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神木县城迁徙的历史学观察

内容摘要：在北方蒙明两大军事集团还处于军事对抗情形下，将地处战争边缘的陕北神木县城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杨城山上搬到地势广阔的平川之地，是有一定原因的。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及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对人的生存环境提出了挑战；明廷对蒙元实行军事打击、羁縻、分化、修筑长城、营堡等政策使蒙元集团一时无力南下，有力地维护了周边的稳定；蒙古民族内部的纷争；故县城的地形对交通运输的限制；自身无法克服的水源供给矛盾及其自然灾害等等，这些综合性因素所形成的“合力”最终促成了神木县城的搬迁。

关键字：明代；神木城；徙治；因素

对于城市选址、搬迁的著作有很多，涉及到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的主要有刘景纯的《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①]文章综合考察了明清陕北城镇的发展过程。陈云霞的《明清榆林城市地理研究》[②]一文认为，迫于城市防守需要，榆林城先后两次向北拓建；而由于人口膨胀带来的城市规模扩大，导致城区南拓及逻城的修建；军事威胁减弱后主要是自然因素导致了流沙侵袭北城，以至于城区南缩，这对于探讨明代神木城的迁移有一定启发。毛雨辰的硕士论文《明代西北边镇边备及其得失研究》[③]论及到了边镇县城的军事化职能。杜林渊、郭新宇的《陕北明代营堡分布的特点》，提及神木堡是为数较少的建于平地的堡之一，但没有论述具体原因。[④]李刚、康欣平的《明清陕北市镇初探》[⑤]将陕北市镇分为交通型、军事型、边界型，对定位市镇的功能和发展模式有一定启示。但是总体上看，有关明代陕北城镇的研究多集中在榆林城，而专门论述明代陕北神木县城的论著甚少见到，学界只是在论述其他城镇时附带说明。因此，本文将对明清时期神木县城为何徙治的原因进行探讨。

神木县因“巽山有神树二株”[⑥]而故名“神木”。“神邑，汉以郡名，曰五原、曰西河，后周则更名银、胜二州，总署雕阴郡。隋仍旧名，唐开元初至麟州，后改新秦郡，寻废，乾元初复为州，而宋又置吴儿堡、爰陞、建宁军，迨至端拱，改镇西军，金兴定元年罢郡为神木寨，元更名云州，又改神木县，明洪武六年废，十四年复为县”。[⑦]《神木乡土志·古迹》载：“东山旧城在县东三里龙眼山后，元初立云州於神木寨，至元六年改县，十八年主簿王暄徙城於此……自明正统五年徙之杨家城而城废矣”，[⑧]《明太宗实录》载：“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陕西神木县在绥德卫之外七百余里，盖极边冲要之地，虏之所常窥伺者。洪武中，每岁河冻，调绥德卫官军一千往戍，后设东胜卫，又在神木之外，遂罢神木戍兵。今东胜卫率调永平、遵化。神木虽如旧戍守，然兵少不足以制寇。且县治在平地，四山高峻，寇至，凭高射城中，难为捍卫县城。东山有古城颇险峻，且城隍坚完。请移县治于彼，益兵戍守为便。’上从其言。命于绥德卫再调一千户所往戍守。”[⑨]神木城为了加强防御功能徙治东山，之后应还是出于防御目的又徙治杨家城。《神木乡土志》载“麟州城一名杨家城，以州刺史杨宏信长子重勳、孙光扆世守麟州驻扎此城，次子继业、孙延昭皆以勇力雄其一方因而得名。在县东北三十里其城夐悬崖下，临大川，有内外土城二，内城居中，南北二门，外城周围约八里，东南北三门，西临崖无门。东门内有真武庙，即将军山，庙断碑犹存，其西北二面即已作边墙。”[⑩]宋代欧阳修在《论麟州事宜劄子》中说：“其城壁坚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设之险，可守而不可攻。”[11]宋代魏泰在《东轩笔录》中亦说道麟州城“至今城坚不陷”。[12]“神木东薄黄河，西逾秃尾，南通葭芦，北鄰蒙古，屈野河纵流於中，古长城横蔽於外，山川险要亦形胜之区也”。[13]其军事防御目的自不待言。

