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墓志考

李裕民

近年神木县草垛山出土了宋代徐德墓志，杨文岩撰文作了介绍，但其释文、标点及解释多误，故有必要重新作一考释。

碑额10字：宋故秉义郎徐君墓志铭。

碑文27行，满行22字，全文如下：

宋故秉义郎徐府君墓志铭1/

上舍张中愈撰。2/

学正王天祐书丹。3/

将仕郎、行兵曹事李及时题额。4/

君讳德，字得之，世为麟州新秦县人也。父智，故赠率府副5/率。君起家微贱，奋身行伍，善骑射，精击刺，勇冠军中，6/人以骁锐称之。自朝廷用兵西南，君无一战不在其间。7/富良之役、宥州之师、青岗斯罗之战、龙横青鱼之讨，君8/用命斗贼，摧锋夺隘，累以功迁府州威远都虞候。

崇宁四9/年，换授右侍禁，差充保德军沙谷渡巡检。在任，贼股栗10/不敢入境。尝以夹岸有江卿雅趣，秩满，遂谋居焉。

大观元11/年，朝廷以君有兜和川斩馘之功，转左侍禁。大观二12/年，该八宝赦恩，转西头供奉官。政和三年改授秉义13/郎。

君向从富良江日，尝冒瘴气，几于不救。后以年老旧瘴14/再发，医不能疗，政和四年（1114）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之正15/寝，享年七十一。

君先娶刘氏，内殿承制刘公之女，故16/赠崇德县君。继娶董氏，今封永寿县君。

男五人：长为僧，法17/名道隐，受业于府州天宁寺；次曰知常，武艺精绝，宛有父18/风；次亦为僧，法名惠净，落发于保德军承天院，系名表白；19/次曰衡，幼居学校，升为外舍生。次曰微，尚稚。女一人，早亡，20/皆刘氏所出也。孙二人。

卜以政和五年正月初一日，葬于21/麟州新秦县石堡岭之原，妻刘氏祔焉。

君之行事，余熟知22/之，其子有请，义辞不克，因走笔为之铭云：23/

猗欤徐公起寒微，门闾高大生光辉。24/

战功屡立闻帝围，荣曳朝服脱戎衣。25/

赤心报国天弗违，寿逾七十人亦稀。26/

就葬先茔得其归，庆流子孙有所依。27/

一、     关于富良之役

富良江，今越南红河，江南岸即是安南首都升龙（今河内）。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宋与安南在此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徐德长期在麟、府一带军中服役，为何突然远赴安南，参战。这应与他的上司郭逵（1022—1088）有关。

熙宁八年，安南李朝派兵入侵两广，十一月占领钦州（今灵山）、廉州（今合浦），九年正月，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1]。宋任命大将郭逵为安南道招讨使，领兵八万（一云十万）南下，临行前，宋神宗亲自召见郭，问他有何要求？郭逵提出要帅河東、鄜延舊部將士前往[2]。神宗满口答应。麟、府属河东路管辖，徐德自然也就随军南下了。

为什么郭逵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是因为20年前，宋与安南交界处的广源州蛮侬智高发动叛乱，攻陷两广邕州等地，甚至将广州团团围住，岭南大乱，宋多次派兵镇压，只是南方军队太弱，屡屡失败，最后狄青帅西北精兵南下，才一举平定。

同样，郭逵连连收复失地，十二月，与安南主力军在富良江激战，宋军大获全胜，生禽大将阮根，殺死太子李洪真。安南国王李乾德遣人奉表詣軍門降。

此时，离宋神宗的要求：攻下安南首都、活捉国王，还差一步。于是，郭逵召集诸将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诸将说：现在粮食已尽，部队不适应南方气候，病死战死者已过半数。生者也多患病。郭逵考虑，敌人已经投降，任务已基本完成，犯不上为了活捉国王，将最后一点老本搭上。最后决定，班师回朝。[3]

此时的徐德，33岁，正年富力强，然而他也被染上“瘴气，几于不救。”可见当时诸将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郭逵的决定完全正确。从更远的视角看，他为宋方保存了有生力量，使宋神宗后期，与西夏的交战处于胜负相当的局面。对徐德而言，他还能在后来的对下的战争中再立新功。反之，如果勉强再战，精兵强将，损失殆尽，宋对西夏的战争将会非常被动。

战后，32岁的宋神宗奖励了立功的将士400多人，按说，对立下大功的主帅郭逵，应该有所奖励，然而一心想学唐太宗的宋神宗，当时的心态是，想看到献上战俘安南国王的光彩场面，享受天可汗的威严。现在失之交臂，实在遗憾。最后“降授銀青光祿大夫、左衛將軍，西京安置。”闲居十年后，宋哲宗才重新起用。[4]

