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代县鹿蹄涧杨氏“弘农宗祖碑”初探

旅美学者　杨立

“弘农宗祖碑”（文中简称“宗祖碑”）现保存于代县鹿蹄涧杨家祠堂内，碑阳和碑阴都刻有文字。碑阳讲述了立碑的缘起和目的，碑阴则刻录着代县鹿蹄涧杨氏建构的元代世系。据碑文所记，该碑是由生活在元末的殊祥院奏差杨怀玉及其兄弟于泰定元年（1324）立石，由雁门后学赵鹤鸣书丹、石匠刘宽甫刊刻。[i]同鹿蹄涧杨家祠堂内现存的其它两通石碑、即“世将碑”和“赵锦碑”相比[ii]，“宗祖碑”除了同样具有刻录和保存世系的功能之外，还有其它两通碑所不具备的“享祭”功能。本文试图对“宗祖碑”正反两面的文字加以全面探讨，揭示代县鹿蹄涧杨氏宗族建设的阶段性特点，同时也对该碑在代县鹿蹄涧杨氏宗族世系建构中，与其它两个石碑之间的关系及可能的创制年代提出自己的看法。

图左为“世将碑”，图右为“宗祖碑”，两碑现皆保存于代县鹿蹄涧杨家祠堂内，号称元代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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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祖碑”碑文和《程太夫人家训碑》旧文的关系

“宗祖碑”碑文同收入代县《杨氏族谱》中的一篇题为《程太夫人家训碑》（简称“家训碑”）的旧文，除个别字句有所变动之外，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对于这两个文本的关系应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宗祖碑”碑文和“家训碑”旧文，本属同源文本，故可以相互参校。但“宗祖碑”碑文较“家训碑”旧文更原始，后者应是杨氏族人多年后据“宗祖碑”碑文誊写下来并收入族谱保存的，因经过抄写和历次重修族谱时的多次重印而发生变异，试比较：

“弘農宗祖碑”碑文[iii]

竊見人之處世，罕延上壽之年：積善在身，過獲有餘之慶。時太夫人在疾，謂二子曰: “我之在堂，汝勤孝道：我之化後，義讓同居。今視諸孫，未分優劣，爾等可立義書，以明我誡。如後不義，分別家門，另生異見，則可獨出其身事產，資財分文勿與。若經官陳告，驗此為證。扵家之□不□□□。□□[岂不]聞□[田]貞之泣，荊樹再花？爾等無違，宜其慎矣！二子曰:“敬遵命矣！”寢息之間，倍常清潔，坐卧安寧，神彩不散。扵己丑年四月二十六日，卧化於正堂，亨年七十有五。至大葬之日，緇侶千餘，送者塞路，追薦功德，極其盛美。嘗聞源深而其流必大，樹茂而其根必深。驗楊氏之所出自弘農，悠悠然可考。今為元帥本族，枝葉甚繁，切慮其後子孫不肖，宗派忘稱，與上祖相同，尤為不孝焉。遂將三代之圖，列碣之陰，以昭後世耳。享祭之餘，可為鑑矣。以久為記。

峕大元泰□嵗次甲子庚午月乙酉日立石人楊仲公八代孫

                  殊祥院奏差懐□[玉]次□□[廷玉]次□□[怀美]次懐從次懐□[卿]

                   □□[雁门]趙鶴鳴書丹石匠劉寬甫刊

《程太夫人家训碑》旧文[iv]

竊見人之處世，罕延上壽之年；積善在身，果獲有餘之慶。時太夫人在疾，謂友、山二子曰：“我之在堂，汝勤孝道；我之化後，義讓同居。今視諸孫，未分優劣，爾等可立義書，以明我誡。如後不義，分別家門，另生異見，則可獨出其身事產，資財分文勿與。若經官呈告，驗此為證，否則與之論理。岂不聞田真之泣，荊樹再花？爾等無違，宜其慎矣！”二子曰：“敬遵命矣！”寢息之間，倍常清潔，坐卧安寧，神彩不散。於己丑年四月二十六日，卧化於正堂，亨年七十有五。至大葬之日，緇侶千餘，送者塞路，追薦功德，極其盛美。嘗聞源深而其流必大，樹茂而其根必深。驗楊氏之所出自弘農，悠悠然尚可考。今為元帥本族，枝葉甚繁，切慮子孫年遠不肖，宗派忘稱，與上祖相同，尤為不孝焉。遂將歷代之圖，刻碣之陰，以貽後嗣。享祭之餘，可為鑑矣。以久為記。

