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昌平侯杨洪母施淑人墓碣铭详解

旅美学者       杨立

明昌平侯杨洪生前事母至孝，在母亲施妙岩去世后曾两度为之立碑铭传。第一次是在正统元年（1436）施氏初获淑人封赠后，第二次是在正统十年（1445）再获夫人封赠后。在中国为期两千多年的漫长帝制时期，女性的生活被严格地局限于家庭这个小天地，只有极少数女性可以获得某种社会承认或政治荣誉：一是靠自己在贞操方面的苦行，做烈女节妇获朝庭旌表，这一途径对全社会女性开放；二是靠丈夫或儿子的功名，得朝庭封赠，这一途径只有上层女性才可以享有。施氏四十五虚岁时丧夫，独自抚育五个儿女成人，到六十一虚岁时去世，前后为丈夫守了十六年的苦节，以那个时代的标准而言，她在妇德和母德方面是无可挑剔的。但她最终仍是通过儿子杨洪，“母凭子贵”，才获封赠的，并随着儿子职位的升迁，由三品淑人升至一品夫人。施淑人墓碣铭和施夫人墓表就是她曾两度获得这种不世殊荣的明证。2018年第一期的《杨家将文化》已登载本人据施夫人墓表而写就的一篇文章，本文将着重于对施淑人墓碣铭的解读，并在必要时对两碑加以比较。为行文方便，下面将以“淑人碑”和“夫人碑”分别指代施淑人墓碣铭和施夫人墓表。

一、墓碑形制

就碑的形制而言，正统元年的淑人碑与正统十年的夫人碑很相似，都是顶部椭圆，碑身为长方形，碑首篆字题额，环以吉祥云纹，刻在碑身的正文皆为正楷，通体采用阴刻手法。但比较一下两碑的大小尺寸，就会注意到，淑人碑比夫人碑在规格上要小一号，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碑的外在形态上，如前者比后者矮36厘米，窄25厘米，薄4厘米，而且还体现在文字的多寡和字体的大小上，如夫人碑楷书全文共27行924字，施淑人碑则只有25行共769字，前者的字径为3厘米，后者为2.5厘米；前者篆书共12个字，竖式排列3行，每行4字；后者9字3行，每行3 字，等等。这一安排应是有意为之，出于恪守讲究等级秩序的礼制需要。

二、立碑缘起

施妙岩生于元至正十八年 (1358) 正月十六日，卒于明永乐十六年 (1418)十一月廿八日，享年六十一虚岁，死后先后受赠为淑人、夫人，均为朝庭命妇封号。明代命妇制度大体承袭唐代而来，具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向朝庭为其女性尊长或者妻子申请封号，获得封赠者即为品官命妇。品官命妇之号有九种：正从一品曾祖母、祖母、母、妻各封赠夫人；正从二品祖母、母、妻各封赠夫人；正从三品祖母、母、妻各封赠淑人；正从四品母、妻各封赠恭人；正从五品母、妻各封赠宜人；正从六品母、妻各封赠安人。“一品至五品，皆授以诰命; 六品至九品，皆授以敕命。妇人从夫品级。诰用制诰之宝，敕用敕命之宝。”（《明会典》卷六《吏部五》）生曰封，死曰赠，在世时为命妇是荣封，死后则为追赠。正统元年，杨洪担任游击将军、万全都指挥佥事，为正三品，他向朝庭替母亲请封，施氏遂获赠淑人。

此时距施氏去世业已有十九年（1418-1436）。“以岁久墓上之石未有刻词”，杨洪便写信给时任翰林修撰的周叙，请他为母亲撰写碑文。杨洪在信中写道：“吾闻为人子者，莫大于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尤莫切于纪德昭行以垂永久。追思劬劳之恩，罔极莫报。今荷蒙圣天子宠光，为将守边，获立战功，位列三品，幸不忝训育而铭志未称，敢以为嘱。”大意是：身为人子，没有什么比成就自己、荣耀父母更重要的了；而尤为重要的是把父母的美德懿行用文字记录下来，使他们名垂不朽。我杨洪追思父母养育之恩，无以回报。如今受到圣明天子的宠信，得以为将守边，立功受奖，官至三品。幸而没有辱没母亲生前的教诲和训育，但却尚未能给母亲的墓碑刻上与她德业相称的碑文，所以有劳周学士动笔。

