杨家府演义》构建了“正史＋江湖”的价值体系，并对《杨家府演义》的江湖化、神魔化、世情化等叙事操作有较详细的解析。蔡连卫《“杨家将”小说传播研究》[47]关注杨家将小说的传播问题，用五个时期（初兴、发展、繁荣、鼎盛、转型）、六种方式（文本、戏曲、曲艺、绘画、影视剧、网络）来描述杨家将小说的传播历程，纲举目张，非常切实。

李亦园（1931-2017）《章回小说〈平闽十八洞〉的图腾神话研究》[48]发现《平闽十八洞》反映的是畲族人的风俗习惯，十八洞洞主的动物原形则渗透畲族人借自然界现象分类族群的思维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个人图腾”，这种图腾现象可能还早于畲族的椠瓠龙犬图腾现象。该文能在叶国庆和卫聚贤的研究之后另辟新境，运用民族学和图腾理论来研究这部通俗小说，实在令人赞赏。

与前期相比，后期的研究有很大进展。新方法的运用、新观点的提出、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队伍的扩大，以及对杨家将小说本身的深入研究都是可圈可点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神木县杨家将文化研究会组织人员编纂了《杨家将研究·历史卷》[49]和《杨家将民歌·戏曲辑选》[50]两书，并于2007年8月承办“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会议论文汇编为《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51]一书出版。

综观百年来杨家将小说研究的图景，可以看到这一研究主要有三种学术视角的介入。一是历史考证，重在考察杨家将小说的历史根源，辨析故事与历史的差异。二是文艺美学，这一视角侧重于对杨家将小说进行纯粹的文学艺术研究，譬如思想内涵、价值体系、人物形象塑造、小说叙事模式等问题都属此类。三是民俗学，主要考察杨家将小说的民俗来源及其积淀的民众心理。前期以历史考证为主，后期以文艺美学为主。总的来说，在没有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历史考证难有大的突破，杨家将小说的文艺美学研究则不妨继续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而从民俗学视角研究杨家将小说相对来说仍有较大空间。

3．本书的构想与内容

本书主要考索明代两部杨家将小说的版本和成书问题。同时，以杨家将小说为代表的杨家将故事与三国、隋唐、五代、狄青、水浒、岳飞、神魔等故事的关联，以及杨家将故事的后世影响和传播，也是本书要考察的内容。通过考察这些问题，我希望能把杨家将小说形成之前和之后杨家将故事的演化情形描述清楚，能说明杨家将故事和其他故事相互影响、互有借鉴的实际情况，能将杨家将故事演变、杨家将小说成书的典型性、复杂性和独特性揭示出来，借此说明世代累积型小说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全书包括绪论、正论和余论三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概述本书的价值和现状，说明本书的构想、内容和研究方法。

正文部分共分五章。

第一章考察杨家将小说的版本问题，重点探索明代两部杨家将小说之间的可能关系，同时对两种世德堂本《南北宋志传》之间的版本渊源，以及三种明刊本《南北宋志传》之间的承袭关系进行考述。

第二章研究明代两部杨家将小说的成书问题。杨家将故事包括西北、西南、东南三个系统，西北系统讲述麟州杨氏家族忠勇报国的故事，西南系统讲述播州杨氏家族的征战故事，东南系统讲述杨文广平闽故事，是由西南系统分化出来的一支。以内容论之，明代两部杨家将小说主要由西北、西南两个故事系统拼凑而成，还可能糅合了其他杨氏武将家族的事迹。以过程而论，两宋时期是杨家将故事的发生和壮大阶段，南宋政权的抗金史实在杨家将故事里投下巨大影子。元明时期是杨家将故事产生变异和杨家将小说重编问世的阶段，完全异质的播州杨氏家族事迹阑入民众熟悉的西北系统杨家将故事，杨家将小说在吸纳两个故事系统的基础上得以编成。万历年间平播之役的爆发，刺激人们根据旧本重新编写、刊刻杨家将小说，现存的明代两部杨家将小说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成书的。由于编写、刊刻者抱有不同的意图，采用不同的手法，它们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内容和风格特征。

第三章探讨杨家将故事和其他故事的关联问题，分别叙述杨家将故事和三国、隋唐、五代、狄青、水浒、岳飞、神魔等故事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关系。

第四章讨论杨家将故事的后世传播和影响问题，主要描述杨家将故事通过小说、戏曲、说唱、文人题咏、地方古迹、民间祭祀信仰等途径广为传播的情况。讨论以杨家将小说的影响为焦点，时间上以清代为主要范围。

第五章论述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生成与演进问题，尝试对14至18世纪的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及围绕它的某些相关问题作一粗略描述和初步探讨。这个研究构想，一方面，是想从宏观上再对杨家将小说的版本和成书等问题进行补充论证，为前文推论的合理性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小说史背景。另一方面，也想由纯粹的个案研究上升到对某一小说类型的整体把握，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小说发展演变过程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余论部分总结杨家将故事三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杨家将小说成书的影响。最后尝试提出杨家将故事仍然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些问题。（待续）

（摘自陈小林著《杨家将故事考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第1-12页。）

作者简介：陈小林，1979年11月出生于湖南安仁，现为浙江古籍出版社编审、文献编辑中心主任。曾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小说。所著《杨家将故事考论》是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