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杨家将——兄弟同门不同命

明代杨家将——兄弟同门不同命

旅美学者   杨立

明代杨家将是明中期崛起于北疆要地开平卫的一个世官家族[i]。这个家族最初源于江苏六合布衣杨顺，杨顺子杨政元末随常遇春起义，因军功积劳，在明初受封为陕西汉中卫左所世袭百户，自此举家迁往汉中。洪武间，杨政去世，长子杨景袭职。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率大军南下和建文帝争夺帝位，在安徽灵壁和效忠建文帝的南军发生了激战，杨景战死[ii]。永乐初，杨景长子杨洪嗣职，调戍开平。不久，寡母施妙岩也携杨洪的两个弟弟北上，合家团聚——六合杨氏自此便从陕西汉中落籍于地处极边的北部边陲重地开平卫。后开平卫内撤，杨洪始把家眷安置在宣府城内。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由于明王朝北部边患不绝，在抵御蒙古侵略者的战争中，身为世袭军户的杨氏家族子弟前赴后继，投身军旅，一门之内，父子伯侄跃马横刀，出入战阵，为明帝国守卫着北疆，成为有明一代一个以武勇著称的将门世家。“土木之变”后，杨氏父子伯侄积极效命，入京勤王。在打退入侵者、取得北京城保卫战胜利后，朝庭论功行赏，家族里遂骤然出现“一门一侯三都督”的盛况，时人誉为当代“杨家将”[iii]。出现在史料中且曾担任过重要军职的杨门子弟，有杨能、杨俊、杨信、杨仁、杨智，其中能、俊、信三人《明史》均有传[iv]，他们都是在长辈杨洪的训育下成长起来的。杨能大器晚成，在从军后短短的十余年内就取得和伯父杨洪相埒的功业成就，成为宣府总兵，封武强伯。杨信少年从军，在戎马倥偬的三十年内身经百战，先后担任延绥、大同总兵，封彰武伯。在同门兄弟中，嗣父职成为第三任昌平侯的杨俊，早年颇有勇敢善战之名[v]，但结局却很悲惨。作为一名军人，他久经战阵却没有死在疆场上，反而在明中期动荡的政局中，因遭到同侪和宵小之徒的陷害而终至身遭刑戮、身首异处。对于杨俊功过是非的评价，直到五百余年后的今天，在明史爱好者中仍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和对立。杨氏兄弟同门不同命，令人叹息，更令人掩卷深思。

一、大器晚成的武强伯杨能（1409-1460）

杨能，字文敬，是杨洪二弟杨淋之子，永乐七年（1409）十一月十五日生于宣府城南寓舍。据《明史》记载，杨能自幼庄重凝和，异于常儿。及长，有膂力，善骑射。平居循循然有儒士之风，然而打起仗来却全然是一派虎将作风。在杨洪的诸子侄辈中，杨能的作风最酷肖杨洪。

杨洪对这个侄子也特别偏爱，从小就着意加以栽培，言传身教。杨能长大后，行为处世果然不同凡响。据倪谦写作的武强伯杨能墓志铭和神道碑文记载，宣德中，杨能受父亲杨淋和伯父杨洪之托，回到陕西汉中省视先茔。早在洪熙元年（1425），杨洪因从阳武侯薛禄出征，斩获有功而荣升本所千户，之后便受命率领两百名精骑健儿，专在塞上巡徼。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一个家庭如果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子孙便会举行告庙或祭祖仪式，以昭告先灵。杨洪从百户而升正千户，是六合杨氏家族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子孙升官发财是托祖宗的荫庇和福报。杨能代表伯父杨洪返回汉中祭祀先祖亡灵，体现的正是礼教所倡导的这种饮水思源、报本返始的理念。适逢宣德五年（1430），开平卫内撤三百余里，从内蒙古多伦迁到独石，杨能返回汉中祭祖应在这一事件之后。此时杨能年龄不过二十出头，但到汉中后竟能出色地完成了父亲杨淋和伯父杨洪交给他的祭祖任务。在“展奠尽礼”之后，还自作主张，把留在陕西汉中的部分族人带回宣府，和先已在那里定居的杨洪兄弟三人和他们各自的家庭聚族而居。杨洪父杨景战死沙场，抛尸荒野，埋在陕西汉中的确知有杨洪的祖父杨政。杨政有三子，杨景之外，还有次子杨和（谱记无后）和少子杨芳[vi]。故杨能带回宣府的极有可能就是杨洪三叔杨芳的后人。父亲杨淋和伯父杨洪对杨能的这一举动大加赞赏，夸他是个不忘祖宗的孝顺孩子。

