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我国明末“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明代小说《杨家将演义》通过塑造一批神采奕奕、家喻户晓的巾帼女性群像，赞扬了她们在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以国事为重，在战场上和男人一起奋勇杀敌，共同承担了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吴小然
在我国明末“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明代小说《杨家将演义》通过塑造一批神采奕奕、家喻户晓的巾帼女性群像，赞扬了她们在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以国事为重，在战场上和男人一起奋勇杀敌，共同承担了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水浒传》而言，小说潜心塑造了众多侠肝义胆的男性形象，女性则成了小说中的配角。受“男尊女卑”意识的影响，《水浒传》明显地对女性有一种蔑视的态度，作者以歧视的眼光看待女性，因此作品中的女性不可避免地成了男性舞台上的牺性品。受《水浒传》的影响，古代的英雄传奇小说基本上都属于典型的男性文本，女性形象大多被丑化、被扭曲，唯有《杨家将演义》摆脱了“女人祸水”论的窠臼，女性的卑微地位也有了较大改变。作者歌颂了她们的爱国精神，肯定了女性的价值，一定程度体现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表现了崭新的妇女观。本文拟就此略作探讨。
一
我国隋唐以后，英雄传奇小说大多以草莽英雄为主人公，以“传奇”手法写沙场征战的故事，创作目的是为了宣扬英雄良将的“忠义”精神。这类小说主要写的是男性，女性基本上都是陪衬角色，女性要么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三国演义》中的貂蝉，要么是祸水，如《水浒传》中的潘金莲、阎惜娇、林娘子、孙二娘、扈三娘。就这些女性而言，作者无论怎样对其描写，最终都没让她们逃脱悲惨的命运。只有《杨家将演义》一改这种局面，不仅刻画了众多男性形象，而且还将众多的笔墨用于对女性的描写，她们也不再是男性的点缀，而是和男性一样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承担保家卫国方面，她们的功劳同样不可磨灭。
受我国史传文学的影响，古代文人塑造女性形象大多数热衷于描写她们的闭月羞花之容、沉鱼落雁之貌。如《诗经·硕人》中是这样描写女性的美：“手如柔荑，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屈原《大招》中女子的美：“丰肉微骨，调以娱只，曾颊倚耳，曲眉规只。小腰秀颈，若鲜卑只，粉白黛黑，施芳泽之，长袂拂面，善留客只。”[1]在《杨家将演义》中笔者塑造了一批美丽与武勇合一的江湖儿女群像。无论是穆桂英还是杜月英、窦锦姑、鲍飞云，她们在容貌、体形、性格、气质等方面，都摆脱了先前小说中女英雄男性化的特征。虽然作者未直接对穆桂英的外貌进行描写，但从宗保“甚好才能”的评价和令婆初见桂英不甚欢喜的神色中可看出，她若非绝色亦必为佳人[2]。锦姑、飞云皆为“美貌女子”，而文广眼中的月英更是“淡妆素抹，秀眉一弯新月，皓齿满口瓠犀”，如“月殿仙娃”般“貌美无伦”[2]。
然而，这种传统在《水浒传》中有了很大变化，作者把女性定性为红颜祸水，水性杨花，阴险很毒，如先有阎婆惜与张文远通奸，再有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后有潘巧云与裴如海通奸等，论者认为她们不遵守“三纲五常”，不格守“妇德”，同他人有奸情确实该杀。大多数读者都对其行为批判得一无是处，并没有想到她们有着正常女性对爱情与性的追求，尤其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女性的这种合乎常理的行为也就更显得微乎其微了，由此可看出当时女性地位是极其低下的。作者笔下的三位女英雄，除了扈三娘有些姿色外，其余两位不但不美，反而从外形到气质方面还都很糟糕。如孙二娘，“眉横杀气，眼露凶光……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金钏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3]160而且她开口就直骂人“狗男女”，张嘴就是“老娘”。几乎失去了女人的特性，作者赋予她更多的是一些男人的特征，只不过是披着丑陋女性外衣的男性而已。扈三娘可以说是几乎接近完美，第47回写道：“惟有一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3]286。但作者对她的刻画却很少，小说中的扈三娘几乎是一个“哑巴”，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在第48回，与王英交手时心中道：“这厮无礼！”[3]294扈三娘第二次说话是在第98回，王英被琼英刺伤，他马上就来了句：“贼婆小淫妇，焉敢无礼！”[3]568由此可见，作者笔下的女将形同小丑，在她们身上几乎很少有美的成分，更没有性格而言。
