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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的史实与传说(连载之六)

2013-11-08 16:10:25 来源:杨家将文化研究会 浏览:68
内容提要:经过多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准备,宋太宗认为打败辽国有了把握,便于雍熙三年(986年),第二次大规模北伐辽国。决定攻辽前,贺令图曾建议宋太宗,由于“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反对)。”

第六章壮志未酬身先死

一、雍熙北伐的失策

经过多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准备,宋太宗认为打败辽国有了把握,便于雍熙三年(986年),第二次大规模北伐辽国。决定攻辽前,贺令图曾建议宋太宗,由于“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反对)。”所以应当乘此良机,大举攻辽。宋太宗“遂以贺令图等言为然,始有意北伐。”其实辽国景宗病死,十二岁的隆绪即位,是在982年,当时辽国局势稍有不稳,待到986年时,辽国早已度过了难关,选择此时北伐,是失策之一。宋太宗图谋北伐,是多年心愿,他要报高梁河战败之仇,要进一步巩固皇位,做一个统一中国的显赫皇帝。他要“竭苍生之众力,务青史之虚名。”(《长编》卷28),北伐迟早必行,用不着贺令图他们来建议。北伐前,宋太宗“独与枢密院计”,“中书不予闻”。这样的军国大事,竟然不和宰相们讨论、通气,说明北伐决策,是出于宋太宗的独断。

宋太宗决定,这次北伐兵分三路,会师幽州,与辽国决战,之后再北上,一举消灭契丹。这又是宋太宗的失策。古代战争乃至现代战争,都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上策。三路北伐,二十万宋军兵力分散,结果只能被辽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所以战后张泊总结过,“国家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寡众不侔,亦败亡相继,其故无它,盖分兵之过也。”还有,宋太宗将宋军主力交给曹彬,从河北直上幽州,又是一大失策。由河北直取幽州,看起来路近好攻,实际上却事与愿违。因为从河北到辽国的南京,是开阔平原,平原利于骑兵驰骋,而不利于步兵作战。辽国多是惯于马战的骑兵,宋朝因为马匹奇缺,因而只能以步兵为主。这种扬敌之所长,用自已之所短的作战方针,预示着北伐的失败。所以宋琪认为,“国家取燕(北京地区)于雄霸直进,非我战地。”(以上均见《长编》卷27)也就是说,从河北雄县、霸县北进,弊多利少,以步兵对付骑兵,优越在于山区作战。在山区骑兵的威力难以发挥,不像在平原那样千里奔驰,通行无阻。这就好比现代战争中的步兵对付机械化部队。坦克等开到山区作战,机动性就差多了。而步兵则凭双腿,就可以奔走在崎岖的小路上。

公平而论,宋太宗赵光义还是懂点军事,并且指挥打过许多仗。他知道从河北平原进攻,很难战胜辽国的骑兵,因而他命令曹彬,前进时走一步看一步,“持重缓行”,不要操之过急。然而,好大喜功,急于取燕的宋太宗,始终不明白要打败辽国,不在占领地盘,而在消灭契丹有生力量。倘若宋军能将辽军主力引诱到山西、河北西部山区,集中兵力加以歼灭,雍熙北伐将是另一番景象。

最后,还有一点直接指出,就是宋太宗主观、武断。他不但决定兵分三路的战略战术,而且在京城指挥作战,不允许前线将士擅自行动。不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作战,可以而且应当根据战场变化情况,决定攻守之策。现代战争的通讯设备,已经能使千里之外的战场变化,几秒种内到达指挥部,因而指挥现代战争,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古代却不同。宋代的通讯联络,靠的是骑马。即使真的有好马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从河北前线到河南开封,一天一夜也难以一个往返。宋太宗却要坐镇京城,指挥千里之外的作战战场,只能是马后炮。这种不放心、不放手武将独立作战的弊病,是宋朝屡屡兵败的重要原因。从宋太宗开始,武将到前线作战,不但派监军监视,而且常常画了作战图,让将领们去机械执行。为什么要如此控制武将的行动,根源还在于怕武将们拥兵自重,重演陈桥事变。明代的王夫之在《宋论》中分析过,宋朝不怕文官而怕武官,怕武官造反,因而给武将们以种种限制。这就造成了一批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明哲保身的庸才。由这样的将领们去指挥打仗,当然败多胜少,更不用说为国献身,义无反顾了。杨业之所以得到历史和人民的肯定,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混迹于沙场的碌碌之辈的背叛,以生命的代价,唤醒人们振奋民族精神,抗击外族侵犯。