峕大元泰定嵗次甲子庚午月乙酉日立石人楊仲公八代孫

                  殊祥院奏差懐玉次廷玉次怀美次懐從次懐卿

                  雁门趙鶴鳴書丹石匠劉寬甫刊

显然，现存《程太夫人家训碑》旧文中的变异，有些是源于在抄写或反复重印的过程中采用了同音异体或形近的别字，如“家训碑”旧文中的“果获有余之庆”、“经官呈告”、“刻碣之阴”和“以贻后嗣”之于“宗祖碑”碑文里的“过获”、“陈告”、“列碣”及“以昭后世”等。有些则是经过后人有意修改或增删的，比如“宗祖碑”中的“谓二子曰”，在“家训碑”中被改成“谓友山二子曰”；“遂将三代之图”中的“三代”被改成“历代”。“悠悠然可考”和“以昭后世耳”两句则分别被增加或减去一字。至于“宗祖碑”中独有的“扵家之□，不□□□”这个句子，颇疑是因为当初抄写时碑文就已经漶漫不清了，抄写者信手补写，于是在“家训碑”旧文中便出现了“否則与之论理”这一跟原文完全不合的神来之笔！

二、碑文内容：程太夫人临终垂训

“宗祖碑”碑文讲述的是鹿蹄涧杨氏宗族史上一位叫程太夫人的女性先祖临终垂训的家族故事，文章以“窃见人之处世，罕延上寿之年；积善在身，过获有余之庆[v]”这两个具有四六文特点的句子开篇，在表扬这位女性先祖年高德劭的同时，也夸赞鹿蹄涧杨氏为“积善之家”[vi]。

程太夫人是被鹿蹄涧杨氏奉为元代发祥始祖的杨友和杨山两兄弟、即碑文中提到的“二子”的母亲，也是见于“宗祖碑”碑阴谱中的杨寿（字伯考）之妻。文中仅提到程太夫人卒于己丑年，并未确指是金元嬗递时期的哪一个己丑年，故存在如下两种可能：

一、假定程太夫人卒于元世祖忽必烈在位的至元二十六年（1289）那个己丑年，则其卒年距杨怀玉立石的泰定元年（1324）仅为三十五载。程太夫人是怀玉的高祖母，死时“诸孙未分优劣”，说明他们彼时尚未成年。即便在程太夫人死时诸孙已成年，且已生出第四代即程太夫人的曾孙辈，在三十五年内做为第五代人的玄孙杨怀玉，其年龄也决不可能超出三十岁。在一个父辈里还有不少人做着诸如代州达鲁花赤和元帅灵武军节度使那样显赫官职的大家族里[vii]，由年龄不到三十岁、官职仅为殊祥院奏差[viii]的杨怀玉来牵头进行宗族建设似乎显得不太合常理。一般而言，牵头进行宗族建设的人都是在家族中年高辈尊、德谊素著者，如嘉靖年间领导族人“筑堡御侮、修祠缮谱”的鹿蹄涧耆老杨瑚和驿丞杨攀。即使由晚辈出面主持宗族事务，其背后也必定有一个爵尊望隆的长辈支持他。假如怀玉果真在年龄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牵头立碑祭祖，父辈中此人应尚健在，但名字已被刻在石碑上接受“享祭”，依晋北的风土人情，这是很犯忌的。

二、若上推六十年，将程太夫人卒年定为金正大六年的那个己丑年（1229）,则怀玉立碑时已年长，父辈们可能都已零落，由他牵头进行宗族建设，并把父辈的名字刻写在接受“享祭”的石碑上，倒也勉强说得过去。但程太夫人若死于金正大六年，时在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发生“贞祐之乱”后十五年[ix]，距金朝灭亡仅五年。此时，蒙古军对包括山西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掠夺，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劫难。在人民普遍流离失所，辗转沟壑，朝不保夕的危机时刻，生活在边地战事前沿的一位年长女性临死前只关心儿孙不要析产，似乎和战乱的氛围格格不入。

据鹿蹄涧杨氏的家族传说，杨友和杨山两兄弟是在金元嬗递之际靠武力崛起于代郡的，在元初成为地方上的豪强，奉旨驻守雁门关。此前的几代或从事农耕，或从事货殖，皆为布衣[x]。那么在程太夫人死于金末时，一则友山兄弟尚未功成名就，程太夫人此时恐怕还只是一介没有任何封赠诰命的普通民妇；二则适逢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乱世，她的葬礼何以至于“至大葬之日，淄侶千余，送者塞路，追荐功德，极其盛美”的显赫地步，俨然是一派“母以子贵”的盛世光景？所以，无论程太夫人卒于哪一个己丑年，以此来衡量其历史真实性都有难以说通之处。唯一的解释是，程太夫人是鹿蹄涧杨氏在明中叶因民间兴起祭祖之风而展开宗族建设，出于建构宗族世系的需要，人为地创造出的一个权威性的女性先祖，她的作用就是为后世垂训。

