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文化漫谈三题

师国宏

杨五郎与五台山

山西是北宋杨家将的第二故乡，在晋北的忻州、雁门关、五台山一带，遍布着杨家将的历史遗迹，流传着许多关于杨家将的传奇故事。

查诸正史，并无杨业父子在五台山活动的明确记载，但民间口碑中，杨家将和五台山却是别有渊源。也许正是由于正统史籍的阙如，才给老百姓留下了发挥艺术想象的历史空间。

杨家将人物中和五台山关系最密切的当属杨五郎，他出家五台山的故事在晋北可谓妇孺皆知。传说，杨五郎是在五台山太平兴国寺出的家。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让高僧睿见在五台山楼观谷结庐处兴建寺院，落成后赐名为“太平兴国寺”，即由睿见任住持。某年，太宗由杨家父子护驾朝拜五台山，专程到太平兴国寺游览，杨五郎得以结识学识渊博的睿见法师，并受到其教诲和点化，交往密切。临别辞行，睿见赠送杨五郎一个包裹，并嘱咐他：“这个包裹要随身携带，平时不可打开，当你在战场上遇险或受挫时再打开，它会使你化险为夷。”之后，杨五郎每逢出征就把这个神秘包裹揣在怀里。不久，宋辽大战幽州城，由于奸臣潘仁美的陷害，杨家将血战金沙滩，“七郎八虎”四死两俘，损失惨重。杨五郎在混战中突出重围，逃进一片树林。这时，前无逃路，后有追兵，形势危急。他情急之下想起怀中的包裹，掏出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把剃刀和一套僧人衣帽和度牒。至此，杨五郎恍然大悟，立即下马弃甲，易服剃发，大摇大摆走出树林，躲过了辽兵的追杀。一路上，五郎想到杨家忠心报国，却遭奸佞陷害，落得如此悲惨下场，决意不再为朝廷卖命，便直奔五台山而去，拜睿见为师，出家修行。

后来，杨五郎成为太平兴国寺继睿见之后的第二位当家和尚。因此，人们就把太平兴国寺叫做“五郎庙”，把五郎庙所在的山谷叫成“五郎谷”。五郎庙外山上有一处高台，当地人们管它叫“五郎阅兵台”，传说是杨五郎训练检阅僧兵的地方。由此，民间盛传五台山僧人习武之风，发端于杨五郎，更说闻名天下的“杨家枪”枪法，也是杨五郎所创。其实，最有可能编创“杨家枪”的应该是杨延昭。小说、戏剧中杨业是“金刀杨令公”，杨五郎使的兵器是大板斧，杨七郎用的是丈八蛇矛，只有杨六郎是“白马银枪”。

五郎庙的西配殿，至少从明代开始就供奉有杨五郎塑像，又称“五郎祠”。清人《古今游记丛钞》称：“寺内西庑，供杨五郎像，闻即杨五郎之肉身。像旁有五郎所用铁棍，重八十一斤”。至为遗憾的是，太平兴国寺和五郎祠都已在“文革”中被拆毁，现在只有传为杨五郎兵器的铁棍，仍作为文物保存在显通寺的佛国珍藏楼，供人瞻仰。在代县鹿蹄涧杨家祠堂里也展示着一根杨五郎的铁棍，则是它的复制品了。当年的杨五郎是否真的使用过这么一件兵器呢？鉴于这根铁棍在后世的名气很大，后人是宁可信其有的。明代五台山的高僧镇澄法师曾为此赋诗二首，其一云：

国土寥寥马不嘶，白云深锁五郎祠。

宋家世界成空梦，铁棒常拈欲恨谁？

五台山碧山寺毗卢殿山墙上，也保留着一首明万历年间百岁老僧赞颂杨五郎铁棍的诗，诗曰：

眼昏不辨天花落，口说前朝事可凭。

铁棒五郎曾护驾，铜台大显五台僧。

从前，杨五郎的铁棍上曾有一道裂缝，据说是他带领五百僧兵，在雁门关前大战辽国元帅韩昌时震裂的。至今，当地还流传着杨五郎棍劈韩昌、杨五郎下山破天门阵等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可见，在老百姓心中，杨五郎即使身在佛门，依然心系天下，是威震敌胆、保国安民的英雄。