雍熙北伐开始于三月初。宋军主力集结后,由曹彬统率,越过宋辽边界,打败数千辽军后,攻占了河北新城。大军继续北进,攻克固安(今河北固安)。三月十一日,曹彬克涿州。辽军来援州,被败于城南。应当说,曹彬进军是顺利的。这是因为辽军主力尚未到达前线,辽的边防、地方守军,受不了十多万宋军猝不及防的攻击。曹彬到涿州后,辽国箫太后得到消息,立即派辽国精锐骑兵前来抵抗,她自已也到南京坐镇。耶律休哥的骑兵到过涿州城外。曹彬进退两难,在涿州停留了十多天。耶律休哥计谋多端,他不与宋军正面作战,而是派兵深入宋军后方,切断宋军粮道。曹彬留在涿州,十多万大军的吃饭成了问题,不得已,只好退还雄州(今河北雄县),以便就粮,曹彬兵屯拒马河一带。得到粮食后,曹彬又北上。一路上边走边打,走了二十天,才又回到涿州。

萧太后得知宋军又到涿州,便从南京赶到涿州前线,亲自指挥辽军作战,以大军包围了涿州。耶律休哥则再度到宋军后方,截劫宋军粮食。曹彬在涿州,无粮可吃,加上军队中开始流行疾病,已经骑虎难下。五月一日,曹彬命令宋军突围南回。耶律休哥待宋军突围之时,以骑兵在宋军中纵横冲杀。宋军一片混乱,一直逃到歧沟关(河北新城西北)。五月二日,双方在歧沟关北摆开阵势厮杀。宋朝的步兵,那里是辽国骑兵的对手,被杀得横尸遍地。曹彬收拾残兵败将,连夜渡过拒马河,逃到易水南,才稍稍安定。曹彬派李继宣在拒马河边阻击辽骑兵,宋军在拒马河中淹死无数。刘保勋的马深陷泥潭,其子上去帮忙,结果马没有上岸,父子俩却都遇难身亡。曹彬又率宋军南逃到沙河。辽军追兵杀到。宋军慌忙渡河,结果被杀死者,自杀践踏而死者,在河中淹死者无计其数。沙河河水被染成血红色,宋军的尸体和兵仗,把沙河堵得不都不能下流。宋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次歧沟关、拒马河、沙河之战,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辽军以少胜多的战役。

二、先胜后败的西部战场

宋军主力曹彬在河北全军覆没,决定了雍熙北伐的彻底失败,其它两路进展顺利的宋军,只得奉宋太宗之命而全面撤军。

本来,中路军田重进兵进飞狐(河北涞源境),在山区与两万多辽军作战,辽骑兵行动不便,被宋军以少胜多,活捉敌将大鹏翼,杀敌数千人。占领飞狐后,田重进又攻占山西灵丘。在河北涞源和山西灵丘,田重进打了不少胜仗,消灭了一些辽生力军,形势对宋很有利,可惜曹彬败后,田重进撤离了前线,退回宋境。

西路军原来的军事态势更好。以潘美为首、杨业为副的宋军兵出雁门,三月初就占领了辽的寰州(山西朔州东北马邑)和朔州。寰州和朔州的辽将都不战而降。本月末,潘美、杨业挥师东北,占领了应州(应县)。四月初,潘美、杨业攻克云州(大同),杀敌上千。这样,山西北部辽占地区,多被宋军占领,对宋进军幽州,打败辽国十分有利,曹彬东路军惨败后,宋太宗由急于进攻,一下子转为三路兵马立即撤退。宋太宗命令潘美、杨业撤退时,必须将云州、应州、寰州和朔州老百姓,由宋军保护护送到雁门关内宋境,之后再迁到“河南孟曹、汝洛等处。”(《宋朝事实》卷20)宋太宗不管护送那么多百姓回内地,有多么困难。他之所以要下这个命令,是受了先回京城的百姓的影响。潘美、杨业打下应州、朔州后,曾将原辽军文武官吏以及当地有影响的人物,送到京城。到京城的老人们曾受宋太宗召见。老人们对皇上说:有生以来一直受异族统治,想不到在晚年能重见天日。宋太宗听了,当然很舒服,于是下命令将四州五万多户老百姓,都迁回来。