《杨家将演义》中，女性形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改变了以往歧视女性的态度。除了美丽之外，她们还具有江湖儿女特有的豪侠之气，敢作敢当、性格豪爽仗义、貌美而不失独立精神。这是她们区别于顾大嫂、孙二娘等女英雄的根本之处。这些女性胆色过人，心有机巧，富有智慧，她们不再是作为男子的附庸和点缀，而是在为国保民事业上和男性一样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八娘九妹巾帼不让须眉，晋阳斗武一节将两人的武艺尽显无遗；宋军能够大破天门阵，这些女英雄功不可没；在出征西夏的战争中，十二寡妇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她们像男人一样勇猛顽强，甚至比男人们更加英勇。
杨门女将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明后期进步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也因民族矛盾尖锐，所以人们渴望英雄，时代呼唤英雄，于是作者在作品中表现了进步的妇女观。但也应看到，杨门女将们毕竟出现在妇女地位最低落的时代，同时也受强烈的忠孝观念的影响，因此她们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社会的烙印，也很难以完全独立的形象出现，但它却代表了新曙光的到来。
二
在我国众多演义小说中，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是当然的主角，女性只是陪衬而已。《杨家将演义》在塑造杨业、杨宗保、杨文广等一些男性英雄的同时，浓墨重彩地展示了佘太君、穆桂英、八娘、九妹等英姿飒爽，具有风云气的女英雄，她们与男性一样成为了小说中的主角。较之《水浒传》而言，《杨家将演义》在提倡男女平等，实现女性价值方面，在中国小说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具有首创意义。
马瑞芳教授指出：“《水浒传》是女人的耻辱柱，《三国演义》是女人的贞节碑。”[4]的确，《水浒传》中充满了对女性的贬低，在众多英雄眼里女人就是祸水，女人是英雄受难的根源。如鲁达之所以由军官成为和尚是金翠莲所累；武松由都头而流浪江湖是其嫂潘金莲所赐：一味忍让的林冲是因为娘子而遭高俅父子陷害，最终被逼上梁山；宋江、史进、杨雄、石秀等，也都曾受过女人的连累。这种现象的实质是对英雄主义或者说大男子主义的强调与突出，对于女性的极端蔑视。正如孙书平所说：“这类英雄的禁欲行为与女性的禁欲思潮完全不同，它们与配偶的忠贞与否无关，而是出于对女性的极端蔑视和对兄弟义气的忠诚。事实上，那是被神圣化了的男性攻守同盟。社会要求于男性禁欲的，是希望他们不要囿于情欲，要刻意保持男性的优越地位和自身精力，防止因女性的介入而破坏了男人之间的关系。”[5]所以，在《水浒传》一书中，众多英雄孤独单身，对于几位有妻室的男人，作者对其妻子也没有过多的赞扬，不是将其赋予男性的特征，就是将其定位为淫妇，扈三娘总算有几分姿色，但作者却又让她完全失语，更失去了作为人的独立精神。这些都说明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到了《杨家将演义》，作者在歌颂杨家男儿的同时将更多的笔墨赋予了杨门女将，从佘太君到满堂春，五代人前仆后继，驰骋疆场，毫无怨言。一系列女性如佘太君、穆桂英、柴郡主、杨宣娘、八娘九妹，等等，她们不顾尊卑、以国事为重，和男人一样保卫国家、奋勇杀敌，体现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如小说一开始，佘太君就与杨令公一同出场，小说写道：
太祖曰：“名唤令公？”守信曰：“非也，名唤继业。”太祖曰：“缘何又唤令公？”守信曰：“继业出战，打着红令字旗，其妻出战，打着白令字旗，因此号位令公，令婆。”[6]9
小说中的佘太君不仅武艺高强，甚至和杨令公在沙场上齐名，射潘仁美、斩洪先兄弟、马索绊党进等一连串的打斗场面，充分表现出了佘太君的英勇善战，勇武无人能及。[7]尤其是杨继业撞死李陵碑后，佘太君实际上成为杨家的掌门人，面对朝廷的寡恩、皇帝的昏庸、奸臣的迫害，佘太君领导的杨家男将和女将没有丝毫的退缩、逃避，在国家危难当头，依然是杨家将挺身而出，担负起抵御外族侵略的重任，并且取得了一次次战役的胜利。这些都说明了作者将杨门女将和杨门男将放到了同样的位置，她们和男性一样在保卫国家时立下了赫赫战功。
与《杨家将演义》不同，《水浒传》中描述的众多女性，我们不仅能清楚地认识到作者的妇女观，而且也透视了那个时代的妇女观，女性处于屈从和附庸的地位，男性用自己的价值标准衡量女性。如法国女权主义先驱波伏娃所说：“一个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了女人。”[8]66这是因为，在英雄的时代里，她们的女性意识还没有萌发，处于屈从和附庸的地位，男性用自己的价值标准衡量女性，女性被缚在男性的尺度之上，成为男性的“他者”。同时小说作者还明显受到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还没能完全冲破当时封建礼教的藩篱，因此对女性持有一种漠视和敌视的态度。然而在杨门女将身上作者却赋予了全新的价值观念，体现了男女平等进步的妇女观。《杨家将演义》中的许多情节都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尊重和男女平等的观念，如作者把杨令公与杨令婆、杨门女将与杨门男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国家安全遭受重创的时候，她们以国事为重，在战场上和男人一样保卫国家、奋勇杀敌，共同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在大破天门阵时太阳阵最难破，而破此阵者，正是女将金头马氏和杨八娘。接着是穆桂英领兵破铁门金锁阵，柴郡主以有孕之身率兵攻打青龙阵，而佘太君宝刀不老，率众女攻打通明阵。在破天门阵中杨门女将功不可没，足以和男人们抗衡，是名副其实的“半边天”。[9]除此之外，宣娘统兵解柳州之围同样显示了女子的将帅之才。而十二寡妇征西，更是青一色的女性，统兵之帅仍是宣娘，但先锋却是文广之女满堂春。满堂春与宣娘一样有着不一样的武艺和韬略胆识，更有呼风唤雨之能，这些都可看出作者对她的赞美之情。这一战役完全是杨门女将一手包办的，男人倒成了点缀。[9]
