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北口

古北口杨无敌庙

古北口这个地方，我来过三次。前两次是去河北的金山岭长城，后一次则是专访。因为，第一次去金山岭，在古北口休息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那里的杨令公庙而萦回不忘，多年来，总想有机会再去看看。结果是，这一次，不仅是庙，而且无意识地在古北口的城下走了一圈，产生了一种思古的波澜，同时涌出写一点东西的念头。

从哪里写起呢，还是投入时间的河流，从源头写起。

第一次去古北口是在1984年，那时我在一家出版社供职，大概是在秋天，要去秋游，我已然忘记了，为什么要选择那时并不是很出名的金山岭。回来的路上，到古北口时，大家都说累了，要休息，于是把车停在一个村口，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村子便是古北口村。向村里望望，好像是在一处台地上，耸立着一组庙宇似的建筑，在入口的地方，几个工人在脚手架上忙来忙去。我对庙历来有兴趣，于是向那里走去。这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小庙，庙门两侧，剥落的墙壁上，各写着两个黑色的大字，合起来是“威镇边关”。同庙门成矩尺形的另一个墙壁上又写有“气壮山河”四字，字是白色的。前面的墙壁涂饰着红色的泥土，应该是城土，已然褪成雨中桃花的颜色；后面的墙则涂抹着白色的膏泥，用青灰做成一块长匾的形状，白色的大字便写在这上面。在庙门的西侧有一座角门，与角门做犄角形状的墙壁上，或者说在角门与“气壮山河”之间的墙壁哈桑，镶嵌着一块细长的石碑，镌刻“杨令公庙”四字。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杨业庙了。庙早已荒芜，本应是大殿的位置，空空荡荡，长满了荆棘类的植物，只有两侧的厢房还在，住着一户或几户农民。我们同西厢房的妇女聊了几句天。厢房的正面，完全是老北京屋舍的模样，屋檐下是窗。窗子分上下两层，上层糊满了白色的高丽纸，下层中间是玻璃，四周的窗格也糊着白色的纸。窗子的上层可以打开。在西厢房的北侧，有一个拱形的门洞，里面是一片空地，胡乱地用细木栅围了起来，种着小白菜之类。我们在村口看到的便是这厢房的西墙，正中开辟了有一个圆洞形状的窗户，这就不是民间所为，属于变例。因为，我注意到，窗格的形状是冰纹。那位妇女告诉我们，大殿是在“文革”时拆的，后来查书，知道是在1969年，正是如火如荼地进行“大革命”的时代，两年之后，那位最最高级的副统帅便自我爆炸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了。

在中国的民间，杨业的知名度极高，为他立这样的一座庙，是极为应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的庙，却被拆毁，对于没有亲历过那一段特殊历史时候的人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现在又要修复了？干活的工人告诉我，不是。是为了拍电影，拍有关冯玉祥的片子。冯氏在1924年来过这里，后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贿选政府，约请孙中山北上，现在只是对庙门简单处理一下。我听了很失望。

第二次路过古北口是在1991年，其时我早已调离了工作，在一所学校任教。这一次是带学生秋游，也是金山岭，当然还要走这条路，北京通往河北滦平、承德、金山岭的唯一通道。可惜、无论去，还是回，都只是路过，车子忽地就过去了，没有停留。而我，无论去还是回，都不禁要向杨令公庙的方向望望。望到了什么？现在已然记不清了。但现在看到杨令公庙则是肯定的。看这个庙是要进村子的。没有望到，难免惘然，自然萌发再来的念头。而时间也过得真快，风一样地便吹过了四五年。

