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祖籍问题，已在欧阳修所撰《供备库副使杨君［琪］墓志铭》(以下简称《杨琪墓志》)面世后，再无争议。铭文中的杨氏“麟州新秦人也”，一锤定音，说明杨家将的主要人物杨业的家乡在麟州，即今陕西省神木县是杨家将的故里。可是，直到今天，还有人对这事模糊不清；其中有人虽然心知肚明，可为了附会商业性品牌价值的市场之争，便利用“异议惊闻”的刺激效应，企图“吼叫一声，以震视听”，便按自己所想，随意编造说法，给杨业到处找老家。其结果，找来找去还是“无定归处”。为其辛苦者，本想一鸣惊人，却落了个无人认可。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找的地方，都没有杨家的“根”。草木留根，雁过有声，杨家将原本是古麟州走出去的一支英雄群体。今神木县就是他们的老家。在神木的山川地域内，留存着杨家将先辈们活动过的遗迹，那就是他们的“根”。本文就此一议，聊述所见，谨供参考。
一、麟州杨氏的来历
麟州是唐开元年间建置，天宝元年正式有了行政机构的，成为中原王朝的一处地方行政管理所在。麟州地域从唐到宋，一直是“番汉杂居”。所以，麟州杨氏的祖辈人何时到达当地？就连今天的神木“麟州杨氏家族”后人，也有说不清楚的。
《资治通鉴》（卷291后周纪·广顺二年十二月丙戊）记：“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杨琪墓志》中，欧阳修还提到“新秦近胡”，而“杨氏世以武功雄起一方”。并在最后引出“杨氏初微自河西，弯弓驰马跃边陲。”的铭言。这些史实明确告诉人们：
1、杨弘信在受命于周之前的“初”微时期，他已经是麟州的“土豪”了。
2、杨氏以“武功”雄起一方，是在麟州。
3、杨氏初微是从河西地面发展起来的。进而成为一股“弓马跃边陲”的武装力量。
在我国封建时代，不论哪一个王朝期间，能成为地方土豪，必备3个条件。这就是：人力集团，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环境的许可。杨弘信既然是以“武功”雄起一方，毫无疑问，在其麾下已经有一个听他发号施令的人群集团了。这个集团是不是以“杨”姓为主？这就得从麟州杨氏当时的势力来判断。
其一，在当地杨氏家族后裔的坟茔碑铭中，有从元明时代一直传抄下来的铭文：“杨氏追根，远涉汉唐，新秦定居，南迁宋殇。”有的传抄为“新秦定居，麟州称王，广顺世昌，祖邑辉煌，北国南下，城毁宋殇。”后来，明代杨塨又给加了“南迁山乡、逃奔四方，哭爷河畔、祭祖拜北，大明一统，复返家廊。”至于汉唐时代杨家谁来过这里？“麟州称王”是指杨家城里哪一位祖宗？是杨家哪一支门头的先人？则无记无考。留给后人的只是知道自己是麟州杨氏家族的后代，曾在祖邑杨家城(即麟州城)主持一方势力的“麟州称王”的后代儿孙。不过直到今天，洒散在神府地方及周边各县杨家的村舍，依然很多。神木县境内21个乡镇，乡乡有杨姓。以杨姓定村名的“杨XX”村就有40多个。现有住户3672户。在一个县域内，有如此庞大的杨姓户族存在，也足以说明，历史上的杨弘信成为地方土豪与麟州杨氏家族形成的基础十分雄厚。
其二，麟州杨氏家族资料的断线，失传，并不等于“无线、无传”。失传的最大原因是“祖邑被毁”人口南逃。按常情，麟州杨氏家族的祖先，既然“远涉汉唐”，而且还有人在当地称过“王”，那么后人在地方史中就应该有记载。只惜后来中原王朝“败北”南迁，加之边城久战不息，州城多次遭受毁城的洗劫。故，玉石俱焚，牒档无存。