五台山还有一处著名的杨家将遗迹，那就是位于挂月峰下九龙岗上的令公塔。古人诗云：

山色苍苍锁暮烟，令公遗塔白云边。

将军忠义乾坤并，千古清标尚凛然。

《清凉山志》载：“令公塔，宋杨业忠死，子五郎收骨建塔。”传说，当时为了防止奸人破坏，杨五郎在乡亲们帮助下，在五台山周围共建了七十二座疑冢，九龙岗上的令公塔就是其中的一座，也是遗留至今唯一的一座，而且在民国六年被杨家后裔认为极可能就是先祖杨业的真正墓地。据史，杨业在朔州陈家谷兵败被俘，壮烈殉国，首级已被辽将耶律斜轸送给萧太后请功，传说后来遗体被放在幽州昊天塔炫耀战功。虽然朔州战场离五台山不远，但辽国是不会轻易把与之“角胜三十余年”的死敌交给对方的，杨五郎或杨家子孙收骨建塔也就很难了。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杨五郎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呢？

史旺成先生所著《五台山史话》说：“杨五郎，杨业的第五子，名延朗，以骁勇善战著称”。这其实是错误的认识，因为史家早就定论，杨延朗即杨延昭，是杨业的长子，而不是第五子。杨五郎出家五台山的故事，当源自南宋话本、元杂剧和明清的小说演义，是经历了宋以后历代人民的艺术加工而形成的。据《宋史》和史家考证，杨业确实有七子，第五子名延环，这个延环是否出家为僧，于史无征，但是绝不会叫“杨五郎”。因为杨业长子杨延昭智勇双全，屡败强敌，令辽兵胆寒，才称他为“六郎”（契丹民族敬畏的一个神或勇士），并非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六，所以也就不存在第五子“杨五郎”。

清道光年编著的地方志称，繁峙县和五台县交界处有一个下汇村，原名“五郎城”，村中有寺，寺中碑石有“五台山太平兴国寺杨五郎和尚庄”的字样。有人据此推断，下汇村在宋代是太平兴国寺的庄产，杨五郎也当确有其人。其实这是很不可靠的，除非这块碑石可以确定是宋代的实物。

 史载，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围攻代州，时任五台山僧正（最高级僧官）的真宝和尚，不顾年迈，亲率僧兵帮助官军守卫代州城。代州失陷后，金兵侵入五台山，真宝指挥僧众英勇抵抗，最终力尽被擒。他抗词不挠，宁死不屈，怡然受戮，让侵略者和老百姓都钦佩不已。而据明代的《清凉山志》说，这个真宝和尚正是杨五郎的传法弟子。如果史上确有杨五郎其人，那真宝和尚堪称杨五郎的真传弟子，他不仅传承了大慈大悲的佛法，更弘扬了杨家将爱国爱民、忠贞不渝的民族气节。

梨花无敌“杨家枪”

杨家将满门忠烈的传奇故事，许多人打小就耳熟能详，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文盲。论传播之功，当首推戏曲和评书（包括鼓书）这两种传统文艺形式。而说杨家将，不能不说“杨家枪”。杨家将是号称“一口刀八杆枪”的，杨继业被称为“金刀杨令公”，惯用兵刃自然是大刀，“七郎八虎”用的兵器却都是枪。这是为何呢？

由著名西河大鼓书艺人郝赫先生整理的“说唱杨家将”《金沙滩·潘杨讼》中交代：杨继业的父亲杨滚（衮）武艺高强，善使一柄祖传金刀，但是受人激将，改刀为枪，投到当时天下第一枪手高祀继门下学艺七年，学成之后又回家闭门练枪三年，综合三国张家枪、唐朝罗家枪和高家枪，创立了杨家枪，并编写了《杨氏金枪谱》。按说杨滚的枪法和枪谱应该传给儿子，可是他偏偏传给了罗氏后人，杨继业则毫无怨言地继承了爷爷的金刀。这老英雄的脾气实在有点难以理喻，不过这也许就是千古传奇的必备情节，而故事才刚刚开始。因为多年以后孟良北辽盗马，居然邂逅了削发为僧隐居于一座寺庙的罗芳――杨滚一生唯一的高徒。于是，罗芳献出了枪谱，交给了三关元帅杨延昭。而此前杨家弟兄们的枪法是杨继业凭记忆教练的，并未得真传。《杨氏金枪谱》再次出世之时，杨家“七郎八虎”不是长眠地下，就是飘零异国、遁入空门，惟有杨六郎有幸按谱日夜苦练，终成大宋朝天下枪法第一。

