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波府与焦赞、孟良考

李裕民

一  天波府考

在戏剧、小说里杨业的家在开封，称为天波府，一些学者认为在宋代就是这么叫的，所编写的杨家将书也采用了此说，现在开封有新修的杨家将的纪念馆就命名为天波杨府。然而，这样的认识是有问题的，需要对资料作仔细的分析。

杨业的家在开封吗？宋代的史料里没有任何记载。我在《杨家将疑难问题考辨》一文中，根据杨业“领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知代州事”，初步判断其家属应住在郑州。这里只想深入讨论一下，假定其家在开封，会叫什么名称？天波是开封府里城之门名。开封之宫城有七门，里城有正门十、角门二，外城有正门、水门二十。宋代是否有用门名称个人住宅之例呢？

在孟元老《东亰梦华録》里记载了北宋开封的十一处第宅，兹录于下：

宣德楼前省府宫宇：郑太宰（居中）宅。

朱雀门外街巷：刘廉访宅，邓枢密（洵武）宅，曲子张宅，明节皇后宅，

潘楼东街巷：赵十万宅，郑皇后宅。

东宋门外：张八家园宅，郑皇后宅。（以上见卷二）

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蔡太师（京）宅。

大内前州桥东街巷：张驸马宅。（以上见卷三）

以上各家的名称有共同特点，都叫宅，不叫府。都称姓（仅明節皇后例外），凡当官的都在姓下挂官职名。

在开封以外，也是如此，如洛陽的“王開府宅”。（李格非《洛陽名園記》）

按照以上惯例，杨业官为观察使，其家只能称为“杨观察宅”或“杨宅”，不可能有“天波府”之称。

到了南宋，情况稍微有些变化，太后、皇后住宅仍多称宅。如

昭慈聖獻孟太后宅，顯仁韋太后宅，憲節邢皇后宅，憲聖慈烈呉太后宅，成穆郭皇后宅，成恭夏皇后宅，成肅謝皇后宅，慈懿李皇后宅，恭淑韓皇后宅，恭聖仁烈楊太后宅，夀和聖福皇太后宅，今上皇后宅。（咸淳《臨安志》卷十）至南宋末，偶有称府者，如全皇后府（《夢粱錄》卷七）。

诸王及高官之住宅则均称府。如

濮安懿王府，呉王府，益王府，秀安僖王府，荘文太子府（咸淳《臨安志》卷十），魏惠憲王府，沂靖惠王府（咸淳《臨安志》卷十三），漢王府，景獻太子府，榮文恭王府（《夢粱錄》卷十）。以上都属皇室，故均不挂赵姓。

劉鄜王（錡）府，楊和王（存中）府（咸淳《臨安志》卷十），劉少師府，張循王（俊）府（咸淳《臨安志》卷八0），忠武韓蘄王（世忠）府（《夢粱錄》卷十）。賈魏公（似道）府（咸淳《臨安志》卷十），裴府（咸淳《臨安志》卷三三），謝府（咸淳《臨安志》卷八六），史府（《武林舊事》卷五）。

以上文武官员住宅均称“府”，“府”前挂姓及官爵等头衔，绝对没有挂其他美称的。

关于杨业之家居于开封，“宅”前挂上美称者，最早见于元代的杂剧《謝金吾詐拆清風府雜劇》，称之为“清風府”，剧中又称为“楊家清風無佞樓”。在另一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盜骨》中亦云：“勅賜清風無佞樓。”但未见有天波府之称。

从史料看，记载杨业之家居于开封者，晚到明嘉靖二十五年（1545）时才出现，李濂（1489—1566）修的《汴京遗迹志》中说：

孝严寺，在城之西北隅旧金水门内，即宋太尉杨业之家庙也。雍熈丙辰五月，业死节朔方，其子请改家庙为寺，以荐其父，太宗嘉其孝，乃俞其请，赐额曰孝严。宋鼎南迁，毁于兵火。（卷十）

所谓“金水门”，亦称天波门，在开封府里城西北。这里只是说杨业家庙，没有说住宅。或许原本是住宅，后改为家庙，也可能住宅就在家庙旁边。

书中又提及杨延昭住宅。凡两处：

玉阳观有二：一在大梁门内，即杨六郎宅址也。（卷十）

杨六郎宅水泊，在里城内西北。（卷七）

按：大梁门是里城的正西门，与里城西北的金水门相隔数里，显然是两处，不知是记载有误，还是真的有两处，为何有两处？均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都称“宅”，前有姓与行第，没有“清風府”之类的美称，与《東亰夢華録》的记载略同，当有一定的来历，或许杨延昭时在开封确有住宅。

到了明代的小说中，才出现“天波府”之称。见于《杨家将府演义》卷十四、卷二七、卷四八。有万历年间刻本，其书来源会略早些，大概不会比嘉靖更早。之所以叫作”天波府”，可能因为有杨业家庙与杨六郎宅在天波门旁的记载，而“天波”二字好听，“天波门”名声亦大，因此小说家特意将杨宅加工成“天波府”。也可能，开始为指明方向而说天波门旁的杨府，渐渐的简化为天波杨府，最后将此四字合并为一个名词。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北宋时开封不存在“天波杨府”。北宋初，杨业居代州（今山西代县)，其家属当住在郑州，其名称应为“杨观察宅”或“杨宅”。杨延昭时可能在开封有住宅，其名为“杨六郎宅”。到元代，在杂剧中，才肯定杨业家居开封，且有“清风府”之美称。到明代，在史书中出现杨业家庙在开封金水门（即天波门）之说，随后在小说中被附会为“天波杨府”。