杨能虽然出身介胄之家，但因伯父杨洪崇儒好学，自幼得到良好的教育，曾经师从耆儒魏禋宗读书，习孙吴兵法，同时又练习骑射。不过一开始他无心仕进，并没有从军的打算，直到三十好几岁时还做着家族里的大管家，为家族的事务南北奔波。除在宣德年间返回陕西汉中祭祖之外，据明代翰林徐元玉所作《送杨能文敬游钱唐诗并序》一文（写于正统五年二月三日）[vii]，他还于正统四年返回原籍江苏六合，在那里度过相当长一段时光。正统三年（1438），杨洪升任镇朔参将、万全司都指挥使（正二品）。四年，再进后军都督府佥事（正二品），随即修建了“忠义堂”。“忠义堂”之建，应是杨洪依照明代对品官祭祖的规定，在堂内祭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一个举措。杨能正统四年南下时，已过而立之年。这次他访问的是六合县所在的维扬地区^[viii]，想必是去寻访仍旧生活在那里的族人并为葬在那里的高祖杨顺扫墓的。

正统五年，杨能又买舟南下，在“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的季节，前往杭州游历。徐元玉笔下的“杨公子”俨然是个“谢绮纨毬马之习，事山水琴咏之游”的贵公子，虽然出身将门，却有“体武资文，礼贤重士”的令德，和“琴尊寓高兴，山水豁唫眸”的雅兴，故有去年扬州“访花”、今到钱塘“观潮”的潇洒之举。徐元玉不愧是翰林才子，他在诗中旁征博引，把和杭州有关的历史人物一一列举出来：有在西湖筑堤植柳的东坡居士，在宝石山炼丹的葛仙翁；有“梅妻鹤子”而不思仕进的林和靖，及功成身退、携美人西施泛舟五湖的陶朱公范蠡；还有壮志未酬身先死、最终埋骨栖霞岭的岳武穆。徐元玉此时亦刚过而立之年，自宣德八年（1433）进士及第后即被选为庶吉士，不久授翰林院编修，可谓少年得志，但在诗中却流露出强烈的退隐思想，这和他日后锐意进取，为了打倒政敌于谦而不惜发动政变的做法大相径庭。不过，这首充满文学色彩的诗歌在掩盖徐元玉真实内心世界的同时，却为杨能的南行涂上了一层浪漫风雅的色彩。特抄录如下：

送杨能文敬游钱唐诗并序

能字文敬，今游击将军、镇朔参将、都督杨公之从子也。体武资文，礼贤重士，谢绮纨毬马之习，事山水琴咏之游。前游维扬，久之乃还。今兹闻钱唐湖山之胜，复买舟而南。过京师诣余言别，因乞歌诗以华其行。余方有五湖之思，遂为援笔赋之，一以壮文敬之游，一以寓余之意云。时正统庚申（1440）二月三日也。

杨公子，百不忧，生居将门薄封侯。琴尊寓高兴，山水豁唫眸。去年访花到扬州，今年复作钱唐游。钱唐胜槩曾闻说，右界勾吴左于越。涛江壮观且莫夸，西湖风景尤奇绝。西湖近在郡城西，万顷澄波望欲迷。三竺楼台连鞠院，六桥杨柳接苏堤。苏堤迢迢几千尺，上有坡公旧行迹。桂枝低拂葛洪井，梅树深藏和靖宅。南高峰对北高峰，十里荷花九里松。菱唱莲歌前后起，酒船渔棹往来逢。朝宜清风夜宜月，宜烟宜雨还宜雪。纷纷亭馆知多少，细数其名不能了。我有五湖想，扁舟未果行。送君先我去，无限古今情。岳王坟园荒已久，凭君为奠一巵酒。坟前老树半苍苍，试看南枝今好否？

