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兼评《杨家将开封故宅考论》
李裕民
《杨家将文化》编辑部转来杨庆化的大作：《杨家将开封故宅考论——兼评《杨家将疑难问题考辨》第一、第二两题》。我曾在《杨家将疑难问题考辨》中探讨了杨业府邸问题，杨文对此有不同看法，并且进一步探讨了杨延昭、杨文广的住宅。
——兼评《杨家将开封故宅考论》
李裕民
《杨家将文化》编辑部转来杨庆化的大作：《杨家将开封故宅考论——兼评《杨家将疑难问题考辨》第一、第二两题》。我曾在《杨家将疑难问题考辨》中探讨了杨业府邸问题，杨文对此有不同看法，并且进一步探讨了杨延昭、杨文广的住宅。最后认定：“杨业归宋后，几代人及家属都住在开封，有大量史实可证，无可争辩；杨家将在开封的故宅，是客观存在，不容置疑。”
我喜欢学术争鸣，特别欢迎对我的论文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学术问题只有在争鸣中才能解决，学术水平只有在争鸣中才能更快的提高，所以，我乐意作一下回应，并对杨文所提及的杨业子孙的住宅提出自己的看法。
杨文一开始就说我论文的小标题是错误的。这有点令人奇怪，天波杨府和杨业家庙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却是有密切联系的，宋代的家庙有的建在府内，如秦桧；有的以赐第建为家庙，如韩世忠。（《宋史》卷109）有的建在府旁。从来没有府第建在甲州，而家庙建在乙地的，因此，如能证明杨业家庙就在开封，自然就能证明杨府也在开封了，放在一起讨论，有助于解决杨府在不在开封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呢？其实杨府与家庙分开说或放在一章中说，这是枝节问题，问题关键在于杨家将的住宅到底在不在开封，论文理应围绕主题展开，因此，本文对杨文中其余枝节问题不再一一作答。
如何解决学术争论问题？关键只有一个：那就是拿出证据来。宋代的问题必须拿宋代的史料去解决，明、清的地方志所记明、清之事价值较大，所记宋代事，可靠性就差多了，必须找出旁证去确认其可信度，盲目相信，只能离真理越来越远。
一 杨业的府邸、杨业家庙与杨业家属的住地
杨业的府第在哪里？他在北汉时，长期在太原作官，其府应在太原。投宋后，长期在代州作官，此时，其府在代州，今代县有元代建的杨家祠堂，虽非宋建，也有其来由。目前所见宋代的史料，没有说杨业的府第在开封。换言之，杨业的府第在开封说，缺乏直接的证据。间接的证据，只能从有没有杨业家庙去寻找，如果确认有，就可间接证明杨业府第在开封。关于杨业的家庙，杨文只找出一条证据，那就是嘉靖二十五年（1545）李濂作的《汴京遗迹志》卷10的记载：
孝严寺在城之西北隅旧金水门内，即宋太尉杨业之家庙也。雍熈丙辰五月，业死节朔方，其子请改家庙爲寺，以荐其父，太宗嘉其孝，乃俞其请，赐额曰孝严。宋鼎南迁，燬于兵火。（明曹金《（万历）开封府志》卷15，清周城《宋东京考》卷15沿袭此说。）
本来，谁认定这条记载可靠，谁就应该拿出证据来，可惜，杨文一条旁证也没有找出来。我在《杨家将疑难问题考辨》中找出了相反的证据，那就是宋初与五代，都没有家庙制度。我在考辨中引用了司马光有关家庙的话：
“及五代荡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礼頽敎侈，庙制遂絶。宋兴，夷乱苏疲，久而未讲。”
他是当时人，又是很严谨的史学家，有名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演变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对礼仪制度素有研究，著有《书仪》八卷、《家范》一卷，今均有传本。此外又有《涑水纪闻》、《居家杂仪》等书（《宋史》卷二0 四）。他的话写在碑上，谁都可以看得到，如果到处都有家庙，他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他的话分量很重，而且还有许多宋人记载作证。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下诏提倡修家庙，过了十年，臣僚们还是不听，仁宗十分生气。司马光在碑文中说：
“臣尝因进对，屡闻圣言，谓诸臣专殖第产，不立私庙，睿心至意，形于叹息。”
