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我国北方，从横山经代北迄于燕蓟，历来是胡、汉互为出入的区域。以其地近羌胡，故民俗修习武备，崇尚勇力，良将辈出。如《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云：“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
一、环境和时代
在我国北方，从横山经代北迄于燕蓟，历来是胡、汉互为出入的区域。以其地近羌胡，故民俗修习武备，崇尚勇力，良将辈出。如《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云：“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1)隋唐为民族融合大发展的时期，缘边各地胡汉杂处、风习相染的情形愈益普遍。安史以后，在中央权威日趋势微的情况下，以藩镇为代表的地方军事势力逐渐成为左右帝国政局的关键力量。他们既可为国扞边、应诏勤王，更多则是以武力为资本固结成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公然挑战中央权威。由此，中国历史又迎来一个武人专政的时代。
在武人势力裂土自雄的格局中，代北以南、以太原为中心的河东地区更凸出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此地“东阻太行、常山，西限龙门、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之隘，北有雁门、五台诸山之险”、“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2)退则可以自成邦国，进则可以逐鹿中原，因而自古以来即是兵家必争必据之地。
十世纪初，随着大唐帝国的消亡，新一轮的势力角逐臻于白热化，其影响所及也已超出单纯的军事与政治范畴。在当时众多地方武力中，以沙陀突厥部为主体、以河东地区为根据地的“河东军事集团”(3)成为北方政治舞台上的强劲力量。半个多世纪里，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都是北方内战最活跃的参与者和政权的有力竞争者。尽管他们仍保有若干“异族”的特征，却并不认为自己是“外来者”。相反，他们已经自视为中原王朝体系的一部分甚至代理人。
李克用在与朱温的角逐中，以李唐宗室自居，时时以“勤王讨逆”为旗号。天祐元年(904 )，当朱温弑唐昭宗的噩耗传来，李克用便“南向恸哭，三军缟素”(4)。天祐四年(907)，朱温废昭宣帝(唐哀宗)自立后，四川王建派使者游说李克用“各王一方”。李克用拒之，且回了一封措辞堂皇的信，内中有云“仆经事两朝，受恩三代，位叨将相，籍系宗枝，赐鈇钺以专征，征苞茅而问罪。……累朝席宠，奕世输忠，忝佩训词，粗存家法。 ……誓于此生，靡敢失节，仰凭庙胜，早殄寇雠。(5)李克用此举既是出于策略的考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政治取向，并非全是惺惺作态。此后，他的继承者李存勖仍奉唐朝正朔，其“恢复大唐”的尝试，主要依据即是唐朝的权力也是由边疆军事贵族的权力孕育而来的，其“龙兴之地”恰恰是在太原。同光元年(923)冬十月己丑，他在御崇元殿的制书中说：“仗顺讨逆，少康所以诛有穷；缵业承基，光武所以灭新莽。咸以中兴景命，再造玉猷，经纶于草昧之中，式遏于乱略之际。朕以钦承大宝，显荷鸿休，虽继前修，固惭凉德，誓平元恶，期复本朝，属四海之阽危，允万邦之推戴。……”(6)这表明，太原李氏在争夺霸业、重建秩序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观念意识的转变。
此后石晋、刘汉继起，其族属或“四夷”，或沙陀，皆发迹于太原。彼等虽都有过勾引外族、父事契丹的情事，而对内莫不以中原之主自居。
及郭威代汉、赵宋代周，情形又为之一变。统治者的正统意识更加自觉，其集团内部河北、河南籍的武将数量陡增，但河东籍将领仍是武人群体中极为重要与显赫的部分，在地域分布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7)且这些将领不论出于何地，大都跟“河东军事集团”有甚深的渊源关系。与此同时，刘崇外倚契丹之援，苟且自立于太原，可视为河东武人政权的余绪，直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平定北汉，这股势力才归于歇绝。
这种特定的时空背景成就了为数众多的河东武将，为他们建功立业、显身扬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杨业则堪称个中翘楚。本文拟从进身途径、政治立场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比较杨业和宋初其他河东将领之间的异同，并通过这种比较，对造成杨业悲剧命运、造就杨业历史形象的内外原因加以述说。
二、进身途径
当李克用崛起于代北之际，其所凭借的资本多为部族军，既有沙陀木部，亦有边疆蕃、汉各部，战力顽强而剽悍难治。李克用为求其效命致力，也并无约束之意。如《旧五代史》卷二十六《武皇本纪下》所云：“是时，亲军万众皆边部人，动违纪律, 人甚苦之,左右或以为言。武皇曰：‘此辈胆略过人，数十年从吾征伐，比年以来，国藏空竭，诸军之家卖马自给。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俟时开运泰，吾固自能处置矣。’”不仅如此，为了罗致和笼络那些“骁勇之士”，李克用往往不论其族属，不论其出处，多赐以宗姓、养为义儿,结以恩信、授以重任，从而锻造出一支所向披靡的“虎狼之师”。(8)
随着越来越深地卷入中原事务，李克用和他的继承者又适时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河东军事集团的兵将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地域而论，从早期的以代北地区为主逐渐过渡到以河东人为主；就族属而言，胡、汉杂处的情形更为普遍，且汉人的比重日益增加。此后虽政权迭更，而河东籍的将领始终活跃异常。直到北宋初期,“河东诸将”仍在武人群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9)
宋初河东武将的来源或进身途径，大体有四种类型。
(一) 凭借勇武军功扬名立万
唐末以来的纷乱局势为武人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也为枭雄们实现其宏图野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所谓“时势造英雄”、“形势逼人强”，确乎是不变的真理。文明元年(880)，当黄巢北渡江、淮,矛头直指长安时，寄居在鞑靼部的李克用便喜不自胜，酒酣而呼：“人生世间，光景几何，曷能终老沙堆中哉!”(10)从五代到北宋，各政权的建立者们莫不是以军功致身显位，又凭借军事实力、抓住时机而终登“大宝”。流风所及, 其麾下武将的绝大多数也是凭借军功武勇受知于人主而扬名立万、获取富贵。这是当时武人进身的常态。
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两类:
一是将门子弟出身，既以父祖关系跻身行伍，又能克绍箕裘，凭自己的武功而名震一时。如罗彦瑰，并州太原人。“父全德，晋泌州刺史，彦瑰得补内殿直。”出帝石重贵遣使宣慰大名，“募军中骁勇士十人从行，彦瑰备选”。开运末，曾受契丹之命为护圣指挥使。在赴幽蓟途中，听说刘知远在太原称帝，遂归后汉。此后历仕汉、周，显德中从向训收秦、凤有功。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他又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使后周宰相范质等俯首听命，由此成为北宋的开国功臣。此后参加过平定泽潞、辽州之战等重大军事行动，所至有功。(11)
慕容延钊，太原人。父章，襄州马步军都校、领开州刺史。延钊“少以勇干闻”, 初隶郭威帐下。后周时期，参加过高平之战、平定淮南等战争。与赵匡胤同掌殿前司, 关系友善。太祖代周后，又能折节输诚、镇定北方。此后参与平定李筠叛乱，又在收复荆、湖的行动中担任主帅。其弟延卿，官至虎捷军都指挥使。延钊死后，其子德丰继为名将。(12)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庄宗，为苛岚军使，“因以隶帐下”。“及庄宗人洛，累历内职”。显德中参加过平秦凤、平准南和北伐诸役。入宋后，与慕容延钊率军讨平李筠叛乱，指挥了建隆四年(963 )的乐平大捷。征讨后蜀，任北路大军主帅，夺利州、下剑门、入成都，立有首功。但因善后问题处置失当，导致蜀中军民大规模的骚乱。事后受到降官处分，被裭夺军权。其子审钧，曾为永兴军驻泊都监，战死。曾孙王凯为仁宗时期名将， “治军有纪律，善抚循士卒，平居与均饮食，至临阵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战无不力,前后与敌遇，未尝挫衄”。(13)
郭守文，并州太原人。“父晖，仕汉为护圣军使，从周祖征河中，战死。守文年十四，居丧哀毁，周祖怜之，召隶帐下。广顺初，补左班殿直，再迁东第二班副都知。”“沉厚有谋略，颇知书”。人宋后,相继参与了平定后蜀、南汉、南唐、北汉及雍熙北伐诸役，受命剿平西北诸蕃，晚年“以内职总兵镇常山”,破辽兵于唐河，功勋卓著。且爱兵如子，所得禄赐悉以犒赏士卒，以致家无余财。去世时，“军士皆流涕”。太宗感念其功，为真宗纳其女, 即章穆郭皇后。(14)