除徐元玉之外，大学士倪谦在他起草的杨能墓志铭和神道碑文中也多处提到杨能的几次南行。在墓志铭中，他写道：“正统初颖国知公材器不凡，俾客游江淮吴浙，以博见闻。”在神道碑文中，他又写道：“颍国欲玉其成，赀遣使游，公乃之齐鲁吴楚之墟，亲贤取友，智充识博。”但杨能的出游并非完全像徐元玉或倪谦所说的那样，单为了游赏风光或增广见闻，而很可能也像汉中之行那样，是受伯父杨洪委托和资助，返回原籍祭祖的，总之履行的是他作为家族大管家的职责。据倪谦记载，杨能两次南游之后，伯父杨洪对他更加器重了。

在杨能为家族的事务南北奔波时，他的两位从弟却都先后走上从军之路，担任着体面的军职。这令他的母亲陈氏感到失落，她对儿子说：“人生天地间不见用于时，非男子也^[ix]。”在母亲的激励下，杨能幡然悔悟，毅然从军，南行归来后便留在伯父的帐下听用。杨洪每次出征，都会把杨能和另一个侄子杨信带在身边，倚为左右手。两兄弟因此不仅得到立功受奖的机会，还得以亲炙伯父的用兵之道。

正统九年（1444），兀良哈寇延绥，“甲子春，（杨能）从颖国战伊克穆苏，生得战士二十余，斩首倍是，获其畜众什器，拜开平卫所镇抚^[x]。”杨能以舍人从军，于正统九年（1444）在三十六虚岁之际，才取得生平第一个官职，因功获授开平卫所镇抚（从六品），属于明世官九等官阶中最低的一级。与此同时，杨能的族侄杨宗担任着开平卫指挥使（正三品），这是明世官九等官阶中最高的一级。但杨宗年幼有疾，不能视事，杨洪便出面向朝廷请求，将两人的职务互换。得到批准后，杨能便一跃由所镇抚而成为指挥使，为他日后的快速升迁打下基础。

         “土木之变”后，杨能和从弟杨信皆随伯父杨洪入京勤王。景泰二年（1451）夏，在围困京师的蒙古入侵者被彻底打退、北京城解严后，杨洪在兵部尚书于谦的举荐下，挂镇朔大将军印再度出镇宣府，杨能和杨信分别以都督同知和都督佥事之衔充宣府左右参将，随同伯父出镇。杨氏一门三将同镇边陲，当时即被传为佳话。但不幸的是，杨洪于当年九月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于京师。

杨洪之死，特别是天顺元年（1457）“夺门之变”后英宗复辟，对杨氏兄弟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当从弟杨俊被诬以“不忠”之名在京师西市问斩时，杨能却因“迎复”之功而被擢为左都督，挂镇朔将军印，出任宣府总兵；杨信则以都督同知充副总兵，出镇延绥。同门兄弟在政治上境遇如此不同，就杨能而言，和他一惯为人审慎低调、不滥施淫威的个性有关，也和英宗上台后对旧臣实行分化笼络的政策分不开。杨能不久因驻守宣府有功，进爵武强伯，食禄一千石；又加封“奉天珝卫宣力武臣”勋号，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功名几乎和伯父昌平侯杨洪相埒。天顺二年，他为亡母请封，并请大学士李贤作《夫人陈氏墓志铭》——当年一心望子成龙的陈夫人彼时可以含笑九泉了！

图为宣化古城内的镇朔楼，明代为宣府镇城内的鼓楼，南与南门拱极楼，北与清远楼遥相呼应。宣府镇是明代九边重镇中最大、驻军最多的一个镇城。镇朔楼以明代宣府镇总兵例佩“镇朔将军印”而得名。杨能和伯父杨洪都曾以佩印将军之尊，驻守宣府。（网络图片）

