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雍熙北伐宋方败北，杨业壮烈殉国，对宋辽双方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辽国从雍熙北伐后，再也不相信宋朝的任何承诺，而且更加看不起宋朝，总认为宋朝军事实力有限，因而时常大规模南犯，甚而想消灭宋朝。
第七章 后继有人杨延昭
一、谈辽色变的弱国形象
雍熙北伐宋方败北，杨业壮烈殉国，对宋辽双方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辽国从雍熙北伐后，再也不相信宋朝的任何承诺，而且更加看不起宋朝，总认为宋朝军事实力有限，因而时常大规模南犯，甚而想消灭宋朝。就在雍熙北伐的当年年末，辽国将耶律逊宁帅数万骑兵进犯宋朝的瀛州（河北河间），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雄州知州、先锋将贺令图被俘。太原人高阳关部署杨重进战死，数万宋军全军覆没。与此同时，辽军越过宋辽边界，进犯代州。接任杨业的新任知州张齐贤，在寡不敌众的危急关头，亲率二千老弱残兵，与辽军作殊死拼杀，才保住了代州。辽军沿胡卢河向西撤走，张齐贤又设计在中途追杀，大败辽军。这时，潘美正驻于太原。张齐贤曾约请潘美来代州，共同抵御辽军。潘美从太原出兵，行军到柏井（阳曲北）时，得到宋太宗的密令，说是河北方面君子馆大败，不准出兵于辽，潘美只得兵还太原。
辽军在君子馆战胜数万宋军后，宋朝有生力量几乎损失殆尽，辽军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打到河北、山东，耶律休哥主张打到黄河沿岸，甚至向开封进军，结果因萧太后反对而撤军。
这次大战，危害最深的是北宋的老百姓。辽军所过之地，“杀官吏，掳士民”，“俘取村野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长编》卷28）而内地的军民，则要负担庞大的战费开支，供给前方将士。老百姓们不能安心种地，反而要去为战争服务。由于战争，宋朝的二十万士兵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为了补充兵员，不得不在河北、山西等地广泛征集“乡民为兵守城”（《元丰类稿》卷49）。战争对辽国占领区的人民，也没有带来好处。山西北部地区，因为这次战争，农田和庄稼被破坏。“人民转徙，盗贼充斥。”（《全辽文》卷5）所以赵普认为，宋对辽战争，是“因举不急之兵，稍涉无名之议”，“驱百万户之生灵，咸当辇运”，“致数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邵氏闻见录》卷6）
如果说高梁河之战对宋朝还未有足够的教训，那么，岐沟关之战对北宋教训深刻。从此，宋朝文武谈辽色变，由防辽、攻辽转而为恐辽。宋太宗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检讨“御戎无策”而表示“痛心疾首”。（《宋朝事实》卷20）他不得不再次下令，“自今沿边戍兵，无得辄咨侵略，务令安静。”（《宋大诏令集》卷214）他将注意力集中到安内上来，提出了攘外先安内的主张，再也不认为燕云地区为辽所占，“屈辱之甚也”，而是认为辽国的威胁不过边事，而内部的矛盾，则是大患，可能动摇甚至颠覆他的统治。他明确说过：“外忧不过边事，皆可予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矣。”（《宋朝事实类苑》卷2）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种恐辽惧辽，对外妥协退让，对北宋甚至南宋的对外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继任宋太宗的宋真宗，更是胸无大志，只知道玩乐、迷信。