正在潘美、杨业从云州等地撤军之时,辽国箫太后在打败曹彬后,将全部兵马迅速西调,以图消灭山西宋军。辽国十余万骑兵,在箫太后率领下越过飞狐,轻而易举地重新占领了浑源、应州等地,驻兵于寰州。这里,潘美、杨业的兵马,刚刚退还代州,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还在朔州等地,未及撤回。此时此地,潘美、杨业感到压力太大。十万辽军在代州北不远靠近朔州的马邑,随时都有向代州进攻的可能,此其一。其二,保护老百姓安全撤回,是宋太宗的命令,不能不执行;但怎么才能使老百姓安全进入雁门关,确实太难了。潘美左思右想,想不出办法,只得召开军事会议,共同研究对策。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除潘美、杨业等高级将领外,还有两位打仗外行,权力却很大的关键人物,那就是监军王侁和刘文裕。

会议开始,众将都正襟危坐,一言不发。潘美是会议主持者,但他拿不出作战方案,所以不能先说。王侁更是拿不出办法,当然也不想首先发言。大家的目光自然落到杨业身上。杨业已在代州七年,对于这里的地理、堡寨了如指掌。对于辽国军队的战略战术,战斗力高低,骑兵的优势等等,也十分熟悉。因此,只有杨业能提出作战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杨业终于首先发言。他冷静地分析当前的军事态势,说:敌人打败了河北宋军,士气正旺,兵马又多,现在已在寰州。我们的对策,不应与敌军正面对阵作战,而应调动其骑兵,使敌人上当,然后同秋让各地的老百姓安全撤离辽境。杨业略作停顿,然后继续说:依我的考虑,是不是这样,我领兵从大石谷口(应县南,代县北)出去,佯攻应州。应州在寰州东北,是敌人的背后,如果我们进攻应州,敌军必然要从寰州来救援。这就是说,寰州敌人被调动到了应州,那么,靠近寰州朔州,就相对安全了。到那时,赶快动员聚集在朔州城里的老百姓,撤出朔州,从石碣谷(朔州南)进入宋境,再派三千兵在石碣谷防守,用强弓劲弩对付来犯之敌,就保险了。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全回到内地。这是调虎离山之计。

杨业在会上提出的这个方案,确实是万全之策,既能使宋军不受损失,又能使老百姓回来,完成宋太宗使命。而且,如果宋军守住当时辽国的地盘石碣谷等险要关口,辽国骑兵就难以进攻,宋境代州各地也很安全,不会被辽国攻占。

杨业谈完自己的方案,本来预料会顺利通过,谁想到不可一世的监军王侁,马上起来表示反对。王侁反对杨业的方案,并不是认为这个方案不好或行不通,他自己有更好的方案,而是无中生有的认为杨业怕死,对朝廷不忠。王侁气势冲冲地对杨业说,你领兵数万却如此害怕敌兵,我主张直出雁门关,公开向寰州进军,与辽军决战。王侁说完,刘文裕马上表示赞成王侁的看法。两位监军都主张与辽军正面作战,使潘美左右为难。这时,杨业心中怒气上升。他想,这不是将宋军往火坑里推吗?这不是置老百姓死活于不顾吗?你王侁、刘文裕安的什么心?然而,鉴于监军的淫威,为了军队和老百姓的安全,杨业还是强压怒火,对王侁说,如果出兵寰州,与辽军硬拼,必然要失败,这是不可取的,请你们考虑。王侁见杨业恳求自己,更是盛气凌人。他对杨业大喊大叫:你杨业是有名的杨无敌,怎么,今天就是不想出战,是不是想投降辽国?