显然，这是在批评臣僚只顾盖房子、置产业，而不要孝道，不愿修家庙。宋仁宗的话，司马光敢随意编造吗？
大臣宋庠还指出不修家庙的原因在于：“礼官既不讲求，私家何縁擅立。”（《宋会要》礼一二之一，《长编》卷一六九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朔）意思是负责礼仪制度的官员应该带头，大家才会跟着修家庙。如果到处都要家庙，这位不久升任宰相的宋庠会去探讨不修的原因吗？
文彦博见此情景，首先站出来响应皇帝的诏书，决定创修家庙，但就是找不到家庙的建筑样本，最后到长安作官，访求到唐代仅存的一座杜氏家庙，才照样修了。如果开封就有家庙，文彦博身为三朝元老，三次出任宰相，还会那么费劲到外地去找吗？如果宋太宗曾经同意杨延昭修杨业家庙，仁宗还会不知道吗？还会与祖宗抢首倡修家庙之风吗？
再看，宋太宗时期的史书《太宗实录》，今存二十卷，没有任何建家庙的记载。其他有关宋太宗时期的史料也没有家庙的记载。
国家大，凡事总会有例外，五代、宋初尽管没有家庙制度，还是偶有家庙存在的，我举了一个王蒙正家庙例子。没有想到杨文竟然如获至宝，说“王蒙正就已有家庙的事实说明，起于汉、兴于唐的家庙，已成为一种习俗存在于一定阶层中”拿了我举的例子来反驳司马光的说法。这里，有必要提醒一下，应当分清“特殊”与“一般”两个概念的关系。要否定一般，只有两条路，一是必须拿出比司马光等更权威的同时代人，说过宋初依然存在家庙制度的论断来。二是举出全国各地大量存在的家庙例子，来证明宋初家庙并非个别现象。单举一两个例子去否定一般，那是以偏概全，是作学问的大忌。
杨业的家属住在哪里？《杨家府演义》将它放在开封，有利于剧情的展开，艺术容许虚构，这样做无可非议。但是要将它看成是历史的真实，必须拿出证据来。遍查宋代史料，没有杨业家属在开封的任何记载，那么，其家属究竟放在哪里呢？我发现应在郑州，这里不妨简单说一下发现的过程。
《宋史》卷二八五《杨业传》中提到：“授郑州刺史。”“判郑州、代州”。学者们都清楚知代州是实的，知郑州是虚头衔，但进一步要问：为什么要挂这个虚头衔，有何用处，就不明白了。后来，我在读《宋史》卷二七五《谭延美传》时发现：其在端拱二年（989），“判亳州兼知代州，是时任边郡者皆令兼领内地一州，处其家属。”从中得知宋太宗时期的政策，让边将兼领内地一州，目的是“处其家属”，这里，应注意“兼领内地一州”这句话，他没有提“府”，是将开封府排除在外的，开封府作为首都，其地位是任何州所不能比拟的，它没有作为边将兼职（可惜这一点，杨文丝毫没有注意到）“判亳州兼知代州”，从字面上，容易理解为代州是兼职、实际是在亳州作官，然而代州属边防要地，亳州是内地，后来我从新出土的文物中了解到，谭延美确在代州任职，证明亳州是兼职，那是安置其家属的地方。这些材料是理解杨业兼职含义最有力的旁证。以此类推，杨业“判郑州”乃是兼职，是安置其家属的地方。
未曾想到，杨文居然以谭延美知代州比杨业晚了十几年为由，加以否定。对此，我不得不再啰嗦几句，应当如何正确理解《宋史》这一记载。“是时任边郡者皆令兼领内地一州，处其家属。”“是时”是指那个时期，“任边郡者皆令兼领内地一州”的“皆”字，应特别注意，它表明那个时期的边将，都是这样安排的。这一记载表明，这样作是按惯例执行的，并非因谭延美而制定的。对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按照史书记载的惯例，如果某个措施是由它开始的，就会专门加一句“始于此”。如石熙载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任签书枢密院事，王称《东都事略》卷三一《石熙载传》云：“拜签书枢密院事，签书始于此。”又如张逊淳化二年（991）知枢密院事。《东都事略》卷三三《张逊传》云：“知枢密院始于此。”熙宁八年实行户马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0熙宁八年二月乙卯，“户马法始于此。”绍兴元年命樊宾措置营田，《宋史》卷一七六云：“渡江后，营田盖始于此。”
杨文能够注意到史料的时间，差十几年也不行，这个精神应该肯定，可惜没有用对地方，应该进一步想一想，自己用晚了五百多年的明代材料，怎么还能证明宋代确有其事呢？
这里，顺便指出，北宋前期对于守边的将领，往往将其家属安排在内地，其作用有二：一是边疆经常发生战争，万一失败，将军及其家属可能都会牺牲，家属安排在内地，即使将领战死，家属不至于同归于尽。其二，万一守边将领降敌，其家属就是人质。换言之，将家属安置在内地，将领就会死心塌地守边，不敢轻易降敌。