袁继忠，其先振武人，后徙并州。父进，仕周为阶州防御使。继忠以父任补右班殿直。平泽路、讨并汾、征后蜀，“悉预攻战”。雍熙北伐，继忠为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监，隶田重进麾下，所向有功。诸路败归，继忠为中路军殿后，统驭有方，行列甚整。(15)端拱元年十一月，契丹大举进攻定州，继忠(时为监军)力主出战，并与都部署李继隆共同指挥，取得了唐河大捷，使久已低迷的宋军士气为之一振。(16)
呼延赞，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马步都指挥使。少为骁骑卒，太祖以其材勇，补东班长、入承旨、迂骁雄军使，从讨西川。太宗亲选军校，以赞为铁骑军指挥使。从征太原。然有勇无略。(17)
周广，其先应州神武川人。父密，初事后唐武皇为军职，明宗时官至河东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事晋，历鄜、延、晋三镇节度使。广幼从其父为牙校。后周时参加过讨伐慕容彦超、平定怀南诸役。太祖乾德三年(965) ，受命训练雄武诸营。开宝二年(969) ，从征太原，为攻城楼橹战棹都部署。(18)
此外，尚有若干可判明为胡族出身的世家将领。如郭从义、(19)郭崇、(20)安守忠、(21)杨承信、(22)石曦(23)和康延泽、康延沼兄弟(24)等。入宋后，这些人的军事生涯的高峰期已经过去，或老病而死，或赋闲荣养，未能有较大作为。值得一提的是，郭崇因与赵宋有姻亲关系(其子守璘娶李处耘长女，太宗纳处耘次女，即明德李皇后。守璘之女又为仁宗皇后)，在死后的数十年间哀荣备至。（25）安守忠于“太祖居藩日”，即“素相厚善”。加上他本人谦谨低调，且又深通谋略、精于治道，因而仍能受到信任，有所作为。(26)
二是起于布衣，全凭自身奋斗建功名、取富贵。
如党进，朔州马邑人。“幼给事魏帅杜重威，重威爱其淳谨”。“重威败，进以膂力隶军伍”。开宝中，参加历次讨伐北汉的战役，所向有功。虽朴直无文，然亦有黠智。(27)
张延翰，泽州陵川人。“初为汉祖亲校”。入宋后，参加了平定扬州、征讨四川等役。(28)
辅超，忻州秀容人，家世业农。超少勇悍有力，晋开运中应募，隶澶州军籍。入宋后，参加了平定李筠叛乱收北汉、雍熙北伐诸役。(29)
李进卿，并州晋阳人。少以骁勇隶护圣军。乾德二年(964)征四川，任归州路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开宝二年(969)，太祖亲征河东，进卿为在京都巡检。其子延渥亦为名将，于景德元年(1004 )指挥赢州保卫战，大败辽军。(30)
杨美，并州文水人。“状貌雄伟，武力绝人，以豪侠自任”,初隶郭威帐下。与赵匡胤亦为旧交。参加过平西川和开宝九年(976 )征讨北汉等役。(31)
李汉超，云州云中人。“始事邺帅范延光，不为所知。又事郓帅高行周，亦不见亲信。会周世宗镇澶渊，汉超遂委质焉”。太祖时参加了平扬州、讨北汉诸役。为宋镇守关南十余年，“政平讼理”，契丹不敢侵犯。其子守恩，“骁果善战有父风”久任边陲，声绩颇著。咸平三年(1000)在知灵州任上殉国。(32)
李谦溥，并州盂县人。“少通《左氏春秋》。从晋祖入汴，补殿直”。谦溥与赵家为邻里故旧，从后周到太祖朝，守边二十余年，一直是扞御太原刘氏的中流砥柱。(33)
贺惟忠，忻州定襄人。“少勇敢，善骑射”。自荐于周祖郭威，得隶帐下。为人刚毅果断，洞晓兵法。宋初戍守易州,“缮完亭障，抚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北边，故十余年间契丹不敢南牧”。(34)
薛超，辽州平城人。“少有勇力。乾德初，应募为虎捷卒”。历经伐后蜀、平北汉、徐河战役、雍熙北伐等重大军事行动。(35)
杨重进，太原人。少有膂力，初隶郭威帐下。曾参加平定北汉和雍熙北伐。随即在“君子馆之战”中力战阵亡。(36)
此外尚有白重赞、(37)薛怀让、(38)药元福、(39)李万超、(40)武行德、(41)侯章、(42)侯益、(43)扈彦珂(44)等前朝元老。当周、宋鼎革之际此辈已是末日黄花，或者寿终正寝，或者成为新主“削藩”的首选对象。所以，当他们中的某些人不识时务地在宋太祖面前为自已评功摆好时，便招来“此异代事，何足论也”的讥讽。(45)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起于草泽，亦终归于草泽。惟侯益一人“硕果仅存”，在他的儿孙辈里，涌现出侯仁矩、侯延广两位名将，终于使“汾州侯氏”也跻身北宋武将世家的行列。
(二) 由结砦自保、据险自守的地方土豪
发展成既受朝廷爵命、 又具世袭色彩的一方重镇
自来家族式地方武力的形成，大体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据有险要的山川形势；二是处于诸种军事政治势力际会交接之所；三是民风剽悍，具有尚武斗力的精神与传统；四是存在着受人拥戴、众所服膺、堪为本地重心所系的势家大户或部族酋豪。以此标准衡量，唐末五代以来的麟、府、丰三州恰好是孕育此类势力的丰厚士壤。
此三州均处黄河西岸，倚山带水,形势险绝。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麟、府、丰地区东朔并、代，南连延、绥，西接灵、夏，北屏河套，自唐中期以来既是党项聚居之地，也是西北各藩、北方诸胡与中原地区间的过渡地带。唐朝以此阻扼吐蕃，更欲隔绝吐蕃与北胡之间的勾连结合。李克用以降，此地作为河东屏障的地位日益突出。入宋以后，这里更成为宋、辽、西夏三股势力折冲争斗的焦点地区。麟州杨氏、府州折氏和丰州王氏便是在这种对峙和较量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豪强。
朝廷对于此类力量的运用，一则以安辑部众，充实边疆；二则是抵御外敌，使之成为国之藩屏。前者侧重于安定内部，消弭反侧；后者侧重于建立事功，以收鹰犬之效。总之是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扞边斗争中既争取到地利人和，又能大大节省政府开支。而运用之手段，通常是承认其在当地的特殊地位，委以官职，许以世袭，久任责成，使酋豪们在观念意识上将“保家”与“卫国”高度统一起来。如鄜延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在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 )所上《乞选用酋豪各守边郡》的奏疏中说：“……五代之末，中国多事，四方用兵，唯制西戎似得长策。于时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兵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伏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赋所入，得以赡兵。由是兵精士勇, 将得其人而无边陲之虞。”(46)神宗熙宁年间，张方平在延和殿奏对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太祖不勤远略，如夏州李彝兴、灵武冯晖、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许以世袭，故边圉无事。”(47)
1. 麟州杨氏
麟州杨氏的第一代，即杨业的父亲杨信。(本名杨弘信,避宣祖讳而改。)欧阳修在为杨业的侄孙杨琪所作的墓志铭中说：“(杨琪)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 而杨氏世已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讳弘信，为州刺史。”(48)司马光亦云：“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49)
所谓“土豪”，按照欧阳修的说法，“乃其材勇独出一方，威名既著，敌所畏服，又能谙敌情伪，凡于战守，不致乖谋”。(50)杨信既以武力称雄，为一方土豪，于乱离之际据地自保，且自称刺史(“自为刺史”)。其后“仕汉为麟州刺史”，也就是说他的刺史身份得到了后汉朝廷的认可， (51) 既而又受命于后周。
杨信死后，其子重勋（52）继任麟州刺史。重勋曾依违于后周、北汉之间（53）， 而卒归于赵宋。乾德五年(967 ) ，置建宁军于麟州，以重勋为节度观察留后。（54）开宝五年(972 )八月癸卯，建保静军于宿州。同年九月戊寅，“徙建宁留后杨重勋为保静留后”。(55)聂崇岐先生分析认为“重勋继父据有麟州，周时叛附不常，而兄时又仕北汉，宋之所以内调之者，盖惧其复通敌国耳。”(56)这既符合宋太祖防范武臣的一般心态，也跟扬重勋当时的尴尬处境完全相符。开宝八年(975)七月，杨重勋死于宿州刺史、保静军节度使任上。(57)重勋死后，其子扬光扆以西头供奉官监麟州兵马，卒于官。(58)
杨氏主持麟州军政，自杨信、杨重勋至扬光扆，历三世而止。事实上，自杨重勋内徙宿州后，麟州长吏的任用已不再有“世卿”的性质。在以后的岁月里，麟州的军政事务大多由朝廷直接掌控。这种政策的转变一开始就有人非议。(59)后来随着对夏战争的日益激烈，麟州既为最前线，又担负着往绥、延等地转输粮草的重任，因而频繁受到西夏的攻击，疲弊已甚，州将不州。于是朝廷围绕麟州的存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顺带又对“弃用世守之臣”的政策作进一步的反思。
如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五月的《论麟州事宜札子》中说：“凡招辑蕃、汉之民，最为实边之本，然非朝廷一力可自为，必须委付边臣，许其久任, 渐推恩信，不限岁年，使得失不系于朝廷之急，而营缉如其家事之专，方可收其远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为也。”“今议麟州者，存之则固河东，弃之则失河外。若欲两全而不失，莫若择一土豪，委之自守。……若委以一州，则其当自视州如家，系己休戚，其战自勇，其守自坚。又其既是土人，与其风俗情接，人赖其勇，亦喜附之，则蕃、汉之民可使渐自招集。是外能捍贼而战守,内可辑民以实边，省费减兵，无所不便，比于命吏而往，凡事仰给于朝廷，利害百倍也。”(60)