二 焦赞、孟良考

在杨家将的小说、戏剧里，焦赞与孟良是杨家将麾下最著名的两员大将。历史上真有其人吗？

焦赞确有其人，有《元史》可证。《元史》卷一五三《焦德裕传》：“远祖赞，从宋丞相富弼（1004—1083）镇瓦桥关，遂为雄州（今河北雄县）人。父用，仕金，由束鹿令陞千户，守雄州北門。”我曾考证“从宋丞相富弼镇瓦桥关”之说不可信，但决非否定有焦赞其人。焦德裕（1220—1288）为元将，先后任行中書省事、淮東宣慰使、福建行省參知政事等，屡立战功。至元二十五年（1288）卒，年六十九。以焦用二十岁生德裕计，焦用约出生于1200年。远祖焦赞为富弼部下，年龄应小于富弼，姑以1100年卒计，下距焦用之生约一百年。焦用可能是焦赞的五世孙。他们知道远祖是焦赞，因为作官在雄州，定居下来。应当是可信的。杨延昭长期在保州（今河北保定）作官。东至雄州约一百多公里。后为高阳关副都部署，高阳关在今河北河间县，雄州归高阳关路管辖，焦赞为杨延昭的部将是有可能的。焦德裕毕竟离焦赞已有一百多年，对其具体事迹记不太清楚。故未提及与杨家将的关系。《元史》是官修的正史，有许多史料为根据，一般说，其记载可靠性较大，具体情节或许有出入，但人名不可能随意编造。北宋时有焦赞这位守边的武将，这是可以肯定的。焦赞既定居于雄州，其墓葬亦应在雄州。其与杨家将的关系究竟如何，只有等待墓志的出土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重修鄠县志》卷九“古迹”：“宋焦将军赞墓，在县东南焦将村，村之得名于此。”按：鄠县，解放后改名户县。焦赞墓在焦将村南五百米处，墓比较大，其旁有一座小墓，传说为孟良墓。两墓文革中被毁，从出土砖瓦罐及五铢钱分析，应为汉代冢。（参见《户县文物志》页56）

至于孟良，目前尚未见到确凿的证据。1988年4期《文史知识》刊登了朱启新《孟良因何不载史册》，说在河北省赞皇县马村新近发现一块孟良（995—1075）墓志，证实宋代孟良确有其人，祖籍今河北省赞皇县南邢古乡村马村。

这一说法到底靠得住还是靠不住呢？为便于分析，现将墓志照录于下：

《大宋赵郡赞皇县熙宁七年新改爲镇□属高邑县龙门乡马村授朝散郎守殿中丞致仕骑都尉赐绯银鱼袋孟良墓志》：“年八十一岁，于熙宁八年乙卯□月念八日谢世于本宅。县君韩氏，七十三岁，先于治平初岁甲辰皋月十四日归空。有三男，长男锡；次男士雍，曾任河东路保德军司理参军；次三男演。共有八孙，合宅二十五口。有五女，大娘子住邢郭村，朱郎名酉源，曾任庐州司録参军，已辞世；二娘子住南播村，张郎名九思；三娘子住华林村，刘郎名政；四娘子住元氏县韩台村，崔郎名□，曾叙□□；五娘子住当村，范郎名济。各广有家业甚厚。熙宁十年丁巳年辜月十三日去村西十里□□寅时合祔葬讫，恐后世田□改变，故勒兹石记。于铭曰：阳乌西落，光景难留。埋金荒野，万载千秋。第六孙孝成书，当村匠人任素刻石。”

据此记载，孟良于熙宁八年（1075）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其生年应为995年。这一年，已在杨业死后九年。如果按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盜骨》，事情发生在杨业刚死不久，墓主人孟良不可能赶上的。当然杂剧是艺术作品，可以虚构，不能太当真。如按《元史》所载，焦赞主要活动在仁宗时期，从时间上看，也还差不多。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份完全对不上。朝散郎、殿中丞是文职官员的头衔，朝散郎是正七品的文散官，殿中丞是正八品的官。骑都尉是爵位，低级的文职官员往往能得到的此爵位。如同死于熙宁年间的鄭民度（1029—1069），其墓志全称为《朝奉郎、守殿中丞、知越州諸暨縣事、騎都尉、賜緋魚袋鄭君墓誌銘》（王珪《華陽集》卷五六），朝奉郎与朝散郎同属正七品的文散官。在北宋前期，文散官与官都不掌管具体事务，掌管具体事务的叫做差遣，“知越州諸暨縣事”便是差遣。孟良的墓志上没有写差遣，如果写上，也只是知县一级的文职。这与作为武将的身份完全不符。如果真是杨家将麾下的大将，肯定立有战功，墓志无疑会大书一笔，但是，此墓志一句也没有提到，需知作者孟孝成是墓主人孟良的孙子，祖上有辉煌业绩，对后人而言是极为光彩的事情，焉有不写之理？再说，著名武将家庭一般都有尚武之风，焦赞好几代之后还接连出了几位大将，而此孟良有三子、八孙，却没有一个尚武的。

以上可以断定，赞皇县出土的《孟良墓誌》，墓主人只是个低级文职官员，他不是杨家将麾下的武将孟良。宋代有好几千万人，同姓名者甚多，必须注意区分。当然，本文考证此文官孟良不是杨家将中的孟良，不等于说宋代不存在尚武的孟良。从元、明以来杂剧、小说中，两人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出现在读者面前，焦赞已有《元史》证明确实存在，那么孟良也应实有其人，只是目前尚未发现铁证，相信有朝一日，会有奇迹出现，廓清这一历史的疑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