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过多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准备，宋太宗认为打败辽国有了把握，便于雍熙三年（986年），第二次大规模北伐辽国。决定攻辽前，贺令图曾建议宋太宗，由于“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反对）。”
第六章壮志未酬身先死
一、雍熙北伐的失策
经过多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准备，宋太宗认为打败辽国有了把握，便于雍熙三年（986年），第二次大规模北伐辽国。决定攻辽前，贺令图曾建议宋太宗，由于“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反对）。”所以应当乘此良机，大举攻辽。宋太宗“遂以贺令图等言为然，始有意北伐。”其实辽国景宗病死，十二岁的隆绪即位，是在982年，当时辽国局势稍有不稳，待到986年时，辽国早已度过了难关，选择此时北伐，是失策之一。宋太宗图谋北伐，是多年心愿，他要报高梁河战败之仇，要进一步巩固皇位，做一个统一中国的显赫皇帝。他要“竭苍生之众力，务青史之虚名。”（《长编》卷28），北伐迟早必行，用不着贺令图他们来建议。北伐前，宋太宗“独与枢密院计”，“中书不予闻”。这样的军国大事，竟然不和宰相们讨论、通气，说明北伐决策，是出于宋太宗的独断。
宋太宗决定，这次北伐兵分三路，会师幽州，与辽国决战，之后再北上，一举消灭契丹。这又是宋太宗的失策。古代战争乃至现代战争，都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上策。三路北伐，二十万宋军兵力分散，结果只能被辽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所以战后张泊总结过，“国家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寡众不侔，亦败亡相继，其故无它，盖分兵之过也。”还有，宋太宗将宋军主力交给曹彬，从河北直上幽州，又是一大失策。由河北直取幽州，看起来路近好攻，实际上却事与愿违。因为从河北到辽国的南京，是开阔平原，平原利于骑兵驰骋，而不利于步兵作战。辽国多是惯于马战的骑兵，宋朝因为马匹奇缺，因而只能以步兵为主。这种扬敌之所长，用自已之所短的作战方针，预示着北伐的失败。所以宋琪认为，“国家取燕（北京地区）于雄霸直进，非我战地。”（以上均见《长编》卷27）也就是说，从河北雄县、霸县北进，弊多利少，以步兵对付骑兵，优越在于山区作战。在山区骑兵的威力难以发挥，不像在平原那样千里奔驰，通行无阻。这就好比现代战争中的步兵对付机械化部队。坦克等开到山区作战，机动性就差多了。而步兵则凭双腿，就可以奔走在崎岖的小路上。
公平而论，宋太宗赵光义还是懂点军事，并且指挥打过许多仗。他知道从河北平原进攻，很难战胜辽国的骑兵，因而他命令曹彬，前进时走一步看一步，“持重缓行”，不要操之过急。然而，好大喜功，急于取燕的宋太宗，始终不明白要打败辽国，不在占领地盘，而在消灭契丹有生力量。倘若宋军能将辽军主力引诱到山西、河北西部山区，集中兵力加以歼灭，雍熙北伐将是另一番景象。
