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民族政策与北宋“积弱”局面的形成

———以陕北党项为中心

榆林学院政法学院　刘翠萍

一、隋唐民族政策实施的原因及其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中国历代王朝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有不少论著、论文面世，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对唐王朝民族政策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学者们一致认为，隋唐王朝实施了遣使招抚、恩威兼施、和亲 柔化等开明的民族政策。但在分析隋唐时期民族政策产生的原因时，有学者强调隋唐统治集团的出身情况、民族平等思想等对其民族政策的制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认为“华夷一家”是当时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思想。

笔者以为，历代王朝民族政策的制定是以自身实力及其与周边各民族及民族政权的力量对比为基础的，统治者的民族平等思想等主观因素在民族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隋唐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是根据隋唐王朝的国力及其与周边各民族及民族政权的力量对比做出的最佳选择，正如骆桂花先生所言，唐开明民族政策是“唐与周边各族军事力量强弱对比的外在反映”。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量内迁，他们越过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逐渐深入内地，“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北部民族分布的格局”；他们占领土地，建立政权，加剧了我国北方的分裂割据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成为隋唐王朝的编户齐民，他们已经汉化或正在汉化中。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迁入内地。至隋唐时期，东北的契丹、奚、室韦和靺鞨，西北的突厥、回纥、吐谷浑，西南的吐蕃、南诏等先后出现强大的民族政权。面对比秦汉王朝更加纷繁复杂的民族分布格局、民族关系及周边众多的民族政权，如何强化对已经迁入或正在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进行管理，又如何处理与周边各民族和民族政权的关系，是隋唐统治集团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多个民族政权并存，民族居地不断扩大、人口众多的复杂格局，隋唐统治者无法采用大一统的汉族政治统治形式，在与境外民族政权对中间地带少数民族人口的争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隋唐统治者以强大的国力为基础，对党项等较为弱小的民族，采取招抚使其内附进而内迁，羁縻、和亲等民族和解政策，以免他们臣属吐蕃等较强的民族政权，形成合力联手抗唐，结果，原臣属于吐谷浑并与吐谷浑联姻的拓跋赤辞的归附，“使吐谷浑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军”，而唐通过招抚吸引党项部落内附进而内迁的政策，“在很长时期里都是其遏制吐蕃、稳定西北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隋唐王朝巧妙利用民族矛盾，以夷制夷，使各族力量相互抵消，从而达到消除边患的目的。

隋唐王朝开明的民族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既维护了隋唐王朝的稳定与繁荣，同时，也吸引来更多的少数民族内附进而内迁，对我国北方特别是西北民族格局的演变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后的历史变迁中，对中国历史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实施，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少数民族大量内迁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推动了新一轮的少数民族内迁浪潮，党项族正是在此时大量内迁进入陕北，且深入陕北腹地，奠定了宋夏对峙的地域与人口基础。

二、党项族内迁对北宋边境形势的影响

(一)隋唐时期党项族的内附与内迁

党项族源于羌族，又称党项羌，由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后的泛称。

隋时，党项居地“东接临洮(今甘肃岷县)、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此时，已有党项部落内附。

面对周边少数民族及民族政权林立的局面，唐王朝采取扶弱抑强的策略，为了遏制吐蕃，对党项部落进行招抚。贞观三年( 629)，细封步赖首领响应南会州都督的招谕举部内属，唐“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在党项居地建立起羁縻州。此后，党项诸部纷纷效仿，率部来降，唐“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贞观五年(631)，唐在河曲地区党项居地设置16个羁縻州和47个羁縻县，并在拓跋赤辞居地设置懿、嵯、麟、可等32州，以归降的各部首领分任刺史，隶松州都督府，其中，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并赐李姓。贞观六年，党项内附人口剧增，史称“三十四万口”。

从贞观末年开始，在吐蕃的逼迫下，为了避免党项倒戈，与吐蕃联手抗唐，唐允许党项部落内迁进入唐王朝的内地，这样，党项部落开始了持续达百年之久的内迁。他们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地陆续向内地迁徙，部分迁居到陇右北部诸州，更多的迁居到关内道庆、灵、银、夏、胜等州，其中夏、银、胜三州辖境大部分在今陕北地区。唐设州郡、羁縻府州等予以安置。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势力北上，相继占领陇右、河西，迫使原居于此地的党项、吐谷浑东迁进入关内道，又迫使原居住在关内道诸州的党项、吐谷浑诸部的居地发生变化。为了阻断关内道北部的党项、吐谷浑与陇右吐蕃的联系，唐朝廷听取了郭子仪的建议，对党项、吐谷浑等进行了有组织的迁徙，结果，将静边州及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绥州(今陕西绥德)、延州(今陕西延安)等地又迁来不少党项部落。