在辽国南犯前，束手无策，只知逃跑。只有杨家将中的第二代杨延昭等少数文武官员，奋发有为，积极抗辽防辽。所以田锡悲叹“往年杨业击契丹”，“人多称许”，如今没有杨业这样“为国家立国勋的良将”（《长编》卷49）。直至北宋末年，在金兵南下之时，宋徽宗对金对辽怕得要命。有人举例说，祖宗之时，雍熙北伐，曹彬、潘美都失败，现在“将帅之良，孰如彬、美，甲兵精练，孰如国初？”因而只能对敌妥协退让。宋徽宗表示，“祖宗盟誓，违之不祥。”(《清波别志》)实际上是全盘继承了宋太宗尤其是宋真宗的求和路线。可以说，北宋正是灭亡于这条路线，不过不是对辽而是对金，因而不得不偏居江南，“直把杭州当汴州(开封)”在苟且偷安中度日，最后为蒙古族消灭。由此可见，终宋三百年，对外族的妥协退让路线，发端于雍熙北伐，完成于澶渊之盟，延续到北宋和南宋灭亡。被后人称之为“弱宋”，也始于雍熙北征之败。雍熙北伐后，宋朝对外战争屡战屡败。这就形成了宋朝的“弱国”形象。但是，宋朝尤其是北宋中期，除了军事上相对弱小外，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不但不弱，而且很强。其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冷静地分析，辽国承天后(萧太后)、韩德让专权后，在国内进行一系列改革，国家日益强大，对周围的其它少数民族，也发动战争。然而，面对南边同样强大的宋朝，却不敢贸然发动大规模战争。宋太宗两次北伐辽国，辽国打的是防守反击。这就可以看出，在雍熙北伐前，辽国对宋其实是采取以守为主的策略。雍熙北伐后反了个个，辽国采取了攻势，宋朝却被迫采取了守势。
从防守观点上讲，宋在宋辽边界山西方面显然容易得多。山西北部多山地，又有雁门关天然屏障，防御骑兵的进攻，不算太吃力。河北方面就不同了。河北千里平原，几乎无险可守。是否一点办法也没有呢，也不尽然。除了内三关之外，河北平原不像现在这样缺水少河。宋朝时，靠近辽国的河北前沿，到处是河湖水湾。这是可以用以防御辽国骑兵。雍熙北伐后，不少有识之士建议，在河北前沿“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寨”(《梦溪笔谈》卷13)，建立起湖川河防，阻止骑兵漫野而进。宋太宗时，确实曾“作方田，立寨栅”。这种因地制宜，用河湖来防止辽兵深入的方法，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不久，辽国又想进攻北宋，一看宋朝加强了防御工事，“未敢与战，但驻易州(今河北易县)。”(《全辽文》卷7)
不过，任何防御，重要的因素是人。特别在冷兵器时代，人的因素第一。在河北边防出现的抗辽名将杨延昭，成功地阻止、击退了辽国的进入，谱写了又一曲慷慨悲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二、在河北抗辽前线
杨业共有七个儿子。《宋史》上说：“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加上在陈家谷战死的延玉，共七人。这里首先要弄清楚，宋朝的崇仪副使，供奉官和殿直，都是官名，不是实职，即没有任何具体职责和权力。说白一点，是只享受待遇，不干任何具体工作的虚职。为什么宋朝要设这么多的官，而又没有事可做？是为了安排和照顾。宋朝规定，文武官员到了一定级别，便可以安排儿子甚至亲属当官，但必须满十五岁，杨业牺牲时，杨延昭已二十七岁，他早就是供奉官，杨业牺牲后，杨延昭被提升为崇仪副使，提高了他的待遇。同样，延浦、延训也已成人，由殿直升为供奉官。其他三个儿子原来是普通百姓，由于父亲牺牲，朝廷破例也任其为官。这些提级和封官，都具有照顾性质，也就是为表彰杨业英勇献身而作的一种安排。在杨家将传说中，杨业的七个儿子个个武艺高强，为保卫国家和皇帝而出生入死，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除了杨延朗外，其他五个儿子具体历史记载不多见。供奉官和殿直，看起来是武官，但既没有一兵一卒，更不能到前线打仗。
