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英雄故事传播史

山西忻州日报社主任记者  张云平

杨家将故事是一部英雄史诗，既是人民群众一代又一代用情感滋养出来的民间历史，也是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杨家将故事及精神早已融入到了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奔涌不息，一直传颂下去，汇聚成中华文明史上伟大壮丽的不朽史诗。

一、杨家将英雄故事的初创期：宋代口头传颂与民间说话

说杨家将英雄故事，自然要从杨家将生活战斗的北宋说起。杨家将是由真实的历史人物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武将组成的英雄群体，在官方编篡的《宋史》中就有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的传记。可惜的是，有关杨家将的史料留传下来的少之又少，即便如宋人著作及后代编篡的《宋史》也只是几百个字，而且很多事迹语焉不详，相互矛盾，加之至今考古界少有发现杨家将家族墓葬碑铭及实物资料，造成有关杨家将研究的困难及各方歧异观点。

目前所见，最早反映杨家将事迹的文字史料，当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文集》中收录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文中有“君讳琪……麟州新秦人也。……君之伯祖，继业”，“继业有子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里的“琪”是指杨琪，杨文广的叔侄杨畋的父亲，也就是杨业弟弟杨重勋的孙子，杨畋中过进士，在京城做官，父亲杨琪死后，请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写下了这篇记录杨氏家族历史的墓志铭。此时，距杨延昭去世(1014年)仅有37年，杨文广还健在，而杨家将祖孙三代的事迹，已在宋朝街头巷尾广为流传。

此外，宋人笔记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徐大焯的《烬余录》，以及《渔矶漫钞·心疾》中也有零星记载。特别是徐大焯的《烬余录》文中提到：“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世称杨家将。”这是“杨家将”这一称谓最早的记载。

我们知道，一般人们对开疆拓土、军威将强的唐朝称盛唐，对强邻压境、纳贡求生的宋朝称弱宋。宋朝“重文抑武”的国策的确是弱宋的一个原因，但从治和乱的大历史来看，宋朝首开取消禁夜之法令，把世代管制的夜晚还给老百姓，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灵才有了一定的释放，这是大宋之所以在文化艺术及商业经济上取得繁荣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众多海内外历史学家将唐宋称为“唐宋变革论”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从宋开始已由农业社会开始迈入工商业社会，是一个历史转型期，所以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你看不到像唐时长安城那样雄伟、壮丽、堂皇、气派的宫殿，看到的是开封街市上市民之忙忙碌碌的繁华景象，在这个街市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之一民间说话。这里的“话”是故事的意思，说话就是讲故事，一种在市民阶层出现的以说为主的说唱文学，主要分为小说、讲史、说经和合生四个大类。

由杨家将史实事迹进入杨家将故事，目前所知最早的例证为宋末元初罗烨在《醉翁谈录》中的记载。他把民间说话中的小说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捍棒、神仙、妖术”八大类，并列举了宋代话本目录100多种，其中就有与杨家将故事有关的《杨令公》《五郎为僧》两个话本。这些话本留传下来的文本內容已不见了，已知的宋代话本还有《青面兽》《拦路虎》《复华篇》《中兴名将传》《王温上边》《话说张韩刘岳》等共8种。这说明早在宋代话本中就有了以杨令公杨业及后辈，如杨文广、杨温、杨志等杨家后人为名进行的创作了。也正因为杨家将英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街市书会里才会有话本的编剧人才以此为据进行创作。

杨业麟州新秦（今神木）人，公元986年(宋太宗赵光义雍熙三年)血染陈家谷被俘时，辽国大将耶律斜轸曾对杨业说，“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杨业从投身北汉到北宋，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驻守在雁门关。这样从边关前线负伤或退役的士兵，那些亲眼目睹过杨业平易近人、作战神勇事迹的人们，返回各自的家乡，便会向人们讲述杨业的英雄事迹，口口相传，从边关到内地，从故乡到京城，杨业的英雄事迹便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开来。