最后，还有一点直接指出，就是宋太宗主观、武断。他不但决定兵分三路的战略战术，而且在京城指挥作战，不允许前线将士擅自行动。不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作战，可以而且应当根据战场变化情况，决定攻守之策。现代战争的通讯设备，已经能使千里之外的战场变化，几秒种内到达指挥部，因而指挥现代战争，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古代却不同。宋代的通讯联络，靠的是骑马。即使真的有好马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从河北前线到河南开封，一天一夜也难以一个往返。宋太宗却要坐镇京城，指挥千里之外的作战战场，只能是马后炮。这种不放心、不放手武将独立作战的弊病，是宋朝屡屡兵败的重要原因。从宋太宗开始，武将到前线作战，不但派监军监视，而且常常画了作战图，让将领们去机械执行。为什么要如此控制武将的行动，根源还在于怕武将们拥兵自重，重演陈桥事变。明代的王夫之在《宋论》中分析过，宋朝不怕文官而怕武官，怕武官造反，因而给武将们以种种限制。这就造成了一批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明哲保身的庸才。由这样的将领们去指挥打仗，当然败多胜少，更不用说为国献身，义无反顾了。杨业之所以得到历史和人民的肯定，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混迹于沙场的碌碌之辈的背叛，以生命的代价，唤醒人们振奋民族精神，抗击外族侵犯。
雍熙北伐开始于三月初。宋军主力集结后，由曹彬统率，越过宋辽边界，打败数千辽军后，攻占了河北新城。大军继续北进，攻克固安（今河北固安）。三月十一日，曹彬克涿州。辽军来援州，被败于城南。应当说，曹彬进军是顺利的。这是因为辽军主力尚未到达前线，辽的边防、地方守军，受不了十多万宋军猝不及防的攻击。曹彬到涿州后，辽国箫太后得到消息，立即派辽国精锐骑兵前来抵抗，她自已也到南京坐镇。耶律休哥的骑兵到过涿州城外。曹彬进退两难，在涿州停留了十多天。耶律休哥计谋多端，他不与宋军正面作战，而是派兵深入宋军后方，切断宋军粮道。曹彬留在涿州，十多万大军的吃饭成了问题，不得已，只好退还雄州（今河北雄县），以便就粮，曹彬兵屯拒马河一带。得到粮食后，曹彬又北上。一路上边走边打，走了二十天，才又回到涿州。
萧太后得知宋军又到涿州，便从南京赶到涿州前线，亲自指挥辽军作战，以大军包围了涿州。耶律休哥则再度到宋军后方，截劫宋军粮食。曹彬在涿州，无粮可吃，加上军队中开始流行疾病，已经骑虎难下。五月一日，曹彬命令宋军突围南回。耶律休哥待宋军突围之时，以骑兵在宋军中纵横冲杀。宋军一片混乱，一直逃到歧沟关（河北新城西北）。五月二日，双方在歧沟关北摆开阵势厮杀。宋朝的步兵，那里是辽国骑兵的对手，被杀得横尸遍地。曹彬收拾残兵败将，连夜渡过拒马河，逃到易水南，才稍稍安定。曹彬派李继宣在拒马河边阻击辽骑兵，宋军在拒马河中淹死无数。刘保勋的马深陷泥潭，其子上去帮忙，结果马没有上岸，父子俩却都遇难身亡。曹彬又率宋军南逃到沙河。辽军追兵杀到。宋军慌忙渡河，结果被杀死者，自杀践踏而死者，在河中淹死者无计其数。沙河河水被染成血红色，宋军的尸体和兵仗，把沙河堵得不都不能下流。宋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次歧沟关、拒马河、沙河之战，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辽军以少胜多的战役。
二、先胜后败的西部战场
宋军主力曹彬在河北全军覆没，决定了雍熙北伐的彻底失败，其它两路进展顺利的宋军，只得奉宋太宗之命而全面撤军。
本来，中路军田重进兵进飞狐（河北涞源境），在山区与两万多辽军作战，辽骑兵行动不便，被宋军以少胜多，活捉敌将大鹏翼，杀敌数千人。占领飞狐后，田重进又攻占山西灵丘。在河北涞源和山西灵丘，田重进打了不少胜仗，消灭了一些辽生力军，形势对宋很有利，可惜曹彬败后，田重进撤离了前线，退回宋境。