杨延朗就是有名的杨延昭。这是后来因为要避讳朗字，所以将杨延朗改名为杨延昭。传说和戏曲、小说中，又称杨延昭为杨六郎，其实他不是杨业的第六个儿子。如果他是第六子，那杨业生前，杨延昭不可能早已是供奉官，因为年龄太小。杨业殉国时，杨业的小儿子才补成比供奉官低的殿直。可见，杨延昭和牺牲的杨延玉兄弟俩，当为杨业的老大和老二。至于究竟谁是老大，已无法确定。不过这已无关紧要，用不着去作无谓的考证。
杨延昭从小跟随父亲，在太原、代州等地生活。父亲的榜样，父亲的教诲，使延昭养成了沉默寡言，好武不爱文的性格，小时候的杨延昭，就喜欢做摆弄军阵打仗的游戏。长大成人后，成为智勇双全的军人。像其父亲一样，他从不以将军自居，而是与下属同甘共苦，朴素节俭。打起仗来，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打了胜仗，也喜欢将功劳归于部下。所以将士们都拥戴他，乐于作他的部下。杨业生前，曾欣喜地说过：延朗这孩子像我。
雍熙北伐，杨业作为副司令，带领他的儿子延玉和延朗，冲杀于敌阵之中，进军于山丘平原。二十几岁的杨延昭，已经是杨业手下的先锋。杨业对儿子的要求，不做保住性命的懦夫，要做身先士卒的勇士。杨延昭奉父亲之命，首先攻下了应州和朔州。在朔州攻城时，手臂中箭。利箭穿透了血肉。杨延昭拔掉长箭，继续攻城。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战将，预示着杨家将后继有人。
杨业、杨延玉父子殉难后，杨延昭擦干泪痕，化悲痛为仇恨与力量，发誓要为父兄报仇，一定要打败辽国。他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继承杨业未竟之业，离开代州，开始了新的戎马生涯。在守丧三年之后，杨延昭以崇仪副使的官衔，出任景州知府，景州在河北东光县，实际上是永静军，直属宋中央管辖。知州有职有权。正当杨延昭准备在永静军干一番事业之时，又被调任为江淮都巡检使。巡检使是维持地方治安的武官。杨延昭之所以到南方江淮地方去，是由于当年江淮灾荒严重，社会治安状况不好。至于杨延昭到那里去，有什么作为，正史没有记载。从江淮回京后，杨延昭升了一级，成为崇仪使。朝廷改派他去定远军，不久，改任为保州缘边都巡检使。保州即河北保定地区。缘边都巡检使的主要任务，已不是维持地方治安，而是维护边境安全，防备敌人侵边。由于保州与辽国的易州等相邻，因而杨延昭在保州，主要是抵御辽兵南下。从此，杨延昭从山西抗辽前线，转而到河北抗辽前线，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逐渐成为北宋又一位抗辽名将。
从986年雍熙北伐宋方大败之后，辽国曾在河北、山西和陕西府州等地，有一些规模不太大的南犯，宋朝边境虽然紧张，但未曾有北伐那样的惨败。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突然病死，其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七月，宋真宗听说辽国将大举南犯，派傅潜为河北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负责抗辽防辽。傅潜又派石曾等人到保州，与保州知府杨嗣主动出击，先败后胜。杨嗣是杨信之弟，但与杨业、杨延昭没有血缘关系。九月，辽国主亲临辽之南京，大规模南下。十月，辽大军到达保州境内的遂城，辽承天皇后即萧太后亲自督战，攻打遂城。遂城是宋辽边境的小城，城防工事不坚固。杨延昭正好在遂城，便领导遂城军民为保卫遂城而战。
