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机会,见到了一本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永廷先生所著《杨家将的历史真相》(以下简称《真相》),在其简介中说:“本书史料翔实,甄别严谨”,“让我们走进历史,厘清这段千年的故事传说”。但是,翻阅之后,非常失望,既没有见到翔实的史料和规范的引证,也没有发现严谨的甄别和有力的考辨,更没有使人走进历史和厘清千年的故事传说。其实,所谓“史料翔实,甄别严谨”,都是别人论著中所引,根据自己需要凑成的“杂烩”;所谓“走进历史,厘清故事”,也都是依据别人论著中提到的事实,用自己主观臆断来走进的“历史”……。这里,仅就《真相》中所涉及对杨业的无端“指责”和对潘美的刻意美化,作一简要的分析。
杨业的英雄业绩岂能动摇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宋太宗下诏分三路北伐,因东路主力失利,班师,命西路潘、杨所部,护送云应四州之民撤回关内。《宋史·杨业传》记载:
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护之……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阵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抚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至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这是一段为完成“护送”任务,由西路军主帅潘美主持的军事会议记录择要删定的传记内容和杨业之死的简要过程,也是史学工作者研究杨业被“奸臣”所迫致死的重要历史记载。对于这次军事会议,著名的宋史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李裕民教授在《杨业死因之再探索》中有详尽的论述。但是,张永廷先生对一次关系到国家盛衰及边境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军事会议有意歪曲,对权威性的最新前沿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却对杨业罗列了一大堆无端的“指责”,把“护送”任务失败的主要责任,或者说是主要矛盾方面,推到了杨业身上。
1. 张先生说:“说到底,杨业之死只不过是一场意气之争,谈不上刻意相害,更上升不到政治高度”,“如果杨业能够放低姿态,妥善化解矛盾,结果当然不会如此惨烈。”
据前面摘录《宋史·杨业传》中讨论如何完成“护送”任务的军事会议所载,杨业与监军王侁实质性的对话只有四句。杨业说:“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令取数州之民……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王侁沮其议说:“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赞成之。杨业说:“不可,此必败之势也。”王侁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仔细研读杨业与王侁这四句对话,杨业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意气之争”,反倒是王侁表现了对杨业的刻意相害!王侁作为西路军监军,置朝廷命令“护送”的任务目标和四州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不顾,明知敌强我弱的形势,却让杨业大张旗鼓与辽兵主力正面作战,把杨业逼上绝路,这不是政治高度上的“刻意相害”又是什么?正如著名的宋史专家、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所指出的:“王侁提出的这一作战计划,在政治上是居心叵测的,在军事上也是幼稚可笑的。不可思议的是,监军刘文裕竟然赞成王侁的作战计划,主帅潘美竟然批准执行王侁的作战计划。”张教授的这段精辟的论断,是这次会议上对杨业实施政治上“刻意相害”的有力注脚。至于永廷先生说要杨业“放低姿态”、“妥善化解矛盾”,试问:如何“放低”,“放低”到什么程度?如何“妥善”,怎么“化解”?请张先生予以指教。
2.张先生说:“王侁指责杨业不出兵是胆怯,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杨业言辞过于激烈,王侁刚一提出自己的设想,杨业马上反驳说,按照他的设想去做,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失败。”
我们再仔细研读上面举出的四句对话。当杨业依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为完成“护送”任务,提出“三州之众保万全”的方案时,王侁立即“沮其议”,即阻止了杨业的发言,并不顾敌情和“护送”任务的目标,提出了“幼稚可笑”的作战计划,杨业表示“不可,此必败之势”,王侁便对杨业使出“得非有他志乎”的杀手锏。这四句对话,哪里是杨业“言辞过于激烈”?哪里是杨业马上反驳?反倒是王侁先是“沮其议”,马上反驳;接着又以“得非有他志乎”的过激言辞逼杨业出战。这里是永廷先生把黑白颠倒了,或者说是倒打一耙,不是吗?不可思议的是,王侁身为监军,不履行自己主要监察主帅的职责,急于发难,充当威逼杨业的急先锋。说穿了,正如张希清教授所指出的“政治上居心叵测”!
