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北伐：收复幽云成泡影
近日，《忠烈杨家将》把杨业带着七个儿子浴血沙场的故事再次搬上大银幕，基本延续了流传多年的小说、话本、戏曲中的情节设定——宋太宗钦点潘美仁为帅，杨业为先锋抵御辽兵，怎料潘仁美公报私仇，竟让杨老令公深陷重围，被困两狼山，杨家七郎援救老父，但最终杨业撞死在李陵碑上，七子中只有杨六郎一人杀出重围……
杨家将传说相距历史颇远，杨业在宋初也算不上最显赫的武将，然而，他兵败身死的“雍熙北伐”在宋辽关系史上却有着分水岭般的地位。
负多胜少的“抗宋名将”
“抗辽名将”杨业最初是以“抗宋名将”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的，杨业本名杨重贵，是北汉开国皇帝刘崇的养孙，被刘崇赐名为刘继业，在宋太祖赵匡胤对北汉的数次征伐中，刘继业的出场频率颇高，只不过在宋朝的史书中他负多胜少。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亲征北汉，命党进、李继勋、赵赞、曹彬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进逼太原 ，宋军还未成列，刘继业骑兵出门冲杀，遭到党进迎头痛击，刘继业狼狈的躲在城壕中，最后靠城上垂下的吊索才逃过一劫，不过，终太祖一朝，北汉在辽国的羽翼下硬是没被攻下，顽强地阻挡着大宋统一的脚步。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宋发动了对北汉的最终决战，此时，宋朝的皇帝已经换上了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得位不正，暂且抛开他是否弑兄篡位这一千古谜团不提，兄终弟及本就不正常，所以灭掉后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赵匡胤都没拿下的北汉，建立不世之功成为他巩固皇权的要求。
宋太祖给后继者打下的基础确实不错，由于强弱悬殊，宋军在出发前已经把太原的攻城地段分配到诸将头上。宋太祖亲率主力从开封北上，于三月初抵达镇州（今河北正定），之后宋军逐次拔除太原外围据点，并击退辽国援兵。五月下旬，太宗本人也赶到太原城下，靠前指挥。在这场围城战中，太宗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亲冒矢石、裹甲上前线，还对劝阻的人说：“将士争效命于锋镝之下，朕岂忍坐视。”太宗甚至还要到城下攻城器械“洞子”中去督战，被大将李汉琼哭着谏阻。兵将们听闻后，皆冒死争先。十万将士列阵于御前，太宗下诏批给诸军数百万支箭，“顷刻而尽”，太原城被射成了一只刺猬。
外援断绝，攻势猛烈，北汉主刘继元上表投降，不过刘继业依旧据城苦战，宋太宗命刘继元遣使招降，继业面北而拜，恸哭一场这才解甲去见新主子。宋太宗给他改名为杨业，授左领军卫大将军。后来由于他“老于边事、洞晓敌情”，被任命为知代州兼三交（太原北）驻泊马部署，防御辽国。
对于北宋来说，扫平割据政权算不得真正的统一，因为幽云十六州这些“汉唐故土”还在辽国手里，现在终于到了讨论它们归属权的时候了，太宗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乘胜北伐的构想，所有人都不表态，只有殿前都虞侯崔翰认为宋军败辽军、平北汉，正可一鼓作气，而部队是现成的，省去了征调、集结的麻烦，这就保证了行动的突然性，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急袭幽州（今北京）的计划就此定下，五月二十九日，宋军回师镇州，六月十三日，宋太宗率军数十万兼程北上。
太宗大腿中箭差点被俘虏
宋军的推进可谓神速，六月十九日，宋太宗抵达宋辽边境的易州金台驿，当天晚上，孔守正率领的先头部队夺下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而他未多做停留向前行进才追上宋太宗的御营，重当先锋，二十一日，宋军在涿州大败辽军，到二十三日天亮前，宋太宗已经进抵幽州城下，当天就在城北击败了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二十五日，宋军开始围城。“围城三周、穴地以进”。城中人心浮动，宋军曾把三百人送上城头，但又被击退。