此时杨氏在麟州已然失去根基，光扆的子孙也已弃武从文。(61)欧阳修遂以麟州建宁寨土豪王吉为荐。朝廷虽未能全然恢复久任酋豪的政策，却也就此打消了放弃麟州的念头。
2. 府州折氏
府州在唐末为“河西蕃界之地”(62)，“其地险绝，实捍西戎”(63)。府州折氏，其先为党项之一部，世居云中为大族。(64)折氏的第一代折宗本，在唐代担任过振武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65)李克用入据河东，为制驭代北诸部，免除其经略河朔、南下争霸的后顾之忧，对折氏家族竭力拉拢。将宗本之子折嗣伦延揽于帐下,“凡力所不能制者，悉命统之”。因其家族所在置府谷镇。其后嗣伦又为麟州刺史,从而掌握了麟、府地区的控制权。(66)后唐天祐七年(910)升镇为县，次年升县为州，以嗣伦之子从阮(从远)为府州刺史。(67)此后历晋、汉，入周、宋，折氏遂世为府州雄长。（68）
据《宋史》卷二五三《折德扆传》的记载，北宋时期折氏一门历掌府州军政者凡六世十二人：折德扆——御勋、御卿——惟正、惟昌、惟忠(皆御卿之子)——继宜、继闵、继祖(皆惟忠之子)——克柔、克行(皆继闵之子)——可大(克行子)，加上可大之弟可求，共计十三人。(69)其历时之长、势运之盛、出将之众，均属罕见。正如《传赞》所评论的“折氏据有府谷，与李彝兴之居夏州初无以异。太祖嘉其向化，许以世袭，虽不无世卿之嫌，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
3.丰州王氏
丰州，始建于隋开皇年间。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废州，归五原郡。唐武德元年(618)置丰州总管府。六年(623 )废。贞观四年(640) ,分灵州之地置丰州都督府，专领蕃户。天宝初改九原郡。乾元元年(758)复为丰州。后唐改天德军。神册五年(920)，辽太祖攻下丰州，更名应天军。后复为州。(70)
丰州王氏为内附蕃官，世守边地，为中朝屏障。据记载：王承美，丰州人，本河西藏才族(党项之一部)都首领。其父王甲初事契丹，开宝二年(969)以丰州归降宋廷，遂授承美丰州衙内指挥使。开宝四年(971) ,王甲去世,以承美为天德军蕃汉都指挥使、知州事。次年移丰州刺史。太平兴国中多次与契丹作战，以功授本州团练使。景德元年(1004)入朝，又以守边岁久、卓有劳绩，迁本州防御使。大中祥符五年卒, 赠恩州观察使。(71)
承美死后，其子王文玉(初名怀玉，实为承美之长孙)继知州事。天圣二年(1024)文玉卒，遗表请以长子王余庆继领州事。因余庆年幼，便发生了一场继任风波。有承美之孙王怀信者，“擅入丰州，犒设首领，杀狗为誓，欲夺余庆位”。其事为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高继忠、知府州折惟忠等人制止，遂改以文玉之侄王怀钧为右班殿直、知丰州，另授余庆三班借职。(72)王氏子孙虽世袭知州，但朝廷仅视其为普通蕃官，未曾获得如府州折氏那样的专断之权。由于威望不够， “以致藏才各置首领，而不常至丰州”。(73)
仁宗年间，宋、夏交恶，麟、府、丰各州迭遭攻击。丰州偏悬一隅，情势尤为险恶。庆历元年(1041)，终被元昊攻破，知州王余庆等战死。(74)嘉祐六年(1061)九月，朝廷命郝质、郭霭重修丰州城。同年十二月修成, 即委郭霭为内殿承制、知丰州。(75)神宗元丰元年(1078)，王氏子弟余应“乞叙归明, 继袭管勾丰州。诏以为麟州都监，候满二年，差知丰州”。(76)但到元丰六年(1083) ,王余应即因“非守边之才”而罢职。(77)事实上，自复建丰州后，知州大都由朝廷选武臣充任。所谓“丰州王氏”，其势力已归于歇绝。
(三) 仅凭特殊关系坐至显位
如晋阳李洪信、洪义兄弟，为后汉高祖刘知远皇后李氏之弟。史书说“洪信无他才术，徒以外戚致位将相。敛财累钜万，而吝啬尤甚”。及郭威代汉，洪信恐惧益甚,“即请入朝，恳辞藩镇”。其弟“洪义素怯懦”，却以外戚而坐至节帅。乾祐年间，郭威发难，洪义“狃于肺腑之戚，而无外凛之志”，仓皇失据，束手归顺。“汉室之亡，由洪义也”。(78)
张从恩，并州太原人，为石晋后家。(79)其父存信曾任河东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 “武皇赐姓名，眷同亲嫡”(80)。从恩为世家子, “颇无赖”。后晋时以外戚身份迭任要职。契丹侵扰河朔，从恩一退再退，仅能完守。及辽主进军汴梁，从恩时镇潞州，,急欲投降。从事高防谏曰：“公晋室之亲，宜尽臣节。”从恩不听，乃弃城而去。后归刘知远，尸位素餐，直至宋初。(81)
刘美，章献明肃刘皇后之兄(实则前夫)。本为蜀中龚姓银匠，后伪造身份，遂称并州武将世家之后。真宗宠幸刘氏，因而屡欲委刘美兵柄，“以皇后恳让故，中辍者数四”。尽管如此，亦官至待卫马军都虞侯、节度观察留后。卒赠太尉、昭德军节度使。其子从德“齿少无才能，特以外家故，恩宠无比”。官至兵马都总管，卒赠保宁军节度使。 从广“少出入禁中，侍仁宗左右，太后爱之如家人子”。官至马步军副都总管，卒赠昭庆军节度使。从德之子永年亦官至步军副都指挥使，卒赠崇信军节度使。(82)
(四) 兼而有之者
以出身论，则或出于世家、酋豪，或起于草泽岩穴；以因缘论，则或出于外家、缘于裙带，或出于藩邸亲信(所谓“云从龙，风从虎”者是也)，甚或宦者亦在此列；以生平行止而论，则皆功业可观，勋劳夙著，堪称名将。三者兼而有之且相互转换，这在宋初的河东武将群里亦不乏其人。试举数例。
1.杨业
杨业出身麟州土豪，却没有世守父业，而是随刘崇去了太原。(83)《宋史》说他“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84)。《长编》谓“(刘)继业本名重贵，姓杨氏，重勋之兄。幼事北汉世祖，遂更赐以姓名”(85)。因此，于刘崇而言，即使有羁縻杨信的考量，杨业也算是“随龙”之士；对北汉政权来说，杨业也类同宗室子弟。(86)加上他“屡立战功，所向克捷”，遂为各方所推重。入宋后，杨业一系子孙相继，忠勇自效，于“麟州杨氏”之外别立系统，成为北宋朝声名显赫的武将世家。
2.李处耘
据《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记载:
李处耘，潞州上党人。虽出身将门(其父肇仕后唐至检校司徒，讨伐王都时战死)，主要靠自身军功起家。后汉初，折从阮帅府州，召处耘于门下，委以军务。从阮后历邓、滑、陕、邠四节度，处耘皆从之。周世宗时，得隶赵匡胤帐下为都押衙，成为“从龙”亲信。“陈桥兵变”，处耘有襄赞定策之功。此后平二李、抚扬州、伐荆湖，处耘皆积极从事，所向有功。官至枢密副使(宋初多以“藩邸亲信”掌枢密)，方面军都监。史书称他“有度量，善谈当世之务，居常以功名为己任“，临机决事，谋无不中”是一位既能谋划定策、又能统兵实战的军事全才。讨伐荆湖时因“临事专制，不顾群议”，与主帅慕容延钊发生摩擦。考虑到慕容延钊是前朝宿将的代表性人物，此时需以安抚为要，加上赵普(即所谓“权臣与处耘有宿憾者”)使坏，太祖贬了李处耘的官。但处耘死后，太祖追念不已。开宝中，为太宗纳其次女为妃，即后来的“明德皇后”。(87)此后他的儿子继隆、继和以将家子和外戚的双重身份受到重用。
李继隆善骑射，有城府，严于御下，颇有乃父之风。是宋朝敢于喊出“阃外之事，将帅得专”的为数不多的将领之一。几乎参与了太宗、真宗两朝的所有重大战役，虽有君子馆私自撤援和五路伐夏师老无功的败迹，仍堪称战功卓著的一代名将。李继和“习武艺，好谈方略，颇知书，所至干治”。经略西北，颇有劳勋。“然性刚忍，御下少恩”。继隆之子李昭亮“虽以恩泽进，然习军中事，既统宿卫，政尚严，多所建请”，且“练习近事，于吏治颇通敏，善委任僚佐，以故数更藩镇无他过”，(88)亦可谓能克绍箕裘者也。像这样“联戚畹之贵，秉旄继世”的武将世家，在宋代实为凤毛麟角。
3.张永德
并州阳曲人，出身富家子。后周时以郭威女婿的身份而备受重用。高平之战，收复淮南，永德均立有功勋。官至殿前都点检，权倾一时。后遭世宗疑忌，被解除兵权。永德虽为前朝勋戚，但“夙识太祖，潜怀尊奉”。赵匡胤娶王饶之女(孝明皇后)，永德主动出资赞助。所以，他虽非太祖亲信，却也是老交情。史称其人精通天文术数，入宋后又醉心于炼药养生，态度端正，表现甚好，因而使宋太祖尽释疑虑，直以方外待之，荣宠而终。(89)
4.米信
旧名海进，本奚族，少勇悍，以善射闻，以军功自效。“太祖总禁兵，以信隶麾下，得给使左右，遂委心焉，改名信，署牙校”。太祖亲征扬州，米信救驾有功。此后参与过平定太原和雍熙北伐。凭着特殊的关系和十足的忠劲，其人虽“不知书，所为多暴横”，又屡次“专恣不法”,皇帝依旧是对他优容有加。(90)
5.尹宪
并州晋阳人。太宗藩邸亲信。尹宪以“随龙”的身份进入军界，亦能振举厥职，以军功自效。攻岚州，破宁武军，初试锋芒；知夏州，败李继迁于地斤泽，一战成名。此后长期屯守河北，堪称老成持重。(91)
6.石普
其先幽州人，徙居太原。父通，事太宗于晋邸。普十岁给事邸中，以谨信见亲。史称他“倜傥有胆略，凡预讨伐，闻敌所在，即驰赴之。两平蜀盗(李顺、王均) ,大小数十战，摧锋与贼角，众推其勇。颇通兵书、阴阳、六甲、星历、推步之术”。太宗“藉其善战，每厚遇之”。真宗时，终以刚强自负、言祥瑞事忤上意而遭贬黜。(92)
此外，宦官之中亦有干练知兵、屡建战功者。如张继能，并州太原人。继能虽为宦者，然“沉密知兵，颇勇敢，喜读书”。太宗时参与过对西夏的作战，专任监军。真宗时参与平定四川王均和广西陈进的大规模叛乱，大中祥符年间复任职西北,“西人畏而不敢犯”。邓守恩，并州人。十岁以黄门事太宗。“莅事干敏，以强果称于时”。淳化中，随王继恩入川平定李顺叛乱。“咸平初，为入内高班。契丹入寇，命石保吉为镇、定都部署，以守恩为都监”。此后又多次奉使翦平叛逆、巡视边防。(93)
三、政治立场