3.张先生说:“史书上讲,‘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可见杨业的群众基础并不过硬,有可能性格过于耿直,不够低调,给人留下了一些把柄。”
《宋史·杨业传》说:“业不知书,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为政从简,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其用”。《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同样的记载,并说:“为政从简,吏民爱之”。杨业在朔州转战到陈家谷时,见王侁、潘美等负约撤走,时部下尚有百余人,杨业对他们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众皆感泣不肯去,无一生还者。闻者皆流涕。这些历史记载,哪里表现了杨业的“群众基础不过硬”?至于那个“潜上谤书斥言其短”者,所谓“斥言其短”,是诬陷还是“把柄”?能代表“群众基础”吗?说杨业性格过于耿直,不够“低调”,耿直不好,“圆滑”(《真相》中张先生谓潘美语)就好吗?“过于”又表现在哪里?所谓“低调”,是近年来泛起并流行的一种说辞,基本上可以属褒义的范畴,常被一些人用来给自己加分,或者说是互相“抬轿子”。怎么能够用来解读千年以前的一代名将!是不是永廷先生“穿越”了?至于那个“潜上谤书”者,史学名家早有评说,就是潘美。
4.张先生说:“杨业最后说自己为奸臣所迫,表明他久居官场,但并不成熟,或者是在北汉居高官霸道惯了,在宋朝军中做一配角还没有调整好心态……杨业之死,与其说是被奸人所害,倒不如说是死在了无处不见但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
关于杨业的历史记载,包括不同版本记载的同一事件,汇集起来近十万言,已经出版发行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有数百万言。杨业在北汉时期,“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在文学作品中,从流传至今的传说故事、小说、戏剧、曲艺、诗词和当代的影视作品等反映杨业在北汉时期的内容,也多是依据宋太祖、太宗兄弟二人“三下河东”的历史记载所演绎出的生动故事。无论是历史记载或者是演绎的故事,既没有说杨业“高官霸道”的记载或情节,甚至连只言片语的描述都找不到。不知永廷先生说杨业在北汉时期“高官霸道惯了”,依据的是哪里的翔实史料记载,或者说是哪部文学作品的演绎描述?所谓官场的“潜规则”,和所谓的“低调”一样,也是近年来泛起并流行的一种说辞,有些人以深知所谓的官场“潜规则”而自娱自乐。请问:宋代的官场的“规则”又是怎样的“潜”法,杨业是如何死于“潜规则”的?永廷先生能回答出来吗?在这里不妨给永廷先生提示一点,在宋代,有一套比较进步的,可以上下、平行互相监督和权力制衡的监督机制,在所谓的官场上是比较清明的。因而出现了宋代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诸多方面发展的巅峰。
5.张先生说:“杨业是北汉降将,立再大的功劳也无法与他们(指潘美等诸将)这些‘根正苗红’的人相比。倒是杨业急于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本无可非议,但到了一个新环境,如果过于急于求成,很可能欲速而不达。历史上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将大多有这个毛病。”
杨业出生在麟州(今陕西神木县),生长在山川纵横、丛林茂密、蕃汉杂居,以战射为俗的边塞重镇,以武力雄其一方的土豪家庭中,从小受着父辈的熏陶,练就了一身骑射好武艺,学得兵法上行军布阵的知识和运筹韬略。《宋史·杨业传》中说:“幼,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尝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鹰犬逐雉兎尔。”这短短的几句,深刻地体现了杨业少年时代的思想抱负、任侠性格和军事才能。北汉时期,杨业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北汉皇帝刘继元降宋后,杨业仍据城苦战。宋太宗素知其勇,欲生致之,遣中使谕继元派亲信诏杨业。杨业接到刘继元的指令,才释甲来见太宗。太宗大喜,寻授右领军卫大将军。充分表现了杨业的大局意识和忠于职守的优秀品格。不久,太宗以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署,担负起山西防御辽兵南下的重任。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辽兵十万骑围攻雁门。杨业率数百骑出奇制胜,大败辽兵,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数百骑战胜十万兵“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自此,杨业声威大振,“契丹畏之,望见业旌旗即引去”。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宋太宗下诏北伐。北伐初期,西路军杨业所部在雁门关首战告捷,乘胜先后收复寰、朔、应诸州。在讨论为护送四州吏民撤回关内的军事会议上,杨业提出了声东击西、佯攻取胜的最佳方案和在陈家谷口布置伏兵的补救措施,但遭到奸臣所迫,为国捐躯。
杨业从麟州成长,到太原事北汉,归宋后赴代州御辽前线,虽然换了几次新的环境,但始终如一,光明磊落,战功卓著,充分显示了他的文韬武略和人格魅力,先后受到了北汉、宋朝的重用,连敌方辽朝也要“军令须生擒继业”为其所用。根本用不着也没有必要在雍熙北伐时,“急于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能力”;也不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过于急于求成”。永廷先生的《真相》说杨业“急于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能力”,“过于急于求成”,并说杨业和岳飞、袁崇焕等名将,都有这个“毛病”,不知依据的是哪里的翔实史料,又是怎样对史料严谨甄别的?
