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台湾 郑骞
六 三关六使之解释及杨延昭汝州发配传说之由来
(一)、三关六使之解释
三关、六使，此两名词常见于敷演杨延昭故事之戏剧小说，其例甚多，不胜枚举。民国鼓词俗唱，亦有“杨六郎把守三关口”之语。三关者，延昭镇守之地，六使则为延昭之官衔。
台湾 郑骞
六 三关六使之解释及杨延昭汝州发配传说之由来
(一)、三关六使之解释
三关、六使，此两名词常见于敷演杨延昭故事之戏剧小说，其例甚多，不胜枚举。民国鼓词俗唱，亦有“杨六郎把守三关口”之语。三关者，延昭镇守之地，六使则为延昭之官衔。最详细之解释见于元无名氏撰谢金吾杂剧，谢剧第二折杨六郎白云：“某姓杨名延景，字彦明。……俺弟兄七个，乃是平、定、光、昭、朗、景、嗣，某居第六，镇守着三关。是那三关。是梁州遂城关、霸州益津关、雄州瓦桥关，此乃三关。某受六使之职。是那六使？边关里外点检使、界河两岸巡绰使、关西五路廉访使、淮浙两场催运使、幽汾二州防御使、河北三十六处救应使，此乃六使之职。”此外诸戏剧小说皆只云三关六使而并无解释。考之史乘地志，所谓梁州遂城关，无此地名；六使之说，尤为荒唐，宋代官制根本无此六使，更不必问延昭曾否任其职矣。然，五代北宋之时，确有所谓三关；六使，虽属讹传，亦是“其来有自”。今就诸书记载，分别考证于后。
注：戏剧小说中六郎之名甚不一致，有与史传相同者，有相异者，详见本篇第三章第三节杨业诸子考证。
三关之解释，可分三项。一曰正说，史书地志所载也；二曰俗说，即上文所引谢金吾剧；三曰误说，近人之讹传，既不合于史书地志，亦不合于戏剧小说者也。正说之三关在后周及宋初为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宋太宗以后为益津关、瓦桥关、高阳关。盖周世宗攻辽，取得三关，益津、瓦桥皆以置州，淤口则仅置寨（通砦）；宋太宗时又置高阳关，淤口之名渐废，高阳遂代淤口而列于三关。益津在宋之霸州，今河北霸县与文安县之间；瓦桥在宋之雄州，今河北雄县；淤口在宋之信安军，今河北永清县与霸县间之信安镇；高阳在宋之瀛洲，今河北河间县与高阳县之间。三关之北为辽，其南为宋，真宗景德元二年间澶渊之盟以前，宋辽争战，多在此一区域。换言之，三关为宋与辽对峙之国防第一线，进战退守俱以此为根据地也。延昭一生事业，皆在防辽，前后二十余年，其驻防区域始终不出此三关之范围，而其最后官职为高阳关副都部署，在屯所九年，见宋史二七二本传。故戏剧小说中叙延昭事迹遂以三关为言，如镇守三关、私下三关、明下三关皆是。当时宋辽间之另一防线则为今之山西省北部，以代州雁门一带为中心，杨业之官职即为代州刺史兼三交（地名，在今山西太原之北。）驻泊兵马都部署。故曰：杨氏父子之事迹，杨业在山西北部偏东，延昭在河北中部而偏西偏北。俗说之益津、瓦桥与正说合，所谓梁州遂城关则为讹传。梁州与杨延昭无关，与遂城亦无关，“梁州遂城”根本无此地名。但遂城（今河北徐水县）则为延昭所曾防守之地，宋史延昭传叙其事甚详，俗说盖即由此传讹。误说见于民国五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国语日报》，题为《五台山与历史上之杨家将》，未署作者姓名。其中有一段云：“从河北省西北角的居庸关起，沿着长城，一路往南，顺次列着四道关口，那就是：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和龙泉关。其中除去居庸关不谈，其他三关就是有名的三关口，也就是旧演义小说和平剧里常提到的‘杨六郎把守三关口’的那个地方。”其说合于地理而不合于历史。所列三关，皆确有其地，次序方位亦合。但非宋时惯称之三关耳。此说未见于他处，又不似该文作者“创获”，应是华北民间旧传如此。按：宋史本传云，延昭于真宗景德元年曾“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馘甚众。”据考信录考定，古城在今山西广灵县西南，灵丘县迤西，正当紫荆关倒马两关之间，延昭率兵马出塞，则系经过倒马关，见第七章倒马关条按语，误说云云，似即由此而来。且延昭当时为保州（今河北清苑县）缘边都巡检使，其巡防区域，亦可达此三关；然则误说虽不合宋时惯称。亦尚不甚支离。今汇录本节有关资料于后。