王侁此言一出,无疑是把杨业逼上绝路。身为监军之职,就是监视军队主要是将领的行动。监军说杨业不想与敌人作战,而是想投敌,那就是说,如果你杨业不出兵寰州,就是叛国投敌之罪。这种罪名,要被杀头。另外,杨业原来就是从北汉归降宋太宗的,所以最忌讳别人说他不忠而又想投降辽。王侁揭杨业的伤疤,叫杨业怎么受得了。不过,面对监军的威逼,杨业却不取发作。他心里想我这一辈子,已经活了五十多岁,快六十了,也活够了,今天有人逼我去死,总比死在奸臣手里强。想定之后,杨业郑重地对王侁他们说:我不怕死,更不会投降辽国。我之所以不主张去同敌军硬拼,实在是想保护士卒和老百姓,完成皇上交给的任务。打仗是为了建功立业,保卫国家和人民,不是为了别的。你王侁既然说我怕死想降敌,硬逼我去攻寰州,与敌人拼死,我没有别的话说。我杨业不是软骨头,我是有志气的。你说我怕死,为了表明我的心,为了表明我忠于朝廷,忠于百姓,我可以去死,去与敌人拼死。我要死在战场上。

说完,杨业离开会场,向自己的指挥所大踏步走去。到了自己日常办公的地方,杨业举目四顾,一切都是老样子,那远山,那旧屋,那此可爱的士兵,都是和近七年前初到这里时,一模一样。想当年刚来这里,多么想干一番,把辽国打败。七年来呕心沥血,苦心经营,总算把代州搞成现在这样,而且也打败过不少次敌人的进犯。如今壮志未酬,反而要去赴死拼杀。这是多么悲壮的拼杀。跟随我多年的那些将士,如今因为我的牵连,也要同我一道,走向战场做无谓的牺牲。想到这里,杨业伤感起来。他派人去叫来部将王贵,自己的儿子延玉。杨业将马上要出征寰州的事,约略说了。这两个人倒也开通,并没有大骂奸臣当道,而是表示愿意一起去战死沙场。于是,杨业命令召集兵马,立即向寰州进发。

杨业领兵越过宋辽边界,到达辽国境内的石碣谷。向自己的上司潘美告别。杨业对潘美说:我原本是太原降将,皇上没有杀我,反而给我高官,授我兵权,让我带兵来保卫边防,抵抗辽军。如今你们说我怕死,我只能去殉难了。我死不足惜,但那么多将士,不能同我一样,都去送死。为了保护士兵,我有一个请求。请求你们带领兵马,埋伏在那里。杨业指了批西南不远的陈家谷。等我转战到陈家谷时,你们领伏兵左右夹击敌人。这样,士兵们还有生还的希望,也有战胜敌人的希望。如果你们不答应我这个请求,我们的全体将士,就没有一个能有希望活着回来了。潘美和王侁、刘文裕答应了杨业的请求。杨业便独自领兵,迳自向朔州而去。

三、血染陈家谷

杨业兵出石碣谷,向朔州来战的消息,很快被辽国耶律斜轸等探知。耶律斜轸派兵埋伏在朔州南的狼牙村附近,自己则率军前来迎战杨业。耶律斜轸骑在马上缓缓而行,心中纳闷:你杨业号称杨无敌,我们既怕你,又敬重你,但你这种时候,这点兵马,为什么敢来与我十万大军对攻?这不是鸡蛋碰石头?你杨业再武艺高强,能挡得住我十万兵马?再说,你要与我决战,也不能在我这里的开阔地段。在这里,我的骑兵可真有用武之地,你能打得过我们?是不是又是你在用计,你杨业可有勇又有智。这究竟是怎么了,难道你杨业不要命了!耶律斜轸百思不得其解,他根本不知道杨业是被逼出战。

杨业率领兵马,高举大旗,向朔州奔来,半路上遇到了耶律斜轸的辽兵。两军交锋,耶律斜轸战不几个回合,便回军向狼牙村撤退。杨业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他清楚耶律斜轸向朔州逃退,不是真正被打败,而是另有用意。如果在平时,杨业当然不会贸然追赶,以防中计。可如今不往前去,撤回宋军,王侁他们会答应?与其死在后方,不如血洒战场。杨业已不顾一切,也无法顾及一切。他紧紧追赶耶律斜轸,一直追到狼牙村附近。这时,两边埋伏的辽军,满山遍野湧来,耶律斜轸也回过头来,将宋军包围。杨业知道,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他仰头望天,烈日当空,尚偏向东方。清晨从代州出发,到现在已是两个时辰。杨业命令与辽国决死拼杀,自己则带头拍马舞枪,拼命刺杀。两军在山地上混战。撕杀了近三个时辰,杨业的兵马死伤惨重。杨业自己也身受数十处伤。杨业心想,在我战死前,还是应当将剩下的士兵,送还朝廷。杨业带领剩余的宋军,边打边退,一直退到陈家谷,满心希望潘美他们能来接应,救回剩余的士兵,杀退紧追而来的辽兵。这里不是狼牙村,这里是山险路隘的陈家谷。

