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宋时期的人物品评谣谚

浙江师范大学　　赵瑶丹　赵芬芬

谣谚，是民众对社会现实进行有限评价的一种典型表达。谣谚中的人物评价，褒贬分明，以民意的面貌呈现，具有特殊的社会效力，一经传播对历史人物的命运沉浮发生重要影响。而人物品评谣谚之所以在两宋时期异常兴盛，除了谣谚本身的特点与社会心理的影响，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制度。本文试图就两宋人物品评谣谚进行专题探讨，分析其概况的同时揭示其传播的影响力，进而探究其兴盛的时代原因。

一、两宋人物品评谣谚概况

从两宋的存世谣谚看，人物品评谣谚占很大比重，其感情色彩鲜明，要么是对清宫功臣的赞颂，“民谣知善政”；要么是对贪官酷吏的谴责，“铮铮人口讽”；或是对文人学士道德品行的权衡，对普通人物命运的评述，“风谣随处采，民瘼尽心求”。

(一)褒扬清官能史

有道是“惠政流入欢谣”，清官能吏施惠百姓，造福一方，民众从不吝惜赞誉，“士颂歌于政教，民谣咏于渥恩”。

范仲淹以“活天下之命”为人生追求，立志学而达宰辅或深究医家行医救人。在北宋与西夏的交锋中，与韩琦并称：“二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诚抚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辄犯边境，人为之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包拯为官清廉、执法严峻公正，开封人为之语“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在“有钱进士，没眼试官”，“混浊不分鲢共鲤”那样一个贿赂公行盛行的时代，而“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秉公处理，显得异常醒目。“嘉祐中富韩公(富弼)为宰相，欧阳公(欧阳修)在翰林，包孝肃公(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翼之侍讲在太学，皆极天下之望”，作为朝廷重臣，名噪一时，于是语传：“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寇准，性情耿直，不畏权贵，直言进谏，有“寇准上殿，百僚股栗”之说。真宗朝，寇准遭丁谓诬陷，被贬雷州司户参军，民间则将二人相对贴于壁，一忠一奸，颂寇准而贬丁谓，有民谣道：“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仁宗朝，丁谓被贬崖州司户参军，寇准听说丁谓要路经雷州，派人迎接，好事者相语曰：“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

除了耳熟能详的名臣在谣谚中得到赞颂，不少关心民间疾苦的地方官亦受到歌咏。镇江歌“我潴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夺，蔡公是赖”，赞扬知州蔡洸。福州谣“前有谢王，后有郑章”，歌颂谢泌、王臻、章频、郑载造福一方。吉州庐陵县(今江西吉安市)民以“前姜后陈”谣称赞姜遵、陈公顺。筠州(今江西高安县)民以“李佛子来矣”赞誉李公衢。广州谣“邵父陈母，除我二苦”纪念知府邵晔。襄阳(今湖北襄阳市)百姓为光化知县叶康直、谷城县令丰稷歌曰：“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果州(今四川南充市一带)民为知县张谓、张义、杨泰之歌云：“前张后杨，惠我无疆。”复州(今湖北天门市)民诵郡吏王琪、郡守万俟湜曰：“前有王琪，后有万俟。”南宋临安民歌颂执法严明的韩左厢云：“韩厢明，无白擎，韩厢死，白擎起。”蓬州(今四川仪陇县)人歌颂吕锡山、王大辩曰：“我有父母，前吕后王，抚爱我民，千里安康。”南恩州(今广东阳江市)民赞誉“田野无秋毫之扰”的陈丰，“君不见恩平陈守贤，优游治郡如烹鲜”，又以“石门之水清且清，晋吏一歃千古荣。争如李公投杯罂，江流汹 汹杯停停”，传唱李纶的情操。苏州民以“吏行水上，人在镜心”称赞知州王觌的政绩。益州(今属四川成都)知州王曙，“为政严平而不可犯，人以比张咏”，百姓歌曰：“蜀守之良，前张后王。惠我赤子，而无流亡。何以报之，俾寿而昌。”越人有语颂扬廉官尹焕“梅津一生辛勤，只办得食箩一担”。舒州(今安徽潜山一带)石塘民为周必正歌“乌石陂，石塘陂，流水溅溅有尽时，思公无尽时”。所谓“吏民畏爱，谣颂布闻”，官员勤政爱民，民谣大加称颂。

