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中亮大夫、抚使、御使杨文神道碑》作者初探

《宋中亮大夫、抚使、御使杨文神道碑》作者初探

　旅美学者　杨立

1972年，在贵州遵义汇川区的高坪未山原上，考古学家们在发掘清理播州土司杨文墓时，从墓里发现了“杨文神道碑”原碑残存的中段和下段。贵州省博物馆于1974年，把从这些残碑上誊抄下来的文字，作为《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一文的附录，发表在《文物》第一期上。1979年10月，该碑的上段部分又在杨文墓前出土。1984年，在已发表碑文的基础上、又增补了上段残碑文字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杨文神道碑》碑文版本（见附录）问世了，首见于由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遵义地区文化局编辑出版的《遵义地区文物志》一书中[i]。然而由于此碑残损严重，碑文结尾处及有关作者信息的文字全部亡佚，所以《杨文神道碑》碑文的撰写者为何人，就成了一个难解的迷团，迄今尚未见任何文章探讨过这一问题。笔者试不揣浅陋，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海龙囤的缔造者、播州杨十五世祖杨文画像（网络图片，以下同）

笔者认为，解决谁是《杨文神道碑》碑文作者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在碑文内容里。兹将引用碑文中的几个关键句子，对其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逐一分析阐释，以说明碑文作者就是南宋理宗时期曾任左丞相兼枢密使的川人谢方叔[ii]。

一、“巴蜀吾乡国也，杨君勋在吾乡，义不得辞，乃掇其行实以书之。”

作者在此句中明言巴蜀是“吾乡国”，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杨文神道碑》的作者是四川人。

史载，谢方叔（1202-1272）字德方，号渎山，南宋四川威州人，宋史有传。唐朝武德七年（624），为了守卫成都平原，应对来自吐蕃人的威胁，在川西山区设置维州（宋改名威州）^[iii]，并派重兵屯驻。谢方叔先祖据说是于开元间奉命到维州戍边的军人，后与本地羌女成婚，遂落籍维州。其子孙后代几经辗转，在今四川理县桃坪乡谢溪沟定居下来。

南宋庆元年间，谢方叔出世，因排行第三，字辈属“方”，故取名方叔，字德方。谢方叔虽生于川西偏僻山区，但巴蜀地区自北宋知益州张咏入川以来，本土士人在其鼓励兴学应举的政策下，形成积极求学仕进的风气[iv]，故谢方叔年少时便独自负笈远行，到离家300余里以外的成都读书。嘉定十六年(1223)参加科考，高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权刑部侍郎、给事中等职。淳祐九年(1249)拜参知政事（副宰相），十一年（1251）升左丞相兼枢密使。宝祐三年(1255)因受宦官排挤而罢相。度宗即位后，他颇有心东山再起，但为权臣贾似道所阻，未得遂愿。1272年寂寞而终，享年71岁。

二、“方叔屏□[南]山[v]，□[凡]樊（夔）□[州]□[士]大夫自巴蜀相过者[vi]，皆言杨君文十数年救蜀之功。□家□□□□□□□□□□正音问阻隔，忽播州吏卒踵门……”

据上句，作者虽为蜀人，但在写作此文时，并不住在四川，而是隐居于巴蜀之外的某个地方。每当有故人、即引文中所指的“夔州士大夫”，“自巴蜀相过”时，总会跟他谈起并称道杨文“十数年救蜀之功”。他和杨文应是有私交的，以前常通音问，近时则因故“音问阻隔”。然而一日，播州吏不期而至，带给他的竟是杨文的死讯！

据宋濂《杨氏家传》，杨文卒于宋度宗咸淳元年，即1265年，死时年仅45岁。此时蒙古和南宋间战事方酣，蒙古军队已攻破云南大理，企图对南宋王朝实施“斡腹之谋”，即纵兵突破广西、贵州防线，把尖刀直插南宋腹心地区，以配合从正面进攻襄樊地区的蒙军，将宋军置于腹背受敌之境，从而一举消灭南宋。杨文时以安抚使领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他统帅的“雄威军”，在西南边陲威名赫赫，独当一面，朝廷倚为长城。据碑文记载：宋廷“照四戎司例[vii]，升□□[雄威]为御前军，给五军统制印。边屯之得升为御前军者仅此。”即指杨文领导的雄威军被宋廷纳入守御川峡四路的“御前军”序列，和原来奉命防守蜀地的四大戎司地位相当，杨文于是和朝廷任命的四大戎帅并列而为五军都统，掌统制印。播州杨氏是南宋西南边陲的土官蕃兵中独享这一政治殊荣的世袭土司政权。然而正当战事胶着的紧张关头，身为雄威军都统的杨文却不幸英年早逝，这对南宋的保蜀抗蒙大业无疑是个重大损失。