三、杨洪的“朋友圈”

那么，祖籍江苏六合、自幼生长于陕西汉中、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北部边陲独石和马营一带为国守边的杨洪，和来自江西吉水（古称庐陵）、家世业儒的翰林修撰周叙是什么关系呢？

据明初内阁大学士杨荣所作《赠游击将军杨宗道升都指挥同知序》（写于正统三年），周叙是杨洪的“姻友”。从已知的史料中获悉，在杨洪众多的妻妾中有一位周氏，是杨洪庶长子杨俊的生母，不过，身居翰林清要之地的周叙绝无和武将侧室攀亲之理。另杨洪的两位姊妹中有一位（即妙能）嫁给宣府前卫千户周安（在《施夫人墓表》中升为指挥），但史载周安是安徽滁州人，世袭军职，跟出身书香门第的吉水泥田人周叙也不大可能认同宗。所以，杨荣提出的杨洪和周叙是“姻友”的说法实不知所本，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则是毋庸置疑的。

正统元年，杨洪第一次为母亲施淑人立碑时，应杨洪之请撰写碑文的就是时任翰林修撰的庐陵周叙。不过，一开始，他并没有马上答应杨洪的请求，反而自谦“芜鄙”，认为当代可受杨洪之托来表彰其母嘉德令行的“显人”很多，自己“曷敢当笔”！杨洪于是多次派儿子杨俊赴京，当面呈请，终于以“爱亲之笃”的诚意打动了周叙，后者这才根据杨洪提供的施氏行状写下了这篇碑文。周叙在文中自述他和杨洪“相知有素”，可见他们之间的交情并不自正统元年始。

正统三年（1438）初，杨洪先后在伯颜山和宝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境内）两地各打了一场漂亮的战役，共擒获贼首九人，斩杀两百余，缴获驼马牛羊无数（明何乔远《名山藏》），以功进都指挥同知（从二品）。周叙当即出面请大学士杨荣作了一篇《赠游击将军杨宗道升都指挥同知序》以资庆贺，足证两人交情之厚。下面是这篇文章的引文（以下所有引文的出处皆为“殆知阁古代文献全文检索网站”(http://www.daizhige.org)，标点为笔者所加）：

自古为中国患莫甚于北敌，虽周宣王、汉武帝之盛而其将帅有若申甫卫霍之智勇，然内侵至于太原不能免。夫六月之出师，外追穷乎瀚海不足惩其连岁之犯塞。迄于近代，遂乘时虚，震惊边鄙，其趫劲强悍弗可尽述。我国家受天明命，奄有宇宙，仁风化雨，荡涤氛祲，效诚者荷绥柔，顽悖者遭殄灭。由是边尘不惊，海内晏安，非夫德大威隆，委寄得人，曷臻是哉！时则有若游击将军杨洪宗道，常总锐旅，廵掠朔野。宗道精闲韬略，雄勇杰立，平居与士卒同甘苦，不自择便利；遇敌輙鹰扬虎阚，身先部曲。由是旗帜所向，罔不克捷。非但同时守边陲者多所弗及，诚凛然有古名将之风者也。乃正统二年冬，烽火发绥延诸边郡。宗道时守独石，有勅俾为之备。宗道即遣逻卒先侦之，继以精骑疾驰二百里，邀其归路。战数合，敌不能支，追斩蹀血，穷荒漠而还，尽取其所俘人畜。事闻，朝廷嘉奬，升都指挥同知，而宠赉尤厚。于是其姻友翰林修撰周功叙征予文以为赠。予观人臣取功名莫易于为将，患在不得尽其材耳；使得尽其材矣，患在富贵足则自怠而不复求进。今宗道才力卓迈，忠激而志强，遭逢圣主，计必用，功必报，尚图效弗止，异时纪功燕然、画像云台，而茅土疏封，河山带砺，与大明相为无穷，岂直若周汉君臣之事而已乎？雅颂之作将亦随之耳。书之以俟。（《文敏集》巻十一）