而“宗祖碑”碑文讲述的正是程太夫人临终垂训的故事。她要求“二子”把她的训诫以“义书”的形式记录下来，传给后人。如后世子孙中有人欲“分别家门”，即目其为“不义”，责令“独出其身事产，资财分文勿予”，予以严厉处罚。假如因此惹出官司，即以“义书”为凭，证明这个“不义”子孙有悖祖训。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社会治理以家族为基础，国家法律自然以维护家族利益为本。明清时期为了实行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官府鼓励各地家族制定约束族人的族规宗约，并赋予家族尊长对这些规范进行裁断和强制执行的权力。凡有违背祖训之事发生，官府肯定会站在维护孝道和族权的立场上，对不孝子孙予以惩戒。在此语境下，“义书”即形同“家法”，由于有官府的撑腰，对后世子孙具有很强的约束力[xi]。从“宗祖碑”碑文中所包含的训诫内容可以看出，鹿蹄涧杨氏在建构程太夫人这个宗族人物时，显然主要着眼于把本族打造成一个以“孝义”为最高理念，以子孙“义让同居”、不析家财为最高理想的“义门”，而不同于后来“世将碑”碑文里所强调和突出的以“忠勇”为价值标杆的“世将”门第。

祖训或族规是宗族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元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风的陶范和家教的传承，历史上曾产生了大量的家训或祖训这一类文字。然而垂训者大都为男性先祖，他们在日常生活起居、为人处世及婚丧嫁娶礼仪等方面，不厌其烦地给后世子孙留下详尽的训诫，如《颜氏家训》、《司马温公家范》、《朱子家礼》和《曾国藩家书》等。这些形诸文字的训诫，在明以前，大都在豪门巨族中推行，如司马光的《家范》在两宋之际就曾主要流传于仕宦之家，南宋宰相赵鼎即令其子孙各录一本以为治家之要法。明清以来，随着地方宗族建设风潮的兴起，在民间社会也随之产生了大量的族规宗约，然而制定者依然皆为男性。

与家训中这一长期以来由男性主宰的话语传统相较，“宗祖碑”就显得特别另类——垂训者是鹿蹄涧杨氏建构的宗族史上一位年长的高祖母（相对于立碑人杨怀玉而言），训诫内容非常简单，既不像古代硕儒书写的家训那般缜密细致，着力于对后世子孙谆谆不倦的道德教诲；也不像同时期南方士族或北方世家豪门制定的族规宗约那样析缕分条，宛然是针对族人的立法。“宗祖碑”碑文则显得质朴无文、平白如话，在设计上倒也符合一位因儿子显贵而获太夫人封赠的平民女子人设，但同时更暴露了碑文作者及其受众（包括族人和区域内的非族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和文化水平。

“宗祖碑”不仅碑文质朴，其碑阴所刻谱图的构成和布局也十分奇特。比如允许女性入谱，谱中既有家族内直系的女性成员，也有“婶母”和“娘子”之类，甚至还有一位来历不明的“房祖舅”；世次排列不分昭穆[xii]，呈现出一个左右对称状若“凤凰展翅”的花样图式。同时，碑石的制作也相当简陋粗糙，说明“宗祖碑”的制作极可能出现在鹿蹄涧杨氏宗族建设的发轫期，限于设计者本人的文化水平和区域视野，不免暴露出北方民间的“草根”特色，以当时正统文人的眼光视之，恐怕显得有几分不伦不类。

相形之下，另外两通刻录鹿蹄涧杨氏宗族世系的石碑则呈现出更多接受主流文化影响的痕迹。首先女性不再入谱；其次世系排列采用文人士大夫认可的格式。如“世将碑”碑阴谱图采用苏式“垂珠体”[xiii]；刻石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赵锦碑”谱图则严格遵守士绅阶层所推崇的“五世则迁”小宗法则，采用的是为士大夫所青睐的“欧体”[xiv]。另就所采用的石材和碑刻艺术而言，前述两碑也较“宗祖碑”更为上乘——以上种种皆表明，“世将碑”和“赵锦碑”的制作应在鹿蹄涧杨氏家族宗族建设的成熟期。此时，碑石的创制者因同帝国内跻身于主流社会的其他杨氏联宗合族而开阔了视野，开始向正统文化靠拢[xv]。

简言之，如果说“宗祖碑”代表了鹿蹄涧杨氏在宗族建设初期刻意在区域社会内树立“义门”形象以抬高家族地位的这一追求的话，那么“世将碑”则与代县杨氏在嘉靖年间，借助同当时著名的将门“六合杨”联宗合族并共建杨业祠堂等一系列手段，试图把本家族打造成一个“家娴武略，世笃忠贞”的“世将”门第的努力分不开。“赵锦碑”和“忠闾碑”的出现表明，他们的努力是成功的，因为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设成果最终赢得了士大夫的认可和官府表彰。

针对鹿蹄涧杨氏在宗族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这一明显变化，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先生早有精辟之论和先见之明。首先，他对“宗祖碑”和“世将碑”是否为元代实物持保留态度。但他肯定这两通石碑的“伪造者”（fakers）是“深通强宗固族理念历史演变之人”——即指他们明白，从元代迄明中叶，宗族活动经历了一个从“追求成为族产公有并受官府保护的义门”，到“在村社中心建祠祭祖”的演化过程[xvi]。