大概是在1996年的7月，我们寻一个机会，专程拜望。大不一样了。殿、楹联、塑像早已做好。庙的环境也有颇大的变化。记得在令公庙的底下，原有一座低矮的小房，现在修葺一新，檐板涂上天蓝的颜色。原来的土路，现在铺上水泥。人们的装束，也亮丽起来。因为是专访，时间充裕，从庙里出来，顺着路，我们继续前行。看两侧的房子，颇古老了。走到尽头，路向左拐，屋宇开始壮丽起来。再向右拐，在拐角的地方，有一处宏大的庙宇，庙的东侧有一座戏楼模样的建筑，同时突然看到长城，从左侧山顶巍峨地喷涌下来，我们脚下的路，便从这里延伸过去。路的另一侧是长城，一条水泥构件横亘在两道城墙之间。左侧城墙的断面略为完整，右侧的彷佛修补过，也只修补了一半。城墙的南北，所谓墙的侧面，塌破得更是厉害，夯筑的黄土淤出来，把原本高峻的城墙演绎为柔缓的山坡模样。但山坡的顶部还是具有墙的形状，版筑的墙的形状。围绕着土坡，直立着槐树，丛生着叫不出名字的草类与灌木。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是一座关口。走过去，树木丛杂起来，都是那类洋种的槐树，有刺与莹白的花簇。可惜树龄不大，没有形成蓊郁的景观，但也依然有几分优美的姿质。照了几张相，我们继续前行，看到一处人家的屋瓦，被绿树笼罩着。而这时，在我的潜意识里，彷佛被人击打了一下：刚才路过的，不就是古北口的城墙吗？所谓关口，应该是古北口城门的。后来知道了，是古北口旧城的北门。我们漫步其上的这条小路，便是赫赫有名的关隘要道，许多历史人物都曾在这条道路上颠簸行进。北宋的苏辙，便是从这里进入辽时的南京，证明是，他写过一首《古北口道中萧寺石刻》。不知这“萧寺”何指？是前面我看到的大庙、杨令公庙，还是其他寺庙？而“古北口道”，则应该是这条小道。这么想着，看看脚下的小路，飘荡着一种淡灰的色泽，我疑心是用劣质水泥和砾石，相对宋时的道路，显然是，也应该说有若干变化了。周围的环境呢？苏辙诗云：“乱山环合疑无路，小径萦回长傍溪。仿佛梦中寻蜀道，兴州东谷凤州西。”同我眼下的景物大不相侔。当然，苏辙诗中的古北口道，未必就是这段。来到敌国的土地，却看到与家乡相近的景物，难怪诗人会有做梦的感觉。且不要说诗人，我读这诗，也有做梦之感。这是北方的苦寒之地，与温润的蜀中风物有什么相关？我虽然去过四川，但没有去过川陕交界之处，更没有去过凤州与兴州，从而也就没有发言权。还是看苏辙，看苏辙的诗。查《栾城集》，苏辙出使辽国，路过古北口时，还有一首《奉使契丹过杨无敌庙》：

行祠寂寞寄关门，

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

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

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

诛彤聊足慰忠魂。

揣摸诗意，苏辙是应该拜谒过杨令公庙的，只是其时称之为杨无敌庙。查《宋史》，宋辽交聘，宋的使臣均须走古北口，较之苏辙稍早的刘敞，以及苏颂都是经过这里，且留下参谒杨令公庙的诗作。

刘敞的《杨无敌庙》：

西流不返日滔滔，

陇上犹歌七尺刀。

痛哭应知贾谊意，

世人生死两鸿毛。

又，自注：“庙在古北口，其下水西流。”

这条西流之水，便是今日的潮河，滔滔滚滚注入密云水库，成为北京人的生命之源。想来历史上，今天也是，去古北口，或者出古北口，都是循着潮河的流向蜿蜒前行的。我们知道，北京的北部有两条峡谷，成为自然的通道。一条是西北方向的峡谷，通蒙古草原，其间修筑了居庸关；一条是东北方向的峡谷，通东北平原，其间修筑了古北口。古北口的地理形势是，东是卧虎山，西是盘龙山，两山之间的河流是潮河。古北口的关城便是在卧虎山之下，潮河之上，故此，古北口原称虎北口。“古”只是“虎”的谐音。而我们蹀躞的这条乡间小路，便是位于潮河与古北口关城之间，这一段大概还近乎历史，不若与潮河平行的早已辟为公路，为现代化服务了，也就难以触发我们的思古幽情。而这样的情绪还是到苏颂的诗里去寻觅吧。与苏辙、刘敞一样，他也做过往辽的使臣，留下了与古北口、杨令公庙相关的诗。诗题：《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曰：

汉家飞将领熊罴，

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

至今遗俗奉遗祠。

歌颂这样的将军，不仅受到自己人民的尊重，也受到敌国的尊重。苏辙吟“尝享能令异域尊”，苏颂叹“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无可讳言，公元1000年左右，汉民族与契丹族，宋王朝与辽王朝，是对立的民族与对立的国家，站在宋的立场抵抗辽，是会受到宋王朝与大宋百姓拥戴的，而在辽的境内，为自己的敌人立庙，或者是大宋的遗民为杨令公立庙，辽的统治者不去干预，这当然是一种雅量。契丹族及其统治者的雅量，这如同在美国为美国的头号敌人萨达姆做祭祀一样，即使是号称最民主的的国家美国也是做不到的。而辽却做到了。说明古人不是事事不如今人，至少在肚量上，是颇有宽容的涵养的。联想到1969年拆毁的杨令公庙，真不知作何感想。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是立场的变化所致。从民族的立场转化为阶级的立场，于是也就从抗辽的名将堕落为武装的地主集团的一分子了。但，沉淀于百姓心中的某种情结，似乎也并不如熬肉可以用手术刀割去一样简单。于是又有了今天的变化，依我看，重建的这座杨令公庙也还可以，只是塑工差些，弥漫着一种不成熟的乡间气息。而大殿的楹联却还可读：