面对人多势众的强敌，要守住遂城，对杨延昭来说，是一次考验。延昭召集城中的青壮年，发给他们守城武器，登上城墙，与敌作攻守之战。辽精兵包围小小遂城好多天，竟然没有将遂城攻破，可见遂城军民在杨延昭指挥下，协力同心，众志成城。由于缺乏有效的防城设施，在辽军强攻之下，遂城有旦夕之危。正好那几天寒流到遂城，十月的遂城气温突然降到零下好几度。长期生活在北方的杨延昭，突然计上心来，何不利用天气变化来守住遂城。他立即组织人马，将水提到城上，沿城墙往下浇水。水顺墙下流，一夜之间，城墙外侧墙面上，结上了一层坚滑的冰。敌人再来爬墙攻城时，无法攀登而滑落于地。萧太后无计可施，撤军退走。杨延昭乘机追袭，缴获不少兵器物资。
请不要小看这次遂城保卫战。遂城虽小，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宋辽边界宋方前沿重镇，辽军入宋，这里是第一道防线。而且，杨延昭守遂城，是这次宋辽战争中少见的成功防御战，阻止了辽军的进攻势头，敌人只能改道，从狼山镇进攻灜州(河北河间)。在那里，宋军大败，宋将康昭裔等被俘牺牲。辽军一直打到乐寿(河北献县)，如入无人之境。在回军时，辽军再次进攻保州、遂城。这一次，辽军打败了在遂城外河畔抗敌的宋军。辽国骑兵用突击战术，将宋士兵全部杀害。第二次遂城之战，杨延昭已不在遂城。因为到大名去见宋真宗，奏报边防形势。宋真宗当着大家的面，表扬杨延昭：“此即杨延朗也，延朗父为前朝名将，延朗治兵护塞，复有父风，深可嘉也。”(《长编》卷46)
杨延昭在这次抗宋战争中，除了保卫遂城外，还曾与杨嗣等转战出击，消灭辽军有生力量。傅潜是个恐辽如怕虎的胆小鬼，他部下有八万宋军，却在定州龟缩不出。杨延昭、杨嗣等多次向傅潜要求增加兵力出战辽军，傅潜终不答应。杨延昭于咸平四年，与杨嗣自领部下，埋伏在西山，辽军经过这里，杨延昭率军伏击，这又是一次漂亮的袭击。
自从遂城保卫战和西山伏击战后，杨延昭名声大振，辽国的军队称杨延昭为六郎，大家都怕杨延昭。而宋朝的军队里，传开了杨延昭同杨嗣的抗辽战绩，说他俩守边是“铜梁门、铁遂城”，意思是攻不破。杨延昭也因作战有功，升为莫州刺史。不久，又升为莫州团练使。团练使也是虚衔，比刺史高，但低于防御使。杨延昭的实际职务，仍是保州缘边都巡检使，与保州知州杨嗣一道，为保卫河北边防而战。
三、寇准的心愿
自从北宋咸平二年辽军南下后，宋辽河北边境连年吃紧。咸平四年，辽军偷袭保州，宋军尚未列阵，就被敌骑冲击，俘走不少兵马。宋真宗将在保州的杨嗣和杨延昭召回京城，追问失败之由。咸平六年，辽国有大举南下之势。宋真宗着急起来，征求防辽之策，杨嗣和杨延昭入京言事，但不合宋真宗口味。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国以二十万骑兵，由国主及萧太后率领，再次南下。当时，杨延昭已升任为宁边军部署。与其父亲在世时官职相同，带兵上万人。辽军照例从南京结集出发，经固安，于闰九月到达遂城，遂城宋军寡不敌众，辽军战胜后到达兴都。十月，辽军围攻灜州，未能攻下，便攻祁州(河北安国)，经深州、冀州、大名等地，深入到澶州(河南濮阳)，宋朝京都受到威胁。
辽国骑兵大举南下，威胁开封，北宋朝野一片恐慌，宋真宗更有龙坐难保之虑。朝中大臣王钦若主张国都南迁金陵，陈尧叟主张西迁四川。宰相寇准及毕士安力挽狂澜，坚决反对迁都逃跑。陕西渭南人寇准，十九岁考中进士，为人刚正不阿，办事机敏果断，经毕士安推荐，寇准受命于危难之时，当上宰相才三个月。寇准当上宰相后，立即整顿朝纲，训练士卒，充实边防，以备迫在眉睫的辽国南下。辽军南下后，寇准曾建议在敌后的杨延朗等人，袭击辽兵，而宋真宗则应御驾亲征，怒斥妥协逃跑者“罪可斩也”。在寇准的逼促下，宋真宗被迫于十一月二十日从首都东京起程，北上抗辽。到达澶州城前，怕死的宋真宗死也不肯到靠近辽军前沿的北城。寇准一方面向宋真宗说，陛下现在只能进尺，不能退寸。一方面指使大将高琼向宋真宗施加压力，高琼大声对宋真宗说，陛下一定要到北城。文臣冯拯见高琼大声说话，怒斥高琼对皇帝没有礼节。高琼见事急，顾不得自己的身份(宋代武将地位低，一般不能参政)，也向冯拯对骂：“你冯拯不就是会写文章，才当上高官。现在大敌当前，你不劝皇上出征，反而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何不写首诗，将辽国的骑兵吓退？”在寇准、高琼的再次逼促下，宋真宗这才渡过黄河(当时黄河在澶州城边穿边)，到达澶州北城。