为什么是杨业，而不是其它人？为什么在同时代，其传播速度会如此之快？这是因为在“弱宋”的大背景下，坚持抗战的无敌英雄杨业，正是人民群众渴望驱逐外敌、收复中原失地美好愿望的一种体现和寄托。特别是杨业之死极具悲剧性和故事性，后被专业的说话艺人加工修改，在国家意识和市场需求的召唤下，放大和凸显了杨业忠勇无敌的英雄气概，这应该是杨家将英雄故事的最初萌芽。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杨业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开始，人民群众面对碎片化传播，到专业的说话艺人整理讲述完整的故事，已有杨业死节、五郎为僧、六郎延昭、文广征南等内容情节，呈现出家族式流传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是人民群众突破了历史史实的局限，按照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爱憎、要求和愿望，大大发展了它，丰富了它，使它成为了一部忠勇悲壮、跌宕起伏的家喻户晓的英雄群体故事。

二、杨家将英雄故事的发展期：元代杂剧

元朝在政治上较为黑暗，把人民分为四等：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即回、藏、中亚等少数民族；三是汉人；四是南人，即南方的人民，民族岐视和民族压迫的特点，决定了以汉族为主的广大人民与蒙古贵族统治者的矛盾十分激烈，必然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烙印，也必然对本民族的英雄人物产生怀念和期盼之情。

由于早期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大帝国，横跨欧亚大陆，战争的需求，促进了这些地区交通和商业的发达。元代时，当时中国几个大的城市，如北方的大都（北京），南方的杭州，工商业非常发达，这些新兴的都市商人、手工业者及驻防军队的蒙古人，都需要有他们的娱乐，城乡的有钱人也进入了剧场，这样从北宋以来便在汴梁、杭州流行起来的勾栏瓦肆，尤其是说唱文学和杂剧到这时便更发达了。加之元朝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大批知识精英分子为了生存，加入到了杂剧的创作中来，从而催生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继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之后又一个黄金时代，也就是元杂剧为主要形式的一个黄金时代。

杂剧艺术在元代蓬勃兴起，留传下来的剧本中有5个杨家将的杂剧，其中《昊王塔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最为完整，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杨家将戏曲文本，也是杨家将故事最早的艺术文本。

《昊天塔孟良盗骨》故事情节为：杨六郎杨景在长城“内三关”之一的瓦桥关作镇守使，有一天梦见父亲显灵来见，父亲向他讲述与韩延寿作战时，被困虎口交牙峪，因寡不敌众，不愿投降，一头撞死在李陵碑下。辽兵把他的尸骨放在幽州昊天塔上，每天让一百名小兵射三箭，疼痛不忍，让六郎想办法将尸骨运回关内。六郎与孟良潜入幽州，用计盗得尸骨，中途被辽兵发现追赶，孟良自请断后掩护，六郎逃至五台山兴国寺，与出家的五郎相遇联手杀敌，将追赶而至的辽国大将韩延寿杀死，为父亲报了大仇。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故事情节为：朝庭奸臣王钦若为了骗杨六郎回京，改写诏书，令其女婿谢金吾帶人拆倒杨家府邸清风楼。佘太君出来劝阻，被谢一把推倒，这时佘太君明白了其中阴谋，立即派人去信让六郎千万不能返京，谁知杨六郎和焦赞已离关返京，见母后，杨六郎即刻准备回三关被发现。焦赞杀死谢金吾，又寻王钦若报仇时被抓。王钦若奸计得逞，自作斩官要斩杀杨六郎和焦赞，长国姑闻讯，大闹法场，扭王钦若面见皇上，这时候正好孟良抓来一名辽国军人，交代王钦若是辽国的奸细，最后王钦若被斩，杨六郎和焦赞获救褒奖。

从这两出杂剧可以看出，元朝时杨家将故事已经大大得到了发展。首先开始出现了杨家将群体形象，其主要人物已从老令公杨业转为杨六郎，杨业在李陵碑前壮烈殉国、杨六郎智勇双全威震三关的故事被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并且孟良、焦赞作为英雄陪衬人物也已经出现。其次，五郎的出现为宋话本《五郎为僧》找到了根据，也为幽州杨家七郎八虎救驾之说提供了间接证据。总的说来，元杂剧保存下来了大量珍贵的信息，杨家将的故事得以流传到今天，跟元杂剧的功劳分不开。

三、杨家将英雄故事的成熟期：明代历史演义小说

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观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到了明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尽管近年来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将此转型期提前了几百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明代中后期中国的城市商业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雕版印刷业的大力普及和发展，使得小说、剧本、木版年画等通俗读物得以大量刊刻和印刷。