西路军原来的军事态势更好。以潘美为首、杨业为副的宋军兵出雁门，三月初就占领了辽的寰州（山西朔州东北马邑）和朔州。寰州和朔州的辽将都不战而降。本月末，潘美、杨业挥师东北，占领了应州（应县）。四月初，潘美、杨业攻克云州（大同），杀敌上千。这样，山西北部辽占地区，多被宋军占领，对宋进军幽州，打败辽国十分有利，曹彬东路军惨败后，宋太宗由急于进攻，一下子转为三路兵马立即撤退。宋太宗命令潘美、杨业撤退时，必须将云州、应州、寰州和朔州老百姓，由宋军保护护送到雁门关内宋境，之后再迁到“河南孟曹、汝洛等处。”（《宋朝事实》卷20）宋太宗不管护送那么多百姓回内地，有多么困难。他之所以要下这个命令，是受了先回京城的百姓的影响。潘美、杨业打下应州、朔州后，曾将原辽军文武官吏以及当地有影响的人物，送到京城。到京城的老人们曾受宋太宗召见。老人们对皇上说：有生以来一直受异族统治，想不到在晚年能重见天日。宋太宗听了，当然很舒服，于是下命令将四州五万多户老百姓，都迁回来。
正在潘美、杨业从云州等地撤军之时，辽国箫太后在打败曹彬后，将全部兵马迅速西调，以图消灭山西宋军。辽国十余万骑兵，在箫太后率领下越过飞狐，轻而易举地重新占领了浑源、应州等地，驻兵于寰州。这里，潘美、杨业的兵马，刚刚退还代州，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还在朔州等地，未及撤回。此时此地，潘美、杨业感到压力太大。十万辽军在代州北不远靠近朔州的马邑，随时都有向代州进攻的可能，此其一。其二，保护老百姓安全撤回，是宋太宗的命令，不能不执行；但怎么才能使老百姓安全进入雁门关，确实太难了。潘美左思右想，想不出办法，只得召开军事会议，共同研究对策。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除潘美、杨业等高级将领外，还有两位打仗外行，权力却很大的关键人物，那就是监军王侁和刘文裕。
会议开始，众将都正襟危坐，一言不发。潘美是会议主持者，但他拿不出作战方案，所以不能先说。王侁更是拿不出办法，当然也不想首先发言。大家的目光自然落到杨业身上。杨业已在代州七年，对于这里的地理、堡寨了如指掌。对于辽国军队的战略战术，战斗力高低，骑兵的优势等等，也十分熟悉。因此，只有杨业能提出作战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杨业终于首先发言。他冷静地分析当前的军事态势，说：敌人打败了河北宋军，士气正旺，兵马又多，现在已在寰州。我们的对策，不应与敌军正面对阵作战，而应调动其骑兵，使敌人上当，然后同秋让各地的老百姓安全撤离辽境。杨业略作停顿，然后继续说：依我的考虑，是不是这样，我领兵从大石谷口（应县南，代县北）出去，佯攻应州。应州在寰州东北，是敌人的背后，如果我们进攻应州，敌军必然要从寰州来救援。这就是说，寰州敌人被调动到了应州，那么，靠近寰州朔州，就相对安全了。到那时，赶快动员聚集在朔州城里的老百姓，撤出朔州，从石碣谷（朔州南）进入宋境，再派三千兵在石碣谷防守，用强弓劲弩对付来犯之敌，就保险了。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全回到内地。这是调虎离山之计。
杨业在会上提出的这个方案，确实是万全之策，既能使宋军不受损失，又能使老百姓回来，完成宋太宗使命。而且，如果宋军守住当时辽国的地盘石碣谷等险要关口，辽国骑兵就难以进攻，宋境代州各地也很安全，不会被辽国攻占。
杨业谈完自己的方案，本来预料会顺利通过，谁想到不可一世的监军王侁，马上起来表示反对。王侁反对杨业的方案，并不是认为这个方案不好或行不通，他自己有更好的方案，而是无中生有的认为杨业怕死，对朝廷不忠。王侁气势冲冲地对杨业说，你领兵数万却如此害怕敌兵，我主张直出雁门关，公开向寰州进军，与辽军决战。王侁说完，刘文裕马上表示赞成王侁的看法。两位监军都主张与辽军正面作战，使潘美左右为难。这时，杨业心中怒气上升。他想，这不是将宋军往火坑里推吗？这不是置老百姓死活于不顾吗？你王侁、刘文裕安的什么心？然而，鉴于监军的淫威，为了军队和老百姓的安全，杨业还是强压怒火，对王侁说，如果出兵寰州，与辽军硬拼，必然要失败，这是不可取的，请你们考虑。王侁见杨业恳求自己，更是盛气凌人。他对杨业大喊大叫：你杨业是有名的杨无敌，怎么，今天就是不想出战，是不是想投降辽国？