潘美、王侁初倒是在陈家谷埋伏了部队。从上午埋伏到夕阳西下,已经四个时辰,王侁派人登上托逻台,侦察前方动静。前面没有任何异常,一个逃回来的宋军也没有。王侁以为杨业打了胜仗,为了抢功,便领自己带的兵马,离开了陈家谷。潘美得知王侁撤兵,无可奈何,自己也开始撤军。潘美沿流经陈家谷的灰河,向西南退后二十里。在那里,潘美探知杨业兵败,不是回头去救,而是匆忙再退。

天色慢慢昏暗下来,杨业才到陈家谷,到了谷口,四周静悄悄,原来答应在这里接应的宋军,早已不知去向。杨业眼见前无救兵,后有追兵,老泪纵横,放声大哭。他为自已命运而哭,为战士们哭。他一边哭,一边对紧跟他的战士们说:你们与我一起死战,已经没有什么用。你们都有父母妻子,还是从这里逃出去吧。回去之后,你们可以把这里的情况想方设法报告给皇上,让皇上知道实情。战士们听了,也都哭泣,一致表示,宁愿同杨业在一起战死,不愿丢下杨业逃生。杨业无奈,只得带领王贵、延玉和全体战士,返回去和敌人作最后一搏。

辽军包围了杨业,杨业领兵左冲右杀。战士们一个个倒了下去。紧紧跟随自己的心爱的儿子延玉,也已牺牲。无限忠心的老将王贵,仰天躺在了地上。只有几匹战马,还在乱转。杨业坐骑,也流血过多,不能再骑。杨业自己,在杀死了上百名辽兵后,身上已到处是伤。他疲劳过度,再也举不起枪,一屁股坐在山边的小林中。

两国交兵,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出于对敌方将领、勇士的敬重、爱慕,下令不能杀死敌方将领。杨业就碰到了这种情况。耶律斜轸曾通令全军,不准放暗箭,不准杀害杨业。耶律奚低不知军令如山,竟然对准杨业,放了一支冷箭,使杨业堕马落地。事后奚低不但没有功劳,反而受到处分。

杨业想到过自杀。依他的思想行动,他必然会自杀。他决不愿跪着生。然而,杨业还没有来得及自殉之时,辽兵已经来到跟前。杨业闭上双眼,任凭辽兵处置自己。他已精疲力竭,他实在想从此长眠。

耶律斜轸亲自赶到,将昏睡中的杨业抬上战车,亲自护送,向幽州日夜兼程。途中,耶律斜轸劝导杨业,要杨业投降。杨业早就下了决心战死沙场,以死报国,那里谈得上降辽。从陈家谷兵败起,杨业不再吃任何东西,用绝食来表示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三天之后,杨业与世长逝。逝世于通往幽州的路途中。时间是公元986年农历七月上旬某一天。杨业牺牲的具体时日,史书皆未有明确记载,有说七月,有说八月,有说秋。《辽史》卷11上说“秋七月丙子,枢密使遣侍御涅里底、斡勒哥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丙子系初九,但这不是杨业被俘日期,是报告辽主杨业重伤被俘的使者,从朔州前线到辽主所在地的日期。从朔州到辽主所在地路途遥远,骑马至少需三天。那么,七月初九前,杨业已经绝食而死。杨业牺牲的具体地点各史更无记载。杨业被俘,在辽国亦为重大事件,不可能将杨业留在朔州前线,而是必须立即押解回后方。从朔州至辽南京,再至辽上京,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今天的大同市,再西向北京市;一是走应县、浑源、灵丘,到河北涞源再到北京市。后一条路近,估计是走后一条路。在宋代,这是一条崎岖山路,杨业不能骑马,躺在车上走三天,尚不可能到北京。河北省唐县境内,有杨业墓。这墓是否真为杨业所建,无可考。但杨业绝食逝世于河北唐县北,有很大可能。