二、关于宥州之师、青岗斯罗之战、龙横青鱼之讨

宥州之师、青岗斯罗、龙横青鱼三战都是宋与西夏的战争，都是宋方主动发起的。地点均在西夏境内。宥州，今靖边西北。青岗，岭名。斯罗，又名厮罗川。龙横，川名。青魚，河名。

元丰四年（1081），宋神宗出动数十万大军，兵分五路，企图一举灭掉西夏，其中河东路6万兵马由宦官王中正领导，知府州折可行为主力，由麟州出发，于十月攻下宥州，后因军粮告竭，退回[5]。这一战，由于宋方对困难估计不足，五路缺乏良好的协作，而西夏采取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的策略，使宋方被迫撤军。此战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宋河东路6万士兵死了2万。

元丰五年（1082）四月和九月，徐德又随折克行在青冈岭、厮罗川两地与西夏军作战，赢得了胜利[6]。其地点大约在今榆林至米脂一线。

“龙横青鱼之讨”之时间，有两种可能。一是元祐七年（1092）。邹浩《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宁州刺史贾公（嵒）墓志铭》：“哲宗登极，覃恩转右骐骥使，改西京作坊使，今大丞相曾公以龙图阁学士帅太原，奏充准备将领，从副都总管李浩行，逢西贼于满满浪舒啰逻易，击走之，复为第三将。改第七将，从知府州。又充行统制，入界至横水川、青魚河，斩获七十九级，转内园使，就迁权本路兵马都监兼第一将。绍圣初，转东作坊使再任。”按：贾嵒的前任河东第一将彭保被罢免在元祐七年十一月[7]，则横水川、青鱼之战应在七年冬。

二是绍圣四年（1097）。《长编》巻488：绍圣四年五月辛未，“河东路经略司言：内殿崇班王安静昨出界讨击青魚河贼，所部杀获最多，昨与折克行子姪一例同减半推恩……”毕仲游《朝請大夫孫公（览）墓志铭》：“……卒城葭芦而还。既退，乃使折克行于津庆州，斩二千级，驱马牛羊数十万，使张世永与克行复出龙横川，斩千级，城寜川。王文振、张某城榆木，……使世永、克行城端正平，文振城乌龙川。乌龙距延安之泉山二十五里，而榆木与米脂直，于是秦、晉始合，而寇不得至麟、府矣。”[8]按城葭芦在绍圣四年[9]。

以上两种可能性，龙横惟见徐德墓志与此孙览墓志，则当以后者为是。此战的目的是为了打通麟府与延安的通道，龙横、青鱼应在今米脂一带。

徐德在以上三次战争中立了功，由此晋升为府州威远都虞候。

三，对墓志的新观察

宋代的墓志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名人，二是无名之辈。前者关注者多，往往会作详细考证。后者，关注度低，一般不会去作专门考证。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人类历史是各阶层人群共同创造的，要全面充分了解历史，不能只着眼于帝王将相，也应该观察其他阶层的状况，就这个意义上说，观察一下徐德的墓志，还是会有新的启示的。

一、家庭的变化。

徐德，“起家微贱”，说明他出身寒门，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既不是官宦家庭，也不是武将世家，完全靠自己的一身好武艺，“善骑射，精击刺”，参军打仗，屡立战功，才升任低级武官，西头供奉官、秉义郎，从八品。他的变迁，看起来很普通，人们一般不会去注意。其实它反映了不同社会的不同特点。宋以前的门阀时代，各阶层的地位是固化的，当官的永远当官，即使愚蠢、懒惰，也会官二代、官三代的往下传。贫贱者，再聪明、再努力也还是摆脱不了贫贱。人们的积极性不高，大大制约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宋代完全不同了，各阶层的地位是动态的。当官的，后代不努力，就会变穷，宰相的后代会当农民成白丁[10]。科举考试的大门，对各阶层都是敞开的，工人农民出身者只要学的好，也能考上进士当官。这种上下流通的状况，使社会充满了活力，尽管国土远小于汉唐，而他的经济、科技、文化水平却远超汉、唐，达到了顶峰。

这一点学者看的很清楚。至于改变地位的其他途径，学者关注的比较少，如边远地区文化比较滞后，读书人少，更缺乏好的师资，在科举考试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一百年中能考中一个就很不错了。这条路难走，是否就停滞了呢？不是的，他们会另找出路，如徐德提供了一个实例：通过习武、参军，改变自己的地位。这在边远地区应当是比较常见的情况。阶层的不停流动，使社会充满活力，宋代军力虽不如汉唐，但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为什么徐德能够“善骑射，精击刺”？显然与他所处环境有关，麟州及其附近地区盛行尚武之风[11]，求师学艺，并不难，还有可能学的相当精湛。