辽史卷六穆宗纪：“应历九年夏四月，是月，周拔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同书七十八萧思温传：“周主复北侵略，与其将傅元卿李崇进等分道并进。围瀛洲（今河北河间县）陷益津、瓦桥、淤口三关。新五代史卷十二周世宗本纪：“显德六年（即辽应历九年）三月甲戌北征。夏四月壬辰取乾宁军（今河北青县）；辛丑取益津关，以为霸州；癸卯取瓦桥关，以为雄州。”原注云：“世宗下三关，瓦桥、益津以建州；及见淤口关，止置寨，故旧史实录皆闕不书，遂不见其取得时日，今信安军是也。”玉海卷二十四周世宗复三关条，全用其说。旧五代史只有益津、瓦桥，无淤口，即新五代史所谓旧史不书。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亦只有瓦桥、益津，无淤口。宋史八十六地理志：“信安军、同下州，太平兴国六年，以霸州淤口砦建破虏军，景德二年改为信安。”同书同卷：“至道三年，以高阳隶属顺安军，旧名关南，太平兴国元年改名高阳关。”按：顺安军（即今河北高阳县）。读史方舆纪要卷六：“显德六年，复亲征契丹，取瀛、莫二州（莫州，今河北任丘县），于是关南始为周境内。”原注云：“关南、瓦桥关南也。时以瓦桥、益津、高阳为三关。……高阳关亦曰草桥关，在今保定府安州高阳县东。”嘉庆一统志卷十四，保定府关隘：“高阳关在高阳县东旧县治，宋初曰关南，以其地在三关之南也。太平兴国七年，改置高阳关。”又云：“草桥关在高阳县西二十里。周显德六年，复三关以控燕蓟，雄曰瓦桥，霸曰益津，高阳曰草桥，俱置重兵。……草桥关在高阳县西，高阳关则在县东，不得混为一。”按方舆纪要即混高阳、草桥为一，一统志乃实地勘查之纪录，应从。但一统志云周时之三关为瓦桥、益津、草桥，则非是；应从辽史及五代史作瓦桥、益津、淤口。高阳、草桥两关虽位置不同，一东一西，而同在高阳县境内，其地在宋初仍名“关南”，自不得为彼时所谓三关之一。太平兴国七年置高阳关，亦应从上文所引宋史地里志作太平兴国元年。盖淤口已废，高阳新置，自此以后，三关之名遂如方舆纪要之说，属于瓦桥、益津、高阳关矣。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国家(按谓明朝)以雁门、宁武、偏头为外三关，而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上文所谓误说之三关，即明时之内三关，去居庸而益以龙泉也。
六使之称，荒谬无稽；然此类讹传，必有其所自来。予以为此说应在宋史延昭传中求其解释。延昭传云：“以崇仪副使出知景州（今河北景县）。时江淮凶歉，命为江淮南都巡检使。改崇仪使，知定远军（今河北东光县）。徙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就加如京使。……以功拜莫州刺史。……进本州团练使。……咸平六年夏，复用延昭为都巡检使。……命延昭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进本州防御使。”延昭一生官职之有“使”字者，备见于此，共为九个。其中崇仪副使与崇仪使仅系正副之别，缘边都巡检使前后三任，如俱以一个计算，则是：崇仪、江淮南都巡检、缘边都巡检、如京、团练、防御，恰为六个。盖延昭身后，综合论其生平者，见其曾任此六使，乃以杨六使称之；辗转传讹，遂如谢金吾剧所云，延昭曾同时兼任六种使职，又复别立名目，益觉荒谬无稽矣。予所推测，虽近于附会，实亦不无可能。若就谢金吾剧所举之六使分析：边关裹外检点、界河两岸巡绰、河北三十六处救应，此三者为缘边都巡检之歧说，淮浙两场催运为江淮南都巡检之讹传，关西五路廉访为元杂剧中惯称之官职，防御为延昭曾任者，仅幽、汾二州不知从何而来耳。今录与本节解释有关之资料于后。