一直以来，儒家四书五经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引经据典，即便是读书人也需要多少年才可深研看得懂。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相对好读一点，但也有几十卷，对大多人来说，可以说望而生畏。直到北宋年间，司马光编纂出了通俗化的《资治通鉴》，后朱熹又在此基础上，编成了一本更为简明扼要的《资治通鉴纲目》，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除史弊，深受君臣及儒生们的喜爱，由此而催生出明代历史演义创作热。

城市化、商业化、市民化，意味着对于大多数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普通民众来说，也有了接受历史文化知识教育的权力，加之雕版印刷业的普及，于是明代一大批"按鉴"通俗演义小说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如著名的东周列国、全汉志、三国志、唐书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等，其中杨家将英雄故事《杨家将演义》和《南北宋志传》也名列榜中，在社会上流传着，并受到市井百姓的喜爱。

这些历史演义小说的编写者，本着通俗、娱众、补史、教化的意图，在真实的历史史料及杂剧、野史、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增衍、生发、虚构、改造，并使纷纭繁杂的史事条理化、故事化、传奇化，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明代诞生的这种历史演义小说新形式，应该与宋元以来的民间故事、说唱文学有关，《杨令公》《五郎为僧》可视为小说的滥觞。《杨家将演义》和《南北宋志传》相比较，大体故事内容相近，但结尾有所不同。前者主要讲述杨业、杨景、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祖孙五代一百多年间抗击辽国和西夏的故事，结尾以杨怀玉率领全家赴太行山隐居作结，有着浓厚的人文色彩；后者以“杨宗保平定西夏，十二妇得胜回朝”为结尾，讲述杨门女将十二寡妇胜利征西回朝大团圆，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从两部历史演义小说可以看出，在元杂剧的基础上，杨家将英雄群体又增加了穆桂英及杨门女将英雄形象，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不多见的，这也是这部小说最具闪光丶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至此，杨家将故事所有情节应有尽有，已经非常完整化和系统化了，为后来蔚为壮观的杨家将英雄故事奠定了基础。

四、杨家将英雄故事的高峰期：清代宫廷大戏、梆子戏和说唱评书

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历来为少数人所垄断，大部分民众并不识字，所以作为寓教于乐的戏剧成为了民众首选的文化娱乐形式之一。戏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他的诞生较之于其它文学艺术形式相对要晚一些，从宋代的南戏、金代的院本、元代的杂剧、明代的宫廷杂剧演出，再到清代宫廷连台本大戏和地方梆子戏兴起，包括杨家戏在内的中国戏剧在这一阶段，呈现出了繁荣兴旺的景象。

清代杨家戏的传播必须要提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组织专业人士编写的《昭代萧韶》，创编于嘉庆年间，这个剧名的意思是“升平时代的雅乐”，演绎的是情节连贯的连台本大戏杨家将英雄故事。故事以辽国入侵中原，八王保奏杨业为帅征辽开始，到在四郎、八郎相助下，六郎大破天门阵，萧太后自缢身亡为终，共有240出，是迄今为止杨家戏最大的一部，后世再也无法有这样大规模的演出了。嘉庆皇帝之所以选择这部戏，除题材内容传播广泛之外，这与杨家将身上所体现的忠勇精神有关。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民族的融合和团结，显然要比民族仇恨与战爭更为重要，这样在民族融合的大势下，如何在大众娱乐的戏剧中，宣扬杨家将忠勇精神，以教化民众，成为了当时迫切的任务，这样像《劝善金科》《鼎峙春秋》《忠义璇图》《昭代萧韶》等一批连台本大戏应运而生了。不过，爱好戏曲的乾隆、嘉庆看的是昆腔连台本大戏，光绪时期，民间梆子戏兴起后，慈禧太后以极大的热情组织专业人土将昆腔改为乱弹的梆子腔，随改随排，改了两年，因八国联军入侵才中断了演出，甚至有时慈禧自已在戏中客串角色演出过把瘾，可见杨家戏在清宫中受欢迎的程度。到清朝末年，每月的朔望日，或在颐乐殿，或在宁寿宫及紫光阁，经常上演的杨家戏保留剧目有《雁门关》《探母回令》《穆柯寨》《破洪州》《金沙滩》《三岔口》和《辞朝》等，有学者认为，这些剧目都与《昭代萧韶》有关，后来都成为中国戏剧的经典剧目。