杨洪升任都指挥同知后不久，就又被任命为怀来右参将，协守宣府，一个月后再进万全司都指挥使（正二品）。现有史料证明，在杨洪升任镇朔参将、万全司都指挥使之后，周叙又把杨洪引荐给另一位朝中重臣、时任礼部侍郎的江西泰和人王直，请他替杨洪刚刚落成的“忠义堂”写下《忠义堂记》一文，特引述如下：

忠义堂者，万全都指挥使杨公之堂也。杨公名洪，字宗道，扬州六合人，其祖与父皆以军功为汉中卫百户，及公袭职调开平。开平在北边最荒远，屹然孤城，控制万里外。天威所加，无思不服，而旃裘之众犹或乘暇以挠边。公提兵逐捕，能与众同甘苦，推诚抚驭，故上下一心，所向克捷，前后斩获功居多，敌人畏之。遂自千户累进至今官，为镇朔参将。常曰：“吾自禆校蒙朝廷奖拔至此，将何以报上恩？唯勉于忠义，庶几不负任使之意。”于是揭以名堂，将朝夕览之不忘也。因翰林侍读周君功叙求予记。夫义者，臣之所以事君而忠则无所不尽其心之谓也。为臣之义莫大于竭忠，凡职之所当为者，必无一毫之不尽，则臣道得矣。是故，受命则忘其家，临事则忘其身，死生祸福一不以屑意，而惟职之尽。古之君子固皆如是矣。彼计利害之私而以得失为虑者，乃孔子所谓鄙夫也，恶足以为臣哉！今朝廷之于公厚矣：知之明，信之笃，任之专，盖非常之遇也。以忠义自勉而不顾其私，公之志，其以古之君子自待欤！是足以报上矣！予闻郭汾阳之事唐也，操徇国之心，持匪躬之节，除[奸]靖乱，不避艰险，外戢远人，内安华夏，忠义之诚，天地鬼神实临之。是以享福禄于当时，垂功名于后世，至今六七百年犹使人起敬起慕而无间然者，为臣如此亦可矣，岂非公之所当法者欤！故为之记而因以告焉。（《抑庵文集》卷二）

同时为“忠义堂”撰文的还有杨荣，因事在写作《赠游击将军杨宗道升都指挥同知序》之后，可谓轻车熟路，无须再通过周叙转托，杨洪此番便直接派儿子杨俊入京请文：

自昔英特智略之士立功边陲，著名竹帛，使天下后世仰之而不置者，要其中之必有所本而致然也，茍无所本而欲树绩当时，流声后世，岂不难哉！若今镇朔参将、万全都指挥使杨宗道名其堂曰“忠义”，可谓知所本者矣！宗道名洪，世家扬州六合，少以祖父功袭为汉中卫百户，永乐中调开平。时四方靖谧，薄海内外悉皆臣顺，来享来王，惟朔漠遗兵，间尝窃发为边境患。宗道在开平也，善抚士伍，甘苦是同，猝尔敌至，輙应机决策，操戈奋进，为诸将校先；尤善骑射，矢发则敌应[弦]而坠，百无一失。由是氊裘震惊，望风远遁，莫敢挠边。厥功茂着，朝廷嘉之，不数年间累升至今官。比者遣其子俊来京请予序其名堂之意。盖人之大伦有五，而君臣其一也。人臣于事君之道，知无不为，为必尽诸己者，忠也；心有所裁制，而动适其宜者，义也。忠而或不由义，未必能发已而自尽忠且义焉，则其忠也大矣。古之君子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得失利害一不以动其中，而惟其职之尽者，由其审于忠义之理有素也。宗道遭际圣明，祗受委托而当一方捍御之重，鞠躬效劳，夙夜靡懈，位高而不矜，功成而不衒，非以忠义存其心能若是哉！虽然人臣之事，上固莫大于忠义，而国家所以褒宠之者亦莫先于是焉。宗道自是而往益殚乃心，懋乃功，俾勋烈煌煌足以追踪古人而传之天下后世者，尤可必而致也。宗道尚其朂哉！（《文敏集》巻十一）