节使若逢曹武穆，

将军定做霍骠姚。

节使指潘美，做过忠武军的节度使，为了顾全字数，简称节使是可以的。曹武穆指曹彬，故后谥武惠，这里做武穆不知是什么道理。霍骠姚指霍去病，汉时的名将。这两句楹联，叹息杨业没有遭遇到曹彬那样的长官，否则是会如同霍将军一样功成名就的。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倘若他的长官是曹彬又当怎样？征南唐时，曹彬立誓“入城不得杀人”。攻破金陵之后，大宴诸将，命南唐教坊的乐工助酒。这些乐工心怀故国，席间有人落泪。曹彬大怒，立将整个乐队斩首。金陵城外，至今尚有埋葬这些艺术家的“乐宫山”。在这样人物的手下，也未必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何况像杨业这样的刘汉降将，所以延用，不过是以其老于边事而已。

在宋代，或者说宋辽时期，宋与辽对峙的边防分为两段，一段在河北，一段在山西。在河北的那一段从今天的海河、大清河、白洋淀到白沟河、南易水，是一条人工制造的、以水为主的防线。在这段防守的知名将领有杨业的长子杨延昭，辽人称之为六郎的。《小放牛》唱，“杨六郎镇守在三关”的人物。另一段，在山西的那一段，概括说以恒山山脊为界，以北为辽，以南为宋。这座山也称大茅山。在这段防线有三个重要关口，即雁门、平型、宁武，而代州正是这些通道的锁匙，可见位置之重。杨业便是最高的军事长官，以少胜多，屡败辽人的入侵。雍熙三年（986），太宗北伐，兵分五路，三十万人马。第四路总指挥是潘美，副总指挥是杨业。由雁门关趋军都山，南下讨伐。前几路人马先是打了胜仗，后又败绩，消息传到雁门，杨业主张避敌锋芒，随军监军王侁不同意，讥刺杨业是畏敌如虎，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对这样的攻击，杨业十分愤懑，于是提兵北出，行前对潘美说：“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炳。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叮嘱潘美务必在陈家谷设伏，“为左右翼以援”。

杨业出击以后，潘美先是在陈家谷陈兵，“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杨业转战到陈家谷时，“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后来，杨业所骑战马受伤不能进，匿深林中。契丹将耶律奚达望见袍影，射之，业坠马被擒，不食三日而死。据说，杨业被擒后，说了这么几句话：“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奸贼是谁？《宋史》记是王侁与刘文裕。所有民间流传的戏曲小说无一例外是指潘美。民间是正确的。因为，按职务，只有潘美高于杨业，王侁与刘文裕均低于杨业，未有部下逼迫长官的道理。如果没有潘美，他们是断断不敢的。

对此，人们早已看透：

何须执笔书旧恸，

自有公平在世人。

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回忆：

在怀柔住了几天，吴又派人催行，我乃进至古北口，住在杨令公庙。据传说昔杨令公奉了朝命征辽，只给他很少的兵卒，他说敌众我寡，悬殊太大，势难收功。朝廷不理会他的困难，只说你且去打一仗再说。他率旅前往，便被包围，极力鏖战，粮尽援绝，结果还是全军覆没。他自觉丧师辱国，只有自缢而死。我这次行军，想到杨令公的遭遇，不禁感触万端，困撰了一幅对联，以书木刻，挂在庙柱上，聊寄我之感慨。那联文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对于冯玉祥这样的旧军人，产生这样的思绪，是正常的。他忘掉的联文，便是上面写出的那一副。1992年出版的《密云县地名志》首句是“何须执笔书中愤”与我所记不同，不知谁对。

在这里，冯氏召开了古北口会议，决定推翻吴佩孚与曹锟的贿选政府，行动十分诡秘，终于成功。冯氏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他的回忆录找来一读。不过，我以为读冯氏这本回忆录，除了重大的军事行动外，有些闲笔，也颇有注意：

从怀柔到古北口，到密云，大路两旁都是枣树，此时正结了实，红的果子满树累累，看着真是美观，真是可爱。那时我们部队过了整整三旅，而路旁的枣子依然满树。

冯玉祥叙述古北口的枣树是为了申明他军纪严明。我读后的感想却是，在我们走的这条道路上，一株枣树也没有见到。它们都到哪里去了？它们都飘进历史的册页里去了。而历史早已在这里凝固，从而引起我们，至少是类于我这样人物的翻检兴趣。

 

(本文选自王彬《旧时明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