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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赵锦《赠雁门杨无敌宗嗣门匾叙》阐微

2019-03-25 16:28:50 来源:杨家将文化研究会 浏览:571
内容提要:旅美学者  杨立
《赠雁门杨无敌宗嗣门匾叙》是现存于代县鹿蹄涧杨家祠堂内的六通石碑之一,碑文书写于“嘉靖庚戌秋日”,即嘉靖二十九年(1550);作者署名是明“赐进士嘉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太平赵锦”。接受门匾和叙文题赠的是鹿蹄涧杨氏家族的两位代表——“耆老杨瑚”和“驿丞杨攀”。

旅美学者  杨立

《赠雁门杨无敌宗嗣门匾叙》是现存于代县鹿蹄涧杨家祠堂内的六通石碑之一,碑文书写于“嘉靖庚戌秋日”,即嘉靖二十九年(1550);作者署名是明“赐进士嘉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太平赵锦”。接受门匾和叙文题赠的是鹿蹄涧杨氏家族的两位代表——“耆老杨瑚”和“驿丞杨攀”。碑阴则刻写着鹿蹄涧杨氏从一世杨绅至五世杨节的明代世系图谱,立碑人为七世杨瑚和杨攀。

图为鹿蹄涧杨家祠堂内的碑亭,其中就有本文谈到的赵锦《赠雁门杨无敌宗嗣门匾叙》碑。(网络图片)

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子嗣,武宗堂弟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遂以宗藩入继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世宗登基后,为了追封生父兴献王的问题,和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臣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引发明中叶政坛危机,史称“大礼议之争”。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月,明世宗朱厚熜采纳礼部尚书夏言的提议,诏许天下臣民得祀始祖。世宗君臣的本意,是为因其追封生父兴献王为皇帝而导致的一系列不合常规的改制措施,寻求社会舆论的支持,但结果却意想不到地掀起和推动了民间建祠祭祖和修谱联宗的热潮。不数年,强宗巨族在明帝国各地基层社会中迅速崛起,形成了由族人、族长(或宗嗣、宗子)、族谱、祠堂(或家庙)、族田(亦称公田或祭田)、族规(或家训)等要素组合而成的宗族共同体,成为国家权力之外,对个体社会成员最有约束力、但同时兼具互助功能的基层社会组织。

鹿蹄涧杨氏在明代嘉靖年间,受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也展开如火如荼的宗族共同体建设。在嘉靖二十九年前,即已以“强宗巨族”的姿态,崛起于晋北边地代郡。赵锦碑碑文显示,彼时鹿蹄涧杨氏已具备标志一个成熟宗族共同体形成而所应具备的各种重要元素,如家庙、祖像,图谱、公田和祭祀;并于嘉靖二十九年首度引起奉天子之命巡边的兵部右侍郎赵锦的注意,后者以私赠门匾和题写叙文的方式,确认了族人杨瑚和杨攀为“雁门杨无敌”宗嗣的地位,肯定了他们以杨业为始祖,以建祠祭祖、联宗合族为核心而展开的宗族建设活动的正当性。

是年秋,杨瑚和杨攀在立石刊刻巡抚赵锦题写的叙文的同时,也把记录本宗族明代世系的图谱一并刻在碑阴(见附录)。

一、赵锦碑碑阴所刻图谱

赵锦碑碑阴所刻是鹿蹄涧杨氏的明代世系图谱,采用的是很典型的“五世一图”的格式,这种格式体现的是欧阳修“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到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的修谱理念[i]。始祖“处士杨公讳杨绅”被置于碑阴上方正中位置,后世子孙则按辈分依次排列,鹿蹄涧一支始终居于正中。每个世代在列出人名之外,还在左侧、左右两侧或下侧加注,简述该人的生平、居所或迁居地、子嗣及官爵等情况。杨绅旁注“公乃元时元帅之玄孙,□祥院判怀玉之子也,避兵难不离本土,世守鹿蹄涧祠堂,今属代州望台里,生子五人。”杨怀玉的名字亦见于现存鹿蹄涧杨家祠堂内的另外两通石碑、即《弘农宗祖碑》和《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的碑文或碑阴世系图谱中,不过前者记怀玉的官职为“殊祥院奏差”,后者为“殊祥院判”。在明代鹿蹄涧杨氏建构的元代世系中,杨怀玉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由他上溯三代,即是鹿蹄涧杨氏视为其家族在元代最显赫的开基发祥祖元帅杨友和杨山兄弟。