唐末五代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变乱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传统史家罕有褒词，不是讥之以“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就是斥之为“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而最为人诟病的焦点，则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五四《冯道传》的序论中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 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欧阳修生值北宋中期，彼时政治秩序的重建已经完成，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新儒学的复兴呼之欲出。欧阳修以修史为手段，致力于儒家正统史观的树立与弘扬，因而发为此论，是十分正常的。然而“乱象”并非五代十国所专有，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时代也非一次。若以长时段历史联系与演变的视角来看，我们往往发现，在攻伐杀掠、篡窃交兴的表象下面，新的秩序和因素也在酝酿之中并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比方说，枭雄们乘乱渔利，一旦粉墨登场，往往会转而构建秩序、巩固局面，这样他们就由此前的混乱制造者转化成新的稳定性力量；割据者为了维护自家权力，也往往竖起“保境安民”的旗子，客观上使一方生聚免于战乱之苦，使小环境得到更为细致的规划和发展；在北方“华夷”的隔阂日益淡漠(前已略及)，这方面的正反事例都有，总的状况则是新的共同体意识走向深入。凡此种种，都在宋朝立国后的环境、规制和社会格局中有确切的反映。
以个体的政治立场和观念而言，当人们生逢乱世,为求自保(身家性命、一方生聚乃至自家政权，都在要保之列)，更多以现实的利益为考量而不是以道德的准则为依归，实为普遍与自然之事。其区别往往只表现在程度和方式上面。对其行为的判断，也当主要依据客观造成的结果，而不全是一成不变的道德律令。当然，动机与结果之间通常有着不可分的关联,“正心诚意”和“丧心病狂”的分野也会判若云泥。本节所涉及的，仅仅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下，河东武将之政治立场与取向的若干类型。
(一) 无确切之立场，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转移
彼等或投靠异族，或依违于中原、异族之间，或依违于中原各政权之间，或依违于某政权的不同势力之间，其变易之速令人目不暇接。
先以石敬塘为例。在他以前，河北诸镇每有叛乱，常引契丹为援，如刘守光、张文礼、王处直、王都等辈皆是。此类行径，在当时实属平常。而父事契丹且许以割地者，当以石氏为始。后唐清泰三年(936)，潞王李从珂迫令石敬瑭离开巢穴太原，移镇郓州。石敬瑭于危疑急迫之际向契丹求援，兼以所许报酬远高于其他叛臣，因而契丹也能为之尽力。有这样的主子，冯道才会在奉使契丹时毫不迟疑，且振振有词道：“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 ”(94)宜其“视丧君亡国未尝以屑意”，“事四姓十君”而恬然自得也。(95)
石敬塘死后，他的继承人石重贵在景延广等人的影响下与契丹交恶。开运三年(946)，契丹大举南侵，晋军统帅杜重威(其先朔州人、后移家太原。重贵姑父)投降，且欲以石敬瑭第二自荐，卒致后晋灭亡。(96)与此同时，太原主帅刘知远的态度也摇摆不定。他明知少主必危,“而未尝论谏。契丹屡深入，知远初元邀遮、入援之志”。及闻契丹主入汴，他又迅即奉表称贺输诚，喜得契丹主“赐诏褒美，呼帝为儿”。后见契丹在中原胡来，势难持久,“乃议建号焉”。(97)史书说：“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98)这种景况，石重贵大概始料未及吧？
再如汾州侯益。其人初事后唐,“从明宗讨赵在礼于邺。会诸军推戴明宗，益脱身归洛，庄宗抚其背出涕”，似乎要为庄宗尽忠的样子。“明宗立，益面缚请罪”,立刻向新主输诚。后晋初年效命于石敬瑭，官至使相，荣宠无比。一旦契丹入汴，他又“率僚属归京师。诣契丹主，自陈不预北伐之谋。契丹授以凤翔节度”。刘知远称帝后，侯益“貌顺朝廷， 心怀携贰”,不久便跟后蜀孟昶勾勾搭搭。等到王景崇打败了蜀军，侯益又“惧，即谋入朝”。先用“臣欲诱之出关，掩杀之耳”的鬼话为自己勾结后蜀寻找借口，又厚赂史弘肇等人，极力诬陷了解内情的王景崇，由此激成景崇之叛。郭威起兵后，他先是怯懦避战，既而临阵之际又借口“士卒无斗志”、“占候不祥”，连夜向郭威输诚。史书讥讽说：“侯益在晋、汉时，数为反复，观其受命契丹，私交伪蜀，赤罔之战，复夜谒周祖，宗属长幼，遭景崇鲸鲵，殆无噍类，推其心迹，岂怀贰之罚欤？”(99)
(二)“识时务者为俊杰”，能依据政局形势的变化做出明智的选择
由五代入宋的河东诸将大都有过历事数朝的经历，而并不拘泥效忠于某一个政权。武将以外，文臣亦复如此。这是变乱时期的人情常态，既有切身利益的考量，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只不过形迹心思不像第一类人那么寡廉鲜耻罢了。
宋太祖起于介胄之中，历事汉、周，对袍泽同列的人情心态感同身受，对前朝治乱之迹、兴衰之由亦了然于胸。因此，其“逆取”政权的方式虽与前代无异，而“顺守”江山的手段却能独上层楼。既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消弭祸源的同时，又施以宽仁之道；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尽量减少了震荡。史称：“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无不以恩信结之，既以安其反侧，亦藉其威力，以镇抚四方。”(100)“太祖事汉、周，同时将校多联事兵间，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亚。宋国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气，俯首改事，且为尽力焉。(101)
这种政策的直接效果，是使众多饱历沧桑的武夫悍将对新政权油然生出难得的归属感，从而一改往日的焦躁和疑虑，为自己能够成为识时务、明事理的“俊杰”而感到庆幸与快意。这样，宋太祖就在从容安定局面的同时，也有效扭转了武人们的“乱世心态”。
(三) 以忠忱守节为职志，以“中朝正统”为依归
杨业是骁勇善战的武将、优秀的职业军人，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其政治立场如何，主要取决于他所效命的政府和主子。他感于刘崇父子的知遇之恩，为北汉尽心竭力、尽忠尽职，这是很自然的。尽管他对契丹的贪欲和破坏性有所认识，但要说他对于天下大势早具卓识，在刘继元计穷降宋以前就力劝其“易帜举义”,未免让人难以置信。归宋以后，他又感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以事北汉者事宋，直至壮烈捐躯。这正表明了他德行的纯粹和操守的前后一贯，道义的力量超越了政治。在五代时期篡窃交兴、“四维”扫地的乱世背景下，这种人格形象尤为难得。所谓“正统价值”，实亦无过于此。一旦统治者需要倡导忠节、砥砺人心，杨业便成了最理想的标本。这也正是他能够被宋辽双方以及后世共同尊崇纪念的原因。
除杨业外，还有不少河东籍将领在政权鼎革之际表现出忠贞不贰的气节、行己有耻的德性，或者至少也是纯良念旧的情怀。其中就有不少出身“夷狄”的将领，他们对中土政权的认同和对操守的执著，常常会让某些汉族将领为之汗颜。
如前面提到的郭崇，应州金城人，父祖俱为代北酋长，弱冠以勇力应募为卒，为人重厚寡言有方略。当石敬塘将云应之地割让给契丹时，郭崇“耻事之，奋身南归”。赵宋代周后，他又“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陈思诲暗中告状，太祖宽容回应：“我素知崇笃于恩义，盖有所激发尔。”(102)
杨承勋、杨承信兄弟，沙陀部人。后晋开运初年，其父杨光远勾结契丹，据青州叛乱。石重贵派兵讨伐，杨承勋“劫其父以降”。契丹南下灭晋，杨承勋死难，以杨承信继任父职。后承信历仕汉、周、宋诸朝。史书评价说: “(承信)虽叛臣之子，然累历潘镇，刻励为政而不苛，故能始终富贵。其卒也，蒲民(承信时镇河中)表乞祠之，则其遗爱之在人者可知矣。”(103)
薛怀让，其先戎人，后徙居太原。开运中，契丹岁扰边陲，怀让屡与之战。及杜重威降契丹，“怀让亦在籍中，非其志也”。刘知远起兵太原怀让杀辽将步健，奉表归汉。(104)
侯章，并州榆次人，开运末屯兵陕州。契丹入中原，与赵晖、王晏谋，斩契丹将刘愿，送款于汉祖。建隆中罢节镇，居常怏怏。某日于朝堂与故旧言晋、汉间事，时有轻忽章者，章厉声曰：“当辽主疾作谋归，有上书请避暑嵩山者，我粗人，以战斗取富贵，若此谀佞，未尝为之。”坐中有惭者。(105)
李万超，并州太原人，以战功迁军校。开运二年(945)，晋军与契丹会战于阳城，万超流矢贯手，拔矢复战，神色自若。以功迁肃锐指挥使。契丹灭晋时，李万超以本部兵马屯潞州，主帅张从恩弃城逃遁。契丹使至，专领郡务。万超奋然谓部下曰：“我辈垂饵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杀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勋业，汝曹能乎?”众皆跃然喜曰：“敢不唯命。”于是杀辽使，推前左骁卫大将军王守恩为帅，归附刘知远。史弘肇统兵先至潞州，谓之曰：“得复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杀守恩，以公为帅，可乎？”万超慷慨道：“杀契丹使以推守恩，盖为社稷计尔。今若贼害于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其后又劝降泽州刺史翟令奇。刘知远得泽、潞，便在战略上对契丹取得了十分优势的地位。入周后，李万超又历任数州，所至有善政，,境内肃然。(106)