二 关于杨延昭的住宅
杨延昭的府第，不可能在开封，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开封作官。杨延昭的官位与其父差不多，又长期戍边，其家属应该安置在内地，具体在何处？明代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其一、邠州（今陕西彬县）
嘉靖元年（1522）何景明《雍大記》卷九、页九：“紫薇山在邠州西南，山有后稷岩，乃宋金屯兵之所。故老相傳内有宅，宋时楊延昭所居，因朝北极原故名，山曰紫薇。”
其二，开封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李濂《汴京遗迹志》：“杨六郎宅水泊在里城内西北。”（卷7）“玉阳观有二：一在大梁门内，即杨六郎宅址也。”（卷10)（顺治《祥符县志》卷1、清周城《宋东京考》卷13、卷20沿用其说）
以上记载，比杨延昭晚500多年，可靠与否，必须有旁证。杨文为开封说找了一条，那就是常见的《宋史》卷272《杨延昭传》：“及卒，帝嗟悼之，遣中使护榇以归。”
按：此处只说“归”，没有说归于何地？是归郑州，还是归开封、归太原，或是别的地方，需要考证。杨文未举一证，就说：“当然是要回到京师开封。因为中使要向真宗复命。”这是理由吗？难道归郑州或别的地方，中使就不能向真宗复命吗？
淳化二年（991），潘美在太原去世，“中使护其丧，归葬洛阳。”（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一）这也是皇帝命中使护丧而归，归的是洛阳，不是开封。中使难道就不能回开封复命吗？
杨延昭之归，应归于其葬地，他的葬地在哪里？宋代史料没有记载，明、清记载则众说纷纭，大致有下列六种：
1、竹溪县
《明一统志》卷60：“杨六郎墓，在竹谿县东三里。”（四库全书本）
明陆应阳《广舆记》卷14“陵墓”：“杨六郎墓，竹溪。”
康熙《湖广郧阳府志》卷26：“竹谿县，杨六郎墓。”
2、神木县，这是其祖籍地。
康熙《延绥镇志》卷1：“神木境，境之北有杨六郎墓。”
雍正《陕西通志》卷71：“神木县，杨六郎墓，在北门外子城内，俗传为杨六郎坟。”
道光《榆林府志》卷8：“杨六郎墓,《县志》在神木县北门外子城内，俗传爲杨六郎坟。”
道光《神木县志》卷2：“杨将军墓，在县北门子城内，俗传爲宋将杨延昭六郎墓，今圯。”
3、广昌县
雍正《畿辅通志》卷48：“杨六郎墓，在广昌县南八十里范家台。”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8：“宋杨延昭墓，在广昌县南八十里范家庄。”
4、泰安县
乾隆《泰安府志》卷4：“泰安县，县西二十里一冢，俗传宋将杨六郎坟。”
5、任丘县
明万历《河间府志》卷2：“六郎冢，苘井西，俗传杨延昭冢。”
雍正《畿辅通志》卷48：“河间府宋六郎塜，在任邱县檾井西，俗传杨延昭塜。”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0河间府任丘县：“六郎冢，在任丘县檾井西，俗传杨延昭冢。”
6、太原，这是其出生地。
乾隆《任丘县志》卷1：“六郎冢在檾井西，俗传爲杨延昭冢。今按《宋史》杨业，并州太原人。子延昭，以功拜莫州刺史，又徙高阳关副都部署……及卒，帝嗟悼之，遣中使护榇以归，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然则延昭归葬太原可知矣。”
如果按照杨文的思路，对明、清的记载，无需要更可靠的旁证就可以相信的话，那么上述六种说法，应该如何理解？其后代难道会将他五马分尸，分葬数地吗？
要解决问题，必须寻找宋代的材料。
宋代有没有关于杨延昭住宅的记载呢？有。北宋张舜民《画墁录》第102条：
长安启夏门里道东南亭子，今杨六郎园子，即退之所谓符读书城南处也。
