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上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对他当皇帝的人有的是。那些不在开封的原后周地方实力派，怎甘心眼睁睁看着偌大的中原大地，落入赵家之手？
第四章 北汉的危亡
一、宋太祖的心愿
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上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对他当皇帝的人有的是。那些不在开封的原后周地方实力派，怎甘心眼睁睁看着偌大的中原大地，落入赵家之手？他们中的不少人有野心入主中原，反正这天下也不是命里注定不能归自己，而一定要给赵匡胤。谁能在战争中得胜，谁就可以是真命天子。太原人，后周节度使李筠，首先向赵宋发起挑战。李筠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已有八年，无论是凭借地方势力还是军事实力,都可以与赵匡胤作一番较量。为了增加保险系数，李筠秘密派人到太原，向北汉送礼拉关系，希望北汉与他联合起兵反宋。北汉主刘承钧原来就与后周水火不容，如今周易主属赵氏，正想乘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不听人劝告，答应与李筠联合攻宋。宋建隆元年（960年）五月初，也就是赵匡胤当皇帝仅四个月，北汉刘承钧就从太原起兵，直达太平驿（在长治西北）。遥想五年之前，李筠曾在此与北汉兵戎相见，如今李筠为一已之私利，只得在太平驿迎接刘承钧。这次刘承钧腰硬气粗，封李筠为西平王。李筠见北汉兵仗并不威严，又知道北汉兵打仗不怎么样，心里后悔引狼入室。从李筠与北汉联合的第一天起，双方就各怀鬼胎而貌合神离。
李筠事先不向北汉打招呼，就从潞州发兵三万，南向长平，准备独自直趋开封。孰不料不到长平就被宋将石守信打败，死伤三千人，李筠总算到达泽州（今山西晋城）。赵匡胤心里清楚，自己当皇帝不到半年，如果不消灭李筠，将国无宁日，因而决定亲自出马，于六月初到达泽州城外。李筠在泽州南已被石守信所败，退守于泽州城内。宋太祖命令围攻泽州城，半个月后，泽州城被攻破，李筠自知死无葬身之地，跳进大火自焚而死。宋太祖乘胜北上，直趋潞州。潞州为宋所有，北汉兵急忙从太平驿撤退，保全了兵马，只有北汉的两位文官，跟随李筠到泽州，被宋虏杀。
宋太祖回京，心里老大不高兴。他并非生李筠的气，而是生北汉的气，我代周自立，与你北汉有何关系，你刘承钧竟然兵陈潞州，想乘人之危。宋太祖一气之下，实在想发兵太原，消灭北汉。他私下征求意见，探讨能否消灭北汉。阳曲人张永德对赵匡胤说：太原兵虽少，但打仗不怕死，更主要的是有契丹作后盾。攻打太原刘承钧，契丹必然派兵增援。依目前的力量，我们打不败契丹。不如派间谍到契丹使反间计，挑拨契丹与刘承钧的关系。要等待机会，心急了不成。宋太祖觉得有道理，这才放弃进攻太原。
就在宋太祖考虑是否攻打太原之时，原后周保义节度使、晋南人袁彦，也“日夜缮甲治兵”（《长编》卷1）、蠢蠢欲动、想起兵反宋。袁彦当时在陕州（河南陕县），控制着山西的平陆、夏县、芮城，以及河南的灵宝等地。宋太祖探知袁彦不怀好意，派潘美到陕州去监视袁彦。潘美只身闯虎穴，终于说服袁彦臣服宋朝。宋太祖很高兴，表扬潘美未动一兵一卒，就使黄河两岸地区归服宋朝。不久，远在扬州（江苏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效法李筠，举兵反宋，宋太祖再次亲征，攻破扬州，李重进跳火自杀。潘美在进军扬州中，提任行营都监，立了战功。