“世将碑”碑文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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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祖碑”所体现的“义门”理想

“弘农宗祖碑”碑阴刊刻的是元代杨怀玉兄弟以前七代的世系谱图，加上怀玉兄弟，共八代。起始祖是杨义，其后依次为德、春、寿和友山两兄弟，并包括他们各自的配偶及友山的儿孙辈。虽然碑阴罗列了这么多人名，但这个元谱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友山兄弟[xvii]，因为谱中对不同世次的其他人物的称谓，大都是依照他们跟友山兄弟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比如，在其上者称父、祖、曾祖、高祖，在其下者为他们各自的儿孙们。

有趣的是，“宗祖碑”正面碑文叙述程太夫人临终垂训、令“二子”为“诸孙”确立“义书”这个家族故事，而碑阴元谱所录的起始祖恰好以“杨义”命名——这会是无心的巧合吗？有关杨义，“宗祖碑”提供的全部信息仅是：高祖义，字仲公，生子德，配王氏。但在“世将碑”碑阴谱图中，杨义名前被冠以“处士”头衔，摇身而为“节度使再兴”（即南宋抗金名将杨再兴[xviii]）之子、“武烈大夫畋”之孙、“赠崇德公德”之父。从“宗祖碑”里的寥寥数语，到“世将碑”里的身世显赫、来历清晰，有关杨义形象的这一明显变化，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由“宗祖碑”到“世将碑”，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设在很多方面都经历了一个跳跃式的演进过程。笔者认为，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明代鹿蹄涧杨氏宗族祭祀核心的转移，即从元代友山兄弟上溯而为北宋杨业——为了在两者之间确立世系传承关系，才有必要对友山高祖杨义这个人物的来历做出详细解释，否则一个面目模糊的先祖就足以衬托友山兄弟的存在了。入清以后，杨义的形象再无特别显著的变化，只是在“世将碑”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些新的细节。据现今传世的代县《杨氏族谱·封秩表》记载：（杨义）“原名正心，字仲公。授殿直。痛父死苦，隐居不仕。”即指杨义本名杨正心，为南宋抗金将领杨再兴之子，因痛父惨死于“小商桥之役”的乱箭之下，便决定弃官不做，改名杨义后隐居起来，成为代县鹿蹄涧杨氏的元代始祖[xix]。

在笔者看来，“宗祖碑”碑阳讲述“义书”的来历，和碑阴元谱以先祖杨义开首，貌似巧合，实非闲笔，从宗族建设的角度来看，其用意是借以确立和突出鹿蹄涧杨氏的“义门”形象。山西提学副使陈棐在刻立于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表忠闾碑记》一文中，称赞鹿蹄涧杨氏“乃自宋元而共族同茔，似有江州陈公累世敦睦之风”。此语可谓一语中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宗祖碑”在设计上何以凸显鹿蹄涧杨氏和“义”字的关系——实则表明，鹿蹄涧杨氏在宗族建设初始，借鉴和模仿的对象正是自宋元以来兴起于江南的诸多号称“义门”的家族，江州陈氏即其一。江州陈氏最初是江西德安县的一个民系小家庭，后逐渐繁衍成一个庞大而稳固的大家族，十数代人聚居一处，自唐宋以来即以“室无私财，厨无异爨”的“义门”形象声振大江南北，受到从地方官员到最高统治者的各种旌表褒奖，成为官府在民间倡导“忠孝节义”的道德典范。

需要指出的是，“宗祖碑”所代表的“义门”理想，在“世将碑”产生之后也并未被新确立的“世将”理想所掩盖或取代。在这一点上，“古史辩”派学者顾颉刚提出的“层累造史”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考察宗族文化的创造。所以在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山西提学副使陈棐看来，鹿蹄涧杨氏既有江州陈氏累世敦睦的“义门”之风，更是一个“家娴武略，世笃忠贞”的“世将”之门，因而“宜表扬世教，以劝忠勇”！

四、宗祖碑“三代之图”的疑问

那么，既然“宗祖碑”碑阴谱图中记录的是怀玉兄弟以上七代人的世系，以杨怀玉五兄弟名义立石的“宗祖碑”碑文何以只称“三代之图”，而不称“七代之图”？这里的“三代”究竟是指哪三代？科大卫先生认为“宗祖碑”碑文所称的“三代”是指包括友山的父母即杨寿和程太夫人夫妇、友山兄弟本人和他们各自的儿子们在内的三代人。他还从刻录着弘农七代宗祖的碑阴谱图中敏锐地发现，其中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相互重叠的“五服”结构：一是由友山兄弟上推至其高祖杨义的五代人，再便是由怀玉兄弟上推至其高祖母程太夫人一辈的五代人。遗憾的是，他并未进一步说明这样的一个包含着多重世系结构的谱图何以单单被称为“三代之图”。不过，科大卫先生对“宗祖碑”碑阴谱图所隐含的信息做了颇有见地的解读。他认为谱中暗含的这两个相互重叠的“五服”结构表明，碑谱或曾经过两度编辑，一次在友山生前，一次由怀玉兄弟完成[xx]。