县城无论是徙治东山还是杨城山（因杨家将驻守而著称），选址都是在地势高峻之地。并由此可推测杨城山作为治所应该还优于东山。在当时，选择移城于山是军事攻防的需要，带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本身具有合理性的一面。正统五年神木县徙县治于杨家城，是传统军事防御思想的延续和徙县治于东山应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正统八年神木城又徙县治于“川口堡寨”，[14]《神木县志》载：“神木初设土城，高二丈五尺，周围五里。乃明正统八年筑也。”[15]这次移城徙治的原因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现将移城徙治原因作以探讨。

《明英宗实录》载：“初，镇守陕西右副都御史陈镒奏：“令延绥各边堡采刈秋青草，而各堡执称沙漠无草。”镒令管粮参政李寅、佥事许资等覆勘。资奏：“镇守官都督佥事王祯意在勒要民供，宜治其罪。”祯抗奏不服，云：“镒使资害己，并摭镒，奏：“移神木县杨家城寨不便，革去保安、安定二县官军非旧制，各寨堡岁用草一百万束，镒止（只）拨延安府草十万束，供给瘦损马疋（匹）。”上命镇守佥督御史王翱等勘实以闻，至是，翱等奏：“县寨移居山顶实不便，宜移置神木县于平川。杨家城寨于县南五十里，守备二县官军亦宜仍旧，然镒所言草实茂盛有余，宜令用心采刈，并取延安、绥德二卫屯田余丁及本处守备军余于寨堡附近给田耕种、量纳草束以备补助，俱听协賛军务副使陈斌。提督比较，仍令延安府拨民草二十万给之如复，马瘦误事则祯罪不可逃矣。上从之，命该部移文陕西都司布政司及王祯、陈斌，俱令用心董理，毋复偏执，误事违者不宥。”[16]　《明英宗实录》提到县寨移居山顶不方便，要把神木县搬到杨家城南五十里的地方这件事，并且得到了上级的许可，可是并没有揭示徙治的深层原因。本文认为移城应该是一个综合性因素所形成的“合力”造成的。

一、气候因素的作用

从宏观上来讲，“大约１５世纪初开始，全球气候进入一个寒冷时期，通称为‘小冰期’，在中国也称为‘明清小冰期’”。[17]神木移城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明英宗实录》中恰好载有一些反映此时期神木地区气候情况的史料：“丙寅，命逮治陕西都指挥佥事施政、王信等罪，时，政守神木县，信守高家堡，不及时督军采积秋青草，重敛其财，纵之闲逸，妄奏地寒无草。按察司佥事李皋发其奸。上曰：“平时尚忍欺君，临陈岂能效死。”命巡按监察御史逮治之。[18]管彦波认为：“从气候—生态—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来看, 气候变冷引起草场生态的危机,而草场生态的恶化直接导致游牧民族可以放牧的草场资源的萎缩或牲畜的大量死亡。”[19]王信可能是妄奏，但也反映出这时期陕北地区气候趋于寒冷且寒冷对农牧业有显著影响。不然的话，王信也就不会寻找天气寒冷，神木县城周围广大地区牧草生长不好导致“无草”可刈的借口。各堡也不会“执称沙漠无草”。[20]王铮等人认为：“人地关系可能形成一个链 ,而资源利用是这个链的中心环带，在中国历史时期,我们看到由于气候变化 ,政治 、文化、经济都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是由于人口分布变化 引起的,人口分布的变化,则是由土地资源、气候资源的变化而引起的。”[21]神木处在纬度较高的地区，与低纬度地区相比气候自然是偏凉点。明代神木城又受到小冰期的影响致使气候进一步变冷。同时，海拔高度也左右气温高低变化。众所周知，海拔越高气温也就相应的越低。位于山上的神木城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温度自然会比往常更低，这对当地人的生存带来极大地挑战。《神木乡土志》载：“神木气候寒甚，良以地处极边，风劲烈寒，春、秋二季稍微温和，冬、夏二季寒暑过甚。至其风向，则春、秋、冬三季多北风，夏多西南风。每年之间东风甚少。雨量以常年计之，夏多霖雨，冬多积雪，逢春雨少。然而遇雨成雪，因气候过寒，职此之故耶”[22]因此，当人们难以适应这种寒冷的天气自然就会想到一块相对适宜的地方去而迁移到山下平川之处是人们当时最好的选择。