就在出征扬州前，宋军与北汉兵在山西打了次大仗。原来，镇守晋州的宋将荆罕儒不把北汉放在眼里，经常深入北汉领地骚扰。北汉居民多闭门不出，任由宋兵横行。荆罕儒见北汉好欺负，领千余骑兵直达汾州（山西汾阳）城下。烧毁城外草市后退还京土原（在孝义县南）。北汉刘承钧听说荆罕儒击掠汾州，派兵万人赶到京土原，荆罕儒回头与北流军战，结果落马被杀。这是北汉与宋朝的第一次正式作战，北汉旗开得胜。从此，北汉与宋边境冲突不断。次年三月，北汉攻麟州，被杨业之弟扬重勋击败。杨业、杨重勋兄弟此时各为其主，但想来不大可能兄弟相互残杀，北汉不会派杨业去麟州作战。十二月，宋李继勋败北汉兵。又次年，北汉分兵攻打潞州、晋州，被宋击退。
宋乾德元年（969年）七月，郭进、曹彬等攻北汉，俘获北汉数千人。八月、宋军攻占北汉乐平（山西昔阳）。北汉及契丹兵于九月反攻乐平，结果被郭进所败。次年春正月，李继勋等率骑、步兵上万人，攻北汉辽州（山西左权），北汉与契丹联合防宋，宋军大破北汉与辽军于辽州城下。宋太祖念念不忘消灭北汉。赵普劝阻说：如果打太原，契丹必来援，宋军难胜。即使攻下太原，契丹也不会甘心，与其背腹受敌，不如先打江南，之后再回头打太原及契丹。宋太祖赞成赵普先南后北之策，至此宋与北汉、契丹和平相处多年。这里还有个笑话。宋太祖曾派人秘密越过边境，告诉刘承钧说：你与周氏是世仇，应当对抗；但宋与你无仇无恨，为什么不投降？如果你想统一中国，可以到太行山下决一死战，看谁胜谁负。北汉刘承钧听后，也派人去告诉宋太祖，我们的土地兵甲，不及你宋的十分之一，根本不敢与你大宋决战。我之所以不降你，是因为如果我投降了，我们刘氏家族及朝廷中的文官武将，到那里去当官找饭吃？宋太祖听后，觉得刘承钧无侵犯之意，所以也就暂不对北汉动干戈。
待到公元968年七月，北汉刘承钧病死，养子刘继恩即位。刘继恩刚当皇帝才两个月，就被内待杀死，其弟刘继元即位。刘继恩、继元、继文、继业（杨业）等，其实是异姓兄弟，北汉内部混乱一时，而宋朝却蒸蒸日上，已经打下了后蜀。宋太祖左思右想，觉得消灭北汉的时机成熟。于是临时改变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调集大军，乘北汉混乱之机，大举伐汉。刚即位的刘继元急忙向契丹求救，又派杨业前往抗宋。
此时，杨业已经步入中年，担任北汉的侍卫部虞侯，这是统领北汉精锐部队的官职，有很大军权。刘继元之所以放心让杨业担任此职，可能是因为杨业是刘继元的异姓兄弟。刘继元之所以要让杨业领兵去抗宋，不仅因为杨业可靠，而且由于杨业武艺高强，作战有智有勇。杨业带兵到达团板谷（祁县东北），北汉的马峰领兵过河时，遇到李继勋宋军。马峰不会打仗，被李继勋打败。宋军乘胜渡过汾河桥，到达太原城下，焚毁延夏门，包围了太原城。十月，宋太祖派人到太原，向刘继元劝降。刘继元不想降宋，大将郭无为倒想投降。十一月，契丹应刘继元之求，派兵向太原进发。李继勋等得知契丹援兵临近，料想太原难以攻下，急忙退兵。宋军兵退晋州。北汉兵乘机反攻，一直打到晋州和绛州。想来杨业参与过追击宋军。
太原未打下，反而损兵折将，宋太祖窝了一肚子火。开宝二年（969年）正月初，宋太祖命令曹彬、党进等率大军再攻太原，自己随后亲征。宋太祖到达潞州，调集大批粮食，作攻太原的后勤供应。这时杨业仍在团柏谷，据险而守。宋军先头部队到达团板，北汉将陈廷山不战而降。杨业难以抵敌，只得退还太原。
刘继元不分青红皂白，将杨业解除军务。宋将李继勋等，再次包围太原。三月，宋太祖从潞州起驾，到达太原城外。宋太祖视察太原城，但见太原城“匝合及四十里”，“形势山耸”，“气概雄壮”（《珍席放谈》卷下），固若金汤。怪不得周世宗及宋军多次攻城，都无法得手。宋太祖命令在太原城外筑长连城，防北汉兵外逃，又在汾河架新桥，以利交通，之后，又听陈承昭的建议，准备用汾水灌太原城，由陈承照负责，筑长堤，截汾河水。三月末，一切准备就绪，宋太祖命令军士四面攻城。北汉兵也不好惹，不但守住了城，而且出城袭击宋军营寨。杨业又恢复了军职，带领数百骑兵出城，袭击宋东寨。东寨守将是宋大将党进。杨业与党进交锋，势均力敌。杨业怕城中有失，不敢恋战，从城濠中援墙入城。