宋宝祐五年（1257），杨文为了抵抗蒙军，在遵义市郊龙岩山顶修建军事屯堡，取名龙岩囤。此堡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杨应龙叛乱被镇压之后遭毁，今名海龙囤土司遗址。

考诸史实，谢方叔自宝祐三年（1255）罢相至杨文去世的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在江西“午桥泉石”已闲居十年[viii]。引文中出现的“方叔屏□[南]山”一句，即明言他、即“方叔”，当时正在山中过着隐居生活。景定二年（1261），谢方叔以观文殿大学士、惠国公致仕，故当咸淳元年杨文去世时，他正享受着退休宰臣的优渥待遇，日与琴鹤丹药为伴，在江西寓所过着野鹤闲云、优游卒岁的生活。但他其实并未彻底忘情政治，在度宗赵禥继位后，曾一度幻想东山再起。在此背景下，播州吏突然登门造访，不仅把杨文去世的噩耗带给他，还代杨文子邦宪提出请求，要他为死者撰写神道碑铭。谢方叔在惊愕之余，考虑到“杨君勋在吾乡，义不得辞”，便据邦宪提供的亡父行状，写下了这篇距今已有七百五十多个年头的碑文。

三、“予家青以下，号天下大岷山，尚羁贯时，杨播州间岁必□□□□□□□荐芗福，皆意（感?）其惠。”

作者此处自述乡贯，追忆往事，谈到自己家住“青以下，号天下大岷山”。“尚羁贯时”[ix]，即年少时，正值“杨播州”治播之际，或亲历或耳闻了他“间岁必□□□□□□□荐芗福”的旧事，赞其所为令当地之民“皆意其惠”。

大岷山古称“渎山”，谢方叔因其家自唐朝以来世居川西，故自号渎山。然而，他自少年时代起便走出川西山区，在成都读书。彼时正值杨文祖父杨粲治播之时。史称，播州杨氏自杨粲治播时“封疆始大”[x]。贵州遵义地区在南宋时属于川峡四路辖下的夔州路，在行政上隶属于四川。谢方叔在青少年时期身历或耳闻了“杨播州”的某些善政，比如引文中提到的间岁（即每两年一次）举办的“荐芗福”活动。在碑铭中追溯死者的祖德宗功，本是神道碑或墓志铭这一类悼亡文体常见的笔法，而作者在碑文里特意提及杨文祖辈在自己“尚羁贯时”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力而在蜀地实施过的某些惠民之举，亦说明，他和杨文的关系不是泛泛之交。

四、古人重视长幼尊卑秩序，在行文中凡提到人名时很注重用词的差别，或称公，或称君，或直呼其名，视对象而有所不同。碑文中称杨文为“杨君”，而不是“杨公”。“君”之作為敬称，在古代，一般用于身份、年龄等稍低于自己之人，或者至少也是同辈，很少用于称呼高于自己的人。1265年杨文盛年夭折，死时年仅45岁，而谢方叔时年64岁，无论就年齿还是身份地位而言——谢方叔时以观文殿大学士、惠国公致仕，谢方叔都是他的长辈和尊者，故文中称杨君于作者谢方叔是恰如其分的。

此外，文中称公者有三例：包括赵公制垣彦呐（赵彦呐），李公曾伯（李曾伯），节使两府吕公文德（吕文德）；称君者亦有三例：包括制使蒲君（蒲择之），制使彭君大雅（彭大雅），制置使余君玠（余玠）；直呼其名者有六例：即(谢)方叔、漕宪赵定应、□[制]参冉从周、总管赵暹、总管赵寅、总管田万、（杨文弟）大声。还有一个只提到官职“宣阃”而不提人名的孤例，此人实指在“蜀相”余玠暴毙之后，于1253-1255年间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庸官余晦。这些不同的称谓均显示出作者自己认定的他和这些人的关系。