《真相》中对杨业的无端“指责”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举出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再多的指责也动摇不了杨业一代名将的光辉形象。
潘美的“奸臣”行径岂能开脱
雍熙北伐杨业重伤被俘,自己就说“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杨业所说的“奸臣”,必有所指。杨业与潘美共事多年,对潘美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杨业所指的“奸臣”,就是潘美。这在当时和后世多有评论,尤其是当代著名学者的评论,更为明确。如著名学者余嘉锡在《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中指出:“业言为奸臣所疾,逼令致死,‘奸臣’二字,实指潘美,非谓王侁、刘文裕也……以嫉功妒能,遂置国事于不顾,奸臣之曰,非美而谁!”著名史学大师邓广铭教授和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在《评杨业兼论潘杨关系》中,对雍熙北伐杨业之死,潘美应该负什么责任,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这里所说的‘奸臣’无疑也是指潘美……业知美所不容,故为奸臣所嫉。”李裕民教授在《杨业死因之再探索》中,对张咏《赠刘吉》一诗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指出:“第一责任人应该是潘美……如果说王侁是客观上将杨业送上绝路,潘美则是有意将杨业送到绝路上去,他是陷害杨业的主犯。”永廷先生对前沿大师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在杨业之死这个关系到宋、辽双方大局的事件上,对杨业进行多方面“指责”的同时,对陷害杨业的奸臣潘美进行开脱,甚至说“在杨业一事上,潘美不仅无过反而是有功的”,这是根据哪里的翔实资料,又是怎样严谨甄别的?
1.张先生说:“批评潘美的人责难潘美应该站出来支持杨业,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过高要求官场中的人了,不了解现实的残酷性,带了太多的浪漫色彩。不仅是潘美,即便换了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否定监军而支持杨业”。
对于《宋史·杨业传》记载的那次军事会议,李裕民教授和张希清教授都有精辟的论断。李教授在《杨业死因之再探索》中指出“(潘美)是军事家,不可能认识不到杨、王的方案孰好孰坏,他是一把手,完全可以否决王侁的方案,但他没有这样做,偏偏赞同了王的方案。其次,既然答应了在陈家谷口设伏兵,即使阻止不了王侁的逃跑,至少自己应该带兵守住阵地,但他却跟着跑了。”张教授在《杨业与云应寰朔四州》中进一步指出:“王侁提出的这一作战计划,在政治上是居心叵测的,在军事上是幼稚可笑的。不可思议的是,监军刘文裕竟然赞成王侁的作战计划,主帅潘美竟然批准执行王侁的作战计划……而潘美、王侁竟然失约,擅自撤离陈家谷口,致使杨业重伤被擒,全军覆没。”。二位教授的论断,给我们的提示是:潘美作为西路军主帅,是第一把手,完全可以否决王侁的方案,但他偏偏赞同了王侁的方案;王侁提出的作战计划,在政治上是居心叵测的,不可思议的是潘美批准执行王侁的作战计划;潘美既然答应了在陈家谷口伏兵,竟然也跑掉了。