太宗来往于前线督战，他后来回忆自己“年少气锐，至桑干河，绝流而过，不由桥梁。往则奋锐争先，还乃勒兵殿后”。身先士卒的胆色值得激赏，但考虑到他是全军主将，这种指挥风格风险太高，宋军后来痛失好局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辽人得知宋军入境是在六月二十日，之后援军陆陆续续赶到幽州城下，由于宋军占据战略主动，这些援军都被逼到了幽州外围。到了七月初，耶律休哥率领最后一支援军抵达幽州外围，决战一触即发。
七月六日，耶律沙率军从西北向幽州进发，正巧在这个方向指挥的宋太宗首当其冲！而宋军总预备队被部署在城东南，甚至已经投入攻城，未能赴援，这个失误无疑是最严重的，宋辽交战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刚开始，耶律沙一度被击退，但耶律休哥率领的精骑“五院军”从右翼迂回，切入宋军后方，耶律斜轸又从左翼横击而来，在这个钳形攻势之下，宋军大败，“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入宫嫔尽陷没”，太宗大腿上中了两箭，骑不了马只能换乘驴车逃跑，要不是耶律休哥三处负伤停止迫击，说不定大宋皇帝要当战俘，而箭伤隐隐发作的痛苦，一直伴随到太宗死。
其他部队此时也乱成一锅粥，皇帝生死不明，有人提议立宋太祖长子赵德昭为帝，后来得知太宗的下落，一场兵变这才流产，第二天辽军纵兵出击，宋军在留下了大量尸体和战利品后，向南溃退。
后世对太宗的急躁冒进批评不少，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奇袭是五代树立的军事传统，当时那些藩镇、割据政权基础脆弱、地盘狭小、防御纵深有限，很容易被一个突击所打垮。后唐庄宗存勖灭后梁就是这种战法的典范，这一招在宋太祖同意过程中也屡试不爽，经典的战例是王全斌66天灭后蜀。而这一次，宋人终于明白，辽国一拳打不倒。
宋太宗喜欢冒矢石也是五代的遗风，按照后晋大将安重荣的说法：“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军队是一切权利的源头，只有力战才能赢得成为军事领袖的资格，只有武功才能弹压那些动辄拥立新君的骄兵悍将，后唐庄宗李存勖经常起码出战，被老臣拦住还说：“老子防吾戏耳”。后唐明宗李嗣源率领的“横冲都”威震天下，曾经在阵前呼唤耶律阿保机出来单挑。就连那个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当年也曾杀入敌阵中，左突右冲，掩护李嗣源突围，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军事领袖是不是孔明不重要，但他必须是关羽。
但在高粱河战役之后，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宋太宗都不可能再成为一个“五代式”的马上天子了。
宋初二帝的“崇文抑武”
溃败让太宗不敢再上前线，未遂的兵变更让他感受到了宗师和武将对皇权的威胁，加强对内控制来挽回失去的威信成了他不二的选择，在打下太原的时候，太宗就没对将士进行封赏，说是打下幽州一并发，导致一些部队在幽州城下就士气不振。这幽州没打下来，眼见着奖金又要泡汤，赵德昭跑去为将士们说项，太宗大怒：“等你当上皇帝再发不迟”。赵德昭惊惧不已，回府就拿了把水果刀抹了脖子。当然，账要算到唐太宗的头上。而石守信、刘遇、史珪等将领被贬官，估计也和拥立赵德芳有关。
“崇文抑武”是北宋为了彻底终结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局面制定下来的国策，在这一点上也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宋太祖对性格暴烈的武士进行打压，而他重用武将的标准只有一个----听话。殿前都虞候杨信忽然染病不能说话，太祖反而提拔他做进军三衙的最高领导人----殿前都指挥使，而杨信生平最大的特点就是谨慎。那个曾经击败杨业的党进大字不识，但在太祖面前表现得极为忠诚、质朴，先后担任侍卫步军、马军都指挥使十几年。而平定南唐的头号功臣曹彬更具有转型意义，他为人低调恭谨、廉洁奉法，虽然官至枢密使，出门遇上士大夫，都要避在一边；对于自己属下的小吏，从不直呼姓名。曹彬被称颂为武将的楷模，在皇帝的引导和榜样的表率作用下，武将群体的气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前那种个人英雄主义至上的桀骜之气不见了，代之以严守纪律，循规蹈矩。