王侁此言一出，无疑是把杨业逼上绝路。身为监军之职，就是监视军队主要是将领的行动。监军说杨业不想与敌人作战，而是想投敌，那就是说，如果你杨业不出兵寰州，就是叛国投敌之罪。这种罪名，要被杀头。另外，杨业原来就是从北汉归降宋太宗的，所以最忌讳别人说他不忠而又想投降辽。王侁揭杨业的伤疤，叫杨业怎么受得了。不过，面对监军的威逼，杨业却不取发作。他心里想我这一辈子，已经活了五十多岁，快六十了，也活够了，今天有人逼我去死，总比死在奸臣手里强。想定之后，杨业郑重地对王侁他们说：我不怕死，更不会投降辽国。我之所以不主张去同敌军硬拼，实在是想保护士卒和老百姓，完成皇上交给的任务。打仗是为了建功立业，保卫国家和人民，不是为了别的。你王侁既然说我怕死想降敌，硬逼我去攻寰州，与敌人拼死，我没有别的话说。我杨业不是软骨头，我是有志气的。你说我怕死，为了表明我的心，为了表明我忠于朝廷，忠于百姓，我可以去死，去与敌人拼死。我要死在战场上。
说完，杨业离开会场，向自己的指挥所大踏步走去。到了自己日常办公的地方，杨业举目四顾，一切都是老样子，那远山，那旧屋，那此可爱的士兵，都是和近七年前初到这里时，一模一样。想当年刚来这里，多么想干一番，把辽国打败。七年来呕心沥血，苦心经营，总算把代州搞成现在这样，而且也打败过不少次敌人的进犯。如今壮志未酬，反而要去赴死拼杀。这是多么悲壮的拼杀。跟随我多年的那些将士，如今因为我的牵连，也要同我一道，走向战场做无谓的牺牲。想到这里，杨业伤感起来。他派人去叫来部将王贵，自己的儿子延玉。杨业将马上要出征寰州的事，约略说了。这两个人倒也开通，并没有大骂奸臣当道，而是表示愿意一起去战死沙场。于是，杨业命令召集兵马，立即向寰州进发。
杨业领兵越过宋辽边界，到达辽国境内的石碣谷。向自己的上司潘美告别。杨业对潘美说：我原本是太原降将，皇上没有杀我，反而给我高官，授我兵权，让我带兵来保卫边防，抵抗辽军。如今你们说我怕死，我只能去殉难了。我死不足惜，但那么多将士，不能同我一样，都去送死。为了保护士兵，我有一个请求。请求你们带领兵马，埋伏在那里。杨业指了批西南不远的陈家谷。等我转战到陈家谷时，你们领伏兵左右夹击敌人。这样，士兵们还有生还的希望，也有战胜敌人的希望。如果你们不答应我这个请求，我们的全体将士，就没有一个能有希望活着回来了。潘美和王侁、刘文裕答应了杨业的请求。杨业便独自领兵，迳自向朔州而去。
三、血染陈家谷
杨业兵出石碣谷，向朔州来战的消息，很快被辽国耶律斜轸等探知。耶律斜轸派兵埋伏在朔州南的狼牙村附近，自己则率军前来迎战杨业。耶律斜轸骑在马上缓缓而行，心中纳闷：你杨业号称杨无敌，我们既怕你，又敬重你，但你这种时候，这点兵马，为什么敢来与我十万大军对攻？这不是鸡蛋碰石头？你杨业再武艺高强，能挡得住我十万兵马？再说，你要与我决战，也不能在我这里的开阔地段。在这里，我的骑兵可真有用武之地，你能打得过我们？是不是又是你在用计，你杨业可有勇又有智。这究竟是怎么了，难道你杨业不要命了！耶律斜轸百思不得其解，他根本不知道杨业是被逼出战。
杨业率领兵马，高举大旗，向朔州奔来，半路上遇到了耶律斜轸的辽兵。两军交锋，耶律斜轸战不几个回合，便回军向狼牙村撤退。杨业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他清楚耶律斜轸向朔州逃退，不是真正被打败，而是另有用意。如果在平时，杨业当然不会贸然追赶，以防中计。可如今不往前去，撤回宋军，王侁他们会答应？与其死在后方，不如血洒战场。杨业已不顾一切，也无法顾及一切。他紧紧追赶耶律斜轸，一直追到狼牙村附近。这时，两边埋伏的辽军，满山遍野湧来，耶律斜轸也回过头来，将宋军包围。