那么,作为西路军主帅的潘美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做,政治上“居心叵测”又要干什么?我们不妨对那次军事会议前后发生的事实,再次进行分析。首先,说王侁的表现,王侁与杨业的第一次共事,过去并无过节,也没有利害关系,为什么在会议上充当急先锋,并用“得非有他志乎”的杀手锏,逼杨业正面与辽兵作战?其次,说另一监军刘文裕,为什么王侁的方案刚刚提出,他就立即表示赞成?再次,说主帅潘美,竟然批准执行王侁的方案,在得知杨业败退时,也“负约”领兵撤走了。再联系到事后潘美在上奏的战报中,把失败的原因推到了杨业身上。这接二连三的事实,不得不使人产生怀疑:整个事件的过程,是潘美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借此难得的机会,把杨业逼上绝路而策划的阴谋,这也正是张希清教授所指出的“政治上的居心叵测”。这个阴谋是在召开军事会前潘美精心策划安排的,王侁被潘美所利用,或者是他也参与了阴谋策划。永廷先生对李、张二位教授最新研究成果视而不见,用一句所谓官场的“现实残酷性”,为潘美开脱罪责,是永廷先生自己在“浪漫”又“色彩”了吧。
2.张先生说:“历史上,类似陈家谷那样的情形并不鲜见。而且很有可能,在澄清杨业一事上,潘美不仅无过反而是有功的……潘美最有可能说明事实真相,这是杨业得以被厚赏的决定性因素”。
杨业以观察使殉节,杨家先期得到朝廷的抚恤仅为观察使善终的一半不如,还不及同时战死的部将贺怀浦。“其待之之薄如此,知业此时必为人所谗谤矣。其后 赠官赐厚禄,并严谪潘美等……盖其事久而始明,是必有人为之申雪矣。”余嘉锡先生在这里指出的“谗谤”者是谁?就是潘美;“申雪”者又是谁?是刘吉。李裕民教授在《杨业死因之再探索》中,结合《太宗实录》和《宋会要辑稿》研究后指出:“作战指挥部由潘美、杨业、郭超、王侁、刘文裕五人组成”,“杨业出战前的会议参加者,自然就是这五人了”。关于杨家得到的抚恤前后不同,李教授说:“在杨(业)死后,杨家得到的抚恤反不如他的部下,又从刘吉冒死雪忠臣看,杨业的确蒙受了冤屈。据此,可以肯定,潘美在奏章中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把失败的责任推到杨(业)身上。”李教授又说:“在刘吉冒死为杨业说话后,中央可能会委托刘吉或他人去调查,与此案关系不大的郭超(在会议上未表态)会较早说出真相。侯(侯莫陈利用)在并州,张咏在麟州,离前线不太远,也能了解情况,说一些真相。在无法再隐瞒事实时,潘、王、刘三人也不得不承认。”
永廷先生对原始资料不作认真的研读,对名家大师的最新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只凭自己的猜想,说李裕民教授论述刘吉“冒死雪忠臣”,“也只是提出了一个线索,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李教授的论断,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同。那么,永廷先生令人信服的证据是什么?用今人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里面的一个情节,说“杨业的情况很可能与之类似”,就是所谓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吗?永廷先生也说“历史人物也不能与娱乐人物对号入座”,怎么自己先“对号入座”了!永廷先生所说的“潘美是最有可能说明事实真相,这是杨业得以被厚赏的决定性因素”,这样的奇谈怪论,是从哪里的“翔实资料”中“严谨甄别”出来的?只凭“穿越”的手法,或者说是有意为潘美粉饰美化,塑造“有功”形象,这哪里是在“走进历史”,说明《真相》。
3.张先生说:“历史上的潘美是深得信任的两朝重臣,战功卓著的北宋名将。他一生戎马倥偬,不仅勇猛善战,而且相当自律,基本上没有劣迹”,“潘美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只不过是他处事比杨业更加周到圆滑。”