四月，契丹援兵到达忻州，进逼忻州与阳曲交界离太原不远的要地石岭关。宋太祖派数千精锐骑兵，由何继筠率领，前往石岭关迎战契丹。何继筠领兵前往，与契丹兵大战于阳曲县北，将契丹兵打败，杀死千余人。宋太祖叫人将契丹人头，向城中展示。北汉日夜盼望契丹援兵到来。如今见契丹也败于宋，不免丧气心惊。五月初，契丹再次援太原，被宋军阻击于嘉山（河北曲阳东），宋太祖得知契丹兵马难以接近太原，便对太原城发起总攻击，引汾水向城内淹灌。宋兵乘小船，用强弓射箭攻城。城上北汉士兵也放箭射杀宋军。一直打到五月底，太原城还是攻不破。作为固守太原城的主将杨业，不但日夜指挥守卫，而且曾又一次出城夜袭宋军。只是由于脚被马足踏伤，不得已返回城内。
宋太祖兵围太原，已有三月，太原城终难攻破。由于天热，宋军多病，加上契丹又有援兵前来，宋太祖无奈，只得于闰五月初，撤围退兵。在这次保卫太原的战斗中，杨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弟杨重勋，则早已归宋，并且到太原拜见了宋太祖。经过这次太原之战，宋太祖真正体会到北汉难以消灭，所以又恢复先南后北方针，暂不进攻北汉，与契丹订立了和好条约。条约签订后，契丹通知刘继元，今后不得向宋挑衅。刘继元很难过，只得打落牙齿肚里咽，从此，宋与北汉之间多年相安无事。
《长编》第10卷上，六月有如下一则记载：宋太祖太原退兵后，“时契丹遣其将南大王来援，屯于太原城下，刘继业言于北汉主曰：‘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籍河东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陛下长享贵宠，不亦可乎？’这就是说，杨业曾主张向宋投降，还曾主张袭取契丹之兵马。杨业对契丹当然没有好感，但他身为北汉主要将领之一，又是刘继元的义兄弟，保卫北汉，求得刘家生存统治，是第一位的，因而，杨业不可能主张降宋。从当时的情况分析，杨业一直坚持抗宋，怎么可能在宋军退走后，反而提出投降呢？还有杨业袭击契丹兵的想法，也很不切合实际。难道契丹的数万兵马是吃素的，等着你去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马数万”？可见，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很小。事实上，在太原被围时，多次主张降宋的，不是杨业而又不是郭无为。郭无为由此而被刘继元所杀。
直到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基本统一南方，他多年来一直想消灭北汉的愿望，似乎应当实现了，便于八月间命令党进、潘美等兵分五路，大张旗鼓地攻伐太原。九月，党进等宋军攻达太原城下，太原又一次处于危亡关头。真是北汉命不该绝，就在此时，宋太祖突然死亡，其弟赵光义即位，一时顾不上打太原之事，所以命令撤军。北汉再一次逃脱厄运，宋太祖消灭北汉的遗愿，落到了赵光义的肩上。
二、斧声烛影之谜
宋太祖赵匡胤究竟是怎么死的，向来是历史学家研究、考证、推测的千古之谜。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宋太祖的死亡经过。
根据《湘山野录》等宋朝的笔记记载，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听信了一位道士的谎言：如果今年十月二十日是晴天，皇上还能活一纪即12年；如果那天是阴天，皇上就得赶快安排后事。宋太祖心里记住了道士的算命之言，待到十月十九日晚，便急忙到太清阁观察天气。宋太祖登上太清阁，举目望天，天空晴好，满天繁星。宋太祖十分高兴，心里想，再过几个时辰，便是二十日，天气一定也晴朗，我又可以活十二年。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不多时，天空渐渐阴暗，还飘起了雪花。宋太祖大惊失色，急忙派人去叫来弟弟赵光义，准备安排后事。赵光义在陈桥兵变及后来的南征北战中，起了很大作用，已经被封为晋王。