相对于由文人雅士编写喜好的昆曲、京剧剧种的高雅，地方戏剧梆子腔剧目内容则更多取材于民间传说，代表了民众自下而上的某种精神和心态，在梆子腔剧目中的杨家戏大都以杨业和佘太君结婚的《七星庙》为始，以大团圆的《太君辞朝》为终，虽是一个个独立的单篇，但集合起来，核心内容却是可以连贯的，其规模要远远超过《昭代萧韶》，相对而言，人物形象生动鲜活，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少有说教气。最为光彩照人的是穆桂英和杨排风形象首次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妇女英雄数量之多、形象之饱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一般认为，各种梆子腔剧种，均出于秦腔，或山陕梆子。

另外，与繁荣兴旺的杨家戏同步发展的深受大众喜爱的民间弹词丶鼓词和评书也有不少是关于杨家将的，如《双鹦鹉全歌》《金枪传》《天门阵》《奔牛阵》《八虎闯幽州》《杨金花争帅印》等，人物虽没有增加，但故事的內容和情节仍在变化着。

评书《金枪传》的传播路径很有典型性，这部作品最早创作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据说是得到满族世袭武官富察氏家族的赞助编演，后人学者付爱民将其整理改编为《北宋倒马金枪传》，共分为二十一卷，第一卷《天齐庙》从杨七郎打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卷的《南北和》佘太君赴宴金枪会。杨家将的英雄事迹主要发生在万里长城内外三关一线，这本评书正好流传于京津冀一带，在北京周边的八旗营里非常盛行，每年要循环演出，说到热闹紧要处，说书艺人还会拿起竿子比划一番，以吸引观众。有一种说法，因为评书中有大量关于战争中的具体武艺描写，满族家族及军营中都把《金枪传》作为“武架子书”，这说明在这些八旗兵营密集分布的卫所地方曾经十分流行杨家将故事的说讲。

从清代宫廷连台本大戏、地方梆子戏与评书分析可以看出：清代杨家戏有两条大的主线，一条是官方的，一条是民间的；一条是雅曲，一条是俗曲；一条是强调忠，一条是强调勇及悲壮性。两条主线，平行发展，又相互学习借鉴，最终如同涓涓细流入大海一般，产生出了一大批中国戏剧史上的精品佳作。这样繁荣兴旺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中华民国年间，更是涌现出了像梅兰芳等一大批戏剧大师，不仅将戏剧艺术达到高峰，而且传播至海外，成为民族的国粹。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杨家将英雄故事从初创之日，完全是靠人民群众的口耳相传，并代代相传，到了清代才受到最高统治者亲睐，把杨家戏提升到与《三国》和《水浒》等历史大戏同等的地位，在内容上突出忠奸斗争，将杨家将忠勇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不可否认，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喜好和重视，从客观上对杨家将英雄故事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杨家将英雄故事的创新期：新中国戏剧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史学家多称为当代。这里的“共和国”的含义是非封建君主专制世袭国家，前面加“人民”的含义是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曾欣喜地这样写道：“中国几万万人民按照自已的愿望和意志建立了一个完全摆脱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压制的国家。现在大家正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忘我地努力着。我们要在自已的国土上，创造一种完全属于广大人民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文化。我们在写作崭新的历史。”而这一时期，按照“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政策，民间文学因为是人民群众创作的自然被提升到空前的位置，杨家将英雄故事，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才子佳人，自然是属于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作品，也没有遭到如《武训传》那样的批判，迎来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次高潮。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了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及剧目的整理、改编、创作及上演计划工作，从中国戏曲研究院审查列出的194出剧目中，杨家戏《李陵碑》《五台会兄》《三岔口》《穆柯寨》《金沙滩》《审潘洪》《杨排风》《辕门斩子》《金沙滩》《穆天王》《太君辞朝》等名列其中，并要求对杨家戏的整理改编要“选取足以集中地表现杨家将爱国精神的一个方面进行编写”。1955年又专门就《杨家将》评书的整理召开座谈会，赵树理、翦伯赞、邓广铭、孟超、黄芝岗、陈迩冬等，对今后杨家将故事的整理、改编及创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政府层面举办的杨家将研究的会议，对后来杨家将文化的创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最为成功、最具影响力的剧目要数赵树理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和梅兰芳改编的京剧《穆桂英挂帅》，而另一部杨家将经典名作《四郎探母》则是命运多舛，因杨四郎身上的人性意识，有损杨家将英雄形象，备受争议，甚至多年来被列入禁演名单。