杨六郎就是杨延昭，启夏门是唐长安城南门中最靠东的一座门，在今西安植物园与陕西师范大学之间。退之指韩愈，有《符读书城》诗，见《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6，符是韩愈子昶之小字，城南是韩愈别墅所在。杨延昭园子就是唐韩愈别墅的旧址。有园子当然就有住宅。《画墁录》具体作于何时？书中15条说：“绍圣二年冬，予至陕府。三年冬，移潭州，在任二年半。”《宋会要》选举三三之二0：“元符元年三月十三日，朝散郎、直秘阁、知潭州张舜民为直龙图阁、知青州。”据此，本书之作必在元符元年以后。《画墁录》65条：“太祖……至今百四十年。”按：自建隆元年（960）下数140年为元符三年（1100）。这应是其成书年代。上距杨延昭去世（1014年）八十多年。张舜民是陕西邠州人，又在长安长期生活过，著作甚丰，《宋史》卷347有传。上述记载对杨六郎園子的具体方位、来龙去脉说的非常清楚，应该是可信的。
三 杨文广的府第
杨文广的府第在哪里？他先后在德顺军、广西宜州、邕州、秦州、泾州、鎭戎军、定州任职，其府邸应在任职的地方。以上地点在今甘肃、陕西、河北、广西。他曾出军职：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和歩军都虞候。《宋史》卷272《杨文广传》云：
“治平中，议宿卫将，英宗曰：文广名将后，且有功。乃擢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副都总管……为定州路副都总管，迁歩军都虞候。”
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和歩军都虞候都是禁军的高级军官，但是否可以据此肯定他就在开封任职呢？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管军经历了从实衔逐步变成虚衔的过程。
宋初，中央军分两大支：殿前司、侍卫亲军马步军司，不久，后者又分为马军司和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亦名三司）。各司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但通常只设两员，即总共6员。端拱元年（988）十月甲子，特置馬步軍龙神卫四廂都指揮使，殿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長編》巻29）与上述6人合称八大管军。其升迁的次序为
龙神卫四廂都指挥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挥使→歩军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殿前都虞候→歩军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殿前副都指挥使。
龙神卫四廂都指挥使位居第八，步军都虞候居第六。
起初，管军都在开封，战时出征，战罢返回开封。以后逐渐派往边地（主要是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出任路级副都部署（英宗以后避讳改为副都总管），后来又变为地方的军事长官晉升职称的头衔。这种情况在四廂都指挥使身上发生的最为普遍，因为他们不是三司的统帅，不在首都并不影响三司的领导工作。前六位管军也可能派出一些人，一般控制在三个以内，但偶而也有三司只有两个统帅的时候。这种变化，真宗时已经开始，到仁宗亲政以后已成常态化。
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为例：
景祐元年（1034），“知定州（今河北定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永州防御使刘平。”（《长编》巻115）
康定元年（1040），赵振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鄜延副都部署兼知延州（今延安）。（《长编》巻126）
康定元年（1040）四月，泾原副部署、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眉州防御使葛懐敏为本路副都部署。（《长编》巻127）
康定元年（1040）八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象州防御使、泾原副都部署刘谦。(《长编》巻129)
康定元年（1040）十月至十二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贺州防御使、环庆副都部署任福。（《长编》巻129）