赵光义来到宋太祖的寝宫，宋太祖把宫妾宦官等都打发走，只有兄弟俩对酌。饮酒之间，有人从房外看见屋内的烛影下，赵光义“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意思是看见赵光义似乎有不想接受哥哥嘱托的样子。时间已到三更，夜声人静，宋太祖送弟弟出门。在门口，宋太祖“引柱斧戳地”。柱斧是一种表示身份的仪仗之类的铁木棍。并且大声对赵光义说：“好为之”即好自为之。送走弟弟后，宋太祖就回房睡觉。四周很安静，外面飘着雪花。大胖子赵匡胤在房里睡着了，“鼻息如雷霆”，打呼噜声很想。将近五更，快要天明之时，房外的侍卫们，忽然听到宋太祖的“鼻息声异”，打呼噜声音不正常，急忙走进宋太祖卧室。这时，宋太祖已经死在床上，年仅49周岁。
皇帝突然死亡，好比天塌地裂，侍卫们吓得乱作一团，赶快报告宋皇后。宋皇后当时年仅二十七岁，实在也慌得毫无主意，只好命内待(宦官)去叫宋太祖的儿子赵德芳，宦官王继恩是赵光义的亲信，他竟然不去找赵德芳，而是去找赵光义，封建社会很讲究先来后到，谁先到皇帝遗体前，谁就可以发号施令，实际上是继承皇位。王继恩到晋王府门口，恰好碰上精通医道的御医程德玄。程德玄是来给赵光义作身体检查的。王继恩告诉程德玄，皇上已在半夜驾崩，他是特地来找晋王，看应当怎么办。两个人一起进了晋王府，报告了赵光义。赵光义一听哥哥死亡，也很吃惊，三人急忙赶到宫中。王继恩先去报告了宋皇后，说是晋王来了。随后赵光义也到了。宋皇后一见赵光义，便对赵光义恳求说：“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官家是对赵光义的尊称，意即皇帝。为什么宋皇后要如此恳求？在封建社会，为了抢当皇帝，父杀子，子杀父，兄弟叔侄之间骨肉相残，是常有的事。宋皇后深怕赵光义也来这一手，所以不得已苦苦恳求手下留情。赵光义此时此刻，倒很大度，对宋皇后说“共保富贵，勿忧也。”九年之后就不行了，曾先后将赵匡胤的儿子逼死。
天色刚亮，大臣奉命来到宫中，“以瞻圣体”，但见赵匡胤遗体气色如常，“如出汤沐”，没有被杀或被毒死的迹象。九月二十日，赵光义在万岁殿颁诏书，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以上是史书记载赵匡胤死亡的经过。本来，对于宋太祖究竟是如何死的，用不着史学家去用心研究。由于赵光义是弟即兄位，不合父传子的纲常，加上宋太宗后来逼死自已的侄子，所以史学家们推测是赵光义为当皇帝，在喝酒之时，在酒里偷偷放了毒药，将亲哥哥毒死。在毒死之前，赵光义故意离开赵匡胤，派王继恩监视。所以宋太祖一死，赵光义便抢先来到宫中。不过，这些都是后来史学家的推测。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赵匡胤是因为喝了酒，加上受惊，所以在天亮之前，突发心肌梗塞或脑溢血而暴亡。其临死前的呼噜不正常，正是此两种病发的症状。因呼吸困难，气不够用，此类病人在临死前，多有吼声或叹气之声。相比这下，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更大。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斧声烛影之谜。现在大家都在猜谜。有朝一日有更详情准确的历史资料发现，便是谜底揭开之时。公平而论，宋太祖还是历史上有作为、有贡献的开国皇帝。他不仅统一了南方，而且在各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为宋朝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宋太祖也有失误，例如过分集中军权，政权等等。但这些失误，并不能否定他的历史功绩。
三 宋太宗的图谋