天顺四年闰十一月，杨能偶感风寒，卒于宣府任上，享年五十一虚岁。逝世的当天他还带病处理公务。据说，在杨能病逝的当晚，有人看到天上有个明亮硕大的星辰坠地，认为是“将星陨落”的先兆。武强伯去世的消息传出，宣府军民自发罢市一日，以志哀悼。杨能生前娶定西侯蒋贵的孙女为妻，后继娶王氏，有两女一子。因子杨禄早夭而无嗣，故由族弟杨伦扶柩还京，葬在北京阜成门外钓鱼台之原。杨伦后获准袭职，为羽林右卫指挥使。

《明史》对杨能颇有善评，赞他“沈毅善谋，临战决胜”、“军法严明，律身廉洁，体恤士卒，得其死力，虽古名将不能过也。”蒙古诸部对他也很畏服，尊他为“杨爷”。

二、“西北长城”彰武伯杨信（1422-1477）

杨信字文实，是杨洪幼弟杨冲之子，生于永乐二十年（1422）正月二日。同杨能儒雅的性格相比，杨信的性格似乎更多些武悍的成分。正统二年（1437），他随伯父杨洪出征蒙古兀良合部，在兴州战役中，敌方的一位将官跃马出列，在阵前炫耀自己的武功。少年杨信乘敌不备，突然冲上前去，一下子擒住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从此出了名。《明史》说他“骁勇善骑射……每战必先士卒。”然而勇敢的人也有胆小闹笑话的时候。景泰元年（1450），杨信奉命守怀来，一次护饷到永宁卫，刚走了十余里路，忽听到炮响，因为精神上毫无准备，本能的反应就是策马逃奔。为此遭到言官弹劾，好在没有造成大的失误，朝廷也就没有进一步深究。

杨信的仕途由所镇抚起家，历副千户、千户，累功升至指挥佥事。正统十四年（1499）因功再进都指挥佥事，守柴沟堡。“土木之变”后，也先犯京师，从伯父杨洪入卫，转战紫荆关、倒马关及五郎河一带，又进都指挥同知。景泰二年（1451），昌平侯杨洪挂镇朔大将军印再度出镇宣府，杨信以都督佥事充右参将，守怀来、永宁；杨能则以都督同知充左参将，负责万全、独石一路的防卫；此时杨俊则留在京师，以右都督总领三千营。“一门一侯三都督”，父子伯侄不仅同镇边陲，而且兼掌边防和京卫之兵，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天顺元年英宗复辟，杨信被召还京，进都督同知，充左副总兵，出镇延绥。天顺二年领兵出战，破敌擒贼，颇有斩获，计前后功，获封彰武伯，禄千石，佩副将军印，升延绥总兵——延绥设总兵佩印自杨信始。在杨信担任延绥总兵期间，有人曾赋诗《寓榆林送彰武伯杨总戎出塞》一首[xi]，赞美其武功，诗中刻画了一位勤劳王事、四处征讨的边帅形象，如下：

桓桓窦车骑，兵略孔明才

喜睹军声振，应知虏气摧。

晓经月支水，宵上白登台。

会扫边氛尽，燕然勒石回。

天顺四年（1460），杨信再佩征西将军印，移镇大同，寻赐诰券，许世袭其爵。大同和宣府都是屏蔽京师的雄关重镇，而宣府又以大同为障，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又在宣府之上。属下有大同五卫、阳和五卫及东胜五卫，计十五卫，防区辽阔，是蒙古入侵者南犯时的必经之路。杨信被委以如此重任，可见其深孚众望。在大同做总兵期间，杨信还仿效伯父杨洪重视将官子弟教育的作风，捐资兴建义学，建成后特意请大学士倪谦作了一篇序文即《大同新建义学记》，以资纪念。倪谦在文中称赞他“将略本于世授，威名振于夷夏，而又崇儒好学，兼资文武”。可见，明代杨家将个个能文能武，这一点是有别于前代杨家将的。

明人绘绢本《彰武伯杨信坐像轴》，今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题字人为曾任北京政府京师警察总监及山东盐运使授上大夫加少卿衔、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署理湖南省省长、后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绍兴举人周肇祥，题字时间为乙亥（1935年）夏五月。（网络图片）