武行德于开运末被契丹俘虏 ，“乃伪请于契丹以自效，契丹信之”。其后行德谓诸将曰：“我辈受国厚恩，而受制于契丹，与其离乡井、投边塞，为异域之鬼，曷若与诸君驱逐凶党，共守河阳，姑俟契丹兵退，视天命所属归之，建功业，定祸乱，以图富贵可乎？”众素服其威名，皆曰：“所向惟命,不敢爱死。”行德即杀契丹监使,分授器甲，由汜水倍道抵河阳，率众大败契丹节度使崔廷勋。“时契丹兵尚充斥，行德厉士卒，缮甲兵，据上游，士气益奋，人望归之”。后又派兵护驾，送刘知远入汴粱。(107)
在赵匡胤代周之际，也出了三位“不识时务”的将领：韩通、李筠、李重进。
韩通、李筠都是太原人，李重进祖籍沧州，生在太原。此三人均为周室重臣，李重进更是周太祖郭戚的外甥。陈桥兵变时，韩通任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总领京师防卫。闻变后“自内廷惶遽奔归，将率众备御”，被军校王彦升杀了满门。(108)李筠时为昭义节度使，驻守泽、潞、沁已有八年，为一方重镇。太祖即位，遣使慰谕。李筠并不买账，反而当着御使的面在郭戚画像前“涕泣不已”，终于外引北汉叛乱，旋即兵败自焚。(109)李重进在世宗时官至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与赵匡胤分掌禁军大权。恭帝嗣位，重进出镇扬州，仍领宿卫如故。赵匡胤称帝后立刻夺了他的兵权，且令其移镇青州。李重进被逼而反，结果招致与李筠同样的下场。(110)
此三人虽有匡扶周室之心，可惜均非成事之材。韩通“性刚而寡谋”，又听不进他那聪明儿子的建议；李筠“恃勇专恣”，暴而无谋；李重进犹疑万端，又为身边奸细(翟守珣)所卖。是以三人皆不旋踵而亡。此宋太祖之幸，也是这三个人的不幸。
尽管如此，他们的立场和取向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太祖在优恤韩通的诏书中承认其行为是“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宋史》单独为三人立传，而不以“叛臣”视之。原其用心，“则归于正名义、扶纲常而已”。(111)
四、人际氛围与杨业的悲剧
杨业事汉28年，长期孤悬于河东一隅，其间且多次与后周、北宋交战。归降以后，虽仍受到宋太宗的信任和重用，但与其他将领相比，他毕竟“来迟一步”，朝中既无根基，也缺乏袍泽间通常具有的交情，在人际关系上存在先天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显赫的战功和名声(尤其是在敌方享有的名声)足以成为自身之累。这中间既有“风必摧之”的效应，也有军头相轻的因素。陈家谷遇难之前，掣肘和抹黑的情事就已发生。可以说，杨业是在一种缺乏善意、理解和宽容的环境下为国守边的，这对他的心理不无影响。一旦在特殊的情势激荡下，以其刚烈忠耿的性格，便会有“不忍言说”的悲剧发生。
(一) 孤独的少数
后汉乾祐三年(950 )冬，郭威以“靖难”的名义起兵叛汉。次年正月正式称帝，代汉建周。与此同时，镇守太原的后汉宗亲刘崇也自立为帝，北倚契丹，南抗中朝。以此为标志，北部中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前此占据舞台中央的沙陀军人政权已退据河东一隅，以河北、河南为中心的汉族武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由后周入北宋，这一趋势持续发展。河东籍将领中的绝大多数也在政权鼎革之际转入新的主流集团并成为其中的重要分子。相比之下，仍在太原刘汉政权服务的将领便成为形单影只的少数，并随着河东本土势力的衰微而日益的边缘化。不幸的是，杨业正是这少数中的一员。
(二) 敌意的氛围
太原虽然只是“弹丸黑子”之地，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建隆初年，张永德入朝觐见太祖，太祖访以攻汉策略，永德忠告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卒取也。”(112)开宝二年(969)春宴，太祖密谓宰相魏仁浦曰：“朕欲亲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达，惟陛下慎之。”(113)
事实上，后周和北宋的许多将领在跟北汉的长年交战中都领教了对方将士的剽悍勇武和顽强不屈。
根据《宋史》卷四八二《北汉刘氏世家》等书的记载，直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北汉政权灭亡，太原方面主动投降的将领为数很少——代州将桑珪(显德元年)(114)，辽州佐圣军使田绍斌(显德四年)(115),捉生指挥使路贵(建隆三年)，拱卫指挥使王超、散指挥使元威、侯霸荣(建隆四年)(116)，刺史杜延韬、拱卫都指挥使冀进、兵马都监侯美(乾德二年)，耀州团练使周审玉等四人(乾德二年)，招收指挥使阎章(117)、招收指挥使樊晖(乾德五年)，偏成寨招收指挥使任恩、(118)军校翟洪贵、(119)乌玉砦主胡遇、左胜军使李琼(开宝元年)，宪州推官史昭文、知岚州赵文度、牙队指挥使陈廷山、(120)麟州刺史结齐罗、兵马都监嘉且舍鄂(121)(开宝二年)，胡桃砦指挥使史温(太平兴国二年)，宣徽使范超、(122)马军都指挥使郭万超(太平兴国四年)。
从这些记载中还可以发现，较为密集的投降情事大都发生在周、宋大举进攻的时候，如高平之战、乐平之战(平晋之战)、辽州之战、李继勋首次北伐、太祖亲征和太宗亲征。彼等在孤危穷蹙的处境下，不得已而降。且在投降者中间，真正像样的高级将领为数甚少，多为普通将校。
与其危若累卵的国势相比，北汉将士的旺盛斗志简直让人吃惊。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刘继元闭城坚守。太祖以诏书招其出降,“而并人及继元左右皆欲坚守以拒命”，并且杀了主张投降、动摇军心的宰相郭无为。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对北汉发起“最后一战”。城中将士在大军压境、北援巳绝的情况下,“犹欲坚守”。(123)直到刘继元降宋的前夜，其马军都指挥使郭万超才逾城投降，“继元帐下亲信因之渐亡去”。(124)甚至在继元已降、国家巳亡的情况下，仍有孤忠之士奋力苦战，如杨业等。(125)
论者常谓这种斗志只是表面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汉的统治者特别是刘继元对南降者执行了血腥滥杀的恐怖政策，是严刑酷法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此说不无道理，事例也有不少。(126)但笔者以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汉君臣对自身政权的特殊认同感。
如前所述，自唐末以来，河东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北方军事政治的重心，被视为龙兴之地。刘知远在称帝以前镇守太原达七年之久，对河东地盘苦心经营、呵护备至,“由是河东富强冠诸镇，步骑至五万人”。(127)称帝南下时又即刻委任乃弟刘崇为太原留守。隐帝时，朝政被史弘肇、杨邠、郭威等人把持，刘崇便在太原“罢上供征赋，收豪杰，籍丁民以益兵”,为自全之计。(128)后来又以此为本钱跟后周、北宋抗衡。从天福六年(941)刘知远为河东节度使到北汉灭亡(979)，刘氏在太原统治了38年，宗脉绵延，家国一体，盘根错节，牢不可破。 且杀子之仇，夺鼎之恨刻骨铭心，也使刘崇君臣对中原政权抱有敌忾之心。这种情绪和心理具有相当强的惯性，难以在赵宋代周之初就完全消失。而憋屈困顿的现实处境，足以酿发出更为浓烈的“悲情意识”。由此而形成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可以想见。即便是在偏居一隅、江河日下甚至要仰乞外族为援的情况下，其保家卫国的意志也不容小觑。
宋太宗曾以和解与盛气的双重口吻给刘承钧传话：“君家与周氏为世仇，宜其不屈。今我与尔无所间，何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于中国，宜下太行以决胜负。”承钧答曰：“河东土地兵甲，不足以当中国之十一；然承钧家世非叛者，区区守此，盖惧汉氏之不血食也。”(129)其言绝无妄自菲薄之态，且有绵里藏针之效。
李筠败亡，北汉宰相卫融被擒。太祖责之曰：“汝何故劝刘钧举兵助李筠反耶?”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刘氏丰衣美食，不忍负之。陛下纵不杀臣，臣亦不为陛下用，终当间道走河东尔。”太祖怒，令左右以铁挝击其首，曳出将戮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之死正得其所尔。”太祖闻之曰：“此忠臣也。”遽命释之。(130)
开宝二年(969)，太祖亲征晋阳，遣偏师围岚州、知州赵文度危蹙请降，待罪行宫。太祖命释之，赏赐甚厚。史书说：“文度之降也，其母在太原，世以不能死节罪之。”(131)
又据《长编》卷二一，太宗太平兴国五年春正月记载：“初，刘继元降，其官吏将卒往往亡命山林，久未归服。于是降诏抚谕，令所在陈首，悉与洗涤前罪，等第给赐钱帛，县次续食，传送上都，当令先问其所欲，随以处之。”
这简直就是胜利者在失败者面前服软。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抵抗意志还很坚强、抵抗行动还很激烈，又何至于此呢?蜀中之乱，殷鉴不远；一为之甚，岂可再乎!