杨业知道，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他仰头望天，烈日当空，尚偏向东方。清晨从代州出发，到现在已是两个时辰。杨业命令与辽国决死拼杀，自己则带头拍马舞枪，拼命刺杀。两军在山地上混战。撕杀了近三个时辰，杨业的兵马死伤惨重。杨业自己也身受数十处伤。杨业心想，在我战死前，还是应当将剩下的士兵，送还朝廷。杨业带领剩余的宋军，边打边退，一直退到陈家谷，满心希望潘美他们能来接应，救回剩余的士兵，杀退紧追而来的辽兵。这里不是狼牙村，这里是山险路隘的陈家谷。
潘美、王侁初倒是在陈家谷埋伏了部队。从上午埋伏到夕阳西下，已经四个时辰，王侁派人登上托逻台，侦察前方动静。前面没有任何异常，一个逃回来的宋军也没有。王侁以为杨业打了胜仗，为了抢功，便领自己带的兵马，离开了陈家谷。潘美得知王侁撤兵，无可奈何，自己也开始撤军。潘美沿流经陈家谷的灰河，向西南退后二十里。在那里，潘美探知杨业兵败，不是回头去救，而是匆忙再退。
天色慢慢昏暗下来，杨业才到陈家谷，到了谷口，四周静悄悄，原来答应在这里接应的宋军，早已不知去向。杨业眼见前无救兵，后有追兵，老泪纵横，放声大哭。他为自已命运而哭，为战士们哭。他一边哭，一边对紧跟他的战士们说：你们与我一起死战，已经没有什么用。你们都有父母妻子，还是从这里逃出去吧。回去之后，你们可以把这里的情况想方设法报告给皇上，让皇上知道实情。战士们听了，也都哭泣，一致表示，宁愿同杨业在一起战死，不愿丢下杨业逃生。杨业无奈，只得带领王贵、延玉和全体战士，返回去和敌人作最后一搏。
辽军包围了杨业，杨业领兵左冲右杀。战士们一个个倒了下去。紧紧跟随自己的心爱的儿子延玉，也已牺牲。无限忠心的老将王贵，仰天躺在了地上。只有几匹战马，还在乱转。杨业坐骑，也流血过多，不能再骑。杨业自己，在杀死了上百名辽兵后，身上已到处是伤。他疲劳过度，再也举不起枪，一屁股坐在山边的小林中。
两国交兵，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出于对敌方将领、勇士的敬重、爱慕，下令不能杀死敌方将领。杨业就碰到了这种情况。耶律斜轸曾通令全军，不准放暗箭，不准杀害杨业。耶律奚低不知军令如山，竟然对准杨业，放了一支冷箭，使杨业堕马落地。事后奚低不但没有功劳，反而受到处分。
杨业想到过自杀。依他的思想行动，他必然会自杀。他决不愿跪着生。然而，杨业还没有来得及自殉之时，辽兵已经来到跟前。杨业闭上双眼，任凭辽兵处置自己。他已精疲力竭，他实在想从此长眠。
耶律斜轸亲自赶到，将昏睡中的杨业抬上战车，亲自护送，向幽州日夜兼程。途中，耶律斜轸劝导杨业，要杨业投降。杨业早就下了决心战死沙场，以死报国，那里谈得上降辽。从陈家谷兵败起，杨业不再吃任何东西，用绝食来表示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三天之后，杨业与世长逝。逝世于通往幽州的路途中。时间是公元986年农历七月上旬某一天。杨业牺牲的具体时日，史书皆未有明确记载，有说七月，有说八月，有说秋。《辽史》卷11上说“秋七月丙子，枢密使遣侍御涅里底、斡勒哥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丙子系初九，但这不是杨业被俘日期，是报告辽主杨业重伤被俘的使者，从朔州前线到辽主所在地的日期。从朔州到辽主所在地路途遥远，骑马至少需三天。那么，七月初九前，杨业已经绝食而死。杨业牺牲的具体地点各史更无记载。杨业被俘，在辽国亦为重大事件，不可能将杨业留在朔州前线，而是必须立即押解回后方。从朔州至辽南京，再至辽上京，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今天的大同市，再西向北京市；一是走应县、浑源、灵丘，到河北涞源再到北京市。后一条路近，估计是走后一条路。在宋代，这是一条崎岖山路，杨业不能骑马，躺在车上走三天，尚不可能到北京。河北省唐县境内，有杨业墓。这墓是否真为杨业所建，无可考。但杨业绝食逝世于河北唐县北，有很大可能。