成化十三年（1477）11月17日，杨信卒于大同镇上，享寿五十六虚岁。消息传到京城，宪宗皇帝“悼叹至再”。朝廷追赠他为彰武侯，赐谥“威毅”，葬宛平县京西乡之原^[xii]。杨信生前有一妻两妾，生三子三女，长子琦为妾冯氏所出，次子瑀为妾詹氏所出，少子瑾为汪夫人所出。汪夫人另生三女，其中一女嫁保定侯梁傅，一女嫁太平侯张軏的孙子张淳。杨信死后由嫡子杨瑾袭爵。明代杨氏一族自六合布衣杨顺起，历陕西汉中百户杨政、杨景，至杨洪因武功而封昌平侯，其侄杨能封武强伯、杨信封彰武伯，“一门三侯伯”，蔚为大观。然而昌平侯不及三传便被废止，武强伯是流爵，不得世袭，只有彰武伯一爵在杨信的后人中传袭下去，与明朝相始终。杨瑾之后传杨质，再传杨儒、杨炳、杨世阶。最后一位彰武伯是李自成陷京师时殉国的杨崇猷，前后共传了七世共167年。

杨信和从兄杨能自幼在伯父杨洪的熏陶下成长于兵旅之间，都具有果敢善战的品质。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风气的熏染，杨信在行为处事方面与杨洪和杨能皆有所不同。比如，杨洪和杨能都有为官清廉的声名，而《明史》却说杨信“性好营利，代王尝奏其违法事，诏停一岁俸”。不过文臣武将“竞恤其私”在明中后期是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瑕不掩玉，杨信仍不失为明代的一员良将。《明史》对他评价说：“（信）在边近四十年，镇以安静，人乐为用。”为杨信书写墓表的大学士刘翊也评价说：“（公）为将勇而有谋，号令严明。行兵不泥古法，而设奇制胜，出人意表。临阵不惧，虽左右死伤而神色自若。尤能教养士卒，激劝有方，明于知人，而用其所长，故能得其死力。所向成功，未尝剉衄。尤不听谗潜之言，或有毁人者，辄斥去之。虽处富贵，能戒盈满、尚节俭。又知好儒术，见士大夫虽韦布微贱，必遇之以礼。在边几廿年，威名赫然，虏贼知惧，不敢深入寇掠，朝廷倚为西北长城。”

三、令人叹息的昌平侯杨俊（？-1457）

杨俊，字文英，是昌平侯杨洪庶长子，初以舍人从军。据习经《送指挥佥事杨文英序》一文所记，他于正统八年秋，因战功卓著而特授所镇抚，获得军旅生涯中的第一个官职。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升迁，由所镇抚升至正千户、卫镇抚、指挥佥事。正统九年十一月，再由指挥佥事而署独石备边府军卫都指挥佥事，督操马营军马。杨俊此次升迁乃因其父“举其久历边务，屡著战功，故有是命”，是杨洪“举贤不避亲”的结果^[xiii]。在同门三兄弟中，他在仕途上虽比杨信出道晚好几年，但很快就后来居上，遥遥领先[xiv]。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可汗脱脱不花与太师也先统率蒙古大军，分四路侵入明境。其中中路军分两路南下，一路由知院阿刺率领，进攻宣府；另一路由也先率领，直逼大同。瓦剌太师也先在阳和口大败明军、取得局部胜利后主动撤退[xv]，将主力部队集中在今张家口坝上地区，按兵不动，窥视时机——他的军队最终在土木堡附近拦截、包围并击溃了撤退中的明军，意外地俘获了英宗皇帝。此时，宣府东北防御体系面临着阿剌知院的武力围攻。独石、马营和赤城等极边的城堡都先后或同时被围困，但都遭到守军的英勇抵抗，故“土木之变”前这些城池皆未失守。“土木之变”后，蒙古骑兵长驱直入，京师告急，当时尚为郕王的朱祁钰用盖有郕王印的密信把驻守独石、马营和赤城等极边城堡的精锐兵力，从战事吃紧的边防前哨调回，以便驰援京师，加强北京的防卫力量。以亲王印信调兵是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举，在当时应是高度机密之事，恐怕连兵部也未知会到。但在北京保卫战告捷、京防危机解除后转而着眼于恢复边防的兵部尚书于谦看来，弃守独石、马营和赤城等极边之地完全是错误之举。在和主张继续以京防为重心的景帝和大臣陈循等人的激烈争辩中，于谦把矛头对准杨俊，痛心地说：“（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兵科给事中叶盛也抨击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两人都把口外八城[xvi]的弃守说成是发生在“土木之变”前的事件，而且都把责任推到杨俊一人头上，这两点皆与事实不符，