二、较为安定的周边环境

1、明廷的民族政策给迁城营造了良好环境

明朝建国后对北边蒙元势力一直没有放松警惕，并对其不断地进行攻伐，还加强了边境防御。“明朝初年,元朝的残余势力被逐往漠北。为了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防止蒙古贵族集团的南下骚扰,洪武、永乐年间,明朝屡次对退居漠北的故元势力实行‘犁庭扫穴’式的征战, [23]给北蒙残余势力以极大的打击，致使其暂时已不具备大举南下入侵的能力。[24]“陆续沿长城一线设置了‘九边’,对漠北实行了经济封锁政策。军事的对峙和不断的战争,把漠北与中原隔离开……一部分蒙古牧民被迫退居漠北。[25]在陕北地区，“明军击败了割据山陕地区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李思齐等元朝地方军阀集团。”[26]“指挥朱明克延安，遂以明守之”。[27]迫使“绥德、葭州守将孙知院、孔荣、关二俱诣大将军徐达降。达调指挥章存道、朱明等收集各镇官军，分守之”。[28]随后置“延安卫”，[29]“绥德卫”，[30]继续同残余元军作战。“延安卫指挥李恪、绥德卫指挥朱明等追败故元残兵于燕山只斤，禽获五百余人。又攻阿不刺思寨，获马三百余匹”。[31]经过一系列强有力的军事活动后将元军控制相对薄弱的陕北地区成功控制，这为以后的迁城做了很重要的铺垫。

除了军事攻伐外，明廷的羁縻政策对缓和民族矛盾保持边疆稳定也起了积极作用。明廷推行以往以招抚主的民族政策。例如，实行“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32]这样的政策。明廷还利用蒙古诸部内部的矛盾，不断地遣使进行招谕，给予优惠政策，使大批蒙族上层人士纷纷带领部众内降受封，继而在蒙明之间建立起了臣属关系。在陕北地区明廷亦如此，实行了军事诱降，对来降的人进行优待政策。“故元参政脱火赤等自忙忽滩来归，诏赐官服，置忙忽军民千户所，隶绥德卫，以脱火赤为副千户仍赐袭衣靴袜银碗诸物及其从人衣服有差”[33] “脱列伯被擒，孔兴走绥德，其部将复斩之，来降”[34]第二，明廷还安置了大量下层少数民族民众。从朱元璋开始就实行:“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35]此政策促使北部边疆趋于安定。第三，明朝通过 “互市”来影响、控制少数民族。[36]明成祖即位之初就向蒙古各部宣布“其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贾贸易，一从所便。欲来朝者，与使臣偕至。”[37]同样促使蒙明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的关系趋于和平稳定。第四、北部长城一带的烧荒、屯田行为虽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但对防御蒙人南下不无影响。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就边疆问题有过这等言论：“御虏莫善于烧荒。盖虏之所恃者马，马之所资者草。近年，烧荒远者不过百里，近者才五六十里。胡马来侵，半日可至。向者甘肃，今者义州屡被扰害，良以近地水草有余故也。乞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胡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行之劳，而一冬坐卧可安矣。一积粮莫先于屯田。近年屯田皆取卫所老弱之人，是以粮无所积。乞将马队守瞭，夜不收，并精选奇兵，遇警调用外，其余悉令屯田，责其成效，俟秋成之后归伍操备。如此，则民力不劳而边储有积矣。”[38]第四，扶植亲明势力。名义上帮助亲明势力争夺在草原上的统治权，实际上是平衡蒙古几大势力进而对其逐步削弱。“别其种类，则其间易以投，使之人自为雄，各相为战。”[39]是其政策之体现。这种对蒙元的政策，客观上为迁城营造了和平的环境。第五、徙边境之民。即，“沿边军民悉令内徙”。[40]此政策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元朝残余的掠夺和袭扰,在沙漠的边缘制造一个无人区,既能防止人民屠掠,又能防止间谍的出现。余同元引用许文经的统计数据：洪武元年至五年移徙的人口总数是563822人,占洪武年间迁移总数的33.3%, 内中元朝遗民与塞北归降军民约为520410人,占本期移徙人数的92.3%。从现在蒙古高原的人口密度来看,每平方公里也不过9 人,在元末明初其人口密度当会更稀, 如果按现今密度的三分之一来计算,移徙这52 万多人,会使1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无人区,这对阻止蒙古高原上元朝残余势力的南下,使其无法得到人员和物资上的补给, 肯定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41]在这种政策指导下，陕北地区出现了一时的安定。这为神木城迁址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2、防御体系的修筑使移城成为可能。