(二) 鞭挞权臣酷吏

民谣对清宫能吏不遗余力进行褒扬的同时，对苛暴官吏则无情鞭挞。陕西转运使李稷与李察皆以苛暴著称，时人语“宁逢黑杀，莫逢稷、察”仁宗朝，“人以为险詖”的苏绅“锐于进取，善中伤人”，与梁适同任职翰林院及知制诰，有语曰：“草头木脚，陷人倒卓。”“谓之草头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苏绅被谏官欧阳修等参贬，正应了“陷人倒卓”一语。谣谚除了用谐音、拆字等方式暗指谴责对象之外，还有甚者采取直接谩骂的方式。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人为田衍、魏泰作谣道“襄阳二害，田衍、魏泰”，过不多久“李豸方叔亦来郡居”，又道“近日多磨，又添一豸”。像童贯、高俅之类，“素来怙恶不悛，都人恨之如刺骨，因是造作谣言”。从哲宗朝至钦宗朝，京城内外盛传不少对“六贼”谩骂式的童谣：“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杀了穜蒿割了菜，喫了羔儿荷叶在。”“二蔡二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诸如此类，鲜明表达了要求除掉蔡京、蔡卞、童贯、高俅、章悖、安悖之流的迫切愿望。蔡京媚上为世人熟知，和蔡攸在宫中着短衫、窄裤，涂抹青红，混迹艺妓，取悦徽宗，为了让徽宗常至其宅，兴修天波溪，民谣有曰“蔡相居中人不羡，万乘官家渠底串”。蔡京、蔡攸伏诛，童贯屡次遭贬后被斩，京师又有语云：“权奸误国祸机深，开国承家戒小人。六贼尽诛何足道，奈何二圣远蒙尘。”二惇之一的章惇曾任哲宗朝宰相，“独操赏刑，自报恩怨”，“蔽遮主听，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讥，直谏者陷以指斥”，元祐中盛传二蔡二惇谣，“大蔡小蔡，破坏天下。大惇小惇，殃及子孙”。“小蔡”指蔡卞，“卞之恶，有过于惇”，与蔡京“表里相济，天下共知其恶，播于民谣”。

到南宋时期，宰相擅政比北宋严重，谣谚对权臣韩侘胄、史弥远、贾似道皆有吟咏。韩侂胄专权“用事岁久，人不能平”，“市井小人，以片纸摹印乌贼出没于潮，一钱一本，以售儿童”，卖画者边卖边喊“满潮都是贼，满潮都是贼”，儿童模仿传唱。又有卖浆人敲盏吆喝“冷底吃一盏，冷底喫一盏”，虽然“京尹廉而杖之”，但始终难禁言论传播。韩侂胄贸然北伐以失败告终，最终被史弥远谋害。京城传谣“释迦佛，中间坐；罗汉神，立两旁。文殊普贤自斗，象祖打杀师王”，“韩侂胄封平原郡王，官太师。一时献佞者皆称师王。时参知政事钱象祖尝谏用兵，与侂胄有隙。史弥远遂与合谋杀之。宁宗实不知也”，因而都城有此语。史弥远大力培植势力，如“薛会之极，胡仲芳榘”，太学生“伏阙言事，以民谣谓胡薛为‘草头古，天下苦’”，言其“虐我生民，莫匪尔极”，两语将其姓与名隐含于内，言“其害在民”。一时间又传“弥远明日行，则尚书今日去”。他之所以能把持朝政，与理宗的支持直接相关。绍定三年(1230)，“上(理宗)饮宴过度，史弥远卧病”，时人讥之“阴阳眠燮理，天地醉经纶”。当乔行简拜平章事，史嵩之专政时，有谣谚道“桥老无人度，松枝作栋梁”。而对史弥远奔丧而后起复，史嵩之起复而后奔丧的现象，里巷谣曰“光祖做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按制，官员守孝期不可出任，而朝廷重臣却有悖为人为官之道，受到谴责。为史嵩之起复一事上书的陈宜中、曾唯、黄镛、刘黻、陈宗、林则祖，被时人称为“六君子”不过上书更多是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三数年间皆致通显”，之后相互攻讦，“遂成大隙”。并于“北兵大入”之时，“相继卖降”。时人又作民谣讽刺“开庆六君子，至元三搭头”。度宗咸淳年间，贾似道专权，权倾朝野，时人为之语“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在贾似道遭贬时，有人题诗“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愁，西湖依旧流。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间一转头，人生放下休”，是对贾似道攻讦吴潜，最终亦落得同样结局的讽刺。