至于文中对于余晦其人只提官职，而没有像对其他曾主政四川全境的最高行政长官那样在姓氏后加上君或公的敬称，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在笔者看来，碑文中这一故意“隐其名而不书”的做法绝非无心之举，反而暴露出碑文作者对余晦有某种难言之隐，乃至于在事过十余年之后撰文仍不愿提起他的名字。揆诸史实，余晦在南宋保蜀抗蒙大业上确曾留下短暂而极不光彩的记录，而时任宰相兼枢密使的谢方叔正是在原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暴卒之后，将余晦推上“宣阃”重任等一系列具有严重历史后果的政治事件的幕后推手。笔者在下文中将详述事情的来龙去脉。

四川是宋蒙自端平元年（1234）开战以来，遭到蒙军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淳祐二年（1242）余玠临危受命，入川主政。他首先把蜀地的军政中心从屡遭蒙军蹂躏而残毁不堪的成都迁到川东重庆，然后集思广益，在认真听取播州土人冉氏兄弟的建议后，“连筑诸城”——各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积粮，为必守计”，很快便在四川建立起一个以重庆为指挥调度中心，以钓鱼城和嘉定城（今四川乐山）等为防御重点的山城防御体系，其中的“钓鱼城”就是后来蒙古大汗蒙哥久攻不下的殒命之地。

余玠主政时修建的钓鱼城坐落在今重庆市合川区城东五公里的钓鱼山顶上，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之处，三面环水，壁垒悬江，城周十余里长，均筑数丈高的石墙，南北各建一条延伸至江中的一字城墙。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庆，是支撑四川战局的防御要塞，地势十分险要。宋兵在城中坚守36年，直至南宋灭亡时，钓鱼城都没有被敌人攻破。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和全面治理，余玠终于扭转了四川的残破局面。到淳祐十年（1250），即余玠帅蜀的第八个年头，“边庭宁肃，人赖以安”，四川的军事形势和社会经济状况都得到明显好转。理宗曾下诏褒奖余玠说：

“余玠任四蜀安危之寄，著八年经理之功，敌不近边，岁则大稔。既寖还于旧观，将益懋于远图。”

大意云，四蜀之地经过余玠八年的治理，敌不敢近边，粮食年年丰收；余玠不仅使四川恢复旧观，更为其防守做出长远的布局和图谋。对于余玠治蜀的功德，后人亦颇多嘉评。明人何乔新评论说：

“宋自奎腾（即元太宗窝阔台次子阔端）入蜀，雄据上流，国势盖岌岌乎不可为矣！幸而得一余玠，招英贤之士而用之，择要害之地而城之，抚凋瘵，训兵戎，兴学以养士，薄敛以通商，财富既充，守御益固。京湖省转饷之劳，东南免更戍之役，使敌人逡巡却避，而宋祚得以少延者，繄谁之力耶?”

明人张溥也说：“余玠用而城守始备、军民交安，亦西土中兴之会也。”二人都盛赞了余玠守蜀的功德。

然而余玠主政四川时，正是谢方叔在朝中步步高升、直至官拜左丞相兼枢密使（1249-1255）的高光时刻。由于政治原因和军事理念的冲突——余玠是谢方叔政敌、主战派大臣赵葵所倚重的边帅，谢方叔对余玠十分猜忌，他在理宗面前屡进谗言，以致理宗最终决定调他回朝。余玠接到调令后担心凶多吉少，竟至忧忿过度，一夜暴毙（一说他是仰药自尽的）。

余玠死后，谢方叔便举荐参知政事余天锡之侄、兵部尚书余天任之子余晦入蜀，总领四川军政大事。然而余晦入川后屡战屡败，把余玠用十余年之力辛苦营造的大好局面破坏殆尽，上任不到两年就被调往他处，离任的次年便患恶疾而亡。余晦在历史上因败坏蜀事，且将同乡兼四川守将王惟忠迫害致死等种种劣行而声名狼藉，对他的错误任用无疑是谢方叔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罢相十年间，谢方叔潜心书史，观古鉴今，思考朝政得失，在为杨文撰写碑文时，假如他肯直面历史的话，不可能不会意识到，由于自己对余晦的错误任用而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危害了川峡四路的防守大计，也终将祸及南宋国运。作为一个曾兼任过国史编修、实录检讨的人，他定然也曾考虑过，后世将会如何书写这段历史。对谢方叔而言，余晦的账最终是要算在他自己头上的，会令他一世英名折戟沉沙，因而在他的潜意识里，一定是希望把这个令他蒙羞的名字从历史记忆中抹去的。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他在为杨文写神道碑文时，何以唯独对余晦这个名字故意隐而不书。