上述杨家将故事，明显经过民间说书艺人的艺术想象和加工。但这些情节绝非空穴来风，毕竟历史还是给我们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古籍《筹海图编》卷十一《僧兵》记载：“五台之枪，本之杨氏，世所谓‘杨家枪’是也。以五台山僧善杨家枪，拟调征倭寇。”《续文献通考》又说：“使枪之家十七，一曰杨家三十六路花枪。”更有《小知录》云：“枪法之传，始于杨氏，谓之梨花枪。”杨家将研究专家常征在《杨家将史事考》中说到：“杨家将故事，明代以来即有以《金枪传》为名者。清代戏曲中又有《杨衮教枪》之类节目。其中所涉诸事容或为小说家语，而杨氏一门擅长枪法，名曰‘梨花枪’或曰‘杨家三十六路花枪’，为天下枪法十七家之一，则是事实。”可见常先生对以上历史文献记载是持肯定态度的。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南开封就复建了天波杨府，府里设立了《三十六式秘传杨家枪法》的石刻，兵器殿里还陈列着20余种宋代兵器；在山西代县鹿蹄涧村，杨家将的后人创办了杨家将武术学校，还计划整理出版《杨家将三十六路梨花枪》等系列书籍，以使杨家将文化发扬光大。

2007年5月17日，CCTV－2经济频道曾报道，一位名叫冯旭的古代兵器收藏家在北京展出了他收藏的一件宋代兵器――“杨家枪”。据主人说，这杆枪是他在杨家将的故乡收集到的，但具体是何地没有透露。杨家将原籍虽在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但他们征战沙场、建功立业之地主要在今山西和河北两省，这里一向被视为杨家将的第二故乡，“杨家枪”的实物当不出此范围之内。当然，此“杨家枪”不会是杨家将甚至是杨六郎用过的枪，而可能是按照杨家枪谱式样打造出来供普通士卒使用的枪。据说杨六郎当年曾在他的部属中推广过杨家枪，而他的部属之所以能征善战，大概就和练习了杨家枪法有关。

杨家枪既曰“花枪”或“梨花枪”，其形制当有独创之处，抑或真有“花”的特点？北京那位藏家得到的杨家枪，我还无缘亲眼一睹风采，不敢妄自猜度，当然是宁可信其真的。既然枪的实物已经现身了，那么传说中的《杨氏金枪谱》又在哪里呢？真的有过这样一部枪谱吗？历史总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据2010年5月25日《东方今报》报道，在河南濮阳发现了杨家枪谱的49代传人。文章说，在濮阳市南乐县寺庄乡东寺庄村，杨家枪谱的49代传人——63岁的关顾身手持长长的“红缨枪”，一招一式颇有几分宋朝名将的“威风”。该文作者认为，杨家枪谱的创始人正是北宋时期至今闻名全国的杨家将杨延昭。

杨延昭的枪谱，怎么流传到了河南呢？据《南乐县志》记载：北宋年间，宋军元帅杨延昭要在南乐一带与辽兵决战。杨延昭因多日鏖战，在旷野一菜园草屋小憩，因患卸甲风昏迷，恰遇东寺庄老人袁代，袁代将其治好。杨延昭便教授其枪法，还传之祖传枪谱。袁代把枪谱又传给了好友韩家，从此世代流传。解放后，此枪谱传到了关顾身手中，“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对枪谱进行过整理。在2010年的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中，枪谱踪迹被发现，经省文化厅多次做工作，关顾身才拿出了杨家枪谱。为此，当地还成立了杨家枪谱保护小组。

《南乐县志》的记载，多少也有一些传说的性质，但它也说明当时杨家枪流传的广泛，并非是秘不传人的。在战争年代，武器和枪法是用来练习和御敌的，把它秘藏起来便失去了它的价值。单凭几员名门虎将是抵挡不住敌方的千军万马的，杨延昭也明白这个道理，并有切肤之痛――他的父亲就是被俘于辽兵围困之下的。所以，他把杨家枪法慷慨地传给了他的子弟兵。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合理猜想。