这条材料也提示我们：宋太宗之所以高看杨业，不仅是因为他“无敌”的名声、守边的经验和高尚的操守，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北汉旧臣中的特殊影响力。优待杨业就意味着对那些“久未归服者”的怀柔，一如唐太宗对待魏征那样，其在安反侧、收人心方面的效应是不可低估的。
于是，那些渲染“汉将刘继业”如何“深明大义”、“竭诚归心”的文字便可以有新的解说：只有这样的形象最合乎太宗皇帝的胃口，只有这样的改造最合乎现实政治的需要——既然你们北汉人心目中的战神、抵抗意志的象征都“如此如此”，你们又何苦“那般那般”呢？(132)
然而，宋太宗终归不是唐太宗，其多疑的天性、狭窄的胸襟注定了这项政策要大打折扣。至道中，当李继隆诬陷另一位北汉降将田绍斌时，宋太宗竟不假思索，脱口大骂：“此昔尝背太原来投，今又首鼠两端，真贼臣也!”(133)
同时，也很难指望他手下的军头将领们能够领会“圣心”，切实认真地执行优降怀柔的政策。相反，长期的隔膜、对立已经在“中朝”和太原之间造成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宋方将领的眼里，他们的对手通常是一群顽钝不化、死拧难缠甚至曾令他们蒙羞含恨的叛将和亡命之徒。正统派和胜利者的倨傲更妨碍他们对昔日的敌人友爱亲诚，平等相待。在这种情况下，北汉降将们往往要忍受充满抵触和敌意的人际氛围。杨业虽能得到皇帝的恩宠，却难以在日常交往中赢得侪辈的善意。
此外，有关材料在涉及北汉降、俘之将时，不是注明“未见”,就是云其“不知所终”，入宋后续有表现者微乎其微。由是观之，他们连“自效”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三) 艰难的自效
咸平年间，宋真宗曾谓宰相曰:“(杨)嗣及延昭，并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 朕力为保庇，以及于此。”(134)按杨嗣者，瀛州人。真宗时“与延昭久居北边，俱以善战闻，时谓之‘二杨’”。其兄杨信，显德中隶太祖麾下为裨校，“遭遇两朝，恩宠隆厚”，官至殿前都指挥使，领节镇。(135)如此背景经历的人也在“疏外”之列，则他人可知。也可见当时“裙带官”的泛滥有多严重。
由此而推，那些在人际关系方面先天不足的人，非自效无以自立，非拼命无以自明。这种自效的过程，往往充满了艰辛与苦涩。
首先是人主的猜忌令人震惧惕息。宋太祖为了周知外情，监视臣属，不但自已经常微服私访，还要派心腹之人四处巡察。郭崇因感念旧恩被监军陈思诲告发，太祖虽外示豁达，还是忍不住要派人“觇之”，以策万全。(136)司马光说：“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为腹心羽翼。岂以为永世之法哉，乃遭时不得已而然也。”(137)太宗任用亲信监视文武，更达到令人骇异的泛滥程度。(138)近乎病态的猜忌常常蒙蔽人主的眼睛，也容易被奸佞利用，成为冤情悲剧的祸源。
至道二年(996)，西北的战事十分不顺。先是浦洛河(灵州川)粮草被劫，继而是五路大军师出无功。宋太宗邪火正旺，要清算前方的武将。于是，出身河东降将的田绍斌便首当其冲的成了替罪之羊。
田氏时任灵州马步军部署，负责护运粮草。按照他的稳健战法，本来可保无虞，且已试验成功。无奈押运官白守荣等根本不买他的账，贪功出击，招致败绩。唯有田绍斌所部全师而返，顺便还救了白守荣一命。为此，田绍斌一度受到太宗的褒奖。等到李继隆等出师不利，为求自保，便将浦洛河失败的责任推到田绍斌身上，且诬田氏握兵自重，欲图方面，心怀异志。这正戳到了太宗的痛处，盛怒之下，将田绍斌拿问法办。后来干脆又有人上章说：“田绍斌尝被疑.......皆怀怨望，不宜委以戎寄。”(139)
李继隆之所以在出师失利后如此恐惧，以至做出这般不光彩的诬陷之事，正是因为他在做战时违背了太宗皇帝的“成算”。(太宗令其由赤柽、苦井路赴李继迁巢穴。继隆认为这条路线“回远乏水”,改由橐驼路径趋。)(140)在太宗眼里,“不遵庙算”的罪过远远大于打一场败仗。实际上，五路进攻失败的真正祸首是宋太宗本人：以怒兴师，兵家大忌！可他是绝对不会自我反省的。
其次是同侪的嫉妒和倾轧不可避免的。杨业屯守代北有年，屡立战功，声威远播，以致“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于是“主将戍边者(潘美)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141)田绍斌勇悍善战，令西戎帖服。与同事的关系便“颇不叶”。转运使宋太初按部灵州等地，多违法贸市，被田氏揭发。“太初心衔之，及还朝，言绍斌之过”。(142)
有时同辈贪功邀赏的情事可以达到寡廉鲜耻的程度。太祖时，袁继忠(其先振武人，后徙并州)奉命讨伐北汉，“累入其境，破三寨，擒将校二人，得生口、马牛羊、铠仗逾万计。”近戍主将“惧无功受谴，以诚告继忠”。袁继忠很大度，即“以所获分与之”。(143)相比之下，他的处世态度较田绍斌远为成熟，因而能跟“战友”们相安无事。
总的说来，田绍斌的生平遭际跟杨业最为相似——他早于杨业归降，并为此付出被刘钧灭门的惨痛代价，自是与北汉不共戴天。入宋后，竭力自效，宋初三朝的历次重要战事(平叛，统一，与辽、夏作战)，田氏几乎无役不从，且所向有功，勋劳卓著。究其缘由，一是报太祖天高地厚之恩(太祖爱其骁勇，贷其盗马之罪而赐以白金，故能得其死力)，二是“太原降将”的先天缺陷使他不得不拼命表现以求信任。此种心态亦与杨业如出一辙。即便如此，仍每每受到上司与侪辈的构陷，或代人受过(李继隆、白守荣等)，或遭池鱼之殃(傅潜之谴)。而人主对他的猜忌和嫌弃，也始终如噩梦般挥之不去，以致数十年仕途偃蹇蹉跎。可见北宋君臣对太原降将的猜忌和歧视是根深蒂固的。倘无“凡逾百战，未尝以为惮；屡被废斥，未尝以为慊”的忠忱精诚，他的命运怕是比杨业还悲惨。(144)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江小涛
注释：
1.按：赵充国，陇西上卦人(今甘肃天水县西南)，后徙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辛庆忌，狄道人(今甘肃临洮)，为辛姓陇西郡望之发端者。文中所提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四郡俱为甘肃、宁夏之地，所云“山西”盖指崤、华以西也，与今所谓“太行以西”义有不同。彼时与北胡相接之郡主要是“缘边九郡”：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这些地区在历史上素来胡、汉互为出入，民风习气固相类也。
2.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二八四，后晋开运元年(944)八月记事载郭威语及注文。
3.该集团的前身为“代北军事集团”，谓由李克用建立的，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集结了代北五部之众(吐谷浑、鞑靼、回鹘、奚、突厥之属)及汉人的军人政治集团。从唐中和三年(883)担任河东节度使，到梁开平二年(908)去世，李克用以太原为中心，苦心经营二十五年，将代北集团进一步发展成“河东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不仅支撑了李克用的割据政权，也成为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及北汉诸政权赖以建立的基础。樊文记：《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4.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六《武皇本纪下》中华书局点校本。
5.《旧五代史》卷二六《武皇本纪下》。
6.《旧五代史》卷三十《庄宗本纪四》。
7.参何冠环教授对宋初三朝武将地理分布所作的统计和分析。见氏著：《北宋武将研究》，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21—23页。
8.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十四《唐家人传第二》载：“初，太祖起于云、朔之间，所得骁勇之士，多养以为子，而与英豪战争，卒就霸业，诸养子之功为多，故尤宠爱之，衣服礼秩如嫡。”《旧五代史》卷五三《李存信等传》亦云：“昔武皇之起并、汾也，会鹿走于中原，期龙战于大泽，蓄骁果之士，以备鹰犬之用。故自存信而下，皆锡姓以结其心，授任以责其效。”
9.以河东与代北之间具有的深厚渊源，本文所及的“河东”同时涵盖了这两个地区。此外还包括与河东隔河相对、守望相助的麟、府、丰三州。
10.《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本纪上》。
11.脱脱等：《宋史》卷二五○《罗彦瑰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2.《宋史》卷二五一《慕容延钊传》。
13.《宋史》卷二五五《王全斌传》。传中盛称全斌“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且黜居十余年，亦能恬淡自若。“蜀中事件”的真实情形，殆可深
14.《宋史》卷二五九《郭守文传》。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八《郭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15.《宋史》卷二五九《袁继忠传》。
1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九“太宗端拱元年十一月条”记事。中华书局点校本。
17.《宋史》卷二七九《呼延赞传》。
18.《宋史》卷二七一《周广传》，《旧五代史》卷一二四《周密传》。
19.《宋史》卷二五二《郭从义传》：“其先沙陀部人”，后晋时徙家太原。父绍古“事后唐武皇忠谨，特见信任，赐姓李氏”，与庄宗、明宗俱有渊源，从义以此得补内职。
20.《宋史》卷二五五《郭崇传》：应州金城人，“父祖俱代北酋长”。
21.《宋史》卷二七五《安守忠传》：并州晋阳人。父审琦，为周平卢军节度，封陈王。《旧五代史》卷一二三《安审琦传》：“其先沙陀部人也”。