赵光义虽然顺利地当上了宋朝的第二代皇帝，但在登位之初，其地位并不十分稳固，其原因，当然是因为弟即兄位，加上传说纷纷的斧声烛影之嫌，文武大臣心里老是觉得光义即位不大正常。原来臣服于宋太祖的文臣武将，对宋太宗就不那么尊从。宋太宗心里有数，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适当处理宋太祖留下的老臣宿将。这是一件麻烦而又必须小心从事的工作。既然宋太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还没有提高到足以服众的程度，那么，他就必须拿出几下子，让人佩服，以提高威信。而提高威信的最有效办法，便是对外战争。倘若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不仅可以转移人们的视线，而且可以以此为资本，炫耀于国人，显示于中外，这一点，宋朝人就曾看出并指出过：“太宗始嗣位，思有意贴服中外”（《铁围山从谈》卷1）。从当时的形势看，发动对外战争，目标只有两个：北汉和契丹。宋太宗先选中了北汉。他曾对人说：“太原我心取之”（《长编》卷20），目的就是作舆论动员和准备。
为了攻打北汉，宋太宗加强军事训练，调整将帅，集中了武器和粮食，并假意同契丹修好，以麻痹契丹。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宋太宗决定亲征太原。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宋太宗征求主管军事的曹彬的意见：“柴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以当时兵力而不能克，何也？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曹彬回答说：“世宗时，史超败于石岭关，人情震恐，故师还。太祖顿（屯）兵甘草地中，军人多被腹疾（腹泻或痢疾），因是中止，非城垒不可近也。”宋太宗又问：“我今举兵，卿以为何如（如何）？”曹彬回答得很干脆：“国家兵甲精锐，人心忻戴，若行吊役，如摧枯拉朽耳，有何不可哉！”只有宰相张居正等表示不值得大动干戈，去攻打一个小小的太原。宋太宗不听宰相之言，认为如今“彼弱而我强”（《长编》卷20），太原必克无疑。于是立即决定，先将军事物资运往北汉前线，然后命令潘美等统率全国精锐，声势浩大地向太原进发。在宋太祖去世，宋太宗当皇帝的两年多时间里，北汉主刘继元明白，宋是非消灭北汉不可，因而也作了不少准备。经常派人到契丹，告诉契丹主，北汉时常处于危急之中，希望契丹不要麻痹。还派兵以攻为守，袭击宋边境等等。杨业就曾攻打到宋境洪洞县。
宋太祖要消灭北汉，契丹一如既往，不但不答应，而且一定要派兵救援太原。这是因为，北汉不仅是契丹的附庸，而且太原的地位十分重要。如果太原为宋所有，那么，契丹失去了南下桥头堡。反之，宋就可以雁门关为基地，向北进攻契丹。所以，当宋太宗事先通知契丹，即将出兵太原时，契丹使臣责问宋朝，是何原因要伐汉。宋方自认为力量强大到足以与北汉及契丹对抗，因而回答说：“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契丹）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辽史》卷9）可以说宋与北汉之战，实质上是宋与契丹之战。打败辽国（契丹），北汉也就成了困兽之斗。这一点，宋、辽双方心里清楚，北汉心里也很清楚。辽国派出了耶律沙、耶律轸斜、斜抹只，以及多次领兵支援北汉的敌烈等将领组成强大阵容，带领数万骑兵，飞驰太原。而宋方则派熟悉山西情况，曾多次攻打太原的大将郭进，专门对付契丹。
郭进是身经百战的将才，他领兵埋伏在契丹必经之路石岭关，等待辽兵到来，展开突如其来的攻击。三月十六日，辽国先头部队到达石岭关涧边。正当辽军渡涧时，郭进率领宋军满山遍野冲向辽国，两军在起伏山涧混战，宋军早有准备，辽军路遇劲敌，卒不及防大败，敌烈等五大将被杀死，一万多辽兵尸陈荒山。耶律沙收拾残兵，落荒而退。幸而耶律轸斜后军赶到，接应了耶律沙，一同向忻州方向逃奔，才没有被全歼。北汉密求契丹支援的希望，成为泡影。