唐置麟州之初，就发生了“安史之乱”，吐蕃趁虚而入。从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到德宗贞元二年（786）和贞元十七年（801），吐蕃连续进犯麟州3次。且在贞元间的两次入侵，都是破了城的。其中十七年攻破麟州城，不仅杀了刺史郭锋（郭子仪的孙子），而且“夷其城郭”（两《唐书·德宗传》）。入宋，西夏立国，宋夏对立期间，麟州更是岁无宁日。宋南迁后，当地辽·金·西夏交替占领。麟州杨氏家族，在命也难保的境况下，家族文档资料更是无法顾及。特别是靖康元年（1126），金已灭辽，辽故将小鞠录逃亡后河套，南下攻陷麟州。他对曾长期抵抗过辽人的“杨家将”与杀过他父母妻室的杨宗闵恨之入骨，将杨家在麟州的祖坟、太庙、家堂遗迹，挖地九尺，洗劫一空。小鞠录占据州城为期虽短，但对杨家复仇行为极强。麟州杨氏家族因此而开始纷纷南逃。后至1178年(西夏乾祐8年，金大定18年，南宋淳熙5年)夏人破金麟州，州城彻底被毁。就在如此多灾多难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州城内标志性建筑“红楼”，最终也瓦砾无存。杨氏家族除了各自逃生，再还能有什么顾及呢。因此，今天我们既缺乏足够的资料来证明传说，同时也无推翻传说的任何依据。只能从现实论说是非，通过分析来认识客观点滴留存。后世碑铭所记，也仅是些零散言语。特殊的历史烽烟，没有允许这里的文化遗存能够平稳完整地延续。
其三，凭借多年来全国众多学者研究成果，我们从贵州杨维森的《弘农杨氏族史》、陕西华阴张玉枫、严文选、李侃良合编的《杨氏源流》及杨青主编的《中华杨氏通谱》中，进一步明白，被麟州杨氏誉为祖先的杨弘信这一辈人，正是被全球杨氏公举的先祖汉太尉杨震的第五子杨奉的裔孙。“出于越公房杨氏的分支——新昌房”。在《新昌房杨氏世系表》中，我们更明确地看到杨弘信是杨损之后的第五代人。他是杨爚之子，杨安贞之孙。
众所周知，《杨家将》的世系家谱，今天并不少见，有的甚至按戏曲小说人物排列。杨弘信的上辈之名，也各说不一。不过按我们的认识，还是《弘农杨氏族史》和《杨氏源流》中的《新昌房杨氏世系》表所提供的资料，较为合理。所以，在这两本书中提到：“杨损之后，其子杨溥，孙杨安贞、重孙杨爚勤于耕读，不仕朝政”。直到杨爚的儿子杨弘信当了麟州刺史，开初依然是“自立”的，并非朝廷任命。这就让我们可以理解到，杨弘信他们家的人，来到陕北，就在这三四辈人“勤于耕读”的期间。假如不是在这几辈人当中来到今天的陕北，杨弘信怎么会以地方“土豪”出现在麟州地面上呢？那么，杨弘信也就“豪”而不“土”了。
在我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图谱上，汉唐盛朝时代中原人口的北上，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内附（如匈奴、如党项、以至所谓的“五胡入内”），人口流向无不如此，久已寻常。华阴杨氏北上的轨迹，自然也不例外。他们有河东、河西两条路可走。沿着黄河两岸的黄土地向北挺进，不仅符合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而且合乎中原汉民农耕生活条件所需追寻大面积耕地的要求。正是这条历史的抛物线，把华阴的杨氏家族，幅射全国，因而使其一支走向古老的长城边与河套地方。把杨弘信的长辈们推到了塞上的古麟州地面。就河西来看，从华阴到延安的杨家岭，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到神木县的大小杨家城，漫长的岁月，经历过多少人间沧桑，绝对不是轻易走完的路。就地名来讲，村、庄、寨、栅，起源于一两户人家，即可命名。如果是深沟大梁的一架山岭，一般情况下就不是一两户人家就能既定的地名了。更要把一座城镇以一家之姓称名，特别是民间众议留下的称呼，按陕北情况就是有过世家大族的留住。
延安的杨家岭，原来名只叫杨家坟。是杨於陵和其长子杨嗣复及嗣复子杨损的坟。因为他们都曾任过“尚书”所以多少年来人们就叫“杨尚书坟”，或说是杨家三尚书坟园。后来元蒙南下，杨氏逃离。明初适边，杨氏返归。至嘉靖年间，出进士杨宗气为官，重整家业、坟莹、地名亦称杨家岭。