同样，杨门女将在征辽和抗击南蛮的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朝廷的封赏。在大破天门阵后，真宗“宴犒征北将士”，“杨家女将皆与其席”，后又在“评定幽州之勋”时，杨门女将和杨门男将又一次受到了同等的待遇：
帝曰：“卿太谦矣，朕自有定议。”六郎拜命而退。是日遂下赦旨，封六郎为代州节度使，兼南北都招讨。封杨宗保为阶州节度使，兼京城内外都巡抚……八娘授银华上将军、九妹授金花上将军。渊平妻周氏封为忠靖夫人，延嗣妻杜氏封为节烈夫人。穆桂英以下十四员女将俱封为洲命副将军。[6]166-167
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体现了作家进步的妇女观，以及作者进步的女性意识，同时这也是对男尊女卑封建观念的藐视，以及对一种新型男女平等关系的向往。
三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形成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观念。尤其是在南宋时程朱理学兴盛时期，理学把封建道德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存天理、灭人欲、三从四德更是禁锢了女性思想。明代中期，面对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国家安危受到重创的时候，这些传统观念无不显得那样微乎其微，他们从内心深处强烈呼唤能够抗击入侵的英雄，这时的女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作者刻画的巾帼英雄女性形象。
作为那个时期的文人，《水浒传》的作者不可能摆脱这种思想而独立存在。因此他对女性同样持有无视和仇视的态度，唯独刻画的三位女英雄不仅在精神意识方面有了自主独立意识，而且在自身价值的实现上也有了新的发现：扈三娘担当三军内探事马军头领，曾把自己的丈夫打败；顾大娘和孙二娘任梁山泊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孙二娘口口声声叫张青为大当家的，可是真正当家的却是自己。这些都表明，三位女英雄在各自的生活中都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且社会地位都高于丈夫。但是相对于《水浒传》而言，杨门女将在要求实现自身价值方面却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杨门女将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她们正是利用了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因此和杨家男将在战场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杨门女将正是以英勇杀敌的爱国精神，展示了一批可歌可泣的巾帼英雄风采，她们也因此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实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在封建时代，女性没有选择夫婿的权力，而且还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才可让自己的婚姻合法化。正如《西厢记》和《牡丹亭》所表现的，不管是崔莺莺还是杜丽娘，虽然她们都为婚烟的自由而作出了抗争，但她们并没有冲破封建的藩篱。而在《杨家将演义》中，杨门女将面对爱情和婚姻时，能把世俗伦理抛在脑后，她们看中了谁，就大胆、主动地去争取，完全没有门第观念。这方面穆桂英最为典型，杨宗保去穆柯寨借降龙木，交战时被桂英活捉，小说写道：
却说穆桂英捉得宗保入帐，令喽罗绑缚，宗保厉声曰：“要杀便杀，用此苦刑何为？”桂英见其生得眉目清秀，齿白唇红，言词激烈，暗忖道，若得此子匹配，亦不枉生尘世。密着喽罗将匹配之事道之。喽罗道之宗保，宗保寻思半晌：我要求彼之木，今不应承，死且难免，莫若允之，以济国家之急。乃曰：“蒙寨主雅情，愿从其命。”[6]124
最后两人“郎才女貌两相宜，洞府摇红烛影辉”，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之间没有来自任何伦理道德的束缚，只因穆桂英对杨宗保一见钟情而结合，封建礼教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随之失去了根基。随之以后的锦姑、月英、飞云也像穆桂英一样大胆向文广表白，私订终身。这都说明了这些女性为了自己的幸福，敢于大胆地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她们把自己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