赵树理，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山西“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1961年赵树理应晋东南地委的邀请，把自已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改编《三关排宴》之中。这部传统剧目原名《忠孝节》，与《昊天塔》《五绝阵》《八姐盗发》为传统的四连本戏。剧情讲述的是北宋时期，佘太君赴“三关”与辽国议和，向萧太后索回当年失落辽国的杨四郎。四郎变易姓名，已在辽国招为附马多年，这次返回宋朝。佘太君一方面面对母子深情，另一方面又在金殿上严责四郎不忠不孝，贪生怕死的行为，四郎羞愧，碰死在大殿前。改编过程并不顺利，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赵树理必须主题先行，把佘太君塑造为大义灭亲、正气凛然的爱国主义形象，把杨四郎塑造成投敌叛国、苟且偷生的卑鄙的个人主义，势不两立，但赵树理手留“情”，在剧情结尾处反复“渲染”佘太君矛盾复杂的心情，在其改编的作品中表现了人性，并顶住各方压力，最终将《三关排宴》上升为一个精品。从此以后，上党梆子戏不断走上荧幕，如《血箭》《佘赛花》《斩华堂》《杨七郎》等，可以说《三关排宴》为后来者开了先河。梅兰芳，中国戏剧创新的实践者，当之无愧的戏剧大师。他在民国时期的成名作就是杨家戏《穆柯寨》，在上海“小穆桂英”一举成名，从此，善于学习，善于创新，博采众长，集其大成，成为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典范和杰出的代表人物。《穆桂英挂帅》源于同名豫剧的改编及再创造，是梅兰芳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唯一的一部新作品。当时65岁的梅兰芳亲自改编，亲自扮演剧中人物53岁的穆桂英，面对国家边关危机，早已解甲归田的穆桂英，重披战袍，发出了“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豪言壮语，人物与演员融为一体，既歌颂了杨家将的爱国主义精神，又表达了他老当益壮的决心，因而首次公演即受到各方好评。《穆桂英挂帅》成为经典中的经典，至今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文革”动乱，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尽管受到影视艺术、通俗歌曲的影响，戏剧文学仍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这一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逐步恢复上演优秀传统剧目的请示报告”，文件中公布了41个参考剧目和9个川剧剧目，以及尚未公布已在北京上演的剧目，其中杨家戏《穆桂英挂帅》《杨排风》《三岔口》《破洪州》等被列入第一批解禁剧目，以后又拔乱反正逐步解禁，迎来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第二次高潮。

杨家戏随着时代的变化，戏剧的不断改革发展，创作和改编出了一大批富有时代精神的杨家戏，主题由过去偏重“忠勇”而集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及中华民族一家亲，呈现出了又一次繁荣兴旺的局面。据中国京剧戏考网考略，现有京剧剧名2782出，其中宋代故事剧目363出，杨家戏为51出。另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统计，宋代故事剧目中，列有杨家戏40出，包括《佘塘关》《佘赛花》《锤换带》《铁旗阵》《打潘豹》《金沙滩》《五郎出家》《李陵碑》《五台山》《孟良盗马》《三岔口》《寇准背靴》《四郎探母》《穆柯寨》《穆天王》《辕门斩子》《天门阵》《破洪州》《雁门关》《洪羊洞》《太君辞朝》等。

此外，地方梆子戏与京剧互为移植，杨家戏可谓“风光无限”，如根据传统剧目《穆柯寨》《辕门斩子》《天门阵》改编而成的《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根据《战洪州》改编的《穆桂英大破洪州》，以及重新改编的《百岁挂帅》《杨门女将》等几十出经典剧目，并搬上了银幕，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中国梆子声腔剧种大词典》统计，杨家戏剧目有80多种，几乎全国所有梆子剧种及地方剧种都有杨家戏。

一般来说，梆子剧种流行的地区也是杨家戏繁盛的地区，山西是梆子戏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四大梆子中均有杨家戏，尤其是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历史最久远、剧目最丰富，这可以用这些地方曾经是杨家将生活和战斗过而留有大量民间传说来解释。北路梆子重点流行于忻州一带，现存的杨家戏剧目有《天门阵》《辕门斩子》《五郎出家》《金沙滩》《雁门关》《四郎探母》《杨门女将》等。