2017年6月14日，《山西日报》“文化周刊”上曾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杨家枪”的传承和演变》，作者杨俄生。这篇文章虽短，提供的信息却很丰富，特别是明确提出，正宗杨家枪在山西繁峙县代堡村。作者也支持杨家枪为北宋名将杨六郎所创，且详细描述了杨家枪枪法的招式和特点。据文章所述，元、明时期，杨家将后人名将辈出，依靠一杆杨家枪在抗击外敌入侵的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民国时期，繁峙县代堡村杨六郎35世孙杨正杰是当地的武术名家，还在继续传授杨家枪。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杨六郎37世孙杨海保还应邀到山西电视台表演杨家枪。当时，《中国体育报》曾报道，山西繁峙县代堡村发现正宗的杨家枪。2017年，当地文化部门正式为杨家枪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河南发现的杨家枪和山西代县鹿蹄涧、繁峙县代堡流传的杨家枪是否同宗同源？希望有朝一日晋豫两地杨家后人有缘重逢，互为印证。正统史籍关于杨家将事迹的记述本来就很少，而关于杨家枪的记载就更不可能。我们只有寻着民间传说的曲折口碑和野史笔记的雪泥鸿爪去猜想和还原它们了。清人有诗云：“拒马河边古战场，土花埋没绿沉枪；至今村鼓盲词里，威镇三关说六郎。”越是朦胧的历史，越是具有迷人的魅力，杨家枪也是这样。

梅兰芳与“杨家戏”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演出过的京剧剧目有数百种。“杨家将”作为京剧艺术的重要题材，剧目繁多。梅兰芳与“杨家戏”可谓有不解之缘。

梅兰芳在京剧舞台上以扮演穆桂英最为著名。他经常演出《穆柯寨》、《枪挑穆天王》、《穆桂英挂帅》、《雁门关》、《辕门斩子》、《破洪州》等剧目，特别是《穆柯寨》和《穆桂英挂帅》这两出戏，在他一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穆柯寨》是他首赴上海唱压台戏时的成名剧，《穆桂英挂帅》是他新编排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剧，也是他一生的经典剧目和绝唱。梅兰芳在这两出戏里都是演穆桂英，但两个“穆桂英”的年龄前后竟相差了46年。

梅兰芳出身于梨园世家，祖父梅巧玲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京剧名旦，号称“同治十三绝”之一，以演青衣戏为主，后来兼学花旦，以扮演《雁门关》中的萧太后闻名。1913年秋天，二十岁的梅兰芳第一次应邀从北平到上海演出，这时他在上海还算初出茅庐，只能在当时的“丹桂第一舞台”挂“二牌”，“头牌”是著名的须生王凤卿。以“北平第一青衣”身份来沪演出的梅兰芳果然表现不俗，第四天，戏院老板就同意他唱“压轴戏”。第一次唱压台戏，梅兰芳自然非常慎重，经和朋友商量，决定临时向他的琴师、老演员茹莱卿学一出刀马旦戏《穆柯寨》，这出戏是刀马旦的代表戏，分量比较重。由于梅兰芳幼年有练刀马旦武工的基础，所以现学新戏并不困难，他仅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学完了这出戏。11月16日晚上，梅兰芳正式登台演出他的首次压台戏，扮演巾帼英雄穆桂英，杨宗保由另一名角朱素云饰演。由于是初次穿“硬靠”戏服演出，背上要背四面靠旗，梅兰芳的腰不太适应，演出中出现了低头的毛病。但是瑕不掩玉，他演的穆桂英，扮相俊俏，不但能继承前辈艺人的长处，又能融合自己的理解和表演风格，从而塑造了一个性格泼辣、武艺高强、英姿飒爽的少女穆桂英舞台艺术形象。特别是他首创青衣行当演员演刀马旦角色，令上海观众耳目一新。演出大获成功，梅兰芳由此名扬上海滩，一跃成为民国伶界新宠。

《穆柯寨》演出成功之后，梅兰芳趁热打铁，紧接着又现学了《穆柯寨》的下一出《枪挑穆天王》。因为《穆柯寨》中戏只演到杨宗保与穆桂英交手被擒、阵前招亲为止，而《枪挑穆天王》中还有穆桂英枪挑杨六郎、杨宗保下山、穆桂英献降龙木等故事情节。这两出戏，梅兰芳一直是分两天演出，直到建国后他57岁时，在北京大众剧场演出，才把两出戏合在一起连贯地演完。《穆柯寨》和《枪挑穆天王》可谓是梅兰芳“老戏”的保留剧目。他第三次在上海，以及首次在杭州演出，戏码里都有这两出戏，可见这两个剧目在他一生舞台表演中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的。