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鄜延副部署、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康州防御使许怀徳为秦凤副部署。（《长编》巻134）
庆历三年（1043）七月，徙知澶州、龙神卫四厢都指挥、卫州防御使郭承祜为真定府定州马歩军都部署。（《长编》巻142）
嘉祐六年（1061）九月丙子，宫苑使、忠州刺史、知雄州赵滋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始滋捕杀界河盐运者，契丹以为言，知瀛州彭永、河北转运使燕度皆劾滋生事，请罢之，朝廷更以为能就加军职，寻又迁天武捧日四厢都指挥使。（《长编》巻195）
杨文广之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在知宜州满任，陶弼继任知时，应在治平二年（1065），随即迁兴州防御使、秦凤副都总管，时间均在仁宗以后了。杨文广何时任秦凤副都总管？
我认为应在治平二年，即紧随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之后。其理由如下:
一、《宋会要》兵二八之四（页7271）：“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五日，陕西经略使韩琦〔言〕：‘已牒秦凤路经略使委副都总管杨文广于擦珠谷修一大堡，于近里城寨差拨人马防守。修候前项堡子了毕。”，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在靠近西夏的边疆地区修堡寨是极其艰难的任务，一需要保密，防止西夏得悉。二要迅速，赶在西夏偷袭前修成，三要严密防守，及时应付西夏的偷袭。仁宗时曾多次修堡时，被西夏袭击，最后堡废军败，大将被杀被俘，损失惨重。韩琦一上任就将这样的重任托付给他，无疑是因为他早在此岗位上而且甚有作为之故。果然，他不负重托，用智用勇，出色完成任务。《宋史》本传：“韩琦使筑筚篥城，文广声言城喷珠，率众急趣筚篥，比暮，至其所，部分已定。迟明，敌骑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遗书曰：当白国主，以数万精骑逐汝。文广遣将袭之，斩获甚众。”
二、秦凤路副部署（副都总管）这一军职非常重要，它是与西夏交战或防守的要地，常常委任管军一级的高官出任。如
庆历元年（1041）十一月壬子，秦凤副部署、殿前都虞候李昭亮。（《长编》巻一三四）
庆历元年十二月甲申，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康州防御使许怀德为秦凤副部署。（《长编》巻一三四）
嘉祐元年（1056）至三年（1058），安俊“徙秦凤路副总管，迁神龙卫、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宋史》卷三二三《安俊传》）
嘉祐四年（1059）至六年（1061）八月，王凯歩军副都指挥使、秦凤路副都部署。（欧阳修《赐歩军副都指挥使、泾州观察使、秦凤路副都部署王凯赴阙茶药口宣》（《文忠集》巻八七）《宋史》卷二五五《王凯传》，蔡襄《殿前都虞候陇西防御使王凯除步军副都指挥使□州观察使制》（《蔡忠惠集》卷一一）《宋会要》仪制一一之一六“管军留后”：“马军副都指挥使、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凯嘉祐六年八月赠彰武军节度使。”
治平时期，未见任何其他将领出任秦鳯路副总管之集中，宋朝廷不可能让它长期空缺，时任此职者非杨文广莫属。
三、要证明杨文广任四廂都指揮使是在开封，可以有两个途径。
1、当三司缺帅时，调四廂都指揮使去出任统帅，此时往往带“权管勾某司”或“权领某司”的头衔。如
《长编》卷二八二: 熙宁十年（1077）五月戊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忠州刺史、新鄜延路副都总管燕逹权管勾歩军司，歩军副都指挥使、鄜延路副都总管杨遂留鄜延如故。”
《长编》巻四九四：元符元年（1098）二月甲申，“马军都虞候、信州团练使王恩为泾原路副都总管。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张整权管勾马军司事。”