潘美深得宋太祖、宋太宗信任和重用,确系两朝重臣。说他一生战功卓著、勇猛善战,却并非如此。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春,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潘美为巩固大宋政权“谕旨中外”,在征讨江南诸地的过程中,虽立有战功,但并不能代表他的一生。况且,江南这些地方政权和势力集团,本来国力有限,在赵宋统一大业的背景下,大势已去,重兵压境,即使他人领兵也能平定,正如王夫之所言“兵一临之,而如春冰之顿释……幸人之弱,成平国之勋”。而面对辽国大军这样的强敌,潘美表现如何呢?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宋攻灭北汉,乘胜北伐幽州,结果战败于高梁河,致使宋太宗坐驴车连夜逃到涿州。所谓“勇猛善战”的潘美哪里去了?不也是败军之将吗!五年(980年)三月,辽兵十万攻雁门,是杨业率数百骑击退辽兵,“契丹畏之,望见业旌旗即引去。”雍熙北伐初期,是杨业率所部收复云应诸州,而潘美与贺令图败于蔚州飞孤。杨业殉国后,给事中张齐贤知代州。这时辽兵乘势逼近代州,张齐贤约潘美以并州之师来会战。当潘美领兵到柏井时,闻报辽兵已至代州城下,守将“众寡不敌,保壁自顾”,他不敢与辽兵作战,借口得到“密诏”,率部退回并州。是张齐贤选厢军誓众奋战,又夜间使兵举火呐喊,才使辽兵退去。仅从上面列举,怎么能说潘美一生“战功卓著”、“勇猛善战”呢?
永廷先生所说潘美“基本上没有劣迹”,果真这样吗?《宋史·潘美传》李超附传中说:“李超者……常在潘美军中,主刑。美好乘怒杀人,超每潜缓之。”潘美在征岭南讨溪洞蛮獠时,“美穷其巢穴,多所杀获。”正因为潘美好杀人,在征江南时,宋太祖特意告诫潘美和曹彬:“城陷之日,慎无杀戮。”宋征北汉破晋阳城后,宋太宗下诏焚城,潘美身为“北路都招讨”,“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除上面列举潘美“好杀人”外,其它劣迹还表现在他为人阴险狡诈、嫉贤妒能,甚至借刀杀人等诸多方面。宋征北汉时,潘美遇到了“无敌”将军杨业的英勇抵抗;当杨业释甲来见太宗,“上喜,慰抚之甚厚”;北伐幽州失败,太宗“以业老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成了潘美的副手;杨业赴代州前线,“首建梗边之策”,在代州一线修筑兵寨,构建起了战略防御体系;杨业出奇制胜,以数百骑战胜十万兵,取得雁门关大捷的辉煌战果;雍熙北伐初期,杨业所部收复云应诸州;在为完成“护送四州吏民内迁”的军事会议上,杨业提出了最佳方案和补救措施。这一系列的事实,在潘美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或者说是严重威胁,必然由震惊不安,产生嫉妒,再而由嫉妒产生诬陷和迫害,发生了前面列举的潘美“潜上谤书”、逼杨业出战和负约撤走,最后把战败的责任推到杨业身上的事件。对于“潜上谤书”,永廷先生还说潘美“是杨业的顶头上司,若对杨业有什么不满,直接招呼就行了,用不着避近就远,惊动到皇帝那里。”这是没有读懂“潜上谤书”四个字。“潜”是秘密地;“谤”是恶意攻击别人,即“诽谤”。杨业一身正气,光明磊落,潘美没有事实可抓,又心怀嫉恨,要进行诬蔑、迫害,那能“直接打招呼”,只能使用“潜谤”的阴谋手段,才能达到目的。正如史学大师邓广铭教授和张希清教授所说:“这个潜上谤书,斥言其短的主将,就是潘美……潘美不仅嫉妒杨业雁门关大捷,对杨业收复寰、朔、应诸州之功,嫉妒尤甚。”
潘美的“劣迹”,还表现在他冒领杨业的战功。前面提到的雁门关大捷,是杨业出奇制胜取得了辉煌胜利;而在《长编》中却说是潘美“令杨业……与美合击之,敌众大败。”如此,为什么不书“契丹畏之,望见潘、杨旌旗即引去”?雍熙北伐时,是杨业所部出雁门首战告捷,接着收复寰、朔、应诸州;《宋史·潘美传》却说:“美独拔寰、朔、云、应等州”。再看《辽史》的记载:“宋将杨继业由代州来侵,攻陷城邑”,“宋将杨继业陷山西城邑”……《宋史》和《辽史》虽然成书较晚,但这些都是依据当时各方前线的战报写成的。辽将在前线与宋将作战,面对面,当然知道来将是谁,是杨继业,而不是潘美。上面所举潘美好乘怒杀人、嫉贤妒能、“潜上谤书”、冒领杨业战功,逼杨出战又负约撤走,有意把杨业送上绝路,可谓“借刀杀人”。这一系列的劣迹,包括“圆滑”,可谓“劣迹甚多”!永廷先生说潘美“基本上没有劣迹”,这些难道是“光彩”!