然而《水浒传》却严格恪守封建礼教，不敢越封建礼教藩篱半步，小说中貌美如花的潘金莲当拒绝了自己的主人后，随之带来的则是被无偿的卖给自己不喜欢的武大。扈三娘同样高挑美丽，武艺高强，勇武过人。但是，作者笔下的扈三娘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虽然她一出场就擒拿了矮脚虎王英，可是最终也没有摆脱“下嫁”的命运。当祝家、扈家均遭灭门之后，扈三娘被劫持上山，在宋江的一手操办下，竟然许配给了无才无德、无品无貌的手下败将王英。
小说中扈三娘的功绩远胜于顾大嫂、孙二娘，而在整个梁山英雄群体中，扈三娘也是功劳卓著的，阵前交战时往往能活捉敌将，虽然在梁山好汉中先后有三位曾被扈三娘活捉，但是排座次时他们居然都排在扈三娘之前。同样，扈三娘职位是探事马军头领，而她的顶头上司也恰好是王英。由此可见，作者对扈三娘是不公平的，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女英雄只能是男英雄身边的陪衬品。
与之相比，《杨家将演义》中的穆桂英却是杨门女将中最著名的一员，她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女将的奠基者和典范。她一出场就有一种咄咄逼人的霸气，恰在此时遇上来取降龙木的孟良：
忽桂英到，大骂曰：“这狂夫，敢如此胆大，却来俺这里逞英雄也。”。[6]123
并且她连宗保也不放在眼里：
桂英笑曰：“汝要求木，胜得我手中宝刀，莫说一根，两根俱奉。”[6]123
小说中的穆桂英曾先后打败三关骁将孟良、活擒杨宗保、战败并活捉杨六郎。当杨六郎气恼儿子临阵招亲将杨宗保囚禁起来，杨宗保让孟良请穆桂英来助阵。穆桂英严词拒绝，小说写道：
桂英曰：“悬望汝主不来，正要着人相接，汝今到来请我，我如何离得此地。速归拜上本官，他不放小将出来，吾即引众来相攻击。”孟良听罢，愕然曰：“寨主既与小将军成了佳偶，正宜引军相助，何故出此不睦之言？”桂英怒曰：“夫之不幸，即妾之不幸，夫为我而囚，彼即囚我也，乃我之仇敌也。吾安得而不引众以攻之哉？再勿摇唇，试看此刀利保否？”[6]125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男人们，大抵是可以成为圣贤的，可惜却被女人搞坏了。”[10]《水浒传》中强调女性是祸水、克星和“夜叉”之类，是英雄路上的绊脚石，而且其中的英雄好汉大抵是“不近女色”的，并且把这一标准视为他们不可缺少的美德。但是，《水浒传》作者还赋予一些女性独立的精神意识，如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等，在她们身上可以依稀看出女性少有的独立精神意识，而且也很难过多地看到她们对他人的依附。这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角色转变的一道曙光。这一转变不仅填补了当时文学中女性人物画廊中的空白，这也验证了前人关于“男女之最不平等惟中国，而《水浒传》之巾帼压倒须眉，女权可谓发达矣”的道理。[1]《杨家将演义》中的女将如穆桂英、八娘、九妹等，都是智勇双全的女英雄，她们个个勇武过人，武艺高强，并且在多次战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水浒传》里的三位女英雄精神意识开始了觉醒和转变，但她们的转变还不彻底，在某些方面还是折射出了对男性的依附，如：孙二娘一直称呼自己的丈夫为当家的；扈三娘不仅打败了众多梁山好汉而且还打败了自己的丈夫，但作者不仅没把她排在王英前面，反而排在了王英之后，只不过这种依附不再像以往那样的明显。而《杨家将演义》中的女英雄，她们多是作品总的中心人物，男子多是她们的陪衬和点缀，这些作品在赋予女性精神意识的觉醒和转变方面有了全新的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杨门女将还对朝廷有了清醒的认识，面对奸佞当道的现实，敢于反抗斗争。《杨家将演义》第五十五回“十二寡妇征西”中，因朝廷曾听信谗言，将杨家将兵尽数收捕，虽赖周王得以免罪，但杨门女将却深以为耻，小说写道：
忽周王引军到来，在马上叫曰：“那位娘子出兵，怎不入朝领兵前去？”宣娘亦在马上欠身施礼曰：“戎衣在身，不得下马施礼，乞殿下恕妾死罪。今主上听信谗言，昨将满门绑缚入朝，何等羞辱，尚有甚面目入朝领兵？为此只领吾家兵去砍围了。”［6]226
尽管《杨家将演义》中女性觉醒意识的程度还未完全成熟，但是，在杨门女将身上体现的时代精神以及自由、平等的意识，尤其对于她们要求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角色来认识社会并参与整个社会运作而言，这都无不说明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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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吴小然（1986- ），女，山东嘉祥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2011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