杨洪自低微百户起家，长期在地处极边的开平卫戍守，却能够交接到像杨荣和王直这样一些朝庭重臣、且受其赏识，除了“打铁还须自身硬”的根本原因之外，和周叙居间发挥的桥梁作用分不开。正因为在朝中有像周叙、王直和杨荣这样显赫人脉的支持，正统三年初，杨洪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连加官进爵，诚如生活在同时代的江苏昆山人叶盛所云：“杨武襄洪为人虽尚权谲，然有威严，将士知畏之，此其所长，不可掩者。亦赖朝廷主张，以成其名耳。盖自宣德、正统以来，受知于上，阁中庐陵杨公辈皆爱重之。”（《水东日记》）叶盛此处所谓“阁中庐陵杨公辈”指的是明初辅政的“三杨”中的杨士奇，不过史料中尚未发现杨士奇和杨洪交往的证据。

四、制作淑人碑的顶尖团队

正统元年杨洪在为其母施氏第一次立碑时，便请到了十五世纪明帝国内最顶尖的人物来襄助他。施淑人墓碣汇集了当代名家手笔，标志着明代墓碑碑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下面分别介绍为淑人碑撰文、书丹和篆额的三位显赫历史人物：

作者周叙，字公叙，江西吉水人，明史有传。永乐十六年进士，因才学优长而被选为庶吉士，历官翰林编修、侍读，直经筵，正统十一年迁南京侍讲学士。明代的翰林院为政府储材之地，庶吉士号称“储相”，能成为庶吉士就意味着未来会有平步青云的机会；而编修、侍读、侍讲之职则皆为皇帝近臣，负责编撰实录、起草诏书，还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是明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明史》称周叙“负气节，笃行谊”，对他的评价很高。周叙出自一个世代以儒学为业的书香门第，其先祖在南宋和元代时就以文学之才而为时所尚。

书丹者庞叙，字明叙，碑铭中称蜀郡人，但史料中多处却记载其为江西吉水人。擅长书法，永乐初年（1403-1424）朝庭向地方郡县征召擅长书艺的人，他得到推举，除中书舍人（主要职责就是利用其书法之长书写诰敕）；洪熙初为礼部仪制郎中（杨士奇《东里续集》）。庞叙的书法是明初典型的“台阁书体”，风格典雅秀丽，中规中矩。

篆额者江西南城人程南云（墓铭中称广平程南云，实因程姓望出广平之故），字清轩，号远斋，更非等闲之辈。据说是元代大文人程钜夫的后人，也是在永乐年间因为擅长书法而获得朝庭征召的，初授中书舍人，累官为奉政大夫、太常寺卿兼经筵侍书，曾参与《永乐大典》的编纂。明宣德十年（1435）奉命书长陵神功圣德碑，碑文系明仁宗朱高炽所撰，文长3000余字，追述了长陵墓主永乐皇帝朱棣一生的功绩，此碑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十三陵。据说，明宣宗深爱程南云书法，曾赐金腰带给他，故人称“程金带”（明王锜《寓圃杂记》）。程南云兼擅诗文书画，但尤精于篆书。他篆额的碑很多，除《杨母施淑人墓碣铭》之外，已知尚存世的还有北京《敕赐清虚观记》、江西吉安周忱墓之神道碑、云南保山市太保公园内的《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庙学记》及在石景山模式口出土的《故清平伯吴公墓志铭》等。他的篆书工整典雅、圆润流转，线条粗细均匀，结构紧凑平稳，功力深厚，果然名不虚传。