    开元九年，在灵、夏之间的六胡州爆发以胡人康待宾为首的反唐起义，起义最终被唐朝镇压，六州胡人被迁往河南、江淮等地，六胡州的居民遂以内迁党项为主。麟州专为安置六胡州起义后降附唐的党项部落而设置，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年，为了镇抚党项余众，“析胜州之连谷、银城置”，其境内居民主要是党项。世袭府州刺史200年之久的折氏，或为党项，或为党项化的鲜卑人，足以证明府州亦为党项聚居地，其居民当以党项为主。

“侨置府州”是唐朝廷在缘边诸州设置的、用以安置和管理内迁各族各部落人口的都督府、州。灵(治今宁夏吴忠)、庆(治今甘肃庆阳县)、银(治今陕西榆林县南)、夏(治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缘边四州是边疆少数民族、部落的主要迁居地之一，因此，也是关内道侨置府州最集中的地区。

关于迁入陕北的党项族人口数量，《旧唐书·党项羌传》载：党项族“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仍散居灵夏等界内”。《新唐书·地理志》载，安史之乱前后侨置于灵、庆、银、夏诸州界内的党项羁縻州五十一，府十五。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次迁徙到灵、庆、银、夏一带党项族人口无疑超过了天授三年时内附的人口。据此估算，迁入灵、庆、银、夏一带的党项部落人口不下50万。另据唐人沈亚之称，元和年间，夏州的“属民皆杂虏，虏之多者曰党项”。李翱也指出，夏、绥、银一带“党项千余落，以畜牛羊马代田业”。宋朝初年，夏州“管汉户二千九十六，蕃户一万九千二百九十”。所谓“蕃户”，主要是指党项族。可见，党项民族移民及其后裔已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据周伟洲先生统计，从五代到北宋时期，在陕北的府州、银州、丰州、麟州、夏州、宥州、绥州、邠宁和鄜延等地分布着大量党项部落，他进而认为，唐末以来聚居陕北地区的党项族日益发展，成为陕西境内人口最多、势力最强的民族之一。经过五代到北宋长时期的融合，原与党项杂居的陕北蕃部，如突厥、铁勒、吐谷浑等，大部分或汉化，或党项化。陕北蕃部的党项化也是党项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有力证据。

(二)党项族内迁进入陕北对北宋边境形势的影响

唐王朝统治后期，受到藩镇割据与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唐王朝对党项羁縻府州的管控逐渐松弛，各党项原羁縻府州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其中拓跋部发展最快，逐渐成为割据的藩镇。开元九年(721)，静边州都督拓跋思泰参加了唐王朝围剿六胡州起义的战争，为唐王朝立了战功；咸通末年，平夏部拓跋思恭趁中原地区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占据宥州(陕西靖边东)，自称刺史。黄巢起义爆发后，拓跋思恭助唐有功，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封夏国公，复赐李姓，拓跋氏从此占据夏、银、绥、宥四州，成为陕北地区最大的藩镇势力。在唐末五代的乱局中，党项拓跋氏(夏州李氏)世袭定难军节度使，势力不断壮大。党项羁縻府州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唐亡后，夏州李氏以一镇四州为基地，与五代政权及北汉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而内地诸政权为立足中原，无暇西顾，又相继对拓跋氏采取羁縻政策，承认其特权与地位，定难军节度使得以传承。后唐明宗借口首领李红福之死，采取强令“迁镇”的方法，企图将夏州李氏逐出夏州而无果，“自是夏州轻朝廷，每有叛臣，必阴与之连以邀赂遗”。其后的三朝对夏州李氏多采取封官进爵的笼络政策，以利用西夏抗击契丹。

北宋建立后，拓跋氏归顺北宋，北宋继续册封拓跋氏首领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州李氏曾经协助宋廷对抗契丹，并多次助宋攻北汉。但是随着宋朝次第统一全国，削藩政策成为既定趋势，宋夏关系发生了逆转，使得北宋边防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981年，因族人不满其自行继位，李继捧入朝宋帝，愿献出所辖四州八县之地，请求留居开封。宋廷遂派使赴夏州诏拓跋族人悉数入京。继捧族弟李继迁率领部众武力抗宋，和北宋在陕北地区多次发生冲突，宋夏武力对抗由此开始。为此，李继迁开始联辽抗宋。1038年，元吴称帝建国，正式拉开了宋夏战争的帷幕。西夏建立后，先后与辽、金联合，共同抗宋。夏辽联合增强了双方的力量，西夏借助辽的声援，与北宋对抗，成为北宋的心腹大患；辽成功地利用宋夏矛盾，在三方角力中坐收渔翁之利。