按碑谱,杨绅的五子为震甫、成甫、通甫、淮甫和庆甫。谱注成甫因元末兵乱流居真定府行唐县背村,庆甫不知所之。通甫则于元末流寓北平順天府大兴县,生子德裕,德裕生文举,文举生成,成生善,善封兴济伯,又生四子,宗、容、宣、宏,各授锦衣卫。

杨善(1384-1458)字思敬,主要活跃于明正统、景泰及天顺初年。“土木堡事件”后英宗被俘,他主动请缨,出使塞外,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蒙古也先太师放还英宗。景泰八年(1457)代宗病危,他又参与了迎立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英宗重登大宝后,便以“迎驾”和“迎立”功获封兴济伯,子孙世袭。杨善久在朝中任职,从诸生起家(明代称考取秀才的生员为诸生),先后做到鸿胪寺卿、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荣衔,位居“九卿”之列,终获勋爵世封,可谓不世之遇。家中亦颇为豪富,曾在京城内外兴筑过不少嘉园名堂,见于史料记载的就有“积庆堂”、“忠孝堂”、“思亲堂”、“南园”和“东郭草亭”[ii]。其中在京郊修建的“东郭草亭”最为知名,是正统年间京师公卿大夫于政余休暇时宴游雅集之地。凡所赋诗皆由杨善搜罗在一起,后出资刊印成册,题为《东郭草亭宴集诗》[iii],在明代士人中广为流传。兹摘录其中一首由明初辅政的“三杨”中的内阁大学士杨荣题写的诗[iv]

万方人乐太平辰,朝退郊游逸兴新。近郭园林初过雨,向阳花卉更宜春。

兰亭觞咏殊同调,茅舍衣冠自绝伦。岁岁有期寻胜赏,载歌既醉答皇仁。

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则在诗集后附《书东郭草亭宴集诗后》一文,记述了正统初年由杨善召集而堪与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相媲美的几次诗坛盛会:

北京山川之嘉丽,园池亭榭游玩之胜,甲于四方。城内外贵家富室髙甍大栋相联属,华筵盛集,觞豆之珍,娇艳歌舞之娱,惟日不足。然所相与同乐,莫非志骛乎外者;茍志适乎内,有所弗屑矣。鸿胪卿大兴杨君思敬每岁季春之望,必置酒□[]文儒于东郭之草亭,自正统改元之岁至今已未[v],凡□[]者。三与于斯者,皆文学之名流,极觞咏之雅致,宾主洽欢,适乎内而遗乎外。京师若斯□[]者,殆千百之十一见也,非由鸿胪之难遇乎?三四年间,盍簮诸君子已有存没离合之不齐,盖亦嘉宾之难同也。嗟乎!兰亭己矣,后世所慕之者,以文字存焉,此东郭之集诸君子不容于无作也。己未之集,余以南归不及与,鸿胪间出其诗若文,属余题,因附氏于末云。是岁六月三日。

杨善卒于天顺二年五月,享年七十五虚岁,一生富贵风雅、福寿双全。从赵锦碑碑阴的世系图谱来看,来自順天府大兴县的杨善是鹿蹄涧杨瑚和杨攀的叔伯辈(六世),跟宣德十年(1435)中乙卯科乡魁的五世鹿蹄涧举人杨节同在正统朝做官——杨善任鸿胪寺卿,杨节任绥德州知州[vi],故不排除当时两人即有相识和过从、甚至认同宗的可能。

淮甫,元末流居保定府定兴县留村,生子敬,敬生增,增生谦,谦生斌。杨绅五子中,淮甫后人的官运和文运也不逊色。据收录在代县《杨氏族谱》中的一篇署名为“大学士李东阳”所撰的《播州宣慰司经历杨公讳斌墓志铭》记载,杨斌(1433-1498),字文质,号节斋。“土木堡之变”后,蒙古骑兵长驱直入,深入京城周边的畿辅要地大肆抢夺杀戮。时年十二岁的杨斌被掳北去,行至山西五台山,趁夜暗潜出虏营,藏身在险绝的山崖里躲过搜捕,三日后蒙古骑兵退出关外,他才得以逃归。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成化十二年(1476)杨斌被举荐入京城国子监读书。成化二十三年(1487)始出任播州宣慰司经历(从六品),卒于任。杨斌有两子,名滋、润。杨滋弘治三年(1490)高中庚戌科进士三甲,官拜监察御史。滋复有二子,名徵、復。