要之，边防重地的弃守，最终须得到朝廷的批准，否则主帅和有关将领都会受到军法处置。从几位将领后来的经历来看，他们无一人因此受到处罚。况且，当时负有总督独石等处备御军职的边将是都督佥事孙安（正二品），而不是署都指挥佥事杨俊（正三品）。在正式撤防前，孙安曾于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奏说：“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瑄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四处备御。即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据《英宗实录》记载，此时在朝中监国的郕王朱启钰即刻派密使出塞，“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劄，为京师声援[xvii]。”“土木之变”发生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而郕王于九月六日即位，称景帝。可见，杨俊等人从独石等地撤守，事在“土木之变”后，大约在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六日这一期间；他们是集体奉命调离的，而非弃城逃跑。只不过，在以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和兵科都给事中叶盛为首的“边防派”和以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为首的“京防派”的政争中，杨俊被“边防派”当作箭垛，特别拿出来话事。可以说，杨俊是躲在箭垛背后的景帝（可能还有负责整个宣府防区的杨洪）的“替罪羊”，这恐怕也是景帝在杨俊此后屡遭文臣打击时，对后者一直比较回护的原因之一。

“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京营精锐兵力尽失，明朝的防卫重心骤然由边防转为京防，居庸关为京师门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以杨俊守居庸关，显然是对他的重用。假如杨俊有擅自弃守边城的不良记录，或者杨俊真如其政敌所言，是个无勇无谋之辈，很难想象他会被朝廷委以如此重任。连向来对杨俊极为反感的于谦都承认，“独宣府切近居庸，实关外重地，为大同一带应援；居庸切近京师，天险莫比，自昔必争之地，守之者固不可以无人，尤不可以非人。往时杨洪父子、罗通辈分守二处，号称得人^[xviii]。”

杨俊在驻守居庸关期间，曾出兵击败试图夺关而入的也先别部[xix]，使得也先的主力最终不得不选择突破防守力量比较薄弱的紫荆关、白羊口入关，才得以深入内地，对北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土木之变”中，杨洪父子，一人坚守宣府，一人坚守居庸关，对于保卫京师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假如当时两地中的任何一处失守，中国的历史将会遭到改写。故笔者认为，杨俊在“土木之变”中不仅无过，而且是有功的。事实上正统十四年是杨俊人生之中最为辉煌灿烂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杨俊从署都指挥佥事因守居庸关有功而跃升至都督佥事，寻充右参将，辅佐朱谦镇守宣府^[xx]，自此跻身于十五世纪中期明帝国高级将领行列。

居庸关长城是京城西北方位的重要防线，乃兵家必争之地。“土木之变”后，杨俊被从边地调回，奉命把守居庸关。（网络图片）

但在守备宣府期间，杨俊却因两件事给自己惹了麻烦，导致事业和人生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其一和一个蒙古出身的御用监小太监喜宁有关。喜宁在“土木之变”中和英宗一起被俘，之后投降也先，数次诱敌入寇。景帝认定此人乃朝廷大患，于是下令凡擒斩喜宁者赏黄金千两、白金二万两，并爵封侯。景泰元年（1450）二月，喜宁由独石口入塞时，被杨俊设局捕获，朝廷大臣请景帝如诏嘉赏，但景帝以杨俊等人为边将，职所当为，没有答应，仅升其为右都督（正一品），并赐金币作为酬报[xxi]。杨俊全程策划和组织了对喜宁的捉拿，之后还派人将其解送京师伏法，不意日后却被指控“冒功”。其二和他于景泰元年五月因故杖死都指挥佥事陶忠有关。事发后杨洪害怕儿子再惹出更大的祸端来，连忙上奏朝廷说：“臣男俊少失义方之训，长无学问之功，粗率轻躁必误边事，乞罢俊参将，令其来京随营操练，遇警杀贼。臣日加训诲，冀其改过^[xxii]。”护犊心切的老父想把年届不惑的儿子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看着，真是一片良苦用心！朝廷看在杨洪的面上同意了他的请求。然而等到杨俊入京后，言官交章弹劾，结果杨俊被下狱论斩。不过景帝力排众议，宥其死罪，诏令杨俊随父立功赎罪。