二 儿子的职业选择

有意思的是他的5个儿子，除老五尚小外，只有一人继承他的事业——学武，而且“武艺精绝，宛有父风。”另一人读书学文，还有2人出家为僧。

这些记载，有几点值得注意：1、说明，徐德思想还相当开明，给儿子选择职业的自由。从深层次看，它反映了在社会阶层多变的环境里，人们的思想并不僵化。

2、二子为僧反映了麟州一带佛教相当盛行。至于为什么二人不在麟州出家，而选择府州、保德？可能与徐德就在此二地作官有关，和常被西夏侵扰的麟州相比，二地离西夏稍微远一点，相对安全一些。墓志所记寺院可补正县志之缺失。清代的《府谷县志》所记寺院，最早仅元代一座，《徐德墓志》说明宋代已有天宁寺。康熙《保德州志》卷2：“承天寺，在旧钟楼北，在州治东南三百步，元时建，明永乐间重修。”据《徐德墓志》，此寺早在北宋时已存在，其初名应为承天院。

3第四子“幼居学校，升为外舍生。”前面说过，边民进士之路难走，为什么武官之子中，仍有一人偏要学文？它说明了什么？值得研究。先考察一下，老四的年龄。老五“尚稚”，可能还不到10岁，老四应该比他大几岁，约在十五岁左右，即应生于宋徽宗初年。老四是外舍生，这是宋代最高学府太学的学生，共2000人，都是由各州选送上去的优秀生。以此推测，选择习文应与其爱好和特长有关。宋代太学生分三级：外舍生、内舍生（名额为300人）、上舍生（名额为100人），外舍生考试优秀可升内舍生，内舍生考试优秀升上舍生，上舍生考试优秀成进士。

如果将目光放远一点看，他的选择与所处的大气候、大环境息息相关。宋代力纠五代军阀割据之弊，坚持右文政策，扩大进士名额，录取进士数比唐代多几十倍，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读书人更是猛增上百倍。实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尚文之风席卷全国，武将世家也纷纷弃武就文，杨将军杨弘信的第五代杨畋便考取了进士，折家将到北宋末也出了一位进士折彦质。开国大将王全斌的玄孙王诜成了驸马、画家。徐德第四子选择从文，显然受了此风的影响。换言之，徐德墓志的记载进一步证明，北宋晚期，重文之风已渗入到了低级武官的家庭。徐德墓志就是请一位上舍生张中愈写的，墓志中说道，“君之行事，余熟知之，其子有请，义辞不克，因走笔为之铭云。”说明徐德一家与这位太学生之间早有来往，老四选择上太学必然与他有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读书人社会地位比较高。一般情况下，撰写墓志铭的人与墓主人的身份相当。徐德官为从八品，是县级领导，却与太学生相当。再看，神木新出土的高世忠墓志，他是正八品的武官，比徐德略高一点，为其撰写墓志铭的是乡贡进士张仲通。所谓乡贡进士，是指已在州里的考试（乡试）过关，可以送中央参加进士考试了，中央考试录取率仅为十分之一，考上就是进士，大多数没有考上的称为乡贡进士。按其资历，相当于明清的举人，不过明清举人可以当官，宋乡贡进士不能，他只比上舍生略高一点，然而正八品官的墓志却请他写。以上说明，读书人即使不是进士、没有当官，其社会地位不低，可与县太爷平起平坐。

三、寿命。

    最后，谈一下墓志记载到徐德享年七十一岁（虚岁），其后，在书写铭文时再提一句“寿逾七十人亦稀”。这种一再强调的笔法，说明在宋代能活过七十者甚少，武人更稀。这里举文武两方面的例子。北宋文臣，就人们熟知的名人，其寿命为：寇准（961—1023）63岁。范仲淹（989—1052）64岁，曾巩（1019—1083）与沈括（1032—1096）65岁。欧阳修（1007—1072）、王安石（1021—1086）、苏轼（1037—1101）均为66岁。司马光（1019—1086）68岁。宋代四大书法家除苏轼外，蔡襄（1012—1067）56岁，米芾（1051—1107）57岁，黄庭坚（1045—1105）61岁。苏门四学士，除黄庭坚外，秦观（1049—1100）52岁，晁补之（1053—1110）58岁，张耒（1054—1114）61岁。以上14人平均寿命为60.5岁。武将寿命更短，以五代至北宋末折家将为例：折嗣伦(862—911)50岁，折从阮(892—955)64岁，德扆(917—964)48岁，折御卿(958—995)38岁，折惟昌（978—1014）37岁，折继闵(1018—1052)35岁，折继祖（1020—1071）52岁，折克柔（1042—1103）62岁、折克行（约1040—1107）约68岁，折可求（约1090—1139）约50岁、折可存（1096—1126）31岁。以上10人中60岁以上仅3人，最高才68岁，30多岁的有4人，平均53.5岁。唯有北宋末南宋初的折彥質（約1084—1160）例外，大约活了77岁，比上述10人寿命都长，不过他已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了。

2024年11月28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