(三) 中允坪述人物

除了富含褒贬色彩的谣谚之外，有的只是表达一种情绪，或只是中性描述，或表述客观评价等。除了对风云人物的吟咏之外，民谣中亦有对普通大众的评述，不少历史人物并没有显赫的地位或功业，若不是有民谣传诵，历史早就将他们淡忘。

范觉民为相时，“事皆委之都司，而郎中王寓、万格刻薄苛细，士夫多被其害”，有时语曰“逢寓多龃龉，遇格必阻隔”。“苏子容闻人语故事，必令人检出处。司马温公闻人言新事，即便抄录，且必记所言之人”，故有云“古事莫语子容，今事莫告君实”，生动再现了两位学者的治学习惯。“盛肥丁瘦，梅香窦臭”一语使盛度、丁谓、梅询、窦元宾等人的形象与特征跃然纸上。

绍兴以来，文散阶皆带“左右”字，以别有无出身，到淳熙中赵善俊上奏，停用。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王孝严(行先)“以鹖冠登壬辰科，沾沾自喜，以带左字为荣。时施士衡得求因忤魏道弼，坐赃失官。素负气，殊以不带左字为耻，而有诏尽去之”，因而乡人嘲之“快杀施得求，愁杀王行先”。淳熙初，孝宗命措置两淮官田，召集兵“以农隙聚教，官给口粮”，徐子寅领其事，与许子中、胡与可一起用耕屯之策，淮人为之语“徐协恭，许子中，胡元功，三人鼎足说脱空”，由此可见，这一举措不得人心，之后被废止。

官员升迁，是朝野关注的焦点，正所谓“大家飞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元祐二年( 1087)，辛雍自光禄寺丞移太常博士，顾子敦自给事中除河朔漕，“子敦好谈兵，人谓之顾将军也”，因而京师有语“治礼已差辛博士，修河仍用顾将军”。张浚因力主抗金被贬永州，对他的评价历来褒贬参半，褒者誉之为“王导”、“诸葛”，将他与岳飞并列，称为“抗金英雄”；贬者谓其“无分毫之功，有丘山之过”，无功可纪而罪不胜书。富平之战和隆兴北伐皆大败，是评价他政绩的关键。张浚富平之败，蜀谚曰：“一事无成，二帅(曲端、赵哲)枉死，三军怨恨，四川空虚，五路轻失，六亲招擢，七书旋学，八位自除，九重怎知，十诚不会。”由此可见，富平之战，舆论喧哗，民愤不平。

宋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交涉过程中，常互派使臣，且多处于退让姿态。有谣“归为官人，病为死人，留为番人”，这是指建炎兵兴之时“从使绝域者厮舆辈亦补官”的不正常现象。洪迈曾任使臣，有谣曰：“一日之饥禁不得，苏武当时十九秋。传与天朝洪奉使，好掉头时不掉头。”此谣将洪迈不能忍一日之饥与西汉出使匈奴的苏武因不投降而被拘牧羊十九年不屈服的事迹作比较，其意图显而易见。

谣谚除了对官员进行品评之外，还有对文人才子的评价，对焦点人物寄予期盼与失望的感慨。真宗咸平三年( 1000)进士许洞，“平生以文章自负，所著诗篇甚多，当世皆知其名，欧阳文忠公尝称其为俊逸之士。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吴人至今称之曰：‘许洞门前一竿竹’”。到南宋理宗朝，纸币贬值，通货膨胀，百姓将希望寄托在真德秀身上，民谣为证“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真德秀作为理学家，并没有能力促使朝廷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变社会危机，百姓“乃以其言为不切于时务，复以俚语足前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市井小儿，嚣然诵之”。