杨俊此时已成为朝中某些人的眼中钉，企图“倒杨”的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们转而怂恿都指挥佥事江福告杨俊冒擒喜宁之功。景帝为了安抚杨俊的反对者，遂下诏追夺其“冒升”之官，降杨俊之职，别赏江福等人。但旋即又命他充任游击将军，率领在京五军并神机营精锐马队、神铳官军五千人，并口外原随杨俊征战的士卒头目，往来巡徼真、保、涿、易诸城，令其剿贼自效。如下：

景泰元年六月丙申，敕右都督杨俊：“兹者宣府、大同边报日急，此必虏贼意图深入为寇。今特命尔为游击将军，率领在京五军并神机营精锐马队、神铳官军五千，并口外原随尔熟头目，往涿、易、保定、真定、定州等地方往来巡守各城，遇警就便督调所在官军、民壮等出奇截杀。勿得畏缩，纵贼剽掠。”

兵科给事中叶盛素与杨俊不和，力阻杨俊复充游击将军。显然他看出景帝对杨俊是明贬暗保，实际上借派杨俊出巡，另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果然，杨俊担任游击将军后不久，景帝就又把他调回北京，让他复以右都督总领三千营训练。

景泰二年，杨洪病逝，失去父亲保护的杨俊，势运从此江河日下。但杨俊一向对自己的才能颇为自负，并没有把自己在仕途上的顺利升迁和父亲的扶持连在一起，很可能认为完全是由于自己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结果。故在父亲死后并没有选择低调做人，反而于景泰三年上疏献策，期望立不世之功以洗刷被人加在身上的污名。他在疏中写道：“也先既弑其主、并其众，包藏祸心，窥伺边境，直须时动耳。闻其妻孥辎重去宣府才数百里。我缘边宿兵不下数十万，宜分为奇正以待，诱使来攻。正兵列营大同、宣府，坚壁观变，而出奇兵倍道捣其巢。彼必还自救，我军夹攻，可以得志。”在奏章的结尾杨俊慷慨明志：“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实深，马革裹尸固其分也！”景帝把他的疏奏交给大臣们“廷议”，兵部尚书于谦以计非万全，否决了他的建策。

景泰三年，于谦对京营的编制进行了改革，从三大营中甄选精锐，成立十团营，准备在紧急时刻调遣听用。团营初设，杨俊就受命分督四营，此时似乎尚颇受景帝和于谦重用。但从景泰四年起，他的势运开始急转直下。是年春正月，朝廷欲遣杨俊同都督佥事刘深充游击将军，守备独石，但遭到叶盛的反对，于是转而派他护送瓦剌使臣出境[xxiii]。此事对杨俊的自尊心是个不小的打击，平生颇为自负的他如今未免有沦落之叹。行至永宁卫境内，因心情郁闷而醉酒杖责永宁守备都指挥姚贵[xxiv]，在打了姚贵八十军棍之后，还要把人家推出去斩首，幸亏诸将极力解劝才作罢。姚贵事后上诉朝廷，时为山西右参政协赞军务的叶盛也参奏杨俊的罪状，以其曾弃守独石，而将杨俊斥为“败军之将”。杨俊上疏自辩，说姚贵诬奏他。为了驳斥叶盛对自己的不实指控，他还封还历年所得敕命令谕，以证明自己多次立功受奖，并非庸碌无能之辈，但此举无异于捅了马蜂窝。