米脂的杨家沟，前后十里，今天只有一户杨家，说他们和麟州杨氏是一家，麟州杨氏是先从他的那里上去的。而今天整沟住户尽是马家。但是，山头上留下了多座杨家古坟。可见“杨家沟”那个地名，确非虚有。米脂杨家沟曾有过弘农杨氏大户久居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
在神木县，除杨家城之外，杨家的圈马山，杨家的草垛山，马镇的杨家坟，贺家川的杨家沟旧祠，以及菜园沟西侧的“小杨城”存在，诸多事实均可以说明麟州杨氏家族在当地落足不是到五代时期才有的事。杨弘信的先辈们早在晚唐时代，已经来到了今天的陕北。也正如神木《前川杨氏家谱》中所提到的“杨解岊村，如果这个村名是明、清时代出现，那么绝不会用这个“岊”字作村名。可想而知，麟州杨氏家族在当地“源远流长”。“杨氏追根，远涉汉唐”在当地并不是诬传。杨弘信成为麟州土豪，是有其发展过程的。从当地实际情况看，麟州杨氏农耕集团的出现，就是杨弘信成为土豪的过程。
二、麟州杨氏家族的形成
麟州杨氏家族成型的核心人物是杨弘信和其弟杨弘荣。由于杨弘信是杨业的父亲，杨业是“杨家将”的主要人物，所以人们对杨弘信的来龙去脉十分关注。传说的河曲县“火山寨”的“火山王”曾经一度几乎成既定之说，其原因就在于史无留记、戏曲成传。自然，再找不到可信依据，出现人云亦云确也难免。
不过，这里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的历史事实是：麟州是杨家将主要人物杨业土生土长的家乡。
与之同时，我们认识到，任何一个人的家族祖先或后辈，其籍贯很少永远固定在一个地方。杨弘信是弘农杨氏之后，先祖是从华阴北迁而来，亦有其发展过程。杨弘信麟州起家也并非一朝一夕，就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是：
1、麟州是中国弘农杨氏家族晚唐时期在今日陕北地域的一块发祥地。唐末五代时期，杨弘信就是在这里起家的。
古麟州杨氏，从杨弘信起，三世（杨弘信、杨重勋、杨光扆）主政，五代（继有杨琪、杨畋）连官，州城最终被民间历史地贯以杨姓而名，称之为杨家城。毫无疑问，“杨家城”这个历史地名存在本身，就记录着当时这里曾有过一个庞大的家族集团。这就是麟州杨氏家族。
今天的陕北，古属“河南地”的南部区域。唐时，西起盐州、夏州，东至麟州胜州，是一条横向的边城带。（后来胜州被麟、府、丰三州分领。地隶河东。故五代至宋，麟、府、丰为河东的“河外三州”。）当时不仅地广人稀，而且夏州李氏原本党项羌族，府州折氏亦为久已汉化了的少数民族，唯麟州杨氏是明显的中原人。可见，所谓“蕃汉杂居”，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夏州李氏为代表的“胡人”，和麟州杨家代表的“中原人”，他们长期融合共存，统领着这块地方上的各族部众。唐朝末年，中原混乱，在频频争夺皇权的战争中，中原地区民不聊生。相对的麟、府二州之地，反倒处于“静待中原变化，再图投靠”的稳定之中。故大批难民逃向北边安全地带。河东的汾河河谷，是历史上多次移民北上的常行大道。然而此时却是唐末五代行军打仗的聚交地段。相反，黄河西岸连绵不断的黄土丘陵地面却不在军阀们的用兵线上，成为逃难者北上农耕比较理想的地带。象如延安的杨家岭，米脂的杨家沟，最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了杨姓人活动的。在此期间，夏州及其西北部地区，是党项李氏统领下的原“六州杂胡”游牧之地。以农为主业的中原人被麟府州肥沃的黄土地所吸引，因为在麟州的杨弘信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便成了他们寻求落足生存的最佳靠山。在当时社会，随主认姓的投靠者，并不罕见。杨弘信能够成为麟州 “土豪”，这就是他的时代条件与政治环境。尤其是在原麟州刺史折嗣伦去世，其子折从阮被东调府州，麟府分镇，隔边划界以后，麟州出现行政空白，便成为麟州杨氏家族迅速填补的自由空间。所以，杨弘信很快以地方“土豪”的实力雄起麟州，自立为刺史。由此，今天的陕北神木县便成为麟州杨氏家族形成的地点。然而应该看到，杨弘信在“群羌所围”、“蕃汉杂居”的环境下，驻守麟州，并不是要长期割据。他是在等待中原稳定。他坚持主张全国大统一。因此，英勇抵抗外来入侵，这也就成为了麟州杨氏的家族精神。