相比而言，与忻州同属太行山脉的上党地区流行的上党梆子中，杨家戏的原生态保存则更加完好，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杨家戏连本集群。早在明万历年之前，上党地区就有迎神赛社活动，留传下来的一份公元1584年的手抄本上，记载有杨家戏剧目十二种，大体上杨家将英雄故事已基本成型。

也许是太行山与五台山及忻州长城“三关”同是一个大的地理区域，也许是太行山自古就是躲避战乱的好地方因而文化遗存保留较为丰富，也许是太行山受明代杨家将演义小说中是杨家将后代隐居之地传说的影响，总之上党梆子剧目中保留有大量杨家戏。

山西戏剧重点工程《山西地方戏曲汇编》共出版16集，其中上党梆子专辑3本，加上上党落子专辑1本，共4本，收集有上党梆子传统剧目66篇，其中杨家戏就占有42篇，依次为《佘塘关》《双龙会》《五台山》《天波楼》《忠臣庙》《英雄会》《三岔口》《董家岭》《孟良盗马》《昊天塔》《五绝阵》《八姐盗发》《忠孝节》《九龙峪》《刺兄》《骂殿》《反潼台》《两狼山》《下边庭》《密松林》《辕门斩子》《杨金花夺印》《雁门关》《乾坤带》《明公断》《金沙滩》《万寿宫》《焰火棍》《天门阵》《双挂印》《破洪州》《白马关》《延安赏军》《黑风帕》《五凤楼》《惊奇案》《昆山塔》《显冤报》《双凤炉》《肉丘坟》《毒酒汁》《杨宗英下山》等，可以这么说，在全国所有剧种里，上党梆子中保留杨家戏最多。

这里还要再补充一点，我们不能遗忘“文革”这段历史。杨家将英雄故事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任何时期都不曾中断，也不曾有过禁止，唯独在“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运动中，与其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道被打倒在地。从最早的《武训传》《清宫秘史》，到歌颂历史上英雄儿女的《杨门女将》《百岁挂帅》《林冲》《林则徐》等无一幸免，认为是有严重错误倾向的大毒草。《百岁挂帅》歌颂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潘杨颂》借古喻今，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杨门女将》则更因为是在中国最大走资派刘少奇的干将彭真的亲自过问下拍摄的，认为作品借古喻今，含沙射影地攻击“三面红旗”，宣扬战争的残酷性，打仗打得连一个男人都没有了，只剩下十二个寡妇征西，攻击了伟大领袖的人民战争思想。荒唐又可笑，这在世界人类史上也是少有的。只要“文革”的左倾思想不从根本上清算，已经拔乱反正的大好成果，也有可能得而复失，“文革”也有可能再次发生，历史的教训值得警惕。

从新中国戏剧的两次高潮中可以看出，杨家戏继续出现并活跃在不同剧种的舞台上，在我国现有的三百多个剧种中，几乎都有杨家戏的移植，不少剧目和场次，如新中国初期改编创作的《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等，以及近年来改编创新的青春版《杨门女将》等均成为这些剧种中的经典保留节目。当代杨家戏名家也如群星灿烂，后继有人。杨家戏中精采的唱段，依旧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传唱，就是在互联网及大众传媒发达、戏剧媒介不景气的今天，杨家戏依然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人民同情悲壮的杨家将，人民崇敬精忠报国的杨家将，感人的主题总是会代代传诵下去的。