震甫是鹿蹄涧杨氏的先人,其名在碑阴图谱中位居正中,直接上承一世杨绅。谱注震甫亦有五子,世居鹿蹄涧,此即旭、聚、名(后来的纸谱写作“明”)、肃、彬。聚,洪武间迁居忻州部落村,成为彼处杨氏的始迁祖。肃、彬,谱注“乏嗣”,但后来崞县杨氏却自认是彬的后人。名、旭两兄弟则留居鹿蹄涧,各有四子[vii],成为开启鹿蹄涧杨氏八房的始祖。其中杨旭子秉彜一房的后人中出了前述的那位担任过绥德州知州的举人杨节(五世)、驿丞杨攀(七世)和鹿蹄涧堡堡长杨哲(九世),在明中期,秉彜房是鹿蹄涧杨氏中最受官府重视、在族中地位最高的一支,故五兄弟中,杨旭的名字居中,直接上承二世震甫。

二、赵锦碑文所述宋元时期鹿蹄涧杨氏的宗族世系

赵锦碑文显示,截至嘉靖二十九年,鹿蹄涧杨氏不仅已有完备的明代宗族世系图谱,而且也完成了对宋元时期的世系建构。碑文概述了鹿蹄涧杨氏由北宋杨业到元代友、山兄弟的“世将”传承谱系。杨业之后,继以延平、延定、延光、延辉、延昭、延朗诸子。延朗生宗保,宗保生文广。鹿蹄涧杨氏自居为文广之后,是由南宋杨再兴而降至元代友、山兄弟的后人。这个由北宋杨业到元代友、山兄弟的传承世系为现今传世的纸版《杨氏族谱》所沿袭。赵锦碑碑文还进而描述了他眼中所见嘉靖二十九年鹿蹄涧杨氏的生活:“延历我明,尚守家庙祖像,延绵七百余年,能尊王道以立训,明宗法以类族,耕公田以奉祀,习将略以游艺,各缘分而耕读”。在赵锦笔下,彼时的杨氏族人聚族而居,习文练武,耕读传家,俨然是一个组织完备、秩序井然的宗法小社会。

不过,若单从明代以降鹿蹄涧杨氏本身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来看,族中官职最高的杨节也不过是个从五品的知州,其他则都是不入流的地方小吏和村官。到杨瑚和杨攀时,七代人中自四世秉厚(杨名子)为生员以来,虽然历代中都会出几个秀才,但却只出过一名举人。尽管祖上在宋元时期貌似很显赫,这个家族在明代跟周边以科举进仕而起家的家族相比(如崞县张姓望族),实在并无过人之处,绝大多数族人的社会身份是民,而不是官绅。然而通过联宗合族,鹿蹄涧杨氏则得以把生活在鹿蹄涧村以外的其他杨氏纳入自己的世系中。而这些杨氏中,文有兴济伯杨善、御史杨滋,武有历任播州世袭土司、昌平侯杨洪、彰武伯杨信,他们的成功便成了鹿蹄涧杨氏的光荣。在这种“光环”效应的连带作用下,连“代天子巡边”的兵部右侍郎赵锦都禁不住赞叹:鹿蹄涧杨氏“缙绅名物孚于今古,仁义英贤相半朝野,殆非土断白籍之人家也”!

这里于是便引出一个问题:鹿蹄涧杨氏以民籍而跟在朝为官的其他杨氏攀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何以这些位居社会金字塔顶尖的杨姓高官也愿意同地处边陲的鹿蹄涧村民认同宗呢?在笔者看来,宗族共同体的建设是“尊祖敬宗收族”等一系列儒家理念的具体实践,在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明清时期,由科举出身而深受儒学浸染的官员们往往是这一理念的倡导者和践行者。理学“一本万殊”的观念强化了社会各阶层对始祖的崇拜,加强了宗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使成员之间产生了基于血缘的亲切感和宗族认同意识,从而超越彼此阶级和身份的藩篱,在“尊祖敬宗”的旗帜下,合为一族。双方从这种联合中各取所需,满足了自己的需要。除了杨家将族源认同带给全体族人的巨大荣耀感和自豪感之外,鹿蹄涧杨氏通过与同姓氏的豪门势要之家联宗合族,在区域社会里抬高了自己的门户和社会地位,赢得官府的特殊保护和优待,享受着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实惠”[viii]。做官的杨氏则在践行儒家理念的同时,还满足着一种特殊的心理需求。在他们看来,鹿蹄涧村倚山枕水,左右流泉,南面紧邻五台山佛教圣地,山涧石上有天然的双鹿蹄痕[ix],是风水极佳堪称“宜子孙”的吉壤胜地。鹿的谐音是“禄”,古人相信,能在这样的风水宝地安妥祖宗亡灵,建祠立庙,四时奉祭,子孙后代定可世享荣华富贵。