明代对北方民族实施的是以防御为主的手段。洪武六年(1373 年)正月壬子 ,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练兵时曾告诫:“御边之道,固当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 ,斯为上策。若专务穷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於是。”[42]以后代之而起的是防御工事修筑。防御工事主要有两部分组成：明长城和寨堡营堡。长城自古以来一直是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的一道防线，而“营堡是明长城一线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起着战略防御、信息传递、贸易保护等重要作用。”[43]，“延绥二十五营堡 ,东自清水营 ,西至定边营 ,俱系通贼紧阔处所”。[44]这种防御政策虽不够积极，但客观上造就了这一时期神木周边相对安定的环境。这为县城移到山下提供了保障。

另外，从明中后期的修筑堡寨的特点也能间接发现神木城迁移时期是处在一个较为和平的年代。“土木之变”发生后，堡寨主要修筑或是移筑在山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墙体还包了砖。余宗浚的《酌议砖包冲边城堡疏》载：“守障涉险全藉城池。边政八事，城工是亟。本镇边长兵寡，无地不当敌冲，延东一带尤为要害。东路十城堡，率皆土筑，低薄不堪保障。非直冲突可虞，且恐钩援莫御。何以据险捍敌？议、用砖包砌，诚为一劳永逸至计。”[45]这点看似乎表明明廷处于被动守势，透露出蒙古族在陕北活动范围地扩大和进攻地猛烈，此地已不如先前之平静。现就以正统八年神木城徙治于山下平川之地为限，将堡寨的变化予以反映。孤山堡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成化二年(1466年)移筑，成化十一年移至山畔，万历三十五年包砖。镇羌堡原名东村堡，明初建于东村寨，成化二年堡址迁到高汉岭，改名镇羌，万历三十五年砌砖。神木堡即今神木县城，明正统八年(1443年)建，万历六年(1578年)包砖。永兴堡成化十一年兴建，万历三十五年包砖。堡城位于山梁之上，以险为固。响水堡，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筑响水寨。成化二年(1466年)移堡城于黑河山，因堡泉水干涸、屯守不便，又迁回原址。“怀远堡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堡位于高山之上，地势较平坦，四面无水。清平堡，明宣德年间(1426--1435)于横山县白狼城村建白洛城堡，成化二年巡视陕西兵备尚书王复移建于此，更名为清平堡，城依山而建，北、东、南三面环水，东、北城垣是从斜坡劈下的土崖，外用砖砌而成。靖边营堡城依山而建。石涝池堡，城东、南、西三面临沟，北面洛河，地势险要。饶阳水堡，地处河流交汇处的高地上。[46]以上数据中反映出明代中后期陕北地区似乎不如前期那样稳定的状况。