笔者认为，“宗祖碑”的制作出于两个目的：一为祭祀以友山兄弟为核心的所谓“弘农宗祖”，二为刻录和保存杨氏宗族的元代世系。这两个目的皆为“宗祖碑”碑文所明言，即“遂将三代之图，列碣之阴，以昭后世耳，享祭之余，可为鉴矣。”在“享祭”和“为鉴”之间，“享祭”才是主要目的。这表明，“宗祖碑”实际上就是一通原本立于家族墓地之旁、在墓祭时接受“享祭”的先茔碑，其建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敬宗收族，强化家族组织。

笔者赞同科大卫先生的看法，即认为“宗祖碑”碑阴谱图中的确隐含着两个“五服”结构。这两个“五服”结构传递给受众的信息便是，鹿蹄涧杨氏对于先祖的“享祭”活动始于友山兄弟，故谱中出现的前四代其称呼皆以和友山兄弟的亲缘关系而定；怀玉则是继友山兄弟之后再度立石祭祀并保存世系的。友山生前祭祀的是他们的父、祖、曾祖和高祖“四亲”，完全符合“朱子家礼”乃至后来《大明集礼》对于品官祭祖的规定[xxi]；怀玉则是在他们已奠定和保存的世系基础上增补了自己以前的三代人——这便是“宗祖碑”碑阴谱图中虽然记录了七代人的世系，而碑文却只称“三代之图”的缘故。自宋元以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一个子孙世代同居共财、祭祀不辍的家族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孝义”之门。明代鹿蹄涧杨氏据“宗祖碑”谱图所暗示的这个代际相承的祭祀传统，及碑石本身作为元代故家遗物的存在，来向区域社会证明自己家族传承的悠久和世系来源的可靠性。故“宗祖碑”的制作，客观上为嘉靖年间鹿蹄涧杨氏在杨瑚杨攀的领导下展开如火如荼的宗族建设活动（包括联宗合族、修祠缮谱）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依据，同时也将他们纳入这个在想象中肇始于友山兄弟而后再由怀玉传承下来的祭祀传统中。

五、“宗祖碑”与“世将碑”和“赵锦碑”两碑的关系

首先，“宗祖碑”碑阴谱图中所录七世宗祖，加上怀玉兄弟，全是元代人物，而“世将碑”兼录宋元世系，“赵锦碑”则纯粹以明代世系为主。若将三碑的碑阴系谱合在一起，便构成一幅完整而又彼此连贯、相互印证的宗族世系全图，从而把宋代杨家将、元代友山族人和明代鹿蹄涧杨氏这三个看似相隔异代、互不关联的姓氏群体，纳入一个同源共祖、一脉相承的叙事中。

“世将碑”碑文很像是冠于这个世系全谱前的一篇“杨氏家传”序文。开篇即宣告北宋杨业为杨族的共同始祖，然后上溯三代杨氏得姓之始[xxii]、历数汉唐显赫于世的弘农诸杨，之后便转入对自晚唐五代以来分流异地的两个杨氏宗支各自来龙去脉的平行叙述[xxiii]。一支以杨攽-杨怀玉为代表，一支以杨端-杨辀为代表，两支皆称源出于太原杨氏旧族。杨怀玉已知是鹿蹄涧杨氏的直系宗祖，杨辀则是以杨端为始祖的播州土司杨选诸子中的一子。“世将碑”碑文中叙述其“兄弟十三人，轸□□[嗣职]，辀為六合令，余仕中原。”然而杨辀为六合令是明代才产生的说法，并不见于元代及明初“播州杨”所编撰的家族世系文献中[xxiv]。正统十年（1445），时为后军都督府左都督的江苏六合人杨洪为亡母施夫人墓前立碑，在碑文中自述家世时才首次透露出杨辀为其家族“六合杨”始迁祖这一信息：

“而六合杨氏其先由太原有讳端者，当唐末南詔[寇]陷播州，以骁勇应募平[其乱]，[宋赠]太师，子孙世官……有杨辀者，以[别]子不得封，仕为六合令，因家焉。又数传至顺，生政，倜傥有大志，从[多字缺]起义师，积有战功，授汉中卫百户。生三子，长曰景，字孟春，魁伟豪迈，咄咄英姿。”

“六合杨”在元朝时是江南布衣，族中无一显达者，入明以后才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有明一代一个世代守边或在朝中执掌军政的“世将”之家。很难想象在元朝时，一个僻处晋北、在政治上刚刚崭露头角的姓氏族群会同远在江南地区的一个在社会上默默无闻、在政治上遭受歧视的南人同姓氏族认本家[xxv]。显然，假托制作于元代天历二年（1329）的“世将碑”，竟提前116年，将明代边将杨洪为其家族建构的族源故事记录在案。仅此一“穿帮”孤例即可证明，“世将碑”实为明代鹿蹄涧杨氏的托古之作[xxvi]。