杨业绝食殉国的消息,在宋朝军民中逐渐传开。普通百姓听到杨业牺牲后,多低头哭泣。朝中文武得知杨业牺牲,除了钦佩杨业英勇献身外,还很忿慨,纷纷要求追究陷害杨业,置杨业于死地的元凶。宋太宗看到天下百姓,都为杨业的死而悲忿,便决定调查这一事件。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事件的经过终于弄清,于是决定将王侁和刘文裕革职开除,潘美连降三级。对杨业,则追赠为太尉,节度使,录用杨业的儿子五人,王贵的儿子二人,并且送给杨业家属布帛千尺,粮食千石。宋太宗还表彰了杨业的英雄行为,称杨业“诚坚金石,节茂松筠”,“陷于强敌”,“有死不回”。(《宋大诏令集》卷220

山西太原人王贵,原来是后周军官,宋朝建立后,曾跟随潘美攻太原北汉,在山西沁州立有战功。这次北伐,王贵跟随杨业出战。杨业被辽国包围,七十三岁的王贵置生死于度外,射杀敌人数十。箭尽,又用弓击杀多人后壮烈殉国。王贵虽与杨业关系不深,交往不长,但他受杨业忠烈英武的影响,甘愿一同战死疆场,在宋朝的武将中,不可多得。

四、谁是元凶

杨业重伤被俘后,曾仰天长叹“为奸臣所逼”(《隆平集》杨业传)。是的,杨业的确是被逼而走上绝路的。这里的“奸臣”,究竟指的是谁?是王侁、刘文裕、还是潘美?直到一千年后的今天,史学家对这个问题,还争论不休。翦伯赞等认为是王侁,而且他怀疑王侁是私通辽国的内奸。卫聚贤等认为是潘美。因为潘美是主帅。在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研究会上,又有新说,认为对杨业之死负主要责任的是权贵侯莫陈利用,是他暗中作祟。依我之见,逼迫杨业赴死的元凶,应当是王侁,其次是刘文裕。潘美对杨业之死,也负有责任,主要是在陈家谷撤军而见死不救。

表面上看,潘美是一军之帅,其级别也比王侁和刘文裕都高,潘美有权决定一切。但实际上,王侁和刘文裕的特殊身份监军,不仅使潘美不能决定一切,而且还要看监军的脸色。宋朝的这种军事体制,目的就是为了制约将帅,监视将帅。在监军的制约和监视下,任何武将都逃不脱监军的淫威。杨业不过是受害最严重的一位。其实,早在杨业之前,郭进就曾被监军田钦祚迫害而自杀。当年宋太宗攻打北汉,郭进和田钦祚都在石岭关,打败了契丹的援军后驻防在那里。郭进是武将,“刚烈,战功高”,是主帅。由于监军田钦祚“恣为奸利诸不法事,郭进不能禁止,屡形于言”而得罪了田钦祚,田钦祚胡作非为,郭进不能不管,只能劝告。田钦祚不但不听劝,反而加恨于郭进,从此对郭进“数加凌侮”。郭进走投无路,上告无门,被迫上吊自杀。自杀后,田钦祚隐瞒罪责,上报说郭进是“以累疾”中风而死(《隆平集》卷16)。石岭关宋军中的其他将士,都知道郭进是被逼而自杀,但谁也不敢说。身为主帅的郭进,照样被监军逼上了绝路。以此可知监军有多厉害。

杨业殉国后,这类事件并没有杜绝。北宋中期,宋派大将刘平等去与西夏作战,由宦官黄德和作监军。刘平在前线被包围而牺牲殉国。在这之前,刘平曾派人去报告黄德和,要他救援,黄德和不仅不去救援,反而落荒而逃。刘平死后,黄德和又慌报军情,胡说刘平是“降贼”(《东轩笔录》卷9)。刘平成了十恶不赦的叛国者,他的家属也因此被逮捕。过了好长时间,才弄清事实真相,是黄德和临阵逃跑,见死不救,反诬英勇献身的刘平叛降。这一次,在朝野引起了民偾,“议者以朝廷使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刘)平失利。”(《渑水燕谈录》卷2)这就是说,监军不但可以不听主帅的,而且还能“节制”即制约主帅,使主帅不能指挥、行动。朝廷的文武官员纷纷要求取消军队中的监军,但由于根深蒂固的防止武将造反的陈见,终于没有取消,只是将黄德和斩首以平民偾。后来,名将狄青南征广西侬智高,朝廷又要派宦官去当监军,监视狄青的行动。幸而当时有人说,狄青能征惯战,倘若派不会打仗的人去制约他,他就无法全权指挥,怎么打败侬智高。宋高宗求胜心切,当了一次明白人,破例地没有派监军随军南征。监军的危害,宋朝不少人都曾提出过。富弼、晏殊要求“罢内臣监兵”(《九朝编年备要》卷11)。吕诲等人也认为“举兵不利,未有不由于监军者”(《长编》卷203)。