宋太宗为表示消灭北汉的决心，于二月二日下诏亲征，四月二十二日到达太原城，并且在城周也筑了长连城。宋太宗到达太原后，曾写诏书给刘继元，希望刘继元举城投降，但未曾送到刘继元手里。四月二十四日，宋太宗命令发起对太原城的总攻。素有强悍之称的北汉官兵，在此九死一生之际，顽强抵抗。双方在城垣展开激烈拼搏，一直持续到五月一日，太原城西南的羊马城才被攻破。此时，太原城内的北汉兵马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军心开始动摇。北汉的大将范超、郭万超等出城向宋军投降。刘继元已经走投无路。
五月四日，宋太宗再次写诏书劝刘继元投降。在诏书中，宋太宗希望“素怀英气”的北汉主，拿出男子汉的气概，作出决断，如果太原降宋，不但刘继元能“必保终始富贵”，而且“一城之生聚获全”（《宋太诏令集》卷227）。在对刘继元劝降的同时，宋太宗命令加紧攻城，一定要在五月五日端午节拿下太原城。于是宋“士奋怒，争乘城，不可遏”。弓箭、石炮、云梯一齐上，太原城危在旦夕。刘继元虽知形势无可逆转，却仍不愿投降。退休老臣马峰带病去见继元，“流涕以兴亡喻之，北汉主乃降。”（《九朝编年备要》卷3）派李勋出城，向宋太宗交了投降书。宋太宗在北城城台，接受了刘继元等文武臣僚的投降。时间正好是五月端午清晨。十国中的最后一个小国北汉，最终为宋所兼并。从此，宋朝基本统一了大江南北，剩下的劲敌，只有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以及后来西北地区党项族建立的夏国（西厦）。
四 太原的劫难
站在历史的高度，北汉的灭亡，用不着可惜，且不论北汉始终依靠契丹，偶而还曾狐假虎威。就北汉国内而言，也着实不见有多少值得肯定之处。由于从刘崇建汉的第一天起，北汉就一直忙于扩军备战，晋中地区的人民，几乎没有过过安定的日子。北汉地域不大，人口不多，既要向契丹纳贡献礼，又要维持不小的军费开支，人民的负担，就可想而知。史载“北汉地狭产薄，又岁输于辽，故国用日削。”元奈之际，竟然封五台山的和尚为官，以便使五台山庙内的“四方供施，多积蓄以佐国用。五台近辽界，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岁添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幕民凿山取矿烹银。北汉取其争输辽，岁千斤。”（《续资治通鉴》卷3）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北汉统治区的人民，由于“赋役繁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资治通鉴》卷290）。后来，逃入宋境者也不少。
从宋太宗方面来说，攻打太原，迫使刘继元投降，使太原城保全下来，本来是件好事。可惜宋太宗听信迷信之言，于当年五月十日，下诏书将太原城平毁，改太原为平晋县，改榆次为并州，并且将和尚、道士及富民迁到河南洛阳。在平毁太原城时，“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死者甚众。”（《资治通鉴》卷10）。应当说，这是宋太宗不可原谅的罪责。平毁太原城，已是错误，而老弱百姓何罪，非要如此迅速地烧房赶人。他所许下的“一城之生聚获全”之诺，不是骗人？太原人原先对宋太宗并不反感，如今这一把大火，把太原人推向了反对宋太宗之路。宋太宗将太原的临时行宫改称平晋寺，并且写了《平晋记》刻于石碑后，老百姓把碑上的字全破坏了，成为一块无字碑。
第二年四月，宋太宗在开封，还不留放过太原城，“诏雍汾河，晋祠水灌太原故城。”（《长编》卷21），从此，位于晋祠之侧的雄伟的太原城，连历史遗迹都几乎找不到。待到982年2月，太原居民才迁到新建的唐明镇，也就是如今的太原市南城区一带。应当承认，潘美在火烧、水淹太原城时，执行了宋太宗的命令，是有责任的。可他新建了唐明镇，是有其功劳的。