4.张先生说:“潘美的一生善始善终,因果圆满……真实的潘美与卖国奸臣的形象大相径庭,相反,他一生对北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潘美少有志向,先事周世宗柴荣,后受到宋太祖、太宗的信任和重用。在征岭南、伐江南的战斗中立下军功,成为大宋一品大员和皇亲国戚。死后被諡“武惠”,并配享太宗庙廷。乍看起来,确系永廷先生所说,但如果对潘美的所作所为进行具体分析,却大跌眼镜。潘美在事周世宗时,就结识了手握重兵、善于谋略的赵匡胤,“太祖遇美素厚”。在后来为大宋“谕旨中外”,与曹彬、石守信等宿将一起征岭南、伐江南,虽然是“幸人之弱,成平国之勋”,但毕竟是潘美等诸将平定而立下了战功。潘美在宋征北汉时,遇到了杨业,杨业的“无敌”名望和骁勇善战,与江南那些战将来说,是无以伦比的,使潘美感到震惊和不安!宋灭北汉后,太宗乘胜北伐幽州,在辽军这样的强敌面前,潘美成了败军之将。太宗“以业老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杨业成了潘美的副手。在御辽上,杨业无论从战略防御、战术运用和对辽方的掌控等方面,处处比潘美强。在杨业赴代州前线不久,就取得了雁门关大捷的辉煌胜利,尤其是雍熙北伐时杨业收复云应诸州,潘美嫉妒尤甚。必然潘美由震惊产生了嫉妒,进而对杨业进行诬陷、迫害。雍熙北伐东路军主力退败,太宗诏令潘、杨所部“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作为西路军主帅的潘美,“总貔貅之旅,执金鼓之权”,不是以江山社稷和四州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为重,而是借机与监军王侁、刘文裕一起,明知敌强我弱,逼杨业出战,有意把杨业送上绝路,致使“王师败绩”。杨业之死,不仅仅是没有完成“护送”任务,更重要的是导致了宋辽双方局势的根本扭转。自此,北宋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收复云燕十六州成为泡影。正如余嘉锡先生评论说:“故曾巩作《隆平集》,元人修《辽史》,皆以业之生死定辽、宋之盛衰。”
永廷先生说:“潘美善始善终,因果圆满……对北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前面对潘美所作所为的分析,怎么能说是“因果圆满”、“鞠躬尽瘁”呢?不知永廷先生依据的是哪里翔实的史料,又是怎样严谨甄别出来的。
结 语
张永廷先生在《杨家将的历史真相》中,不仅没有所谓“走进历史”,讲清所谓《历史真相》,反而背离历史事实,凭自己主观臆断,误导或者说是歪曲历史真相,得出了错误的或者说是背道而驰的结论,为深入研究杨家将历史和杨家将文化制造了混乱。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研究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潮的兴起,在举国上下重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下,一些“杂说家”和一些“爱好者”,也要站出来所谓“走进历史”、“还原历史”,结果不是历史被歪曲,就是闹出笑话。这里仅就有关杨家将的论述举出几例。
1.2010年12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了国家一级作家梅毅演讲的《鲜为人知的杨家将》,要“翻开历史,还原历史”,却无视千年以来文臣武将、文人学士对杨家将的评述,尤其是无视当代著名的史学大师邓广铭教授、李裕民教授、张希清教授、邓小南教授等对杨家将的研究成果,揪住杨业所谓“降将出身”不放,作为筹码,对杨业进行诬蔑、抵毁;对陷害杨业的奸臣潘美的行径,进行粉饰、美化,还美其名曰“鲜为人知”。张永廷先生与梅毅的基调如出一辙,所谓“走进历史”,讲清“历史真相”,不过是夹杂了自己的主观臆想而已。