二、两宋人物品评谣谚传播产生的影响

因民谣传播而使人物命运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在宋以前屡见不鲜，尤其是谶纬之说盛行的汉唐时期较为普遍，王莽借街衙童谣“王莽捉天下，竹节生铜马”造势以篡位，“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武后以谣言而杀裴炎”。到宋代，随着谶纬学说的衰落，整个时代理性色彩的增强，具有更多谶应色彩的谣谚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已大不如前，但亦无法否认，带有明显用意的谶谣附会评说着芸芸众生，一经传播尤其是转化为社会舆论后，加上其作为升黜官员的舆论依据的做法一定程度被保留，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凡尘子弟的悲喜命运。广泛传诵的谣谚，因原创作者隐蔽，传播的开放性等特征，真假相掺，往往被部分人利用，成为中伤政敌的工具，其复杂的影响力需具体分析，不可小视。

狄青，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市)人，面有刺字，因平定侬智高有功而任枢密使，招致朝臣嫉妒，因而皇裕中有谣曰：“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此谣借狄青的相貌特征进行发挥，成为攻击狄青的谶谣，不断扩散，“士大夫无贵贱相与语于亲戚朋友，下至庶民无愚智相与语于间巷道路”，幸好宋人意识到“此唐太宗杀李君羡事，上安肯为之”。以至于想利用此谶攻击狄青之人“语塞”。当然，狄青幸免于难还与当时的对外形势密不可分，加之朝中有人辩护，大臣谏言，此语的杀伤力还没有达到唐太宗杀李君羡的程度，但亦“启君臣疑心耳”。显然，狄青谣在朝野内外喧嚣，由传播带来莫须有的疑虑，对于个体命运沉浮形成无形压力。

统治者对民谣对于官员的贬抑、鞭挞历来重视，宋朝也不例外。参知政事赵昌言、盐铁副使陈象舆、董俨、知制诰胡旦，“尽同年生，俱少年，为一时名俊”，加之“梁颢又尝与公(赵昌言)同幕”，“五人者旦夕会饮于枢第，棋觞弧矢，未尝虚日，每每乘醉夜分方归，金吾吏逐夜候马首声诺。象舆醉，鞭揖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谚曰‘陈三更、董半夜’(‘董’一作‘梁’)”。中国传统民俗不提倡“夜聚晓散”，亦有“不知天晓地晏”一语，“三更半夜”的表述体现了民众的贬抑。“太宗笑谓公曰：‘半夜之会，不复有之。’公(赵昌言)叩陛泣谢。”显然宋太宗对“陈三更、董半夜”有所耳闻，因傭书翟颍一事的牵连，赵昌言“坐贬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在赵昌言仕途起伏的过程中不可回避都人谚的影响。

哲宗绍圣三年(1096)九月，曾布言：“蔡卞最阴巧，而章悖轻率，以相媚说，故多为其所误。凡悖所主张人物，多出于卞。至议论之际，惇毅然如自己出，而卞噤不启口。外议皆云：‘蔡卞心，章惇口。’”此语生动揭示了两人的谋合行为。建中靖国元年(110l)，“用丞相章悖言，举蔡京为翰林学士。满朝上下，皆喜谀佞，阿附权势，无人敢言其非”，而殿中侍御史龚夬则上表奏言：“臣伏闻蔡卞落职，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圣断。然臣窃见京、卞表里相济，天下知其恶。民谣有云：‘二蔡二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又童谣云：‘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百姓受苦，出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民谣作为民怨的集中表达，通过大臣上传至徽宗，在朝廷内外舆论压力下，“是时章惇罢相，差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市)”。虽不能说章惇罢相是谣谚直接影响的结果，但毋庸置疑的是，民谣承载的咒骂之声难免触动徽宗的神经。