顺便说一句，太原旧城焚毁后，宋太宗将太原地区降级归并州。并州州府所在地，先在榆次，后迁三交，直到1059年10月才改为太原府。这种复杂的情况。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9中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降为并州，废旧城，徙州于榆次。今太原则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旧城西北三百里，亦形胜之地。本名故军，又尝为唐明镇。有晋文公庙，甚盛，平太原后三年，帅潘美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又徙阳曲县于三交，而榆次复为县。国史所载颇略，方承平时，太原为大镇，其兴废人人能知之，故史亦不备书。今陷没必七十年，遂有不可详者矣。”南宋的陆游没有到过太原，因为当时太原早为金所占领。三交不可能如陆游所说，离宋太宗平毁的旧城有三百里之遥，三交也不是又叫唐明镇。三交在今天的阳曲县。曾巩在《元丰类稿》（卷49）中说：“太宗既平太原，以潘美守之，堕旧州，迁于榆次。又命潘美镇三交。三交之西北二里，地号故军，溪谷险绝，为戎人（契丹）之咽喉，多由此入寇，美帅师击之，伪军使安庆以城降，因积粟屯兵以守之。久之，迁并州于三交，以美为帅焉。”这一说法，还是比较正确。宋人笔记《南窗纪谈》，也记录了有关并州之事，“太宗平晋之初，以并州交城县地势险阻，可以控扼山外，且有金、铁之饶，建以为大通监，领交城，绵上二邑。大中祥符（1008—1015年），复废为县。”宋太宗平北汉后，确实在交城设大通监，后来属河东路管辖。
五 杨业的转折
“千里版图来浙右，一声金鼓下河东。”（《渑水燕谈录》卷7）宋太宗消灭北汉，对杨业来说，无疑是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太原城被包围两个多月，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杨业，不得不日夜守卫于城内，其辛劳自不必说，在刘继元于端午节清晨降宋之时，杨业还在为保卫太原，在城内东南角苦战。杨业根本不知道刘继业已投降。宋太宗早就听说刘继元手下有一位战将叫刘继业，实在想得到他。但同刘继元一起来降的文臣武将中，没有刘继业。宋太宗便问刘继元，是否把刘继业找来。刘继元派人找到之后，杨业听说刘继元已投降了宋太宗，马大上哭起来。遥想当年投奔刘崇，后又成为刘家养子，再后来成了节度使，自己兵马生涯近四十年，一刀一枪地拼搏，舍出命来冲杀，为的是刘家事业能兴旺，太原人民能安居。如今这一切都付之东流，自已怎能对得起刘氏先人，千万百姓。英雄不事二主，是杨业的人生观，为人一世，岂可朝三暮四，那将为世人所耻笑。重义轻生的杨业，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想临危而屈。如今，自己的主人束手降宋，并且还奉宋之命，派人来招降自己。真是难咽的苦药，悲苦的命运。如果自己不降，既违背了主人的意愿，又难以独保太原城。杨业可能想过自杀。但自杀只算殉国，不算效忠。自己的主人要叫我降，我不降，便是不忠。也罢，见了继元再说。杨业擦了眼泪，北面跪拜之后，脱了戎装，丢下长枪，向北城城台走来。
宋太宗见到刘继业来到，十分高兴 ，马上对他表示慰问致意。杨业无奈，只得归顺宋朝，宋太宗为表示对杨业的器重，赐他姓名为杨业。从此，杨重贵、刘继业正式改叫杨业。杨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为人所称道的抗辽防辽之路，一条为国家民族献身之路，如果说杨业在北汉的三十多年，对民族、对人民贡献不太大的话，那么，从此以后，杨业就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宋史·杨业传》中说，“太宗征太原，素闻其名，尝赐求之。既而孤垒甚危，（杨）业劝其主继元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帝遣中使召见业，大喜，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师还，受郑州刺史。帝以业老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这一段文字，有好几处记载失实。第一、派人去召杨业的，不是宋太宗，而是刘继元。第二、杨业不是郑州刺史，而是郑州防御使。第三，杨业不是驻泊兵马都部署，都部署是潘美，杨业是兵马部署。《宋史》仓促修成，错误比比皆是。如果仅凭《宋史》来研究杨家将，那将会以误传误 ，因此，这里所说的太原城被宋太宗攻破前，杨业曾劝刘继元降宋“以保生聚”，不足为凭。