三、与赵锦碑有关的几个重要人物

与赵锦碑有关的几个重要人物首先是碑文作者赵锦,其次是立碑人杨瑚、杨攀兄弟。

赵锦,字文卿,北直隶顺天府良乡人(今北京市房山区),正徳十二年(1517)丁丑科进士[x]。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溃边墙而入寇大同,总兵张达和副帅林椿战死。朝廷将原任总督和巡抚撤职查办,转而命侍郎苏佑代摄总督之职,赵锦为巡抚。但俺答不久又拥众再度窥视大同,宣大总兵仇鸾惶惧无策,乃出重金买通俺答,让他去攻打别处,勿犯大同。俺答接受贿赂后,掉头东去,是年秋八月,帅部由古北口南下,进犯京师。兵部尚书丁汝夔承首辅严嵩旨意,约束将士不许出战,蒙古兵遂在饱掠京郊地区之后,满载而归,史称“庚戌之变”。赵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兵部右侍郎出任大同巡抚[xi]。从碑文记录的日期“庚戌秋日”来看,赵锦是在赴任不久后就来到代县鹿蹄涧视察的,这不仅说明他身为朝庭命官对地方风教的重视,更说明,鹿蹄涧杨氏此时的宗族建设成果丰硕,已足以引起官府的注意。

彼时接待他的是鹿蹄涧耆老杨瑚和驿丞杨攀。杨瑚和杨攀在代县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设中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收录在代县《杨氏族谱》中的《旧谱纪略》一文记录了他们的历史功绩,称赞他俩“筑堡御侮,修祠缮谱,以贻后世,其功尤为不朽。”[xii]有关杨瑚修谱的事迹,道光版杨茂林序里也有追述:“而二十四世瑚公与播州、燕京会谱,谛宗系,别昭穆,旁搜远绍以上附于元谱,明有承也。”[xiii]但因年代久远,杨茂林把杨瑚在嘉靖时修谱的事误记为万历丁未年。他还首倡鹿蹄涧杨氏丁未年修谱说,把杨怀玉定为代县谱的始修者,称《杨氏族谱》一修于元代至正丁未,二修于明万历丁未,道光版恰好也成谱于丁未年。后世因袭其说,代县鹿蹄涧杨氏丁未年修谱便成定论,杨瑚和杨攀嘉靖年修谱的事遂被埋没。

这是代县鹿蹄涧杨氏在明嘉靖年间为抵御蒙古骑兵的侵略而修筑的鹿蹄涧堡遗址。《旧谱纪略》记录了杨瑚和杨攀“筑堡御侮,修祠缮谱”的历史功绩,此堡应是他们所筑。(网络图片)

杨瑚和杨攀分别是三世杨名和杨旭的玄孙,两人是刚出五服的同族兄弟。赵锦在碑文中称瑚为“耆老”,可见其在嘉靖二十九年时年事已高,按“耆老“的字面意义,六十为耆,七十为老,年龄至少应在六十岁以上。假如他在嘉靖二十九年只有六十岁的话,与万历丁未年(1607)相隔五十七年,到任彦棻修谱时就已年过一百一十七岁高龄了。故可以确切地说,杨瑚和杨攀主持修谱不在明万历丁未年,而是在嘉靖年间。嘉靖谱在体例上采取的是不同于万历版的“图谱”形式,同刊刻于《弘农宗祖碑》、《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和《赠雁门杨无敌宗嗣门匾叙》等碑碑阴的图谱应属同源文本,但已完整地建构了鹿蹄涧杨氏从晋伯侨受姓之始迄明代的宗族世系。其间历东汉弘农杨震三世,至五代杨攽、杨衮父子和北宋杨家将(包括杨业及其八子:延平、延定、延光、延辉、延昭、延朗、延兴、延玉);延朗生宗保,宗保生文广、充广;文广孙再兴生义[xiv],传德、春、寿,降及元代友、山兄弟;山生思恭,传杨贵、杨怀玉、杨绅,进而开启明代世系。现今传世的代县《杨氏族谱》自杨业断始的体例是万历年编谱时由任彦棻确立的。嘉靖版《杨氏族谱》虽然在体例上还不很完善,而且极可能是以手抄和手绘的形式问世的,但却开启了鹿蹄涧杨氏修谱的传统,为紧随其后的万历谱的编纂积累和保存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在代县《杨氏族谱》的编纂史上功不可没。