宋真宗到达澶州亲征辽军的消息。很快在黄河两岸的军民中传开，军民们高呼万岁，吼声震天，抗辽热情十分高涨。宋朝二十万大军，在北城外摆开了战场。宋真宗在辽军面前束手无策，心里不踏实，只好时常派人去打探寇准的态度。寇准见军民抗辽情绪很高，心里有数，打败辽军不成问题。所以摆出一副儒将风度，不是同人一起在城楼上喝酒，就是安稳睡觉。宋真宗听到寇准如此镇定自若，才稍为安心。
辽国见宋朝军民誓在澶州决战，也有几分胆怯。决战前，辽军在澶州北三面包围了宋军阵地，派骑兵向宋阵地冲击。宋守将李继隆列阵待敌，用箭齐射辽骑，辽兵暂退。辽军主帅萧挞览又领兵冲击，被宋军射中头额，当晚死亡。辽军见主帅阵亡，斗志锐减。同时，河北各地军民，加紧袭击辽军后方，断了辽军退路。此时，辽军进退两难，始有意谈判讲和。如果宋军能一鼓作气，前后齐攻，击败辽军指日可待。遗憾的是宋真宗这位软骨症帝王，根本不敢也不想战胜辽国。只想早日与辽讲和，使辽国退兵，以保住自己的皇位。所以，双方都不愿进攻，而是在想方设法暗中讲和。
早在辽国攻打定州时，辽国主就派原宋朝降将王继忠、李兴到莫州去见宋将石普，表示愿议和，实际上是想不战而胜，从和议中捞到便宜。石普曾将这一信息飞告宋廷。宋真宗立即派人告知王继忠，“如许通和，当即遣使”。十月，宋派曹利用到辽军中，探讨如何谈判。萧太后提出先决条件：宋方要割让大片土地。宋朝方面认为，领土是祖宗遗产，割让不得，因而谈判未成。宋真宗到澶州后，又派曹利用到辽营私下谈判。辽方现在的态度，已不那么盛气凌人，因为主帅被射杀，辽军心不稳，而宋方却斗志昂扬，若与宋战，未必能胜，因而同意谈判，萧太后及宰相韩德让还接见了曹利用。然而辽方的要求仍很高，并派韩杞代表辽方，与曹利用一道来到宋界。宋真宗接见韩杞，韩杞仍然提出宋方必需割地以求和。宋朝方面则仍然认为，给钱给物可以，割让祖宗之地绝对不行，谈判又一次破裂。宋真宗私下对曹利用说，你再到辽方去，割地不行，但可以赔款，那怕每年赔款百万也行。寇准打听到这一消息，很生气。本来，如果与辽国决战，胜算把握还是大的，如今皇上竟然答应赔款百万。这百万巨款，简直是天文数字。寇准气忿之余，把曹利用找来，对曹说，虽然皇上答应可以赔辽百万，但我只准你不超过三十万，如果超过三十万，回来我杀你的头。
曹利用同韩杞又到辽营。辽国见割地无望，便同意每年赔款给十万，绢二十万，为“助军旅”达成停战协议，从此称为所谓的兄弟之国。辽国退出宋境。由于澶州郡亦名澶渊，因而景德元年十二月初四(1005年1月16日)宋辽签订盟约，称为“澶渊之盟”。澶州之盟是宋辽双方的十分重要的和约。从此，宋朝不仅每年要向辽输送三十万钱物，而且开了赔款的先例，以后辽国时常要求增加赔款，而金朝则效法辽国，在后来也常常向南宋要求赔款。这种和约，对宋方来说，实在是投降性的屈辱和约。辽国打到宋朝地盘，反而要求宋方赔款，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可是，软弱可欺的宋真宗不明就理，为保一已之苟安，不惜万众之血汗。直到近代，在列强侵华面前，腐败的清政府更是一蹶不振，卖国求存，割地赔物。所不同的是，宋朝是赔给辽、金、而宋、辽金同属中国，清朝则真正赔给了外国。对于“澶渊之盟”，后代历史学家，评议不一，也有不少学士认为盟约具有积极作用，在此之后很长时间内，宋辽两国没有大的战争，保持了很长时间相对稳定，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说的这一条约，“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共处铺平了道路”，“非常有助于整个11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109页)。