值得注意的是，周叙、庞叙和程南云都是江西人，这在明初其实并非偶然现象。生活在明末的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乙集中称: “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 朝士半江西’之语。”明前期在朝中或地方身居要职的文官大半来自江西，如谢缙、杨士奇、王直和正统十年为夫人碑撰文的刘儁（字克彦）等，所以边将杨洪的“朋友圈”实际上就是这些学问精深、擅长诗文和书画的庐陵籍高级文士。杨洪在正统年间不仅功勋卓著，而且是武将中为数不多兼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军人，这便是他为同时代士大夫们所看重的原因。

五、淑人碑碑文阐微

从碑文的内容来看，两通碑的体裁和风格很不同，前者包括墓志（散文）和铭（韵文）两部分，后者只有志而无铭；前者十分简略，而后者则颇为详尽，增加了淑人碑所没有的对杨洪家世的来历和施淑人后人婚姻关系的交代。夫人碑对施氏和杨洪家世的描述，表明这个在明中期因边患频仍而迅速崛起的武将家族需要构建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族源认同。夫人碑在已知史料中首次把明代杨洪家族同宋代杨家将联系起来。

相较而言，淑人碑行文更富抒情色彩，让读者感到以“孤哀子”自称的杨洪在丧母近二十年后仍满怀哀思，对母亲在父亲不幸丧命后的“鸣咽哀伤”和家道中微后其对子女“辛勤扶植以底成立”的艰辛，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夫人碑则着力于把施氏塑造成一个合乎那个时代理想标准的贤妻良母和一位深明大义、具有爱国情怀的贵夫人形象，凸显旌表之意。

就其语言风格而论，淑人碑碑文因出自翰林史官周叙之手，风格质朴，非常切合“世居（姑苏）府城骆驼桥”、实质上为平民出身的施氏身份。全文并无太多虚饰之词，比如把埋葬施氏的山直呼为不加文饰的“南山”，而没有像夫人碑那样美其名曰“清乐岗”（今名寨顶山）。周叙在淑人碑碑文中引述施氏对儿子的教诲更着重于她对家的关切：“汝祖艰难百战以开厥家，汝父不幸赍志以终。其继承而振兴之者汝也，汝宜勉之！”而正统十年刘儁所作《施夫人墓表》则明显有在政治上把施氏拔高的趋向，在引述她的“原话”时突出其对国家的忠诚：“捐躯[国家]吾杨氏之家法也。汝父虽歿于战，吾尝痛其不幸，[九字缺]……身以绍续前人之烈。吾有汝弟在，慎毋以我为意也。”实际上反应的是杨洪在官居一品、位高权重时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在旌表母亲的同时不忘表白自己对皇帝的忠诚，阐明孝亲和忠君的双重意旨。

在结束全文之前，有必要对淑人碑碑文中所涉及的几点史实加以说明：

一、文中称施氏享年七十有一是个明显的错误，不过，这一错误在夫人碑中得到更正。

二、文中提到施氏“子男四人，长即洪字宗道，次淋宗礼，冲宗义，浩宗智”，没有如夫人碑那样点出宗智早夭。

三、文中提到杨洪的一位姊妹妙惠适开平卫指挥同知张肜（读音róng），而不是笔者在校录夫人碑碑文时误读的张彬（读音bīn），特此更正。

四、文中排列施氏的四个孙子的顺序是“孙男四人，能俊信杰”。据此知，四兄弟中，杨能居长，因当时都未担任官职，应是以年齿长幼来排序的。但夫人碑中杨俊却出现在杨能之前，这是因为杨俊当时在同门兄弟中官职最高（都指挥佥事，正三品），故被排在从兄杨能之前（所镇抚，仅为从六品）。杨俊确信比杨信年长，因后者在成化十一年（1475）为伯父杨洪墓前立碑时于碑阴刻文中称其为“从兄昌平侯俊”。正统元年立碑时，杨洪虚55岁，杨能虚27岁，杨信虚13岁。杨俊年在杨能和杨信之间，是杨洪在原配潘氏死后续娶吴氏时所纳妾周氏所生，因此之故，史料中有时也称杨俊为‘吴出’。其年龄可能跟杨能更接近些，约在25岁上下。