杨攀是杨节的嫡孙,谱中对他的武功颇多赞美,说他“武勇超群,职居驿丞”,又说他“尝会御史滋于京,挺身入播”[xv],可见杨攀之于编谱的作用更多是外勤和联络,而不是文字方面的——文字方面的工作应主要由杨瑚承担。然而从署名为杨瑚所作的《开平杨氏续录序》一文的写作水平来看,这位被赵锦尊为“耆老”的长者,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杨氏族谱·封秩表》里没有他曾为生员、庠生、廪生或监生等在官学里读书的记录,更证明他的身份只是普通耆民。故此推知,在今传世的代县《杨氏族谱》中所保存的某些未经署名的旧文,如《宗说》、《公田说》《习射亭记》、《杨氏族谱题词》、《原宗录序》,《旧谱纪略》等,大多数很可能都只是经杨瑚整理,而不是创作。对这些旧文,万历谱的编纂者任彦棻已不知其为何代何人所作,他评价说:“内间有差讹及文势难通者,盖传写之谬耳。今亦无所考证,不敢妄为删改,俱存旧文,以俟后君子裁焉。”[xvi]

那么究竟谁是这些旧文的作者呢?笔者推测,在杨瑚和杨攀之前,最有资格和能力写作和修谱的是杨攀的祖父杨节。据清道光己亥举人雁门郎□所作《绥德州知州杨公讳节墓铭》[xvii],杨节“宣德乙卯中乡魁……授绥德州知州……继以亲老告归……[]制后不复仕进,卒以教读终。”明代官员退休归里后往往致力于为本家族建祠修谱。杨节据称“比抵里,宦资无余”,那么,他即使无力建祠,也有能力纂谱。故经杨瑚整理而收录在其主编的嘉靖谱里的某些材料,很可能就出自杨节之手,有些则是和他有文字酬答之谊的朋友所写。这些文字,从杨节等人最早书写,到杨瑚整理,中间已历近百年。等到任彦棻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又过了近六十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传写”,自然难免会出现“差讹及文势难通”的问题。如果笔者的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代县《杨氏族谱》的始修者应是五世杨节,而不是元代的杨怀玉。因为证明杨怀玉存在的两通所谓“元代石碑”,其中一通已经证明是伪碑[xviii],另一通的制作年代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四、赵锦碑何以谈到“僭”的问题

赵锦在碑文结尾处谈到“僭”的问题。在文中,他称杨家祠堂为“家庙”,而不称“祠堂”,这和杨家祠堂是奉祀始祖的建筑有关。南宋朱熹提倡的家族祠堂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古礼,只有天子、诸侯和卿大夫才有资格根据身份等级建造不同数目的家庙,如《礼记·王制》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而且只有天子和诸侯才可以祭始祖,庶民则只许在居室的正厅、即“寝祭”父祖两代。代县鹿蹄涧杨氏以庶民的身份而建“家庙”,这在古代是僭越礼制的行为。明代自嘉靖十五年“大礼议之争”后,民间兴起建祠祭祖之风。虽然官方的政策早已解禁,但时过十四年之后,对于庶民建庙祭祖是否合乎礼制,地方缙绅阶层中的保守人士显然仍持有异议。赵锦为鹿蹄涧杨氏辩护的理由是:首先,鹿蹄涧杨氏并非“土断白籍之人家”;其次,受祀者杨业属于“激烈而忠诚有国者,宜庙祀血食”。对像杨业这样的“仁义英贤”,酬功尚且不足,谈何僭越?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足尽酬……胡何僭也!”为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以私赠门匾和题写叙文的方式,对杨瑚和杨攀建祠祭祀杨业的行为予以肯定和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赵锦在碑文中完全采纳了鹿蹄涧杨氏建构的宗族历史叙说。以其进士的学养,当不至于看不出其中特别是涉及早期历史的部分与正史的乖违。但他关注的不是历史的真实性,而是在大敌当前、边关告急的情况下,如何借助杨业“祖孙父子,精忠贯日,襄翼王室,勋烈赫然”的道德榜样,来激劝民心和士气。他还引用苏轼《三槐堂铭》里的名句,据“仁者必有后”的观点,赞扬了杨业的仁德,称“今无敌寿而有后,是其仁格于天,天乃寿之以无疆。臣服多历年,所以笃周祐,故精神命脉之长之大之若此。”意思是说,因杨业父子祖孙积德,其后代才人才辈出,福祚延绵不绝。