2.2009年3月,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郝丽云所著的《金沙滩》,也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却把民间传说和小说戏剧中的《血战金沙滩》故事,当作历史来张扬。并说:“我们在故纸堆中读到的史书,是经过一次又一次技术性处理的结果……,修史者做了面目全非的提炼、总结,看似详细,却杂乱无章、面目全非”,“史料存证又被战争的烽火焚烧殆尽,我们阅读血脉传承的生存史,能够无视并绕过传说吗?”丽云先生这种以传说印证历史进而否定史书记载的手法,怎么能够“还原历史真面目”?不仅如此,更可笑的是,丽云先生把余嘉锡先生《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中引证纪昀《槐西杂志》中说的“谓业战死长城北口,当在云中”的话,当作余嘉锡自己的话来转引;把《宋史·佞幸传》中的侯莫陈利用(侯莫陈:鲜卑三字姓;利用:名)其人,说成是侯莫和陈利用两个人,这不是笑掉大牙吗?还美其名曰:“还原历史真面目”!
3.2012年7月28日,河南卫视播放由苗圃主演的电视连续剧《穆桂英挂帅》。播放后,在《知根知底》栏目作了一期“寻找杨家将后人”的节目。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成名的纪连海,以嘉宾身份坐镇河南卫视。当节目中说到《水浒传》的好汉杨志时,连海先生说:“有一个叫余嘉的人,写了一部《水浒三十六人考》”,并解释说:“这个余嘉,不是印度瑜伽气功的瑜伽……”。连海先生道听途说,把当代著名学者余嘉锡说成了“余嘉”;把《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说成了《水浒三十六人考》。不仅如此,在节目中所说的杨家将的史实,几乎都不准确。如,他说:“经过考证,杨延昭只有一个儿子杨文广(实是三个:传永、德政、文广)”;说杨延昭得名六郎,“是对应北斗七星中的第六星(如果这样说,也应为南斗六星,主兵机)……”。一个对杨家将一知半解,对写过《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大作的余嘉锡还不知道的人,竟然坐镇省级电视台瞎侃杨家将,真是贻笑大方!
4.2008年9月,在山西曲沃县召开了一次“杨家将文化研讨会”。参会的有一位叫杨安生的杨家将爱好者,自称是山西杨家将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经核实,山西并没有成立该会)。在研讨会上,安生先生仅仅凭对明清时期的两三部《杨氏族谱》的一己之见,竟敢断言:杨家将与麟州(今陕西神木县)杨弘信无关,并对欧阳修为杨业的侄孙杨琪作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也敢予以否定,说:“欧阳修与墓主人杨琪私人关系非同寻常,欧阳修为了顾及杨琪家的面子,硬把杨业、杨延昭接到麟州杨弘信的世系中”(见《会议简报》)。一个缺乏历史知识和时间的积累,只凭自己对杨家将“爱好”的人,来讲杨家将的历史,无异于瞎子摸象,笑话百出。
……
上面所举之例,并不属于学术观点的分歧与争论,而是这些“杂说家”和“爱好者”,在既没有研读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没有断代或专题长期研究的积累,更没有吸收前沿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只凭主观臆断,对杨家将诬蔑、诋毁,把传说当作历史,甚至胡诌瞎侃,信口开河,来所谓“还原历史”、“走进历史”,厘清历史“真相”,结果只能扭曲历史,制造混乱,误导视听,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作者:杨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