五、“岁甲寅，谍者又报：……己破大理，将□[假]道酋攻南播，以捣我沅、靖。予正居军席，谓此路无瘴（障），心甚忧之。”

据此，碑文作者在“岁甲寅”、即1254年获得谍报，谍报称蒙军已攻陷云南大理，将假道进攻南播，进而直捣沅州和靖州。彼时他“正居军席”，故得以及时掌握前线动态。旧称所司职务为席，如管刑名的幕宾称刑席，管钱谷的称钱席，教师称教席。作者于此处自言，他当时正执掌军政，在获悉蒙古人的战略意图后，因担心播州一路的防务而深感忧虑。

谢方叔自嘉定十六年(1223)高中进士后便开启仕宦生涯，从官阶低微的监察御史做起，直到封爵拜相，位极人臣。从淳祐九年(1249年)拜参知政事（副宰相）到宝祐三年(1255年)七月罢相，在长达六年的时间内，一直在朝中执掌权柄。

南宋宝祐二年（1254），即引文中提到的“甲寅”年，谢方叔与吴潜并相——谢方叔为左丞相，吴潜为右宰相。谢方叔同时还兼任着处理和决策军国大事的枢密院最高长官——枢密使一职，此即引文中“予正居军席”之谓。是年，蒙古兵攻破大理国。南宋方面此时得到的军事情报是，蒙古兵正企图假道大理，进攻南播，进而直捣荆湖北路辖下的沅州和靖州^[xi]。

谢方叔得到谍报后，考虑到“此路无瘴（障）”，心里十分忧虑，然而他对杨文父子寄予厚望，相信他们“必能护此一方”，于是亲手制定“御鞑四策”，指导西南疆的防务工作。谢方叔是进士出身，在对蒙关系上属于和主战派赵葵对立的主和派，反对轻挑战端。他的这种保守的军事思想也体现在他制定的“御鞑四策”上，其要旨为“一曰待敌，不可轻战；二曰保山险，不可散居平地；三曰宜用夜劫，不可昼战；四曰收聚粮食，毋以资敌。其□[要]则以诸国唇齿相依，利害相关，平日不可各分彼此，缓急必须相为之救援。”谢方叔的这一“御鞑四策”的主导思想不外是强调待敌，而不鼓励相机主动出击。

当时担任蜀帅的正是在余玠暴毙后由谢方叔亲手提拔的四明人余晦（今浙江宁波市）。因谢方叔对他有知遇之恩，余晦对这位谢相自然是言听计从，故在谢方叔制定“御鞑四策”后，他特意命人将谢相的“最高指示”刻于榜上，四处传达——“首以述之思、播二郡，又循及诸蛮部。”即首先向主政思州和播州二郡的田氏和杨氏传达，然后再及于周边的其他各个蛮部首领。据碑文记载，杨文对谢方叔的政策也积极拥护，认真执行，令谢方叔颇感满意，他在碑文中写道：“□[幸]杨君智识过人，深以此说为□[然]，见之施行，且用心结纳诸蛮部，使不为鞑用。”此证杨文和谢方叔的关系，既有基于地缘乡情的私交，也有上下级之间的公谊。谢方叔曾贵为当朝宰相，又主管军事和边防，杨文能够攀上谢方叔这层关系，对他个人的升迁和家族世袭地位的巩固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六、“今其子（即杨邦宪）见知播，状□[父]□[行]实求予言以铭。”

杨文死后，其子杨邦宪特意派遣播州吏远赴江西，请当时以观文殿大学士、惠国公致仕后，在湖山中消磨岁月的退休宰相谢方叔，据他所提供的亡父行状，为杨文神道碑做铭文。官员身后，立于墓前、记述其家世功业的石碑谓之神道碑。杨文生前已做到正四品官职，担任雄威军都统和播州沿边安抚使等实职，他还是名列环卫的上将军[xii]，此外还顶着和州防御使、中亮大夫、食邑七百户的播国伯等一系列荣衔，死后又赠金州观察使。按他的官阶和勋业，是完全有资格在墓前立神道碑的。在传统社会里，官方对于官员身后形象的塑造，从赠官、拟谥到神道碑的撰写乃至国史中立传，都有严格规定，不是可以随便而为的[xiii]。杨文之死距南宋灭亡仅十四年，此时宋境之内烽烟四起，国事飘摇，但远在播州边地的杨氏在杨文死后仍派遣吏人到千里之外的江西登门求铭，为杨文造作神道碑，可见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个崇高的政治荣誉的。事实上，杨文可能是播州杨氏家族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资格立神道碑的人。一般而言，有资格为朝廷勋臣写神道碑的人，通常都是当世当朝有地位、有资望、有文名的学士翰林，而不会是寻常的乡学究。从播州杨氏自元以来交接的文人来看，他们不仅是当时有名的大文人，还是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如元时杨汉英交接的程矩夫，明初杨铿交接的宋濂等。杨文神道碑的作者自然也不例外，进士出身，曾官拜左丞相兼枢密使，退休后仍顶着观文殿大学士、惠国公桂冠的蜀人谢方叔，无疑是南宋杨文神道碑最理想的撰写人。