《长编》巻五0二：元符元年（1098）九月壬申，“皇城使、威州刺史贾嵒除正刺史、龙神衞四厢都指挥使、权管勾马军司事。”
然而杨文广从未挂“权管勾某司”或“权领某司”的头衔。
2、点明该四廂都指揮使在开封承办具体事务，但是至今未发现杨文广在开封作何具体事务的记载。相反有如下一条史料值得注意。
《宋会要》兵六之一五：“英宗治平二年（1065）八月七日，命殿前司委郝质、马步军司委宋守约专切提举修葺。应有合行事件仍与都大提举修葺营房近递相关报。又命四厢都指挥使卢政、步军都虞候杨遂同其事，质、守约提纲而已。至四年（1067）二月二十二日奏工毕，自提举已下赏赉有差。”《长编》卷二0六：治平二年八月辛卯，“命殿前副都指挥使郝质、步军副都指挥使宋守约提举修造营屋。”
这是说，在治平二年时，开封要新建大量营房，特委派管军中的第一与第三把手郝质、宋守约总负责。第六与第七把手杨遂、卢政则作具体工作。
为什么这样委派？因为，第二把手马军副都指挥使贾逵，正外任鄜延路总管（《宋史》卷三四九本传、景定《建康志》卷二六“马军”）
管军中的第四把手殿前都虞候郭逵，时外任为泾原路副都部署。（《宋史》卷二九0本传、景定《建康志》卷二六“马军”）
值得注意的是，管军的第五把手马军都虞候窦舜卿，当时在开封（景定《建康志》卷二六“马军”：窦舜卿，治平元年八月除都虞候，三年二月改差。”）为什么没有委派他，因为担任总指挥，必须是副都指挥使，他的级别不够。而作具体工作也没有他，显然是因为他的级别高于杨遂、卢政，作具体工作的由管军中的最后者担任。
按理说，管军的最后者应当是第七、第八把手，为什么却是第六、第七呢？唯一可以解释的便是老八杨文广也差出在外，即正担任秦凤路副都总管。
最后，说一下杨文广出任歩军都虞候之事。
《宋史》卷二七二本传：“为定州路副都总管，迁歩军都虞候。辽人争代州地界，文广献阵图，并取幽燕策，未报而卒，赠同州观察使。”
这一条记载是否意味着他在开封任歩军都虞候呢？不是。《长编》卷二五八、页6288：神宗熈宁七年十一月丁酉，“定州路副都总管、歩军都虞候杨文广卒，赠同州观察使。文广时献阵图及取幽燕状，未报也。”说明他至死都在定州路副都总管任上，只是军职提升为歩军都虞候而已。
以上证明，杨文广不在开封工作，他的府邸不可能在开封。
四、简评杨庆化《杨家将开封故宅考论》
杨庆化文题目中有“考”字，很好，说明作者想用考证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可惜，没有考好，考证需要举证，证据必须有证明力。宋代之事应当用宋代的材料去证明。当宋代的资料与他主观设定的观点有冲突时，扣得很细，差几年也不行。当明代的材料与他设定的观点一致时，差几百年也行。这样的考证有什么说服力呢？
文中大量引用今人的话作证，实在不起一点作用。今人如果作了考证，而且考证的有理，是可以引用的。但学者们在写文章时，涉及到自己没有作过研究的问题时，往往不得已，沿用人云亦云的说法，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杨文所引全是人云亦云的说法，这怎么能当证据呢？
杨氏作为开封天波杨府联谊会副会长，为天波杨府作辩解，其心情可以理解。但研究历史必需尊重事实。
关于“天波杨府”，可以肯定是明人的创作。天波是宋首都开封的城门名，宋代绝对没有以首都某门去命名府第的，我查了有关北宋首都开封和南宋首都临安的记载，都没有这样命名。元代杂剧中称杨府为“清风府”，到明代小说里才加工为“天波杨府”。对此，我在《天波府与焦赞孟良考》有详细考证，请参看《杨家将文化》2017年2期。这里不再多谈。
杨家将的府邸不在开封，不等于今天开封的天波杨府没有存在的价值，明、清关于天波杨府记载以及相关的小说、戏曲、传说，说明杨家将活在广大群众的心中，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人们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地方纪念他们。真实的历史与文化现象两者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现象是对历史的加工，是表达人民美好愿望的方式，杨门女将，人们并不因为她们不是历史的真实而加以忽视，难道不是明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