文献通考卷五十九：“宋朝有沿边、溪洞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练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宋史卷一六七与此略同。通考同上卷：“宋朝沿唐制，置诸州防御使。唐防御使在团练使之下，宋朝陞之于上。”又云：“节度使在唐为阃帅，观察团练使在唐为监司，防御使在唐为边将，刺史在唐为郡守。至宋则阃帅、监司、边将、郡守，各别有以名其官；而节度、承宣、观察、团练、防御、刺史。则俱无职任，特以为武臣迁转之次序。”以现代用语解释之，凡此种种，皆为用以表示其阶级之名称，而非实际职务。崇仪、如京，见通考卷六十四及宋史卷一六九，通考属于武散官，宋史属于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叙迁之制，此两卷所列，皆是阶级而非职务，然则延昭所任六使，仅江淮南都巡检及缘边都巡检为实职，余者皆虚衔也。
杨家府演义无六使之称。但卷一第七则云，延昭以幽州救驾之功授仓典使、迎州防御使、三千里界河南北招讨使；卷二第十四则云，加杨景为镇抚三关都指挥使；卷四第二十三则云，杨景以魏府救驾功授三关总管节度使；卷六第三十九则云，真宗封征辽功臣，杨景为代州节度使兼南北都招讨。以上前后合计，恰好亦是六个使名，不知与称延昭为六使有关系否，录之以备一说。至于此六个使名之无稽，自不必论矣。卷二第十二则云，杨景击退辽兵，授高州节度使，景固辞未受，此一使当然不算。
(二)、汝州发配传说之由来
杨延昭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发配故事，首见于明教坊所编杨六郎调兵破天阵杂剧楔子及第一折，次见于杨家府演义卷三第十九则，三见于北宋志传第二十七及二十八回，四见于施凤来撰三关记传奇，其书虽不存，但于黄文晹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一中可知其梗概，五见于昭代箫韶第五本第五、第八、第十、第十二等出；梆子戏之托孤计则系由此事演变而来。此为杨延昭故事中之流传普遍而又甚为荒唐者，可能全出虚构。其内容及演变情形不属于本篇考证范围，不赘述。仅就宋史延昭传记事，推测此种传说是否亦有其根据。首先须知，所谓发配者，即贬谪之意也。破天阵剧延昭白云：“因为某私下三关，杀了谢金吾家一十七口，本该死罪。圣人怜某有功，以此敎我在汝州为酒醋都管。”杨家府演义云：“……遂将杨景发配汝州，监造官酒，递年进献三百埕，三年完满，听调别用。”北宋志传云：“延昭因焦赞杀谢金吾，被发配汝州作工，递年进造官酒。”昭代箫韶云：“焦赞免死充军；杨景配往汝州，进造官酒，三年限满候旨。”按：宋人每有谪监某地酒税者，如晏几道谪监颍昌酒税、苏辙谪监筠州酒税、秦观谪监处州酒税、陈与义谪监陈留酒税皆是；延昭之事，无乃类此，但戏剧小说作者多为半通文人，乃混贬谪与发配为一谈耳。然遍读延昭传全文，并无贬谪之事，故曰此种传说可能全出虚构。若勉强求其根据，则宋史延昭传中下列记事或即为此传说之所自来。其文曰：“咸平五年，契丹侵保州，延昭与杨嗣提兵援之。未成列，为契丹所袭，军士多丧失。命李继宣、王汀代还，将治其罪。帝曰：‘嗣辈素以勇闻，将收其后效。即宥之。六年夏，契丹复侵望都，继宣逗留不进，坐削秩；复用延昭为都巡检使，时讲防秋之策，诏嗣及延昭条上利害。又徙宁边军（今河北蠡县）部署。”传文云：“代还，将治其罪。”又云：“即宥之。”其事辗转传讹，愈传去事实愈远，遂成真治其罪而发配汝州。然戏剧小说所载延昭得罪之由为焦赞杀谢金吾全家，与“为契丹所袭，军士多丧失。”毫无关联；故予所云云只是推测之词，聊备一说而已。抑有进者，戏剧小说敷演古人事迹，往往与作者当时事迹有关，其无意者为混淆，其有意者为影射。明代边患，始终不绝，边将升沉成败，事迹甚多，所谓杨家将故事，实难免有若干明代事迹混淆其中，或借题影射，错综变化，遂难澈底究诘。读明代诸历史演义者所不可不知。