杨弘信其所以形成地方“土豪”，还因为他有一个殷实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的操持者就是他的胞弟杨弘荣。
在“祖邑被毁”后，麟州杨氏户族南逃杨解岊村的一支和南逃杨家沟（神木县贺川镇东山乡村）的一支，这两支后代家传都有杨爚是其开山立业先祖的说法。同时说唐代末年他们家已是地方豪强——不仅“豪”而且“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武装大地主。
由于神木地方官家《史志》中，杨弘信、杨弘荣都减去“弘”字，而且把两弟兄一以“官”录，一以“民”记。所以让人看后似乎杨信、杨荣毫无关系。这不仅抹去了时代的实存，同时让人怀疑杨弘信的本名有误，甚至说弘信可能是杨信的“字”。对此，我了解到的是，杨弘信、杨弘荣，生前都没有用过减去“弘”字的名。有人说，司马光等我国历史上的文史大家，在他们的笔下，提到的都是“杨信”。就连后来清·道光21年（1842）神木地方《县志》中所出现的也是“杨信”、“杨荣”。其实，著名的文史大家对文字的严谨，我们确不可有疑。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白，尽管他们著名于世，可他们又都是吃着赵宋王朝俸禄的宋时当代的朝臣。对“皇帝老子”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名字中这个该避讳的“弘”字，总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吧？同样的理由，后代仿前，清朝人编《神木县志》也不能不顾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把“弘”字写出来。所以两弟兄便成了“杨信”和“杨荣”，而且官的后人有录，民的后人便淡化了身势。至于杨弘荣，虽然后辈人谱志有记的，有失落不记的，全凭家传。但多门头说法大体一致，他的生平和杨弘信互相映衬，事实也就可见了。
在麟州杨氏家族《前川杨氏家谱》中：杨弘荣晚唐人，昭宗乾宁二年（895）出生于乡寨石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逝于本土。寿过百龄，经历七朝（唐、五代、北宋）春秋；其家七辈人同堂；其兄弘信麟州自主；其子有三，崇礼、崇义，崇孝，一女，都世守家业，全为庶民。
所谓“乡寨”，即“小杨城”，在今神木县城南沙峁镇的东北山梁上，是一架南北纵横的小山岭。东西宽不过半里之地，南北二里许，且有过城门。今遗址，北门山坳叫“北寨门墕”，南门山坳叫“南寨门墕”。多少年来，当地群众就把这个小城堡遗址也叫“杨家城”。据说这里也曾来过清朝的文人，望废墟舒情而诗，称这里是“杨元（爚）寨”。此地当时北上麟州城120里。沿西边的窟野河北上，顺山头有接连的“堠望”（类烽火台的放哨土墩）。东去30里即可舟渡黄河入晋。四边沟岔纵横，即便是“金戈铁马”到来，如不悉地情，也如闯进“迷魂阵”。周围远近黄土山塬全是耕宿方便（挖个土洞即可安家）的农耕山地。传说杨氏佃农每十多户或数十户集居为村，村设农坛，供奉神农(也有认为供奉的是杨姓先祖)。每三四十坛，立一坛会之首，总管租役，主祭神农。每年春耕前举行一次年拜，求神农保佑五谷丰登。这种东家与佃户关系的农事古俗，在当地一直沿至明、清，被后世人叫“农坛耕作”制。流传到民国年间，便变异发展成本县南乡地方庙会的管理办法。这座“杨家城”在当时气势如何，可想而知。所以说，它实际上是杨弘信、杨弘荣他们家的“地主庄园”。