四、燕赵大地的足迹
宋辽签订澶州之盟后，两国之间从此基本和平相处。寇准回到东京，因王钦若等的排挤，昏庸的宋真宗在景德三年将寇准罢相。十多年以后，寇准曾再度任相，但很快就被罢相，并且被充军到遥远的雷州(广东海康)，在雷州病死，寇准死时，“家无遗文”(《后山谈丛》卷1)，后来才发现了寇准的一篇奏章，说的是“澶渊之盟”前，辽军到达深州，祁州之时，寇准建议杨延朗等应当如何布防。在小说、戏曲中，寇准是杨家将的积极支持者。从目前的史料看，寇准和杨延昭的关系，仅此而已。至于寇准与杨业及后来的杨文广，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辽兵到澶州后，杨延昭领兵万人，成为河北边陲的主力之一。他曾向宋真宗上奏，认为“契丹顿澶州，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这就可以在辽军撤退时，“扼其要路”袭击，并进而攻占“幽、易数州”(《宋史》卷272)。可惜这奏章根本没有送到皇帝手里。现在看来，即使宋真宗看到了，也不会批准杨延昭的建议。我们只能从这一建议中，看出杨延昭如何地忠心保国，如何地无所畏惧。事实也是如此，没有等待朝廷批准，杨延昭就带兵越过宋辽边界，攻占了古城(保定北)，打败了敌军。
“澶渊之盟”后，杨延昭被任命为保州知州兼缘边都巡检使，仍然负责保定地区的抗辽防辽。第二年，杨延昭以战功升级为防御使，职务改升为高阳关副都部署。高阳关虽离宋辽边境远些，但其重要性却绝不亚于边境。作为河北三关之一，高阳关“实在根本”，“戍守特重”(《读史方舆纪要》卷12)。杨延昭在高阳关戍守九年，直到去世。
杨延昭曾在山西、河北转战三十年，为抗辽防辽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在河北的二十多年间，杨延昭的足迹踏遍燕赵大地。《长安客话》记载：“霸城旧传守将杨延朗修筑以控契丹，当时号为北方重镇”。霸州在霸县，也是宋辽边境，靠近保州。杨延昭修筑霸州城以防辽国，是有可能的。《读书方舆记要》虽不承认杨延昭曾修筑霸州城，却认为霸州以西的新安忻城“宋将杨延朗屯兵拒契丹于此”。(卷11)该书卷12页上，还记有雄县杨关城，“相传宋将杨延昭守关南时所筑。”“县南五里闸河，相传宋杨延昭浚此运粮。”该书肯定了安肃县城，确实是“宋杨延朗修复之。”雄县和安肃，也在宋辽边境。安肃离遂城很近。该书的另一记载，则似不可信，“烽火台，(内黄)县北四里，宋咸平中，契丹入寇大名，杨延朗军内黄以御之，筑台于此。”(卷16)内黄即今河南内黄。咸平年间为公元998年至1003年。在此期间，杨延昭多在河北前线，不大可能到内黄去抵御辽军。况且，辽军能到达内黄的次数，也仅是“澶渊之盟”前夕的一次。那时，杨延昭也在前线。他有机会南下去见宋真宗时，路过内黄，却不大可能在内黄驻军御敌。此外，河北、山西地方志中，记有不少杨延昭、孟良、焦赞的遗迹和遗址，这些，传说的成份居多，也就不可全信了。但是杨延昭在河北那么多年，高阳关副都部署的防区又相当广大，因而其足迹遍及河北甚至天津少部分地区，是可能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初七，与辽国抗衡三十多年的杨延昭与世长逝。戎马一生的杨延昭，是爱国的一生，英雄的一生。朝廷派使者到高阳，护送杨延昭的灵车回京。沿路的老百姓，向杨延昭致最后的敬意。灵车默默由河北向河南驶去，老百姓弹泪向杨延昭永别。在京城迎接杨延昭遗体的，是其儿子杨文广等。遥想当年，杨业绝食殉国，身首异处，如今延昭之灵则在东京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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