南宋宁宗嘉定十年( 1217)状元吴潜，于理宗淳祐十一年( 1251)与开庆元年( 1259)两度拜相。吴潜才学卓著，为人刚直，坦率直言，不好攀引权贵，曾多次上书指陈时政，认为宰相丁大全和侍御史沈炎等人结党营私、贻误国事，遭到丁大全、贾似道等人憎恶。开庆元年，理宗宠妃之弟贾似道入朝为右丞相，吴潜为左丞相，成为贾似道专断朝政的障碍。景定元年(1260)，赵昀欲立忠王(赵禥，即后来的度宗)为太子，指定吴潜为重要辅臣，吴潜以为不可。贾似道便以立太子之争指使侍御史沈炎弹劾吴潜，并把当时全、衡、永、桂等州被蒙古军攻陷归为吴潜措置失当。就在此时，流传关于吴潜与其兄吴渊的谶谣“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足，若使飞天能食龙。”“大蜈蚣、小蜈蚣”暗指吴潜兄弟，以“若使飞天能食龙”影射吴潜对皇权构成威胁。赵昀无法容忍威胁皇权的流言，“此语既闻，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坚，亦以此也”。吴潜复相元望，不久又徙往潮州，谪授化州团练使，循州(今广东惠东县)安置，病死于贬所。对吴潜兄弟进行攻击的民谣，暗藏杀机，直指要害，从出现与传播的时机、朝中矛盾与受益者等要素可综合推断此乃吴潜的政敌所作，最终给吴潜以致命重击。

无论是饱含贬抑还是承载赞颂的谣谚，在特定时机下一经传播往往能对当事人的命运产生一定的影响。“嘉祐中，禁林诸公皆人两府，是时包孝肃公拯为三司使，宋景文公守郑州，二公风力名次最著人望，而不见用”，京师便有谚云“拨队为参政，成群作副枢。亏他包省主，闷杀宋尚书”，民众对像包拯这样的好官在爱戴之余还希望他们官运亨通。到第二年，包拯果然升为枢密副使，宋祁为翰林学士。虽然并不能直接断定这是谣谚舆论直接作用的结果，但从文献记载来看，与谣谚民意的适时上达不无关联。淳安县酒家以廉洁自律的知县孔端中自赞：“酒似淳安知县彻底清。”而这一卖酒号子转变为在市井广为流传的歌谣后，“语达上听，召见，与郡”，一时传为美谈。

总体而言，古代谣谚对人物命运沉浮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一般的舆论作用之外，应当从多角度分析，辩证地进行审视。尤其是官员品评谣谚最终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力，还需要立足于不同时代最高统治层的态度。在宋代，谣谚对于历史人物的影响虽远不及两汉、隋唐，没有太多的政治人物仅仅因为谣谚的传播而大起大落，这是谣谚本身发展与演变的结果，尤其是谶纬被不断禁绝使然，但被冠之于民意并作为社会舆论的谣谚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随着行政体制的不断健全和拓展，宋朝君主的决策制衡机制的逐步建立，风谣不再是最高统治者社会信息采集的主要途径。而且，从统治策略角度来看，宋廷统治者借助官僚体系的内部制衡来维护君权，上下维系、左右分权、文武制衡，对于关涉当朝品官的社会舆论，宋代统治者的态度更趋于理性。

三、两宋人物品评谣谚盛行的原因

中国古代人物品评谣谚，或褒扬，或贬抑；或赞颂，或嘲讽；或歌咏，或痛斥；亦包括部分中性的评述。所谓“路上行人口是碑”，历史人物的功过与得失，清廉与贪鄙，贤达与昏庸，其中自有评说。人物品评谣谚如同一把双刃剑，被视为民意，同时也往往被心怀叵测之人利用，成为社会斗争的利器。如果不加明辨，谣谚则成谣言，其危害性不言而喻。

人物品评谣谚作为中国古代谣谚的一大类型，从创作方式来看，通常取姓名的谐音进行合理阐释，同音汉字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加上“天人感应”的思想传统，将姓名与现实附会联系，揭示人名寓意，即所谓“顾名思义”，从而被视为上天示警。除此之外，人物品评谣谚充分体现了谣谚表达的特点，简洁凝练、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易记易诵。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形式简洁、语句流畅的人物品评谣谚因其“通俗”，又符合民众对社会焦点人物进行评论的愿望，传得快、传得远，这是人物品评谣谚得以盛传的一般原因。而两宋的人物品评谣谚之所以特别兴盛，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相关的制度。