明代山西提学副使陈棐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题写的牌匾,至今仍悬挂在代县杨家祠堂祠门的门楣上。(网络图片)

嘉靖二十九年,明王朝经历了继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后的又一个令帝国蒙羞、将士丧气的“庚戌之变”。闻鼙鼓而思良将,奉天子之命巡抚大同边镇的兵部右侍郎赵锦出于现实政治需要,大力肯定了代县鹿蹄涧杨氏以杨业为始祖的宗族建设活动。在他题写门匾和叙文之后,代县鹿蹄涧杨氏作为北方边地的一个新兴的“强宗巨族”,迎来了宗族建设的黄金时代,家族势运自兹蒸蒸日上。六年后,山西提学副使陈棐来到鹿蹄涧,这一次他“先会同布政司,行移文代州官吏”,在鹿蹄涧村竖刻表忠闾碑,正式旌表了鹿蹄涧杨氏;并于碑阴题写《表忠闾碑记》一文以记其事。他还于此行题写了“奕世将略”牌匾,此匾至今仍高悬于杨家祠堂祠门的门楣上。约五十年后,赐进士出身、奉敕总理山西粮储兵马、兼管屯粮的户部河南清吏司郎中任彦棻,受巡按山西的监察御史康丕扬(1552—1632)之托,重编《杨氏族谱》。任彦棻在万历谱序中自云:“乃取杨氏旧谱,稍为检阅,讹者正之,缺者补之。托始于杨业为勋名,所由显也;先以杨公衮推本,所由出也。统以宗系而支派不淆,列为世次而先后不紊,别为四卷而纲目区分,续为传记而表扬功绩。”[xix]经任彦棻之手编纂,又以官费付梓刊印的万历谱,与杨瑚、杨攀主持编纂的手抄本嘉靖谱相比,不仅奠定了现今传世的《杨氏族谱》的世次排列、分卷标目和自杨业断始的体例,而且在质量上尤为上乘。嘉靖谱因此被淘汰,嘉靖谱的编纂者杨瑚和杨攀对于鹿蹄涧杨氏宗族建设所作出的筚路蓝缕的历史功绩也渐被后人遗忘。希望本文的写作能还他们以历史的公道,把应属于他们的荣誉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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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赵锦《贈雁門楊無敵宗嗣門匾敘》碑文和图谱(皆出自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作《山西杨家将和明代播州土司的关系TheShanxi Yang family generals and their tusi conne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一文中)

碑文:

忽扵論世者,剽而不切;倖以成名者,虛無實功。此毀譽無真,臧否殽駁。余髫年,聞宋雁門刺史楊令公,不戰而屈人之兵,咸稱無敵。長閱史,見遼人之望見旌旗輙引去,果名實相符。長子延平,沖年保駕出幽,帥弟延定、光、輝三人,皆鞠躬盡瘁,同死天雄。延昭冰護遂城,延朗威震邊關,宗保、文廣撫蠻息腥,再興禦金兀朮而身焚箭鏃二升。祖孫父子,精忠貫日,襄翼王室,勳烈赫然。率皆無敵之振勵。及再興之子之孫,遞友、山為元河東雁門節度使。嗣有裔脈,延歷我明,尚守家廟祖像,延綿七百餘年。能遵王道以立訓,明宗法以類族,畊公田以奉祀,習將畧以遊藝,各緣分而畊讀,無即□[]淫,無從匪彜,猶有虎將之高風。況支脈繁衍,布滿四方,為武英之世胄,如□□□□(此处应指播州杨氏),昌平侯、彰武伯;為文傑墨翰,有興濟伯楊善、御史楊滋,與綏德州太守楊節之衆。觀此,不惟傳之悠久,抑且蔓生廣大,可見祖德宗功,父忠子義。縉紳名物,孚扵今古,仁義英賢,相半野朝,殆非土斷白籍之人家也。先正云:天可必虖?仁者必有後。天不可必虖?仁者必不壽。今無敵壽而有後,是其仁格扵天,天乃壽之以無疆。臣服多歷年,所以篤周祐,故精神命脈之長之大之若此。余聞:其風尚啟其義氣,而激烈忠誠有國者,宜廟祀血食,不足盡酧。余竊為贈,胡何僣耶!