从杨业牺牲前后监军所作非为事例中,不难看出,王侁和刘文裕当时有多大地位和权力,为什么王侁逼迫杨业出兵朔州时,潘美一言不发。潘美虽身为主帅,他一定也知道与敌硬拼凶多吉少,但他惹不起监军。当然,潘美应当站出来。但潘美没有如此做。既使潘美不能阻止王侁和刘文裕的威逼,也应当谈出自已的看法,潘美又没有这样做。应当说,潘美在杨业之死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潘美不是逼死杨业的元凶。罪魁是王侁及刘文裕。

翻开王侁和刘文裕的历史,可以更加看清楚他俩为什么竟然如此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王侁以打小报告而深得宋太宗信任,曾亲手害死不少戍边宋军。在宋太宗面前,王侁可以“多奏便宜,上多听用”(《宋史》王侁传)。这位刚愎自用、狐假虎威的无耻小人,当然不会把杨业放在眼里。刘文裕是宋太宗的外戚。在赵光义当皇帝前,刘文裕就与赵光义经常来往,赵光义当皇帝后,刘文裕以外戚的身份,更得宋太宗信任,常被派执行特殊的使命。王侁和刘文裕早在宋太宗攻打太原北汉时,就互相认识。他俩勾结一起,岂但杨业只能忍气吞声,连潘美只得忍让三分。

在传说、小说和戏曲中,逼死杨业的元凶,不是王侁和刘文裕,而是潘美。有的史学家受此影响,不但用戏曲、传说来论证潘美是杀害杨家父子的奸臣,而且从历史资料中寻找根据,硬要将潘美打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例如,潘美、杨业在几年前雁门关大捷后,杨业升级为云州观察使,曾使“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谮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付业。”(《宋史·杨业传》)有的学者没有任何其他理由,一口咬定这里忌恨杨业、偷偷给宋太宗打小报告说杨业坏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潘美。这就怪了。当时的戍边主将,多达数十人,为什么非是潘美不可。雁门关大捷后,杨业由此而升了官,潘美更由此而升了官,潘美有什么必要,去妒忌自己的副手与下级?是杨业威胁到潘美的地位和职务?不可能。潘美是开国功臣,杨业是北汉降将,杨业的武功再多,也不可能取潘美而代之。多年的相处表明,潘美和杨业一向合作得很好,并没有矛盾。还有,潘美身为正职,山西方面军政的总负责人,向皇帝报告下级及军队中的情况,是正常的,用不着悄悄地去打小报告。向宋太宗打小报告的,倒应当注意到与杨业的地位差不多,山西、河北的其他戍边将领如王侁和刘文裕。在他们眼里,归宋不久的杨业,竟然提升得如此快,比他们这班宋朝老将还要级别高、权力大,是不应当的。因而他们妒忌,他们要同杨业比。他们将牢骚化作小报告。在他们看来,你降将杨业那么快地升官,我老资格更应升官。杨业归宋不久,并没有得罪任何人。他们挑杨业的刺,不完全是为了泄私忿,也是为自己能升官发财。

又如,雍熙北伐时,潘美、杨业攻下山西北部地区,但一些史书上却记载是潘美打下的,没有杨业的名字在内,这就证明潘美在报功时,故意不报杨业。这种推理,更站不住脚。且不说雍熙北伐临末,杨业已绝食殉国,潘美难道会去妒忌死者?就史书记载而言,一般只记某某军即军中第一首长,而不记该军的一大堆姓名。难道应当这样写:潘美、杨业、王侁、刘文裕军打到云州?只写潘美,以潘美为代表,并非有意妒忌、排斥、抹煞杨业的战功。至于《潘美传》中,只记潘美的功劳,而略去杨业,那更是理应如此。在《杨业传》中,雁门关大捷也只记杨业,略去潘美。难道反过来能证明杨业妒忌潘美。不记潘美的功劳?把历史常识当儿戏,到头来只能为历史所淘汰。