不过，公认可靠的《长编》在释文中，有如下一段附录，据《国史·杨业传》，乃云孤垒甚危，（杨）业劝其主出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上遣中使召业，得之，喜甚，以为领军大将军，师还，乃除（授）郑州防御使。制辞云，‘百战尽力，一心无渝。疾风靡摇，迅雷罔变；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忠于所事，善自为谋。’与《九国志》不同。按《五代史》，垂涕劝继元出降者，但马峰一人耳，非杨业也，若业劝降，则当与继元俱出见，何用别遣中使召乎？然当时制辞，不应便失事实，又疑制辞意有所在，故特云尔。今但从《九国志》，更需考之。这就是说，当时任命杨业的任命辞中说，杨业确实曾在危急之中，劝刘继元降宋。所以《长篇》的作者李焘专门提出这一问题，以存疑待考。
这就涉及杨业一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究竟是否劝过刘继业投降？如果劝过，并且为的是太原城的百姓免遭屠杀，那么，杨业在北汉时，主要是在北汉危急之时，能顺应形势，爱护百姓，立了大功。如果没有劝降，那么，杨业对刘氏忠贞不渝，忠于所事。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辨别这篇《制辞》的真伪。
其实，这篇《制辞》不是为刘继业所作，而是为刘继元所作。现由如下：
第一，李焘所记杨业在刘继元降后，还在苦战，如果临危劝降，杨业会在继元身边，与继元一同出降，是有道理的。此外，从《制辞》内容看，相互矛盾，漏洞很多。例如，既说杨业百战尽力，一心无渝，忠于所事，杨业就不可能劝降。再从当时北汉的情势看，能够有资格“定策乞降”于宋的，不可能是杨业，而是北汉主刘继元。即使杨业确实曾劝刘继元降宋，也不可能有决定权。决定降宋者，只能是刘继元。
第二，从这篇《制辞》的内容看，放在刘继元身上，则没有什么矛盾之处。为北汉之生存，刘继元确实多年百战尽力，一心无渝，忠于所事，最后“善自为谋”，“定策乞降”。
那么，为什么《国史》上，竟然以一字之差，将刘继业误为刘继元呢？原来，在北汉被消灭不久，刘继元被授于右领军卫大将军等虚衔，以便安排，领取食禄。而杨业则被授于左领军卫大将军。这“左”、“右”之误 ，使《国史》在抄录档案时，又一次搞错。不但《国史》搞错，其后的《宋史》等，也以错就错，将杨业误为右领军卫将军。李焘可能见到过这篇制辞的抄件，提出疑问，但还没有敢怀疑到《国史》抄错了原件。刘继元归宋后，曾多次被封官，其中两次加封制辞，有史可查，但还有一次史无实录。很可惜，由于《国史》即宋实录已失传，而李焘所抄又不是全文，只能作如此推测。
第三，如果这篇《制辞》确为杨业而作，抄录者可能漏抄了“其主”或“刘继元”等字。如果在“定策乞降”前加上其主二字，则顺理成章，前后一致。也可能是宋代的《制辞》之类，多为四、六句，《制辞》作者为强合四六句，省掉了“其主”或“刘继元”等字。孰不知此一省略，给后人以多少误会。
第四，除了《宋史》上记载杨业曾劝降，李焘《长编》附录并提出质疑外，宋代人所有的有关记载，都未有杨业曾劝降之说。曾巩、王称、路振等人，实际上都不承认杨业曾临危不忠。尤其是杨亿，他曾撰写过《太宗实录》，对平北汉、杨家将之事当十分熟悉。他所论述的杨家将事迹，最为可靠。倘若杨业曾劝降，既是件大事，又对宋立了大功，杨亿不可能不提这件事。总之，杨业曾劝刘继元降宋之说，是不可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