金人建国后，随着金朝势力的不断壮大，夏被迫放弃联辽，向金称臣。

在北宋时期，辽、金地处漠北，除幽云十六州外，对北宋力量的牵制十分有限，但西夏地处陕北腹地，始终是大宋王朝的心腹大患，消耗了北宋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三、北宋“积弱”局面的形成与隋唐开明民族政策的关系

    近年来，学术界对北宋积贫积弱的讨论仍在继续，在分析北宋积贫积弱局面形成的原因时，多数学者认为，在治国与边备问题上，北宋王朝在“守内虚外”、“重文抑武”国策下，在对待辽与西夏的关系上，始终采取消极防御政策，在制定政策及处理军国大事时、皆以防 范内患为基点，最终造成北宋王朝的积弱局面。

目前，也有学者对宋代积贫积弱问题提出质疑，如李华瑞先生认为：“纵观两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的重要战役，若以进攻和防守这两种战争基本形式和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来衡量，宋的军事失败基本上都发生在宋发动的进攻战役方面，而宋在境内抵抗来自辽、西夏、金、蒙元进攻的防御战，则宋军多能取得颇为不俗的战绩。”

笔者以为，不论“积贫积弱”一词能否准确地概括北宋的国家实力，但宋朝在军事能力上的弱势是显而易见的，北宋王朝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除辽、西夏、金等的军事威胁，重大战役败多胜少。在军事失利的背景下，宋夏、宋辽和约以宋付出巨额的“净赐”、“回赐”、“助军旅之费”为代价换取和平，和约双方所获取的利益明显不对等，处处体现出北宋的守势与弱势。

历朝历代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军事对抗。在军事对抗中，草原民族常常以强大的骑兵优势迅速获胜，为阻止少数民族牧骑南下，从战国到明王朝历朝历代重视长城修筑，据险而守，以此来弥补中原王朝骑兵实力的不足。另一类是通过和亲、招抚建立羁縻府州等民族和解政策，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与繁荣。面对严峻的边境形势，北宋王朝不得不选择民族和解政策。究其原因，在隋唐时期开明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大量少数民族内迁进入内地，致使北宋王朝无法利用长城天险进行阻断式防御。同时，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在唐末五代的乱局中迅速崛起，形成割据势力，并与境外少数民族政权联手抗宋，组成北宋王朝的最大的离心势力，这些势力的联合力量远远超过宋王朝的实力，北宋王朝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其“积弱”态势。

(一)隋唐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为少数民族割据势力的形成及长期存在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实施开明的民族政策，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些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实施，无疑加速了少数民族内迁的速度，也扩大了他们迁入内地的人口规模与居地范围。党项族的内附从隋开始，唐设数十个羁縻州安置大量内附党项，经过百年之久的数次迁徙，党项族最终发展成为陕西境内人口最多、势力最强的民族之一，他们聚居于银、夏、麟、府等缘边地区，成为这些地区人口的主体。经过五代的乱局，宋朝羁縻州、县、洞的设置远远多于唐代，所涉及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更为广泛，这就表明，及至宋代，少数民族的居地进一步扩大。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不仅改变了民族居地与民族成分，而且改变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实力对比。

而羁縻府州的设置及近似自治的治理模式，保障了内迁民族的相对独立性，延缓了其与汉族融合的进程，他们俨然国中之国，民族意识迅速觉醒，进而形成割据势力。而唐王朝对少数民族上层的安置与重用，重用蕃官蕃将，则使他们在军政实践中迅速成长为民族领袖，为日后的独立建国奠定了基础。突厥、党项迁居人口最多，五代中的后唐、后晋与后汉及十国之北汉均为西突厥别部沙陀所建。隋唐时期，先后内附进而大量内迁进入陕北的党项族奠定了西夏建国的基础。

对党项族实施的羁縻府州制度，是在唐王朝国力强盛的背景下进行的，随着唐后期藩镇割据势力的增长，唐王朝中央权力的削弱，中央王朝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管控能力逐渐松弛，党项羁縻府州凭借自己辽阔地域与众多的人口，在唐末五代的乱局中，迅速发展壮大，随着其民族意识的觉醒，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直至称帝建国。

    (二)党项族大量内迁进入陕北使北宋无法利用长城天险进行阻断式防御

长城作为有效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设施，战国、秦汉、隋、明各代均修筑过长城，并利用长城及其附属城、堡、寨对北方草原民族的牧骑南下进行有效防御。地处农牧交界地带的榆林是我国历代长城修筑的中心区域，榆林现存的长城包括战国魏、赵、秦长城，秦长城及城池，汉长城及城、堡、台、寨，隋长城及城池，明长城及城址、营堡、墩台。这些长城及其附属军事设施，几千年来对有效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隋唐招抚政策的实施，使大量少数民族内迁，其居地深入到长城以南甚至中原地区，使北宋王朝无法有效利用长城天险进行阻断式的防御。