再如,有人说,在杨业牺牲一案中,元凶本来是潘美,潘美之所以从轻处分,是因为潘美是宋太宗的皇亲国戚。潘美确实有一个女儿,是宋太宗的儿子即后来的宋真宗的皇后。但是,这个女儿死于989年,年仅二十二岁。她死时,宋真宗还没有当皇帝。当皇帝事,才追封她为皇后。杨业牺牲时,他才十八岁,是否已嫁给了后来的宋真宗,还不得而知。即使早就聘给宋太宗的儿子,潘美也谈不上是皇亲国戚。因为宋真宗还没有成为皇帝,因为潘美的女儿实际并没有当过皇后,宋太宗用不着冒如此大的风险,去包庇潘美。何况宋朝处分人,也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而要经过几道关口,办复杂的手续,最后才由皇帝批准公布。如果宋太宗有意包庇,那有关方面,可以而且一定要提出异议,甚至抗旨。

公平而论,由于潘美与宋太祖交情深,潘美又是打下半个天下的开国功臣,因而宋太祖与潘美的君臣关系,的确非同一般。史载“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事,或与纵钦,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随手杂录》)到宋太宗时,潘美就不能如此放肆了。宋太宗对其哥哥的文臣武将,总有防范之心,老是怕人说他是弟夺兄位,甚至怕宋太祖的亲信武将造宋太宗的反。从这种心理出发,宋太宗对潘美、曹彬等功臣宿将,既不敢打击,也不作为自己亲信。潘美被派到山西当军事、边防负责人,并不是提拔重用。宋朝的文臣武将,都愿在京城当官任职。当京官,既舒服,提拔的机会又多,还可以不负责任。到外地尤其是边防就不一样了。既艰苦,责任又大,所以一般人都不愿到山西来。至于雍熙北伐时,潘美为西路军主帅,那是因为他原来就是山西军方首领,由他任临时主帅,也不是提拔。况且,领兵打仗总会有危险,这更不能说是由于潘美是亲戚,照顾他干危险的事。

总之,宋太宗对潘美的降级处分,是由于知道潘美不是逼死杨业的元凶,元凶是王侁和刘文裕。所以在公布处分决定的诏书中,称王侁和刘文裕“堕挠军谋,窘辱将领”,“失吾骁将,陷此生民”。王侁和刘文裕,主要是王侁阻挠杨业的计谋,诬辱杨业,逼迫杨业战死,铁案如山。而在召书中,则称潘美“不能申明斥候,谨设提防”(《宋太诏令集》卷94),去救援杨业。宋太宗对这三个人的处分决定,是符合事实的。

顺便说一点,由于小说、戏曲和传说中,潘美成了害死杨家父子的奸臣,所以直到目前,有的地方主要是农村,杨姓族人与潘姓族人,还在记仇。有的杨姓不准女儿嫁给潘姓,弄得女儿上吊。这种现象,其实是不了解历史真相。今天,潘、杨之争应当停息了。在杨业之死上,潘美负有责任,但不应负主要责任,更不是元凶。把潘美说成是陷害杨业的奸臣,不是历史事实。事实上,在潘美死后,宋朝给潘美以极高荣誉,不但称其为武惠公,而且配享宋太宗庙廷。南宋时潘美的遗像,曾画于景灵宫的壁上。一直到明朝,潘美还曾同曹彬、韩世忠、岳飞并列,作为宋朝的爱国名将。

从深层次上分析,杨业之死,是北宋的军事体制的殉葬者。宋朝的军队将领不但要经常调动,而且不能有自己的亲信部队和警卫人员,深怕武将们拥兵自重。所以当时田锡就说过,“昨来杨业临阵,风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从人,护助捍御,以致为敌所获。”(《咸平集》卷1)如果杨业有亲兵或警卫部队,即使杨业重伤后,也能有亲兵们以死相救,可能不会落入敌手。

 

(焦拖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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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08 1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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