3、蒙元诸部内斗生出边境和平的春天

首先，蒙古族诸部内部出现矛盾无力南下。十五世纪中叶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故元势力虽已衰弱,而蒙古各部的互相争雄却愈演愈烈,其中主要有瓦刺、鞑靼、兀良哈三部。他们之间在政治上争夺统一蒙古的霸权，在经济上争夺畜牧业赖以生存的水草之地。各部族由于忙于内部争斗无暇南下。短期内诸部也不具备南下的实力。鞑靼部还出现了“从明初一个世纪以来,经济上的被迫倒退,使他们更加倍地要求与内地进行经济联系和产品交换”，[47]这使蒙古诸部和明廷的关系缓和下来了。

陕北更是万幸，蒙古诸部攻伐的战火几乎没有延及到此，蒙明之间的战事也很少发生。陈 育 宁认为：“明初，明蒙之间的战争主要在大同、宣府、辽东一带进行”， “在明前期的百年左右时间里 ……主要的军力部署于东部的大同、宣府和西部的甘肃等地。这个时期的河套地区是平静的。”[48]其次，明朝马市的设立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游牧民族的注意力。“宣、大二边外之掳，地无他产，汉人与款市，止以弥患，无所利也。”[49]明廷本是以马市稳定边疆，可是事与愿违，刺激了其掠夺的欲望。可以说蒙明之间的冲突与马市的设立不无关系。据余同元考察，东三边马市设立时间为：广宁市，永乐三年（1405）设；广顺关市，永乐三年（1405）设；开原市，永乐三年（1405）设。中三边马市设立时间为：大同马市正统三年（1438）设；西三边永乐六年起，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地开设了不定期马市市场。[50]而在正统八年神木移城之前的陕北地区是没有马市的。因此也就很少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第三，战争之后,蒙古诸部就 “遁河外,居漠北”[51]，因河套地区人烟稀少，萧条荒漠。明朝对这一地区只是“阻河为守,延绥亦无事”。[52]《明史》载:“始,鞑靼之来也 ,或在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庄浪、甘肃,去来无常,为患不久。景泰初 ,始犯延庆 ,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顺间,有阿罗出者,率属潜入河套居之 ,遂逼近西边。” [53]《明史纪事本末》载:“英宗天顺六年春正月，毛里孩等入河套。是时 ,孛来稍衰 ,其大部毛里孩、阿罗出、少师猛可与孛来相仇杀 ,而立脱思为可汗。脱思 ,故小王子从兄也。于是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部始入河套。然以争水草不相下,不能深入为寇。[54]《巡边总论》中载: “成化七年虏始入套,抢掠即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虏首火筛大举始入套，始住牧。”[55] “天顺六年 （1462年） 春正月,蒙古毛里孩、阿罗出、李罗忽三部始入河套。初期,这三部由黄河北入居套内,多是冬季踏冰过河。三部之间“以争水草不相下,不能深入为寇” [56]。明廷已于正统二年在套南地区修筑了榆林城,设置了营堡墩台,予以防守。毛里孩等部虽然几乎每年都要入居套内,但均因受到延绥守军的反击而没有能够立足”。蒙古势力较为重大的一次进入延绥地区活动的是正统年间：“近得延安绥德守备官奏：‘达贼二千余人入寇神木县，我师奋勇追剿出境。’‘朕以此贼迫于饥寒，虑必复来侵优(扰)。卿等其皆饬兵，严备相机行事。朕不中制。’”[57]。在蒙古族内部两大势力的角逐中,鞑靼部阿鲁台败于瓦剌部,部属离散,又由于寒冷期的影响“对自然环境依赖性很强的游牧经济其本身的脆弱性、单一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使其难以形成一套应对自然灾害的社会调节机制,为了摆脱此种危机,似乎最为简便而有效的办法就是迁徙移动了。” [58]所以败散的鞑靼蒙古诸部遂有规模地进入河套地区  ,到正统元年有二千多蒙古人“入寇神木县”。他们是“迫于饥寒”而才敢入掠防守较强的神木等边塞之地。因而袭扰性质大于军事目的。据《明实录》所载: “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言:‘比年北虏穷困 ,咸慕德化,相率效顺 ,其所来者 ,衣裳坏敝 ,肌体不掩。及有边境男妇旧被虏掠逸归者 ,亦皆无衣 ,常令所司给与衣鞋 ,遣赴京师。今来者日众，应备不赡。’命以大同府杂造局所贮布袄裤鞋给之。”[59]到正统二年三月,“备御榆林庄陕西都指挥王永等奏：‘累年黄河冻消 ，将西安等卫发来备冬官军放回。今闻达贼在河套，逼近府谷等处，恐探知无备，窃来犯边，乞暂留守哨。’从之。”又“守备延安绥德监察御史张聪奏：‘陕西绥德卫备御榆林庄指挥佥事刘鹏千户刘兴等哨守不严，至达贼潜入羊羔山等处杀伤军人，抢掠孽畜，请治之”。[60]由此得知，边患还不严重。正统三年十月，“镇守延安等处都指挥使王祯奏：‘达贼出没，我军与敌 ，惟弩弓能使之畏。今延安各寨堡皆缺，乞赐驽弓千张、箭万枝，以备应用。’ 命行在工部如数造给之”。[61]看似问题严重，实际上是纪律涣散，装备不足等原因造成的。但鞑靼此时期进入延绥地区应是非军事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求得生存权而进行的骚扰活动。这点也应被主持县城的搬迁者估计到，否则也就不会在守备不严，军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还能将其驱逐出境。在神木，此等情形司空见惯，县城进行搬迁应是不足为忧。