果然，等杨俊送瓦剌使归来后，六科十三道言官交章弹劾他“跋扈不忠”，于是杨俊再次被下狱论斩[xxv]。适逢其弟昌平侯杨杰病亡，杨杰生母魏氏出面请求朝廷暂时放杨俊出来，让他主持杨杰葬事，杨俊因此又得到宽恕而免于一死，但由右都督被降职为都督佥事。景泰四年五月，杨俊获允袭爵，成为第三任昌平侯，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心，数月后杨俊启奏景帝说：“臣父洪存日有家人杨钊等十六人因从征有功及进送报效,俱授百户总小旗职役。后父亡，弟杰嗣爵，上表自陈，蒙革去钊等职役，犹给俸米有二石或一石者。臣今袭封受爵以来，曾无分寸自效，享有厚禄已为非分，而钊等给俸如旧况。今边务方殷，粮用浩繁，钊等既隶臣籍，臣禄足以粗给，乞将其月粮停支以充别用，尽臣区区犬马报主之诚。”景帝下诏答曰“俊武臣能约己裕众”，并接受了他的请求。从这件事来看，杨俊在政治上也颇知进退取舍，并不是个一味只知索取和耍横的人。

但此后数年内杨俊却霉运连连，先是家人杨荣告他盗窃军储，再被论死，交了一笔巨额赎金后才保住爵位。不久杨荣又告他强奸庶母，于是复遭刑狱之灾。景泰七年（1456）二月，因法司辩杨俊强奸庶母一案可疑[xxvi]，杨俊再被免去死罪，但被削去官职，强令在家闲坐，奉养其母[xxvii]。从他频遭文官和恶仆的打击和陷害来看，杨俊为人，诚如其父所言，因生性刚愎自负，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所至皆为人挤兑排斥。杨俊终因诉讼不断，官司缠身，连一向对他暗中保护的景帝也无可奈何，只好下令夺了他的爵位，但仍免其一死。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景帝又许其子杨珍袭爵。

假如没有次年正月发生的“夺门之变”而导致景帝被废、英宗复辟，杨俊在被削职后，完全可以以平民之身安度余生，或者等过几年后形势发生反转，仍有可能得到起用。但不幸在“夺门之变”后，一向嫉恨他的同僚石亨、张軏把他在守备永宁、怀来时，听说也先要送英宗回来，曾密戒将士“毋轻纳”之事，及英宗被送回后又说过“是将为祸本”的话全部挖出来告发。杨俊于是再度被捕下狱，天顺元年二月初一于北京西市问斩，罪名是对英宗“不忠”。杨俊子杨珍也遭革爵，并被发配到广西去充军[xxviii]。杨俊被杀的另一个罪名是“党附于谦”。然而在兵部尚书于谦主政期间，他是被以言官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当作“方命专权，强梁跋扈[xxix]”的骄将典型，而备受打击的重点对象，最后却被加上“党附”的罪名被冤杀，真可谓欲加诸罪，何患无辞，难怪当时就有人为杨俊抱屈。但杨俊为人豪横，得罪人太多，确有人为他的死而额手称庆的。

杨俊的一生颇有争议，比起杨能、杨信两位同门兄弟，他生前的境遇，特别是在父亲杨洪死后，真有云泥之别！杨俊最终死于政治迫害，死后没有留下记录本人生平的墓志碑文，故后人对他的了解十分有限，误解也深。在笔者看来，杨俊虽然有很多缺点和过失，甚至似乎具有自我毁灭倾向的人格缺陷，但在谁负有弃守独石马营等地罪责这一问题上，文官集团把众恶归于杨俊一人，对他穷追猛打，攻讦不已，就像土木堡事变后，将众恶归于太监王振一样，是颇失公允的。殊可叹息的是，当文官集团出于改革军政的目的，试图以杨俊作法，震慑其他武将，以确立文官制衡武将的制度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自己也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景泰朝的冤家对头，被通过政变上台的阴谋家污为同党，一网打尽，真可谓莫大的讽刺和悲哀！不过杨俊临刑时，“英气不挫”，谈笑自若，坦然面对命运的捉弄，而没有辱没自己和家族的英名。据说当时还有红颜知己在法场上为他鸣冤殉情。公道自在人心，不管操弄笔管的文官怎样诋毁他，不管嫉恨他的武官同僚如何构陷他，历史研究者有责任还原真相，给他应有的公正评价。

附：山西代县鹿蹄涧《杨氏族谱》所录六合杨氏家族世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