纵观一千多年来杨家将故事的传播，从杨家将同时代“三关”内外口耳相传、宋代民间说话的初创期，元代杂剧的发展期，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成熟期，清代宫廷连台本大戏、地方梆子剧和评书的高峰期，到新中国戏剧两次高潮的创新期，由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再到点对面的大众传播，通过包括历史文献、民间传说、说唱文学、小说、戏剧、年画、电影、电视等多种媒介的传播，杨家将故事流传到今天，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杨家将故事之所以被称之为是一个独特现象，是因为其人民性和群体性。这里的“人民性”，是指杨家将故事最初的形成就是老百姓在民间中口耳相传的，没有正统的史家叙事蓝本，也没有官方的世代推崇。这里的“群体性”，是指杨家将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祖孙三代及其家族，不分男女老少，个个都是抗敌战士的英雄群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不同于岳飞故事的传播，岳飞和杨家将虽然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名的民族英雄，一个南宋抗金，一个北宋抗辽，全都是因为收复中原失地反抗侵略而被看作是民族的英雄，也是代代传颂。但岳飞在含冤二十年后即被宋廷平反昭雪，赐谥号“忠武”，后又被封为“鄂王”，在其家乡河南汤阴建有岳王庙，在南宋首都杭州西湖边上也建有岳王庙，历代官方的推崇，全国各地还有很多纪念岳飞的祠堂。岳飞故事最初的形成是因为有史家叙事的蓝本，岳飞的孙子岳珂写作了一本《经进鄂王行实编年》，详尽记述了岳飞一生的英雄事迹，被后世史家认为是一部研究岳飞史料最早的文本，之后到了清代才出现了钱彩的历史演义小说《说岳全传》。

也不同于三国故事，三国故事也有史家叙事为蓝本，即正统历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之后到了明代才出现了罗贯中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故事由于官方的推祟，尤其是三国故事中的关羽更是被神化，推至“文圣人孔子、武圣人关羽”同等地位。清代统治者对关羽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康熙封赐关羽的先祖和后裔，钦命礼部避关羽讳，乾隆先谥关羽“仁勇”又改谥“神勇”，之后不断封谥，万世人极，神界大帝，关庙遍天下。杨家将故事对比岳飞故事、三国故事更加之难能可贵，更加之流传不容易。纯粹是由人民群众长久传诵着的杨家将故事，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力，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这正验了民间那句俗语“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作为一个范本，杨家将故事的传播，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杨家将，并从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把钥匙。在一般人的认知中，由于受中国传统史学之主流和近世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历史和传说对立起来，认为历史一定是真实的，是可以引用的权威“信史”，而传说则一定是虚构的、杜撰的和不真实的。只不过“历史”经过精英的加工变成了符合其旨趣的文本，而传说则是在底层以某种不规则的口述形式流传而已。如果我们以开放的视野，运用后现代新史学的观点和方法，从客体转移到主体，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反思，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的认知方式并不是阐述真理的惟一方式，传说是用不同方式表达的历史记忆。

历史和传说有其共性，都是讲述已过去了的事情，本质上就是历史记忆。概括而论，历史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过程的本身也是历史，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那些禁止的所谓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反而在禁止中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被记忆了下来。哪些历史记亿被固化为历史，又有哪些成为老百姓口耳相传的故事，还有哪些人被彻底遗忘，有学者形容，这就好像是我们今天使用的电脑一样，由于硬盘空间的限制，我们把认为是重要的数据保存下来，而把自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删除了。首先我们不可能认为所有东西都重要，其次我们不可能没有选择地进行记忆和保存，那么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是怎样来判断前人删除的东西是不重要的、而保留下来的东西就一定是重要的呢？显然在正统历史之外的传说、野史、地方史志、口述史等也可进入历史记忆，应该放在一个同等价值重要的位置，也即在历史记忆的意义上。

一个事情的流传，不管是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记载，势必层层地加上了很多后人的一些和当时的情境结合起来的人为的东西，又且中国大多数人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传说中的人物和事件有可能进入历史典籍，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也有可能进入民间传说之中，这种反复互动和层累性与创作者本人和所处时代关系极大。比如人们熟知的江南商人沈万三，本是民间传说人物，连当时明代首都南京城也是用他的钱修建的，异常丰富，流传极广，后被记入《明史》，变成了真实的历史名人;春秋时有个战将叫杞梁，在跟莒国的一次作战中死了，国君在野外准备向杞梁妻表示哀悼，杞梁妻认为不合礼仪应放在家中拒绝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经战国、汉代、北齐、唐代的不断演化，成为了我们今天熟知的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的《孟姜女哭长城》，杞梁妻变成孟姜女，真实的历史人物又变成了民间传说人物。实际上“孟姜”在春秋时期是一个美女的代称，不是一个人名，跟中国四大美女中貂婵是女宫职务而不是具体某个人名同样的道理。那种坚持历史和传说二元对立的陈旧思维，非要在一个人物或事件中证明，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无意于以虚构又证明出虚构，陷入历史的悖论，不利于全面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和思考历史，在历史记忆中，不忘过去，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