与“宗祖碑”专录元代世系不同的是，“世将碑”碑阴谱图不仅全盘接纳了“宗祖碑”碑阴所录元代世系，而且还在其基础上又向元以前推进，进一步完成了从北宋杨业到南宋抗金名将杨再兴的宋代世系建构。衔接“宗祖碑”和“世将碑”的关键人物正是作为鹿蹄涧杨氏元代始祖的杨义，而衔接“世将碑”和“赵锦碑”的关键人物则是在“赵锦碑”谱里作为鹿蹄涧杨氏明代起始祖、但其名最早见于“世将碑”谱中的杨绅。“世将碑”仅录其为怀玉之子，而“赵锦碑”谱图却于杨绅名旁加注，提供了更多有关此人的信息——“公乃元时元帅之玄孙、□[殊]祥院判怀玉之子也，避兵难不离本土，世守鹿蹄涧祠堂，今属代州望台里，生子五人。”可见，“宗祖碑”、“世将碑”和“赵锦碑”三碑所录世系，在设计上环环相扣、相互照应，后出之谱往往给前出之谱里的人物添枝加叶，使其形象更趋丰满清晰，若将这三碑的碑谱连缀起来，便构成一幅完整的杨氏宗族世系图。笔者认为，这极可能就是杨瑚杨攀于嘉靖年间所编鹿蹄涧杨氏谱的石刻版。

三碑之中，“赵锦碑”因碑末刻写着杨瑚和杨攀的名字，故可确知其为杨瑚杨攀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所立。“世将碑”虽假托元代而实为明代制作，诸多证据表明，实则也出自杨瑚杨攀之手[xxvii]。至于“宗祖碑”，笔者认为，它应是鹿蹄涧杨氏在宗族建设草创时期的产物，与鼎盛期出现的“世将碑”相比，尽管两碑的制作年代确有先后之分，前者无疑早于后者[xxviii]，但相隔不可能跨越元明两朝，有两个世纪那么久远。三碑的问世实则都与明中叶以来，因地方宗族势力抬头，帝国内普遍兴起修祠缮谱和联宗祭祖之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六、鹿蹄涧杨氏族源认同的变迁

在“宗祖碑”所代表的宗族建设阶段，鹿蹄涧杨氏的族源认同还只是笼统的“弘农杨”，宗族祭祀的核心人物是元代的友山兄弟，而不是北宋的杨业。比如，“宗祖碑”立石人杨怀玉兄弟在碑文末自称是“杨仲公八代孙”（杨仲公即杨义），而不称杨业某代孙。碑文中涉及鹿蹄涧杨氏族源的文字仅有“验杨氏之所出自弘农，悠悠然可考”，而不像在“世将碑”碑文里记载的那样，除了认可自己是“弘农杨”之外，还明言自己是源出太原的杨家将后人。故从“宗祖碑”碑文及碑阴谱图中，尚看不出代县鹿蹄涧杨氏和宋代杨家将之间有何关系，这个关系只有在“世将碑”里才得到明确表述，“世将碑”的出现因而标志着一个全新的阶段。

嘉靖年间，鹿蹄涧杨氏因与边将杨洪的后人和遗族即“六合杨”[xxix]联宗会谱，转而上溯族源，在已有的元代世系之外，又确立了一个为彼此共同接受的始祖——这个始祖便是在明中期被官方纳入祀典、在北方边地被当作“忠勇”典范而大受推崇的北宋将领杨业。“世将碑”碑文因而开宗明义地点出：“杨族乃宋将中书令杨无敌之后也！”相较于“宗祖碑”所代表的单一弘农信仰，“世将碑”建构的族源叙事来源更为复杂，不仅杂糅了历史和传说，特别是吸收了当时已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杨家将”故事成分，还因和“六合杨”联宗而借鉴了对方早已建立起来的某些成说。比如在族源认同上，除保留了“宗祖碑”阶段的“弘农杨”信仰之外，“世将碑”又新增了“支分太原”的说法，即以“以胥吏事北汉刘隐，拜枢密、执国政”的五代人杨攽和晚唐时入播平叛并在当地建立起世袭统治的太原人杨端（“世将碑”文中记录两人为从兄弟），分别开启代州鹿蹄涧杨和“播州-六合杨”两个支系。杨攽之后继之以杨衮、杨业，于是建构起“以始无敌知代州，暨而散镇川广，流布英种于川广淮扬间，终则友山复节度于代坚，世系延绵之如此”[xxx]这样一个家世叙述模式。个中包含着杨业知代州、杨充广持节广西、杨业裔孙杨贵迁入嗣播州土官杨昭、播州土官杨选子杨辀出仕江苏六合令等一系列基于历史或想象的故事情节。其中杨业“英种”散布于川广和淮扬地区，解释了“六合杨”的来历；但他的嫡传宗嗣自然是“节度于代坚”的友山兄弟，则又进而解释了“代州杨”的来历。