三、地力、灾害及其他因素

通常“由于蒙古高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每年到春季,塞上牧草返青早, 游牧的蒙古族为要抓住时机让畜群及早吃上青草,必定要南下到长城沿线,由此而造成其进入农业区域扰掠的机会,而每到秋季,农业民族进入收获的季节,游牧民族也正是秋高马肥之际,长城之内丰收的粮食、 蔬菜瓜果以及家畜等等, 就成了他们掠夺的好物品。正由于这种农牧业生产相交叉的特点,使春秋二季成为蒙古族南下袭扰掠夺的好时机”，[62]可是麟州这片地方并不如此眷顾他们牧马放羊及收获果实。《神木县志》田赋条载：“神木土瘠民贫，较之中土十不侔一”。[63]《神木乡土志》地亩条载：“神木鄙在极边，幅员虽广，半皆石碛沙冈，而地之可耕者亦硗瘠而鲜有沃壤，其间又分为民地、糜地两项，糜地尤属无几”。[64]嘉靖年间时任兵部员外郎的魏焕评论道: “榆林…远处乎不毛,军士待哺于腹里,生理既难, 粮道又远,倘人事不修, 则六边之废其首在兹乎? ”[65]《皇明经世文编》载榆林地区：“四望黄沙，不产五谷，不通货贿。于是一切刍粮始仰给腹里焉……榆林者, 急在刍粮, 他非所计也。”[66]生存环境已是恶劣，灾害还不断发生。据统计陕北在“明前期（1368—1505 年）共发生旱灾19次，平均 7.21年一次” ，“危害最为严重的是连季旱，甚至连年旱，如：宣德三年（1428）‘春夏亢旱及秋霜，旱田皆无收’”。[67]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在如此情形下，他们万不得已是不会选择来到这里。这也许是明代中前期陕北无战事的又一原因。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也促使了居住在山上的决策者自己要求改善生存环境。早在宋代杨偕、欧阳修等人就争论过城堡存废的问题。杨偕在《修宁远砦疏》中说：“宁远寨在河外，介麟、丰二州之间，无水泉可守。请建新麟州於岚州，有白塔地，可建寨屯兵。谓迁有五利，不迁有三害。省国用，惜民力，利一也。内御岢岚、石、府州沿河一带贼所出路，利二也。我据其要，则河冰虽合，贼不敢逾河而东，利三也。商旅往来，以通货财，利四也。方河冻时，得所屯兵马五、七千人以张军势，利五也。今麟州转输束刍，斗粟费直千钱。若因循不迁，则河东之民困于调发无已时，害一也。以孤堡饵敌，害二也。道路险阻，援兵难继，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属羌，遭贼驱胁，荡然一空，止存孤垒，犹四支尽废，首面心腹独存也。今契丹又与西贼共谋，待冰合来攻河东，若朝廷不思御捍之计而修宁远寨，是求虚名而忽大患也。况灵、夏二州皆汉、唐郡，一但弃之，一麟州，何足昔哉！”[68]而欧阳修在《请不弃麟州疏》中陈述：“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内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於策为便。”[69] “由是州得存。”[70]当时以欧阳修不废、不移麟州城取胜，那是时代造成的。当时宋夏关系紧张，麟州在宋代充当着防御的桥头堡，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战火自然首当其冲。