3、中原人主要以粮米为食，同时要吃蔬菜。这座“杨家城”东侧临近的山沟就是当时向杨家这座地主大庄园里提供蔬菜的基地。即今天的“菜园沟”村，就是当年这座杨家城的“菜园子沟”。这么完备的地主堡寨，自然要有一定保安力量。可知，杨弘信、杨弘荣他们家不仅在当地是根深叶茂的地方大户，而且是拥有相当实力的武装大地主。正是这种实力，才使杨弘荣能够保持住“勤于耕读，不仕朝政”的可能。使他在不断改朝换代的社会面前，“天变地变我不变”。后来杨弘荣更凭其兄杨弘信的政治势力而成麟州时代杨家的“常乐老”。杨弘信正是凭借其家庭经济实力为后盾，成为地方“土豪”，掌握了麟州的管理权而主政麟州的。麟州杨氏户族的兴起，经如此复杂过程，绝不是单凭一两个传说故事就可以让人认可的。曾杨家落户之地而名传后世的地名，在麟州故地，在今天的神木县境内，又何只三、五处？因此，在这些历史的实地存在面前，我们有理由说：麟州就是杨弘信起家之地；杨弘信雄起麟州之日，就是麟州杨氏家族形成之时。
三、麟州杨氏家族的时代影响
依据上述情况可见，麟州杨氏家族的客观存在，既不是因为杨弘信与辽战斗“打下麟州”才使三代人成为继守“麟州的镇将”，也不是杨弘信为了对抗契丹，才在火山寨“起义”而拥有武力雄起一方的。
1、杨弘信在麟州没有与辽直接对过阵。
杨弘信之前的麟州刺史是折嗣伦（见新旧两《五代史•折从阮传》）。折嗣伦别号太山公，主政麟州，群羌皆服，是个清官。只惜他年仅50岁，（约905年前后）就病“死于麟郡任上”（碑文有记，见载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从折嗣伦去世到广顺二年之后，近半个世纪内就是杨弘信在麟州雄起自立的时间段。
其间，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有功的李克用控制了河东。可是，由于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唐政府已走向崩溃。907年，朱全忠废哀帝篡唐夺政，史称后梁，五代开始。具有河东实力的李克用哪肯罢休。他延用唐王朝天祐年号，假讨伐之名，也准备南下夺取中原。就在这紧要关头，麟州刺史折嗣伦病故。河外诸州（隶属河东的麟府丰三州和夏州党项）能不能安定，成为他的后顾之忧。然而，此时他没有过多时间来顾及河外，便采取断然措施，把折嗣伦子折从阮东调河防，出任府州刺史来镇守黄河防线“以扼蕃界”，免除后顾。当麟州出现行政空白时，具备实力基础的杨弘信麟州自立，实属理所当然。
之后，李克用父子统晋阳之兵，集中力量南下攻梁。923年，克用子李存勖打败后梁，继唐称帝，改元同光，帝号庄宗，史称后唐。可是他建的这个王朝，寿命更短，虽也两传，共才7年，就被李克用原来的部将石敬瑭给推翻，建立后晋。中原连年混战，王朝走马灯一样更替，这才使北方的契丹有了充分的发展机遇和大举南犯的可能。
静看契丹，就在朱全忠称帝，五代开始的907年，持有野心进犯中原的耶律阿保机才被契丹“八部大人”公推为可汗。他连任3次，共为9年。后来施谋，夺取了八部各主，统一了整个契丹的族部大权，建国称帝，以民族号为国号，称之为“大契丹”。他在位20年，趁中原战乱之机，迅速吸收汉文化，积极改制，使契丹势力快速发展起来。不过由于还处在发展时期，他虽有南进之意，尚未见其大军南进的军事行动。926年他去世后，子耶律德光继位。随后才开始向南屡侵。先后于944、945年、946年接连3次向南进犯，并于947年改国号为“辽”。
耶律德光为什么要接连南犯？除其已经两代人的积蓄力量，具备了大举南进的实力之外，就是支持甘愿给他奴颜于膝下当“儿皇帝”的石敬瑭“叛唐立晋”。石敬瑭出卖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求其共同打败后唐。以及图谋保住石氏后晋皇帝位子的中原反叛势力与辽内外勾结的配合。所以，947年前的契丹南犯，目标集中于晋阳。契丹先是“帮”“儿皇帝”石敬瑭夹击后唐，建立后晋；后来因为后晋的出帝不愿继当“孙子皇帝”，辽便直迫河南，灭掉后晋。可见，这一期间，契丹辽国南犯的战争矛头，指向并不在河外的麟府之地。