首次在上海的演出中，梅兰芳还演出过另一出杨家戏：《雁门关》。1914年12月，梅兰芳再次赴沪演出时，演技已更为成熟，《申报》评论他饰演的穆桂英“艳丽袅娜，令人心醉神驰。”又说他在《雁门关》中扮演的旗装花旦“一种柔情妩媚，真南北鲜俦矣，於儿夫一场，喜怒哀乐愁现于面，其佳妙之处，笔难尽述。”1919年冬，梅兰芳曾赴汉口大舞台演出一个月，与余叔岩、姜妙香、朱素云等人联袂上演了八本的《雁门关》，颇受观众欢迎。

梅兰芳第三次在上海演出是1916年10月，地点改在上海最大的戏馆――天蟾舞台，杨家戏除了唱“二穆”，还唱了《四郎探母》。后来，梅兰芳回忆他的舞台生涯时谈到，他唱《四郎探母》印象最深的是和京剧大师谭鑫培的合作。那是1917年初，他在北京加入了俞振庭组织的“春合社”，该社的大轴就是已经70岁的京剧前辈谭鑫培。所以，他有幸和谭鑫培合作配戏，剧目有《桑园寄子》、《四郎探母》、《汾河湾》等，其中《四郎探母》合作多次，效果最好。他演铁镜公主，谭鑫培演四郎杨延辉。首次合作《四郎探母》时，谭鑫培由于嗓子哑，没唱好。一个月后，谭鑫培又专门约梅兰芳唱了一次，两人配合默契，唱得酣畅淋漓，尽显大师风采。正是由于两位京剧大师对“杨家戏”的情有独钟，使他们倾心塑造的杨家将戏曲艺术形象更加生动丰满。

1959年，梅兰芳已经65岁高龄。但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他还是不顾体力衰弱，亲自组织赶排古装新戏《穆桂英挂帅》，并在戏中扮演老年穆桂英。新排京剧《穆桂英挂帅》是从豫剧剧本改编过来的，主题是表现穆桂英所代表的杨家将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家和民族安危而不计个人得失的可贵品质，以及她老当益壮、不畏牺牲的奋斗精神。

梅兰芳非常喜爱穆桂英这个艺术形象，他曾在文章中说：“我从早年就喜爱穆桂英这个人物，在不断演出中更和这个角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此之前，梅兰芳一直是演年轻时的穆桂英，从来没有演过中老年的穆桂英，他曾经连续三遍观看豫剧“四大名旦”之一的马金凤演《穆桂英挂帅》，甚至将马金凤邀请到家里，交流探讨表演穆桂英的心得体会。他认为，老年的穆桂英比年轻时的穆桂英更为成熟、坚定、果敢，应当是老迈却不失英武，沉郁又不失豪气。《穆桂英挂帅》的剧本虽来源于豫剧剧本，但唱词在改编中，除了“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两句外，全部都进行了改写。改编后的《挂帅》，全剧共八场，以穆桂英为主的有三场，分别是第二场《乡居》，第五场《接印》，第八场《发兵》。《接印》一场是全剧的重点，为了表现穆桂英接印前后的心理变化，梅兰芳对这一场的表演进行了两点创新：一是大胆采用了武戏里常用的〔九锤半〕锣鼓套子，用哑剧方式表现穆桂英内心的思想斗争；二是为表现身穿青衣的穆桂英决定挂帅后的英雄气概，他将舞台动作“比青衣放大些，比刀马旦文气些，用这两种方法把两类行当融化在一起”。对于穆桂英的角色定位，梅兰芳认为，穆桂英接帅印前，是退隐家乡的民妇，适应于青衣表现；而她接印挂帅后，成为朝廷领兵出征的元帅，自然应当以刀马旦来表演。因此，就出现了在一出戏里以两种行当应工同一角色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这在京剧发展史上也是首创。

1959年5月，新编京剧《穆桂英挂帅》在北京人民剧场首演，一连数场，场场爆满，得到了广大观众和京剧界人士，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好评。人们评价剧中穆桂英捧印的姿态具有一种雕塑的美。评论家称赞“梅先生的艺术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把穆桂英这个备受人民群众热爱的巾帼英雄形象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1961年，梅兰芳病逝。这部戏既是他在建国后排的第一部新戏，也是他一生演的最后一部戏。该剧成为经典之作的同时，也成为一代京剧艺术大师的绝唱。

作者简介：师国宏，山西代县人，现居太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省散文学会、山西省诗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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