当时宋廷考虑到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没有采用移、废城的主张。而明代移城的建议被采纳，这说明时代发生了变化。明廷对蒙古族的政策使蒙明两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已不像宋夏之间那么紧张，这是移城之大背景。另外，蒙古族诸部势力的内斗也削弱了自身的势力。再者，明代的防御工事也对蒙古族的进犯产生了遏制作用。在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下，杨偕迁城的建议得到了明人的响应。北宋魏泰在《东轩笔录》中也有关于神木县城取水问题的记载。其文载：“麟州据河外，扼西夏之冲，但城中无井，惟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谓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庆历中，有戎人白元昊云：‘麟州无井，若围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即以兵围之，数日不解，城中大窘，有军士献策曰：‘彼围不解，必以无水穷我。今愿取沟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积，使贼见之，亦伐谋之一端也。’州将从之。元昊望见，遽詰献策戎人曰：‘尔言无井，今乃有泥以护草积何也？’即斩戎人而解去。此时虽未脱，然终以无水为忧。”[71]想必困扰宋人的取水问题明人亦常萦怀之。明人王复提到的“水草不便”不就是最好的说明?

王复等人提出的“水草不便”应是以一言而概之之语，应还包括粮草物资、兵马给养等运输上的不便。处于和平之时这种“水草不便”的状况还可维持现状，可是一但出现战事受到敌人围困，运输难以保障，可谓是进入了缺水断粮的境地。而县城迁移下来可以解决转运物资的难题，使政府开支和人力资源得到了节省，使相互驰援更为便利。另外，神木县城在山上固然能依险而守，具有重要军事价值，但县城功能十分单一限制了城市的发展。而徙治于平川之后，能控制交通要道，同样具有军事价值还能为以后县城的经济发展预留出一定的空间，铸就了历史上的神木堡市，使神木县向真正意义上的市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明政府经过了综合考量，最终采纳了徙城于接近水源的平川之地的建议。

四、结语

神木县城迁移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它的迁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促成的。神木县城的迁址是以恶劣的气候环境为背景；以明朝正统八年之前（迁现址之前）延绥地区相对安定的周边环境为基础；以县城故址极为不便的交通状况为现实依据；以当地土地地力的贫瘠和灾害的频发为历史条件的。神木徙治于平川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为，它是当时人们与自然环境抗争的一个历史缩影。县城自迁徙下来一直沿用到今，并对今天神木城市的格局、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王耀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