2、麟、府二州与契丹的矛盾主要出现在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幽、蓟、稣、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给契丹以后。十六州虽不包括麟府，却直接把二州隔在河外失去依靠，这就促成了二州相依的“杨折联盟”，与当地(主要是党项)番汉民众的共同反抗。
936年，石敬瑭夺取了后唐政权，建立后晋。一因与契丹合击后唐，契丹必须得到回报；二因叛主夺政，石敬瑭自知周边割据势力都可以借口来讨伐他，他担心他的皇帝位不牢靠，存在着得而复失的危机；三因他的实力在当时全国群雄割据中，是孤守中原的，没多少优势，不依附契丹实难维持下去。所以，他必需向耶律德光讨好，以乞求帮他巩固政权。于是不顾千秋负罪，讨得给大辽国当“儿皇帝”的册封。并为显示“孝敬”，恭手把幽云十六州送给契丹。从此，麟府地面与契丹出现双方都极其敏感的隔河近界。
首先是契丹既有入主中原之心，自然必须有大举南下之谋（即计划）。麟府虽在河外，却是侧傍邻近，一但大军南进，难防后院起火。这就产生契丹想“徙河西之民以实辽东”的打算。由此而使河外诸州之民大震，与契丹之间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抵御契丹“徙民”，便成为河西麟府共同的大事。杨折联盟，以武力同起防卫是一定的。但是，会不会以联军出师河东，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杨、折两家各自情况不同。
府州面对契丹，依河据险，成了抵制契丹的前沿阵地。为了有效地凭河据守，特别在后晋出帝败盟与辽翻脸后，以中原政府名义命令折从阮出师，从阮名正言顺曾“率兵攻入契丹境内，连下十余寨”，占领了黄河东岸的一些险要地段。但，史不见有杨折联军攻入契丹境内的举动。
而麟州杨氏，尽管会有与府州折氏共同抗辽防卫立盟，但麟府之间是两个并列的割据势力，每有所动，他们都先得考虑自己将来的投靠和将要付出的耗费。何况在麟州与辽的东西相距之间尚存在着府州这个中间地带。此时，杨弘信已经早在麟州雄起，根本不需要“聚众起义”来“打下麟州”。或东向用兵去主动与辽军对阵。即使是“保土抗辽”，也不可能放着自己具有“土豪”实力的麟州大地不加强北边的防卫职守，反倒为了与辽对阵，去隔河踞守府州东北部某一个小小的山寨？假如杨家也投军东向，那么谁来“西扼番界”呢？不分向定责，这与在抵御辽人入侵中，杨家为折氏做后盾的联盟关系实在不符合情理。至于有人引《河曲县志》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建立火山寨”，绝非杨弘信所为，因为那时候杨弘信已经不在人世了！
五代时麟州杨氏与府州折氏的相依而盟，杨家不仅是折氏驻守河防的可靠后盾，同时与折氏共同在中原混乱的唐末五代时期，确保了河外的一方平安。从唐至宋在当地从未见两世家有过干戈之争。起先抗辽，府州是前线。后来抵御西夏，麟州是前线，府州做后勤。这就是五代到北宋，麟府杨折两家的相依关系。就是这种关系确保了麟州与辽没有过直接交锋。
四、麟州杨氏家族的历史地位
麟州杨氏家族的形成和发展有影响于社会，因为历史上的杨家将正是麟州杨氏家族中走出来最有强光闪亮的一支英雄群体。
1、从杨弘信麟州自立到后周广顺二年（952）受命于周的近半个世纪内，是麟州杨氏家族的极盛时期。紧接着杨弘信去世，次子杨重训嗣位。在五代后期，王朝继续交替的岁月中，麟州曾反复于周汉之间，但麟州仍是杨家主政。不过这个地方主政权掌到重训子光扆继位州刺史时，麟州已成赵宋王朝的一座边城。之后，麟州杨氏的家族势力已开始下滑。只是由于杨氏家族在麟州根深蒂固，所以尽管赵宋王朝政府把杨弘信这条官家线上的后辈人逐步调出麟州，可是以杨弘荣为民的这条线上，杨氏家族仍然在麟州生存。杨弘荣能够在乱世中活到一百多岁，而且他一直享受政府免交皇粮的“特别地主”待遇。这就不难看出宋王朝在对付麟州杨氏家族势力的“用其力，畏其势，而防其行”的政策用心。