938年，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献给契丹，使辽的统治疆域扩展到长城以南。北宋建立后，宋辽争战围绕幽云十六州展开。

宋夏战争从双方交界的山陕黄河起，西到陕北、宁夏、甘肃直到河西，战事连连。地处战略要冲的横山一线成为宋夏争夺的主要地区，也是战争的主战场，在陕西境内，从西夏建立到北宋灭亡的八九十年间，陕北成为主战场，三川口之战，宋军战败，战事南到鄜延，中经绥银，北到麟府，双方在边境地区展开拉锯战。在多次进攻失利后，宋军在战争中不断加强防御，以修筑城寨、浅攻近逼的方式步步向夏进逼，将宋的边境从麟、府、银、绥、延一线向夏境内推进，这也是陕北现存大量宋代城寨的原因，据周伟洲先生的统计，宋夏战争期间宋在陕北地区修筑的堡寨、镇和所置的军，共计129个。在漫长的宋夏边境线上，北宋投入大量的兵力戍守，“庆历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而守之”。终北宋一代，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正如李华瑞先生从宋朝立国的形势方面对宋进攻战败多胜少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宋初失去长城天险，无法阻御草原民族牧骑南下；北宋与边疆民族在骑兵力量上存在较大差异。

可见，隋唐王朝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党项族大量内迁进入陕北，北宋王朝建立后，在宋夏、宋辽对峙中，北宋王朝既无法组建强大的骑兵，又无法利用长城据险而守，以削弱辽夏的骑兵优势，这是北宋“积弱”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之。

(三)夏辽结盟是北宋“积弱”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隋唐开明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突厥、党项部落大量内迁进入西北缘边各州，随着其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纷纷建立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经常与漠北民族政权相勾结，以增强自身与周边割据势力争夺中的实力，并作为对抗中原王朝的依附力量，如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借契丹之助，攻入洛阳，灭后唐；北汉曾联辽进攻后周、与宋对抗，成为宋初的一大边患。在长城内外少数民族政权的联合中，西夏以其广阔的地域、重要的战略地位及众多的人口，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或许是出于共同抗宋的现实需求，或许是出于民族认同，西夏从李继迁叛宋到西夏灭亡，一直寻求境外民族政权的庇护，先后依附于辽、金、蒙。在这种联合中，夏辽长期稳定的宗藩关系无疑增强了双方的实力，是宋辽、宋夏交往中，北宋呈现“积弱”态势的根源。而夏金短暂的结盟有助于金人集中力量对付北宋并最终灭亡北宋。在北宋的积弱之势的形成中，地处陕北腹地的西夏起到了关键作用。

西夏从李继迁叛宋时起，就开始积极寻求可依附力量，李继迁首先选择辽作为依附对象。统和四年 (986)，向辽称臣，辽盛宗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将宗室女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不久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李德明则分别接受辽、宋的册封，党项在辽宋对峙中积极寻求生存与发展空间。元吴称帝建国后，随着辽宋关系的缓和，辽为了自己得到更多的“岁币”而答应宋，逼迫西夏臣附于宋，夏辽关系恶化，1044年、1049年，双方二次爆发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为了摆脱“两个拳头打人”的困局，夏惠宗开始寻求改善与辽的关系，夏崇宗竭力修好于辽，多次向辽求婚，辽天祚帝将宗室女南仙公主嫁给夏崇宗，从此，夏辽关系进入稳定发展期。在辽的支持、怂恿、默许下，夏多次袭扰宋的边境。辽在自身国力不济、无法出兵支援的情况下，充当调停人的角色，遣使为夏请和。正是借助辽的声援，才使西夏在与北宋的关系中，一直居于主动地位，时战时和，叛服无常。

    辽则通过声援或扶持这些少数民族割据势力，从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及汉族政权两方面获取土地与人口资源及大量的朝贡物资绢银，并以此来与汉族政权争夺地盘。在少数民族割据势力与汉族政权均修好辽的时候，辽选择的一般是少数民族政权，如援助北汉抗宋。因此，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与内地少数民族政权的结盟是双方长期存在并在战争中多次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1115年，金国建立初期，西夏援辽抗金，面对金国的压力，西夏很快放弃联辽，向金称臣。天会二年 (1124)，金夏达成和议，夏“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金夏宗藩关系正式确立。

    宋夏交往以争战为主，而短暂和平的取得，始终无法脱离辽的影响，李德明虽与北宋和好，但同时接受了辽、宋的册封；元昊称帝后，维持了20余年的宋夏议和是在辽的调停甚至胁迫中完成的。西夏始终是漠北民族政权在内地拉拢的唯一持久而重要的力量。北宋 在与西夏漫长的边境线上消耗了自己的国力，夏辽结盟是北宋“积弱”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

　　　　　　　　　　　　（转自《新华文摘》2016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