太宗即位后启用资望俱浅的武将担任进军统帅，把各地节度使子弟调入京城当人质，并开启了皇帝直接考核罢黜军将的制度。高粱河战役后，他进一步强化监军对各军主将的监视和压制，颁下“阵图”规范武将指挥，同时也约束了武将的手脚。平心而论，北宋没有产马区，无法建立起一支对抗辽军的骑兵，克制契丹铁骑的唯一出路就是步兵的技术化和组织化，列阵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太宗事前颁下的阵型不一定符合现场的形势。当年九月爆发的满城会战，就是赵延进、李继勋劝主将崔翰临时改变太宗的阵型，最后才取得了一场对辽的大捷。
二十万禁军大举伐辽
高粱河战役后，潘美任河东三交口都部署，驻守西北边防，以御辽朝，他是杨家将故事中“潘仁美”的原型、平定南汉的主将，曾参与灭南唐、北汉的战役、功勋卓著，而杨业是他的副手，从史记上看，两人的合作还是很顺畅的，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辽军十万之众入侵雁门（今山西代县北），潘、杨事先商量好，潘美率军正面迎敌，杨业带数千骑从小径绕到雁门北口，从背后突击辽军，在潘、杨的夹击下，辽军大败，阵斩辽节度使驸马侍中，生擒马军都指挥使。潘、杨两人因功加官进爵，杨业“无敌”的名号在辽军中传开，辽人后来一见杨业的旗帜，就引兵退却，史书上记载“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杨业）短”，历来史家都认为告黑状的是潘美，从“多”、“有”这几个字看，进谗言的不止一个，而当时北宋在河东、河北前线挂“都部署”这一帅臣职务的人有许多，他们都算得上是“主将”，而杨业立功，离不开上级“领导有方”，潘美为大宋立下的功勋，非杨业可追，说他嫉妒杨业，有些不合情理。
宋太宗再次兴起北伐的念头是在雍熙元年（984年），有些臣僚进言，已经即位两年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幼，国事皆决于其母萧太后，“国人疾之”。实际上北宋君臣对于萧太后“母寡子弱”的统治危机有所夸大，萧太后本人熟悉军政，她任用的耶律斜轸、耶律休哥、韩德让等人都是卓越人才。收复燕云是北宋的建国理想，并不完全取决于对敌情况的估计——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宋太宗的第二次北伐在雍熙三年（986年）正月拉开帷幕，光承担后勤供应和运输的民夫就动用了七十州府的力量，参战禁军达二十万，功臣宿将倾巢而出。总体部署是以曹彬为主帅，率三十多将，兵分三路出击：曹彬亲任东路军主帅，率军从雄州（今河北雄县）出发，向幽州挺进，米信带偏师出雄州西北，呼应配合曹彬；田重进率中路军从定州（今河北定县）出发，占领战略要地飞狐（今河北涞源县），阻击辽军西援；西路军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出雁门关，攻占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县）。中、西路军在达成战略目标后，向东迂回，合围幽州。太宗要求曹彬和米信的东路军持重缓行，“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以此将辽国主力吸引聚集于幽州地区，不敢抽调兵力向西增援，等到中、西路军收复太行山西北的“山后”诸州，向幽州挺进。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这个放在纸面上头头是道的计划好像更注重攻城略地而不是歼灭有生力量。迂回应该以切断对方后路和补给为目标，而辽军幽州不退的退守和来援方向都在幽州的东北------榆关（今山海关）。当然，沿着渤海湾从今天的沧州、天津、唐山进行到山海关并不容易，路途地势低平，洼地和泊淀宽广。宋军准备了一支千艘战船的舰队，但似乎对跨海攻击没有信心，只是承担了运输的任务。
太宗也没说，三路大军就算会集幽州城下，如果辽军主力前来决战，如何避免重蹈上次的覆辙？但战局的走向已经用不着他考虑这个问题了。
东路军崩盘，北伐破产
三月，三路大军同时发起进攻。潘美、杨业的西路军进展最为顺利，相继攻占寰、朔、应、云四州，在朔州城下，杨业的儿子杨延昭被劲箭穿臂，犹力战不止，田重进的中路军表现也很出色，相继攻陷飞狐、灵丘（今山西灵丘）蔚州（今河北蔚县），生擒辽国勇将大鹏翼。曹彬在东路攻下岐沟，新城、固安，并占领涿州十天，由于军粮不济而退兵雄州。