“世将碑”碑文里新创的这一套世系传承话语，特别是其中有关“六合杨”宗祖杨辀来历的内容，和景泰二年（1451）杨洪去世后，大学士陈循在为其所作的神道碑传里叙述的杨洪家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原因即在于，前者本来就是从“六合杨”编纂的“杨氏谱”中“信手拈来”的。试比较：

公讳洪，字宗道。杨氏其先太原人，系出霍山王衮子、宋太师尚书令讳业，与宋赠太师播州端通谱。业生莫州刺史延朗，延朗生广州刺史充广，充广生德州刺史贵迁。充广尝因持节广西，悯播州之孙昭无子，遂以贵迁嗣之。自是，守播者皆业之后也。贵迁生从义郎光震，光震生武节大夫文广，文广生三子，长曰惟聪，生武经郎选，选十三子，有讳辀者，仕宋为六合令，因家六合，后遂为六合人。公曾大父讳顺，不仕。大父讳政。国初，从常国公举义积劳，授汉中卫百户。父景袭职。

那么“世将碑”是如何在僻处山西代郡的鹿蹄涧杨氏和原籍江苏六合的杨洪遗族之间建立起同源共祖的关系来的呢？”限于篇幅，这里仅作扼要说明。如前所述，据“世将碑”碑文记载，五代人杨攽（即所谓杨业的祖父）和杨端同属太原旧族，因杨业的后人中有人在北宋时被过继给播州杨端的后人为嗣，“自是守播者皆业之子孙也”[xxxi]。因明代鹿蹄涧杨氏以杨业嫡传自居，而“六合杨”又自认是源出于被杨业后人改造过的“播州杨”一系，在当时主持鹿蹄涧杨氏宗族事务的耆老杨瑚看来，尽管两地杨氏已分流二十余代，但“流虽远而源则一”[xxxii]。基于这一共识，两地杨氏于是在嘉靖时期联宗合族，共建杨业祠堂。这一里程碑事件自此奠定了鹿蹄涧杨氏为宋代“杨家将”后人的不二地位，在此后的五百余年内绳绳不绝，族人们不断地修葺着杨业祠堂，编纂着《杨氏族谱》，锲而不舍地延续着家族的传奇和命脉。直到今天，鹿蹄涧“杨忠武庙”不仅成为一个海内外知名的“杨家将”文化旅游胜地，更是天下杨氏寻根问祖的精神故园。

七、“宗祖碑”产生的时代背景

古代宗族共同体建设呈现出一种从贵族向士大夫、再向庶人下移的趋向。明清以前的宗族建构行为多由高门大户的贵族世家或由科第晋身的士大夫阶层承载。明清以来，特别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明廷下诏允许士庶之家祭祀始祖以后，各地出现庶民争建祠堂、同姓联宗合族的风潮。“世将碑”正是在这一风潮中应运而生的产物。

然而在嘉靖十五年官方解除祭祀始祖禁令之前，庶民阶层早已不甘心在祭祀上受宗法和《朱子家礼》的束缚而仅行小宗之法，祭祀“三代”或“四亲”。他们强烈要求打破传统上由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垄断的特权，也有权行大宗之法，祭祀自己的始祖。收录于代县《杨氏族谱》中的一篇题为《宗说》的短文，便反映了解禁前北方民间社会的这一诉求。

该文的作者显然是鹿蹄涧杨氏宗族建设早期的一位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他明知在自己的时代，只有天子和始为大夫者可以行大宗之法，而通行于天下的是小宗之法。但既然行小宗之法不利于他达成“联我宗族之萃于一”的目的。在面临“从小宗之法则散，从大宗之法则僭，不从宗法则乱”的选择上，他公然宣称：“与其乱而散也，莫若从僭！[xxxiii]”据此推测，在嘉靖十五年解除祭祀始祖禁令之前，鹿蹄涧杨氏事实上已突破“五世则迁”小宗法则的限制，而致力于对元代世系的建构和对“弘农宗祖”的祭祀，于是“宗祖碑”便兼有“为鉴”和“享祭”功能。在嘉靖十五年正式解除祭祀始祖禁令之前，民间的这种追祀高祖以上的始祖、始迁祖，亲尽不祧的做法事实上已相当普遍，但因彼时朝廷禁令未除，在《宗说》一文的作者看来，他正是冒着“从僭”的政治风险而奉行着大宗之法的。