杨业绝食殉国的消息，在宋朝军民中逐渐传开。普通百姓听到杨业牺牲后，多低头哭泣。朝中文武得知杨业牺牲，除了钦佩杨业英勇献身外，还很忿慨，纷纷要求追究陷害杨业，置杨业于死地的元凶。宋太宗看到天下百姓，都为杨业的死而悲忿，便决定调查这一事件。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事件的经过终于弄清，于是决定将王侁和刘文裕革职开除，潘美连降三级。对杨业，则追赠为太尉，节度使，录用杨业的儿子五人，王贵的儿子二人，并且送给杨业家属布帛千尺，粮食千石。宋太宗还表彰了杨业的英雄行为，称杨业“诚坚金石，节茂松筠”，“陷于强敌”，“有死不回”。（《宋大诏令集》卷220）
山西太原人王贵，原来是后周军官，宋朝建立后，曾跟随潘美攻太原北汉，在山西沁州立有战功。这次北伐，王贵跟随杨业出战。杨业被辽国包围，七十三岁的王贵置生死于度外，射杀敌人数十。箭尽，又用弓击杀多人后壮烈殉国。王贵虽与杨业关系不深，交往不长，但他受杨业忠烈英武的影响，甘愿一同战死疆场，在宋朝的武将中，不可多得。
四、谁是元凶
杨业重伤被俘后，曾仰天长叹“为奸臣所逼”（《隆平集》杨业传）。是的，杨业的确是被逼而走上绝路的。这里的“奸臣”，究竟指的是谁？是王侁、刘文裕、还是潘美？直到一千年后的今天，史学家对这个问题，还争论不休。翦伯赞等认为是王侁，而且他怀疑王侁是私通辽国的内奸。卫聚贤等认为是潘美。因为潘美是主帅。在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研究会上，又有新说，认为对杨业之死负主要责任的是权贵侯莫陈利用，是他暗中作祟。依我之见，逼迫杨业赴死的元凶，应当是王侁，其次是刘文裕。潘美对杨业之死，也负有责任，主要是在陈家谷撤军而见死不救。
表面上看，潘美是一军之帅，其级别也比王侁和刘文裕都高，潘美有权决定一切。但实际上，王侁和刘文裕的特殊身份监军，不仅使潘美不能决定一切，而且还要看监军的脸色。宋朝的这种军事体制，目的就是为了制约将帅，监视将帅。在监军的制约和监视下，任何武将都逃不脱监军的淫威。杨业不过是受害最严重的一位。其实，早在杨业之前，郭进就曾被监军田钦祚迫害而自杀。当年宋太宗攻打北汉，郭进和田钦祚都在石岭关，打败了契丹的援军后驻防在那里。郭进是武将，“刚烈，战功高”，是主帅。由于监军田钦祚“恣为奸利诸不法事，郭进不能禁止，屡形于言”而得罪了田钦祚，田钦祚胡作非为，郭进不能不管，只能劝告。田钦祚不但不听劝，反而加恨于郭进，从此对郭进“数加凌侮”。郭进走投无路，上告无门，被迫上吊自杀。自杀后，田钦祚隐瞒罪责，上报说郭进是“以累疾”中风而死（《隆平集》卷16）。石岭关宋军中的其他将士，都知道郭进是被逼而自杀，但谁也不敢说。身为主帅的郭进，照样被监军逼上了绝路。以此可知监军有多厉害。
杨业殉国后，这类事件并没有杜绝。北宋中期，宋派大将刘平等去与西夏作战，由宦官黄德和作监军。刘平在前线被包围而牺牲殉国。在这之前，刘平曾派人去报告黄德和，要他救援，黄德和不仅不去救援，反而落荒而逃。刘平死后，黄德和又慌报军情，胡说刘平是“降贼”（《东轩笔录》卷9）。刘平成了十恶不赦的叛国者，他的家属也因此被逮捕。过了好长时间，才弄清事实真相，是黄德和临阵逃跑，见死不救，反诬英勇献身的刘平叛降。这一次，在朝野引起了民偾，“议者以朝廷使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刘）平失利。”（《渑水燕谈录》卷2）这就是说，监军不但可以不听主帅的，而且还能“节制”即制约主帅，使主帅不能指挥、行动。朝廷的文武官员纷纷要求取消军队中的监军，但由于根深蒂固的防止武将造反的陈见，终于没有取消，只是将黄德和斩首以平民偾。后来，名将狄青南征广西侬智高，朝廷又要派宦官去当监军，监视狄青的行动。幸而当时有人说，狄青能征惯战，倘若派不会打仗的人去制约他，他就无法全权指挥，怎么打败侬智高。宋高宗求胜心切，当了一次明白人，破例地没有派监军随军南征。监军的危害，宋朝不少人都曾提出过。富弼、晏殊要求“罢内臣监兵”（《九朝编年备要》卷11）。吕诲等人也认为“举兵不利，未有不由于监军者”（《长编》卷203）。