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贯穿有宋一代，以文治国，崇文抑武，重用文臣，轻怠武将，文官队伍庞大，形成典型的文官政治。在具体历史进程中，虽然文武力量有沉浮，但总体而言，武官势力在朝堂之上一直无法与文官抗衡，文官与武官的斗争也从未中止过。一方面文臣与武将相互提防，另一方面基于文人相轻的不良之风，文臣之间的明争暗斗、相互攻讦不失炽烈。基于这样的制度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物品评谣谚，尤其是褒贬政治人物谣谚的繁盛。

“虚己纳谏”是宋廷一条不成文的祖制，鼓励上书言事。又有“不以言罪人”的祖训，禁止以文字罪杀文人士大夫。在制度层面，文人士大夫的言论权得到相对保障，被较大程度地赋予思想与言论自由。礼遇天下士人、优渥士人的系列政策无疑有助于形成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为人物品评谣谚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空间。

宋代台谏制度的变化，促使更多的人物品评谣谚得以进入官员奏章、上达朝廷，留于文献的人物品评谣谚显得尤为兴盛。台谏职能合一，独立风闻言事，在宋朝权力体系中作为“公议”代表，风闻之事又不一定为事实，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治斗争中，谣谚往往成为被利用的工具，从而助长官员间互相攻讦的风气。这一社会风习，其背后隐含复杂的人事纷争，使得谣谚以“民意”面貌示人，推动人物品评谣谚不断涌现。

宋代人物品评谣谚对当事人，尤其是对官员的命运沉浮发生影响，还离不开采听风谣制度的遗存。宋廷在常规信息沟通渠道之外，还不定期地派专使多方采集各地信息，对地方官员进行考课任免时，任职所在地的讴谣讽议通常发挥重要作用。据载“新知宋州宋昭年言：‘臣谓宜因遣使，采民谣，察政事，其治行尤异者，不次升擢，去其不任事者，以为劝沮。’诏令尚书省检详条令立法取旨施行。”宋廷遣使采听风谣，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参考，显然要影响人物品评谣谚的繁荣。“相期勉力宣新政，侧耳民谣起少城”，对官员进行品评的民谣成为反映政治清明与否的一扇窗，考察地方 吏治的重要指标，“循良之政，已洽于民谣；恬退之风，足敦于世教”。事实上，谣谚对官吏的显达、降黜与否反应速度很快，正如欧阳修云：“盖臣常见外处州县，每一谬官替去，得一能者代之，不过数日，民已歌谣。今若尽去冗滥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过期月，民必受赐，此臣所谓及民速于事功者也。”由此可见，谣谚如同民间的政治布告，隐含政治新闻，在社会传媒不发达情况下，是人们评论时事、品评人物十分重要的媒介。

从宋代民众的生活态度来看，宋人喜欢说一些俏皮话，打油诗、笑话、谐语在生活用语中很普遍。人们讽刺或赞颂朝政，谴责或颂扬官吏，往往采用较幽默的表达方式；而且以谣谚的方式褒贬官吏，更为隐秘、安全，人物品评谣谚的形式恰恰契合了宋人心态和语言习惯。

从民众参与政治的意识来看，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热衷于通过各种途径为统治者献计献策，主体意识强烈。科举大兴造就了庞大的士大夫队伍，社会中思想活跃分子的比重大大增加，其平民化倾向日趋明显。复杂的社会矛盾又是宋代士大夫强烈社会责任感培育的良好土壤。日益壮大的士大夫阶层，加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又为人物品评谣谚的兴盛提供了社会基础。

人物品评谣谚的流传，尽管反映的是相应时段的某种社会情绪，难免包含非理性因素，但亦并非空穴来风、无稽之谈，其背后纠结着人物命运、社会矛盾。在貌似轻松诙谐的语言背后，隐含着民众的喜怒、困惑、迷惘、焦虑甚至于激愤。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透过民谣观风俗、知得失、察民情，是因为其中蕴含着民众深刻的政治心声。人物品评谣谚得以广泛传播，往往基于民众对社会现象、社会矛盾较一致的认识基础，甚至是对公众人物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尤其是当社会潜伏着危机，社会秩序失衡的情势下，表达人们政治意见的人物品评谣谚便迅速蔓延。社会秩序的变动、社会危机的剌激成为触发中国古代人物品评谣谚兴盛的重要原因，这是各时代通用的普遍规律，但最终呈现或者说形成的文献中人物品评谣谚的面貌，各时代又各具特色，内涵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