根据《杨文神道碑》内容，归纳起来，最适合为杨文写神道碑的作者，应符合如下几个条件：川人，家住大岷山； 1265年尚在世；不但与杨文有私交、互通音问，而且还曾和杨文一道致力于保蜀抗蒙大业；在南宋末不但有文名，而且还在朝廷里担任着或曾担任过主持军政的重要职务，因而才有为蜀地制定“御鞑四策”的资格，而其指令才有为下属镂刻成榜、四处传达和推行的官威。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在南宋末年，除了谢方叔之外很难找到第二人。何况碑文中还直接出现了“方叔”的自称。对像谢方叔这样身份地位的人，古人行文时，除了在“夫子自道”或正史记录这两种情况之外，是绝不会直呼其名的。所以，笔者深信，《杨文神道碑》的作者就是和杨文同时代但比杨文年长，和杨文既有私交又有公谊，进士出身，自号“渎山”，南宋时官拜左丞相兼枢密使，晚年又以观文殿大学士、惠国公致仕的蜀人谢方叔。

最后简略谈谈对于谢方叔的历史评价。

科举取士制度在两宋之际已经非常成熟，像谢方叔这样来自川西边陲地区、拥有羌人血统的寒门子弟，一旦读书科考高中进士，便骤跃龙门，可以平等地取得进仕机会，最终凭籍个人的努力和因缘际遇，进入南宋王朝的权力中心。于是乎，“金印紫绶，掌宰天子，助理万机”，成为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富贵宰相”。他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寒门出贵子”的励志故事。但他生于末世，在政治上并无大的建树。因其在蜀帅余玠的去留问题上处理失当，加之用人不察，在余玠暴毙后，正当蒙军南下进攻云南大理、企图对南宋实施战略包抄之际，不仅临阵换将、自毁长城，而且还举荐了一个无才无德的“官二代”余晦继任，来主持当时攸关国家生死存亡命运的川蜀军政大事，终因余晦的平庸无能和错误指挥，不仅白白葬送了上万宋军士兵的生命，更搅乱了整个四川的战局，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宋史》评价说：“谢方叔相业无过人者，晚困于权臣，至以玩好丹剂为人主寿，坐是贬削，有愧金镜多矣！”直言其当政时乏善可陈，晚年时竟以“玩好丹剂”为新皇帝上寿，并因此遭到贬斥，实有愧于其所担当的本该如“金镜”一般正人君得失的宰臣名位。开庆元年（1259），监察御史章士元更上书责其“帅蜀误国”，可谓一语中的。然而谢方叔临死前留下偈语，自云：“罢相归来十七年，烧香礼佛学神仙。今朝双鹤催归去，一念无惭对越天”，却表明对自己的一生全无悔愧之念。联系到他生前在为杨文撰写神道碑碑铭时故意隐匿余晦之名的举动，足见其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怀抱着复杂难言、心口不一的矛盾心态。

附：《杨文神道碑》碑文

予尝考《禹贡》，播州乃荆州之域，在春秋则隶巴子国，为翼轸分野。唐□□□□□□□□□□□，其奉朝贡为刺史，则先在武德也；其奉特命袭爵，其开元也。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南诏，其功始著。五季乱，天日离隔，杨氏世守此土。宋庆历间，十世祖实□[讨]平邕广之侬智高，十一世祖昭，被旨讨泸，□□□□□□□□□□□□归旨方。圣天子嘉之，授礼宾使，许以世守。自祖入播，以迄于君，凡十有五□[世]。□□□□□□□□□□□□□□以恩结诸蛮，积聚已久。绍定间，赵公制垣彦呐建阃