从杨业牺牲前后监军所作非为事例中，不难看出，王侁和刘文裕当时有多大地位和权力，为什么王侁逼迫杨业出兵朔州时，潘美一言不发。潘美虽身为主帅，他一定也知道与敌硬拼凶多吉少，但他惹不起监军。当然，潘美应当站出来。但潘美没有如此做。既使潘美不能阻止王侁和刘文裕的威逼，也应当谈出自已的看法，潘美又没有这样做。应当说，潘美在杨业之死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潘美不是逼死杨业的元凶。罪魁是王侁及刘文裕。
翻开王侁和刘文裕的历史，可以更加看清楚他俩为什么竟然如此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王侁以打小报告而深得宋太宗信任，曾亲手害死不少戍边宋军。在宋太宗面前，王侁可以“多奏便宜，上多听用”（《宋史》王侁传）。这位刚愎自用、狐假虎威的无耻小人，当然不会把杨业放在眼里。刘文裕是宋太宗的外戚。在赵光义当皇帝前，刘文裕就与赵光义经常来往，赵光义当皇帝后，刘文裕以外戚的身份，更得宋太宗信任，常被派执行特殊的使命。王侁和刘文裕早在宋太宗攻打太原北汉时，就互相认识。他俩勾结一起，岂但杨业只能忍气吞声，连潘美只得忍让三分。
在传说、小说和戏曲中，逼死杨业的元凶，不是王侁和刘文裕，而是潘美。有的史学家受此影响，不但用戏曲、传说来论证潘美是杀害杨家父子的奸臣，而且从历史资料中寻找根据，硬要将潘美打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例如，潘美、杨业在几年前雁门关大捷后，杨业升级为云州观察使，曾使“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谮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付业。”（《宋史·杨业传》）有的学者没有任何其他理由，一口咬定这里忌恨杨业、偷偷给宋太宗打小报告说杨业坏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潘美。这就怪了。当时的戍边主将，多达数十人，为什么非是潘美不可。雁门关大捷后，杨业由此而升了官，潘美更由此而升了官，潘美有什么必要，去妒忌自己的副手与下级？是杨业威胁到潘美的地位和职务？不可能。潘美是开国功臣，杨业是北汉降将，杨业的武功再多，也不可能取潘美而代之。多年的相处表明，潘美和杨业一向合作得很好，并没有矛盾。还有，潘美身为正职，山西方面军政的总负责人，向皇帝报告下级及军队中的情况，是正常的，用不着悄悄地去打小报告。向宋太宗打小报告的，倒应当注意到与杨业的地位差不多，山西、河北的其他戍边将领如王侁和刘文裕。在他们眼里，归宋不久的杨业，竟然提升得如此快，比他们这班宋朝老将还要级别高、权力大，是不应当的。因而他们妒忌，他们要同杨业比。他们将牢骚化作小报告。在他们看来，你降将杨业那么快地升官，我老资格更应升官。杨业归宋不久，并没有得罪任何人。他们挑杨业的刺，不完全是为了泄私忿，也是为自己能升官发财。
又如，雍熙北伐时，潘美、杨业攻下山西北部地区，但一些史书上却记载是潘美打下的，没有杨业的名字在内，这就证明潘美在报功时，故意不报杨业。这种推理，更站不住脚。且不说雍熙北伐临末，杨业已绝食殉国，潘美难道会去妒忌死者？就史书记载而言，一般只记某某军即军中第一首长，而不记该军的一大堆姓名。难道应当这样写：潘美、杨业、王侁、刘文裕军打到云州？只写潘美，以潘美为代表，并非有意妒忌、排斥、抹煞杨业的战功。至于《潘美传》中，只记潘美的功劳，而略去杨业，那更是理应如此。在《杨业传》中，雁门关大捷也只记杨业，略去潘美。难道反过来能证明杨业妒忌潘美。不记潘美的功劳？把历史常识当儿戏，到头来只能为历史所淘汰。