八、结语

可以说，“宗祖碑”是代县鹿蹄涧杨氏在宗族建设早期阶段制作的兼有“享祭”和“为鉴”功能的先茔碑，最初是被置于鹿蹄涧杨氏设在繁峙马峪雁头村友山墓地里的。故其“享祭”的主要对象是以元代友山兄弟为核心的“弘农宗祖”，“享祭”的主要形式为墓祭。在“宗祖碑”代表的宗族建设阶段，鹿蹄涧杨氏只有朦胧的“弘农杨”族源信仰，宗族建设的目标是在区域社会内树立“积善之家”或“义门”形象。而后来制作的“世将碑”则明确以宋将杨业为始祖，致力于构建一个自北宋以来代代忠勇、为国干城的“世将”门第。此时宗族祭礼号称完备，兼有包括祠祭和墓祭在内的“四祭”[xxxiv]。在宗族祭礼中，杨业取代了友山兄弟原来的始祖地位，成了祠祀的主要对象。总之，明代鹿蹄涧杨氏在其于明中叶展开的宗族建设活动中，经历了一个从“弘农杨”认同到“杨家将”认同，从打造“义门”形象到标榜“世将”门第的演变过程。“宗祖碑”和“世将碑”分别代表着鹿蹄涧杨氏宗族建设的这两个不同阶段，它们之间的分水岭应是嘉靖十五年世宗皇帝下达诏令允许天下臣民得祀始祖这一开启礼制重大变革的历史事件。

附录：一、《弘农宗祖碑》碑阴图谱：

二、《題世將楊族碑記》碑阴图谱：

三、赵锦《赠雁门杨无敌宗嗣门匾叙》碑阴图谱：

四、《題世將楊族碑記》

楊族迺宋將中書令楊無敵之後也。遡自晉伯僑賜姓祚名，歷弘農楊震後，鉉仕燕北平太守，元壽為元魏武川鎮司馬，子孫多散居太原之地。故楊□[端]楊□[震]之□□[裔孙]，太原□□[人也]，为□□[族谱]敍之。從兄楊攽以胥吏事北漢劉隱，拜樞密，執國政。子袞恨郭威嗣，雪君父讐，佐劉崇擊李筠。使遼，振中華元氣於石晉衰弱之際。袞生無敵，事崇子劉繼元。魚水歡洽，欲追思昭烈關張君臣義，特賜名劉繼業也。宋興後，北漢附宋，而太宗復原名楊業，拜代州刺史，守雁門等關，威震遼夷。其子八人，曰平定光輝昭朗興玉，昆弟各效忠義，翰衛王室，史冊昭然。厥後，延朗之嗣宗保生文廣、□□[充廣]，因□□[充廣]隣守□□[广西]，□□[悯端]四世孫楊昭無子，義將親子□□[贵迁]宗太原故譜，与□[昭]繼嗣合族，乃将家藏翰林楊大年草中書令並開國公延朗制誥五通與彼耳，與舊譜復合。□□ [貴遷]歷傳至軫，兄弟十三人，軫□□[嗣职]，輈為六合令，餘仕中原。文廣孫再興生義，傳春，傳壽，封崇德公，生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友、武節將軍都提控山，生思恭，授代州達魯花赤。思恭生□□□ [宣慰司]奏差貴，貴生殊祥院判懐玉，尊祖敬宗，建祠堂於鹿蹄澗村。上遡遠祖之所自，以及祖、父，皆塑像，各立塚碑於馬峪雁頭村，護墳地壹頃弍十畝，凣(凡)翁仲石獸，□□[充列]俱備。更外推本，□[置]霍山始祖墳壹十頃、孤山太君夫人塋地弍十弍頃、堅州楊興塋地壹頃弍十畝、五里村塋地壹頃貳十畝、杲村塋地陸十畝、代堡塋地陸十畝。仍置遠（祖）圍三處：遠楊圍、郭家庄圍、高堐溝□圍。柵子山地叁拾餘頃，以供春秋祭品。觀於此則知，天生英俊非福於英俊爾也，迺丕成造化，（管）斡旋國家。先袞益於五季，業益於汉，而其子孫益宋、輔我大元。可見英雄之舉動不凡，莫非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而充完乎造化事業。於□[戏]！忠義之生，固有益於造化國家，而孝子□[顺]孫能守基業於不墜者，真崇祖德而象其賢也。以始無敵知代州，暨而散鎮川廣，流布英種於川廣淮掦間，終則友山復節度於代堅，世系延綿之如此。申包胥曰：天定固能勝人，人衆亦能勝天。楊氏之忠孝，雖天定祐爾國家，寔人衆以感眷德於□斯，此所以忠義之□[多]人，孝思之永錫。誌此以昌厥後。

旹大元天曆嵗在己巳秋季吉日    雁門後學趙鶴鳴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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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三图及“世将碑”碑文皆取自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先生作《山西杨家将和明代播州土司的关系》（The Shanxi Yang family generals and their tusi conne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一文中。第三图中秉秀是聚子，秉彝、秉刚、秉臣、秉春是旭子；秉能、秉厚、秉泉、秉增是名子；“肃乏嗣”。“世将碑”碑文中的校刊部分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