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裕民

《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是顾全芳的遗作，他生前交神木县杨家将研究会，嘱整理出版。杨家将文学研究会请我审阅把关，并要求写序。我与他是三十年前的故交，在杨家将研究方面都下过一些功夫，自然义不容辞答应下来。最近花了几天时间，稿子通看了几遍，作了一些小的改动，主要是引用的资料，发现文字有误者，查原书后改正，官名、人名、古今地名有误者，标点有误者，亦予改正，观点则一切依旧。这一切都是为作者，也是为读者负责，现在基本做完，可以松一口气，谈点感想了。

杨家将离我们已千年之久，他们的事迹脍炙人口，他们的故事流传天下，他们的精神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近百年来，学者对杨家将的历史、传说、小说、戏剧等作了多方面研究，成绩斐然。有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如杨业的籍贯是麟州（今神木）等，有的还在继续探索。从历史角度写杨家将，已出版多本小册子，做了有益的尝试。如今更需要一部新的著作，把已经取得的共识，和正在探讨的问题，全面反映出来，顾全芳的这部遗作的推出，正好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全书十几万字，看起来分量不太重，但比起以往二三万字的小册子来说，已是很可观的进步。虽然偏重知识性，却时时发表独到的见解，如杨业究竟生于哪一年，在北汉灭亡前，是否劝北汉皇帝投降宋朝，杨业是否救过驾，潘美与杨业的关系，潘美在杨业之死上应负什么责任，历史和传说、小说、戏剧、家谱的关系如何，有哪些是真是的，哪些是加工的……他的这些见解，我们可以认同，也可以商榷，无论如何，对进一步研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他所谈到的，历史和传说、小说、戏剧、家谱的区别，已分析的非常透彻，可以作为定论了；希望潘、杨两姓的后人认真读一下这本书，让受传说和戏剧影响而出现的恩怨和悲剧，宣告结束，永远成为历史。

任何作品都要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本书也一样，我们不能苛求作者对多有的问题都给出完美的答案。现在的杨畋等墓志的发现，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但杨业、延昭、文广祖孙三代的墓志至今没有发现，杨业父亲杨弘信的墓也没有找到，杨业的妻子是否折氏尚是个谜，需要加强考古工作，发掘更多的材料。对现有的材料，还需要做更细致的推敲和研究。

顾全芳维恩低调，很少参加学术会议，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却不知道他的=为人，甚至是男是女都闹不清。在这里，有必要谈点我与他接触的印象。

他是江苏人，与我邻省，相距不过二百来里路。年龄比我大四岁，他上的是历史系，我也是历史系，他偏重宋史，而我上的正是宋史研究生。“文革”后，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重建，随后改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创办《晋阳学刊》，他一直在编辑部工作，而我在山西大学教书；两个单位离得很近，不过二里路，我常供稿，彼此有共同语言，自然见面就熟。他的思想很活跃，他只认真理，从不迷信权威，经常发表与专家权威不同意见的论文，如针对当时抬王安石、贬司马光的潮流，提出相反的意见，多篇文稿被《新华文摘》转载，社会反响很大。但同时被个别专家权威高调反驳，或抓点小毛病，扣顶大帽子，有的人受不了气死了，他不在乎，该写什么继续写下去。为人仗义，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有的人政治风云有点变化就想躲，他则不然，只要自己觉得对的就坚持，不怕承担责任，甚至不顾风险，全揽到自己头上。朋友需要帮助，他会毫不犹豫的出力。记得1986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委托我筹备纪念司马光逝世九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我觉得有点势单力薄，请他帮忙，他二话不说，马上和我到司马光的故乡夏县，和当地政府商议办会事宜。他不图名，不图利，不当官，不兼职，不喜欢在名片上印一大堆虚头衔。有一回，这位不爱当官的人偏偏被选上了太原市某区人大副主任，他也就认认真真地去参加会，有时碰到难题，大家觉得政府所体某人选不合适，但多碍于面子，不说，他就站出来说话，为主任们解了围。时候跟我说：我不怕丢官，只要做的对，有啥不管说的。与人相交不势利，贵贱贫富一个样，谈得拢就谈，谈不拢拉倒。跟朋友借钱，都要连本带利的还，不愿欠情。不讲吃穿，不修边幅，略像王安石；酷爱史学，坚持己见，颇似司马光。做学问，完全是心之所至，有点名士风度，并没有做长篇大著的计划，临走前能留下《杨家将历史与传说》这部书稿，真有点出人意料。但仔细想来也非偶然，他总想为振兴祖国做点事，与杨家将的爱国情怀是一致的，他追求真理，不怕一切艰难险阻，与杨家将视死如归的精神也是一致的。这大概使他刻意要写这部书稿的原因吧！

我在1996年调到西安工作，他不久就退休回了妻子的老家北京，此后就很少联系。直到2007年，神木县杨家将文化研究会的邀请我筹备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我特意请他参加，这才有一次见面，没有想到这尽然是最后一次相见。我和他学术观点有同有异，他若在世，我们还可以讨论。他这个人历来向理不向人，你说的有道理，他就听从，你说的理不充分，他会坚持下去。可惜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谨以此文留作对我这位友人永久的纪念。

2012年4月30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