宋军精锐尽出，来而不往非礼也，辽国做出了萧太后和辽圣宗亲征幽州赴援的决定，急调东征女真的兵马回援，并命耶律斜轸阻击宋中、西路军。在曹彬退却的路上，辽军轮番追击，颇有所获。
宋太宗最初觉得曹彬走得太快，担心粮道被断。当他得知曹彬退兵，又大为焦急，说哪有敌军在前，自己退军就粮的，“何失策也”。他派出使者叫停了曹彬的队伍，命其和米信在白沟河一线会合，养精蓄锐，等待潘美和田重进迂回到幽州再重新北上。谁知此时曹彬的部队又横生枝节，他们眼红中、西路军的战绩，耻于自己折腾去再折腾回来，无所攻取，“谋议蜂起”。曹彬不能制止，只能带足五十天粮草再向涿州进发。
一路上耶律休哥的轻装奇兵且战且退，宋军不得不在行军中保持战斗状态，在休息时还要堤防骚扰袭击，加之天气炎热，士兵缺水，走了二十天才到达涿州城下，耶律休哥等部列阵六七里，以逸待劳的萧太后和辽圣宗也进抵涿州，曹彬再次粮尽，冒雨南撤。五月初三，耶律休哥追上曹彬，在岐沟关大败宋军，曹彬领溃军逃至拒马河，连夜抢渡，慌乱中人马相踏，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东路军溃败。太宗忙令中，西路军撤退，声势浩大的雍熙北伐惨淡收场，现在北宋君臣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善后了。
曹彬的失败似乎给宋太宗论证自己“遥控”指挥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反例，也毫不客气地把责任推给曹彬。然而，一代名将为何像个提线木偶般被皇帝，部下推前搡后，进退失据？几年前，曹彬曾因为别人的诬告被解除枢密使的职务，后来就算是诬告者事情败露，曹彬也没有复职，军界大佬仅因为片言只语就被罢职，这不能不让本来就小心谨慎的曹彬更加临事而惧，如履薄冰。统领十万大军如果再加上令行禁止，将士用命，恐怕更能加剧帝王的猜忌心里，所以曹彬完全放弃了主观能动性，也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宋初四大名将”之首在“仁将”、“儒将”的美名之下，恐怕难逃一个“庸将”的差评。
轻敌浪战导致杨业之死
宋军终于迎来了最为悲壮的时刻。西路军回撤后，此前收复的各州易手只是个时间问题，七月，太宗命潘美和杨业将这几州军民徙入宋境。杨业提出了一个计划，虚攻应州，吸引辽军主力，此时其他几州军民趁机奔入宋境，这个计划避实就虚，风险较小。而监军王侁出言讥讽：“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按他的想法，直接大摇大摆地杀到朔州即可。杨业认为这是必败之势，因为半路上很容易遭到辽军的邀击。王侁说：“你不是号称无敌吗，遇上敌人百般推诿不敢战，难道是有异志？”降将最忌讳别人说心怀二志，杨业说：“你责备我怕死，那我就为诸公先死。”临行前，他给潘美、王侁说：“你们在陈家谷口张强弩以待，等我转战到此，以步兵夹击相救。不然我就死无遗类了。”潘美一言未发，算是默许了王侁的计划。
耶律斜轸诈败，把杨业引入了包围圈。此时在后方的王侁登高望之，以为辽军败退，争功心切，带兵离开陈家谷口，潘美不能制止，结果听说杨业战败，潘美和王侁又都溜之大吉。杨业从中午冲杀到黄昏，退到陈家谷口，见空无一人，“拊膺大恸”，只能再率将士死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杨延玉也阵亡。杨业最终绝食三日而死，他的遗言是：“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
太宗对杨业之死非常惋惜，将潘美降职三级，王侁除名发配。从这个处理结果来看，害死杨业，王侁是主谋，潘美只是负领导责任。从潘、王的经历来看，实在看不出他们有存心要置杨业于死地的必要，把悲剧看成轻敌浪战造就的更为合理一些。问题是，就算不在乎自己副将的生死，在北宋统一战争中星光闪耀的潘美为何如此草包？对监军几乎没有任何约束能力。在王夫之看来，潘美的无所作为是为了避免功高盖主，不惜以士卒的伤亡换取自己的保全。
自此之后，宋攻辽守的战略态势完全逆转，北宋君臣对辽的进攻意识瓦解，“恢复燕云”变成嘴上时不时喊喊的口号，直到宋徽宗末年与女真缔结“海上之盟”以前，再也不曾见到付诸行动了。而“重文抑武”、在对外战争中缺乏辉煌的胜利，也让北宋那顶“文弱”的帽子在一千年后的今天都挥之不去。
本文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9期，作者熊崧策为该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