然而，麟州杨氏家族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改朝换代而绝灭，也没有持地方势力长期割据，而是在大局已定之后，回归了中原政府，并以卫国保家的心态投入抗辽的战场。从而使家族的精神在抗辽的战场上亮相，出现了杨业为首的祖孙三代忠勇保国的爱国英雄“杨家将”形象。而且随着历朝历代的忠奸之争，后人对杨家将的歌颂之声未断，且一代比一代更加昂扬。
2、麟州杨氏家族的出现，是中原文化与当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首先是生活上的相依。唐末五代，中原混乱中，交通运输多阻，边市贸易大受影响，成批货物的集市购销已经停滞。蕃汉民众之间，主要凭睦邻方式，你帮我生活所需，我帮你生活所用，自给自足的相依生存。即便有些交换也大多是以物易物。游牧民族生活中最需要的粮食茶布、铜铁家具，好多都是就近用皮毛牲畜和当地中原人交换。这种生活相依的交换，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亲近方式。
其次是生产上的互补。在社会混乱时期，以物易物交换往往超过货币（金银与钱）的信誉。而且这种形式的贸易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和农耕生产。麟州杨氏家族中的皮匠、毡匠、毛口袋匠就是单凭手艺吃饭的工匠。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游牧民族提供原料进行加工。同样，游牧民族当时最需要的是铜铁器具和小炉匠的常年服务。特别是粮食、瓜菜，对游牧民众是最为需要的农产品。这就在生产上，出现“谁也离不开谁”。
再就是风俗民情的相互影响。府州折氏，宋将张岊，都是从俗中原的少数民族。麟州杨氏能够“世以武功雄其一方”，就是因为“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
3、杨弘信在麟州雄起时，正是中原混乱的岁月，边城出现政治空隙是天时；接近游牧民族，积蓄了家族实力是地利；能与游牧民族和睦相处是人和。麟州杨氏家族的形成就是凭着这种坚实的民族融合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杨家经营麟州的时代是州城最红盛的时期。杨弘信对州城的建设，更让杨家城显现了杨氏家族在我国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由此可见，整个麟州杨氏家族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在中原文化与古代西北游牧民族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融合的历史确实遥远。从府州折氏族源来看，原为云中大族，到北宋已成汉族。今天，党项羌的后代，又何尝不是早就进入汉族体系中。所以应该说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之间就是一个多民族血缘的共同体。时至今日，杨氏家族在神木当地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千家万户。
所以在神木县的姓氏中，汉代刘氏、唐代李氏、宋代杨氏、明代张氏，都是当时当地很有地位和社会影响的姓氏大户。麟州杨氏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支家族。
杨家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杨 文 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