蜀事正棘，忠显（即杨价）奏闻于朝，欲以其子文承□ [郡]□[守]于（王）土，身□[帅]将士，移阃效驰驱。…………特□□□□□□□□□□转中亮大夫、御使、抚使、开国上将军。解青（野）原之围，剿白之水溃，多赖忠显之力。方叔屏□[南]山，□[凡]樊(夔)□[州]□[士]大夫自巴蜀相过者，皆言杨君文十数年救蜀之功。□家□□□□□□□□□□正音问阻隔，忽播州吏卒踵门，则云：都统、御使、抚使、上将军已为古人，今其子（即杨邦宪）见知播，状□[父]□[行]实求予言以铭。杨君文□□□□□□□□□□巴蜀吾乡国也，杨君勋在吾乡，义不得辞，乃掇其行实以书之。君讳文，字全斌，本系出唐□[叔] （虞）

之后，伯侨食采于□□，子孙因氏焉。汉以来聚族会稽，至鼻祖端，始入□□[播州]，□□□□□□干巴蜀之南鄙，近接珍、涪、南平、施、黔，远通湖北之沅、靖，及广右之邕、宜等处。播乃我国家藩屏也。予家青以下，号天下大岷山，尚羁贯时，杨播州间岁必□□□□□□□荐芗福，皆意（感？）其惠。当忠烈（即杨粲）御郡时，士类羽流皆称其乐善而种德，喜儒而好礼。最是寓兵于农，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有古规模。自忠烈至忠显，世守疆场，久□□□[勤捍御]。□□□□□高，人物瓌伟。其生□[也]，其祖忠烈钟爱，常抱置膝上。自入小学，性资敏，其师为诵《诸侯章》及“保社稷、和□□[民人]”[xiv]，□□[训之]曰：“诸侯之孝，自有大体，初不存乎三牲之养[xv]。”上侍忠烈暨忠显，以至两世慈亲，惟以色难[xvi]，养忠为孝[xvii]，奉旨甘，问安寝，皆得其欢心。忠烈及忠显尝面命之曰：“吾家自唐守播，至□□□以迄于今日，杨氏累世恪守忠节。吾老矣！勉继吾志，勿堕家声，世世子孙，不离忠孝二字！”君领郡，式遵家法，于晨隙之时作新□政教，以坐作进退。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民两利，□[悉]为之用。嘉熙间，虏酋达罕举兵饮江，制使彭君大雅调播军戍江面。君即禀命忠显，委总管赵暹领步骑三千，拒虏于石洞峡，□□帅宣叶(协)力剿遏。寻迁武德郎、閤门祗侯。岁□[癸]卯，忠显即世，君哀慕摧毁，有诏夺情，强起授职。淳祐六年，以累次功赏，转武功大夫、閤门宣赞舍人，纶词褒甚。制置使余君玠□□[奉上]命建阃，时蜀事转亟。君条陈《保蜀三策》，献之制使曰：“连年虏寇如蹈无人之境，由不能御敌门户故也。莫若近司利阆之阎（阍），节次经理三关，为久驻计，此为上策。今纵未能大举，莫若于诸路险要去处，众口城筑，以为根抵，此为中策。至于保一江以自守，敌去敌来，纵其所之，此为下策。若夫意外之忧，近年西蕃部落，为贼所诱，势必逵雪外，以图云南，由云南以并吞蛮部，阚我邕广，窥我沅靖，则后门斡腹为患。”不□[意]君数十语，实切于今日料敌之奇策。蜀相前后连筑诸城，若兵若民，始有驻足之地，君发明之力居多。淳祐戊申，制□[使]□[遣]□[雄]威步骑三千，由碉门出雪外，遇虏于□[岩]州之马鞍山，皆三战三捷，擒贼酋秃懑于大渡河。捷闻，升职环卫。淳祐辛亥，制使余君欲捣汉中，君承阃令，选锐卒五千，命总管赵寅领之，□[首]战于罗村，再战于