嘉靖庚戌秋日賜進士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太平趙錦贈行耆老楊瑚驛丞楊攀門第立

图谱:

请将赵锦碑阴世系表排在这里





[i]《欧阳修集》卷七十四·居士外集卷二十四。

[ii]明吏部尚书王直作《积庆堂记》和《忠孝堂记》,分别见于《抑庵文集》卷一和卷五;明初翰林王洪作《思亲堂记》,见于《毅斋诗文集》卷六;明代内阁学士杨士奇作《南园宴游诗序》和《书东郭草亭宴集诗后》,分别见于《东里续集》卷九和卷十九。

[iii]明晁瑮《宝文堂书目·文集》存目,记为“东郭草亭宴集诗(北京八景诗附)”。

[iv]杨荣《东郭草亭宴集》,见于《杨文敏集》卷六。

[v]即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

[vi]杨瑚所作《开平杨氏续录序》称杨节为“庆阳知府”,赵锦碑谱注为“绥德知府”,均不见于正史记载。明代知府位在知州之上,一般宗谱或族谱在记录族人所任官爵时常有拔高的倾向。如《旧谱纪略》一文中记杨节“明宣德乙卯以明经中山西乡贡进士,授奉直大夫,知绥德州事。”然明代宣德乙卯科只有乡试,没有会试,故杨节所中只是举人,而非进士。《山西通志》中记“杨节,代州人,知州”。谱中他处,如清道光己亥举人雁门郎□所作《绥德州知州杨公讳节墓铭》,亦称杨节为“绥德州知州”。笔者认为,杨节以举人资格出仕绥德州知州的说法更接近于史实。

[vii]杨旭四子为:秉彜、秉刚、秉臣、秉春;杨名四子为:秉能、秉厚、秉增、秉泉。

[viii]历史上凡得到官府旌表的宗族,一般都可以得到免除徭役和赠官的优待。如唐宋时期的江州“义门”陈氏,在南唐时就已得到先主李昪的旌表,还以“蠲其沿征科役”作为奖赏。宋太宗也曾给予陈氏一族蠲免杂役的优待;宋仁宗则授予第十三任族长陈蕴为“本州助教”。

[ix]成化本《山西通志》载:“鹿蹄监:在代州东四十里,石上有鹿双蹄迹,故名。□村曰“鹿蹄监。”四库全书本亦载:“鹿蹄石在州东四十里,涧石上有双鹿蹄痕,石下有鹿蹄涧堡。

[x]此据《浙江通志》卷一百十九、《万历野获编》卷十八。

[xi]《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四载,嘉靖二十九年八月“戊子,虏出横岭口趋怀来川□才□口心□督苏佑、宣大巡抚赵锦、李良督兵邀击之,斩首四十八级,生擒三人。”据此,赵锦至迟在该年八月即已赴任。同书卷三百六十七载,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己巳,升巡抚大同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赵锦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协理京营戎政。”据此推知,赵锦到鹿蹄涧视察大约在同年十一月。赵锦次年升兵部尚书,不久即因被指为仇鸾党而遭谪戍。

[xii]代县《杨氏族谱》1999年综合本第八页。

[xiii]同上,第四页。

[xiv]现在传世的《杨氏族谱》在文广和再兴之间又添加了邦玉、广荣、杨畋等数世。

[xv]同上,第八页。

[xvi]任彦棻作《杨氏传略》,同上,第十二页。

[xvii]《绥德州知州杨公讳节墓铭》记杨节墓在鹿蹄涧村南。

[xviii]参见拙文《山西代县杨氏族谱中所见明昌平侯杨洪家世考实》,发表于《杨家将研究2018年第3

[xix]代县《杨氏族谱》1999年综合本第二页。任彦棻对旧谱中原收录的北宋以前的世系没有采信,他在序中声明说:“至其远祖,派衍于三代之前,历显于汉唐之世,则以典籍难稽,姑存其旧传,以俟后君子尔,不佞不敢妄为附会之说云。”这是万历谱不同于嘉靖谱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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