再如，有人说，在杨业牺牲一案中，元凶本来是潘美，潘美之所以从轻处分，是因为潘美是宋太宗的皇亲国戚。潘美确实有一个女儿，是宋太宗的儿子即后来的宋真宗的皇后。但是，这个女儿死于989年，年仅二十二岁。她死时，宋真宗还没有当皇帝。当皇帝事，才追封她为皇后。杨业牺牲时，他才十八岁，是否已嫁给了后来的宋真宗，还不得而知。即使早就聘给宋太宗的儿子，潘美也谈不上是皇亲国戚。因为宋真宗还没有成为皇帝，因为潘美的女儿实际并没有当过皇后，宋太宗用不着冒如此大的风险，去包庇潘美。何况宋朝处分人，也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而要经过几道关口，办复杂的手续，最后才由皇帝批准公布。如果宋太宗有意包庇，那有关方面，可以而且一定要提出异议，甚至抗旨。
公平而论，由于潘美与宋太祖交情深，潘美又是打下半个天下的开国功臣，因而宋太祖与潘美的君臣关系，的确非同一般。史载“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事，或与纵钦，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随手杂录》）到宋太宗时，潘美就不能如此放肆了。宋太宗对其哥哥的文臣武将，总有防范之心，老是怕人说他是弟夺兄位，甚至怕宋太祖的亲信武将造宋太宗的反。从这种心理出发，宋太宗对潘美、曹彬等功臣宿将，既不敢打击，也不作为自己亲信。潘美被派到山西当军事、边防负责人，并不是提拔重用。宋朝的文臣武将，都愿在京城当官任职。当京官，既舒服，提拔的机会又多，还可以不负责任。到外地尤其是边防就不一样了。既艰苦，责任又大，所以一般人都不愿到山西来。至于雍熙北伐时，潘美为西路军主帅，那是因为他原来就是山西军方首领，由他任临时主帅，也不是提拔。况且，领兵打仗总会有危险，这更不能说是由于潘美是亲戚，照顾他干危险的事。
总之，宋太宗对潘美的降级处分，是由于知道潘美不是逼死杨业的元凶，元凶是王侁和刘文裕。所以在公布处分决定的诏书中，称王侁和刘文裕“堕挠军谋，窘辱将领”，“失吾骁将，陷此生民”。王侁和刘文裕，主要是王侁阻挠杨业的计谋，诬辱杨业，逼迫杨业战死，铁案如山。而在召书中，则称潘美“不能申明斥候，谨设提防”（《宋太诏令集》卷94），去救援杨业。宋太宗对这三个人的处分决定，是符合事实的。
顺便说一点，由于小说、戏曲和传说中，潘美成了害死杨家父子的奸臣，所以直到目前，有的地方主要是农村，杨姓族人与潘姓族人，还在记仇。有的杨姓不准女儿嫁给潘姓，弄得女儿上吊。这种现象，其实是不了解历史真相。今天，潘、杨之争应当停息了。在杨业之死上，潘美负有责任，但不应负主要责任，更不是元凶。把潘美说成是陷害杨业的奸臣，不是历史事实。事实上，在潘美死后，宋朝给潘美以极高荣誉，不但称其为武惠公，而且配享宋太宗庙廷。南宋时潘美的遗像，曾画于景灵宫的壁上。一直到明朝，潘美还曾同曹彬、韩世忠、岳飞并列，作为宋朝的爱国名将。
从深层次上分析，杨业之死，是北宋的军事体制的殉葬者。宋朝的军队将领不但要经常调动，而且不能有自己的亲信部队和警卫人员，深怕武将们拥兵自重。所以当时田锡就说过，“昨来杨业临阵，风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从人，护助捍御，以致为敌所获。”（《咸平集》卷1）如果杨业有亲兵或警卫部队，即使杨业重伤后，也能有亲兵们以死相救，可能不会落入敌手。
（焦拖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