22.《宋史》卷二五二《杨承信传》：其先沙陀部人。父光远，仕晋至太师、寿王。承信幼以父任，自义武军节院使领兰州刺史，历宣武、平卢二军牙校。《旧五代史》卷九七《杨光远传》。
23.《宋史》卷二七一《石曦传》：并州太原人，晋祖弟韩王晖之子。系出昭武九姓之胡。
24.《宋史》卷二五五《康延泽传》：父福，晋护国军节度兼侍中。《新五代史》卷四六《康福传》言其蔚州人，世为军校。以骑射事晋王为偏将。据该传记载：“福世本夷狄，夷狄贵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种也。福尝有疾卧阁中，寮佐入问疾，见其锦衾，相顾窃戏曰：‘锦衾烂兮!’福闻之，怒曰：‘我沙陀种也，安得谓我为奚?’闻者笑之。”由此度之，康氏或出于北部奚族。
25.《宋史》卷二五五《郭崇传》，卷二四二《后妃传上》。
26.《宋史》卷二七五《安守忠传》。
27.《宋史》卷二六○《党进传》。党进在北国亦甚有威名。据《长编》卷十八“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庚午条”记载：辛仲甫出使契丹，辽景宗问：“闻中朝有党进者真骁将，如进之比凡几人?”仲甫对曰：“名将甚多，如进鹰犬之材，何可胜数!”
28.《宋史》卷二五九《张廷翰传》。
29.《宋史》卷二七一《辅超传》。
30.《宋史》卷二七三《李进卿传》。
31.《宋史》卷二七三《杨美传》。
32.《宋史》卷二七三《李汉超传》。《长编》卷四七“真宗咸平三年九月条”记事。
33.《宋史》卷二七三《李谦溥传》。
34.《宋史》卷二七三《贺惟忠传》。
35.《宋史》卷二七五《薛超传》。
36.《宋史》卷四六三《贺令图附杨重进传》。
37.《宋史》卷二六一《白重赞传》：宪州楼烦人，其先沙陀部族。“少从军，有武勇”。
38.《宋史》卷二五四《薛怀让传》：其先戎人，徙居太原。少勇敢，喜战斗，得隶庄宗帐下。
39.《宋史》卷二五四《药元福传》：并州晋阴人。幼有胆气，善骑射。初事邢帅王檀，以勇敢闻。
40.《宋史》卷二六一《李万超传》：并州太原人。“幼孤贫，负贩以养母”。晋祖起并门，应募隶军籍。
41.《宋史》卷二五二《武行德传》：并州榆次人。“家甚贫，常采樵鬻之自给”。
42.《宋史》卷二五二《侯章传》：并州榆次人。自谓“我粗人，以战斗取富贵”。
43.《宋史》卷二五四《侯益传》：汾州平遥人。祖父以农为业。李克用据太原，益以拳勇隶麾下。
44.《宋史》卷二五四《扈彦珂传》：代州雁门人。“幼事王建立，以谨厚称”。
45.《长编》卷一○“太祖开宝二年冬十月已亥条”。
46.越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47.苏轼：《苏轼文集》卷一四《张文定公墓志铭》，中华书局校点本。
48.《欧阳修全集》卷二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华书局点校本。
49.《通鉴》卷二九一“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十二月条”，中华书局点校本。
50.《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五《河东奉使奏草卷上》。
51.王称：《东都事略》卷三四《杨业传》，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亦谓：“父信，为汉麟州刺史。”
52.杨业之弟，本名崇训。避北汉世祖刘崇之讳，改“崇”为“重”；又避后周恭帝宗训之讳，改“训”为“勋”。
53.《通鉴》卷二九一，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十二月：“信卒，子重训嗣，以州降北汉；至是，为群羌所围，复归款，求救于夏、府二州。”同书卷二九三，周世宗显德四年(957)冬十月：“癸亥，北汉麟州刺史杨重训举城降，以为麟州防御使。”其注文云：“太祖广顺二年，杨重训以麟州归款，中间必又附北汉也。”
54.《长编》卷八“太祖干德五年十二月己巳、庚午条”。
55.《长编》卷一三。
56.聂崇岐：《麟州杨氏遗闻六记》，《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385～386页。
57.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四—之五二，中华书局影印本。《欧阳修全集》卷二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
58.《欧阳修全集》卷二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
59.《长编》卷一三“太祖开宝五年九月戊寅条”注文引杨亿《说苑》云： “冯晖为灵武节度，有威名，羌戎畏服，子继业袭其位。杨重勋亦世有麟州。并禀命朝廷，为西北扞蔽，太祖因继业来朝。徙镇同州，命儒臣知灵州留务，召重勋授以近镇，别命武臣领州事。其后，二方终烦朝廷经略，议者多以此二事为失焉。”
60.《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五《河东奉使奏草卷上》。
61.《欧阳修全集》卷二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
62.马端临：《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卷三二二《舆地考八》。中华书局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63.《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
64.《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谓“折氏世为云中大族”。《旧五代史》卷一二五《折从阮传》云其“代家云中”。《宋史》卷二五三《折德扆传》亦称其“世居云中，为大族”。
65.《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所引《折继闵神道碑》，陕西三秦出版社，1989年，67页。
66.《折氏家族史略》所引《折嗣伦碑》，54页。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卷二○《折渭州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旧五代史》卷一二五《折从阮传》。
67.《通鉴》卷二八四，后晋开运元年(944)夏四月记事注文所引宋白语。《旧五代史》卷一二五《折从阮传》。《宋史》卷二五三《折德扆传》。《通考》卷三二二，《舆地考八》。
68.《旧五代史》卷一二五《折从阮传》：后晋开运初，从阮迁府州团练使。《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四月，升府州为永安军，以从阮为节度使。同书卷二八九：后汉乾祐三年(950)，从阮移镇武胜军(邓州)，府州一度降为团练州，以从阮子折德扆为本州团练使。同书卷二九二：后周显德元年(954)五月，复置永安军于府州，以德扆节度使。《宋史》卷二五三《折德扆传》：建隆二年(961)，德扆入朝，待遇有加，复遣归镇。
69.《折氏家族史略》所附《折氏家族大事记》，116～123页。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四七《折克行神道碑》：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据扫叶山房本影印。
70. 脱脱等：《辽史》卷四一《地理志五》，中华书局校点本。并参王文楚点校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九《关西道》，中华书局，2007年11月。
71.《宋史》卷二五三《王承美传》。《长编》卷十“太祖开宝二年冬十月戊戌条”。《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九～十一。
72.《宋史》卷二五三《王承美传》。《长编》卷一○二“仁宗天圣二年八月丁丑条”。《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十一、十二。
73.《长编》卷一二四“仁宗宝元二年八月戊辰条”。
74.《长编》卷一三三“仁宗庆历元年八月乙未条”。
75.《长编》卷—九五“仁宗嘉祐六年九月丁丑条”。同年“十二月丙戌、丁亥条”《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系此事于嘉祐七年(1062)，且云“以府州萝泊川掌地复建为州”。
76.《长编》卷二九二“神宗元丰元年九月庚寅条”。《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十三。
77.《长编》卷三三八“神宗元丰六年八月庚子条”。
78.《宋史》卷二五二《李洪信传》。
79.《宋史》卷二五四《张从恩传》云：“晋祖镇河东，为少帝娶从恩女。”按《旧五代史》卷九一《张从训传》：“高祖之镇太原也，为少帝娶从训长女为妃。”从训者，从恩之兄也。邵晋涵《考异》“疑《宋史》系传闻之讹”。《通鉴》卷二八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记事所引注文亦止称“张从恩盖后族也”。
80.《旧五代史》卷九一《张从训传》。
81.《宋史》卷二五四《张从恩传》，《宋史》卷二六一《李万超传》，《旧五代史》卷八二《少帝纪二》。
82.《宋史》卷四六三《外戚传上》。
83.按《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刘祟传》：“汉祖镇并、汾，奏为河东步军都指挥使。逾年，授麟州刺史”。同书卷九九《高祖本纪上》：“(天福)六年七月，授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则刘崇于天福七年(942)为麟州刺吏。从这时起，杨业即入刘祟帐下。天福十二年(947)刘知远称帝，以刘崇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杨业便随刘祟去了太原，从此离开麟州老家。
84.《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