（磨）子头，三战于□[西 ]县。皆我军贾勇先登，俘获颇众。余帅当时亲书“忠勇赵寅之旗”以旌之。天朝擢寅君“不□□[世之]功”。以回授[xviii]，祖刘封通安郡夫人。训词略曰：“文之有功□[者]也，……”君谓吾家有敌忾之勋，皆忠显基之。遂□[请]于朝，觐□□恩沛……光前。恩诏奖谕，赐庙忠显，领两□□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加封威灵侯。又照四戎司例，升□□[雄威]为御前军，给五军统制印。边屯之得升为御前军者，仅此。淳祐壬子，虏酋铁骑火鲁赤寇蜀之嘉定，为四□[阃]臣镇，显势……重，余帅急调其军赴援。君选马步五千，委总管田万部□[率]，从间道赴凌云，播军周夜杀贼过江。嘉定一城，唯万山、必胜两堡最要，专以播军任责。我军以强弩射中粉青，一大酋应弦而倒，诸军相继，贾勇获胜，重围遂解。特授右武大夫。盖自累□[岁]以来，谍者屡报，……有斡腹之谋，由攻大理、善阐、特磨（道），以寇邕管。十余年间，□□□朝□议□欲设备广西者不一，□东关右□取道沅靖之说。岁甲寅，谍者又报：……己破大理，将□[假]道酋攻南播，以捣我沅靖。予正居军席，谓此路无瘴（障），心甚忧之。犹幸有杨君父子，……必能护此一方，遂亲作《御鞑四策》：一曰待敌，不可轻战，二曰保山险，不可散居平地，三曰宜用夜劫，不可昼战；四曰收聚粮食，毋以资敌。其□[要]则以诸国唇齿相依，利害相关，平日不可各分彼此，缓急必须相为之救援。宣阃镂此榜文，首以述之思播二郡，又循及诸蛮部。□[幸]杨君智识过人，深以此说为□[然]，见之施行，且用心结纳诸蛮部，使不为鞑用。宝祐乙卯，大□[帅]李公曾伯宣威蜀道，贼酋买住

分道入寇，自乌蒙渡马湖，入宣化。宣阃札调我军助□[战]，君（指杨文）委其弟大声，提步骑五千赴调，出奇九战九捷，立获阿狸等人。捷闻于朝，特转左武大夫。是时……入大理，迫近乌琐、罗鬼，拒播不远。制阃移书勉其□[劳]。君复书曰：“此虏势必遣一溜（部？）向特磨（道），以窥我邕管；遣一溜出罗鬼，以窥我南鄙。虏势得合，非特蜀事岌岌，而湖广亦凛凛矣！”君之此言，可谓精于料敌，切中事机。制使蒲君以其事闻，□[上]遣中使宣慰，押赐凤樽、金钟、金盏、绫锦等物；令漕宪赵定应、□[制]参冉从周深诸蛮，宣布上意，兼授以杀贼方略，始得贼盘泊大理情状。自是置定北诸仓，以储军粮；创安南诸寨，以扼贼冲；申儆军实，遴选人才，除械器，明间谍，护斥堠，常如虏至。宝祐丁已，虏酋惕滚葛

出大理，由□[卜]卤、乌琐以攻罗鬼。杨君具以实闻，上忧之，乃命今节使两府吕公文德驻黄坪。既而播军于阆中生致贼之头目胡撒桂者。御笔：“杨文，国之藩篱。斡腹之防，正赖其力□[以]援。转两官，可特与转符。”节使吕公与杨君相会，面言当为申朝庭，行下□□制阃，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我且住黄坪以蔽沅靖。于是筑（龙）岩新城。既而两府御（节）使吕公偕杨君深□□□[入罗闽] ，□[蛮]酋勃先率诸酋跪马□[前]……来，南蛮不复□[寇]矣。两府节使吕公谕以朝庭恩意，勃先□[等]赐以金帛、袍□[带]□笏有差。贳其从前□□□□（此句意为赦免其既往之咎）。未几。蒙酋□□□（指蒙哥汗）入寇蜀，□□□□□□□投□[箸]而起，□……(此碑后段己残，余文亡佚)

注：现存《杨文神道碑》碑文中虽有不少阙漏和误写之处，但仍然保留了不少与杨文及南宋抗蒙大业有关的重要史实，也意外地保存了出自南宋宰相谢方叔之手的一篇佚文，这篇作者是曾为南宋抗蒙大业中枢决策者，而死者则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身历者和见证人的神道碑文，因而具有一般史料所不具备的当事人视角。笔者在校刊碑文时，凡于阙字处据上下文意或史实补出的文字，一律加方括号注明；而加入圆括号内者，或是对原文的补充，以使词意更加清晰，或是校正原字之误，建议另一用字，有时也对句中的用词或人名等加以解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