五、文中提到施氏“曾孙男一人成孙”，夫人碑中没有再提起，颇疑此即史料中所载杨能早夭的儿子杨禄。

综上所述，明正统年间，昌平侯杨洪为纪念母亲施氏而制作的两通石碑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包含着巨大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对研究明史和明代书法艺术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两通碑原都发现于河北省赤城县样田乡杨家坟村杨洪家族墓地，施淑人碑后运回赤城县博物馆保管。淑人碑采用汉白玉石材，尽管比采用更为经久耐用的花岗岩石的夫人碑早问世九年，但因前者原是埋在墓中或地下的，反而保存完好，全碑只有一字残损；后者至今却仍在荒郊野外承受着风吹日晒和雨淋，破损程度惊人。在此呼吁有关部门尽快采取保护措施，否则文物一旦毁坏就永远不可复制，即便可以复制那也只是个假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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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杨母施淑人墓碣铭》全文：

杨母施氏淑人墓碣铭

赐进士出身翰林修撰儒林郎兼修国史庐陵周叙撰

奉议大夫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蜀郡庞叙书

奉政大夫吏部郎中兼翰林侍书广平程南云篆额

游击将军、万全都指挥佥事杨公洪母淑人施氏卒葬赤城东南山之十有九年，以岁久墓上之石未有刻词，乃具书来告予曰：吾闻为人子者，莫大于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尤莫切于纪德昭行以垂永久。追思劬劳之恩，罔极莫报。今荷蒙圣天子宠光，为将守边，获立战功，位列三品。幸不忝训育，而铭誌未称，敢以为属。予惟当代显人足膺表扬之讬者多矣，顾念芜鄙，曷敢当笔，辞焉。已而复遣其子俊来京师，申前请，至再三不厌。予重其爱亲之笃，且相知有素也，乃按状序次之。曰：施故姑苏大姓，世居府城骆驼桥。父□有隐德。淑人讳妙岩，生元戊戌正月十六日，资性柔惠莊重，父母钟爱之。前汉中卫百户六合杨君讳政，国初从大将克姑苏，为子璟择配，谓莫宜淑人，遂嫔于杨氏，璟即洪先君子也。淑人事舅姑致孝敬，待妯娌以辑睦；抚子女慈而知教，御臧获宽而有制。宗姻中外，是仪是则，咸称贤淑。舅姑卒，相其夫子，丧葬尽礼。璟袭职，未几没于王事，号恸欲绝者数四。岁时祭奠，鸣咽哀伤，闻者感泣。家道中微，辛勤扶植以底成立。暨洪嗣，有禄秩，恒告教之曰：“汝祖艰难百战以开厥家，汝父不幸赍志以终。其继承而振兴之者汝也，汝宜勉之！”洪佩服不敢忘。永乐初，洪调开平，迎淑人就养。诸子咸侍，所以戒勉之者尤切。岁戊戌十一月廿八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一。子男四人，长即洪字宗道，次淋宗礼，冲宗义，浩宗智。女三人，长妙清早世；次妙能，适宣府前卫千户周安；次妙惠，适开平卫指挥同知张肜。孙男四人，能俊信杰。曾孙男一人成孙。惟淑人以名宗之胤，作配德门，笃生贤子，为国虎臣。有烈有勋，振扬中外。他日为亲显者，殆不止此谓，非淑人平昔诲育之所致乎？铭曰：孝敬柔淑，妇德之贞，安乎素履，人皆可能。鞠育训诲，母德之懿，惟艰惟勤，斯乃可贵。猗欤淑人，有德有仪，妇顺而节，母教而慈。显显名宗，桓桓令子，为国虎臣，藩垣是倚。威宣漠北，我武维扬，加秩褒功，于亲有光。赤城之东，南山欝峙，盘盘幽宫，垂休委祉。麗牲有石，铭行有文，咨尔后裔，来拜如云！正统元年岁在丙辰，秋八月，孤哀子洪泣血百拜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