85.《长编》卷九“太祖开宝元年九月条”记事。
86. 聂崇岐先生谓“睿宗(刘钧)子侄辈皆以‘继’字联名，其改杨重贵为刘继业，盖亦子视之也”。(《麟州杨氏遗闻六记》，《宋史丛考》，377页。)余嘉锡先生则谓“业与承钧年相若，必不呼之为父。疑崇以长子湘阴公赟早死无后，养业为孙”。(《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载《杨家将研究----历史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16页。)要之，无论是作为刘崇之孙，还是作为刘钧诸子，杨业已凭借这种虚拟的亲戚关系成为北汉宗室的心腹将领。
87.《宋史》卷二五《郭崇传》、卷二四二《后妃传上》载：李处耘的长女嫁郭崇之子守璘，生女为仁宗郭皇后。是其女儿、外孙女均为皇后。
88.《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传中》。
89.《宋史》卷二五五《张永德传》。
90.《宋史》卷二六○《米信传》。
91.《宋史》卷二七六《尹宪传》。
92.《宋史》卷三二四《石普传》。
93.《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传一》。
94.《旧五代史》卷七五《高祖纪一》，《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
95.《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冯道传》。
96.《旧五代史》卷一○九《杜重威传》。
97.《旧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纪上》。《通鉴》卷二八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条”记事。
98.《通鉴》卷二八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条”记事。
99.《宋史》卷二五四《侯益传》。
100.《宋史》卷二七一。
101.《宋史》卷二六一。
102.《宋史》卷二五五《郭崇传》。
103.《宋史》卷二五二《杨承信传》。
104.《宋史》卷二五四《薛怀让传》。
105.《宋史》卷二五二《侯章传》。
106.《宋史》卷二六一《李万超传》。《通鉴》卷二八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条”记事。
107.《宋史》卷二五二《武行德传》。
108.《宋史》卷四八四《周三臣传》。《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条”。
109.《宋史》卷四八四《周三臣传》。《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四月至六月条”记事。
110.《宋史》卷四八四《周三臣传》。《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九月至十一月条”记事。按《长编》所载，太祖即位伊始，李重进就请求入朝，有心归顺，却遭拒绝，以致按捺不住，铤而走险。其被逼而反之状明甚。
111.《宋史》卷四八四《周三臣传》。《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戊申条”。
112.《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八月条”记事。《宋史》卷二五五《张永德传》。
113.《宋史》卷二四九《魏仁浦传》。
114.《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按照《通鉴》卷二九二“后周世宗显德元年五月乙巳条”的记载：“代州桑硅既叛北汉，又不敢归周，婴城自守，北汉遣兵攻拔之。”由此可见，这只能算是一次未遂的投降。
115.《宋史》卷二八○《田绍斌传》。
116.根据同书记载，侯霸荣“未几，复奔太原”。后杀刘继恩，又被北汉相郭无为所杀。
117.《长编》卷八“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丙辰条”作“言章”。
118.《长编》卷九“太祖开宝元年春正月乙巳条”作“任守恩”。
119.《长编》卷九“太祖开宝元年四月条”记事。
120.《长编》卷十“太祖开宝二年二月条”记事。《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
121.《长编》卷十“太祖开宝二年夏四月条”记事。
122.根据同书记载，范超来降，攻城者疑其出战，擒斩之，可谓冤枉。一则说明当时战况之惨烈，二则说明宋方将士很难相信北汉人员会主动投降。
123.《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
124.《宋史》卷四八二《北汉刘氏世家》。
125.《长编》卷二○“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八月条”记事。
126.《宋史》卷二八○《田绍斌传》：“周显德四年，领五十骑来归，(刘)钧屠其父母家属。”《宋史》卷四七○《佞幸传》：“赵赞，并州人。性险诐辩给，好言利害。初为军小吏，与都校不协，因诬营中谋叛，刘继元屠之无遗类。”《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郭无为)欲摇动并人，而病入守意益坚。宦者卫德贵察无为有异志，以告继元，继元遣人缢杀之。”《长编》卷二○，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己卯朔：“北汉宣徽使范超来降，攻城者疑超出战，擒之以献，斩于纛下。既而北汉主尽杀超妻子，枭其首，投于城外。”《宋史》卷四八二《北汉刘氏世家》：“继元性残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祖亲征及遣将攻伐，因之杀伤不可胜纪。”
127.《通鉴》卷二八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条”记事。
128.《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
129.《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
130.《宋史》卷四八二《北汉刘氏世家》。
131.《宋史》卷四八二《北汉刘氏世家》。
132.《长编》卷十“太祖开宝二年六月条”记载：“时契丹遣其将南大王来援，屯于太原城下，刘继业言于北汉主曰：‘契丹贪利背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籍河东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陛下长享福贵，不亦可乎？’北汉主不从。”按：继业发为此语，主要还是为北汉着想。彼时北汉连年迭遭周、宋攻击，疲弊已甚。而契丹又以宗主之国、救援之功而需索无度。(《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云：北汉“地狭产薄，以岁输契丹，故国用日削。”)长此以往，实难以支撑。且自刘钧以来，北汉与契丹矛盾重重，备受压抑。继业等愤懑不满，也在情理之中。
《国史·杨业传》(《宋史·杨业传》等书本此)谓“孤垒甚危。业劝其主出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上遣中使召业，得之喜甚”。又载太宗授杨业郑州防御使《制词》云：“……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忠于所事，善自为谋。”李焘对此深表怀疑，以为：“若业劝降，则当与继元俱出见，何用别遣中使召呼!”并委婉指出：“疑制词意有所在，故特云尔。”而制词的真实用意，当如笔者所断。正因为如此，李焘：《长编》卷二○“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八月条”载述杨业归降事时取《九国志》、《五代史》而弃《国史》。据《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和《宋史》卷四八二《北汉刘氏世家》，劝降者乃北汉退休枢密使马峰。以其卑鄙自私的秉性和尸位素餐的官品，宜有此举。
133.《宋史》卷二八○《田绍斌传》。
134.《宋史》卷二七二《杨业附杨延昭传》。
135.《宋史》卷二六○《杨嗣传》。
136.《宋史》卷二五五《郭崇传》。
137.《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九，司马光：《上神宗论郭昭选除合职》(治平四年七月上，时为御史中丞)。
138.《宋史》卷四七○《佞幸传》：“赵赞，并州人。性险诐辩给，好言利害。初为军小吏，与都校不协，因诬营中谋叛，刘继元屠之无遗类……太原平，隶三司为走吏，又许本司补殿直，太宗颇任之。……令专钩校三司簿，令赞自选吏十数人为耳目，专伺中书、枢密及三司事，乘间白之。太宗以为忠无他肠，中外益畏其口。……太宗谓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兰荆棘，不能绝其类，在人甄别耳。苟尽君子，则何用刑罚焉?’”只有多疑成性的宋太宗会对这种阴险凶恶的小人感兴趣，也只有自以为是的宋太宗能够说出上述这番歪理。可惜的是，他“甄别”的能力并不像自我期许的那样高明。
139.《宋史》卷二八○《田绍斌传》，卷二七七《裴庄传》。
140.《宋史》卷二五七《李继隆传》。
141.《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
142.《宋史》卷二八○《田绍斌传》。
143.《宋史》卷二五九《袁继忠传》。
144.《宋史》卷二八○《田绍斌传》。文中说他性格“暴戾”，略有微词。殊不知，正是这种“强势”性格救了他一命。相比之下，杨业就显得过于老实厚道，在王侁、刘文裕等人的催逼下，明知“此行必不利”，还得前去送死，临行前发出“业，太原降将，分当死”的悲苦感叹。其情其景，委实让人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